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七日 星三 雨止
陈卧子《朱文季诗集序》曰：
“自黄初而后，其风漓矣。
我独怪陶元亮居晋、宋之际，仅得一令复弃去，至于躬耕乞食，可谓至困。
而其诗平婉明隽，无怨尤之言。
颜延之稍称通，显要亦早退，不称其才，而其诗缛丽典则，王通氏以之为君子。
此岂非辟深肆有得于内而不为境所变者乎。”
香祖常谓余诗文缛丽、平婉兼而有之，不似穷居潦倒寒酸之士。
今读卧子此文，可以证明余之不为境困也。
又《三子诗余序》曰：
“诗与乐府同源，而其既也，每迭为盛衰。
艳词丽曲莫盛于梁、陈之季，而古诗遂亡。
诗余始于唐末，而婉畅秫逸极于北宋。
然斯时也，并律诗亦亡。
是则诗余者非独庄士之所当疾，抑亦风人之风宜戒也。
然亦有不可废者，夫风骚之旨皆本言情，言情之作必托于閏橹之际。
代有新声而想穷拟议，于是以温厚之篇，含蓄之旨，未足以写哀而宣志也。
思极于追琢而纤刻之词来，情深于柔靡而婉妪之趣合，志溺于燕婧而妍绮之境出，态趋于荡逸而流畅之调生。
是以镂裁至巧而若出自然，警露已深而含意未尽。
虽日小道，工之实难。
不然何以世之才人，每濡首而不辞也。
或日是无伤于大雅乎？”
予日不然。
夫并乃吴盐美成所以被贬琼楼玉宇，子瞻遂称爱君端人丽而不淫，荒才刺而实谀，其旨殊也。
王介人《诗余序》曰：
“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
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
然宋人亦不免于有情也，故凡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
故其所造独工，非后世可及。
盖以沈至之思而出之必浅近，使读之者骤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诵而得沈永之趣，则用意难也。
以媛利之词而制之，实工练使篇无累句，句无累字，圆润明密，言如贯珠，则铸调难也。
其为体也纤弱，所谓明珠翠羽当嫌其重，何况龙鸾必有余妍之姿而不借粉泽，则设色难也。
其为境也婉媚，虽以警露取妍，实贵含蓄，有余不尽，时在低回唱叹之际，则命篇难也。
惟宋人专力事之，篇什既多，触景皆会，天机所启，若出自然。
虽高谈大雅而亦觉其不可废。
何则？
物有独至，小道可观也”。
《幽兰草词序》曰：
“晚唐语多俊巧而意余深，至比之于诗，犹齐、梁对偶之开律也。
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秣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
然皆境由情生，词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
南渡以还，此声遂渺。
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
以视周李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叹。
元滥填词，兹无论已。
明兴以来，才人辈出，独斯小道，有惭宋辙。
其最著者为青田（刘基），新都（杨慎）、娄江（王世贞）。
然诚意音体俱合，实无警魂动魄之处。
用修以学问为巧，便如明眸玉屑、纤眉积黛，祗为累耳。
元美取境似酌苏柳间，然如凤皇桥下语，未免时堕吴歌。
此非才之不逮也，钜手鸿笔既不经意，荒才荡色时窃滥觞。
且南北九宫既盛，而绮袖红牙不复按度，其用既少，作者自希，宜其鲜工也。”
张蘅之亦来，街之允书词作小单条及画初日芙蓉图小单条一幅贈碧秀。
山腴言，当嘱沈靖卿刻“朝华”小印一枚，并云当以《朝华词》征赵尧生，路金坡题。
倪公伟自北京寄回大文一篇，反对复辟说也，与澄波交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