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04月10日
（星期五）
大约睡了四小时，我在《今天》（Today）广播节目的声音中醒来。新闻提要的内容都是意料中的事：「梅杰意外获胜、主席中箭落马」[1]。我没有特别感到沮丧。一方面我早就料到约翰（John Major）[2]会赢得大选（上星期一他就听我说过了），另一方面，我丢掉自己在国会中的席位，其实在所难免——工党的弃保策略果然奏效。约翰知道我的想法后，告诉我那只是我一向悲观的天性作祟罢了。对于未来，我抱持相对乐观的态度，有一部分原因是巴斯（Bath）市政厅外群众听到选举的结果后爆发了一场喧嚣扰攘。若当时对手的支持者的行为较为检点的话，我想我反而会感到更难受。电视上播出的画面必定让数以百万计的观众看了惴惴不安、难以接受，而丽思（Laura）和雅思（Alice）在巴斯的竞选总部看到这种景象一定吓坏了，远在拉丁美洲的洁思（Kate）透过BBC国际频道听到这个消息大概也会大吃一惊。[3]不过，加州柏克莱的美国朋友尼尔森．波斯比（Nelson Polsby）[4]在今天稍早时与我通了电话，他告诉我：「你倒不必担心小孩会为你操心。天底下的孩子没几个会过于担心自己父母的，所以你别太紧张啦，应该心存感激。」
市政厅外发生了狗屁倒灶的闹剧，对颖彤（Lavender Thornton）[5]和佛瑞妲．伊凡斯（Freda Evans）[6]来说打击更大。在大选期间，我每天都会花一部分时间来处理全国选务，但颖彤却必须与佛瑞妲和另外三位年轻助理〔包括顾立德（Alastair Goodlad）[7]人缘颇佳的儿子马尼斯（Magnus Goodlad）〕在巴斯为我拉票。自由民主党（Lib Dems）屡次在前门留下对我抹黑与谩骂的文宣和批评我无能的言语，全心投入选战的颖彤有时会感到难以下咽。「自由派人士必定是好人」这种说法只是政坛常见的迷思。事实上，他们的竞选手段有时比谁都来得卑劣，远远超过工党和保守党。失去巴斯的席位，意味着我担任国会议员的生涯告一段落，但我一大早却可带着古罗马人凯旋的姿态回到伦敦史密斯广场（Smith Square）的保守党总部，这是件令人鼓舞的事。然而，即使保守党赢得了大选，但颖彤面对我个人的败选，仍无法释怀。她满腹苦水，却坚强承受，这是因为她韧性十足，并非因为为我助选是件轻松的事。从今以后，我绝不会再让她忍受同样的煎熬。也许选前我就该接受别人的建议，转战威斯伯雷（Westbury）之类的选区（其实有人拱手让我接手）。我等于是对忠心付出的党工伙伴承认彻底失败，怎么都说不过去。我绝不能以背叛来响应他们的忠诚。一些朋友甚至暗示这似乎表明了我对自己的政治生涯缺乏专业素养——而且是已成为过去式的生涯。
回到伦敦时已是深夜。约翰一向对我非常体恤及关心。党赢得大选而我却失去国会议员的席位，他屡屡表示这件事令他黯然神伤、郁郁寡欢。没有人比约翰更体贴、更周到了。在大伙儿饮酒作乐的叫喊声和欢呼声中，约翰悄悄把我带到史密斯广场的小办公室（就在我自己的办公室旁边；之前聘雇的政治顾问就在此工作）。他想让我尽快了解我未来有哪几条路可走：参加补选、进入上议院、在没有国会议员身分的情况下继续担任党主席，或者在商界先混一阵子后再设法重返下议院。后来我们都觉得当晚应该暂缓讨论这件事。我想我必须先仔细考虑后再做决定，不过看来想好好休息睡个好觉都有点难了。
保守党意外赢得大选（有人认为如此），而自己却得忍受败选耻辱的那个清晨，我从西敏主教座堂（Westminster Cathedral）旁的公寓住处走到唐宁街，途中穿过圣詹姆斯公园（St James's Park）。一如往常，我感到心情好多了。[8]接着步上往唐宁街的台阶，受到一名值班警察衷心的敬礼。
约翰和我在他的书房里单独会面。我们首先讨论内阁及各部首长的任命事宜。他表示原想让我担任财政大臣。虽然这个财相的位子已不可能了，但考虑到目前国家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我至少不用扛下这个烂摊子。接着约翰向我一一列举我可以担任的工作，最后再加上「香港总督」这个职位。就在他提到「香港总督」的当下，我几乎可以感觉到，这就是所有的选项中最棒也最有意思的职务。我曾和约翰在大选前简短地讨论哪些人选胜任这份工作，记得当时我还说出任香港总督极富挑战性。要不是当时专注于竞选连任，我一定会对出任香港总督一职蠢蠢欲动。约翰细数他心目中认为适合我的首长级职位，先从上议院说起，不是那些与政府部门有关的工作，就是担任那种为他追踪工作进度的副手。我觉得身要在上议院里驾驭一个诸如国防部的重要部门根本行不通，外交部也是如此［即使有机会在适当的时机再次回归到韩达德（Douglas Hurd）的麾下］[9]。若长期身处上议院的权力中心，想要实现自己从政的生涯规划似乎不太可能——我的老上司彼得．卡灵顿（Lord Peter Carrington）[10]就是前车之鉴，他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遭阿根廷入侵后不得不挂冠求去。再来，要是强迫其他议员辞职，好让我去参加该选区的补选，那就更为不妥了。此举简直是不顾体统、丢人现眼。
[1] 译注：1992年04月09日，英国首相梅杰解散国会，提早举行大选，后来在民调不看好的情况下获胜；但时任保守党主席的彭定康却落选了。梅杰是保守党党魁，而彭定康的主席之职只负责党内行政事务，并非党魁，而是由党魁指派。
[2] 梅杰（港译：马卓安），英国首相、保守党党魁（一九九○至1997年）。
[3] 译注：彭定康的长女彭丽思（Laura），次女彭洁思（Kathy），三女彭雅思（Alice）。
[4] 译注：尼尔森．波斯比，时任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政治学教授。
[5] 译注：即彭定康夫人，汉名彭林颖彤。
[6] 佛瑞妲．伊凡斯在当时已经当了我整整两届国会选区的秘书，并在当地不辞劳苦为选区付出许多，也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在像Crisis at Christmas的慈善组织担任志工（译按：Crisis at Christmas是在圣诞节帮无家者举办餐会的活动）。她在我落选后全职投入志工团体工作，尤其在住宅领域，努力为街友寻找安身之所。后来她更接受培训，成为圣公会伯明翰教区的牧师，陆续在各地教区服务，其中大部分是社会弱势族群聚居的地区。
[7] 我与顾立德是多年挚友，就读大学期间就认识了。他比我早六年进入下议院，后来也当过好几个不同部门的首长，而在我写这篇日记时他人就在外交部。阿拉斯泰有两个儿子，而马尼斯（Magnus）是哥哥。我们两家人过去偶尔会一起度假出游，所以我们家对他一点都不陌生。马尼斯在大学毕业后在创投界大展身手，成就了一番事业。
[8] 译注：这间小公寓位于伦敦皮姆利科区（Pimlico）区的莫珀斯公馆（Morpeth Terrace，是一整排连栋的建物，与台湾都会区的某些住宅相似）；英相丘吉尔也曾于一九三○到三九年之间住在这个公馆。
[9] 此时韩达德（Douglas Hurd）担任英国外相，任期从1989年开始（译按：直到1995年才卸任）。韩达德也曾担任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我是他麾下的初级次长）、内政大臣。1990年他参选保守党党魁，我是支持他的，但后来约翰．梅杰胜出。
[10] 卡灵顿男爵曾于一九七二至七四年间当任保守党主席，当时我是他麾下的政务秘书。他曾担任过外相（一九七九到八二年）与北约组织秘书长（一九八四至八八年）。在我曾经效力过的人物里，他是最杰出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