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04月27日
与我的姐姐在纳基·米哈利。
无能力与人生活、交谈，完全沉陷在自己身上，想的也是我自己。
迟钝、思想不集中、忧心忡忡。
我没什么要诉说的，从来没有，也从不向任何人诉说。
——乘车去维也纳。
那位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评判的、在旅途上富有经验的维也纳人，是个大个子，两腿交叠，读着《阿兹·埃斯特》；乐于助人，就像埃莉和我（在这方面以同样的方法窥视着）看出的那样，但也是拘谨的。
我说：“您在旅行中多有经验呀！”（他知道所有我所需要的铁路网络，尽管后来表明，这些说法当然不是完全正确，他认识维也纳的所有电车路线，给了我在布达佩斯打电话的忠告，他知道运送行李的各种手续，他清楚，如果人们将提包一起带进计程车的车厢里，就少付些钱）——他对此毫无回答，而是一动不动地低着头坐着。
那位姑娘来自契兹科夫，健谈，但很少能插进话来，可惜的是身体没有发育好，有点贫血，而且再也无可能发展。
那位来自德累斯顿的老太太有着一副俾斯麦的面孔，后来她承认自己是维也纳人。
一位肥胖的维也纳妇女，是《时报》一位编辑的妻子，有很多报纸方面的知识，谈吐清晰。
引起我最大反感的是，她绝大多数拥护我的看法。
我大多数情况下默默无语，不知道说什么，在这个圈子里战争怎么也引不起从我这方面来说有值得告诉别人的意见。
维也纳一布达佩斯。
两个波兰人，少尉和夫人，马上就要下车，在窗口悄悄说话，他们脸色苍白，并不那么年轻了，两颊几乎是凹进去的，常常将手放在被衣服裹得紧紧的臀部上，烟抽得很多。
两个匈牙利犹太人，一个靠窗户，好像是矿工，用肩膀支撑着另一个睡着的人的脑袋。
大约从5点开始的整个早晨就交谈着有关商业方面的事情，算账，传阅文件，从一只手提包里掏出各种各样商品的样品。
我对面是一位匈牙利的少尉，在睡觉中一副空荡荡的、丑恶的面孔，张着嘴巴，滑稽的鼻子，早先当他回答有关布达佩斯情况的时候，倒是热情了一阵子，双眼闪闪发光，说话生机勃勃，好像整个的人都投入到这个说话的声音中去了。
车厢里的另一边是来自比斯特利茨的犹太人，他们是回家的，一个男子领着几个妇女。
他们获悉，科罗斯·梅索民用通航刚刚被封锁。
他们必须要在车里坐上20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
他们讲到一个男子，他在拉道茨留到俄国人已经来到的时候，他没有别的可能，就只好坐上最后驶过的奥地利大炮车逃跑。
布达佩斯。
关于与纳基·米哈利交通联系的各种各样的说法，我所不相信的糟糕说法，后来被证实为确切的。
在车站的匈牙利骑兵，穿着系绳的毛皮上衣，扬起脚，就如一匹耀武扬威的马。
和一位离去的太太告别。
他潇洒地与她聊天，而且说个不停，如果不通过话语，就通过舞蹈动作和手握剑柄的姿态。
由于害怕列车可能会预先开走，他好几次将她领上车厢的台阶，手几乎贴近她的腋下。
他，中等身材，有一副健壮的大牙，毛皮上衣的裁剪和腰部的突出使他看上去有点像女人。
他朝着各个方向频频发出微笑，一种完全没有意识的、无意义的微笑，仅仅是证明他本性理所当然的、几乎是军官的尊严所要求的完整和持久的和谐。
一对含泪告别的老年夫妇。
无意义地重复着无数次的接吻，就像人们在绝望的时候，并不知道绝望，不断地将香烟放在嘴上吸。
这是不顾周围环境的家庭内的情景，这样的事在所有的卧室中才如此发生。
他们的面部表情根本不可能被人注意，一位不引人注目的老太太留了下来，人们比较清楚地看见她的脸，有人想更为清楚地看看，什么表情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个对某种小小的、同样不引人注目的丑陋的回忆，大概是红鼻子，或者是一些麻点。
那老年男子有一把灰色的大髭须，大大的鼻子和不折不扣的麻点。
斗篷和手杖。
尽管他很激动，但克制得很好。
在悲伤的痛苦中抓住这位老太太的下巴，这里面有一种什么样的魔法呀，最终他们哭着看着对方的脸。
他们对这件事不是这么认为的，但人们会对此作这样的解释：甚至于这个可怜的小小的幸福，就像这两个老人之间的联系一样，被战争破坏了。
那巨人般的德国军官踏着大步行进，身上挂着各种各样小的武器装备，先穿过车站，然后穿过列车。
由于衣服绷得紧紧的，身材又高大，他看上去挺直，走动起来几乎令人吃惊；为一下子能把所有的部位都捕捉住，人们把眼睛瞪得大大地看着他结实的腰部、宽阔的后背、高挑的身材。
在车厢里有两个匈牙利犹太女子，母亲和女儿。
两人挺像，母亲显得雍容高贵，女儿却是可怜的，但有着自我意识的多余的存在。
母亲——经过好好地修饰的大脸盘，不光洁的皮肤，蓝色的衣服，可怜的胸脯上罩着白色上衣的镶饰。
红十字护士。
十分沉着而坚毅。
旅行对她来说就好像是一个整体的自我满足的家庭。
她像父亲那样吸烟，并在走道上走来走去，她像一个男孩一样跳到长凳上，从她的旅行袋里取一些东西，她像一位母亲那样小心翼翼地切肉和面包、剥橘子，实在像她本身那样的俊俏姑娘一样，她在对面的长凳上展示她那双美丽的小脚、黄色的靴子和结实的双腿上的黄色长筒袜。
她一点儿也不拒绝别人与她攀谈，甚至于自己就开始发问起来，询问她看到的远处的山，她给我导游指南，让我在地图上寻找这座山。
我毫无兴致地躺在我的那个角落，尽管她令我好喜欢，但要问她是怎样想到这些的时候，那种违愿之感在我心里堆积着。
强壮棕色的面孔看不出一定的年龄来，粗糙的皮肤，圆拱形的下唇，旅行的装束，里面穿的是女看护的制服，柔软的便帽随意地压在牢固的鬈发上。
因为她没有被问及，她开始一点儿一点儿地叙说起来。
如我后来知道的那样，她完全不令我姐姐欢喜，我姐姐却微微地支持着她。
她驶向萨托拉里亚·乌伊赫尔，在那里她将知道下一个决定，她最喜爱的是在那个有最多事情要做的地方，因为在那个地方时间过得最快（我姐姐从中得出结论，她是不幸的，我认为这推测是不正确的）。
人们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例如有一个人在睡觉中打鼾令人难以忍受，别人将他弄醒，请他顾及一下其他的病人，他答应了，可是他几乎还没有躺回去，那可怕的鼾声就又已经响起来了。
这是非常滑稽的。
其他的病人将拖鞋朝他扔过去，他躺在房间的角落，因而是一个不可能不击中的目标。
人们必须认真地对待病人，否则就达不到目的，是、是，不、不，只是不容有商量余地的。
这里，我对此作了一个愚蠢的，但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特性的、阿谀奉承的、狡猾的、次要方面的、不涉及个人的、漠不关心的、不真实的、从远处的、从某一个最后的病态的秉性得来的，此外是早先晚上受到斯特林堡剧本演出影响的注解，那一定要使妇女们感到舒适，才可能如此地对待男人们。
她未听见这个说法，或是不理会这个说法。
我的姐姐自然完全理解它的含意，并大笑起来。
又讲了一个一点儿也不想死去的破伤风病人。
那位匈牙利站长后来带着他的小男孩上车了，这位护士给这男孩一个橘子，小男孩接过这橘子。
后来她又给他一块杏仁果糖，并把这块糖送到他嘴边，但他迟疑了。
我说：他可能不相信。
这位护士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着，非常可爱。
窗前的蒂萨河和博德罗格河流淌着早春的巨流。
海的景色。
野鸭群。
盛产托考伊甜酒的群山。
在布达佩斯突然于耕作过的田原之间升起了半圆状的加固的阵地。
铁丝网作障碍，经过细心填塞的用长凳架起来的顶盖，一律如此。
对我来说莫名其妙的表达是：“因地制宜。”
对这个地带的认识是属于一种四足类的本能。
在乌伊赫尔肮脏的饭店，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都用得不能再用了。
晚上用的桌子上还有最后一批睡觉人的烟灰。
床只是表面上罩得很整齐。
试图在分队司令部，后在后勤司令部要求得到乘坐军用列车的允许。
这两个部均设在舒适的房间里，特别是后者的房间。
军方与官方之间的对立。
对写字工作倒是有正确的估价：一张桌子上有墨水、有笔。
阳台门和窗户都开着。
舒适的沙发床。
在院子阳台上的一间用布帘隔开的屋里发出餐具的碰撞声。
点心端了上来。
有人——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尉——拉开布帘，看看是谁等在这里。
“人们必须挣工资”，他说着这句话的时候停止了吃点心，并朝我走来。
顺便说一下，我什么也没得到，尽管我还得回家一次，也为取我第二个身份证。
只是将军方同意第二日乘用邮政列车写到我的证件上，这同意完全是多余的。
车站附近是乡村式的，环形广场一片荒芜（科苏特纪念碑、放吉卜赛音乐的咖啡屋、糕点甜食店、体面的鞋业商店，《阿兹·埃斯特》的叫卖声，一位骄傲的独臂士兵做着夸张的动作走来走去，一种表示德国胜利的粗野的彩色印刷品包围了四周空间，当然是被仔细地审查过。
每当我在24个小时内的时辰里走过的时候，总遇到P.），一个比较纯然的市郊，晚上在咖啡馆里，纯一色的平民百姓、乌伊赫尔的居民，简朴但陌生的、部分是可疑的人群。
可疑倒不是因为战争的缘故，而是因为他们的不可理解。
一个军中的神父独自念着报纸。
——上午这位年轻英俊的德国士兵在旅馆里。
他让人端来了许多菜，吸着一支粗粗的雪茄，然后写些什么。
锐利、严肃，但一双眼睛却是年轻的，按时刮得光滑的面孔显得格外清晰。
我后来又一次见过他在一个人的面前敬礼，但不知是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