1925年04月11日
早起至兰山市场购得陶器二十余件，识古董商鲜某，同至其家复选得数品；出城在冷摊上得《千佛洞李氏碑》及贞观十四年《姜行本纪功碑》。
《姜碑》据《甘肃新通志》卷九十二《艺文志附金石》第十［“十”，当作“九”页谓：“在安西州祁连山顶碑额正书大唐左屯卫行军姜行本勒石纪文碑上衔书交河道行军总管右参卫将军上柱国（以下缺）派吴仁领右军五十万交河道行军总管左卫将军上柱国既（缺）县开国公牛进（缺）领兵十五万碑末书大唐贞观十四年岁次庚子六月丁卯朔二十五日辛卯瓜州司法参军河内司马（缺）国朝雍正十一年大将军查郎阿命员外郎阿炳安修盘道数十折卫以栏楯下临巴尔库勒淖尔即蒲类海于山之巅得此唐碑长可八尺其形方四面有字字多残缺犹可读”云云。
《西域水道记》卷三第二十六页原文：“始因水以名地曰巴尔库勒（今曰巴里坤，即音之转）继因地以名水曰巴尔库勒淖尔常川西偏其东南隅山曰库舍图岭（蒙古语库舍碑也，以岭有唐碑，故名）山脉自乌可克岭东行三百里至此即巴尔库勒南山山岭有关壮缪祠，祠东三十余步有石室唐姜行本碑其人言碑至神异相戒不得拓拓即致大风雪断行人余庚辰二月经祠下亲拓一通（以虑尺度之碑高七尺五寸宽二尺七寸一分厚七寸十八行行四十一“一”，《西域水道记》原作“七”］字正书额五行行三字????）”第二十八页原文：“入栅门，东行，渡招摩多河，乃层折而上，五里至二层台，又旋折，历磴道二十四级。
雍正十一年，大将军查郎阿命兵部员外郎阿炳安所凿，卫以朱栏，映带流水，青松白雪，自然明丽，磴道尽，乃至关壮缪祠????”徐星伯氏亲历其地，并曾手拓一纸以归，则所载自可确信。
惟至可笑者，《甘肃新通志》既谓在安西州祁连山顶，又谓下临巴尔库勒淖（即蒲类海），其谬误固不待《西域水道记》之记载以证明，而自身叙述矛盾已若此，斯又不可深信《志》书之一证也。
归寓，卖陶器者纷至，余为翟荫君选购得数十件，价值较贱。
拓碑人送来拓片购得数种。
其中《敦煌千佛洞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即《李氏再修碑记》之碑阴。
大中十二年《佛顶尊胜陁罗尼幢》，则原石究在甘省何处，尚待考证。
饭后，应次洲厅长之约诣督署，并识苏高等审判厅厅长、张检察厅长二公。
苏出示所得敦煌唐画卷本。
左侧画观音坐像，左手提净瓶，右手执杨枝，赤足踏莲花，其前莲花石台上有盆华一，王者跪于右，手托供物，顶上现法器，一童子倾果盘，桃数枚落空中，画极精美。
线条细而劲，非唐人不能为也，造像二具亦极佳。
次洲厅长则收藏丰富，入其室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陶器精品最多，有数种安特生曾出重价与之竞购，卒为谢公所得，当时陶器价值实为最昂之时期。
佛像罗致亦不少，石造像二，铜者最多，有六朝像，有唐像，有来自印度者，泥者次之，然其中有敦煌庆阳寺数具，弥可宝贵。
磁器以秦州出土宋磁为多，铜器最少，余选得十数种为之摄影，至五时始毕，复闲谈偏时，始辞出归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