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07月02日
（星期四）
至四日（星期六）
：赴香港履新之前的最后一番思考
在中国外交官当中，马毓真大使算是比较亲切的一位。[34]他在我们一家离开伦敦赴港前为我饯行。晚宴中，我竭尽所能针对我在港督任内希望推展的工作，向马大使提提供了总体概述，并清楚表明我无法前往北京，是因为中国当局在这个时间点借故引发争议，来防止我在香港进行他们不希望我做的事。对于任命李柱铭等民主派人士担任港府要职，虽然只是个想法，但北京的批评声浪从未间断，因此不论最后我的决定如何，这问题势必都会难以处理。其实我在接受任命前已与李柱铭会面，对他印象颇佳。从各种关于他的报导看来，李柱铭正直、勇敢，但绝非激进分子。以英国政治的标准衡量，他应该算是温和保守派。若说他犯了什么罪，那就是他相信法治和民主，而这偏偏无法见容于北京政府。我希望马大使会把我的意见传达给高层，不过我担心在中共的体制下，向当权者说真话要比在英国难多了。
无论如何，要以一种其他国家都会尊敬的方式来解开这些结，显然很困难。某种程度看来，未来五年会像是一个三棱镜，人们将藉此来检视和评断英国的殖民史。当然，我们在香港所面临的问题与英国过去的去殖民化过程非常不一样。我发现后来自己常常觉得，英国一贯的去殖民化工作就像将卫星发射到轨道上。我们将法治、独立的文官体制和西敏宫的国会制度放在火箭发射台上，然后点燃导火线，期待火箭起飞并将卫星成功送上独立轨道。[35]香港的情形不一样，必须在外层空间进行对接，对象是一个许多人都不怎么喜欢的政权，那怕这个政权统治下的中国在经济上成就非凡，也改变不了大家的想法。毕竟有一大部分香港人就是当年逃离共产主义的难民。
对我来说，目前实际运作中的港府体制是个谜。总督和其他政府官员似乎已陷入了两个权力中心的无人地带：一个是行政长官领导的执政当局，另一个是监督性质的问责单位，不过后者离成熟阶段还有一大段距离。现有的行政局在代议制民主的金字塔的顶端，其中许多咨询小组的成员来自社会各阶层，正直的市民不分性别聚集在一起参与运作。不过，也许他们并非真正来自社会各阶层。支持高度民主的人和亲北京强硬派通常都被排除在外。但随着近年来立法局朝向民主化，越来越多的成员透过选举直接产生，行政单位的角色以及立法局和行政局之间的关系已经陷入了混乱与恐惧。
我的作法倾向适当区别行政局和立法局，在两者之间创造出某个类似铰链的角色，而最适合的人选大概就是我。如此一来，关于李柱铭和其他香港民主同盟人士是否应该从立法局转调至行政局的问题，就不再是争论点了。我和一、两个人讨论过这个想法。其中一人是我的副手布政司霍德爵士（David Ford）。他待人亲切、干练且耿直，拥有丰富的经验，尤其在安全领域。他对于处理人际关系以及管理大型项目计划的确也颇为擅长，显然也想竭尽所能助我一臂之力。我还与行政局首席议员邓莲如女士（Lydia Dunn）谈过。[36]她也许是香港政治问责机关里非民选议员中最突出的一位。多年来邓莲如也曾担任太古集团（Swire）的资深主管和董事。
处理这种情况可能要花费很多时间，但成果不会太大。对于我作为相当于香港市长的生涯尤其显得重要。我想解决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并为未来香港的基础建设进行规划，因此需要一个政治基础来做这些事。但我所谈到的人际关系不应该延误我的其他工作事项——尽管在政治上处理任何事总是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我猜在其他场域也是一样，尤其是牵涉到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物。我真正关注的三个问题如下：
首先，我必须努力促成各种措施，以确保香港未来的司法制度健全无虞。近来做出的努力侧重于设立终审法院（也就是香港的最高司法机关），不过目前为止双方仍未达成任何协议。的确，1991年港府曾尝试设立终审法院，但以失败告终，原因是司法界和立法局都对此计划加以谴责。部分反对此一提案的理由是，之所以会有这些议案，几乎都只是单独与中国讨论后秘密草拟出来的。绝大多数的批评者认为，这一切都是背着香港人民进行的操弄。从这个论点出发，在处理重大及影响深远的问题时要尽可能开放。如果说议案都是在与北京讨论之后才出现，那就是很拙劣的政治运作。当然，已达成的协议若有任何第一手数据外泄，泄密的很可能就是北京方面。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如何使香港的法律更符合1991年《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导入的立法精神。之所以这么做，一部分是为了在天安门事件之后能稳定士气，一部分也是为了在香港主权移交前，能确保北京清楚地理解并接受《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适用于香港。[37]此一公约本身也成为《基本法》的一部分。许多殖民时代的立法（任何当代的港督都不会采用的法律）将予以废止。这些法律的存在，是为了应对1960年代文革期间在香港造成五十多人死亡的暴动事件。我猜，若想废除任何可能将香港变成警察国家的法律，必定会遭到北京的反对。中国是个不太讲求程序正义的地方。
第三是马上必须处理的事：关于如何进行1994年香港各地区政府选举和九五年立法局选举的方式，到目前都还没有达成协议。时日不多了，但目前连一个计划都还没有。唯一与北京达成的明确协议，是香港不会单方面增加直选议员的席次。不过，即使想要推翻这个协议，我也无能为力。与北京的协议规定，1995年后立法机关中应有不超过二十名直选议员，三十名成员来自所谓的「功能组别」（理论上代表香港的主要利益团体，如律师、教师和农业团体）[38]，以及十名从所谓的选举委员会中选出，不过其精确组成并未公开。我了解没有办法增加直选议员的席次，直选议员是整个选举制度里最明显的民主组成部分。但我确信，在非常狭窄的操作空间内，我可以让整个方案更开放、更公平，而且最重要的是对选民负责。预料任何确保选举过程更公平的努力，都会让中共官方感到忐忑不安。
虽然《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针对选举制度提供了依循的准则，但在实际操作上比某些人想象的弹性要高许多。然而，光靠等待北京中南海年迈的老大们对此发言，是无法确定这弹性到底有多大的。到底如何处理这个议题，英国外交部衮衮诸公也有各种不同的见解，一部分原因可说是世代观点的差异。在外交部的高层有一批老一辈的亲中派认为，从各方面考虑，只有他们这些与中国人打交道经验丰富的人才真正懂得如何应对。这些老头认为，英国最终必须迁就北京。这是理所当然的，何必冒着与北京翻脸的险？换言之，北京凌驾于英国之上。花了多年学习华文、研读中国历史，并沉浸在中国文化中的人，也许自然而然会产生这种观点。如此看来，我的前任港督卫奕信应该多少会嫌恶我的政治本能，他为人正直，也是个了不起的中国专家。[39]
目前外交部有一群和我年龄相仿的人，似乎已准备好要对北京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他们在过去十年花了很多时间与中国外交官针对《中英联合声明》及机场议题上，在壕沟中进行肉搏战。这群年轻人对自己的想法与观点热情洋溢、充满自信，认为我们偶尔也应该好好展示自己的实力。总是有人提到要顾及中国人「面子」这件事（尤其是老一辈的外交部官员），我不得不说我越听越生气，而且我们英国人偶尔也要考虑自己的「面子」吧。我向地位显赫的香港亲中统战派人士方黄吉雯（Nellie Fong）说明了这一点，据说她是北京负责港澳事务的头头鲁平派来与我谈判的信使。她听了之后似乎大吃一惊。[40]与受「天命」要做一番大事业的人打交道，应当感到荣誉才对，我怎么完全无法理解呢？虽然方黄吉雯并未给中国人冠上「优等种族」的地位，但言下之意就是如此。若按照她的标准，就连巴斯选区的选民都没有授权给我了，凭什么对获得「天命」授权的人说三道四！
与中国打交道这件事，外交部常务次长戴维．吉摩（David Gillmore）与我的看法似乎比较接近。[41]他明确表示，我们关心香港市民的想法和意见。他似乎比许多人还关心英国对香港人前途应负起的责任。吉摩完全不相信香港人对政治漠不关心，只在乎做生意和赚钱。他让我想起，许多中国人是见识到共产主义政策带来的灾难，才会逃去香港定居；同样的也有许多人，就像我与吉摩这样，是上了大学接受教育，透过阅读才充分了解什么是一个开放的社会。
我请我的私人秘书约翰．莫里斯（John Morris）会记下我与吉摩主要会议的完整记录。我与英国涉华政策首席「中国通」柯利达爵士会晤时，也依样画葫芦。柯利达打从中国文革爆发时就在英国驻北京大使馆工作，经手各种涉华事务。当年暴徒闯入英国大使馆时，大使与使馆人员正在打桥牌，紧抿上唇，大伙儿手中的牌很可能都不错。据说，大使馆遭暴徒烧毁前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报，一开头写的是：「我刚刚叫牌叫了三次无王牌！」
最后，柯利达在1970年代末期成为驻北京大使，与中国在香港主权移交的各项谈判中担任了最重要的职务。卸任后他成为撒切尔夫人和梅杰两位首相的首席顾问，他们主要是向他咨询涉华事务，但也包括其他问题。《中英联合声明》最后定案，柯利达显然认定那主要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他讨厌政客，而我必须承认我们政坛人物的确有庸俗不雅的一面。柯利达无疑是聪明人，但自视甚高，其程度令人咋舌。每次我提到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时，除了翻白眼之外他什么表情都有。柯利达向我明确表示，五年后香港主权移交的所有细节几乎都已定案，没有什么需要我操心的。剩下要做的事，就只有确保他一手打造的列车，能够在与中国各合作伙伴共同铺设的轨道上运行无阻。
也许说来有一点不公平，但我不确定到底柯利达有没有把香港在地居民的权益放在心上？在香港前途的议题上，柯利达显然认为只要港人对他言听计从，必定会获得最好的安排。想必想必我一向颇为欣赏充满智慧的资深官员，但此人自以为是、高傲自负、尖酸刻薄，简直让我气到不行。他对我的看法也相去不远。柯利达特别生气的时候，就是我提起下议院那些关于《中英联合声明》的辩论时，国会议员屡屡论及我们对香港民主的承诺，就连诸位国务大臣也会提到，即使力道稍弱了。也许柯利达并未明说：「他们完全不晓得自己在说什么」，但言下之意确是如此。这次的会面对我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柯利达爵士对我说的一字一句，据说也是他惯常说的话。他提到自己在文革期间的经历以及后续发生的事件，尤其是1989年天安门的大屠杀事件。他说，北京领导人也许是一群流氓恶棍般的独裁统治者，但他们也是言而有信的人，也会坚持履行承诺。但愿真是如此。
看来我必须努力一番，加强英国在香港统治的最后五年总督的工作方式。韩达德建议我组织一个他戏称为「小团队」（équipe）的单位。后来我说服了两位曾共事过的优秀人才和我去香港。戴彦霖（Martin Dinham）是我担任海外发展副大臣时的私人秘书。[42]他是个平易近人的良伴，工作勤奋，没有人不喜欢他。戴彦霖抓住这个机会，带着妻子和两个小孩子到香港任职。
另外，我也物色到黎伟略（Edward Llewellyn），我在担任保守党主席的时候他支持过我，尤其在国际事务方面。[43]在我成功为保守党申请成为欧洲议会的欧洲人民党（European People's Party）成员的谈判过程中，黎伟略展现了他的才干。我给他的任务是与伦敦的政界人士保持联系，除了梅杰首相以外，还有撒切尔夫人。黎伟略认识他们两位，而他们和几乎其他每个人一样，也都与黎伟略保持了良好的关系。黎伟略没有照顾家人的压力，一旦开始工作就几乎从不需要休息。他是很有趣的人，个性忠诚又聪明。他有语言天分，能说多国语言，但我很怀疑他的法语和德语能力是否能帮助他在香港学好声调极难掌握的广东话。
我们花了一整个暑假向大家道别，先是朋友，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两个女儿丽思和洁思。这感觉上很像一个关系紧密的家庭必须暂时分离，着实令人难过。目前洁思人在乌拉圭，她高中毕业后先到拉丁美洲游历，算是空档年的一部分，之后再前往新堡大学（Newcastle University）就读。不久前洁思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国际频道听到我在巴斯选举失利的消息；很不幸的，她也是以同样的管道知道我将成为港督。这真的很糟糕！不过，她应该没事的。
洁思一直最担心的事，是她妈妈可能是受到我的胁迫才答应随我去亚洲。我和颖彤一起好好向她解释后，希望她不会再担心了。洁思的个性总是为别人而不是为自己着想。她年纪轻轻，但非常优秀，离家如此遥远，却要做出影响深远的重大决定，一点都不容易。她有勇气、充满魄力，我觉得她一定会喜欢这次的冒险。
丽思则已决定她不想到香港工作或念书。她对报考大学没有兴趣，但决定到伦敦著名的李斯厨艺学校（Prue Leith）就读。丽思其实很聪明，但在诸位老师面前她都留了一手，老师也不是不知道，因此觉得哭笑不得、非常无奈！她和姊姊洁思与妹妹雅思都很要好，所以我希望丽思不会太介意大妹在新堡市，而小妹在香港。跟随我们到香港是雅思自己的决定。我们给她留在英国的选择，留下的话可以去寄宿学校。谢天谢地，她决定不留在英国。雅思非常聪明，比别人早一年念中学，表现相当成熟，但没有太过早熟或自以为是万事通。要是她朝这个方向继续成长，长大后必定所到之处，人见人爱。我们当然会很想念洁思和丽思，同时也希望丽思不会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
丽思这女孩讨人喜欢，清楚知道自己以后想要做什么，但目前她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青少年。她打算到香港去与我们聚一聚，一起度过几周的假期，之后再回伦敦到厨艺学校上课。以大英帝国殖民史做比喻，我想大多数的父母迟早都会了解到，随着孩子渐渐长大，他们会从依附母国的殖民地蜕变成与母国竞争的主权国家。
必须在此一提，到香港履新前还有一次重要的会面，但对象不是我们家族的一员。（她有自己的大家族要应付。）我们在温莎城堡（Windsor Castle）一个漂亮房间里与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一起度过了四十分钟，这房间靠近一条长长的走廊，埋伏在阴影里的柯基犬正等待着机会随时扑出来。女王陛下容光焕发，知识渊博。她都已经阅读过最新的电报了，而且最近到过法国进行国是访问，有许多故事想与我们分享。她当然具备女王的威严，但大家也都爱她——希望我这说法不算欺君犯上。
[34] 马毓真大使于一九九一至九五年之间担任北京驻英国大使，曾在九七年香港回归后担任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
[35] 译注：西敏宫即英国伦敦西敏区的国会大厦。
[36] 邓莲如的父母为逃避战火逃离中国，她在香港出生。美国加州大学毕业后，她回港从商，一开始在太古集团服务，后来转到汇丰银行。她于1976年获任命为香港立法局议员，并在1982年获任命为行政局非官守议员。一九八八至九五年之间，她担任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1989年，她成为英国上议院议员。她在1988年与港英政府倒数第二任律政司唐明治（Michael David Thomas）结婚。靠着超群计谋与灵活手腕，她始终能优雅敏捷地游走于诡谲多变的香港政坛。
[37] 这是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予以法典化的条约。
[38] 译注：1997年以后改称「功能界别」。
[39] 译注：卫奕信虽有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学位，论文主题是中英关系，但并非学者而是职业官僚。
[40] 鲁平是外交官，生于上海，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身为该单位的负责人，鲁平的职责包括港澳主权移交给中国。不过，他在主权移交政策的制定到底得到多少授权，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个谜。他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热爱古典音乐，公认是一位温文儒雅的人。他承受了莫大的政治压力，据此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何偶尔会大发脾气，另一个原因，也可能是他身体状况不太好。我一直很遗憾没机会跟他建立一个比较密切的私人关系，同时也明白他对外国人的负面态度应该受到在上海成长和接受教育过程中所经历到的各种反华种族歧视事件。一九九七 年香港回归后不久鲁平遭到免职，二○一五 年辞世。
[41] 后来成为终身贵族的戴维．吉摩男爵原来是一位教师，加入英国外交部后仕途顺利，步步高升。他担任过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1991 年获外交部委任为常务次长，并协助梅杰首相让英国摆脱了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有关的纠缠。吉摩他并非亲中派，在处理涉及中国和香港的事务上善用运用常理，并坚持英国的价值观。
[42] 戴彦霖在一九八六到八七年之间是我在海外发展局期间的私人秘书。他结束在香港的工作后，回到英国国际发展部服务，担任总干事。他从国际发展部退休后，继续在发展领域服务，并成为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等组织的董事长。他尽职尽责，是公务员的榜样。
[43] 黎伟略在香港的生涯告一段落后到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我共事，当时我出任欧盟对外关系专员。后来他在波斯尼亚为艾布邓（Paddy Ashdown）效力。艾布邓时任国际社会驻波赫高级代表（High Representative for Bosnia and Herzegovina），先前当过英国自由民主党党魁。黎伟略接着担任在野保守党党魁戴维．卡麦隆（David Cameron）的幕僚长，并在卡麦隆出任首相后成为唐宁街幕僚长。卡麦隆辞任首相后，黎伟略受任命为英国驻巴黎大使，之后再成为驻罗马大使。他在2016年成为上议院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