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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19111230
12月30日（11月11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以清内阁代表唐绍仪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一事，议决由伍廷芳答复唐代表毋庸再开，因已选举临时大总统，已足见国民多数赞成共和。
△ 孙中山答复上海《大陆报》记者，说明日间将赴南京举行接任式，并组织新政府。
△ 孙中山致电邓泽如，告以“现为组织中央政府，需款甚巨。
委任阁下向南洋华侨征集大款”。
△ 同盟会本部在上海召开临时会议，改订同盟会暂行章程，发表团结同志宣言。
△ 南北双方在沪举行第4次议和会议，拟定召集国民会议办法四条。
△ 袁世凯电唐绍仪，告以承认第3次议和协议。
同日又电唐，否认第4次议和所议办法。
△ 清廷以军饷无着，准袁世凯等奏请，将盛京大内及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变价充饷。
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近代>19111230
1911年12月30日
△农历（11月11日）
伍廷芳、唐绍怡开第4次会议，商定召集国民会议办法4条，每省代表3人，直、鲁、豫、甘、新及东3省代表由清政府召集，余由民国政府召集。
袁世凯电唐绍怡，国民会议必须在北京召开，并不同意代表选举办法。
中国同盟会在上海开临时会议，发表团结同志宣言。
吴虞日记>19111230
冬月十一日
午刻，吴庆熙带兵多人至余处，请余同至其营，言有人告余，吴当为余将此事了结，以便出来做事。
至则老魔在焉。
余愤且悲，余祖宗何不幸而有此子孙也。
遂将余所以作庭苦趣之故与周择挟嫌之由，及老魔受醮妇竣讼与余纠缠不休之历史、字据，一一呈述。
吴恍然曰“有后娘便有后老子，你汤着他也是无法。
我今公断。
案月给其二人十二元，令其迁出与后妇同居。
此后不得再生事端，复行需索。
此系其自愿迁出，并非你不与同居，逼其他往。
日后亦不得任意翻案再控。
十二元有余，听其贮蓄。
若浪费不孚，即穿敝衣亦不与你相涉。
遵断后我当备案送军政府。
如彼二人有违我令，惟我是问可也。”
事毕复对藜然八母舅、戚让生、李协和及众弟兄宣言：
“吴氏父子之事，我已了息。
吴又陵并非不孝之士。
此后诸人不得讥侮之，违者我即不能答应。”
余当交吴二十大元，其中多八元，系预支作押下月照扣，老魔自对吴言者也。
老魔欲分租房押银百金，吴摇手止之日：
“不行。”
老魔又欲请断田五十亩。
吴复曰：
“他尚有一大家人，要缴你二人一月十二元尽足用了。”
老魔欲备衣衾棺木。
吴日：
“此待你身后议之，厚薄则看你父子之情，他若不卖棺葬你，街坊也不能答应。
不必说了。”
余观吴统领听断精明，意极斩截宜有将才。
胜于王人文、陶思曾诸人远矣。
在八母舅处同邱化成午饭。
归闻社国璋来会余，颇关心，余仍往会之。
夜惆怅不能眠，思余身世何不幸之多且甚也。
弗朗茨-卡夫卡日记>19111230
1911年12月30日
我的模仿欲完全不是什么戏剧表演方面的事，对它来说首先缺少统一性。
在其全部内涵中的粗野的东西，引人注目的性格特征，我是完全无能为力去模仿的，类似的尝试总使我失败，它们违拗了我的天性。
相反，去模仿粗野表明的细节，我有着一种决然的冲动，它催逼我去模仿用散步的手杖去操纵某些人，他们双手的举止，手指的运动，我能不费劲地去做这些。
但正是这毫不费力、这种模仿的饥渴使我远离了演员，因为这种不花力气的对立面在于，没有人注意到我是在模仿。
只有我本人的满意的或常常是勉强的承认向我展示了这种成功。
但远远超出这种外部模仿的还是内在的模仿，它常常是那样令人信服和强而有力，在我的内心世界里根本没有地方去观察和发觉这种模仿，只有在回忆里我才发现它。
但在这里这种模仿也是那么完美，并用一跳和一落取代了我自己，这种模仿在显然是能做得到的前提下在舞台上也许是无法忍受的。
不能让观众期望太多的极端的表演。
如果一位演员按规定要打另一位演员，在一种感官的巨大冲击下激动起来，真的打起来了，另一位演员由于疼痛大叫起来，这时，观众必然大吃一惊，并急忙从中调解。
但像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少发生的事情，却在这种不重要的情况下发生了无数次。
坏演员的本质并不存在于他模仿得微不足道，更确切地说在于，他由于缺乏修养、经验和气质而模仿了错误的行为。
但他本质的错误是，他没有遵守表演的界限而做了太强烈的模仿。
舞台所要求于他们的那个朦胧的想象驱使他这么做，即使观众相信，这一位或那一位演员不怎么样。
因为他干巴巴地闲站在那里，用手指尖玩弄着他口袋的边缘，不合礼仪地用手顶着臀部，偷偷地去倾听提台词的人提示。
不管怎么说，时辰也许会彻底地变化，他却还是保持着一种内心不安的严肃，这样，就是这么一位突然出现在舞台上的演员也不会怎么样，因为他模仿得太强烈，如果他只是按他的意思去做这些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