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07月20日 （星期四） 回港后，我让戴彦霖投书《南华早报》，以回应我在飞机上读到的法国《世界报》（Le Monde）报导，其中指出1997年之后，中国将利用国家行为的定义打压香港法治。这种评论极具负面作用，也是李柱铭过度批评港府导致的结果，他的举动并不理智，因此在国际上带来了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