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07月15日
（星期一）
我独自回香港。抵港的第一个晚上，我和戴彦霖共进晚餐。他仍然是我们的重要支柱，能协助我们建立防线，共同对抗北京的势力，更不时抵挡伦敦的干涉，而且任劳任怨。他具备无懈可击的判断力，工作总是尽心竭力，也受到人民的爱戴。我很庆幸他能来到这里。他说我们必须注意，从秋天开始，英国外交部将倾向于为了「平稳的过渡」而牺牲一切。（为什么不说是「成功的过渡」呢？）他们将避免对临时立法会大惊小怪，并以迂回的方式回避有关截取电讯的法案、以及所有我们想做且承诺会做的事，以确保与《人权法》维持一致。例如，我们必须避免在最后一刻让外界对我们说「早就对你们说过了」，并指责我们打破先前对截取电讯法案的承诺——这些承诺反映了法律改革委员会的明确建议。一些英国外交部官员认为，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立法局议员就很可能会提出私人草案，而到时我们应该直接否决。想到我们在殖民地最后的行动之一竟然可能是否决截取电讯的法案，我的心情就一点也好不起来。这到底是可行的，还是众人期盼的？任谁都不需要多厉害的政治头脑就知道答案了。戴彦霖还认为，愈接近选举期间和新政府的诞生，伦敦外交部就愈有可能质疑、甚至批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