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05月09日
作《从梅雨时期到暴风雨时期》，发表于《少年中国》第四卷第十二期。
文章认为“今日中国是梅雨时期的中国”，预期“不久暴雨时期会来”。
而要解除当前的“苦闷与闭塞”，“办法就是用民众的政治运动，推翻现政府，握得政权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注4]，就是新国家主义。”
文章不同意当时“国家主义派”所鼓吹的抽象的“不可捉摸”的“国家主义”，以及“没有实现可能”的所谓“国家主义教育”。
强调：
“要解决中国现在的一切问题只有革命。”
因此所谓“新国家主义”是以打破现状为前提的，就是在革命获得政权之后“用开明专制的办法[注5]，实行国家社会主义”。
文章又说：
“中国现在没有大资本家成立的可能，而我们要能够和外国帝国资本主义的侵略相竞争，又非大规模的集资来开发实业不可；
这种大事业除了委托于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之外还有其他办法吗？”
文章还表示在对待中国现状问题上不能抱所谓“持中”的态度，认为如持这种态度，中国不但无救，而且非亡不可，至于将来革命成功后“天下太平”，“乐天知命的那种持中态度，我们那时大概可以提供出来了”。
文章在提出“要干热烈的革命运动”的同时，还提出“要革命的文学”，“来打动我们的感情，鼓起我们的热血”。
这篇文章编入《张闻天文集》（一）。
[注4]
“国家社会主义”是德文Staatssozialismus的意译，是德国洛贝图斯和拉萨尔主张的利用国家权力来进行社会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张闻天这里所说“国家社会主义”则是指对不同于无政府主义的马克思主张的社会主义。
[注5]
这里所说的“开明专制”就是指民主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