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0月09日
（星期五）
今天与乔治．舒兹（George Shultz）共进早餐。他非常支持我，认为我采取了正确的策略。他说在他当年担任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的国务卿时，有人在他上任初期就告诉他，这个不能做、那个也不可行，因为中国会认为这会破坏美中关系。之前舒兹对里根总统说过，他还在当劳工律师时，根据他的经验，当管理阶层开始表示害怕损害劳资关系而不可采取特定行动时，企业通常会陷入困境。他之前也对里根总统说过，良好的关系取决于个人决定，以及与合作伙伴达成的协议。这种关系的源头来自所做的决定，而不该是为了打造某种关系而去做某些决定。这对我来说很有道理。过去的普遍观点是，英国和中国有一些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的重要关系，而香港是一个令人厌烦的问题。这个协议有可能破坏美好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轮廓似乎取决于中国的判断。贺维（Geoffrey Howe）打了一个糟透的比喻，将英中关系比作一个无价的花瓶（有时候香港也像是这花瓶）：必须小心翼翼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好好抱着花瓶，别让它掉下来。[84]老实说，我怀疑1997年之后我们和中国还会有什么密切的关系。我们是一个中等规模的欧洲国家，尽管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一个席位并拥有其他跨越全球的资产。我很怀疑，对中国来说英国是否有和香港几乎一样重要的地位？毕竟香港占了中国国内生产毛额的五分之一。香港是目前英中关系中最重要的部分，未来还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比呢？对访问北京的外交意义，舒兹也有非常有趣的体会。他认为中国人会想尽办法羞辱我，而且如果我勇敢反抗，他们就会祭出他所说的「访后痛骂」（post-visit blast）。也就是在我结束访问，前往机场的路上，或甚至登上飞机后，给我极端严厉的一番谴责。他说：务必有心理准备！
接着，午餐的时候我在会议中心向本地及中外各商会发表了演讲，参加的香港商界领袖大约有一千四百人。我才刚委任了我的商业咨询委员会成员，各界的接受度似乎颇佳。对于说我的支出计划鲁莽、无法负担的人，我希望能彻底推翻他们的批评。另外，我也处理了政治上的争论，并表示我想尽快解决这些问题。要是我一直对我的施政计划完全保密，那会引起更大的动荡不安，而拒绝任何要求更大民主的压力而不允许适度的变革，情形会加倍危险。的确，对一些人来说，最终的检验不是我实际提出的计划，而是中国可以接受的改革。谁晓得那会是多少？
我们在沙田大会堂举行了另一场答问大会，而出席率也非常高。民众的问题比上次多，大部分都是日常生活的问题，居住、教育、社会福利等。一群身心障碍儿童的家长对我的接待非常友善。后来有人告诉我，理由是最近他们在一个庇护工场外面等我时，我走过去与他们交谈后再回到车上离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一个直接和善意的小小举动，竟可以对他人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84] 贺维曾是保守党籍律师、国会议员和终身贵族，在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和撒切尔夫人两位首相领导下担任了保守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角色，非常具有影响力。在撒切尔夫人的政府中，贺维担任了财政大臣、外交大臣以及副首相等重要职位，后来两人因欧盟问题而失和。贺维自撒切尔夫人政府辞职，也加快了撒切尔夫人自己日后离开英国政坛的步伐。《中英联合声明》谈判过程中，大部分时间贺维出任英国外交大臣。若干年后，贺维往往忽略了英国政府就香港民主发展进行谈判时所做出的承诺，唯恐这个问题可能加剧英中的紧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