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2月25日
……从桌子装饰下面敞开的格洞里冒出了装订成册的旧报纸、目录、风景画片、信件。
这些所有的册页，有的部分已撕碎了，有的部分翻开着，形式如露天的阶梯，这种不值一提的状况毁坏了一切。
正厅里少数可称为大件的东西以最显眼的姿态矗立在那里，好像剧院里容许这些事情似的：商人可以在观众厅里清理他们的商业书籍，木匠可以锤锤打打，军官可以挥动军刀，神职人员可以在那里向心灵做祷告，学者可以据他的理解侃侃而谈，政治家可以向市民作滔滔不绝的讲话，热恋者可以在那里情不自禁地亲吻，等等。
唯有在我的写字桌上当当正正地放着一面刮胡子用的圆镜子，就像人在刮胡子用它的时候那样；刷衣服的刷子刷毛面朝上地放在桌子上；小皮夹子放在那里明显是为了我要付钱准备的；钥匙串里露出一把钥匙，是工作完时用的；领带还有一部分缠在脱下衣服的领子周围。
那个最近处较高的、被旁边已经锁上的小抽屉挤得紧紧的饰板隔成的空间倒不如说是一个废物间。
这么说吧，就好像是观众大厅里的低低的楼座，实际就是剧院里最显而易见的地方，是为最下等人、为那些老花花公子保留的地方，他们身边的保镖可以从里到外地进出，为那些粗野的汉子们保留的地方，他们可以将他们的一双脚挂在楼座的边上。
人们只能是匆匆地一看，没法统计有这么多孩子的家庭，他们正在这里整理可怜的孩子们房间里的垃圾（这已经闯进了剧院的正厅）。
在黑暗的背景里坐着不少身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当灯光照进去的时候，人们才有幸看见他们，等等。
在这个格子里放着不少废旧的纸张，我若是有个纸篓的话，我会早将它们扔进去的。
一些已经折断了笔尖的铅笔，一只空的火柴盒，一只出自卡尔斯巴德的镇纸，一杆带边框的尺子——尺子边缘凹凸不平，要是用它来画一条公路的话，就实在太糟糕了——还有许多领扣，磨损了的刮胡刀附件（世界上没有放这些东西的地方），领夹，还有一个重重的铁镇纸。
在这格子的另一边——
可怜，可怜，可是感觉良好。
那是在午夜，这时我很舒适地醒了，这也许在白天我根本什么也没写的情况下才是可原谅的。
燃烧着的白炽灯，安静的住处，外面的黑暗，清醒状态的最后时刻，它们给我权利去写作，不管那是最可怜的。
我赶紧地利用这个权利，我也就是这个权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