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

写长信给蔡和森、萧子升和其他在法会友，回答蔡和森、萧子升等提出的关于新民学会的方针、方法的意见〔19〕，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回信赞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并说这“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认为这个方针是世界主义的。“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不同意萧子升等所主张的实行“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方法；而对于蔡和森提出的用俄国式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信中说：“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从历史经验来看，“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是不行的。信中对于过去接受过的无政府主义和西方民主主义的观点有所改变，说：“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19〕1920年7月，新民学会旅法会员在法国蒙达尔尼举行会议，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但是对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意见分歧。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蔡和森等会员，主张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另一部分会员主张“温和的革命”，用教育作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