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07月21日
（星期四）
我和外交部顾问以及香港保安官员讨论如何在09月遣返越南船民，有关安排相当棘手，尤其是我们只剩下两年时间。把戴着手铐的人押上飞机不是件轻松事，不只是最心软的自由派人士对此感到难过，所有的人都如此。
我在香港与加拿大领事赫根巴登做了最后一次谈话，他即将成为加拿大驻美国大使馆的第2号人物。他一如以往的贤哲，指出中国过去三年的过失——中方分化了香港社会，却还是在争辩中败给我们；中方唯一的支持来自商界，但那群商人总是举棋不定，其中最有力的拥护者居然是持外国护照的人。都是因为他们，机场修建成本上涨不少，他们在摆脱前任港督卫奕信后缠上了我。那群人还分成许多对立的小圈子，全都希望可以在香港大捞一笔。赫根巴登认为，我们成功让自由、开放、多元价值渗入香港社会，在那之前的政策只是让大家对《中英联合声明》和中国的承诺抱持希望。九七年移交主权后港人必须面对的现实处境是，即使香港有成功的机会，他们也得付出努力才行——但我们没有把这真相告诉港人，也没有逼他们面对这个现实。赫根巴登认为这简直是可怕的骗局。不过，我们还是制造了机会，好让市民可以对自己的未来做出部分决定。我多希望赫根巴登在二十年前就加入我们的外交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