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01月15日

领导安源路矿工人举行第2次大罢工。
这次罢工是因矿局拖欠工人工资，不发年终夹薪引起的。
罢工之前，工人俱乐部曾向矿局提出：
（一）当欠晌未发清时，萍矿运往汉冶及轮驳的焦煤一概停售，若售以发工饱者，则照常运驶；
（二）当欠饷未发清时，须多出煤售卖以发工饷，卖煤之经济，并须公开；
（三）欠饷每月二分五之息，须由01月15日算起。
矿局对工人的要求不加理睬。
罢工两天后，资本家被工人包围，只得请求与工人代表谈判。
刘少奇偕同陆沉、黄静源代表工人与矿局进行谈判。
矿局答应在两星期内发清拖欠的工资，照发年终夹薪。
安源工人又一次取得胜利。

【补】

我（刘少奇）现在愿意将我的感觉及经历简单告诉你。

我开始工作就在一个历史长久而规模最大的产业安源矿山工作三年，将这一矿山每一角落的情形都弄得很清楚。我们在几万工人中，有绝对无限的信仰，工人是工作、生活大改善，地位大加提高，人皆称工人为“万岁”，工会有最高的权力，有法庭，有武器，能指挥当地警察及监狱等。即使这样，工人还不满足，还要更前进；
（一）要求增加工资，但实际情形是不能加了，
（二）工人自动将每日工作时间由十二小时减至四小时，很多工人自由旷工，这就使生产戒一半；
（三）工人不听管理人工头指挥，许多地方要危害产业的前途与工程；
（四）工人要扩大工会的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人范围内的琐事，
当时在“二七”事变以后，全国各地工会均遭解散，这一个工会很孤立的巍然存在，如海中孤岛，
整个形势要求工会的方针暂时退却与防御，然而工人要求进攻，这种情形将我苦闷欲死。

为了忠实于工人长期的利益，不能接受工人的要求——进攻。然而工人要自动进攻，群众中自然产生这种领导进攻的领袖，资本家为了生产减低，逼着工会，多方责难工会不应减低生产，在工人中进行解释说不清，无法只得在会议通过后去阻止工人早下班，结果甚至工人和阻止下班的纠察队冲突，李立三亲自去阻止工人下班，工人要打他，逼得他痛哭流涕离开矿山，我批评工人不要过份，工人要打我，说我被资本家收买，气得我很难受。也正当我与工人发生裂痕时，敌人进攻，预备武力解散工会，我们立即与工人在一起，动员了工人抵御了这种进攻，工人完全胜利，然而问题还是如此。’

工人要前进，但除组织苏维埃外，无法再前进，结果还不能阻止工人，这是最困难的问题，然而广泛的教育解释，民主的决定问题，提高纪律，逐渐的使工人一步步的明白，忍痛开除几个冒进的工人领袖，使情形有部分的改善，团结工人的力量，特别注意利用敌人内部的各种矛盾，注意！结果还是使这个工会维持了三年，直至“五卅”后，革命高潮再起，我离开矿山，工会还在。后来又因弄得不好，又被敌人武力解散了这个工会。

这件事对我印象最深，我无数次请问人家，请问外国朋友，提出讨论，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现在我还认为当时的处理并不错。

当时不是我右倾，不是我不愿意前进，而是工人“左”倾，工人不了解当时的形势不能前进，其实当时我寻找着每一个前进的路，我也认为前进最痛苦最容易，但无路可走。

1926年冬，我到广州，在工人中又遇着了同样的问题，不过大多是小企业工人，“左”倾的要求和行动同样的严重，因此，我就有点称老资格，将处理安源矿山的经验拿来运用，我在一个工人代表会上系统地提出了一个报告，详细说明工人的要求与行动应如何才算正当。大体是提出整个国民革命的利益高过工人经济的利益，工人不能以部分的暂时的利益妨害长久的整个阶级的利益，经济利益也有最高的限度，使企业不致倒闭，资本家仍然有利可图，工人的行动要顾及“联合战线”，不要与当时的国民革命的利益冲突，批评了当时的“左”倾错误。

自然在上述报告之后，工人中是要引起相当反威的。黄平等人接受了反威，怀疑我这个报告，我的报告原文已译成英文给鲍罗廷，送给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等人看，他们都无回答。这就是黄平等在1932年时说我“不相信中国工人阶级”所举的历史事实，以我这个报告作证明。

1927年初，我到武汉，又遇到同样的问题，当然我没有别的方法来解决，然而以广州的“钉子”，我只好不说话了，但多方面讨论的结果还是不能不出于纠正过“左”的一途。

罗佐夫斯基到武汉，我详细报告他这种情形，并请教他，但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说工人不能使企业倒闭，请政府帮助那些不能维持的小企业，工会不能代替政府，我说许多小企业大企业不能维持，而工人还要提要求怎么办呢？他不答。

白劳德在汉口上海时，我和他谈过两天，要他就外国的经验答复我。他送给我二十元纸币，说：你谈的这些材料我可写两篇文章寄给美国杂志，这是给你的一半稿费。你所求答复的问题，在我美国工人运动中还未遇到过。我才知道这是中国工人运动中特有的问题。

后来我在苏联又问过许多人，均未得到我所理想的答复，现在我想了是不能有别的答复的。

摘自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