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08月21日
我今天得到克尔凯郭尔[58]的《里希特选集》。
如我知道的，他的情况与我的情况尽管有本质的区别，但非常类似，至少他处在这个世界的同一边。
我确认他像一个朋友。
我给父亲草拟了下面的信，如果我有力气的话，我想明天将它寄出去。
您延长对我请求的答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每一位父亲面对每一位请求者都会这么做的，这当然根本不是引起这封信的原因，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它让我怀有更大的希望去静静地评价这封信。
但我写这封信是出自这样的恐惧，即您的延长或您的考虑有着更多的普遍的理由，似乎也是必然的，那不是出自我第一封信的那个能够暴露我的唯一的地方。
那么，这就是那个说到有关我不能忍受职务的事。
您大概略过了这句话，但您这就不应该了。
您应该的是，更为加倍地询问清楚，然后我就得给您下面的清楚而简短的回答。
我的职务令我不能忍受，因为它与我的唯一的渴求、我唯一的职业——那就是文学——是相矛盾的。
因为我除了文学，什么也不是，也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如此，我的职务永远也不可能将我拉到自己身边，但它大概能将我完全摧毁，我已离此不远了。
最糟糕的神经过敏状态无休止地控制着我，今年围绕着我的和您女儿未来的担心和烦恼彻底地表明我已失去抵抗能力。
您可能要问，我为什么没放弃这个职务，而且为什么不试图靠文学的工作养活自己哩——我没有那种能力。
我只能对此作出这种可怜的回答，我对此没有力量，如果我全面掌握了我的状况，我自然将会迅速毁灭的，倒不如在这个职务中毁灭算了。
现在您将我提到您的女儿面前，她是一位健康、活泼、自然、强壮的姑娘。
不论多少次，我也在大约五百多封信中重复了这一点，也不论多少次，她用一种自然是无力解释的“不”来慰藉我——而留下的真实是，她肯定会随我一起变得不幸，我对此是能看得出来的。
我不仅通过我自己的外部状况，而且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本性表现，我是一个封闭的、沉默寡言的、不爱交际的、怨天尤人的人，但并不能将这些说成是对我的不幸，因为那只是我的目标的反射。
从我生活在家中的生活方式里至少可以得出这些结论来。
现在，我生活在家庭里，生活在最好的、最可爱的人当中，但陌生得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
在近几年里，我每天和母亲说话平均不到20个字，与父亲，在某些时候顶多只是互换几句问候的话。
与我的那些已经结了婚的姐姐和姐夫们，我根本不说什么，倒并不是跟他们生气。
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跟他们实在是没有多少话要说。
所有那些不是文学的东西，令我无聊，我仇视那些东西，是因为它们打扰我、妨碍我，哪怕只是些假想的事。
对于家庭生活来说，我缺乏任何想象，除了在最佳情况下的观察者的想象。
我没有亲戚间的感情，我在拜访中看到的简直就是针对我的幸灾乐祸。
一种婚姻也许不能够改变我，同样，我的职务也不能够改变我。
[58]丹麦哲学家（1813—185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