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01月16日
（星期一）
我和韩达德等人会在月底召开会议，会议的筹备文件确切反映出，古沛勤或所有的伦敦官员都坚信终审法院是左右中英关系的关键议题，他们已预设两国有机会达成友好和睦的关系。若钱其琛顺利访问伦敦，夏舜霆也成功到中国促进贸易来往，便会进一步强化上述说法。他们以此为依据，主张我们有可能说服中方更审慎处理外籍人士在港居留权等议题。他们认为，若港府在终审法院议题上自作主张，两国就会像争论立法局选举制度那样再度爆发纠纷，我们必须全力避免这种情况。有机会引发两国争议的问题远远不止于此，还有废除《紧急法》的严厉措施等等。其实，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只想设法与中国和平相处，以及结果是否有利于香港？伦敦官员希望我们先努力取得中方同意，随后几个月才继续处理终审法院一事。除非中共正式点头，不然对伦敦官员来说，我们的出手时机永远不够成熟。这种论点正好可让英国的首长们看似合理地逃避责任。陈方安生和我都坚决认为，如果我们无法在今年夏天前提出终审法院草案，港府的诚信将承受重大打击，我们关于法治的所有主张也会沦为笑话。反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从中国身上得到太多好处，又何必在一切问题上轻易让步呢？我们根本不认同终审法院是伦敦官员口中的关键争议，陈方安生觉得他们过分看重中方反应，但我看这恐怕预示着未来几个月将有不测风云。为此，这周我都在收发电报，最后我决定私下向国务大臣发送电报，以阐述个人观点。
在接受一家中国本土报章的采访时，我谈到北京预委会，也就是鲁平的智囊团，他们建议港府送交公务员机密情报以及加强对金管局的政治控制。金管局正致力打击投机者，防止他们不断利用港元与美金挂勾的联系汇率制度来套利，而预委会却在此时提出这种建议，实在不是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