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夏/刘振英/王言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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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落实十五大精神 确保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江泽民在会见代表时发表重要讲话 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尉健行李岚清一同会见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人民日报记者江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刘振英、新华社记者王言彬）为期三天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今天在京闭幕。
江泽民总书记今天下午在会见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时强调说，今年是全面贯彻十五大精神的第一年，改革、发展、稳定各方面的任务很重，搞好农业和农村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务必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
江泽民在讲话中说：“我国农业在连续两年丰收的基础上，去年再次获得好收成，为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是各级党委、政府带领广大农民群众艰苦奋斗的结果，是各行各业共同努力的结果。
农业战线的同志们，风里来雨里去，做了大量艰辛的工作，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家致以亲切的问候。”
江泽民强调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
农业是稳民心、安天下的战略产业，任何时候都要抓得很紧很紧。
特别是在连续丰收后要谨防出现松懈情绪。
要十分注意研究新情况、新问题。
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一部分农业产品销售不畅，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增长减缓。
如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有可能导致农业徘徊甚至滑坡。
一旦农业出问题，不仅直接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因此，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招呼，提醒全党同志和各级领导干部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觉地重视农业。
江泽民指出，做好今年的农业和农村工作，关键是稳定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特别是要进一步稳定和落实土地承包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政策和粮食收购政策。
这些政策，中央都有明确规定，要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不能走样。
同时，要使农村改革有新突破，调整和优化农村经济结构有新进展，农民收入有新增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有新举措。
为此，就要做扎实细致的工作，一切要重实效，而不能图虚名，搞花架子。
比如，乡村集体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就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而不能刮风，不能一哄而起，更不能把集体资产变成少数人的财产。
现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要引起高度重视。
江泽民说，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改进作风，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及时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
要结合精简机构，组织一批干部到基层挂职任职，帮助搞好基层组织建设，开辟致富门路，开展群众急需的各种服务。
要加强基层干部队伍的建设，既要抓好对现有干部队伍的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又要注重培养新的人才。
人的因素是最根本的，没有人才，什么事都很难办好。
农村的人才从哪里来，关键是要结合农村教育结构的调整和改革，把一批初中、高中毕业生经过各种职业、专业培训，使之成为当前农村所急需的各类初中级的管理人才、经营人才和技术人才。
各级领导机关都要努力为基层服务，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而不要增加基层的负担。
要扩大基层民主，健全村级民主选举制度，实行村务和财务公开，加强对干部的民主监督。
江泽民在讲话最后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把农业和农村工作做得更好。
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尉健行、李岚清和罗干、姜春云、温家宝、宋健、陈俊生等领导一同会见了代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在会议开幕时作了题为“坚决贯彻稳定和加强农业的方针，确保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报告。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温家宝在会议上讲了话。
国务委员陈俊生作了会议总结。
会议提出，今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总的指导思想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坚持稳中求进的指导方针，稳定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稳定和落实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稳定农产品总量，稳定农村社会秩序，力求农村改革有新突破，产业结构调整有新进展，农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有新提高，农民收入有新增长。
会议提出今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具体任务是：粮食总产稳定在4900亿公斤，棉花总产稳定在400万吨；
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乡镇企业在提高效益的前提下平稳增长；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5％，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000万以上。
完成上述任务，将为如期实现中央提出的到本世纪末粮食总产量达到5000亿公斤、农民生活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会议强调，完成今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目标任务，需要着力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一、进一步稳定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确保农业持续稳定增长。
会议认为，在农业连年丰收之后，强调稳定和加强农业是非常必要、极为重要的。
稳中求进，首先要稳定和加强农业。
只要把认识真正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克服种种忽视、放松、弱化农业的思想和行为，坚定不移地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做到精力不转移，工作不松懈，投入不减少，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不动摇，积极优化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和条件，大力推进农业科技革命，就完全可以在过去三年农业出现“增长高峰期”的基础上，争取农业的稳定持续增长。
二、坚决稳定和落实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切实调动和保护农民的积极性。
历史经验表明，农业的丰产与歉收、增长与下滑，归根到底取决于农民的积极性，而农民积极性的高涨与低落，又取决于党的农业和农村政策。
各地一定要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密切结合当地实际，把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土地承包政策，坚持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
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余粮的政策。
同时，要不折不扣落实好中央扶持农业的政策，管好用好各项支农资金、扶贫资金、救济资金，使这些资金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抓紧调整优化农村产业产品结构，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和效益。
目前我国农业已经进入了由自给农业向商品农业、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新阶段。
加快由自给农业向商品农业、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已是势在必行。
不然，农业就没有出路，没有希望。
当前，要着力做好三项工作：第一，面向市场，调整优化结构。
在农业内部，要在确保粮食稳定增长的前提下，放手发展畜牧业、水产业、林果业、蔬菜业，发展多种经营。
要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实现多次增值增利，使之成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成为国民经济的一大支柱产业。
要加快发展农产品储藏、保鲜、运销业。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首要的是加强对市场的分析、预测，为农民及时提供准确的市场信息。
第二，培育市场，搞活流通。
当前应当在发展城乡集贸市场的基础上，重点发展农产品批发市场。
搞活农产品流通，既要发挥国有和合作商业的主渠道作用，又要发挥农民购销队伍的重要作用。
第三，积极稳妥地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做好引导和扶持工作，一要坚持市场导向，确立区域性主导产业；
二要培育和扶持龙头企业，充分发挥其开拓市场、引导生产、加工转化、销售服务的作用；
三要处理好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关系；
四要加强组织协调。
四、大力强化农业增产增效要素，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农业基础设施脆弱、抗灾能力有限、科技贡献率低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
农业要登上新的台阶，必须下大气力强化各种生产要素，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
要坚持不懈改善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实现可持续发展。
水利建设要始终把大江大河治理放在突出地位，抓紧抓好，确保万无一失。
同时，要重视中小河流的治理。
坚持不懈地开展群众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力推广节水灌溉技术。
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保护好现有森林资源。
使我国的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有较大的改善。
要积极推进农业科技革命，各级领导要把农业科技真正摆到第一生产力的位置。
要逐步推进农业机械化，加大农业综合开发力度，进一步加大扶贫攻坚的力度。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很重要的是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继续贯彻向农业倾斜的政策，加大向农业投入的力度。
五、积极稳妥地深化农村改革，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深化农村改革，总的要求是，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原则，既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加大改革力度，解决影响生产力发展的突出问题，又要从实际出发，注重实效，防止“一哄而起”，“一刀切”，造成不良后果。
要由点到面，逐步推进，力求有新的进展和突破。
乡村集体企业在改制中，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民主讨论，尊重企业的选择，不可强制推行。
要严格防止集体资产流失。
要在调整和完善农村所有制结构方面有新的进展和突破，在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方面有新的发展和突破，在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方面有新的进展和突破，在扩大对外开放方面有新的进展和突破。
六、加强农村基层的基础建设，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加强农村基层的基础建设，是贯彻落实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推进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
要着重抓好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以增强服务功能为重点的经营体制建设，以村务公开、民主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民主制度建设，解决好“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的问题。
这三项基础建设，是有机统一、互相促进的，必须配套抓好。
实践证明，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是坚持党的宗旨的具体体现，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是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强大动力。
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健全农村基层的民主制度，使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必将极大地调动农民的政治积极性，有力地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会议强调，实现今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目标任务，必须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转变作风，真抓实干。
各级党政领导，要真正把农业放到应有的位置，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抓紧抓好；
领导同志要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总结成功经验，指导面上工作；
领导机关和有关部门要派得力干部下农村，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
要狠抓各项加强农业政策措施的落实到位；
各项工作都要从实际出发，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做到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力戒虚报浮夸、形式主义、强迫命令。
目前我国的农业，既面临种种困难和挑战，又具有良好的发展机遇和条件，世纪之交的农业发展有着广阔的前景。
会议号召全国各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十五大精神，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振奋精神，扎实工作，努力实现中央确定的农业和农村工作目标，为全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做出应有的贡献。
李铁映、吴邦国、迟浩田、邹家华、李贵鲜、司马义·艾买提，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党政领导、各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管农业的负责同志以及中央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出席了这次会议。
作者：于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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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浩田对客人的来访表示欢迎。
他说，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标准处理国家关系，反对任何国家以民族、宗教和人权等问题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
迟浩田说，中国有一句谚语，“远亲不如近邻”。
中塔两国山水相连，是亲密友好的邻邦。
两国建交以来，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
他说，中塔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军之间的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中方愿意在教育训练、后勤保障等领域与塔方开展合作。
迟浩田强调，中方愿意与塔方共同努力，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长期稳定、互利合作、睦邻友好的双边关系。
迟浩田还向客人们介绍了中国国内形势和军队建设等方面的情况。
海鲁拉耶夫说，中国是塔吉克斯坦的重要邻邦，增进塔中友好合作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他认为，自塔中建交以来，两国和两军领导人的频繁交往有力地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
他表示塔方将继续与中方一道，不断把塔中两国、两军关系推向前进。
会谈前，迟浩田主持仪式欢迎海鲁拉耶夫一行访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吴铨叙中将参加了欢迎仪式和会谈。
海鲁拉耶夫一行应迟浩田邀请今天抵京，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作者：刘云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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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表示相信，巴斯的来访将增进两国军队后勤部门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他向客人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积极推进军队建设和改革的情况。
巴斯表示希望增加荷中两国军队间的交流。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温光春中将、荷兰驻华大使伍思德等参加了会见。
荷兰客人是应总后勤部的邀请于昨天抵京的。
这是近年来第一个来华访问的荷兰高级军事代表团。
作者：张玉华/曹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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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功军营 献身国防现代化
本报北京1月9日讯 张玉华、记者曹慧民报道：第二炮兵、军事科学院等单位千余名官兵，今晚以极大的热情，观看了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演出的话剧《虎踞钟山》。
深邃的思想、精湛的艺术，深深打动了官兵们的心弦。
第二炮兵领导同志感慨地说，历史是一面镜子。
这台戏形象、生动地再现了我军面临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保持清醒头脑，发扬艰苦奋斗光荣传统，永葆我军本色的史实，令人深思，催人奋进。
我军面临向新世纪迈进的重要历史时期，以史为鉴，大有益处。
我们一定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努力探索新形势下治军的特点和规律，解放思想，扎实工作，推进第二炮兵部队的全面建设。
通过舞台上典型生动的艺术形象，使官兵进一步加深了对江主席“两个武装”指示的理解和认识。
新当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唐西生对记者说：“这部话剧实在太好了，它从历史的角度警示后人。
当今世界军事领域竞争就是高科技的竞争，是高科技人才的竞争。
作为第二炮兵这支现代化部队的一名科技人员，我们一定要有紧迫感，发奋学习，刻苦钻研，努力攀登科技高峰。”
军事科学院的领导同志说，《虎踞钟山》生动感人地塑造了刘伯承元帅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光辉风范，表现了革命家的识才之眼、用才之魄、爱才之心、育才之情，深切动人，启人深思。
它又一次证明了，不论任何年代，爱护人才，培养人才，都是兴军之本。
作者：王新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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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代表。
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作者：张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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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1月9日晚，大型话剧《虎踞钟山》在京继续演出。
图①：演出结束后，第二炮兵爱军习武标兵曾蛟怀着激动的心情向饰演刘帅的演员谈自己的感受。
图② ：剧场内座无虚席，观看演出的第二炮兵和军事科学院等单位千余名官兵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图③：演员们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频频谢幕。
本报记者 张 雷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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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剧中刘帅和汪荣华谈如何搞好军事院校。
图为剧中刘帅向军旗深情地敬礼。
图为剧中刘帅和苏联顾问商谈教学的事。
图为剧中刘帅帮助学员崔保山。
图为剧中学员们学习军事知识。
图为演出结束后，刘帅扮演者程建勋为观众签名。
图为观众向演员献花。
图为刘帅儿子刘蒙向剧组表示祝贺。
图为剧组人员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陈晓平摄影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张雷、陈大鹏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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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晋京演出的话剧《虎踞钟山》在首都引起轰动，这是该团继《霓虹灯下的哨兵》、《东进序曲》等优秀剧目之后，推出的又一部感人肺腑的精品之作。
1月8日，记者来到剧组，向该剧的编、创、演职人员作了访问。
为什么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创作出这样一台讴歌我人民解放军军魂，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好戏？
《虎踞钟山》的编剧邵钧林、嵇道青对记者深有体会地说：“用历史反观现实，用精品意识贯穿创作的全过程。
这几年，江泽民主席多次强调军队要走在精神文明建设的前列，我们在创作过程中认真领会江主席的指示精神，深感军队文艺工作者只有牢牢树立精品意识，坚定不移地弘扬主旋律，才能不负使命，创作出既有思想性又有观赏性的文艺精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邵钧林是前线话剧团团长、一级编剧。
他创作的戏剧作品，在全国、全军多次获奖。
由他创作的话剧《抗天歌》曾获文华大奖、文华剧作奖。
嵇道青是前线话剧团政治处主任，曾创作发表了多部文学、电视和戏剧作品。
近几年，中央军委提出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强调加强军队质量建设和科技强军。
这两位受部队教育多年，熟悉我军历史和部队生活的作者，敏锐把握住这一时代脉搏，萌生了这一创作意图。
意识到用50年代刘伯承在南京办军事院校那段生活来观照今天，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于是他们四处采访当事人，收集有关素材。
嵇道青的岳父是刘伯承元帅的司机，熟悉刘帅的生活，这两位编剧从老人身上挖到了许多生动感人的生活细节。
电视剧《虎踞钟山》的作者江深同志又为他们提供了剧本的基础。
他们以刘帅办院校的精神投入创作，仅用10天时间就编写出一部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的剧作。
随后，前线话剧团又马上集中全团的主力，用了10天时间排出了《虎》剧。
为了拿出精品，他们大小座谈会开了50余次，反复修改。
演出本只有3万字，而在电脑中他们却输入了20多万字的手稿。
许多观众对剧中扮演刘帅形象的演员给予高度赞扬，称赞他把刘帅的形象演活了。
在后台化妆室，记者见到了扮演刘帅的演员程建勋。
在谈到如何塑造刘帅的舞台形象时，程建勋饱含深情地说：“是刘帅的人格力量促使我扮演好刘伯承这个舞台形象。
在排演《虎踞钟山》的过程中，我深入原军事学院的学员中去，和他们倾心交谈，采访到许多刘帅办军校的事迹，刘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使我产生了许多艺术灵感，他那渊远深博的知识，他那诲人不倦的精神，他那严以律己的作风深深地打动了我，为我在舞台上塑造好儒将的艺术形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演刘帅的形象实际上也是我自身心灵净化的过程，从演戏中，我也体验到了刘帅的人格力量。”
《虎踞钟山》全剧风格厚实凝重，大气磅礴，既突出了严肃而深刻的思想性，又注重戏剧冲突和人物个性的刻画，震撼着不同年龄不同阶层观众的心灵。
谈到排演全剧的经验时，导演潘自平感触很深。
他说，这个戏演的虽然是50年代刘帅在南京办军事院校的事，但是我们在排演时并不仅仅把它看作是一台简单的历史戏。
这段历史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如果只是单纯地写历史，那只是一种缅怀。
排演中，我们自始至终都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去反观历史，将建国初期的历史大变革，同今天的改革开放联系起来，找到时代的共鸣点，从而使这部剧作有了较鲜明的特点和较强烈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们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伟大变革，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这场艰巨的变革中，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人民战士、每一个干部群众都面临着新的考验，为此，我们在剧中精心安排了一场刘帅教育崔保山，使之思想转变的戏。
崔保山是当年有战功的骑兵旅长，进城后面对花花世界，面对学校的新环境，碰到了新的问题，就在他差一点经受不住新的考验的时候，是刘帅及时教育了他帮助了他，使他跟上了社会的变革。
看过这场戏的观众都对其留下了深刻印象，它对我们今天怎样进行反腐败斗争，教育人民不忘本，怎样在复杂的环境中拒腐防变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话剧是一种综合艺术。
《虎踞钟山》的成功，凝聚了前线话剧团编剧、导演、演员、舞美工作人员的满腔心血。
谈到成功的经验，他们众口一词，是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们排出了这一台好戏。
许多同志说，近几年来，江泽民主席对部队文艺工作作过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军队文艺工作者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努力讴歌部队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新风尚，创作既有教育意义，又为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在排演中，始终牢记江泽民主席的教诲，始终牢记军队文艺工作者的职责，才有了今天的成功。
剧组人员表示，要再接再厉，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创作，为时代、为人民奉献更多的艺术精品。
●本报记者 陈大鹏
栏目：光荣传统
版面：光荣传统
功高垂青史 一生重教育
——深切怀念何长工同志
一
作为一名卓越的军事家，何长工同志的光辉业绩，是同中国革命第一块红色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何长工同志原名何坤，1900年12月8日出生于湖南省华容县一个农民家庭。
他自幼勤奋好学，13岁就以优异成绩考入岳阳三中，后入长沙湖南省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系深造，毕业后考入北京留法高等法文专修馆学习。
期间，在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影响下，他积极投身于救国救民活动。
1919年，他参加“五四”运动后，远赴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
在那里，他不仅学到了科学文化技术，更主要的是学到了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
1922年，他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共青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
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以后，他立即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湖南农民运动中，根据党的指示，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创办进步学校，组建农民武装。
1926年他担任了洞庭湖西区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就任中共南（县）、华（容）地区委员会常委兼军事部长。
期间，奉党的指示，一举接收了华容地区团防局，利用旧势力发展革命武装，改造旧的武装成份，进而发展了秘密农民团，建立农民协会，清剿湖匪，支援北伐。
“马日事变”后，大革命进入低潮，白色恐怖十分严重。
湖南反动军阀许克祥悬出重赏，四处通缉捉拿他。
在湖南省委和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他被党派到武汉国民革命军警卫团，担任连党代表。
也就是在这时，为掩护已被暴露的身份，毛泽东将他何坤的名字改为何长工，并意味深长地说：“何坤1918年在长辛店做过工，就叫何长工吧！”
从此，何长工这个名字，就伴随他走过了革命的一生，并成为他光辉业绩的真实写照。
著名的秋收起义打响后，何长工同志紧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为创建革命根据地，组建人民军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上山后不久，他受毛泽东之命，作为井冈山特使，下山寻找南昌起义部队。
他披星戴月，机智勇敢地奔波于湘、赣、粤三地，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找到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部队余部，促成了朱毛两支红军的胜利会师。
接着，他又率部北上迎接彭德怀、滕代远所率的平江起义部队上井冈山。
“南联朱陈、北迎彭滕”，三支起义队伍在井冈山的会师，是人民军队初创时期的一件盛事，是我军历史上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也是何长工同志一生中的一段佳话。
发展工农武装，在井冈山站稳脚跟，是当时革命最为迫切的任务。
毛泽东为使井冈山斗争的“拳头越打越多”，首先提出了团结、改造旧军队，壮大工农队伍的主张。
何长工同志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灵活的方式方法，大胆实践，先后成功地改造了井冈山的“绿林好汉”王佐部，以及后来起义的国民党“双枪兵”毕占云、张渭部，为我军对旧军队和俘虏的改造积累了经验，丰富了毛泽东建军思想。
为坚持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为红28团的党代表，何长工同志率部浴血奋战，英勇杀敌。
在新老七溪岭的战役中，他身先士卒，亲率红28团敢死队，冒着枪林弹雨，从敌人手中夺下了老七溪岭制高点，有力地支援了朱德、陈毅指挥的新七溪岭作战，为取得龙源口大捷，粉碎湘赣敌人的第一次“会剿”立下了大功。
当红四军朱、毛、彭、滕率部撤离井冈山根据地，转入赣南作战时，他率所属部队及县赤卫军，与强敌展开坚决斗争，使井冈山红旗不倒。
1930年，他在担任红3军团第8军军长时，率部参加了攻打长沙的战斗，开创了我军早期攻打大城市的先河。
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最紧要关头，何长工同志又被任命为南方战线粤赣军区司令兼政委。
在红军战略大转移前夕，他奉周恩来、朱德之命，同潘汉年同志一起，不顾个人安危，深入粤系军阀辖区，同陈济棠代表会谈，达成协议，为红军战略转移的南方战线打开了一条通道。
遵义会议后，何长工同志担任红一方面军红9军团政委，同罗炳辉一起肩负重任，出色地完成了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的后卫任务，被周恩来誉为“战略奇兵”。
二
一生革命，半生从教，是何长工同志70多年革命生涯中一道绚丽的风景线。
何长工同志既是一位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军事家，又是一位文武双全、治校育才的军事教育家。
他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宜军宜学，宜学宜军，以其卓越军事家的非凡经历，支撑他叱咤春秋的军事教育时空，使其成为我军院校建设的先驱者之一。
开拓创新，勇于实践，是何长工同志创办军事教育事业的一大特点。
在大革命初期，如何为我党、我军的发展壮大培养人才，这在当时斗争环境异常艰难的条件下，无疑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也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
但是，何长工同志以对人才培养的深刻洞察力，勇敢地挑起了这副历史重担。
1931年，江西苏区取得第3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毛泽东就同邓萍、何长工同志酝酿创办一所属于人民军队自己的学校，以培养既知晓革命真理，又会治军打仗的人才。
毛泽东高瞻远瞩地对他们说，我们决心下点本钱“镀”这个红点子，开办个培养干部的基地。
国共合作时有黄埔，我们现在要办一个“红埔”，调你们两个军长和四个师长，还有十几个团长和政委去办学校。
根据蒋介石其人的本性，估计战争形势会越打越大……，那么，除了其他因素外，培养红军干部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我们必须向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经过学校培养的军政素质好的红色指挥员。
何长工同志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信任，他同邓萍及其他同志一道，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在瑞金建立起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当时也称为红军学校），并在当年秋天招收了第一批400多名学员。
红校先后办了6期，造就了一大批红军干部，为反“围剿”作战和我军的发展壮大，打下了良好的人才基础。
1933年秋，根据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在红军学校的基础上，开办红军大学。
由培养红军连排基层干部为重点，转变到以培养中、高级干部为重点。
何长工同志又一次挑起了革命重担，受命组建红军大学，并出任校长兼政委。
在他的辛勤工作和艰苦努力下，红大于当年冬天开学。
红大是我军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大学，在后来共和国授予将军称号的灿烂星河中，有不少都是从当年红大中走出来的学员。
如宋任穷、韦国清、程子华、曹里怀、彭雪枫、张宗逊以及刘道生、唐亮、吴克华等，都曾是红大一期的学员。
抗日战争时期，何长工同志先是创办了我军第一所“荣军教导院”，后又调入抗日军政大学，任抗大一分校校长，总校教育长、副校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敌后办学。
在延河之滨、宝塔山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潜心办学，悉心育人。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何长工同志又奉命率部赴东北从事军政大学建设。
建国之初，他担任重工业部副部长时，第一件事就是提议建立中国第一个工业学院。
1975年，何长工同志重返工作后，没有因为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不公正待遇而意志消沉。
他主动写信给党中央、毛主席，要求分配工作。
他的第一个选择，就是他所为之奋斗过的军事教育领域。
当他被任命为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后，更是以对党和军队的教育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忘我地开展工作。
以数十年的治学经验，全身心地投入到学院的各项工作中去，为培养新时期我军高级干部呕心沥血。
三
何长工同志总结办校育才经验时，曾经有一个生动的比喻：“院校是部队宝塔的尖顶明珠，只有明珠不断擦亮，才能使塔身整体光芒四射”。
他在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实践中，始终把院校建设作为“宝塔的尖顶明珠”，把它看作是军事教育的“重中之重”。
应该说，这是他几十年致力于人民军队院校建设实践的产物，也是他倾毕生精力办学育才所要达到的目标。
所有这些，都融进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博大精深之中，成为毛泽东军事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善于从教学方针和培养目标着手，确立办学思想。
在教育方针上，他主张着重阶级教育、党性锻炼和国际主义教育，使学员有政治远见，忠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能担负起民族与社会解放的重任。
红大所培养的干部，既是英勇机智的军事指挥员，又是足智善教的政治指挥员，还能在隐蔽战场上开展斗争。
要有独当一面的独立工作能力，能向敌后进军，远离根据地发展新的地区，发展革命力量；
既不怕分割，也不怕被打散；
既会进攻，又会防守；
既能争取一切条件打胜仗，又能从容不迫地处理各种不利情况，转而发展有利的活动。
在培训对象选调上，有着一套严格的程序和条件。
红校学员，都是来自红军中身经百战、实战经验丰富的工农分子，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党团员。
红大学员，则由总政治部在中央红军和各部队中选调，都是久经战争熏陶，在红军建设上有功绩，在反“围剿”斗争中战绩卓著者，其中还有荣膺中央军委红星奖章的英雄。
在我们党和军队老一辈领导人中，有许多都在当年的红校、红大校园里留下过勤奋好学的足迹。
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上，强调紧密结合作战需要，做到前方与后方的有机结合。
何长工同志常说：“我们的学校是白手起家，既无现成教材，也无供军事训练用的现代化设施，唯一条件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战场就是我们最好、最实际的大课堂。
在敌强我弱、“围剿”与反“围剿”的频繁战争中，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都是根据战争的需要而定。
何长工同志在红大时有一条规定，为紧密结合战争实际，作战时红大都要派师生参加。
如遇军事指挥员、政治委员或参谋人员伤亡，立刻由红大派去的学员暂行代行职责，待战斗结束后，再返校继续学习。
由于红大与前线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制度，常常能随时收集、总结活生生的作战经验，充实教学内容，使教学更加贴近战争实际。
在学校体制上，突出便于作战的特点。
何长工同志把部队和学校的关系概括为：“学校是部队的缩影，部队是学校的扩大。”
红军学校既是培训干部的基地，又是反“围剿”战争的预备队，随时准备参加作战。
这样红军学校在编队上保持了战斗序列，起初编有四个步兵连，后又编为政治营、军事营、特科营。
在编制上具有学校和部队的双重特色，既按专业性质编组，又按部队战斗序列把学校和部队融为一体。
战时拉得出去，停战回校（或在野外）就能进行教学，非常适应战争环境的客观情况。
他尊重知识，善用人才，积极探索和掌握教学规律。
何长工同志在青年时期打下的文化科技功底，为他日后从事军事教育奠定了基础。
几年远赴欧洲的留学生涯，更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
他曾说：“红军不能满足于‘土包子’打败‘洋包子’，还要了解‘洋包子’，学习‘洋包子’。”
他把引进外国外军乃至敌人的兵法，为我所用，看作是军事教学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于我党著名的专家、学者，他更是注重发挥他们的特长和作用，或报请党中央批准调来办学，或以“请进来”的办法，请他们来校做报告。
红军时期，党内不少领导干部和留学生、教育家都曾在红校任过教。
在延安抗大时，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到校兼课，已是不成文的制度。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董必武、徐特立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到抗大兼职或做报告，为学员讲授军事、政治、经济等。
他们成为抗大一支能量巨大的编外“教员队伍”。
作为一名卓越的军事教育家，何长工同志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也是多方面的。
他的军事教育思想和治学经验，将永远激励着我们把人民军队的教育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国防大学
作者：黄岁新
栏目：光荣传统
版面：光荣传统
1998年1月24日，是爸爸黄公略诞辰一百周年。
爸爸是1931年9月15日在反对国民党军队“围剿”作战中牺牲的，当时他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军长，才33岁。
爸爸殉职时，我刚出生8个月。
我是在党组织的保护下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抚育下长大的。
他们时常向我讲述爸爸生前的革命经历、思想品德、指挥才能以及音容笑貌。
我虽然从来没有见过爸爸，可是从老一辈的言谈中，使我对爸爸有了极其亲切和崇敬的印象，更清晰地认识了亲爱的爸爸。
彭德怀伯伯是爸爸最先结识的革命战友，他们亲如兄弟。
新中国刚刚建立，他就接待了刚从战乱中找到的我们母女。
他对我们母女照顾最多，向我们讲述爸爸的事迹也最多。
他说，他们俩人同龄，我爸爸比他大9个月，都是不到18岁就参加了湘军第二师的第六团。
我爸爸在三营，他在一营。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17年全师士兵代表集会请愿的时候，彭伯伯是一营的代表，我爸爸是三营的代表。
在代表们相互交谈中，爸爸感到彭伯伯性情豪爽，敢说敢为，很愿意同他接近。
彭伯伯对我爸爸的印象是，书不离手，很有学问，言谈表现爱国热情很高，便喜欢同他进行交谈。
后来他们俩人时常来往，议论时局，谈得非常投机，成为挚友。
于是进一步相约，立志救国救民，不做坏事，不贪污腐化（包括不刮地皮，不讨小老婆），不扰民等。
到了1920年，他们又串联几个要好的士兵，结成了“救贫会”，在军队中秘密活动。
彭伯伯还谈到，他们在湖南陆军讲武堂的时候，我爸爸对他的帮助很大。
1922年，湘军军阀为了扩充自己实力，决定在长沙开办湖南陆军讲武堂。
我爸爸听到这个消息，首先同“救贫会”会员李灿商量，向营长请求去报考讲武堂，结果得到了营长的批准。
他们在为自己高兴当中，还想到了挚友彭德怀，可是当时彭德怀伯伯因为在注磁口派救贫会员杀了当地恶霸区盛钦，被省府通缉，躲藏在家乡种地。
他们便立即给彭伯伯去信，约他一同去报考讲武堂。
信中还特别说明，经过他们的请求，营长已经批准，团长也已同意。
并且为了解决学习期间的生活费用问题，还替他安排了一个候差排长的职务，按月发给薪饷。
就这样他们一同考取了湖南陆军讲武堂。
彭伯伯还谈到，我爸爸在讲武堂学习期间，尽管身体瘦小，但无论是讲堂作业，还是操场演练，都不落人后。
战术，地形，筑城，兵器门门课程成绩优良。
他尤其喜欢战术这门课程，同别人交谈起来，引经据典，联系他阅读过的《黄石公三略》，《孙子兵法》等，总是议论风生，滔滔不绝。
彭德怀伯伯还讲述道，到了1926年，孙中山发动北伐，湘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部队里开始有了共产党的活动，他们俩人不约而同地开始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后来爸爸听说，广州黄埔军校将开办高级军官训练班，认为是一个难得的深造机会，决心前去报考。
可是彭德怀伯伯担心我爸爸离开以后，“救贫会”的工作和全团工兵委员会的活动，都会受到重大影响，不同意爸爸前往黄埔。
后来经过俩人冷静的分析交谈，彭伯伯终于同意了爸爸的想法。
临行时，彭伯伯专程到三营为爸爸送行，两位好友依依惜别。
我爸爸将自己使用多年的一支心爱手枪，赠给了彭伯伯。
有关爸爸参加广州起义的情形，多半是他的同学卜一鸣向我讲述的。
我爸爸在黄埔军校高级班将要毕业的时候，有一天傍晚突然感到情况异常：校方突然将校门紧锁，宣布所有学员一律不准外出。
爸爸和卜一鸣又听到校外一片枪声，猜想一定是发生了大事。
于是爸爸和好友贺国祯（后来改名贺国中）翻越围墙，跑到校外，只见满街行人匆匆，有的手持小红旗，有的颈上系着红带子，个个脸上流露出兴奋的神情。
经过询问，原来是共产党为了反击反动派镇压工农运动，举行了武装暴动。
当他们走到广州市公安局门前时，看到门口贴着《广州苏维埃政府宣言》，院子里堆积着收缴的枪支。
他们当时找不到指挥部，便自行拿起武器，系上红带，领着临时集中起来的起义群众，赶赴观音山增援战斗去了。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但是爸爸更认清了革命方向，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
回到学校更急切地寻找党的组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在这时，广东区委批准了他的申请，爸爸终于实现了入党的愿望。
1928年春天，爸爸和贺国祯在黄埔高级班毕业，正在考虑工作去向的时候，接到彭德怀伯伯的来信，约请爸爸回湖南独立五师开办随营学校。
当时彭伯伯已升任团长，很受师长信赖。
他们见面后即商量利用随营学校秘密发展士兵会会员，培养全师的进步骨干，准备一旦时机到来，争取全师举行武装起义。
半年以后，爸爸从随营学校调去三团三营当营长，由于一桩偶然的事件，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被省府通令缉捕。
情况万分危急，爸爸当机立断提前举行暴动，率领一个营到平江同彭德怀伯伯率领的一个团会合，共同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伯伯任军长，爸爸任第四团（后编为第二纵队）党代表。
在四十多年后的“文革”期间，造反派分子恶意贬低爸爸在平江起义中的作用，周恩来总理郑重地向群众讲：“黄公略同志领导平江起义是有功劳的，又发展了队伍。
他很有本事，是个了不起的人！”
后来遵照湖南省委的决定，由彭德怀伯伯率领红五军的一部分，去和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取得联系，由爸爸率领红五军的另一部分留在平江、浏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兵力，帮助地方党创建革命根据地。
据张启龙叔叔向我讲述，爸爸为了进一步改造旧军队的作风，学习地方游击队的工作经验，就同地方游击队进行了合编，仍称为第二纵队，张启龙担任党代表，爸爸仍担任纵队长。
爸爸善于总结经验，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分析各种战例，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
在湘鄂赣斗争期间，曾经编写《论游击战术》作为部队训练教材。
经过半年多的斗争，第二纵队由原来的两百多人发展到两千人，扩大到十倍，遂改编为湘鄂赣支队，对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1930年1月，党中央决定，将赣西和湘赣两个地区的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同年7月改称为红三军），由爸爸担任军长，陈毅担任政委（未到职）。
使赣西南地区的革命斗争迅速打开了局面。
毛主席率领红四军从汀州向长沙进军途中写的：“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就是对红三军在赣西南地区斗争功绩的赞扬。
红四军和红三军会合，爸爸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和朱德。
他兴奋异常，集合全军官兵讲话说：“此后我们就直接归朱总司令、毛政治委员指挥啦，我们红军要打大仗了，会有更大的胜利啦。”
曾经在红三军当过团长的李聚奎叔叔回忆时说，红三军归红一军团建制后，打的第一个大仗就是主攻文家市。
据守该市的敌军有一个旅，由红三军从正面攻击，由红四军、红十二军从左右两翼助攻。
战斗不到三小时，就全歼敌人三个团又一个营，生俘一千多人，缴枪一千五百余支。
打这一仗给朱德伯伯留下极深的印象。
1957年我去看望朱德伯伯时，他还赞扬说：“你爸爸打仗是把好手，又有很高的政治觉悟。”
第一次反“围剿”中，在朱德、毛泽东的统一指挥下，决定首先歼灭深入龙冈之敌——张辉瓒的第十八师。
由红三军、红十二军担任主攻。
当张辉瓒率领一个旅从龙冈向东推进时，爸爸指挥红三军由龙冈东北投入战斗，红十二军由龙冈南侧投入战斗，顿时将敌人全部包围。
张辉瓒虽已化装躲藏起来，但终于被红三军战士搜出。
顿时前线部队高喊：“捉到张辉瓒啦！”
毛主席在一首词里写的“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就是指的这种情景。
红三军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受领的任务是从中路攻击敌人，必须在敌人到达前占领白云山一带。
但要完成这个任务，走大路是赶不到的。
于是爸爸在异常紧迫的时间里，跑遍几条山沟找到一位熟悉山路的农民作向导，沿着一条人迹罕至的小路，提前赶到指定地区，在中洞隐蔽设伏。
待敌军经过中洞时，红三军的两个师同时从小山上压了下来，敌军八十二师全军覆没。
毛主席高兴地在一首词里写道：“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因此，人们都称红三军为“飞将军”。
当时在中央苏区里，大家都把黄公略和朱德、毛泽东、彭德怀并称为“朱毛彭黄”。
在红三军担任参谋长的陈奇涵伯伯告诉我说，爸爸是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的。
当时爸爸指挥红三军同兄弟部队一起，首战莲塘，再战良村，三战黄陂，三战三捷，歼敌一万多人。
接着在老营盘战斗中，又歼敌一个旅。
正在红军节节胜利的时候，部队在转移途中，遭到敌机扫射。
爸爸为了避免部队遭受损失，不顾个人安危，指挥官兵就地隐蔽，组织机枪对空射击，不幸，被俯冲扫射的敌机击中，经抢救无效，光荣牺牲。
朱总司令和毛总政委得知后，极为悲痛。
在追悼大会上，毛主席撰写的挽联是：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
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
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
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爸爸牺牲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中央苏区瑞金叶坪广场和东固六渡坳分别建造“公略亭”；
红军步兵学校改称为“公略步兵学校”；
划出吉安、吉水、泰和三个县的九个区六十八个乡，以爸爸的名字命名，成立公略县。
新中国建立后，在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关怀下，在湖南省湘乡市爸爸的故乡建造“黄公略铜像”，以资永久纪念。
爸爸将永远为人民所怀念。
●黄岁新
作者：滕海清
版面：光荣传统
为了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反击顽军进犯，1940年6月，黄克诚奉中共中央和十八集团军总部电令，率八路军一部南下抵达豫皖苏边区，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部合编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皖南事变后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我被任命为第五旅旅长，辖第十三、十四两个团，全旅三千余人。
10月下旬，我奉命率旅机关和警卫营进驻蒙城东北25公里处的板桥集。
该镇是宿县通往蒙城的要道，公路贯穿其间，临公路两侧，商业店铺鳞次栉比，约有居民三百余户。
自从日军占领宿县后，该镇常遭日伪顽匪的骚扰和抢掠，弄得民不聊生。
我率部进驻后，一幅凄凉景象呈现在眼前。
在察看镇内外地形后，即召集旅部有关同志和警卫营长杨德隆、教导员刘瑞芳等研究防御的兵力部署，并抓紧时间利用原有围墙，壕沟构筑阵地。
同时开展群众工作，宣传我党我军政策，消除群众顾虑，在部队中加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发动和组织群众破坏公路，从而使全镇军民枕戈待旦，准备打击来犯之敌。
日本帝国主义为压迫蒋介石国民党妥协投降，加速实现蒋（介石）汪（精卫）合流，1940年11月16日，驻徐州日军第十三军之第二十独立混成旅团，以及驻蚌埠、宿县之日伪军共5000余人，附汽车70辆、坦克20余辆，在空军掩护下，分路西犯涡阳、蒙城等地，驻该地区之国民党军闻风丧胆，迅即向太和、阜阳方向溃逃。
我纵队司令员彭雪枫、参谋长张震正确判断敌情：沿宿（县）蒙（城）公路西犯之敌必攻板桥集，令我部在板桥集组织防御以阻击来犯之敌，迟滞敌军西犯，支援友军。
我部当即在板桥集又加宽寨墙1丈5尺，并在顶端修筑了碉堡与交通壕，连接各掩体。
全体指战员同仇敌忾，摩拳擦掌，以逸待劳，准备迎头痛击敌人。
果然不出所料，沿宿（县）蒙（城）公路西犯之日军500余人，以及南坪集伪军第十五师千余人，向板桥集猛扑过来。
11月17日8时许进抵板桥集外围，并迅速展开，对板桥集形成半包围态势。
10时，敌人分兵两路，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从东南和南方同时发起冲击。
敌人的子弹、掷弹筒炮弹，如雨点般的向我军阵地倾泻，还出动数架飞机对板桥集和我军阵地实施扫射轰炸。
敌人猛烈的火力压制我军还击，并有少数敌人乘机越过围壕爬上围墙。
在战况十分紧张之际，我英勇顽强的指战员奋力反击，并与爬上围墙的敌人展开肉搏战，将其大部击毙，少数侥幸退逃回去。
激战至黄昏，经过我军反复冲杀，数倍于我军之敌屡攻屡败，付出惨重代价。
而我军阵地坚如磐石，岿然不动。
但不甘心失败的敌人，又增派了部队蜂拥而至，企图包围板桥集再次围攻我军。
有鉴于此，我考虑到在敌后进行平原游击战，又面临敌众我寡，利于敌机械化部队行动，我坚守板桥集的警卫营只有四个连，且已苦战整整一天，多次将敌击退并歼灭了相当部分敌人。
如继续再坚守下去，旷日持久，粮弹接济将出现困难，同时增大伤亡。
若被敌包围，后果是非常被动和危险。
遂决心迅速撤离板桥集。
敌军进占板桥集后，不见我军踪影，当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我率部在大赵家吃过晚饭后正整装待发准备再转移时，纵队司令部作战科长白浪带领纵队特务团两个营突然赶到并与我部会合。
他当即要求我部配合特务团所部，统一由我指挥重新夺占板桥集并加以坚守。
当时，我真有些茫然，因为我从未接到“坚守”板桥集的命令，敌人进攻时，我也未向纵队首长要求部队增援解围。
白天整整一天的战况，与敌拼杀的情景在我脑海里浮现。
正在沉思中，白科长对我说：“撤出板桥集，纵队首长还不知道，板桥集不能让敌人占去，今夜将它夺回来！”
于是便又发起了攻击侵占我板桥集之敌的战斗。
战至18日凌晨，我问白科长：“夺取板桥还有没有希望？”
他沉默良久，摇摇头说：“没有希望了。”
我断然决定，拂晓前，各部队迅速撤出战斗，以防敌人在天亮后实施反击。
18日拂晓，我与白浪分率部队向西北曹市集方向转移，途中都同在行进中的日伪军遭遇，从而展开激战。
狭路相逢勇者胜。
我率部在唐南集突然与敌遭遇，当机立断，命令部队迅速展开抢占有利地形，主动开火打敌一个措手不及。
激战至10时，敌人边打边逃，在仓皇中向涡阳败退。
与此同时，我特务团在王集也同敌人遭遇，双方展开了激战，反复冲杀，我军击毁敌坦克、汽车10余辆，另击落敌飞机一架，歼敌一部。
敌军不敢恋战，也向西退走。
至此，一场激动人心的遭遇战，以敌军的溃逃而告终。
经过两天一夜的鏖战，我军进行了阵地防御战、攻坚战和遭遇战，打得英勇顽强，取得了毙伤日伪军1200余人、击毁敌汽车、坦克19辆、击落敌机一架的辉煌战果。
战后，纵队首长彭雪枫、张震给予我们很大鼓励，并在敌机残骸前合影留念，不久，又接纵队转来中央军委和十八集团军总部电令，对我旅指战员给予高度赞扬和嘉勉。
12月初，纵队首长命令师部通信连长高震远率人护送敌机残骸（385号轻型轰炸机，昭和14年2月造，驾驶员三人当场毙命），先到涡阳，后又转到洛阳展览。
沿途和在展览时，都受到参观者纷纷赞扬，驻洛阳之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对我军战绩甚感惊讶，也曾致信纵队首长表示表彰与慰问。
鏖战板桥集，我军面对数倍于我之敌，不畏强暴，以坚韧不拔、不怕牺牲、顽强拼杀的战斗意志，和不顾疲劳、连续作战、克敌制胜的战斗作风，终于在这场恶战中赢得了胜利。
这在豫皖苏边区平原游击战中是空前的。
滕海清
栏目：人民日报社论
版面：时事新闻
我们党历来提倡各地各部门要结合自身的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我国农村情况千差万别，条件各不相同；
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问题、工作特点也不一样。
贯彻落实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一定要因地制宜，注重实效，善于把中央的精神和当地的实际结合起来。
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找出当地农村工作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规律来。
当前，首先要抓住当地最突出，群众反映最强烈，关联度最大的问题作为突破口，开展工作，力争在一段时间内解决好一两个突出问题，以带动农村各项工作全面开展。
我们告别了不平凡的1997年，满怀希望地迎来了1998年。
新的一年里，我们有十五大精神的指引，有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部署，相信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经过全党和全国的共同努力，确保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总体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作者：鲍先斌
版面：时事新闻
党的十四大以来，山东省济南市先后投入15.6亿元人民币用于市政建设。
截至去年底，新建优等公路50余条，永久性桥梁30座，道路总长度已达558公里。
图为八一立交桥一角。
鲍先斌摄
作者：赵众志
版面：时事新闻
黄公略1898年1月24日出生于湘乡市中沙镇，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7月，黄公略在平江嘉义镇率部起义。
中国工农红军成立后，曾任红五军党委委员、副军长、军委书记、红三军军长等职，在赣西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
1930年至1931年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在率部转移途中于江西吉安中弹牺牲，时年33岁。
在这位红军名将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湘乡市为黄公略同志兴建了黄公略广场及铜像。
铜像座高2.6米，像高3.3米。
作者：滕晓东
栏目：体育
版面：时事新闻
饮水思源话本行
大树底下好乘凉
——原国家队总教练谈中国跳水
在新闻中心，记者巧遇中国原国家跳水队总教练梁伯熙。
他现在定居加拿大的温哥华，是温哥华跳水协会总教练，连续9年被聘为加拿大国家队的教练。
此次作为香港卫视台特约评论员，来珀斯报道跳水比赛。
见到中国记者，梁老很高兴地谈了一些有关中国跳水的话题。
梁伯熙说，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头号跳水强国，70年代冲出亚洲、走向世界，80年代开始冒头，并成为“一枝独秀”。
但近年中国跳水也面临“海外兵团”的挑战。
本届世锦赛，就有不少原中国教练带着他们异国弟子参赛，其中有美国的李孔政、李宏平，加拿大的童辉，泰国的姚木荣。
作为资深的“海外一兵”，梁老认为，应从积极方面去看待这一问题。
“海外兵团”水平的提高，对中国跳水教练和队员是一个刺激，促使他们有一种紧迫感，寻求再提高，而不是满足于停留在现有水平上不思进取。
竞争才能进步，中国对世界跳水运动应作出更大贡献。
在谈到“海外兵团”的心情时，梁伯熙深有体会地说，我们也希望中国队不断发展，不断进步，多拿金牌。
因为中国这棵“大树”越大，我们在国外越好“乘凉”，越有地位。
当然，在有自己队员比赛时 ，我们也希望他们夺得金牌。
谈到中国队员在本届比赛中的表现和前景，梁伯熙说，中国队昨天拿了1块金牌和1块银牌，显示了强大的实力。
这次比赛的4个双人项目，应该是中国队的天下，因为中国拥有众多一流选手。
在单人项目上，俄罗斯与中国水平比较接近。
昨天正是俄罗斯的帕卡哈琳娜战胜郭晶晶，夺取女子3米板冠军。
在男子跳台比赛中，俄罗斯名将萨乌丁，对中国的“威胁”最大，届时将有一番争夺。
在女子跳台项目上，虽然去年世界杯加拿大选手夺得金牌，但那个运动员水平不是很稳定，中国队的蔡玉燕和陈莉拿金牌的把握性比较大。
男子跳板中国队实力很强，但一米板偶然因素多，压力大，对手水平接近，金牌归属要看最后的临场发挥。
（本报珀斯1月9日电）
●本报记者 滕晓东
作者：滕晓东
栏目：体育
版面：时事新闻
下午举行的男子1米板预赛，共有35名选手参加角逐。
周义霖和余卓成虽然各有一次失误，得分在50分以下，但另外5个动作发挥出色，仍分别以386.94分和378.00分胜出别的选手一筹，排在前两位。
德国选手豪戈以355.20分位居第三。
明天进行男子1米板的半决赛和决赛，如不出意外，中国的“双保险”将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金。
花样游泳今天进行了双人技术和单人自由预赛。
中国选手李敏和龙艳在双人预赛中发挥平稳，获得94.667分，排名第六，俄罗斯选手以98.467分名列榜首。
在单人预赛中，李敏以94.067分排名第七，仍是俄罗斯选手列第一。
水球预赛今天继续进行。
作者：滕晓东
栏目：体育
版面：时事新闻
呈现“多极格局”
本届世锦赛的女子3米板角逐已经尘埃落定。
从整个比赛结果来看，如今的世界3米跳板项目，已是“天下大乱”，正在向“多极化”格局发展。
女子3米板是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历来被人们所重视。
中国选手在这一项目中曾独领风骚，傲视群芳。
但自伏明霞和谈舒萍退役之后，中国女子跳板后继乏人，开始“多云转晴”，而众多国家的选手水平却不断得到提高，尤其是俄罗斯和加拿大选手，开始成为中国选手在世界大赛中夺冠的强劲对手。
本次比赛冠军帕克哈琳娜在去年获欧洲锦标赛桂冠，这次又“轻松”摘金，充分表明了俄罗斯队所具备的强劲实力。
她赛后说：“我没明白怎么回事就拿了金牌。”
其他一些国家也开始注重培养年轻选手，在3米板项目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在本届世锦赛的比赛中，她们水平相差不大，竞争得非常激烈，比分非常接近。
直到最后一轮，澳大利亚19岁的米切尔发挥出色，出乎意料地战胜了比她有名的俄罗斯选手叶琳娜和加拿大选手艾伦，获得第三，为澳大利亚赢得历史上第一枚世锦赛跳水奖牌。
八运会之后，河北小将郭晶晶被人们看作中国女子跳板的“希望之星”。
本次世锦赛，她是中国队欲在3米板上找回自信的“王牌”。
最后的结果说明，郭晶晶确实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新秀，虽然不敌俄罗斯的帕克哈琳娜，位居次席，但她是第一次参加世界个人3米板比赛，多少在这次大赛中建立了一些自信，为两年后的悉尼奥运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本报珀斯1月9日电）
●本报记者 滕晓东
作者：宋晓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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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月9日，第八届世界游泳锦标赛花样游泳双人规定动作的比赛在珀斯举行，中国选手李敏、龙艳暂列第六。
下图：1月9日，中国游泳队员在澳大利亚珀斯投入赛前训练。
这是女选手吴艳艳在蝶泳训练中劈波斩浪前进。
新华社记者 宋晓刚摄
作者：安江在文章中把周恩来比作“一座桥梁”，使中美两个大国以和平的方式真正走到了一起/文章对周恩来总理关于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治信仰和社会制度别国无权干涉的名言给予高度评价/
文章说，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和解决与邻国的纠纷，赢得了与会的第三世界国家代表的广泛赞誉。
文章说，中国执行了以周恩来的这一主张为基础和依据的对外政策，与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不结盟国家建立了牢固的友好关系，使中国在面对西方国家反华包围的情况下实现并保持了对外政策的均衡。
在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时，中国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绝对支持。
文章还详细地回顾了周恩来总理的革命生涯以及他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阶段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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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开罗1月8日电（记者安江）中东地区影响最大的报纸埃及《金字塔报》8日发表署名文章，盛赞周恩来总理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金字塔报》专栏作家塔鲁克·谢赫在一篇题为“带着安详面孔逝去的伟人——周恩来”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当1972年2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面带微笑站在中国长城之巅时，世界媒体大都把中美关系正常化归功于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和美国乒乓球队。
但实际上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人物是周恩来。
作者：常明军/刘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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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1月9日电 常明军、记者刘励华报道：由经贸委副主任张志刚、民政部副部长杨衍银以及总参、总后有关人员组成的中央慰问组，带着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对西藏灾区人民以及在灾区第一线抢险救灾的驻藏部队和武警指战员的亲切关怀，于1月7日抵达拉萨。
中央慰问组抵藏后，不顾严重的高原反应，专程前往灾区看望第一线救灾部队和武警官兵。
在听取了西藏军区领导同志的汇报、观看了驻藏部队抗雪救灾的录像片后，慰问组的同志很受感动，高度称赞驻藏部队官兵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
今天中午，中央慰问组一行已前往那曲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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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月9日讯 2000年将是个世界性的节日。
为庆祝这一历史时刻，由人民日报社发起并经有关部门批准，人民日报国际部、八达岭长城特区和春兰集团将在北京八达岭长城脚下共同设立一座2000年倒计时钟，并于1998年3月正式启动。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布赫出席了今天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2000年倒计时钟，又称世纪钟，主题为“争分夺秒，建设祖国”，其宗旨在于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建设祖国，为中华民族的强大而奋斗。
倒计时钟主题立意鲜明，预示着随着香港顺利回归和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中国正以全新的步伐昂首迈向21世纪。
同时，通过长城这一对外宣传的窗口，向世界表明中国人民正以崭新的面貌迎接21世纪挑战的决心。
世纪钟设在八达岭长城，前临文化广场，背靠长城，将是未来八达岭长城举行各种活动的主要场所。
毫无疑问，世纪钟也将成为八达岭长城著名景点之一。
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世界上已有几个国家在本国设立了倒计时钟，如英、法、新西兰等国。
英国将倒计时钟设在格林威治天文台，象征新世纪从英国开始。
而法国将倒计时钟设在法国的象征——艾菲尔铁塔上，表明法国迎接新世纪挑战的决心。
现在，这两处倒计时钟都已成为两国著名的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