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07月11日
（星期四）
我与外交事务专责委员会进行一场私人会议，依然对我帮助很大，接着参与英国外交部举行的大型会议，内容与我和聂伟敬在晚餐时讨论的内容相同。聂伟敬认为，如果中国人设立临时立法会，我们就应该将此案提交到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我则是建议，正式提案前先在国际法学家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ICJ）进行讨论。官员们看起来坐立难安，他们被派去撰写许多文件。我提出一个问题：最近的那份文件，是否就是八○年代中期与中方进行条约谈判时，各位首长得到的建议？我们很难透过这份文件判断中国人是否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如果他们确实违反了，就更难找到合适的办法来处理此问题。古沛勤的响应是，钟士元爵士当时要求在声明中加入仲裁条款，但首长们认为这没有必要，因为他们相信香港的民主发展，并认为《中英联合声明》是具约束力的条约！这反而证实了我的论点，在整个八○年代中期，香港的民主发展（至少在公开场合上）经常被视为香港自由的基石，而且是在主权移交中共之际，大家可以获得的道德慰藉。
我和首相会面约半小时，在这之前，他参与了有关公共支出的会议，他（一如既往地）声称这是有史以来最难搞的一次。然而，他看起来却相当开心。近期的民调结果倾向支持政府的施政方向，但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天晚上，为了纪念刚逝世不久的牛津大学贝里欧学院历史教授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我们在格劳乔俱乐部（Groucho club）举办晚宴。《金融时报》的主编理查德．兰柏特（Richard Lambert）也在场，他说他们花了整晚的时间准备一整个新闻版面，因为有传言说邓小平过世了。又来了。理查德溜出去打电话到办公室，想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万岁！邓小平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