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08月01日
（星期四）
至三十日
（星期五）
颖彤和我直接从伦敦前往萨尔斯堡（Salzburg），与我们的好友罗塔．怀瑟曼和他的妻子克里斯廷娜住在一起。回程我们经过伦敦，飞往土鲁斯，接着驱车经过加雅克（Gaillac）和科尔德，来到我们的新家。我们在去年第一次来到这里，这里可没让我们失望。这间房子是由两座改建后的烟草农场及庭园周围的附属建筑所组成。1822年，一座农场主人的儿子和另一座农场主人的女儿结婚，将两座农场合而为一。我们在假期中花了很多时间将屋子打理得有模有样，摆设好家具，并整理了花园，为未来的重要工作做好准备。我们得到了乔．丁伯利比（Jo Dimbleby）和宾尼．丁伯利比（Binny Dimbleby）两位园艺专家的大力协助，他们的雕刻家父亲尼可拉斯（Nicholas）是理查德．丁伯利比（Richard Dimbleby）的小儿子。[10]我决心斩除这些蔓生的杂草和荆棘，让昔日茂盛的菜园重见天日。洁思、雅思、丽思也和我们在一起，她们似乎和我们一样喜爱这个地方。这个可爱的乡村并不宏伟，却极为美丽，有连绵的山丘和宽阔的河流穿梭其中，让我们能自在地游泳。从菜园的尽头向西看，在核桃树的旁边，极目所见只有远处河谷上的白色悬崖，其他什么也看不到。我发誓，在这里的第一天早上，是这股寂静的气息将我唤醒。我们会爱上这里的。
我不时会想起香港。明年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预见的。首先，我们（尤其是我）会显得愈来愈置身事外。接下来的日子将会有许多挑战。人们会质疑为何要对所有的事大惊小怪，而且如果我们持续发声，更可能会遭外界指责为破坏香港人的信心。国际社会将极力避免在香港问题上与中国发生争执。所谓的实用主义当道，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行为视而不见，例如香港立法局和《人权法》的问题。即使只是一些小事或实际上对他们有利的事，中国都会趁机大肆宣传，展现出一副非常慷慨的姿态，彷佛未来充满希望。
第二，随着时间流逝，我们将再也无法要求中国为负面行为付出代价。因此，许多实际的问题或内心的感受将受到冷落，而无助的人也会变得更加无助。
第三，媒体会开始写一些报导，描述我们（特别是总督本人）是如何身处困境且跟不上时代，或说我们出卖了香港的利益。另外，也会有报导指出香港的人权问题现在根本无关紧要。当我们下台一鞠躬时，不会响起太多掌声。
第四，我们与英国外交部和北京大使馆将出现更多问题，因为两者都希望将主权彻底移交，并用所谓务实的角度来看待未来的利益，也就是避免更多的争吵并与我们保持距离。眼看大选迫在眉睫，政府首长们的心思都放在其他事情上，再加上政府可能面临重组，新任的部长们也会急于和前任部长在香港的政策失误保持距离，这些都让挑剔而充满敌意的官员变得更难应付。
这下我们该怎么办才好？
我决定继续按部就班地走下去。现在还不能放弃。时不时问问自己，五年后这一切会是什么样子？长远的眼光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开始收拾行囊！流逝的时间就像沙漏里的沙子迅速滑落，或许这可让一切变得更容易忍受。
[10] 译注：随彭定康到香港拍摄纪录片的强纳森．丁伯利比大尼可拉斯两岁，他们都是知名媒体人理查德．丁伯利比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