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03月26日
（星期五）
颖彤以前在牛津大学的法律老师兰尼．霍夫曼（Lenny Hoffmann）和妻子来我们家用餐。绝顶聪明的他目前是上诉法院的法官，其自由主义的观点十分令人钦佩。
这几周以来，我们一直在与北京讨论会谈的性质、基础、开始日期和与会者等事宜。大部分的时间我们不清楚中方实际上是谁负责制定政策。到最后比较明朗的是，如果外交部长钱其琛能够以其政治地位来掩护他的下属，让他们比较好做事，会对事态产生正向的影响。麦若彬大使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姜恩柱在北京进行了几场会谈，谈到最后大都变成永无止境的递包裹游戏。每当我们认为快拆完一层层包装纸时，姜恩柱就会从桌子下再抽出另一张。同时，我还得应付蠢蠢欲动的媒体、立法局的骚动和行政局略微浮躁的氛围，因为有个团体希望我尽早刊出提案内容。另一个规模很小的团体则希望我们厘清北京的确切需求并照着做。每个人都急于从我们和北京方面挖消息，以深入了解到底现况如何。这话说得好像我们真的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中国经常变更他们的要求。一开始，他们要求会谈的基础应该要与《基本法》接轨，而不仅仅应奠基于《基本法》。我们驻北京大使馆和外交部的一些人似乎认为这点很重要，不过在我看来这不太重要。我很乐意承认这一点，以便让我在更重要的问题上取得进展，亦即哪些代表团成员会参与会谈。中国依然决心阻挠来自香港的人参与会谈，或者至少禁止任何香港官员在英国这个主权国家的代表团中担任顾问。北京显然想透过将官员划分成中英两国，来羞辱并边缘化香港。为达此一目的，他们已经尝试过无数种复杂程度不一的方法。我们在这一点上琢磨良久，同时也和非常有耐心的麦若彬大使往返不少封电报。这期间有些人开始对生活失去热忱。此后再也没人提及会谈保密的事。
财政司麦高乐的预算编得很出色，这是一份聪明且平衡的预算案，除了着重在增加住房和福利方面的支出，还降低税收及增加储备金。现在英国正是举行选举的时刻。我继续与布政司霍德和麦高乐讨论如何处理外籍高阶官员的离职事宜，以及如何让当地人来接手其职责。我内心很清楚，陈方安生应该来接任霍德的位子，施祖祥则为第二人选。根据我的经验，当你有像她那样的公务员时，就能安心下放权力。但是霍德和麦高乐都告诫过我，一些高阶的男同事可能不会接纳身为女性的陈方安生，但她也没办法改变性别这个事实。至于在英国那边，外交部搞出了真正的大麻烦。他们想同时调走我的三位资深外交顾问，包含高德年、欧威廉和柏圣文（Stephen Bradley）。他们既然是一起来，就应以同样的方式一同离开。多么优秀的人事管理手段啊！简直不把香港应享有的政策待遇放在优先顺位处理。
我们更常有机会见到英商马世民（Simon Murray）和他的妻子马珍妮（Jennifer Murray，编按：她也是一名飞行员，曾创下许多飞行纪录）。他曾在法国外籍军团服役，在李嘉诚团队中是最为功成名就的，并且公开表示非常支持我们。他的薪水显然很高，但有人告诉我他交的税比其他香港人都多。这并非因为他是城里最富有的人，而是因为其人品德高尚且敦厚老实。这件事应该是真的。几乎所有社会中的富人都花费巨资来设法避税，拒绝回馈给其赖以为生的社会大众，这实在是很夸张。我们最近和以前的英国橄榄球明星彼得．汤普森（Peter Thompson）与其妻子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他是某家香港爵士乐俱乐部的大股东，收藏了多幅英国画家钱纳利的作品，都令人赞叹。此外，我们还在月底举办了香港国际七人制橄榄球赛，这是一年一度的体育盛会，真是要一边喝酒一边看球才过瘾。我们在港督府为许多筹划者与参赛者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幸好我们刚为酒窖补完货。这次的客人和活动都不是平常港督府会有的。即使就政治发展而言，这几个月过得不太愉快，但生活大部分的时候仍然趣味盎然。
北京正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说穿了就是中国的假议会，使得来自北方的攻击毫不停歇。鲁平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还接受了几次媒体采访。他在采访过程中以陈词滥调来进行尖锐谩骂。市场还蛮安定的，似乎早已预见事态只会变得更糟。至于英国的工商领袖们是否也会如此放松则是另一回事。行政局表现得还可以。如预料之内，有一两名行政局成员表示他们实在不知道该做什么，只知道该避免与中国发生争执。虽然董建华忐忑不安，但其发言仍然很有礼貌。我们对中国的底线究竟在哪感到相当困惑，正如北爱尔兰的边界总是模糊不清一样。假如由麦若彬大使来领导我方团队，想必北京会非常高兴，而团队成员则是由麦若彬和我们共同协商决定，这么做的话能就能帮我们绕过是否应该让香港代表上谈判桌的问题。中国官员有时似乎会把自己逼到不上不下的窘境，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想不想脱困，然后盼望我们出面把他们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