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七日 星三 雨止

陈卧子《朱文季诗集序》曰：“自黄初而后，其风漓矣。我独怪陶元亮居晋、宋之际，仅得一令复弃去，至于躬耕乞食，可谓至困。而其诗平婉明隽，无怨尤之言。颜延之稍称通，显要亦早退，不称其才，而其诗缛丽典则，王通氏以之为君子。此岂非辟深肆有得于内而不为境所变者乎。”香祖常谓余诗文缛丽、平婉兼而有之，不似穷居潦倒寒酸之士。今读卧子此文，可以证明余之不为境困也。 又《三子诗余序》曰：“诗与乐府同源，而其既也，每迭为盛衰。艳词丽曲莫盛于梁、陈之季，而古诗遂亡。诗余始于唐末，而婉畅秫逸极于北宋。然斯时也，并律诗亦亡。是则诗余者非独庄士之所当疾，抑亦风人之风宜戒也。然亦有不可废者，夫风骚之旨皆本言情，言情之作必托于閏橹之际。代有新声而想穷拟议，于是以温厚之篇，含蓄之旨，未足以写哀而宣志也。思极于追琢而纤刻之词来，情深于柔靡而婉妪之趣合，志溺于燕婧而妍绮之境出，态趋于荡逸而流畅之调生。是以镂裁至巧而若出自然，警露已深而含意未尽。虽日小道，工之实难。不然何以世之才人，每濡首而不辞也。或日是无伤于大雅乎？”予日不然。夫并乃吴盐美成所以被贬琼楼玉宇，子瞻遂称爱君端人丽而不淫，荒才刺而实谀，其旨殊也。 王介人《诗余序》曰：“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然宋人亦不免于有情也，故凡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非后世可及。盖以沈至之思而出之必浅近，使读之者骤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诵而得沈永之趣，则用意难也。以媛利之词而制之，实工练使篇无累句，句无累字，圆润明密，言如贯珠，则铸调难也。其为体也纤弱，所谓明珠翠羽当嫌其重，何况龙鸾必有余妍之姿而不借粉泽，则设色难也。其为境也婉媚，虽以警露取妍，实贵含蓄，有余不尽，时在低回唱叹之际，则命篇难也。惟宋人专力事之，篇什既多，触景皆会，天机所启，若出自然。虽高谈大雅而亦觉其不可废。何则？物有独至，小道可观也”。 《幽兰草词序》曰：“晚唐语多俊巧而意余深，至比之于诗，犹齐、梁对偶之开律也。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秣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词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以视周李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叹。元滥填词，兹无论已。明兴以来，才人辈出，独斯小道，有惭宋辙。其最著者为青田（刘基），新都（杨慎）、娄江（王世贞）。然诚意音体俱合，实无警魂动魄之处。用修以学问为巧，便如明眸玉屑、纤眉积黛，祗为累耳。元美取境似酌苏柳间，然如凤皇桥下语，未免时堕吴歌。此非才之不逮也，钜手鸿笔既不经意，荒才荡色时窃滥觞。且南北九宫既盛，而绮袖红牙不复按度，其用既少，作者自希，宜其鲜工也。” 张蘅之亦来，街之允书词作小单条及画初日芙蓉图小单条一幅贈碧秀。山腴言，当嘱沈靖卿刻“朝华”小印一枚，并云当以《朝华词》征赵尧生，路金坡题。倪公伟自北京寄回大文一篇，反对复辟说也，与澄波交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