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26日
星期四。
洛维昨天整个下午都在朗诵戈尔汀的《上帝·人·魔鬼》和他自己在巴黎的日记片断。
前天，我看演出戈尔汀的《疯狂的人》。
所以说戈尔汀要比会拉丁文的夏尔坎斯基、法伊曼等人好得多，因为他拥有更多的细节、更多的条理，以及在这个条理里的更多的合乎逻辑的东西。
为此，这里再不完全是其他剧本里的那种生硬的、一次性的即兴表演的犹太人特性的东西。
在表演这种犹太人特性东西的时候，发出的噪声是沉闷的，因而刻画的细节就更少了。
自然也有观众做出让步的，而且有时候人们相信还必须踮起脚尖，为越过从纽约来看戏的犹太人的头看这出戏（疯狂的人的形象，塞尔德夫人的全部故事），但更糟的是对不论哪一种熟悉的艺术也作出明显的让步。
例如，在《疯狂的人》中，情节变化了整整一幕，由于考虑到这位疯狂的人讲了一些在人性上模糊不清、但在文学上却是那么粗野的话，竟让人闭上了眼睛，在《上帝·人·魔鬼》里的那位老姑娘也是如此。
《疯狂的人》的部分情节非常大胆。
一位年轻的寡妇与一个已经有了四个孩子的老头结婚，同时马上与她的情人弗拉基米尔·沃罗拜契克通奸。
这两个人就这样毁了这整个的家庭，施默尔（彼佩斯）不得不拿出所有的钱，不久便病了。
最大的儿子（克卢格）是个大学生，离家出走，阿历山大成了赌徒、酒鬼，丽丝（契西克）成了女佣，勒美赫（洛维）是个傻瓜，对塞尔德夫人的仇恨，是因为她取代了母亲的位置；又对她爱，是因为她是靠近他的第一个年轻女人。
这两者把他带进了一种荒谬的疯狂境地，发展得如此之远的情节随着勒美赫对塞尔德的谋杀而解决了。
所有的其他人让观众停留在一种未完的、无可奈何的回忆中。
对这个女人和她的情人的杜撰是一种没有人寻求他自己看法的杜撰，这种杜撰给予我的是莫名其妙的、各种各样的自信。
戏剧节目单给人留下暗示的印象。
人们从这里获悉的不仅是那些名字，而且还有一些更多的东西，但也就只是这么多了。
比如在这里最善意的、最勇敢的公众肯定知道了一个受到他们裁判的家庭。
施默尔·莱布利希是一个“富有的商人”，但却没有说，他年老多病，是一个可笑的喜欢女人的人，一位坏父亲，一个不虔诚的鳏夫。
他在他夫人忌日的那天结婚。
这所有的说明要比戏剧节目单上的正确得多，因为到戏剧的结束，他已不再富有，因为塞尔德将他搜刮得一干二净，他也几乎不再是一位商人，因为他疏懒了他的事业。
西蒙在戏剧节目单上是“一个大学生”，实际上颇为模糊，就像我们知道的许多遥远熟人的儿子一样。
阿历山大是一个没有性格的年轻男子，也只是叫“阿历山大”而已，关于“丽丝”这个深居简出的姑娘，人们也只知道，她叫“丽丝”而已。
勒美赫可惜是“一个白痴”，因为这是有点儿无法隐瞒的事情。
弗拉基米尔·沃罗拜契克只是“塞尔德的情人”，但不是家庭的破坏者，不是酒鬼、赌棍，不是放荡的人，不是游手好闲的人，不是寄生虫。
他戴着这顶“塞尔德情人”的帽子，虽有许多表露，但读到有关他的举止，人们能说的却少得可怜。
此外，情节的发生地是在俄国，这些勉强搜集在一起的人物分散在一片广阔的地区，或者说集中在这个地区的一个小小的、不被人注意的点上，简单地说，这个剧本里发生的事是不可能的，观众得不到什么可看的内容。
尽管如此，这出戏开始演了。
剧作者明显地花了很大的力气。
许多事情出现了，这些事情不依赖于戏剧节目单的力量，但却带着极大的自信与它贴近。
人们只相信鞭打、抢劫、殴斗、捅肩、昏倒、砍头、残废、穿着俄国翻口靴子跳舞、女人的裙子飘得高高的舞蹈、沙发床上的翻滚，这些都是事实，在这里反驳是无助于事的。
甚至连留下回忆的、令身临其境的观众激动的高潮也不缺少，这让人们认识到，戏剧节目单暗示的印象是一个错误的印象，这印象只能在演出之后才能构成，但现在已是不正确的了，也是不可能的了，这种印象只能在一种厌烦的袖手旁观的处境中产生。
在这种情况下，对诚恳下判断的人来说，在演出之后于节目单与演出之间应该说不再有什么被允许的东西可看的了。
从第一个笔画开始就带着绝望写东西，因为今天玩牌的人特别吵闹，我不得不坐在普通桌旁。
那位O.女士张口大笑，站起来，又坐下去，越过桌子跟我说话。
我为完成这个不幸而写得如此糟糕，我不得不想起洛维美好的、用一气呵成的感情写成的巴黎回忆。
它是出自于独立的火焰，而我肯定主要是因为时间是那么少，至少现在几乎完全受着马克斯·勃罗德的影响，这有时候为了丰富一下内容仍不免使我对他的工作扫兴。
因为我感到慰藉的是我在写关于肖[25]的自传评论，尽管这里面本来就包含着与慰藉相对立的东西：当孩童的时候，他在一家都柏林的房地产代理人的办事处当学徒。
他一下子放弃了这位置，去了伦敦，并成了作家。
在从1876年至1885年的最初9年里，他总共挣了140克朗。
“但尽管我是一个坚强有力的年轻人，我的家庭处在恶劣的境遇中，我并没投入生活的斗争，我却让我的母亲投入到生活的斗争中去了，让自己靠着她来养活。
对我的父亲来说，我不是帮手，相反，我却是依赖着他。”
最终使我感到了少许的慰藉。
他在伦敦自由自在度过的年华对我来说已经过去，可能的幸运变为越来越不可能实现的幸运，我过着一种可怕的替补式的生活。
我十分胆小而可怜地只对肖追踪到这么远，我给我的父母朗诵了这个地方。
这种可能发生的生活是怎样带着钢铁的色彩、带着绷紧的钢棒和薄薄的黑暗在我的眼前闪光啊！
[25]萧伯纳。——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