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智堂/黄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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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好新闻比赛
本报讯 朱智堂、记者黄华敏报道：记者日前从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统计中获悉，在上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第二军医大学所承担的科研项目仅次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连续两年名列全国各类高校第三名。
这是该校坚持走理、工、医联合攻关，基础、临床、药学协同作战之路的结果。
过去，这个学校的科研工作，基本上都是以学科或专业为单位独自申报课题。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学科之间交叉渗透日益广泛，研究解决一个问题往往牵涉到许多学科的知识和技术。
为此，二医大从80年代初开始，一改过去那种单学科推进的科研运作模式，充分利用上海国家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众多、科技力量雄厚和前沿信息密集的优势，主动与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建立科技协作关系。
他们联手培养高级复合人才，共建高等级综合实验室，共同申报研究课题，联合开发高新技术，聚集理、工、医各方人才和科研设备，对重大医学难题进行联合攻关，逐步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崭新机制，形成了分子生物学、神经科学、药学3个学科群体。
与此同时，该校还加强与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知名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协作，在临床免疫学、生物材料学、器官移植学等方面进行广泛的合作研究，从而使该校的科研路子越走越宽。
随着这种新的科研机制的运行，有效地减少了科研的重复投资，加大了研究的力度和深度，缩短了科研周期，提高了科研成果的高技术含量。
“八五”以来，该校取得的科研成果获国家发明奖7项，国家科技进步奖20项，军队重大科技成果奖87项。
合作开发的生物医学高技术产品中有11个品种获国家和上海市新药证书。
他们研制的螺旋式血管栓塞器等新型医用材料，荣获第七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两项金奖和世界发明博览会唯一大奖——人类健康奖。
作者：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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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记者罗辉）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时说，中美双方有责任共同努力，把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带入二十一世纪。
江泽民说：布热津斯基先生在任期间，曾参与了中美建交工作，为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作出了贡献，离任后仍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我们对此表示赞赏。
江泽民说，世界正在向多极化发展，这一趋势对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同时，国际社会仍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在这样一个全球战略格局下，中美作为两个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十几年前中美建交时相比，两国间的共同利益更加广泛，两国共同承担的责任也增加了。
新世纪即将到来，把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带入下个世纪，是中美两国领导人面临的重大历史使命。
我们有责任共同努力，把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带入二十一世纪。
江泽民说，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中美关系出现了改善的势头。
能否抓住机遇，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地发展，不仅需要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也需要两国各界有识之士的积极推动。
他希望布热津斯基继续为促进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布热津斯基说，从他上次访华至今已有3年时间，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充分显示了中国的活力。
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感受到中国今后仍将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国际上所谓中国对外将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他说，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美中两国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
两国领导人应就战略问题加强对话，努力使两国人民了解和支持这些共同利益，使两国关系建立在更坚实、广泛的基础上。
国务院外办主任刘华秋、外交学会会长梅兆荣、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等参加了会见。
布热津斯基是应外交学会邀请来华访问的。
作者：唐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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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唐向东报道：南京军区后勤某分部党委在理论学习中坚持学以致用，既务虚，更务实，注重用理论学习成果指导部队建设。
这个分部党委有的成员在理论学习上曾一度出现过与实际工作脱节的现象。
近年来，他们一改过去一味追求记学习笔记、写学习心得的做法，把重点放在深入领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上，在认真阅读原著的同时注重求精求深，把握重点，在联系工作实际、提高工作能力和解决问题上多下功夫。
去年底，上级工作组到分部检查党委理论学习情况时，认为他们学习制度坚持得好，学习内容实在，运用理论指导实际工作的思路宽。
“不光看说得怎么样，更要看用得怎么样。”
这是这个分部党委衡量理论学习效果的一个标准。
他们在理论学习中强调学以致用，注意把学习成果运用到指导部队建设上。
分部党委成员每月至少要用10天时间沉到基层一线调查研究，抓工作落实，在真抓实干中检验学习效果。
去年4月，分部领导在所属某仓库蹲点时，了解到该仓库曾出现过一起违反政策规定的事情。
分部党委对此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认为事情虽已过去，但捂着掩着，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而且容易助长不良风气。
于是一面按规定向上级如实汇报，一面派工作组帮助该仓库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
随后，又在短时间内两次杀“回马枪”，检查措施制度的落实情况。
去年一年，这个分部党委成员平均每人下部队蹲点、跑面时间超过140天，而且大多是到较偏远和小散单位进行调查研究，为基层连队办实事40多件，解决难题30多个，受到基层官兵的信任和欢迎。
作者：江宛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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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江宛柳报道：5月下旬，某海域炮声隆隆，硝烟四起，某驱逐舰支队和某潜艇支队的舰艇穿行于风浪中，接受一次近似实战的考核。
这是海军领导机关对一类舰艇全训合格舰艇长训练质量抽查考核的一个场面。
这次考核以训练法规为依据，通过理论考试、实际检查、制定演习方案、实际操纵舰艇和使用武器，以及攻防对抗等项目，检验部队的训练水平。
考核中，他们本着寻找症结，分析原因，研究措施，改进工作的求真务实精神，查找部队训练中存在的问题。
发现有的舰艇长理论基础不够扎实，有的战术运用不够灵活，有的把握作战全局的能力有待提高，考核组在讲评时指名道姓，当面揭短，同时注重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
在演习方案想定汇报和海上实际操作的考核中，他们发现问题当堂会诊，现场研究改进措施。
舰艇长们说，我们非常需要这样的考核，这样做不仅找出了训练中的问题，而且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各级领导和机关结合舰艇长考核中暴露的问题，看到了机关对部队训练组织和指导上存在的问题，从而进一步理清了训练思路，把考核中暴露的难点、弱点作为今后训练的重点，加大检查督促的力度，克服保姆式指导，培养部队独自执行任务的能力。
作者：刘加莹/刘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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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加莹、刘福报道：安徽省军区围绕振奋精神干武装这一主题，在全省人武干部中开展“在职干什么，走后留什么”的专题教育。
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省长回良玉称赞这个教育很有针对性，要求地方干部也要开展这样的教育。
南京军区日前向全区推广了他们的经验。
县（市、区）人武部体制转变后，安徽省军区领导深入一线调查研究时发现，一些业务素质好的人武干部与一些转业到地方的干部比岗位、待遇，有干武装“吃亏”思想；
一些年龄偏大、职务偏低的同志有临时观念，工作标准不高；
一部分新调入的干部存在着“到了人武部，安家又落户”的贪图安逸思想。
为此，省军区集中专门时间对全省人武干部进行“在职干什么，走后留什么”的专题教育。
教育中，他们紧密联系人武干部的思想和工作实际，注重革命理论的灌输，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贯彻整风、整顿的精神，引导大家从世界观、价值观入手，高标准地搞好对照检查，着力解决事业心、精神状态、工作标准、自身形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强化了淡泊名利、默默奉献的意识。
人武干部们纷纷表示，坚决不当“舒服官”，立足武装工作岗位拼搏建功业。
作者：李见辛/张柔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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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石家庄6月5日电 李见辛、记者张柔桑报道：全军军事法院办公自动化工作座谈会日前在石家庄举行。
会议推广了石家庄军事法院初步实现办公自动化的成果和经验，并要求全军法院学习和运用高科技知识，向现代化要效益。
近年来，石家庄军事法院适应现代化办公需要，与陆军参谋学院技术开发中心合作攻关，研制开发出由审判工作、档案管理、法律服务、多媒体操作等9个模块30个子系统构成的军事法院办公自动化软件系统，有效地提高了办案速度和质量，提高了为部队服务的能力。
解放军军事法院肯定了这一做法，并根据总政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要求，制定了全军法院实现工作计算机化和办公自动化的规划和实施方案。
作者：韩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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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陕西总队在组织官兵学习高科技知识中，要求各级干部先学一步，实现知识结构由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
图为总队组织干部来到西安卫星测试站参观学习。
本报记者 韩悟平摄
作者：严新军/王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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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6月5日电 严新军、王崔报道：今天上午，海航某部空勤灶炊事班长、特级厨师徐孝清的胸前挂上了一枚金光闪闪的一等功章，这是他38年默默奉献三尺锅台赢得的第22枚军功章。
徐孝清是海航某场站空勤灶的一位普通军工，他38年如一日，立足本职做奉献，摸索出一套适合于不同飞行季节、不同飞行科目特点的“飞行食谱”。
为做出不同口味的地方特色菜，他经常自费到上海的名饭店买“名菜”，然后带回家中研究，琢磨烹调方法。
他制作的八大菜系可满足不同地区飞行人员的口味。
在他的带领下，该空勤灶被树为全军先进食堂标兵，先后3次荣立集体二等功；
他个人先后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0次。
作者：DW：
绪论：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根本指针
（1）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
邓小平同志的军事生涯，在他光辉一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同志作为人民军队创建者和重要领导人之一，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统帅，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在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创造性地总结和提出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这一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物，是新时期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依据和指导方针。
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创立，是邓小平同志对当代中国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2）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也是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精髓。
邓小平同志解决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问题，总是一以贯之地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把中国的国情、军情、国际大局和当代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作为指导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基本依据。
根据变化了的世界形势，邓小平同志科学地洞察和把握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基本关系，提出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
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客观需要，邓小平同志重新审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提出要在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的基础上，谋求军队建设同国家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面对长期的相对和平环境、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部队建设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邓小平同志紧紧抓住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这个根本问题，对加强军队政治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重要思想；
着眼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的发展趋势，邓小平同志基于对赢得未来战争的深刻思考，提出了走有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一整套重要指导原则。
依据新的历史条件，邓小平同志深入分析和平的发展趋势和战争的潜在危险，国家的发展利益和国家的安全需要，武装力量的建设和武装力量的运用问题，从不同侧面揭示新时期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的规律，得出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极其重要的军事理论观点，构成一个科学的军事思想体系。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在军事领域中的展开与延伸，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坚持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在军事领域内的贯彻和运用，其主要内容是关于相对和平时期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同时也包括现代战争、国防建设和军事战略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3）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相联系，中国共产党人在军事领域中获得的理论成果，第一次是创立和形成毛泽东军事思想；
第二次是创立和形成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如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一样，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也是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历史结果。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和领导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革命，应用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防事业，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军队的问题；
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开展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所必须坚持的战略战术问题；
解决了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依靠人民保卫祖国，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所必须遵循的重要指导思想问题。
总结和提出的关于人民军队的思想、人民战争的理论、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依靠人民建设现代国防的根本方针，以及蕴含其中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从军事科学方面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毛泽东军事思想都是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军事斗争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和方针。
对待毛泽东军事思想，一要继承，二要发展。
把继承和发展统一起来，是邓小平同志一贯倡导和坚持的科学态度，也是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显著特点和风格。
结合新的条件，邓小平同志始终不渝地坚持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关于依靠人民建设现代国防的根本方针；
始终不渝地坚持自井冈山以来毛泽东同志所树立的一整套好的制度、传统和作风；
始终不渝地坚持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回答和解决当代军事实践所提出的历史性课题，领导全党全军开拓军队和国防现代化的建设道路。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同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的必然产物，是发展了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4）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江泽民同志指出，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深刻的实践性和科学的指导性，为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和解决新时期军队建设与军事斗争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以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是我军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发展，夺取新的更大胜利的根本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断迈出新的步伐，取得新的成就。
努力实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军队始终保持自己的性质和老红军的优良传统，军政素质和现代作战能力明显提高，国防科研取得一批重大成果，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有了很大改进，现代条件下的后勤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经受住了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在维护祖国统一、安全和稳定，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赢得了党的信赖，国家的信赖，人民的信赖。
军队建设之所以会有今天这样一个新的局面，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家顺利跨入二十一世纪的强大安全保障，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有了一个科学的理论，这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实践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依据和指针。
一、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
（5）研究国际环境，是对国家和军队建设实施战略指导的重要前提之一。
本世纪中叶以来，国际局势经历五十年代前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立，六十至七十年代美苏争霸和第三世界兴起，八十至九十年代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开始向着多极化的方向变化。
旧的秩序已经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建立。
在这个过程中，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但国际力量开始重新分化组合，整个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历史时期。
在变化了的世界新形势下，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从战略全局上考察和把握国际格局中的基本关系，深刻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
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日益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
在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中，邓小平同志一直强调，发展问题是个核心问题，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靠发展来维护和平，或者说，致力于把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点放在爱好和平国家的发展上，放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上，特别是放在中国自己的发展上，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指导思想。
八十年代以来，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我们现在的观点是战争应该避免，也可以避免。
问题在于和平力量、一切不愿意战争的力量要发展起来、团结起来。”
“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可以避免世界大战。”
邓小平同志还强调指出：“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
“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
“如果中国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那么制约战争的力量将有很大的增长。
如果中国再经过三十年到五十年的建设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那时战争就更难打起来”。
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社会已经面临着这样的可能性：除了用战争消灭战争，用革命战争、正义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非正义战争之外，还可以通过发展和平力量、壮大和平力量的方式，创造制止大规模战争、避免大规模战争的根本条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发展自己同维护和平是一回事情。”
整个国家包括军队，都必须积极贯彻当代中国的发展路线和政策。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
争取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人民的要求和责任，也是中国人民的要求和责任。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搞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
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
也只有争取到和平环境，中国才能比较顺利地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
“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
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把和平与发展问题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进而同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是邓小平同志确立当代中国的发展路线，指导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6）正确认识和平与发展问题，首先必须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新的判断。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个观点，即战争不可避免。
但是经过长期观察，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观点。
“我们总的判断是：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
但是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了战争力量，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
邓小平同志强调，这个判断，对我们非常重要。
“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
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
怎么能够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
怎么能够确定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正确原则和方针？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判断，无论对于国家建设还是对于军队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
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判断，是邓小平同志长期冷静观察和科学分析国际环境及其变化的思想结晶。
七十年代中期以后，邓小平同志就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预见到世界战争可能延缓和推迟。
进入八十年代，邓小平同志从全球范围对战争与和平两种力量进行科学考察，进一步明确指出：“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
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
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九十年代以来，两极格局开始终结。
针对这个新的情况，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
尽管现在国际局势变幻莫测，但总的形势仍然趋向缓和。
和平是看得见的。
邓小平同志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判断，包含两个基本含义：一方面，“大仗”一时打不起来。
随着维护和平力量的不断增长，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可以争取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
另一方面，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的根源，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小的战争”不可避免。
认识和判断当代战争与和平问题，要紧紧把握这样两个方面，丢掉或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必然会犯历史性的重大错误。
（7）基于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判断，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邓小平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即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真正转到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来。
邓小平同志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不再认为战争迫在眉睫；
再一个是相应调整对外政策，不再坚持“一条线”的战略。
这是两个极其重要的转变。
“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
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就是根据这样“两个变化”，积极适应国家经济建设需要作出的正确决策。
一九八五年，中央军委决定，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一百万。
裁军百万的重大举措，是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根本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决维护世界和平的实际行动。
实行这一战略性转变，要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使军队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
强调“服从大局”，指的主要是：第一，要合理确定国防投入比例；
第二，要适度压缩军队建设规模；
第三，军队要积极承担支援和参加国家经济建设的任务。
总而言之，就是要把军队建设建立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同国家建设协调起来。
实行这一战略性转变，还要正确处理军队与国防的应急性建设同长远性、根本性建设的关系，坚持军队和国防建设走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发展道路。
要把握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的特点，确立既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又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军队建设目标；
要坚持战斗力标准，注重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增强国防整体效能，不断提高军队建设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水平。
实践证明，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对于促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总体建设，增强综合国力和综合国防能力；
对于塑造中国的和平形象，提高国际地位，争取在国际斗争中的战略主动权；
对于把握历史机遇，推进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其作用和影响都是长远的，带根本性的。
实行这一战略性转变，标志着军队和国防建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步入一个新的发展轨道，在我国武装力量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8）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以来，邓小平同志始终强调对战争问题要保持警惕。
一九八一年，邓小平同志指出：“尽管我们要争取和平，但对战争始终要保持警惕。”
一九八六年，邓小平同志又指出：“现在总的来说，制约战争的力量在发展。
超级大国任意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我们始终不要放松警惕。”
一九八九年，邓小平同志还指出：“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
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
从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邓小平同志每当讲到“大的战争”可能避免，总是同时强调国际事态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战争问题绝不能放松警惕，绝不能有任何和平麻痹思想。
江泽民同志也强调指出，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深入发展的国内改革形势，要求我们居安思危，把战略思考的基点放在应付困难局面上，做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
这是我们党的一条基本历史经验。
因此，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绝不意味着“建和平军”、“当和平兵”。
如果认为大仗一时打不起来，就麻痹松懈，那是十分危险的。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还是要随时准备打仗”。
就军队应该履行的职能来讲，“永远是一个战斗队”的思想，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动摇不得！
二、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
（9）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从这个阶段的实际出发，解决中国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包括军队和国防现代化问题，关键是要靠我们自己把经济发展起来。
经济是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和社会发展战略，是现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出的客观要求，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所在，也是面对国际竞争压力和霸权主义威胁作出的正确选择。
邓小平同志强调，现在就是要紧紧扭住这个“中心”不放，要顽固一点，要硬着头皮把国家经济搞上去。
经济建设及其发展状况，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一个大局问题。
就这么一个大局。
离开这个大局，社会主义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中华民族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中国各族人民就有沦为世界“难民”的危险。
因此，坚持从国家发展的战略全局思考和解决军队建设问题，必须正确处理国防建设同经济建设的关系。
邓小平同志严肃提出：“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
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绝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江泽民同志强调，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是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带全局性的基本关系。
正确处理这个关系，必须把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作为一个重要指导思想贯彻下去。
军队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是加速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
邓小平同志指出：“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
在整个国家建设这盘棋上，军队和国防建设虽然也很重要，不可忽视，但“四化”建设总得有先有后，经济建设必须优先发展起来。
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要解决困扰中华民族百多年来的贫穷和落后问题，经济建设就要始终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位置上。
在世界性的或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的历史条件下，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保证经济建设优先获得发展，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军队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也是加强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
邓小平同志强调：“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
“经济不发达，国力太弱，国防现代化就不可能”。
经济建设从来就是国防建设的依托，经济力量对国防力量始终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
从现代国防建设的发展趋势来讲，国家经济实力本身就是国防强大与否的根本标志。
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就不会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
加强国防必须首先发展经济，是一个规律。
违背这个规律，国防建设是不可能获得持续发展的。
所以，对实现军队和国防现代化来说，确有一个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
是真想，就要顾全大局，真心诚意支持国家集中力量发展经济。
邓小平同志指出：“要从大局出发，照顾大局，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
发展起来就好办了。
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
因此，保证经济建设优先获得发展，对于军队和国防建设也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10）相对和平时期，服从国家建设大局是军队建设必须长期遵循的一个根本方针。
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
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
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要始终坚持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时时、事事、处处以国家大局为重。
不仅在军队建设总的规划和方针上要贯彻服从大局的思想，而且在军队建设的具体目标和任务上也要贯彻服从大局的思想；
不仅要有服从大局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要有服从大局的坚定性和彻底性。
现在，国家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来用于国防事业，军队的建设和发展难免受到制约。
因此，邓小平同志要求军队“要忍耐几年”，给大局让路，保证国家首先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江泽民同志提出，希望全军官兵体谅国家困难，正确对待改革中的利益关系调整，坚持过紧日子，把爱国奉献精神和艰苦奋斗作风发扬起来。
服从国家建设大局，还有一个含义，就是要为国家建设大局服务。
邓小平同志指出：“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
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
如空军，可腾出一些机场，一是搞军民合用，一是搞民用，支援国家发展民航事业。
海军的港口，有的可以合用，有的可以腾出来搞民用，以增大国家港口的吞吐能力。
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
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
邓小平同志要求军队积极参加和支援国家建设，意义不仅在于把国家经济搞上去，而且还在于加大军民兼容程度，增强平战转换能力，提高现代国防的整体建设水平。
邓小平同志要求军队在大局下积极行动，就是希望军队把“服从”和“服务”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
改革开放十多年间，军队既为大局让路，又为大局服务，尽一切可能把潜在的生产力挖掘出来，贡献出去，已经和正在取得多方面的社会效益。
比如：积极组织力量参加和支援国家重点工程建设；
开发和培养军地两用人才；
协助地方政府组织和开展扶贫活动；
转让军用港口、机场、通信线路、铁路专线、固定空运航线；
国防工业、国防科技和国防设施，相继走上平战结合、军民兼容的发展道路；
大批军工企业、产品和技术也陆续转到民用轨道上来。
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已成为全军的自觉行动。
（11）军队和国防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涉及国家大局问题。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
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了？”
没有国防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完整的。
无论是从当前世界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来讲，还是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来讲，国防建设都应该纳入到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历史进程之中。
经验证明，像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离开军队和国防的现代化，就不足以成为对国际事务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之一，就不足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不足以振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一支强大的军队，一个巩固的国防，始终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坚强后盾，是国家政权巩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宁的可靠保障。
国防建设作为国家整体利益的一个内在需要，可以而且必须同经济建设协调一致地发展起来。
现代化建设所谋求的国家利益，最基本的方面，就是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离不开国家发展，但国家发展也不能代替国家安全。
经济实力只是国防强大的一个必要前提，经济建设搞上去了，并不意味着国防就会自然巩固，社会就会自然安定。
国家发展历来要以国家安全为条件。
所以，就国家整体利益来讲，解决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问题，在实际步骤上固然有先有后，但在总体布局中不能可有可无。
中国不能走“穷国强兵”的道路，也不能走“富国弱兵”的道路，更不能走“国穷兵弱”的道路。
否则，一旦天下有事，那就可能要付出损及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严重代价！
经济与国防，历来都是国家独立和自立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条件，应该在国家总体战略布局中协调一致起来。
因此，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必须合理确定国防投入比例，相应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不断增强军队在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和应急作战能力。
江泽民同志指出，坚持和贯彻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的根本方针，军队建设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责任更重、更大，工作更艰巨了。
在军费供需矛盾一时难以缓解的情况下，要真正实现国防建设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尤其需要全军官兵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到自强不息，开拓前进。
因此，军队不能消极等待，不能无所作为。
如果没有军队自身的积极努力，再好的物质条件也不可能转化为战斗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艰苦奋斗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就不可能把服从国家建设大局同谋求军队自身发展统一起来。
三、军队要担当起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历史责任
（12）军队作为国家利益的捍卫者，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职责。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的国家利益问题，一个就是根治贫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再一个就是维护和平，捍卫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安全。
在国际战略格局发生历史性变动的情况下，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推行所谓“西化”和“分化”的政治图谋，邓小平同志严肃指出，确保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不受侵犯，是我们的一贯立场，是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
中国现在国力较弱，容易受到威胁，一旦丧失主权和安全，就会成为大国附庸，就意味着要倒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去。
所以，邓小平同志再三强调：“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中华民族曾经饱受丧权辱国之痛，作为中国人，要牢记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要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
针对西方一些国家用所谓“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妄图对中国实行制裁的霸权主义行径，邓小平同志更是尖锐指出：“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
“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
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
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
因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13）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在十分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
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
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
从一个较长时间来看，国际总体力量对比中的“西强我弱”态势不会改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的局面不会改变，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进行“和平演变”的图谋不会改变。
在这个严峻形势下，国家的安全环境，不仅关乎一个国家的生存，而且也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首要条件。
不安全，国将不国。
不能立国，何以富国？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多次阐明这个道理。
早在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到本世纪末，还有十六年。
我们要一心一意地搞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进行国际交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便实现我们规定的本世纪达到的目标。”
邓小平同志还强调指出，对中国来讲，当前最重要和最迫切的任务，“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
这不是假话，是真话。
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
世界需要和平，中国需要和平，只要坚持和平政策，中国的发展就是谁也阻挡不住的。
稳定的国内环境是国家安全的应有之义，是确保国家发展起来的又一个关键所在。
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
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稳定是中国的最高利益。
“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
事实证明，乱世无发展，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这是一个真理。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个局面来之不易，但还存在不稳定的因素。
维护社会稳定，仍然是一项不容轻视的战略性任务。
（14）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江泽民同志指出，革命战争时期，党赋予军队的政治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任务改变了，从过去领导武装斗争，进而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在这种情况下，党赋予军队的政治任务，就是巩固社会主义江山，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国家安全，保障社会稳定，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胜利前进。
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军队面临的政治任务不同，但从军队在国家生活中所应该发挥的作用来说，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中国在历史上曾是一个遭受列强侵略和瓜分的半殖民地国家，与此相关的某些历史遗留问题，比如祖国统一问题，至今尚未完全解决。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维护国家统一及领土完整还会面临复杂形势。
针对这个情况，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祖国统一问题。
什么样的和平方式？
办法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在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再三强调：“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
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有权采取自己认为必要的一切手段，包括军事手段，来维护本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所以，我们绝不可以把自己的手捆绑起来。
坚持谋求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军事力量和军事斗争准备也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之一。
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分裂和颠覆活动，制止动乱，需要运用专政手段。
邓小平同志指出，从国内来讲，现在“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
从国际来看，“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妄图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
国内外敌对势力总是遥相呼应，一遇适当气候，就要互相勾结起来，挑起事端，制造动乱。
同他们的较量，虽然不同于过去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但仍然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
因此，邓小平同志严肃指出，稳定离不开人民民主专政。
“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
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国内外敌对势力妄图搞乱中国的阴谋之所以不能得逞，原因之一就在于军队能够忠实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是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邓小平同志要求军队担当起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历史责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扎扎实实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保卫世界和平，为保卫祖国领土的安全，为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出新的贡献。
四、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
（15）军事战略方针，作为党和国家总的军事政策，历来都是武装力量建设和运用的基本依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仍然是积极防御。
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最先是由毛泽东同志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提出来的，其主要根据是人民军队创立初期，处于相对劣势，面对强大的反动武装力量，如果不确立和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就不可能赢得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现在仍然实行积极防御，但情况却有很大不同。
一个情况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已经执掌全国政权，提出和制定军事战略所要解决的已经不是夺取政权问题，而是要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再一个情况是，军事战略判断不再限于国内阶级力量对比，要把基本着眼点放在国际格局和当代军事斗争的发展趋势上。
结合这些新的情况，总结建国以来实行积极防御的历史经验，邓小平同志从国家性质、国家利益和国家发展状况出发考虑军事战略问题，赋予“积极防御”这个战略思想以新的军事实践意义。
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考虑军事战略问题，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她所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搞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
主张世界和平的不一定是社会主义者，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向全球伸手。
因此，我们的战略始终是防御性的，二十年后也是战略防御，就是将来现代化了也还是战略防御。
中国又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考虑军事战略问题，要以国家安全利益作为最高准则。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需要和平，真心希望避免战争，但中国也非常珍惜得来不易的独立自主权利，决不允许别人损害中国的利益，别人也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自己利益的苦果。
对战争问题，中国一向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维护国家利益，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最终要靠自己拥有能够遏制战争和抵御侵略的强大军事力量。
所以，我们的战略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也有进攻，是积极防御。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考虑军事战略问题，要同国家的发展利益和实际发展状况联系起来。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
中国的主要目标是要让自己尽快发展起来。
现在国家还穷，还很落后，尤其需要一个和平环境，集中力量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
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中国都不可能威胁和侵略别的国家。
但是，即便在总的力量对比仍然处于相对劣势的情况下，中国也有中国自己的长处和优势，要树立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
同中国的特殊国情相适应，我们的战略也应该是积极防御。
就是将来发展了，积极防御也仍然是我们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一个根本军事方针。
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对于新时期军事斗争的准备具有长远而重大的指导意义。
贯彻这一战略方针，要把战略态势上的防御性同军事指导上的积极性统一起来。
积极防御，不是单纯防御，而是攻势防御，其中包括反攻和进攻。
战略问题不能太死，积极防御就是后发制人，好处是活。
防御与进攻相统一，是这个方针用于军事指导上的一个基本要求。
贯彻这一战略方针，也要把和平时期遏制战争和战争时期赢得战争统一起来。
战略武器，威慑力量，本身就有压力作用，你有我也要有。
有一点，哪怕是小的，就是一种制约力量，谁要毁灭我们，谁就要受到一点报复。
但是，将来不一定会打核战争，常规战争是有可能的。
对付这种战争，我们要有制胜力量。
威慑与制胜相统一，是这个方针用于军事指导上的又一个基本要求。
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最根本的还是要从政治上考虑和处理军事问题。
江泽民同志指出，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要善于把握一些大的战略关系。
军事上要严守自卫立场，积极配合政治、外交和经济斗争，维护世界和平，努力改善国家安全环境。
（16）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的军事战略是毛泽东主席制定的，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就是人民战争，现在还是要坚持人民战争。
坚持人民战争，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我们拥有的真正优势和力量所在。
第一，我们坚持的是自卫立场，在维护世界和平和维护国家利益这个基点上，正义属于我们，因而能够赢得中国和世界最大多数人的拥护。
第二，中国块头大，一是地域辽阔，二是人口众多，敌人要占领我们国家，消灭我们人民，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三，中国拥有一支由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预备役部队和广大民兵组合而成的强大武装力量，具有深厚的人民战争潜力和持久作战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基础。
邓小平同志强调，这些优势，绝不是现代化装备所能够替代的。
坚持人民战争，是任何强大敌人都不敢贸然入侵中国的重要原因。
富有人民战争传统和经验的中国人民，完全可以继续依靠人民战争，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
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应当适应新的情况，注意同现代条件和现代战争的特点结合起来。
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的人民战争与过去不同，对象不同，装备不同，手段不同，条件不同，所以表现形式也不相同。
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是一场捍卫国家利益并在国家政权统一组织下的人民战争。
这种较量，拥有的武器装备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将远远超出过去水平，所要应付的则是一场时间上相对缩短、空间上相对扩大、力度上相对加强、攻击点相对集中、物资耗费量相对增多的现代战争。
其实质，是综合国力的较量；
其特点，是战争的科学技术含量大幅度地上升。
所以，江泽民同志强调，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要随战争的发展而发展。
好的传统要继续坚持，作战形式则要根据新的条件不断创新。
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需要加强军事科学研究。
战争的历史证明，军事领域之所以出现革命性的变革，一是因为科学技术获得迅猛发展，给战争提供了新的物质基础；
再是因为军事科学出现重大突破，又给战争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先进的军事理论，历来是军队建设得以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战争的重要制胜因素。
邓小平同志强调现在还要坚持人民战争，不仅十分重视解决人民战争的现代技术和物质基础问题，而且十分重视解决人民战争在现代条件下的理论指导和作战指挥问题，明确提出：“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发展我国军事科学。”
江泽民同志也明确要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而努力奋斗。”
发展军事科学，一方面，要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
另一方面，又要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特点和规律。
要研究自己，也要研究对手；
要研究怎样发挥军队和地方相结合的威力，也要研究怎样发挥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威力；
要研究武器装备的发展趋势和科学组合问题，也要研究人和武器装备的科学编成问题。
归根到底，就是要适应现代战争特点，解决人民战争的综合效能问题。
（17）把赢得战争胜利的基点放在现有武器装备上，是我们军队实施战略指导的一大特色，也是我们军队能够赢得战争胜利的宝贵历史经验。
坚持人民战争，不是不要军队现代化，也不是不要解决武器装备问题。
但是，武器装备现代化的解决程度，取决于国家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要有一个时间和过程。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新式一点的好一点的装备，不可能搞得那么快，也没有那么多的钱来搞。
即使能够争取十年二十年时间解决装备现代化问题，那时我们同敌人比较起来也仍将处于劣势。
这种基本状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完全改变。
因为我们在前进，敌人也没睡觉。
到那个时候，如果打起仗来，还是要坚持以弱胜强。
军事战略指导只能立足于现有武器装备，或者说只能建立在比现有武器装备好一点的基础上。
用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是我们军队的一个优良传统。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历来的经验，就是用劣势装备打败优势的敌人，因为我们进行的是正义战争，是人民战争。
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
回顾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进程，最重要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用很劣势的装备战胜现代化装备。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乃至建国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那时装备很差，却一直都在打胜仗，都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赢得战争胜利。
对这个事实，邓小平同志提出要特别加以强调，要以此作为我们建立必胜信念的基本依据。
现代战争，归根结底是物质和精神力量的综合较量。
在高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的条件下，武器装备固然重要，但人的素质和人的作用仍然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
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现代化装备不是没有缺点的，两只脚当然跑不过摩托车，跑不过坦克，但是两只脚方便得很，只要有点小米就行了，坦克、飞机也要‘粮食’，一旦卡断了，就不行了。”
过去打仗，没有飞机，没有大炮，主要是靠人。
“现在世界上有人说，什么都是技术决定，不要完全迷信这个。
当然，我们也要讲究技术，不讲究技术是要吃亏的。
但是，把电子计算机看成能代替全部指挥职能，那不可能，那样人的能动性也就没有了。”
强调人的因素重要，指的当然不是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也是指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具有很高军事素质及水平的人。
现代战争，尽管作战样式与过去不同，但仍然要动员和依靠人民进行战争，仍然要靠人来掌握和使用武器装备。
武器装备越是发展，对人的素质要求也就越来越高，人的作用也就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
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广泛应用，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决定战争胜负的历史法则。
（18）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要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
邓小平同志再三要求我们，要重视高新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所带来的军事变革及其在战略指导上的实践意义。
江泽民同志指出，随着高新技术大量涌现并运用于军事领域，战争形态、战场环境、作战手段、指挥方法等各个方面，都在发生深刻的革命性变革。
现在，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调整军事战略，企图谋取新的优势。
与之相联系，未来的反侵略战争将明显带有高科技性质。
全军都要关注军事形势和军事战略问题。
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正确指导下，根据国际战略格局的急剧变动情况和国家安全形势，中央军委把积极防御战略同当代军事斗争的最新发展趋势结合起来，明确提出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要从一般条件下的常规战争转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
提出和实行这个“转变”，是军事战略指导上的一个大的调整。
其基本要求是：在对战争样式的认识上，要从重点准备全面战争（包括核战争）转向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在武装力量的建设上，要从重视军队数量转向注重军队质量；
在教育训练的改革上，要重点解决诸军兵种联合作战问题，由依靠全面动员和战略决战转向提高快速反应和应急机动作战能力。
总之，就是在整个军队建设指导上，必须更新观念，确立新的工作思想，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统揽全局，推动军队建设从数量规模型转到质量效能型、从人力密集型转到科技密集型的发展道路上来。
五、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19）根据新的历史条件，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这是一个总的奋斗目标和任务。
军队建设总目标具有深刻的科学含义。
第一，是革命化的问题。
要求军队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老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政策，始终不渝地保持人民军队的革命性质。
第二，是现代化的问题。
要求军队适应未来战争需要，全面提高官兵素质，逐步改进武器装备，正确解决整个部队的科学编成问题，不断提高军队建设的科学技术含量，提高现代条件下的总体作战能力和水平。
第三，是正规化的问题。
要求军队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根本方针，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提高科学管理水平，用条令条例规范部队建设的方方面面，推动部队建设逐步走上制度化、法制化的发展道路。
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把军队搞强大。
“三化”建设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关系军队建设全局，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形成一个整体，构成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鲜明特色。
（20）军队建设总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
怎样把这个总目标科学地分解成各项具体目标，贯彻到部队全面建设中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是中央军委所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总的要求，就是要做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
就是要全面建设部队，提高整体水平。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五句话”的总要求，是实现新时期军队建设总目标所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五句话”的总要求，以推动部队全面建设为基本着眼点，把部队各个方面的工作纳入“三化”建设轨道，是军队建设总目标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化和规范化。
“五句话”的总要求的提出，利于把“三化”建设目标贯彻到部队日常的教育、训练、学习和生活之中，使之成为全军上下经常性的实践活动；
利于把“三化”建设目标具体化为全体官兵 的行为准则，激发广大指战员的政治热情和创造精神。
“五句话”的总要求寓军队建设总目标于整个部队建设的过程，具有总揽部队建设全局的指导意义。
党的十四大以来，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全军上下认真贯彻“五句话”的总要求，在抓根本、打基础、求实效上狠下功夫，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步和成就。
“五句话”的总要求已经载入《军队基层建设纲要》。
贯彻落实这个总要求的过程，就是推动部队建设向着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目标不断前进的过程。
（21）实现军队建设总目标，全面提高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水平，关键是要结合新的任务，解决好人的培养与教育问题，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
邓小平同志指出，军队要办成一个大学校，首先是毛主席倡导的。
在新的条件下，强调贯彻毛主席的这个思想，显得特别重要，因为现代化的建设任务把培养人、教育人、锻炼人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
针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还强调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真正关系全局的是培养和教育人的事情。
对国家建设和发展是这样，对军队建设和发展也是这样。
没有人，或者人的素质不行，就根本不可能成就一个大的事业。
更何况现代化建设我们过去没有干过，尤其需要重新学习，当然也就需要下功夫重新解决培养人、教育人、锻炼人的问题。
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把军队办成一个培养人、锻炼人的大学校，是对军队建设的一个战略要求。
这个大学校，是全国、全社会性的，要多出人才。
广大人民群众把子女送到部队，送到军队这个大学校，总要使他们的知识越学越多，思想越炼越红，作风越来越好，精神境界越来越高，绝不能出现相反的结果。
因此，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是一个新的重大课题，也是一个新的迫切任务。
强调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全面提高官兵素质，包括政治素质、军事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要求把全体官兵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一代的革命军人。
贯彻这个要求，一方面，必须重视思想道德建设；
另一方面，必须重视科学文化建设。
“四有”是培养人和教育人的一个基本标准，也是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的基本目标。
强调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邓小平同志还创造性地提出要培养和开发军地都合用的人才。
和平时期，军队这个大学校只着眼于自身建设的需要是不够的，还要着眼于干部战士转业退伍到地方的需要。
既要学会打仗，也要学会建设，要多学一些知识，包括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学习技术和管理。
军队要把自身发展目标同国家发展目标协调起来，经过教育和训练，使干部战士在部队能自觉献身军队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保卫者；
到地方能积极投入国家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建设者。
六、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
（22）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必须把革命化建设放在第一位，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军队的革命性质。
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关系军队建设全局，决定军队发展方向，历来都是军队革命化建设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新的历史时期，军队建设的大环境已经出现前所未见的深刻变化。
一方面，给军队建设增添新的活力；
另一方面，也给军队建设带来新的考验。
针对新的情况和问题，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军队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
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
军队要永远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
邓小平同志从军队同党、国家和人民的联系上，进一步揭示出人民军队性质的科学含义，对于军队革命化建设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党的军队。
军队是属于阶级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一支新型的无产阶级的军队，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共产党独立缔造的武装力量，是执行党所赋予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在党的绝对领导和直接指挥下的革命队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江泽民同志再三强调，军队要以党的宗旨为宗旨，党的目标为目标。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
自有国家以来，军队就是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
军队隶属于国家，其基本含义，指的就是军队作为国家机器所发挥的职能作用，集中反映在为国家服务的问题上。
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这支军队肩负的双重历史任务。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
来自人民，是人民的子弟兵；
服务人民，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
除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军队没有也不允许有超越于人民之上的特殊利益。
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唯一宗旨和最高行动准则。
党的军队，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三者是完全一致的。
三者的一致性，归根到底，是统一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质上，也是统一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基础上。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我们国家的利益和我们党为之奋斗的目的所在。
国家是党领导的。
党领导下的军队，当然也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
（23）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军队建设的一个根本原则。
确立这个原则，是毛泽东同志作为军队主要缔造者的历史性贡献之一。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一再重申：“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
“党要管军队，因为军队始终是党领导的”。
军队要听党的话，任何时候都不能打自己的旗帜，不能搞小圈子，这很重要。
我们国家所以稳定，一个原因就是军队没有脱离党的领导。
我们这个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也是因为没有脱离党的领导。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可以忘记这条最重要和最宝贵的历史经验。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把坚持党的一系列根本制度同加强纪律建设结合起来。
邓小平同志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从“三湾改编”以来，总结长期革命斗争经验，党在军队中逐步形成和确立了一整套领导制度，主要包括：（1）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
（2）部队各级党委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3）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4）团以上单位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
（5）坚持支部建在连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这些制度不会改变。
尤其是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来实现党的绝对领导，更要加以坚持。
在新的形势下，邓小平同志不但十分重视制度建设问题，而且也十分重视纪律建设问题，强调坚持这些制度，要讲政治纪律。
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
制度和纪律是不可以分开的，没有严格的政治纪律，制度再好也很难贯彻到底。
严守政治纪律，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保证。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大力加强军队各级党组织的建设，提高党的战斗力。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把恢复和提高党的战斗力问题郑重提到全党与全军面前，强调新的任务，新的环境，新的形势，都是我们党面临的新的情况，提出来的也都是我们党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些重大问题。
在这个情况下，要恢复和提高党的战斗力，就要整顿党的组织和队伍，就要聚精会神地抓好党的建设，就要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严格党内生活，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下决心解决思想政治上一度出现的软弱涣散状态，把党的各级组织搞坚强。
对军队来说，强调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更是具有特殊意义。
军队党的组织坚强不坚强，关系到党的领导在军队中能不能贯彻到底，军队在重大关头能不能负起责任。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中央军委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军队党的建设的决定，明确要求：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军队党的组织建设，一个是要抓好各级党委，解决民主集中制的贯彻问题，坚持集体领导；
再一个是要抓好基层支部，解决自身建设能力和领导连队建设能力不够的问题，把基层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出来。
党委和支部是军队党的组织建设的两个重要环节。
只有紧紧抓住这两个环节，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才能落到实处，贯彻到底。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求军队永远成为党的基本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和坚定捍卫者。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发展的条件，“第一条，需要政局稳定。”
“第二条，就是现行的政策不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短短的十几年内能够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证明党的路线是正确的。
“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只有按照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干下去，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结果就是死路一条。
“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
担当起这个重大的历史责任，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嘱托，是军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履行的最高使命和根本政治任务。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要维护党中央的领导权威。
邓小平同志指出，确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全党做出的正确选择。
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
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是邓小平同志的又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嘱托。
实践已经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一个坚定的、成熟的和能够驾驭各种复杂局面、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的领导集体，是一个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信赖和衷心拥戴的坚强核心。
牢记邓小平同志的政治嘱托，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是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对于保持军队的高度集中和统一，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24）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必须贯彻讲政治这个根本要求，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设。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都是体现我们党和国家政治优势的重要力量。
讲政治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军队的一个优良传统。
改革开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军队建设也转移到以现代化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发扬这个传统显得尤其重要。
邓小平同志强调：“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
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
讲政治，就是要坚持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
就是要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上，保持清醒和坚定；
就是要在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上，毫不含糊和动摇。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经历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思想同资本主义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渗透，结合在一起。
思想政治方面，既要反对封建主义，也要反对资本主义。
而归根到底，就是要讲理想，用坚定的政治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
没有信念，就没有一切。
对军队来讲，确立坚定的信念现在仍然是一个建军的原则，仍然不能丢掉，这是中国自己的特点，也是关系军队建设全局的一个根本问题。
思想政治建设是革命化建设的核心。
讲政治，同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是一致的，同坚持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也是一致的。
邓小平同志指出，在新的条件下，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很多，也很突出，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上。
针对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思想战线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邓小平同志尖锐指出，多年来我们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教育不重视，再这样下去，就会误党误国。
军队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
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都必须大大加强，不能放松，不能削弱。
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必须坚持把进步的思想和革命精神贯穿于军队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一直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强调军队“要多做工作，多进行教育”。
面对“酒绿灯红”的影响和腐朽思想文化侵蚀的严峻考验，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相对和平环境给部队建设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江泽民同志也强调指出，在新形势下，全军部队必须深入进行爱国奉献教育、革命人生观教育、尊干爱兵教育和艰苦奋斗教育。
教育要结合实际，引导和激励官兵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
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要特别强调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同志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极其广泛而深刻的伟大革命，势必会要遇到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
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
“学习什么？
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现在，有些人发议论，往往只看现象，原因是理论和实践都没有根底。
只有打下根底，才能真正纠正错误，包括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
针对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针对党内一些同志不大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邓小平同志尖锐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
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
江泽民同志也一再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脉相承，是统一的科学体系。
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深入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全军，是党中央、中央军委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必须长期不懈地坚持下去。
加强思想政治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增强针对性、系统性、创造性。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把发扬优良传统同研究新的情况结合起来，明确指出，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战争环境，而后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和平环境，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对军队政治工作来讲，根本的任务、根本的内容没有改变，优良传统也还是那样一些，但是，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要有所不同。
如果不去研究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够在没有打仗的条件下提高部队战斗力，就不能够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军队的革命性质。
结合新的条件和军队实际情况，邓小平同志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注意克服过去那种“左”的做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以说服教育为主，坚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坚持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25）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确保军队永远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关键在于培养干部，选拔干部，让枪杆子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
邓小平同志指出：“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
七十多年来，我们党有一条基本的历史经验，这就是：党领导的事业要取得胜利，不但必须有正确的理论和路线，而且还必须有一支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的高素质的宏大干部队伍。
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重要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更是深刻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治国如此，治军也是如此。
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标准，全面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培养和选拔接班人，关系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大局，是第一位的事情，是一项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非解决不可！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要把培养和选拔紧密结合起来。
要从加强学习和实践锻炼两个方面，加强对干部的培养和教育，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素质。
要选好人。
邓小平同志提出：“选用什么人呢？
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
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
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
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
总而言之，选人的标准，第一是政治上要好，听党的话，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第二是能力要强；
第三是作风要好。
选拔干部，要坚持公道正派，要注重群众公论，要搞“五湖四海”，反对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
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在选人的问题上，不能感情用事。
要抛弃一切成见和个人恩怨，要用政治家的风度来处理这个问题。
江泽民同志也强调指出，选贤任能，历来都不容易。
根据我们党的经验，在选人用人问题上，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必须打破论资排辈、求全责备、迁就照顾和凭个人好恶等陈旧落后观念的束缚；
必须防止和杜绝任人唯亲，严格整肃用人方面存在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干部选得准不准，用得好不好，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经得起党和人民的检验。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还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
进入新时期以来，邓小平同志对改革和健全干部工作制度有过许多重要论述，特别强调要把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同干部工作走群众路线紧密结合起来，用制度解决“选人、用人、管人”问题。
在“选人”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指出：“要严格考核干部，并且把它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
在“用人”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把山头平一平，把干部交流一下，不要挤到一堆”；
在“管人”问题上，邓小平同志要求，要逐步建立和健全党内监督制度，把党内监督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证明，推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路子，对于保证严格按照党的干部政策选人用人，防止和纠正不正之风，具有重大意义。
（26）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必须保持和发扬老红军的优良传统与作风。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
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
这些好的传统与作风，是我们的传家法宝，是我们的政治优势，是我们治党治军的锐利武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
坚持这些好的传统与作风，就是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就是保持老红军的政治本色。
在新的条件下，强调情况变化而贬低甚至否定优良传统，是不对的；
墨守成规，不注意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也是不对的。
要结合新的实践，把老红军的优良传统与作风进一步丰富起来，发展起来，光大起来。
继承和发扬老红军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头一条就是实事求是，坚持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
邓小平同志指出，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目的都是为着解决问题。
说的和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的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邓小平同志强调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就是要求我们把思想路线搞端正，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少说空话，多干实事；
就是要求我们既要注意克服形式主义，也要注意克服官僚主义，从根本上把那种单靠本本过日子的坏风气扭转过来，把那种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坏风气扭转过来。
继承和发扬老红军的优良传统与作风，还要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邓小平同志指出，毛主席倡导的优良传统与作风，最根本的就是两条，一个是实事求是，再一个是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
没有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是不可能贯彻到底的。
邓小平同志强调，军队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有两个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对军队内部而言，就是官兵关系，要坚持官兵一致的原则；
对军队外部而言，就是军民关系，要坚持军民团结的原则。
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讲，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搞特殊。
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原因。
军队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永远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
继承和发扬老红军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尤其需要强调艰苦奋斗，坚决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及生活方式的侵蚀和影响。
邓小平同志指出，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
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无法抗住腐败现象，也无法成就我们现在应该成就的这个伟大事业。
坚持实事求是，要有艰苦奋斗精神；
坚持群众路线，也要有艰苦奋斗精神。
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永远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
艰苦奋斗，是我们这个军队永远保持自己的政治本色，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可靠保证。
继承和发扬老红军的优良传统与作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邓小平同志指出：“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
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
因此，继承和发扬老红军的优良传统与作风，要从领导干部开始。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做实事求是的榜样，联系群众的榜样，艰苦奋斗的榜样，把跨世纪的历史重任担当起来。
七、中心是解决现代化的问题
（27）依据中国国情、军情和当代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邓小平同志强调，谋划军队建设全局，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解决现代化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指出，经过战争与和平的严峻考验，解放军仍然是人民的子弟兵。
高度的政治觉悟，优良的战斗作风，严格的组织纪律，一直都是我们这个军队的传统优势。
但是，同我们面临的更强大的对手比，整体建设水平仍然相对落后，主要问题是在现代化上还差很大一截。
具体地讲，是官兵科学文化素质较差；
部队武器装备水平较低；
干部指挥现代战争能力不够。
因此，邓小平同志提醒全军：在正确认识自己和正确认识对手这个最基本的军事问题上，“从自己落后的方面去看看人家的，找一找差距，很有必要。”
中央军委明确提出：新时期军队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现代化水平与现代战争需要不相适应的问题。
解决这个矛盾，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是维护国家安全的要求，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关键所在。
军队建设必须转到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发展道路上来。
中国解决军队和国防现代化的问题，是出自国家安全需要。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这么大，这么复杂，即使只讲国内，不考虑国际因素，也要搞点现代化的东西。
更何况现在并不真正太平，霸权主义到处惹事，如果不搞现代化，连自卫力量都没有，日子就不好过，要受人家欺侮。
军队和国防的现代化程度，要同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地位相适应。
邓小平同志指出：“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
“这个问题要提到议程上来”。
建国初期，毛主席就曾郑重提出军队和国防现代化的问题。
但由于我们是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经济条件和科学技术底子都很薄弱；
加之还有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左”的东西束缚我们时间较长，至今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现代化水平还低就是一个必然结果。
因此，从当前阶段来讲，军队现代化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我们现在就要把实现军队和国防现代化的雄心壮志牢固树立起来，专心致志，始终如一地干下去。
（28）培养现代化的军事人才，是军队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和关键所在。
邓小平同志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
“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
道理很简单，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
所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
这是一个新课题”。
“过去的军队是小米加步枪，懂得射击、刺杀、扔手榴弹就可以上阵了。
现在海军就得有海军的专业知识，空军就得有空军的专业知识。
参谋业务也同那个时候不同，知识面要宽得多。
现在军队沿用过去的经验是不行的，而这正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问题。”
因此，无论是从当前还是从长远建设来讲，第一位的重要工作，就是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合格的现代化的军事人才。
宁肯让人才等装备，也不能让装备等人才，是在国家经济尚未获得充分发展的条件下，逐步解决军队现代化问题必须坚持的一个重要思想和原则。
培养现代化的军事人才，不仅要有正确的思想理论武装，而且要有现代科技知识特别是高科技知识的武装，真正做到红与专的统一。
邓小平同志指出，坚持红与专的统一是我们党的传统，但我们在相当一个时期不重视干部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把这个传统丢了。
没有专业知识，尽管抱着很大的热心建设社会主义，结果还是做不出应有的贡献，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这就不能说“红”。
面对新的任务，干部选择要特别重视专业知识，否则就不可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邓小平同志强调，现代条件下对“专”的要求更高了。
从军队现代化的特殊要求来说，现在和将来确实都需要一大批现代军事指挥人才、现代军事科研人才、现代军事技术人才。
所以，要特别注重干部的现代战争知识和军事专业知识。
军队现代化事业和未来反侵略战争要求我们必须这样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发现和使用现代化的军事人才，是领导者的历史责任。
邓小平同志指出：“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出来。”
“要发现人才，很好地使用人才。”
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人才，而是因为习惯势力和“左”的影响，不能很好地把他们组织和使用起来，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要创造一种环境，促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
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
必须在全军上下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空气；
必须解放思想，破除陈规陋习，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开出一条路来。
邓小平同志强调：“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
领导干部应该懂得一个道理：人才难得啊！
人才不断涌出，事业才有希望。
（29）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是整个军队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也是衡量军队现代化程度的一个主要标志。
邓小平同志十分关注武器装备现代化的进展情况，明确指出，抓军队，不仅要抓编制，抓战略，而且要抓装备。
武器装备落后，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对抗能力不强，赢得胜利就要付出较大代价。
因此，要重视武器作用。
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是加速军队和整个国防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之一。
解决武器装备问题，要从战略着眼，正确规划科研和生产的目标及任务。
邓小平同志指出：管武器，“要有一个近期要求，也要有一个长远的目标。”
研究什么，生产什么，装备什么，都要从战略上进行统一规划。
要站在世界军事技术革命前沿，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不能老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
要根据国家可以提供的经济和技术条件，区分轻重缓急，要害的东西要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
要根据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实际需要，从军事战略的贯彻上解决武器装备的科研和生产的规划问题。
要根据武器装备的设计、生产和形成战斗力的周期，把科研、生产和装备部队统筹起来。
否则，紧要关头要误大事。
解决武器装备问题，应当量力而行，坚持贯彻少而精的方针。
邓小平同志强调，提出装备战略要求的目标，要考虑国家经济状况。
宁可少搞一点，也要坚持质量第一。
质量问题非常重要，特别是尖端的东西，不讲质量，一个小零件就有可能毁掉全局。
讲质量，要讲配套，讲整体质量水平。
在总的规划上，关键是要突出重点，精选几项必须办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一步一步地来。
解决武器装备问题，要把学习和引进先进技术同自己的创造结合起来。
邓小平同志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
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
学习和引进，只是一个起点，目的还是要提高我们自己的科研和制造水平。
因此，一方面要有自知之明，善于学习；
另一方面也要有雄心壮志，注重创造，搞出中国式的更好更新的东西。
提高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要重视解决军工体制问题。
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现在的国防工业体制是搬的苏联的制度，主要弊端，一是浪费，二是束缚技术发展。
因此，根本的问题就是要从搬的苏联那种制度中解放出来。
改革军工体制，总的要求是要把国防工业纳入国家整体规划，坚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原则。
这是一个全局问题。
改革军工体制也要同改革装备管理体制联系起来。
邓小平同志提出：“装备体制必须高度集中统一，否则是个‘杂货摊子’，计划没有办法订，仗没有办法打，弹药没有办法补充，指挥也不方便。”
所以，发展国防工业以解决武器装备问题，要从军工体制和装备管理两个方面，正确处理国家建设和军队建设、生产单位和使用单位、装备制造和装备维修的关系，尽可能地把追求军事效益同追求经济效益统一起来。
（30）编制体制是实现人与武器有机结合的军事组织形式，是军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战斗力的构成来讲，即便人的素质提高了，武器装备也改进了，但如果没有相应的编制体制，整个军队的现代作战能力也仍然难以充分发挥出来。
邓小平同志强调，抓军队，要抓编成，抓体制。
改革编制体制，首先要解决“肿”的问题。
针对林彪、“四人帮”对军队建设的严重破坏，邓小平同志尖锐指出，军队问题成堆，核心问题就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军队人员过多，也妨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
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
“一个从节省开支看，一个从军队本身提高素质看，都必须消肿。
就是战争比较早地到来，也得消肿。
不消肿就不能应付战争。”
邓小平同志还明确指出：“消肿，肿在哪里？
现在主要不是肿在作战部队，当然部队也多了一点，主要是肿在各级领导机构”。
因此，“消肿”的重点是精简机关，提高效率。
坚持这个原则，军队就可以搞精干。
解决“肿”的问题，是从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考虑的，对军队建设具有极其深刻的革命意义。
改革编制体制，还要解决部队结构调整问题。
邓小平同志指出，现代战争是诸军兵种联合作战。
部队平时编成，要把战时扩编考虑进来。
要同战时使用结合起来，要根据战区特点和部队肩负的不同任务，把编制员额搞得严格和精确起来。
邓小平同志强调，编制问题，要作为一个大的制度加以解决。
“制度化以后，编制就不会臃肿，该用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该用几个人就是几个人。”
解决编制的总的原则，是要适应现代战争特点，要搞“合成军”，要利于提高部队战斗力。
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中央军委决定：从一九八五年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裁减员额一百万的基础上，组建陆军合成集团军。
并且，海军、空军和战略导弹部队的建设也都十分重视贯彻“合成”的原则，这些重大举措，标志军队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接下文）
作者：DW：
（接上文）
（31）军队现代化包括后勤现代化。
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把整个后勤工作管好”，管好整个后勤，首先是“要着重研究后勤工作方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指出：“随着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我军装备的逐步改善，后勤工作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
过去我们是小米加步枪，对后勤依赖还不算很大。
现在不同了，无论是军需给养、武器弹药、装备器材，都得靠强大的后方供应。
战争物资的储备，也在不断变化。
这些都需要认真具体地研究。
另外，过去我们家当比较小，现在家当大了，怎么把整个后勤工作管好，也是个新问题，需要有适应新情况的一系列制度和解决办法”。
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整个后勤战线都面临着双重建设任务，一个是要实现自身建设现代化；
再一个是要保障整个军队现代化。
解决自身建设的现代化的问题，目的也仍然是保障整个军队建设的现代化。
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是整个后勤战线必须坚持和贯彻的一个总的指导原则和方针。
要把整个后勤管好，有一个平时保障问题，也还有一个战时保障问题。
战争对后勤有很大的依赖性。
邓小平同志指出：“搞后勤也是为了打仗。”
现代战争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就是打后勤。
战争是国家综合国力的较量，国家的综合国力要经过军事后勤作用于作战部队。
在科学技术和社会化生产日益发达的条件下，经济在军事领域中的延伸，往往要由后勤建设和保障集中体现出来。
江泽民同志强调，管好后勤，一个根本要求就是要做到“保障有力”。
军事后勤工作，既是制定和实现战略方针的客观基础之一，又是制约战争进程和结局的重要因素之一。
建立现代化的后勤指挥和保障体制，当然应该重视平时保障，但平时保障应该考虑到战时需要，尽可能地同战时保障统筹起来。
要把整个后勤管好，必须贯彻勤俭建军的方针。
邓小平同志指出，因为国家还穷，“军队要考虑的，不是增加军费预算在国家财政开支中的比重的问题，而是在这个已定比例范围内，怎么用好这个钱，用得更好，用得更合理，真正用在加强战斗力上。”
“这也是我们考虑的一个战略问题。”
江泽民同志指出，军队自己一定要有过紧日子的思想准备，一定要精打细算。
在供需矛盾一时难以缓解的情况下，搞后勤的要学会管家，学会少花钱多办事。
这里也有很大的学问。
要科学安排军费的投向和投量，突出保障重点。
要十分重视培养管理人才，改进管理方式，健全管理制度。
要当好“红管家”，廉洁奉公，严格遵守财经纪律，同铺张浪费的现象进行斗争，同假公济私的现象进行斗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军队后勤战线深入研究军事经济规律，打破自我封闭体系，改革旧的供应体制，重视解决同市场经济接轨问题，在实现“保障有力”这个根本要求上，已经和正在开创新的局面。
（32）解决军队和国防现代化的问题，根本出路是提高现代科学技术水平。
邓小平同志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国防。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战斗力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战争的历史进程已经证明，新的科学技术，产生新的武器装备，开辟新的作战方式，培育新的军事思想，往往成为军事领域爆发新的革命的第一推动力量。
强军，要靠科技。
这是一个客观真理。
国防科研，是实现科技强军的关键环节。
邓小平同志指出：“科研要走在前面。”
“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
“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因此，一定要把国防科研搞上去。
要大力发展科技事业和教育事业。
要加强科技队伍建设和管理。
要集中力量组织科技攻关活动，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八、提高军队建设的正规化水平
（33）正规化是军队建设总目标的重要方面。
早在1975年，针对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邓小平同志就把正规化作为恢复军队优良传统的一个重大课题郑重提到全军面前，严肃指出：“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整顿军队必须严格整顿纪律”。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把正规化纳入军队建设总目标、总任务，赋予军队正规化以更高标准和更带全局性的重大意义。
正规化是革命化和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一方面，要为革命化建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秩序与环境；
另一方面，又要依靠规范化的组织形式和科学的运行机制，把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产生的思想基础、物质基础和军事技术基础有机结合起来。
没有正规化，部队就不可能适应现代战争，形成一个整体，聚合成现代作战条件下的强大军事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毛泽东同志就开始把正规化作为一项根本任务提上军队建设日程，明确指出：在中国人民尚未获得全国胜利的条件下，限于客观物质基础，军事建设处于低级阶段，编制不够统一，制度不够规范，指挥不够集中，甚至带着某种程度的游击性质和习惯。
这在过去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自从获得全国胜利，历史条件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
正规化要求在全军范围内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
要求在整个工作上，指挥上，教育训练上，培养和加强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
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五统”、“四性”是对军队正规化建设内容的科学概括，至今仍然是我们进行正规化建设所必须遵循的指导原则。
军队正规化要随着武器装备现代化的提高而不断提高，也要随着现代战争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在高技术广泛应用于当代军事实践活动的形势下，军队的编成是否科学，指挥是否灵便，构成作战力量的各个方面联系是否密切，运转是否协调，对战争全局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
因此，邓小平同志要求，解决新时期的军队正规化建设问题，必须同军事领域内的变革形势相适应，坚持用以条令条例为主体的法规制度规范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把建立符合现代战争规律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作为一个重点突出出来。
（34）实现军队建设的法制化，是新时期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邓小平同志指出，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军有军规，过去历来如此，现在更应加以强调。
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着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社会环境下，因为军队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变化，正规化建设必然面临许多新的情况，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涉及军事领域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在这个新的情况下，要理顺一些大的关系，就要十分注意解决制度建设问题，“要讲法制”，坚持依法治军。
一方面，要重视军事立法工作；
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军事执法工作，推动军队建设逐步走上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
实现军队建设的法制化，首先是要有法可依。
邓小平同志指出：“一定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
所有的领域，所有的方面，都要订出章程。
建立规章制度要严，要细，标准要高，一点差错也不能有。
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职责。
要用科学、严格、稳定的规章制度覆盖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保证军队的每一个成员在军事活动和日常生活中都有明确的行为规范，都有章可循。
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中央军委明确提出，“依法治军”是新时期军队建设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军队法制建设同国家法制建设相适应，相继制定一系列军事法律、军事法规和军事行政法规、军事规章和军事行政规章，开始逐渐形成一个军事法规体系。
军队正规化的过程，就是贯彻条令条例和其他法规制度，使之变成全体军人自觉行为的过程。
邓小平同志指出：“有了章程，那就要老老实实执行。”
“不能弄虚作假，自己欺骗自己”。
解决这个贯彻和落实问题，既靠教育，也靠训练。
对全军指战员都要进行必要的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
战士从入伍起，就要学习和服从各自所必须遵守的纪律。
要把掌握军事技术同增强组织纪律性结合起来，同培养优良作风结合起来，同提高部队的正规化素质结合起来。
要使各级领导干部知法、懂法、带头守法和照章执法，坚决反对在执行条令条例和其他法规制度上的随意性，彻底纠正和杜绝“以言代法”、“变通执行”以及搞“土政策”的错误倾向。
（35）军队建设越发展，治军越要严格。
治军要严，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建军原则，也是新时期军队正规化建设必须始终贯彻的一条重要方针。
邓小平同志强调，新形势下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关键是要有一个很高的标准，把“严格要求”贯彻到部队工作与生活的方方面面。
要严格制度，严格纪律，严格训练，严格管理。
邓小平同志指出，要特别强调的，一个是制度问题，“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
再一个是纪律问题，“军队非讲纪律不可，纪律松弛是不行的。”
纪律是军队的命脉，没有严格的纪律，制度再好也不可能坚持下来。
而结果，就是一盘散沙，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
治军以严，要突出强调严格纪律。
强调严格纪律，最重要的就是要强调令行禁止，一切行动听指挥，始终保持军令、政令畅通。
一切行动听指挥，是我们军队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军队纪律的核心内容。
邓小平同志指出：“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仅是军事纪律上的一个根本要求，而且也是政治纪律上的一个根本要求。
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相统一，最重要的就是统一在同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绝对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与指挥，“不允许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任意散布不信任、不满和反对的意见。”
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纪律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个利益问题，也是一个顾全大局问题。
一切行动听指挥，关键是要坚持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
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
或者，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在这个情况下，归根到底是要顾全大局，要靠纪律维护大局。
治军要严，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把纪律和法规的教育、引导作用同约束、惩戒作用统一起来。
邓小平同志指出，过去搞革命，靠的就是纪律，而且是自觉的纪律。
遵守纪律的自觉性，来自用进步的思想和革命精神贯注于部队之中，来自教育官兵懂得遵守纪律与维护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关系，与提高军队战斗力和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胜利的关系。
但是，教育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
严格纪律，还必须强调纪律的约束和惩戒作用，“对一切无纪律、无政府、违反法制的现象，都必须坚决反对和纠正。”
邓小平同志强调，从严执法，从严执纪，首先要做到在纪律、法规面前人人平等。
“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不允许任何人特殊，不能对任何人姑息迁就。
邓小平同志还明确指出：“我们说治军要严，首先对领导班子要严，对高级干部要严。”
只有从领导干部严起，才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力、说服力和感召力，从严治军才能真正严起来，真正坚持下去。
（36）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科学管理制度，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军队的管理涉及军队建设的一切方面，一切领域，是影响军队建设全局的经常性、基础性工作之一。
在新的条件下，社会环境和军营环境，以至部队的编制体制、武器装备和兵员成分各个方面，都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势必要给军队管理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增添许多新的内容和新的难度，搞好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邓小平同志指出：“管理也是有科学的”。
管理好与不好大不一样。
同样的财力、物力、人力，管理得好，就会事半功倍，管理得不好，就会事倍功半。
科学管理，是兴国之道，也是兴军之道。
必须把科学管理作为军队正规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同贯彻依法治军原则和从严治军方针结合起来。
管理，主要包括管人和管物两个方面。
邓小平同志强调，“所谓管理得好，主要是做好人的工作。”
现在有不少干部不会管理部队。
“好多事故都是因为不会管理，不会做工作，不会做人的工作，不会做思想工作，使矛盾激化而发生的。”
管物要先管人，管人首先是要管好思想。
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很重要的就是体现在不仅把管理当作行政工作，而且还把管理当作思想工作，坚持管人和管物相统一，用对人的管理把对物的管理带动起来。
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管好部队，关键是要管好干部。
要在着重抓好干部管理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新形势下带兵的特点和规律，不断提高整个部队正规化的管理水平。
科学管理要重视解决领导责任制问题。
邓小平同志指出：“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
借口集体领导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
对这种祸害，无论如何要不顾一切地尽量迅速地予以根除。
建立和加强责任制，就是根除这种“祸害”的有效形式。
明确职责，并以制度形式把职责规范下来，可以做到赏罚严明，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环境和风气；
可以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因素，利于发动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约束自己。
坚持责任制，整个管理工作就能形成科学的运作机制和坚实的群众基础。
干部管理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关键在于学习。
懂得管理，是军队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
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把部队管理好，就要提高管理能力。”
管理是个大学问。
学习现代管理，包括吸收和借鉴一切管理科学上的积极成果，要同学习现代科技知识和学习现代战争知识结合起来，也要同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传统优势与特色结合起来。
要从实践中学习，从书本上学习，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习。
九、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
（37）现在建设军队，和过去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处在相对和平时期。
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军队过去是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那时培养干部，锻炼部队，主要靠战场考验，是从战争学习战争。
现在不打仗，靠什么来考验干部，用什么来提高干部，提高部队的素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要说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恐怕最主要的就是要研究这个新情况，解决这个新问题。
从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讲，提高军队战斗力，归根到底还是要靠教育训练，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事关军队建设和战争全局的战略位置上来。
相对和平时期，军队建设是不能违背这个规律的。
邓小平同志指出：“战略要研究的问题，不仅是作战问题，还包括训练。
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
教育训练和作战，是军事实践的两种基本形式，是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胜利的两个主要环节。
训练，是作战的基础。
实施战略指导，如果不把用兵和练兵统筹起来，不从作战方面思考和解决部队训练问题，就是没有通观战争全局和整个军事行动过程，就不可能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
邓小平同志强调，在世界上还存在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情况下，仗总可能有一天要打起来。
从应付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来看，教育训练问题，实际就是军事斗争的准备问题。
没有这个准备，一旦战端一开，那就必然遭致失败，至少在战争初期要相当倒霉就是了。
因此，无论是从遏制战争还是从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来讲，教育训练本身都处在战略全局的一个关节点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提高部队军政素质，主要是靠教育训练。
现在，军队要搞现代化，强调这一点就更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第一，“因为装备不同了”。
要让部队熟练武器装备就像人之使臂、臂之使手那样运用自如，关键是在提高人的素质，提高人的知识和专业化水平。
邓小平同志指出：“新的武器装备一来，行不行呀？
懂不懂呀？
指挥能力够不够呀？
就是自己行，下面的人行不行呀？
你不训练，就是不行。”
第二，也是因为“现代化战争非常复杂”。
现在打仗，“当个连长，不是过去的连长，当个团长，不是过去的团长，要有知识，天上、地下，陆上、水下，包括通信联络都要懂得。”
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个新的情况，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全军：“没有这个知识是不行的呀！
所以非学习不行。”
无论是从人和武器装备的结合来讲，还是从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来讲，要提高人的素质，提高部队战斗力，都要依靠教育训练。
教育训练，是和平时期军队战斗力得以生成的主要渠道和方式。
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也包括要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包括把干部战士训练成为既会打仗又会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军地两用人才。
在新的形势下，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这是大局上的一个需要。
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给干部战士“创造到地方工作的条件，这对国家建设有利，对军队建设和战备也有利”。
因此，把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纳入教育训练范围，是历史赋予军队的重大责任，是全军官兵的共同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殷切期望。
从战略层次上思考和解决教育训练问题，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要把着眼于军队建设全局与服务于国家建设大局统一起来。
坚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放松不得，动摇不得。
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坚持教育训练的战略地位，要作为一个制度问题加以解决。
毫不动摇地坚持教育训练的战略地位，并坚定不移地付诸实践，是全军上下必须长期加以重视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一项不容忽视的根本任务。
（38）加强诸军兵种的合成训练，是坚持教育训练战略地位的客观要求。
现代战争，即便规模不大，往往也都是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单凭哪一个军兵种都将难以赢得战争的胜利。
要形成整体作战能力，军种之间，兵种之间，仅仅依靠编成是不可以完全解决问题的。
编成只是合成的基础，编起来了，未必能够“合”得起来。
解决这个“合”的问题，要靠教育训练。
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是合成军队作战，空中也有，地面也有，水里也有，不是过去的小米加步枪了。”
“指挥现代化战争，包括我们老同志在内，能力都不够。
要承认这个现实。”
“训练可是要注意合成训练，抓合成军作战训练。”
要把军队训练得像个军队样子，就要认真学习现代战争知识，学习诸军兵种联合作战。
不但高级干部要学，连排干部也要学，都要懂得现代战争。
合成训练是在单一军兵种训练基础上的合练，是整体性的协同训练方式，贴近实践，能体现出现代战争的主要特点，是现代军事应用训练的高级形式。
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注意合成训练，其实质就是要解决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协同和指挥问题。
抓合成，当然要解决合成的基础问题，“但是不能总是停留在练射击、刺杀、投手榴弹的水平上，现在单练这些就不够了。
怎样对付坦克、飞机等等，每个战士都得学会。
怎样把天上地下协同起来，我们也要学会。”
部队训练，要实现从注重抓单一军兵种训练转到注重抓诸军兵种合成训练上来。
（39）教育训练既有干部训练，也有战士训练，但核心的问题，还是一个干部的教育和训练问题。
现代战争的复杂性和整体性特点，对指挥员的谋略水平和组织指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强调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训练干部学会指挥现代战争。
邓小平同志指出：“指挥现代化战争需要多方面的知识。
如果连地图都不认识，那怎么行啊！
现在还不是会不会识图的问题，那个还容易解决。
现代化战争非常复杂，连通信联络都不容易。
一个连作战，配属你几辆坦克、几门火炮，你怎么指挥？”
“一个连是这样，更不用说营、团、师、军了。”
因此，教育训练应该把干部训练作为一个重点突出出来。
邓小平同志强调：“干部，包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在苦练中增长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
指挥现代战争，没有过硬的政治和军事素质不行，没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战争知识也不行。
教育训练，要达到一个目的：促使干部队伍水平提高，能力增强，有现代战争的军事知识和指挥、管理能力，有好的思想和作风。
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按照这个基本要求培养和更新我们的干部队伍，特别是战斗部队的干部队伍。
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就是要使干部尊重科学和尊重知识，更要使干部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战争知识。
（40）解决适应现代战争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这个方针具体化。
“一个方面是部队本身要提倡苦学苦练”，“军队的好传统、好作风，也要从苦练当中恢复和培养起来”；
“另一方面是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问题”，“把更多的干部放到学校去训练。”
邓小平同志强调：“过去是在战争中训练，从战争中学习，而且那个学习是最过硬的。
但是现在，即使有战争，不经过学校学习也不行，因为装备不同了，指挥现代化战争需要多方面的知识。”
所以，要把院校训练作为整个教育训练的重要环节摆到战略位置上来。
军队院校是培养干部的重要基地。
邓小平同志提出，学校怎么办？
根本上讲，就是要“训练干部，选拔干部，推荐干部。
用形象化的语言说，就是各级学校的本身要起到集体政治部的作用，或者说起到集体干部部的作用。”
起这个作用，就是要出人才，出现代化的军事人才。
联系军队建设的历史经验，邓小平同志指出，过去战争年代，就很注意经过教导队的学习来解决干部问题，现在有条件办院校，更要坚持经过院校培养和选拔干部。
而且再三强调：“要从制度上考虑，从排长起，各级军官都必须经过军官学校的训练。”
“军官的晋升也要制度化。
每个阶段的晋升都必须经过学习，掌握现代化战争的知识。
特种兵也应该如此。”
一九八○年，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全军实行经院校培训提拔干部制度。
军队院校建设开始出现新的发展局面。
靠办好院校解决干部问题，关键是要提高办学质量。
邓小平同志指出，办学校，要有一支好的队伍。
“选好办学校的干部，包括教师，这个很重要。”
“要选最优秀的，特别是能深入实际、努力工作、艰苦奋斗、以身作则的干部。”
要有一套好的教材。
“教材的内容，要使学员懂得敌人，懂得自己；
要重视我们自己的战争经验；
要有现代化战争的知识”。
要有一个正确的办学指导思想。
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院校教育与部队建设相结合，教学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办校方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真正办出军队院校的特色。
十、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41）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邓小平同志在不同时间，从不同方面，针对不同问题作过许多重要论述，贯穿其中的一个根本要求，就是全面提高军队战斗力。
在一九七五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目的就是要恢复老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排除各种影响军队战斗力的不利因素。
在一九七七年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把教育训练摆在战略地位，目的也是要解决和平时期军队战斗力的提高问题。
在一九七八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会议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就是在新的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问题。
在一九八○年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再一次明确指出，要从面临更强大的对手来衡量我们战斗力的可靠性。
消肿，精简军队，就是要把军队搞精干，利于提高战斗力。
一九八二年召开军委座谈会，邓小平同志作出总结，强调指出：“军队就是提高战斗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和解决和平时期全面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问题。
军队是要打仗的，不讲战斗力不行。
对战争危险没有警惕，就不可能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军队建设的主要课题突出出来。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中央军委明确提出，必须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军队改革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检验军队各项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
战斗力标准的确立，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坚持战斗力标准，就是要把提高战斗力作为一个总的指导原则在整个部队建设中确立起来。
邓小平同志强调，讲真正的战斗力，要讲全面提高部队素质。
就战斗力的构成来讲，人的因素有个素质问题，包括军事素质、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素质不行，会影响战斗力。
武器装备是个物质基础和技术水平问题，解决不好，也会影响战斗力。
人和武器装备还要科学组合起来，没有一个好的编制体制，同样会要影响战斗力。
从实际作战来看，战斗力的生成还有一个协同与合成问题，协同不了，合不起来，部队就不可能形成一个整体，也就不可能在作战条件下把战斗力充分发挥出来。
坚持战斗力标准，要十分重视全面建设部队，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都要着眼于提高部队素质，解决增强战斗力的问题。
战争是军队战斗力的试金石。
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基本着眼点，就是要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有力量保卫自己。
别人要打，没有什么可怕。
要打，就一定要打赢。
因此，抓部队建设，“只看表面不行，要看实战能力。”
实战能力是部队战斗力在战争环境下的综合表现形式。
战争的条件不同，样式不同，对手不同，衡量实战能力的标准也不相同。
要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瞄准更强大的对手，讲真正的战斗力，顶用的战斗力。
对军队来说，战斗力的可靠性始终是一个关系未来反侵略战争胜负和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忽视不得。
（42）军队战斗力的生成与发展，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
现代条件下，高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构成战斗力的两个基本要素即人和武器装备在结构关系上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军队员额的比重相对下降，武器装备的比重相对上升，战争强度随之大大加剧。
因此，在战斗力的生成与发展上，乃至在整个军事斗争的最终结局上，质量因素显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有决定性的作用和意义。
正确处理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已经成为谋划军队建设全局和未来的一个重大问题。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还穷，养兵不能太多；
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幅员辽阔，周边环境比较复杂，养兵太少也会影响国家安全。
因此，军队的数量与规模要控制在国家安全需要和国力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
解决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不能只打数量上的主意，关键是在提高质量，提高效能水平。
邓小平同志强调：“质量问题是影响战争胜败的问题。”
只讲数量，不讲质量，会要耽误大事。
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没有适当的力量不行，但这个力量要顶用，要精，要把技术搞上去，把质量搞上去，真正是现代化的东西。
江泽民同志也强调指出，争夺质量优势，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适应这个趋势，要十分重视全面提高军队质量水平，要把注重质量建设作为一个根本方针在军队建设各个领域确立起来，长期坚持下去。
注重军队质量建设，第一，要坚持“精兵”的原则。
“精兵”，就是要把军队搞精干。
一个是要压缩员额，再一个是要精简机关，还有一个就是全面提高官兵素质。
从长远来说，重点是在提高素质方面。
第二，要坚持“利器”的原则。
武器装备是军队质量建设的物质基础。
要改进武器装备，下决心搞出自己的新的顶用的东西。
第三，要坚持“合成”的原则。
一方面，要重视解决科学编成问题；
另一方面，也要重视解决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指挥和协同问题。
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合成”就没有整体水平。
第四，要坚持“高效”的原则。
从机关来讲，是要提高工作效率和指挥水平；
对部队来说，就是提高协同作战能力、快速反应能力、电子对抗能力、野战生存能力和综合保障能力。
归总起来，讲质量，就是要求军队具备诸军兵种联合作战能力，具备现代战争条件下所必须具有的整体效能和水平。
注重质量建设，中心仍然是解决军队现代化的问题。
在当前以至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真正影响长远的，涉及未来反侵略战争大局的，是军队建设的科学技术含量问题。
科学技术含量的高低，是衡量军队质量建设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军队战斗力强大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
重视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军队建设的科学技术含量，是邓小平同志根据当代军事斗争及其发展趋势提出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和方针。
贯彻这个方针，中央军委明确提出，谋划军队建设的未来发展目标，要深刻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军事意义，实行科技强军战略，逐步解决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问题。
要改变那种单纯依靠增加兵员数量来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思维方式，彻底克服轻视科学文化和科学技术的错误倾向，把科技强军的思想观念牢固确立起来。
科技强军不仅要求改进武器装备，而且还包括科学的编制，科学的训练，科学的指挥，科学的管理。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全军上下形成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风气，普及科学文化教育，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注重从人员、装备和编成上全方位地增加科学技术含量。
坚持科技强军的战略和方针，军队现代化建设必将开创新的局面，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43）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是邓小平同志指导新时期军队建设致力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
在解决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把军队的改革同军队的稳定和发展统一起来，强调军队的改革要有军队自己的特点，不能照搬地方的改革经验，更不能照搬外国军队的治军原则，必须从中国国情和军情出发，正确处理需要与可能、重点与一般、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把借鉴外军经验同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色统一起来。
坚持军队自己的特点，一方面，要把改革同维护军队稳定和保持军队高度集中统一结合起来，凡是涉及全军性的问题，要由中央军委作出决策和部署，不能各行其是。
另一方面，要把是否利于提高战斗力作为根本标准，贯彻到改革的每一个环节和所要解决的每一个问题之中，同军队的建设与发展相协调。
十多年来，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指导下，改革军队编制体制，改革教育训练体制，改革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相继取得重大成果，军队的革命化建设，现代化建设，正规化建设，开始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
实践证明，没有改革，就没有军队现在这个新的局面。
改革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强大推动力量。
十一、军队和国防建设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事业
（4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百年屈辱历史的结束，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独立自主权利，深深懂得这样一个基本道理：国防建设必须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地位相适应。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现在国际局势并不太平，我们必须巩固国防”。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绝不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中国又是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在世界上存在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情况下，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就不能保证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安全，就不能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安定的国内环境，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军队和国防建设，关系国家安危，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败，关系国家的最高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全党的事业，全国各族人民的事业。
当代中国的国防事业，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创的，走的是依靠全国人民建设人民国防的道路。
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曾明确指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
这两件事都有赖于同志们和全体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道，和全国工人、农民及其他人民一道，团结一致，协同努力，方能达到目的。”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防建设仍然要沿着毛泽东同志开创的道路前进，仍然要坚持全民办国防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四大以来，江泽民同志又多次指出，党的各级组织、政府和全国人民要一如既往地关心国防建设事业。
社会主义的国防，本质上就是人民的国防。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依靠人民建设国防，都是我们必须遵循的一个根本原则和方针。
中国的特点是国大人多，经济力弱。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靠人民建设国防是必然的和唯一的正确选择。
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防事业，是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奋斗中建立起来的；
同样，也只有依靠党和人民的共同奋斗才能不断巩固和发展起来。
历史经验证明，过去我们所以能够获得胜利，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我们党代表着人民的希望和人民所需要的方向，就是军队和人民鱼水相依，患难与共，始终紧紧地团结在党的旗帜下。
依靠人民建设军队，建设国防，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也是我们的威势所在。
这个优势和威势，要一直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国防的可靠保证。
从这个意义上讲，坚持全民办国防的根本方针，就是要把我们已经拥有的这个优势和威势进一步发挥出来。
（45）国防观念是国防建设的社会思想基础。
长期的和平环境，容易淡化国防观念，甚至产生和平麻痹思想。
因此，深入持久地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是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
没有全民国防教育，就不可能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也就不可能坚持全民办国防的根本方针。
新时期的国防教育，其实质和中心内容是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教育，是在全体人民中唤起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使命感的教育。
在继承中华民族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把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有机统一起来，赋予爱国主义以崭新的时代特色，明确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爱国和爱社会主义都是为着一个总的目标，即把中国发展起来，把民族振兴起来。
结合近代中国遭受屈辱和重新崛起的历史，邓小平同志还多次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振兴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支柱，也是现代国防观念赖以确立的思想道德基础。
新时期的全民国防教育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
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全民国防教育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必须健全国防教育领导体制；
必须把国防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必须形成国防教育的法制环境；
必须建立国家、军队、社会、学校和家庭“五位一体”的国防教育网络。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
就其地位和职能来讲，既是国防教育的主要对象，又是国防教育的推动力量。
因此，要不断加强自身国防教育，提高警惕，忠实履行保卫和平、保卫祖国的重大历史责任；
要把部队建设成为正义之师，文明之师，威武之师，塑造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防形象；
要大力协助国家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社会团体，把接受国防教育作为一种义务，普及到共和国的每一位公民中去，不断提高全民国防教育水平。
（46）坚持全民办国防的根本方针，需要建立有效的国防动员体制。
要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一个条件，是国家综合国力要强，应付战争的潜力雄厚；
再一个条件，是战争动员要快，能迅速从和平时期转入战争状态，最大限度地把已经具备的战争潜力转化为投入战争的军事力量。
建立有效的国防动员体制是现代国防建设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坚持平战结合、军民兼容的原则。
贯彻这个原则，必须把战争动员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纳入整个国防建设包括军队建设和后备力量建设之中。
要在加强动员立法工作、健全动员领导体制的基础上，统筹规划，从武装力量、国民经济、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医疗卫生、城市防空以及全民政治动员等方方面面，逐步建立和健全动员机制，不断提高国防建设的整体效能和水平。
一旦战事发生，保证国家可以迅速动员全民族和全社会的力量投入到反侵略战争中去。
坚持全民办国防的根本方针，还需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后备力量。
邓小平同志指出，在武装力量建设上，要实行精干的常备军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
常备军和后备力量是构成现代国防的基本要素。
常备军是骨干，后备力量是基础，只有常备军而没有后备力量的国防是不完整的国防。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边境线和海防线长、周边情况复杂的大国来说，在常备军减少的情况下，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就具有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的国防后备力量，一个是民兵，再一个是预备役部队。
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坚持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民兵仍然是一支重要的战略力量，“要提到战略地位”。
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地指出，组建预备役部队是个好办法。
可以寓兵于民，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
新时期民兵、预备役工作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适应国防建设需要，贯彻“控制数量，提高质量，抓好重点，打好基础”的方针；
要坚持劳武结合，把发展生产力与提高战斗力统一起来。
建立预备役部队，标志着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现代国防是整体国防。
强大的国防后备力量和有效的国防动员体制，是现代国防的重要标志。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和军事部门十分重视抓好民兵建设，抓好预备役部队建设，抓好国防工业同整个国家经济建设的兼容与接轨，开始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具有时代特色的国防发展道路。
坚持这条道路，是党的各级组织、地方政府、军队和全国各族人民不可推卸的共同责任。
（47）兵民是胜利之本。
坚持军民一致，军政一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军队和人民在党领导下的一个伟大创造，是经过长期斗争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指导军队和国防建设所一贯坚持的重要思想原则。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军民一致，这个原则不能变。”
要恢复和发扬军政、军民之间紧密团结的优良传统；
要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活动；
要根据新的情况，开拓新的视野，创造新的形式，坚持从各个方面正确解决军民关系问题。
江泽民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也一再要求全国党政军民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军政军民团结，真正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同心同德迎接各种可能的风险考验和新的伟大胜利。
新时期的军政军民团结，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获得胜利的重要力量源泉，也是坚持全民办国防的重要政治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军队和地方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共育军地两用人才，广泛开展创建“双拥”模范城（县）的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创造出许多新鲜经验。
广大军民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通力协作，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考验中风雨同舟，在战胜自然灾害的斗争中患难与共，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之间相互团结、相互支持的大好局面。
坚持军政军民团结，关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具有振兴中华民族和维护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意义。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结语：坚持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指导地位
（48）中国正在走向二十一世纪。
二十一世纪，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军队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世纪。
到下世纪中叶，中国将基本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军队也将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面对新的世纪，人民军队的建设应当怎样去实现既定的宏伟目标？
靠什么来实现这个宏伟目标？
江泽民同志指出，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集中反映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基本规律，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建设与改革的根本依据和指导思想。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毫不动摇地坚持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指导地位，这就是结论。
面对变动不居的世界和日新月异的国内改革形势，思考和解决军队建设问题，有两个情况特别值得重视：一个是，高科技迅猛发展所带来的世界军事变革方兴未艾，将对下世纪的军事斗争产生深刻影响。
迎接世界军事发展的挑战，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历史责任。
另一个是，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向纵深发展，到二○一○年将要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这一历史进程，已经并将继续对军队建设产生广泛影响，积极探索在新环境、新形势下治军的特点和规律，是一个根本性的课题和长期性的任务。
进入二十一世纪，国际和国内环境还将出现新的变动。
但是，不论情况怎样变化，邓小平同志所揭示的时代特征不会改变，世界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不会改变，军队建设总的历史条件和基本规律不会改变。
因此，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对于军队和国防建设必将具有长远指导意义。
可以肯定，只要始终如一地坚持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指导地位，不管前进道路上会出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风险，都不可能阻挡我们走向胜利，把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推向前进。
党的十四大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根本保证，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军队落实这一战略任务，还包括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武装全军。
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没有理论上的清醒和坚定，就不会有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
全军同志不但要系统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还要结合军队的工作特点，深入钻研邓小平同志的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要紧紧抓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着重领会邓小平同志关于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观点；
关于军队要在大局下积极行动的观点；
关于军队要把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的观点；
关于坚持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的观点；
关于军队要坚持自己的性质，保持老红军政治本色的观点；
关于军队要听党的话，维护现在这个制度、这条道路和这些政策的观点；
关于军队建设要以现代化为中心的观点；
关于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国防的观点；
关于改革编制体制，把军队搞精干的观点；
关于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观点；
关于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观点；
关于培养接班人直接关系到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大局的观点；
关于军队就是提高战斗力的观点；
关于注重质量建设的观点；
关于坚持平战结合，军民兼容，依靠人民建设和巩固国防的观点；
关于坚持改革，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的观点。
要从这些观点的相互联系上来把握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把握蕴含在这一科学体系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握邓小平同志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创造精神和革命风格。
（49）坚持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指导地位，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和国防建设的重大决策。
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始终坚持把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作为指导军队建设的根本依据，作为开创军事工作新局面的科学指南，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提出要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全面建设部队；
提出新时期的军事斗争准备，要把立足点放在打赢一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
提出国防现代化要以经济建设为依托，要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时代特色的国防发展道路；
提出军队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注重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划清是非界限，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系统性和创造性；
提出军队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要走在整个社会的前列，坚持“思想理论武装”和“高科技知识武装”相统一，注重全面提高官兵素质；
提出要把科技强军作为一个根本战略在整个军队建设中确立起来；
提出要把培养和造就大批跨世纪的军事人才作为治军、建军的一个战略举措纳入军队建设规划；
提出注重质量建设是一个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方针，等等。
实践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和国防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运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科学结晶。
（50）坚持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指导地位，高中级干部负有重大历史责任。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高中级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如何，治军能力和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军队能否始终保持自己的性质，能否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能否忠实地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军队的各项任务。
江泽民同志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必须具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很强的领导能力，很好的工作作风。
要讲政治，尤其是在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保持军令、政令畅通。
要懂军事，必须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素养，具有现代战争知识和科学技术知识，具有丰富的治军经验，具有指挥现代战争的能力和水平。
要顾大局，熟悉国情军情，善于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总揽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工作全局，善于把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放在大局下思考，自觉在大局下行动。
要尽职责，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有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有夜以继日、寝食不安的工作精神，能够把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与自己肩负的工作任务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作表率，带头实践党的宗旨，模范执行党的政策，谦虚谨慎，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面对跨世纪的历史重任，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现在大政方针已定，关键是在落实，落实，归根结底还是落实。
军队的高中级干部一定要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一定要作出不懈的努力，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的创业精神，把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变为广大官兵的自觉行动，把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转化为推动部队建设和发展的巨大物质力量。
面对新世纪的曙光，人民解放军一刻也不能忘记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庄严宣告：“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
一刻也不能忘记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伟大号召：“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关心、支持和共同努力下，我们正在实现这个宏伟目标！
我们一定能够实现这个宏伟目标！
我们的军队必将以崭新的面貌跨入新的世纪，必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作出应有的历史贡献！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写）
作者：林国民/石伟斌/郑宗群/王伟
单位：
栏目：时事新闻
●林国民 石伟斌 本报记者 郑宗群
厦门有过沉重的历史。
早在明朝，荷兰侵略者就对这颗镶嵌在中国东南门户上的璀璨明珠垂涎欲滴。
一个多世纪前，帝国主义列强逼迫腐败的清政府签下《南京条约》，迫使厦门成为“自由”通商口岸。
从此，厦门成为西方列强争相掠夺之地。
祸不单行，鼓浪屿也沦为万国租界之地，备受凌辱。
然而，厦门也有后人引为自豪的历史。
戚继光、俞大猷曾在这里大败倭寇。
民族英雄郑成功曾在这里操练水师，经过9个月跨海浴血奋战，从荷兰侵略者手中收复台湾。
共和国诞生后的50年代，在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中，厦门诞生了“英雄小八路”等至今还令国人肃然起敬的英模人物。
腥风血雨的屈辱历史、永垂青史的民族英雄，使处于改革开放第一线的厦门人民，尤为理解“国防”两字的深刻内涵。
他们把这种感悟，责无旁贷地贯穿于特区两个文明建设的每一项实践中。
石兆彬书记常说：“没有子弟兵，就没有特区的繁荣。
增强国防观念、倡导拥军优属，是特区建设的需要，更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作为军队的新闻工作者，联想在厦门采访中的所见所闻，怎能不由此倍感亲切、倍添激情？
在机场、码头、车站，在穿流不息的繁华大街上，我们无数次见到佩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向军人行队礼。
去年5月，市双拥办、团委、妇联作出这项决定的立意是，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谁是最可爱的人。
在轮渡码头，在闻名中外的日光岩，在厦门所有的旅游观光点，凡军容严整、持军人身份证的子弟兵，一律免费。
它的价值绝不在于金钱，它表达和寄托了特区人对子弟兵的敬重和感激之情。
在鼓浪屿高高耸起的郑成功石雕像下，在“英雄小八路”故乡建起的纪念室内，在投资3500多万元兴建起的“狮山国防园”等4个大型国防教育基地里，在市领导过“一日军事生活”的照片上，在后浦居委会印发的“全民国防教育作业题”中，在嵩屿电厂与厦门警备区后勤部军民共同研讨的论文中，我们处处感受到在潜移默化之中不断深化的国防观念所带来的精神力量。
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精神力量，才造就了厦门市经久不衰、日见高涨的拥军热潮。
——厦门古龙集团等10多家企业出资150万元，为部队官兵设立“争先创优”奖励基金；
——全市8所大专院校，11所中专、35所中学，发挥知识人才优势，为驻军建立30个两用人才基地；
——为了官兵同享改革开放成果，厦门市帮助驻军建设7个菜篮子基地，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生活水平；
——市里每年都要评选60名“好军嫂”，并邀请驻厦部队的“老海岛”到厦门市参观改革开放硕果……
尤为可喜的是，厦门市各行各业在拥军的同时，把目光盯得更远，标准定得更高。
厦门市交通部门在设计大都市交通蓝图时，既想到经济高速发展和方便群众的需要，还想到了未来战争对交通的要求。
他们立足于战备，调查厦门陆、海、空一体交通现状，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其中有不少落实到实际操作中。
在一次由南京军区和福建省有关部门组织的检查评比中，总分名列全省第一，合格率达到100％。
驻厦陆海空三军和武警官兵，没有忘记人民的厚爱，他们回报给厦门人民的最佳礼物是，部队建设蒸蒸日上，涌现出了“鼓浪屿好八连”、许永楠、周义学等一批在全国全军叫响的先进集体和英模人物。
驻军一位政委说得好：“我们不但要积极投身厦门市创建精神文明活动，更要以良好的军人形象，遵守地方的有关法规，为特区增光添彩。”
他们提出口号：“在外国人面前，代表中国军人的形象；
在中国人面前，代表特区军人的形象；
在特区人面前，代表当代军人的形象。”
他们开展“为第二故乡增光添彩”活动。
驻厦武警有数个警种，但过去没有统一的警备机构。
1994年数月，在上级的支持下，武警厦门支队增设了驻厦武警城市警备指挥部，统一督促检查驻厦和过往武警各部队的车辆、警容。
成立三年来，通过文明执勤、依法纠察，进一步树立了武警官兵在特区的良好形象。
在特区文明新风的沐浴下，厦门驻军涌现出了一个又一个展示特区军人风貌的“文明窗口”。
厦门机场的边防检查站，一年要检查五六十万进出的中外乘客。
他们良好的服务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受到外国客人和港澳台胞的由衷赞赏。
压题照片：厦门市委市政府每年都要邀请驻高山、海岛部队的优秀士兵到特区参观，让战士们在游览特区美景中，体验站岗、放哨的意义。
王 伟摄
作者：DW：
栏目：时事新闻
据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鹏今天在与意大利总理罗马诺·普罗迪举行会谈时，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并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李鹏说，作为总理，他曾两次访问意大利，去年，他赴罗马出席世界粮食会议，并顺访意大利，与普罗迪总理举行了非常友好的会谈。
那次会谈使双方增加了理解，增进了友谊。
他认为，普罗迪总理这次访华有许多重要的企业家随行，这无疑对进一步推动两国的经贸关系和其它方面的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他说，中意两国都是文明古国，友好往来的历史悠久。
两国自1970年建交后，特别是近几年以来，双方关系发展迅速，并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
中国重视同意大利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愿意加强两国在政治、经贸、文化和科技等各个方面的合作。
中国把发展中意关系视为发展中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这种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有助于建立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他认为，普罗迪总理这次访华，表明了意政府积极发展双边关系的愿望。
李鹏总理表示相信，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意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将会进一步深入发展。
会谈之后，两位总理还出席了中意4个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这4个文件是：有关1997年7月1日以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保留意大利总领事馆协议的照会换文，中国国家经贸委中小企业对外合作协调办公室与意大利工业企业联合会合作备忘录，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与意大利阿吉普公司共同组建海外联营公司的协议，以及建设天津二十一世纪国际展览中心的协议。
会谈之前，李鹏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普罗迪总理一行访华。
据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鹏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随意大利总理罗马诺·普罗迪访华的意大利企业家。
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参加了会见。
作者：池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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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时事新闻
据新华社太原6月5日电（记者池茂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近日在山西考察工作时强调，邓小平同志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非常宝贵的思想理论和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要精心学习，精心领会，尤其要坚决贯彻到实际行动中，进一步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变为亿万人民群众生动活泼的社会实践。
5月31日到6月4日，乔石在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等同志的分别陪同下，考察了万家寨引黄工程、太旧高速公路、昔阳县大寨村、太原迎泽大桥工程、安居工程兴华苑等小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听取了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的工作汇报。
乔石对山西广大干部群众积极进取，艰苦奋斗，努力改变面貌的精神表示赞赏。
乔石强调，邓小平同志系统地解决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非常宝贵的思想理论和精神财富，我们要精心学习、精心领会；
而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尤其要坚决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要进一步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变为亿万人民群众生动活泼的社会实践，切实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乔石说，山西是能源大省，是我国最大的煤炭工业基地。
几十年来，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
要继续发挥以能源、原材料为主的基础工业的优势。
乔石说，加强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扩大对外开放、带动城乡经济发展，十分必要。
山西是我国贫困面较大的省份之一，近年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取得明显效果，贫困人口减少了157万，但任务仍很重。
乔石对山西坚持开发性扶贫的方针表示赞赏。
他说，扶贫就是要把功夫下在提高生产能力、提高人的素质、树立艰苦奋斗精神上，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脱贫，才能巩固住。
希望山西把工作做得更好，使贫困人口逐步实现温饱，走向小康。
乔石肯定山西在国有企业改革上进行的积极探索。
他强调，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切实抓紧，采取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实际措施。
他说，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有现成完善的经验可以套用，只能深入到群众中去，带领群众大胆实践，大胆试验，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
作者：杨华升/朱云龙/胡旭东/班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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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时事新闻
据新华社慕尼黑（德国）6月5日电（记者杨华升、朱云龙）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5日上午乘专机从希腊来到这里，开始对德国进行为期7天的正式友好访问。
李瑞环在抵达机场时发表了书面讲话。
他向德国巴伐利亚人民和全体德国人民致以衷心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他说：“我期待着在访问期间与赫尔佐克总统、科尔总理、金克尔外长、聚斯穆特议长等德国政治家的会谈和会见，就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和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看法。”
李瑞环说，他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加强中德两国人民及中国全国政协同德国各界之间的了解和交往，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李瑞环是应德国政府的邀请前来访问的。
这是中国全国政协主席首次访问德国。
据新华社波恩6月5日电 （记者胡旭东、班伟）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5日抵达德国慕尼黑后前往奥迪汽车公司，会见了该公司负责人并参观了组装车间。
作者：于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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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记者于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俄罗斯国家杜马俄共议员团副主席瓦连京·库普佐夫率领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代表团。
胡锦涛对库普佐夫一行访华表示欢迎，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胡锦涛还向客人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当前的主要工作。
作者：赵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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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莫斯科6月4日电（记者赵志鹏）俄罗斯武装力量第一副总参谋长比谢夫上将3日在莫斯科会见了正在这里访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徐惠滋上将一行，宾主就两国和两军关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
比谢夫上将在会谈中代表俄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大将和代理总参谋长克瓦什宁上将对徐惠滋上将一行来访表示欢迎，并介绍了俄军的状况及其所面临的改革任务。
在谈到中俄两军关系时，他表示，俄希望两军成为朋友，愿意继续为两军关系的发展作出贡献。
徐惠滋上将在会谈中表示，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增进两国友谊，发展两军关系，拓宽两军军事理论交流的领域。
他指出，中俄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国，两国发展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仅有利于本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而且也符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
徐惠滋上将还于4日参观了俄罗斯总参军事学院，并向学院的近200名高级教官和各国学员作了题为“对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军事理论研究的战略思考”的演讲。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首次在该学院进行演讲。
徐惠滋上将率领的中国军事科学院代表团是应俄罗斯总参军事学院院长特列季亚科夫上将的邀请，于2日抵达莫斯科进行友好访问的。
作者：DW：
栏目：时事新闻
本报昆明6月5日电 应印度、尼泊尔和越南三国军队的邀请，由成都军区司令员廖锡龙中将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友好代表团于6月5日自昆明启程，开始对上述三国进行友好访问。
随同廖司令员出访的有兰州军区副参谋长杜泽源少将、成都军区副参谋长王继堂少将、西藏军区司令员蒙进喜少将等。
作者：DW：
栏目：时事新闻
本报北京6月5日讯 新华社今天播发的题为《“务实外交”没有出路》的署名文章指出：台湾当局的政要们在许多场合大谈“务实外交”问题，其频率之高为近年少见。
今年3月，台湾当局又抛出“透视‘一个中国’问题”说帖，其着眼点是“导正国际视听”，显然也与“务实外交”有关。
文章指出，众所周知，“务实外交”问题一直是造成近年来海峡两岸关系紧张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
在海峡两岸关系至今尚未走出由于台湾当局领导人在国际上大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活动所造成的低谷的形势下，台湾当局如此宣扬“务实外交”，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务实外交”连连受挫，南非宣布将与台湾断绝官方关系，巴哈马已与台断“交”。
对此，台湾当局非常恼火又无可奈何，为了稳定内部，需要在言论上作出反应；
二是在“国发会”的“共识”和“透视‘一个中国’问题”说帖中，台湾当局不谈或否认“一个中国”原则，表明台湾当局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种分裂政策必然导致大搞“务实外交”。
文章指出，台湾当局在“务实外交”遭到失败时，要么把此说成是“中共的打压”，要么抱怨一些国家“只看到眼前利益，而没有长远的战略眼光”等等。
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又没有自知之明的看法。
现在世界上已有160个国家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些国家采取这一立场，首先是因为他们承认早已存在并且不可改变的客观事实，即从1949年10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取代中华民国成为全中国唯一合法的代表。
那些曾与台湾保持所谓“邦交”的国家，他们最终与台湾断绝官方关系，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是从其本国利益出发做出的正确选择。
他们的选择是符合世界潮流的、有远见的明智选择。
现在很多国家与台湾保持着某种经济文化“关系”，但他们都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不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
因为他们不可能为发展与台湾的关系，而严重损害与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关系。
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不仅在作为中美关系基础的三个联合公报中接受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而且在我1995年5月到1996年夏天开展的反分裂、反“台独”斗争后，为了改善中美关系，一再重申了坚持一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参加联合国的立场。
美国的立场当然以追求本国利益为前提，但他们重视中美关系的意义，是符合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潮流的。
台湾当局寄希望于一些国家内部的亲台反华势力，企图在他们的支持下，影响有关国家的立场，但这只能是台湾当局的一厢情愿而已，任何一个国家的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作出台湾当局所希望的改变。
由于台湾当局加紧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担心与台湾的关系将明显阻碍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因而对发展与台湾的关系采取更谨慎的态度，从而使台湾当局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困境。
文章最后指出，现在台湾当局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这种状况正是台湾当局顽固坚持分裂祖国、阻挠统一的立场造成的。
台湾当局企图通过争取国际亲台反华势力的支持，来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困境，这是饮鸩止渴，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而且必将使海峡两岸关系更为紧张，并进而给台湾人民带来灾难。
台湾当局唯一正确的选择只能是，放弃分裂祖国的立场，真正回到一个中国的原则上来，切实拿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实际行动。
作者：殷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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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时事新闻
据新华社罗安达6月4日电 （记者殷家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议长皮雷斯4日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说，圣普与台湾建立的所谓外交关系“是不合法的”。
皮雷斯说，在政府向议会提交审议案后，圣普与台湾“建交”的协议就被终止。
因此，从法律上讲，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与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
他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政府和国民议会采取上述决定的主要目的是为维护同中国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是“长期的和最有利的”。
作者：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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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时事新闻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记者焦然）今天上午，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各地统一认识，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完成今年国债发行任务。
财政部副部长刘积斌在会议上介绍，今年上半年的国债发行工作进展顺利，截至6月3日，全国已发行凭证式国债857.12亿元，完成发行计划的69.68％。
为保证国债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和满足预算对资金用款的需求，到目前为止，凭证式国债的发行款已入库1104.65亿元。
同时，今年无记名（一期）国债发行工作也很顺利，款项按时入库。
但是，今年下半年还有将近600亿元的国债要发行，受到目前社会上其他投资品种的影响，国债推销工作面临的难度逐步增大。
刘积斌说，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稳定，金融秩序趋于规范，社会资金充裕，群众投资意识和风险意识普遍增强，这为国债发行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客观基础。
只要我们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完成全年的国债发行任务是没有问题的。
在会议上，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各地国债发行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凭证式国债发行工作的组织和领导，要继续协调一致，密切配合，确保各项发行政策和发行办法的贯彻落实。
财政和银行部门要及时向当地政府汇报情况，在当地政府统一领导下，积极组织和开展促进凭证式国债发行的各项工作。
第一，财政和银行部门要以方便群众和服务群众为出发点，继续采取各项便民措施和激励措施，做好面向群众的柜台发售工作。
第二，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国债宣传工作，宣传国债政策和发行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宣传国债投资知识，引导群众进行国债投资。
第三，1997年无记名（一期）国债发行期已经结束，对各商业银行在发行期内没有销售出去的部分，由各商业银行总行在中央结算公司统一托管后进行场外交易。
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仍按现有交易方式进行交易。
第四，继续做好国债兑付工作，促进国债发行顺利进行。
各地财政部门除了继续做好正常的兑付期内的兑付工作外，还要按规定积极开展国债的常年兑付业务，更好地满足国债投资人的兑付需求。
第五，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防范风险，维护国债市场的正常秩序。
对于国家既定的各项政策和办法，各国债发行部门要不折不扣地加以贯彻落实。
作者：景抒展/李绪成
单位：
栏目：时事新闻
本报北京6月5日讯 特约记者景抒展、李绪成报道：大型文艺节目“绿色沃土”已录制成盒带。
今晚，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将这一盒带赠送给国防大学。
为纪念建军七十周年，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新近创作演出了一台展示当代军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和无私奉献的大型文艺节目“绿色沃土”。
这次赠送给国防大学师生的这套盒带，就是这台节目的精华集锦。
作者：王永军
单位：
栏目：时事新闻 “九七”看神州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近年来外向型经济发展迅速，至今已与近3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联系。
在烟台举行的第二届亚太经合组织国贸博览会，又给开发区带来新的机遇。
王永军摄
作者：沉石
单位：
栏目：周末文化 长征周末 热点聚焦
●本报记者 沉 石
大型电视系列片《香港沧桑》下部开播的前夕，我又一次见到编导田军。
令人吃惊的是，3年没见，他已满头白发，其实他才40多岁。
好在田军挺幽默：“既然当《香港沧桑》的编导，那就沧桑一回吧！”
3年前，作为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导演的田军，首先想到的是香港。
他整天拿着香港图书圈圈点点，像着了迷。
不久，一个大胆的创意在田军和他的伙伴们的笔下勾画出来——拍摄一部大型系列片《香港沧桑》，向世界展示香港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虽说当时离1997年还早，但电视台领导十分赏识这个创意，并很快得到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高度重视。
江泽民主席亲自题写片名，丁关根同志批准立项，国务院新闻办和港澳办、外交部、新华社香港分社给予具体指导和全面支持。
能亲身参与如此重大题材的创作，田军既感到光荣，又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更感到一种历史的责任。
然而，要准确地反映香港150年的沧桑历程，谈何容易。
那浩如烟海的史料，如何寻找，怎样取舍，非对香港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不可，为此，他翻阅了千余种有关香港的图书资料，写了大量的笔记。
电视片如何定位，依然是构思中的一个难题。
他与其他主创人员反复讨论，最后确定，通过史、情、理三条主线，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全面深刻地阐述香港问题的由来和香港问题的解决，回顾历史、纪录现实、展望未来。
基调的确立和文字框架仅仅是个大纲，在香港和英伦三岛采访拍摄很难。
拍摄哪条街、哪幢楼、哪座商厦等都要提前申请；
采访各界名人也要事先预约时间。
最难莫过于现场采访，编导说普通话，香港人还能听得懂，等到他们说方言了，编导很难全听懂，摄制组只好求助于《大公报》的支持，由《大公报》的小姐在背后担当翻译。
他们采访了各界人士300多位，拍摄素材1000多盘，光文化方面的素材就有100多盘。
谈到香港文化，田军有说不完的话。
这些年他研究最多的也是香港文化。
香港武侠小说、流行音乐、功夫影片都和这个社会的每个人联系在一起，人们最先接触的就是香港文化。
初到香港的内地人，看到繁华大街上到处是英文标志，听到英语的交谈声和教堂的钟声，还有那刺激的赌马活动，都给人一种置身异域的感觉。
有人说香港华洋杂处、中西合璧。
怎样去表现这种香港文化呢？
田军觉得，香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很深，毕竟它经受了150多年的殖民统治，但是，150年殖民统治的历史，终究难以同5000年的文明积淀相抗衡，中华文化的根依然健在。
香港有许多节日，中西并兼，然而香港同胞最重视的仍然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田军采访香港著名作家金庸时深有感触。
金庸藏书在香港有名，中、英版本数万册，但中华民族各门类的图书最多，读的也最多。
他写的武侠小说所宣扬的为人处世的道理仍带有强烈的中华文化的印记。
有人问金庸，他写的武打招法真实可信，肯定精通武术。
金庸说得实在，真不会武术，只是在书房贴了张中医的人体经络图。
这就是中华古老的民族文化。
在香港尽管受西方文化影响，但骨子里是中华民族的。
1992年中国南方发生水灾，香港万人自发地走向广场，人人手里举着一颗红心。
所有香港的知名艺术家自愿演出节目，向灾区捐钱捐物献爱心。
田军说，这就是香港文化，根在中华。
他还补充道，金庸不仅仅是香港著名作家，他的爱国情怀朴实感人。
前不久，他出巨资在杭州盖了云松书舍，连同部分书籍一起捐献给了国家。
在后期编辑制作的日子里，田军看着亲自拍的大量素材，常常为香港的人和香港的事激动。
《香港沧桑》只是长河的一滴水，但它透明清澈。
我本想，《香港沧桑》获得成功，田军这位军队走出的编导该喘口气了，可他又没日没夜地泡在那堆素材带里，还要为香港回归前后的72小时制作有关香港的节目。
望着编辑机前他那染过的头发，我期待着1997年7月1日这个庄严时刻。
编导田军（左）和作家金庸
作者：彭长征/张静江
单位：
栏目：周末文化 长征周末 征文
●彭长征 张静江
不久前，驻香港海军部队和共建单位汕头市工人文化宫联合演出，水兵们的文明举止、文化素养，使观众赞不绝口，在场的一位港商也由衷地称赞：“这样的部队进驻香港我们放心。”
……
能文能武美誉扬
驻港海军部队水兵俱乐部总共才5人，人人都能独当一面。
战士李辉曾在上级组织的演讲比赛中获9个第一，现在又跟俱乐部主任学说相声、演小品，战士们评价其表演“颇有专业味”，他在香港驻军文艺调演中屡屡获奖。
去年，俱乐部组织了30多场大型文艺活动，表演的节目6次在市电视台播放，小品《军港中秋月》荣获中央电视台全国小品大奖优秀奖。
驻港水兵有着“半是学者半是兵”的美誉，官兵各展所长，共建文化园地。
在部队文化工作规划图上，足球队、电脑学习班、书法美术组等8个项目90多名文化骨干榜上有名。
大队有关领导丁光启、许益民分别担任读书指导组、文艺演唱组组长。
毕业于外语学院的陈参谋办起了英语学习班，大队唯一的女军官元晓春成为部队文艺活动最佳主持人。
“阳江艇”在黄埔修船期间，接到广州电视台编排节目的邀请，他们在脱离“大本营”的情况下，自排自演的歌舞《军港之夜》，在广州电视台“黄金时段”播放。
荒岛乐园出锦绣
谁见过像花圃一样的羽毛球场？
野生青藤自然牵成的绿色挡网，上面各色小花还在热热闹闹开放着，4条边线是涓涓流淌的小溪。
这是俱乐部战士在某荒岛上的“杰作”。
去年部队驻训荒岛，岛上缺水断电，文化设施更是一块空白。
“让荒岛像家，让苦训不苦，变恶劣的自然条件为促进官兵训练热情的动力，就要创造性开展火热的文化活动。”
大队丁政委如是说。
俱乐部几名士兵白天训练，晚上加班，在正门上方雕刻了两米见方的“香港驻军军徽”，军徽旁“只争朝夕，不辱使命”的8个红色大字鲜艳夺目。
在荒岛的最高处高高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
每周一举行隆重升国旗仪式，让神圣感、使命感、责任感、自豪感常驻官兵心中。
“五四”青年节，组织露天卡拉OK大赛；
组织官兵“迎接1997”环岛长跑。
在酷热的天气里，“编辑部”的同志坐在小马扎上，趴在床头柜上写稿、改稿，把50多期200多万字的《集训简报》、《水兵文化天地》等自办的报刊送到官兵手上。
通过讲述身边人身边事，激发官兵报效祖国的豪情和壮志。
《水兵文化天地》充分运用漫画形式，生动再现战士们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使每个战士对照检查。
著名歌唱家阎维文欣喜地看到这小报，并写下了“向《水兵文化天地》的战友们学习致敬”。
一枝一叶塑军魂
走进水兵俱乐部大厅，迎面就是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
走到这里的官兵，无不整理军容、立正、向国旗敬礼，然后进行各种娱乐活动。
这是部队坚持文化工作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的见证。
部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驻扎在繁华闹市。
营房连着市场，四周有30多家娱乐场所。
部队领导以爱国奉献为主题，从精品、高雅入手，建立军营文化阵地。
他们将军内外一些享有盛誉的艺术家邀进营区，传经授道。
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默然两次来部队与官兵同台表演并为官兵进行语言艺术讲座。
叶乔波也来到官兵中间，满怀深情地为大家演唱《我是一个兵》。
官兵们高举爱国奉献的旗帜，底气十足地走出营门，在地方剧场表演《驻港部队之歌》诗朗诵，在大型体育馆演奏军乐、表演大合唱，与辖区开展“文化一条街”活动，举办书法、摄影、征文比赛，为工人文化宫义务放映爱国影片。
这些活动增进了军政军民团结，壮了军威，赢得了荣誉。
随着香港回归临近，军营文化一枝一叶紧紧围绕履行神圣使命的主题，开展“‘基本法’知多少”知识竞赛，“‘驻军法’在我心中”背诵比赛，“知港、爱港、卫港”演讲，“笑迎回归”漫画展、“迈向九七”登山活动、“紫荆杯”系列体育比赛、“香港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读书活动、“回归倒计时”专题广播等。
这些活动寓教于乐，在娱乐中升华爱国奉献、精武建功的思想情愫，为官兵信心百倍地投入到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神圣使命中去，创造了良好的军营文化氛围。
作者：唐庆贵
单位：
栏目：周末文化 长征周末 文化论苑
●唐庆贵
前不久，昆明陆军学院举办了一场“军校之春”文艺晚会。
晚会上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卡拉OK、摇滚霹雳、电子声乐一个接一个地纷纷上场，结果下面反映平平。
而少数老教员与众不同地敲起了锣鼓快板这些既“老”又“土”的家伙，他们根据部队建设出现的新人新事新风尚，编成山东快书等节目，却博得了台下一阵又一阵的喝彩。
过去，三句半、快板书等“土”节目无论在什么活动场所，一般都可见到。
它取材广泛，随时都可以编写演出，行军途中来一段快板书，训练小憩拉一段二胡曲，业余时间敲得锣鼓“咚咚”响，既活跃了官兵文化生活，又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倍受官兵欢迎。
而现在，随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部队基层的文化生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大部分连队配发或购买了卡拉OK机和一些电声乐器，一开展文化活动就是洋家伙上阵，而把一些富有兵味的快板、锣鼓、小品、三句半、对口词等一些传统项目抛之脑后，结果使绝大部分战士望“洋”兴叹，参加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受到影响。
“洋家伙”固然需要，但那些富有兵味的传统项目也不应该丢掉。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四条：一是传统的“土”活动器材数量太少。
据笔者调查，某部基层连队有25％的单位连锣鼓都找不着，21％的连队锣鼓烂了不能使用，更不用说快板、二胡这些小玩艺了；
二是随着现代文化传播手段的普及和异彩纷呈的社会文化的迅速发展，战士的文化兴趣呈现出多向性；
三是缺乏因势利导。
有的单位在组织文化活动时，领导缺乏正确的选择，重“洋”轻“土”，战士没有学习献艺的机会和场所；
四是“土家伙”比“洋家伙”更能引起干部战士的共鸣。
因为干部战士普遍看重部队的传统文化，对锣鼓快板很有感情，十分关注身边发生的人和事，而“洋家伙”活动起来似乎离这些远了一点。
如何让锣鼓快板响起来？
笔者认为，关键是政治机关和有关业务部门要重视。
除了给基层配发“土”活动器材外，还要为基层培养这方面的骨干。
在各级文艺演出活动中，要立足军营的实际，给“土节目”一席之地，为干部战士提供施展才华的场所，并把它作为文化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持久抓下去，那么我们连队的文化活动必将越搞越红火。
愿锣鼓快板重新响起来！
作者：裴佳
单位：
栏目：周末文化 长征周末 人物专访
●裴 佳
近日，中央电视台’97“春兰杯”颁奖晚会在京揭晓，我军著名小品表演艺术家黄宏以一出品味极高的小品《鞋钉》一举夺魁。
在全国瞩目的焦点时刻，黄宏走上领奖台深情地说道：我珍惜观众给我的荣誉，我将永远不负观众们的期望。
他的眼中有泪花闪出。
黄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提起他早期作品《超生游击队》，大家一定记忆犹新。
他的一炮走红并没给他带来轻松，因为这之后他塑造的一些人物形象，诸如班长、军属、农民等等，尽管人们喜闻乐见，但一提黄宏，人们呼声很高的依旧是他的“超生游击队”。
这使他感到沉重和困惑。
一个真正的表演艺术家是应该能突破自己的创作模式和表演局限的，他多么希望自己能从“超生游击队”的“阴影”中走出来，在舞台上再次塑造出更加“辉煌”的艺术形象来呐！
“小品一是要小，二是品味要高”。
这是黄宏嘴边常说的话，也是他多年来苦苦追求的境界和目标。
为此他患下了可怕的“失眠症”。
这是他为创作每一个角色呕心呖血而留下的后遗症。
长期以来，他的身体一直被“作品”被“人物”被失眠所折磨，这位台下满脸倦容的“笑星”常常心痛地对他的朋友和亲人们说：“如果有一晚，我能踏踏实实地睡上一觉就好了。
但是我们的观众多么需要艺术，需要精品呐！”
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激烈的舞台竞争中，黄宏显得格外沉静，他博览群书从中汲取营养，他走上街头与街头的“小人物”们亲切攀谈……
1997春节晚会上，黄宏“心平气和”、“不动声色”地推出了新形象——《鞋钉》中的钉鞋老大爷。
这出戏没有慷慨陈词，没有眼花缭乱的花样形式，但人们惊奇地看到黄宏在表演艺术上的可喜的飞跃和突破。
在小品表演上，他更加注重人物内心的刻画，使小品人物更具时代特性。
许多观众看后激动地说：看了这个小品，感觉内心有许多的话要说，黄宏塑造的“小人物”深刻着呐！
作者：喻晓
单位：
栏目：周末文化 长征周末 艺术一得
●喻 晓
大足石刻是我国众多古代石窟艺术中保存比较完好的一处，“文革”中由于受到当地驻军的保护，几乎没有大的损坏。
五万余尊造像，遍及大足全境，其中以北山、金顶最为集中。
古代摩崖石刻大都以佛教为题材，大足也不例外；
所不同的是，大足石窟开凿于晚唐，盛极在宋代，比其他石窟年代稍晚，造像除佛以外，还有儒、道，甚至有其他石窟中少见的民俗生活的内容，其中的《牧牛图》就十分引人注目。
《牧牛图》在宝顶山的大佛湾。
全图依山势凿造，为高浮雕和圆浮雕像。
图分十组，每一组有一牛一牧童。
第一组“未牧图”，一牛昂首欲奔，牧童双手紧拉缰绳，作相持不下状。
第二组“初调图”，牧童身背斗笠，一手举鞭，一手牵牛，驱牛回首转向。
第三组“受制图”。
犍牛头低足高，尾巴翘起，牧童正在赶牛下坡。
第四组“回首图”。
牛身后有一老虎，伏头竖尾，正欲扑食牛；
牛警觉中回首谛听，而牧童则急速爬山，欲牵牛躲避。
第五组“训伏图”与第六组“无碍图”合刻一处，两牧童并肩依偎于山石，各将手搭于对方肩上，正在谈笑，而牛静立其旁，反刍咀嚼，一副怡然的样子。
第七组“任运图”牛两蹄分开，正在溪边饮水。
第八组“相忘图”和第九组“独照图”合刻一处，左侧是老叟，赤足坐于山石，持笛横吹；
右侧一童子，双手交叉于胸前，正凝神静听。
第十组“双忘图”，一牧童袒胸露腹，以手为枕，仰卧于山石之上，一牛跪伏于地，仰头摇尾，一派怡然。
每一组图旁，还刻有颂诗。
看罢《牧牛图》，禁不住笑出声来。
古人真个饶有风趣，竟把牧牛的各种情态刻画得这么生动逼真！
看图抚石，顿觉每一块石头都是有生命的了。
清风徐来，仿佛一幅千年前的风俗图出现在眼前。
大佛湾神鬼狰狞，法相庄严，没想到此间还有这么一组“花絮”，如此富有实感，洋溢着生活的情趣。
牛是人类忠实的朋友和伙伴。
人类的进步和文明成果，也有牛的一份功劳。
丰富多彩的《牧牛图》能进入大佛湾的石刻艺术群中，是当时农耕生产非常发达的反映，同时也表现出我国人民独特的审美心态。
西方人喜欢斗牛，喜欢牛的勇猛与强悍；
而东方人喜欢牛的朴实、憨厚和奉献精神，喜欢牛背横笛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时空跨越了近千年，看到这妙趣横生，形象拙朴可爱的《牧牛图》，依然令人心动。
作者：刘海芙/范余增
单位：
栏目：周末文化 长征周末 书画园地
●刘海芙 范余增
天津警备区副政委崔鸿林少将的个人书法展不久前在军事博物馆举行。
军委副主席迟浩田和总政、北京军区部分领导及书画界名流数百人云集一堂，兴致勃勃观看了书展。
崔鸿林主张研习书法须取精用宏，转益多师，走“博采”之路。
他常用“千人糕”的故事描绘自己的书法创作。
他虽坚持不临帖、不拜师，但始终做到“博采”。
他以为，“博采”能学人之长；
“博采”能丰富自己；
“博采”能带来字多变。
这些年，崔鸿林就是抱定这一信条，采百花酿佳蜜。
书山觅路勤为径，崔鸿林深信这一信条。
他勤于读书，勤于思考。
把写字当作打仗，打一仗进一步，写一次有一次的提高。
他身为在职将军，军务繁忙，没有大块儿时间练习书法，只能靠“挤”和“钻”，把部分业余时间用在读书习书上。
他读领袖著作、理论文章，提高自己的思想品位。
他读古典文学，诗词歌赋，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
他读名家书法集上千册，真草隶篆无不涉猎。
崔鸿林习字喜欢“天然去雕饰”的出水“芙蓉”，追求质朴自然，纯真而不修饰。
他常说，几十年的军旅生涯，培养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书法也要讲究实事求是。
字来源于生活，起源于象形，书法要反映字的自然属性。
写字要讲究实用好认，实用才是书法的主要追求。
小时候的农村生活使他生性淳朴；
长期从戎，培养了他的阳刚之气和严谨的作风；
从事领导工作，又使他的理论修养，艺术才能得以发展，从而形成了大度洒脱，清新淡雅，结构严谨，字多变化的书法特色。
（上图为崔鸿林的书法作品）
作者：喻英华
单位：
栏目：周末文化 长征周末
●喻英华 摄影报道
7月1日这一天，驻港部队将进驻香港。
前不久，笔者来到与驻香港部队相邻的某团，目睹了他们丰富多彩的“迎回归作贡献”系列活动。
①“三八线尖刀英雄连”党支部书记刘建绥，在全师指导员备课施教中，获得过第一。
他主讲的香港基本法知识讲座，战士们听得津津有味。
②“‘香港知识’知多少”竞赛，在汽车连激烈地进行。
③战士们的读书笔记、书画作品，不定时地以营为单位进行“读书成果”展览。
④在“迎回归颂中华军民联欢晚会”上，战士们高歌一曲《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
作者：李保国/连新成
单位：
栏目：周末文化 长征周末
日前，总后勤部政治部组织教学力量，于2月下旬至5月中旬，深入所属4个部队的6个地区，为基层连队培训教歌员、美术板报员和体育裁判员。
639名基层官兵参加了培训。
通过培训，基层文体骨干队伍在数量和质量上有了明显改善，文化骨干实际工作能力有了明显提高。
此次共培训教歌员203人，培训美术板报员242名，培训体育裁判191人，98％的人能够组织田径、乒乓球和篮球竞赛活动。
（李保国、连新成）
作者：廖宗怡/曾燕琴/胡守鸿/钱锦铭/邓超华/崔泉溪
单位：
栏目：画页 战士画苑
绚丽的紫荆花（油画） 廖宗怡
扬眉吐气的日子（中国画） 曾燕琴
’97香港回归（剪纸）
胡守鸿 钱锦铭
百年沧桑（中国画长卷局部） 邓超华
众望所归——1997（油画） 崔泉溪
作者：赵世贤/张雷
单位：
栏目：画页 袖珍影展
“血火祭百年，焰火照团圆”。
香港回归是中华民族洗雪百年耻辱的世纪盛事。
7月1日，首都北京将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大型文艺晚会和施放礼花、焰火等多种庆祝活动。
担负大型团体操表演及礼花施放任务的武警北京一总队官兵，曾在国庆35周年、40周年、45周年、第十一届亚运会以及第六届远南残运会等重大活动中，以精湛的技艺、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广泛赞誉。
在今年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的活动中，该总队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肩负责任的重大。
4月份接受任务后，他们克服时间紧等困难，周密制定方案，紧锣密鼓地展开训练。
官兵们群情激昂，刻苦排练，决心以优异的成绩向党和人民交一份合格答卷。
日前，记者来到这支部队采撷了一组镜头。
官兵们“不怕苦、不怕累”，加紧训练。
一场排练结束，他们身上、脸上总被“抹”上一层厚厚的尘土。
热情奔放的“圣火”，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盼望香港回归的热切心情。
国旗护卫队官兵以饱满的热情，迎接香港回归。
届时，天安门广场将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
顶烈日、冒酷暑。
战士们每做一个动作都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7月1日晚，天安门广场等七个施放点将同时燃放上万枚礼花，装点首都夜空。
为欢庆香港回归，担负大型团体操表演任务的官兵们每天都要进行10个小时的训练。
7月1日，他们将在首都工人体育场进行大型团体操表演。
担负礼花施放任务的官兵，每天要进行上千次练习。
赵世贤 本报记者 张 雷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