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亚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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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怀仁堂后院里，金灿灿的阳光映照着一张张笑盈盈的脸。
赵紫阳、杨尚昆、李鹏、王震、张劲夫、张爱萍、钱学森、刘华清在这里会见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作过重大贡献的82位国防科技专家，与他们热情握手并合影留念。
赵紫阳总书记代表党和国家对科学家们表示感谢，他说：“过去30年里，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在国防科技战线，特别是高技术领域里取得的成就是了不起的。
我们国家虽然现在在各方面还有些困难，但是我们将尽量地力争这个领域的事业在今后几十年里还能够继续保持这个势头。
这项事业在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各个领域中应当继续处于前列。”
他要求在高技术领域工作并作出卓越贡献的老专家们“把接班人培养起来”。
国家主席杨尚昆满怀深情地说：“感谢今天在座的同志们，感谢那些为国防科技事业牺牲的同志们，感谢更多的今天没到场的同志，向你们、向他们表示敬意。”
他赞扬电视系列片《祖国不会忘记》中所表现的我国发展“两弹”的精神，他说：“那种为事业献身，吃苦耐劳的精神，老一代的创业精神，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精神财富。
要用这种精神培养教育新一代，使我们的新一代不忘记历史，把光荣传统传下去。”
李鹏总理爽快的讲话引得一片理解的掌声和笑声，他说：“现在钱不多，但要尽量支持你们；
以后钱多了，支持得更大一点。
30年来，你们作了这么多事情，相对地讲，我知道钱是花得不多的。
中国的尖端武器技术，钱是花得最少的。
这个事业关系到我们军威、国威，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政府和人民有责任支持你们。”
接着，王震同志向全体科学家深深地一鞠躬，一切感谢和敬意都在这不言之中。
张爱萍同志深情地称专家们为“我的穿军装和不穿军装的战友们”，他祝大家身体健康，并努力把新一代培养起来，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
今天被会见的82名专家，有的闻名遐迩，有的长期隐姓埋名；
有已经离开第一线的老一辈科学家，也有正担当预梁柱的中青年专家；
有大型工程系统的带头人，也有单项武器的设计师。
他们中有火箭导弹专家、计算机专家、核技术专家、测控专家、卫星专家，有飞机、舰艇、火炮、弹药、坦克的总设计师；
还有专门从事国防科技工业基础理论研究的教授和直接从事试验、定型、使用的管理专家。
国防科工委负责人丁衡高、伍绍祖参加了会见。
图为赵紫阳、杨尚昆、李鹏等会见国防科技专家。
作者：郑国柱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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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郑国柱、记者江林报道：看他们的动作，是一流军人；
看他们的便装，又与野战气氛不大协调。
这是记者在“西部88”演习中，对参演的文职干部的印象。
参加演习的近60名文职干部，来自兰州军区后勤系统。
他们分别担任医疗、微机和野战抢修任务。
在风沙滚滚的大漠演习场上，一门损坏的122榴弹炮，仅用了20分钟就整修完好。
火炮修理分队的4名工程师和技术员全是文职干部。
他们都毕业于军械技术学校。
修理队长贺先良告诉记者，去年5月他们才从老山前线回营房。
参演的后勤某分部野战医疗所是由3个医院的文职干部临时组编的。
分部领导说，抽调谁，都不说二话，服从命令，听指挥，还是军人的作风。
这些文职干部也对记者诉说他们工作遇到的一些难处：“我们身着便装，出入营门受到阻拦和盘问；
过去演习穿军衣，老百姓抢着请我们住民房，这次还是分部领导出面，花了1000元才租到16间民房。”
记者与军区后勤部和分部的领导谈到文职干部反映的这些问题时，他们说：“他们既没有身份证，也没有其他标志，下到部队，他们感到不便，我们也觉得这是管理上的一个难题。”
大家都感到，这确是需要进一步在实践中探讨解决的一个问题。
作者：赵明王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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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赵明、记者王文杰报道：物价上涨，既是社会上的热门话题，又是部队政治教育中的挠头问题。
沈阳军区某师于9月份，采取摆实情，讲真话，变观念的方法，实实在在地进行了一次教育，增进了师团机关干部对物价改革的理解。
摆实情，即运用大量事实和材料向干部如实介绍我国物价改革的背景、进程、矛盾、问题，使大家对物价改革有一个整体的、全面的，而不是一鳞半爪的理解。
为此，师党委通过各种渠道让大家了解我国物价改革的情况，物价改革与其他改革的关系，既讲国内情况，又讲国外情况，既了解全局情况，又了解局部情况，使干部打开眼界。
不少同志说：过去对许多事情并不很了解，听风就是雨，现在，才看到物价改革这步棋的确是非走不可。
讲真话，即尊重事实，既不搞一面倒的赞扬，更不搞以偏概全的全面否定，注重把干部的思想统一到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让大家认清物价改革的必要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他们运用大量材料和调查情况编写了讲课提纲，既讲物价改革的不利环境，又讲有利条件和长远利益；
既讲当前物价改革的漏洞和消极现象，又讲党和政府为稳定市场、稳定经济已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既讲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影响一部分群众生活的现象，又讲人民生活水平总体提高的趋势；
既讲部分群众对物价改革心理承受能力低的事实，又讲物价改革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现实。
这样实事求是地分析，干部们听了信服。
变观念，一是转变“物价越稳越好，最好只降不升”的观念，树立“价值规律必须遵循，物价适当浮动是正常现象”的意识。
二是转变“改革就是涨价”的观念，树立“物价改革是理顺价格关系”的意识。
师党委成员和干部们一起，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物价上涨过猛的原因：除了正常的价格调整以外，还有基建设资规模过大、社会集团购买力剧增、城乡居民消费过早向高档次发展、以及“官倒爷”和不法商贩哄抬物价等等。
从而转变了一些同志不加分析地把涨价和改革混为一谈的看法。
通过教育和学习，大家表示，每一个人都不应该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只是发牢骚，埋怨领导，抱怨社会，而要看到物价改革的艰难进程，体谅国家的难处，理解和坚决贯彻中央的决策，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物价改革创造良好环境。
作者：李亚丹张桐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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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0月18日讯 记者李亚丹报道：出席国防科技专家座谈会的部分科学家和部队代表，今天探望了领导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并为此作出了卓越贡献的聂荣臻元帅，向他递交了国防科工委给聂帅的致敬信。
89岁高龄的聂帅今天神清气爽，分外喜悦。
当国防科技委副主任聂力向他介绍一些科技专家时，他一一微笑颔首，高兴地说：“我们在发射气象卫星时，美国评论说中国可能很快会有宇宙飞船；
国际上讨论核裁军问题时，撒切尔夫人说，不要忘记中国也是核俱乐部成员。
这说明我们在许多方面已经进入世界先进国家之林，这是与各位专家辛勤的劳动分不开的。
请你们向国防科技工业战线的同志们转达我的慰问、感谢和敬意。”
国防科工委政治部主任崔毅向聂帅汇报了国防科工委在建委30周年的经验和情况，代表全体同志祝聂帅健康长寿。
他向聂帅赠送了刻有“国防科技战士”字样的大理石纪念牌和“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荣誉证书、证章。
这个证书、证章是授予为国防科技奋斗25年以上的同志和一等功荣立者的。
坐在聂帅身边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张孝德深情地对他说：“30年的成就是在您的直接领导下取得的，我们整整一代科技战士是在您的培养教育下成长的。
同志们要我一定向您带个好。”
聂帅兴致很高，慢慢回忆讲述着当年毛泽东同志下决心搞“两弹”，立志要在世界争个发言权；
陈老总说当了裤子也要搞“两弹”；
以及当年坐着直升机为建立核试验基地选点的往事。
他关心地询问基地用水和植树问题，兴奋地赞扬科技战士在荒漠中建成一座座小城镇。
他鼓励大家要继续发扬当年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他说：“我早就说过外国专家能做出来的，我们中国专家也能做出来。
事实证明，我们的‘两弹’比美、苏都搞得快。
我们有今天的国际地位，和我们的‘两弹’是分不开的。”
他的讲话赢得热烈的掌声。
大家与聂帅合影后，怀着依依之情告别。
聂帅轻挥右手，郑重致意：“祝同志们成功！”
图为科技专家代表们探望聂帅。
张桐胜摄\\
作者：耿勇李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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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10月18日电 耿勇、记者李国华报道：据刚刚在上海空军政治学院结束的第二届中国近代军事史学术讨论会传出的信息：近两年来，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发展迅速，成果突出。
国内的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学会会员已达300多人。
研究工作已由自发开展转为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累计发表论文达500多篇。
军内外还创办了一些研究杂志。
这方面的教学工作也开始起步。
一些大学已招收了首批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生。
一批青年学者正在成长。
参加这届讨论会的有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空军指挥学院、空军政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军内外50多个单位的近百名代表。
他们当中既有老专家和我军的一些将军，也有军内外一些后起之秀。
会议共收到论文80多篇。
大家着重围绕中国近代军队、近代军制和军事思想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许多代表在发言中将历史同当前国防和我军现代化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联系起来思考，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
版面：头版
据新华社伦敦10月18日电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将于明天发表的年度报告说，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仍在对它们的战略核武器实行现代化，并在去年将各自的核武库增加了约6％。
报告指出，美国目前拥有39枚MX洲际弹道导弹，部署在加固后的民兵式导弹发射井里，全部50枚导弹的部署工作将于1988年底完成。
报告说，美国下一阶段的武器现代化进程将集中于部署机动MX导弹和三叉戟D—5导弹，并继续部署B—1B战略轰炸机和改装B—52战略轰炸机。
报告指出，苏联潜射弹道导弹增加了11枚，并在继续生产逆火式轰炸机。
报告还说，苏联海射弹道导弹的部署工作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栏目：国际军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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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
七党联盟领导人布尔汉丁·拉巴尼17日举行记者招待会说，阿富汗抵抗力量到目前为止已经解放了5个省，控制了约80个城市，不久将解放全国。
莫斯科
时间18日早晨6时40分，苏联在哈萨克共和国的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进行了当量为2万吨以内的地下核爆炸。
印度
廓尔喀族万名武装分子最近携带武器在西孟加拉邦的大吉岭向政府投降，长达29个月之久的为成立廓尔喀自治体而进行的激烈战斗即将结束。
美国
国防部门前17日晨聚集千名示威群众，抗议美国政府对萨尔瓦多的政策。
苏联
17日建议联合国根据安理会的决定，在同有关地区组织协商之后，在世界各热点地区设立观察站。
苏代表还对中国准备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委员会表示支持。
伊朗
外长17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只要美国对伊朗抱敌视态度，伊朗不会改变其同美国针锋相对的政策。
作者：段奕贵
栏目：集思广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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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工作要一件一件地做，这个道理十分浅显。
但有的单位却难能做到。
有个营，合成训练课目刚进行到关键阶段，上级却要他们立即停下来进行作风纪律整顿。
不几天又让他们半路刹车，抓一日生活规范化，以迎接工作组的检查。
干部战士不无感慨地说：上级机关布置工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叫我们怎么应付得了！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有的领导机关向下部署工作缺乏周密计划和科学论证，有的是因为不了解下情，坐在家里想当然，以至为了图新鲜、赶浪头而朝令夕改。
这样做，害处显而易见。
首先弄得基层应接不暇，疲于应付，力未少出，却做了许多半拉子工程，劳而少功甚至无功，久而久之还不把基层的积极性拖没了？
再者，决策多变，机关来不及检查督促，还会使部队的中心工作不突出，甚至顾轻失重，这不论对做好当前工作还是就部队长远建设来说，都是有害的。
纠正这类现象，主要在于领导机关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对部队一个时期主要做什么，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依据上级总的要求进行科学论证，尔后作出决策，周密地组织实施。
切莫只求表面上的轰轰烈烈，情况不明乱决策，心血来潮任意变。
就基层干部来说，对上级明显不符合实际的工作布置，也要敢于积极提出建议，不能一言不发。
作者：王洪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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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苑霄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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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通信学院先后聘请通信部队的6名专家为学院的客座教授，4名领导干部为院外顾问，让他们参与学校教学、科研工作和改革决策等活动。
他们从部队建设的实际出发，对院校的教学、训练及专业设置、课程安排、人才模型等提出建议，评估教学质量。
同时，通信部队为院校的干部、教员和学员到部队调查研究、代职、实习、观摩提供固定的实习基地，安排他们参加部队的军事演习和各种通信技术的实际操作训练，为学院的科研、革新成果提供实验和鉴定条件，使实习基地成为学院教学、科研的重要基地和教学质量反馈中心。
西安通信学院还发挥院校知识密集、技术先进的优势，采取委托代培、定向培养、短期集训的形式，为兰州军区的通信部队代训技术军官、指挥军官和专业技术骨干，为部队提供教材和有关资料，与部队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对新技术、新装备的开发、应用以及对现有通信装备的技术改造，并联合开展对外技术服务。
西安通信学院根据部队的反馈信息改造了原有专业，增设了新的专业，充分利用部队的条件加强了应用训练。
特别是在学员毕业前的教学中，让学员与部队干部战士一起训练值勤，因而提高了人才质量，使毕业学员受到部队的欢迎。
作者：冉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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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总队一度对什么是检验武警部队建设的标准认识不明确，出现了谁抓什么什么重要的现象，影响了部队长远建设。
例如，一强调安全防事故，有的就把它与执勤训练对立起来，一味“保平安”；
一强调抓生产经营，军政主官的劲都往上使，忽视了战斗力、执勤能力的提高。
从今年3月份起，他们首先在总队、支队两级党委和机关中展开了讨论。
通过讨论，大家进一步明确：武警部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肩负的历史使命是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保证经济建设顺利进行，因此必须把增强部队的执勤能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和衡量部队建设好差的基本标准。
今年8月间，内蒙古总队又把这一讨论扩展到全体官兵中。
总队、支队两级党委和机关紧紧围绕提高执勤能力这个中心，就进一步抓好基层，提高干部战士的素质，搞好执勤改革等问题，制定出具体目标和标准，并付诸实践，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执勤任务的完成呈现好的势头。
作者：吴龙海陈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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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吴龙海、陈唐盛报道：今年初以来，南京军区某师对部队进行深化训练价值教育，取得明显效果。
今年头9个月，全师参训率为87％，已完成团以下实兵实弹训练，经上级考核验收全部达到良好以上成绩，总评成绩名列集团军前茅。
今年初，他们广泛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给军事训练提出了哪些新课题，然后有的放矢地予以解决。
比如新形势下怎样加强训练的组织领导，怎样使训练典型起作用，怎样看待部队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怎样公正地评判训练价值的社会性、效益性等等。
围绕这些问题，一个“训练价值系列教育”在全师铺开。
某团有个副团长有很强的组织指挥能力，前几年转业到地方后，把在部队所学的军事知识和管理经验运用于实际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没几年就由一般干部选拔为县长。
某团班长邹瑞阳在部队时多次获得“神枪手”、“投弹能手”的称号，前几年退伍后分配在县塑料厂当一名普通工人，由于他素质好，组织能力强，后来当上了车间主任。
他带领工人搞技术革新，成为全厂盈利最多的车间。
干部战士从这些实实在在的典型事例中感受到训练价值的所在，体会到习武精武是成才的重要途径，激发了练兵积极性。
作者：任兴明于荣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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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沈阳10月17日电 任兴明、通讯员于荣禄报道：以生产“三A牌”对虾享誉国际市场的沈阳军区某集团军对虾养殖场，面对对虾行情走俏的情况，不为“倒爷”高价诱饵所惑，将今年生产的273吨对虾，全部以国家限价优先卖给国家，支援创汇。
在昨天沈阳军区召开的现场会上，地方有关部门领导对他们这种以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为重的精神给予了赞扬。
今年，由于反常气候影响，这个虾场所在的大连地区一些养殖场的对虾大量死亡，使这个虾场的丰产对虾更加“走红”。
有些人以高出牌价20％的价格套购对虾，但这个养虾场的同志始终不为所动。
作者：熊焰黄群文陈柯平黄旌整袁正阳
手头上两份资料：
其一，颇有改革名气的某大型企业，今年上半年，到图书馆借阅理论方面书籍的人数为“○”；
其二，某团对百名官兵业余阅读兴趣问卷调查，文艺书籍一栏里，73人划了“√”，理论书籍一栏，划“√”只有3人。
由此，我们想到他，想到他的走向，他的价值。
不到3年，他与他的战友一道，先后推出33项改革成果，其中27项被总部和军区推广。
与此相映生辉的，还有他写的20多万字的《改革随感录》，以及在各种报刊发表的28篇改革论文。
他——广州军区某集团军炮兵旅政委刘道利，一个在改革中重视学习和运用理论的领导干部。
人在阵地，炮战在即，他却掏出了炮兵旅远景建设的“蓝本”。
能说他不识时务吗？
他认真研究过邓小平的16篇讲话、文章
1985年秋，某集团军炮兵旅在广西边防前线执行对越防御作战任务。
晚上，新任政委刘道利毫无睡意。
略带凉意的风，掀动着他的思绪。
两天前，他到军区开会，内容是传达军委扩大会议精神。
那些日子，他的笔记本上，脑子里，装的全是“和平时期”、“战略转移”、“现代化建设”。
凭着他的理解，加上他的政治嗅觉，预感到军队建设将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会议期间，他依据战略转变的决策思想，描绘了一幅炮兵建设蓝图，虽不甚完善，轮廓却很清晰。
他完全没有料到，开会回来的第二天，炮兵旅三个营就要执行对越防御作战任务。
“蓝本”搁浅了，“战舰”起航了，他带的部队提前一个小时出发，16名干部战士掉队，齐装不满员，他有些火了。
部队进入阵地，他和旅长贾晓炜一道，在研究应急作战方案的同时，又掏出了他的建设“蓝本”。
炮战在即，刘道利掏出“蓝本”，能说这是不识时务之举吗？
他有他的理解。
一个多世纪前，思想巨人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正是这种理论思维（具体来说，是战略转变的决策思想），指挥着他们的改革实践。
炮兵旅的阵地，再也不是那种焦土、秃坑的冷酷景象。
他们利用炮击战的“动”中之“静”，狠抓了部队正规化建设，实现了“阵地乐园化、管理规范化、战场一体化、骨干队伍网络化”，同时还在阵地上办起了两用人才培训班，养了12头大肥猪。
总部领导参观了他们的阵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留在营房的部队，具有较高层次的炮兵快速反应训练改革上马了，家属工厂办起来了，整修了所有连队的猪圈，解决了多年未能解决的“吃水难”问题，还修了一个足球场，召开了炮兵旅第一届运动会。
半年之后，炮战结束。
刘道利又多一份成果——他结合部队实际，撰写了一篇理论文章，谈他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理解，居然受到我军最高学府的关注。
他登上国防大学的讲台，宣读他的论文。
其后，论文前面加了“优秀”二字，被收入书中。
有识者胆大，把正理论的罗盘，就敢于在未经探索的水域里，高扬进击的风帆
“改革实践，热切呼唤着理论，寻求理论的指导。
但理论却往往落后于改革的实践。”
“如果说，理论落后于改革实践令人焦虑，那么，对理论的淡漠则更使人担忧。
‘改革要动真的，干实的，用不着啃理论’，‘理论愈多，捆手脚的绳子愈多，何必作茧自缚！
’这些观点多么幼稚可笑！”
上面两段话，都摘自刘道利的《改革随感录》。
的确，当许多人对理论表现淡漠的时候，他却如饥似渴地汲取着马列精髓。
他还把邓小平的文章，分成哲学思想、经济思想、军队建设等部分进行连贯性的学习。
不是说“有识者胆大”吗？
相对丰厚的理论知识，给了他勇于变革的胆略，使他（还有他的战友）在一片没有航标的未知水域中，高扬起进击的风帆。
执行某工程开采任务的单位，一年超额盈利10万元。
按说这是件大好事，可刘道利却面临“说话算不算数”的考验。
年初，这个单位领导立下军令状：“保证超额完成利润指标”；
刘道利代表旅党委的回答是：“超额完成的利润，奖给你们50％。”
那么，5万元还给不给？
这个单位关注，全旅官兵关注。
“给，军中无戏言。”
刘道利表了态。
消息传开，招来不同议论：“这样搞会不会引导下面向钱看？”
刘道利有他的理论根据。
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把物质奖励作为政治工作辅助手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观。
同时，他们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极大地调动了干部战士为集体争魁夺冠的积极性。
去年以来，集团军组织8次尖子比赛，炮兵旅夺得8个总分第一！
“认准了的事，就要放开手脚去干。
害怕失败，成功会离我们更远。”
刘道利正是这样实践的。
旅这一级，上对集团军，下直接对营，中间有断层，首长和机关整天忙得团团转。
刘道利追根求源，找到了症结：“揽权太多，管了许多不该管又管不好的事。”
刘道利在与“一班人”研究之后，决定给营一级下放转志愿兵的推荐权，工作时间安排权，包干经费使用权，新司机的选择权等10种权力。
有人提醒他：你这样搞不怕乱吗？
刘道利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理论作依靠，不改初衷，坚持“10权”下放，给基层建设增添了蓬勃生机。
改革需要行动的胆魄，也需要理论的勇气。
当人们对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的时候，理论要勇于到“是非之地论是非”，及时给予科学的解答。
前段时间，报纸上接二连三披露了一些军队干部脱下军装后的窘境、困境，在炮兵旅干部的心中产生了很大冲击波。
“转业干部在社会上本来就地位不高，一改革，连基本出路都难以保证了。”
“军队干部是黑板上的干部，一转业就被擦掉，何不趁年轻力壮早回去闯一闯！”
透过种种直觉烦恼，刘道利进行着深层思考：多少年来，我们的社会试图为每一个成员构筑一个没有竞争，充满稳定感的“安全岛”。
改革开放后，竞争，碰撞，选择，风险，失误；
一个个未知数冒了出来，在人们心里产生了不稳定感。
在一次干部会上，刘道利情真意切地说：“当变动成了现实，我们就得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势，丢掉旧有的‘随遇而安’‘恬静闲适’意识，树立‘人生何处无风险，偏向风波浪里行’的竞争观，迎接改革的挑战。”
适应竞争，迎接挑战，需要真才实学。
刘道利和“一班人”为干部们想到了：旅里制定了在5年内所有干部达到大专文化水平的规划，采取推荐到军队院校培训，选送到地方院校代训、鼓励在职自学等方法，加快干部知识化的进程，聘请了驻地企业的厂长、经理为干部们讲授经营管理，让干部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对未来的信心。
改革，不能象“唐吉诃德”似的“闯世界”，要靠科学理论思维，寻求最佳效益
发展商品生产，带来繁荣兴旺。
炮兵旅不是“世外桃园”，少数干部战士也尝试着“揽生意”。
有的在驻地帮助亲友推销土特产，有的帮助亲友采购紧缺原材料，有的甚至私自回家摸行情。
“既做买卖又当兵，一来有利于增强干部战士商品经济意识，二来有利于部队自我发展、自我增值。”
部分同志头脑有点热了，主张为经商活动开绿灯，有人还提出“把服务保障好干部战士经商，作为商品经济条件下思想工作的一项改革。”
刘道利没有跟着“热”。
一连两天，他关在屋子里，静下心来系统学习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关于加强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论述，思忖着军营经商现象的是非。
结论只能是这样：在部队，在大变革时期，检验一件事能不能办，对不对，关键的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利于提高部队战斗力。
用战斗力这把“尺子”去衡量，丢下枪杆拿秤杆，势必涣散作风纪律，影响军政训练，削弱军队保卫祖国的首要职能。
刘道利对干部战士个人经商非但没有“开绿灯”，反而亮了“红灯”：“我们旅的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理由经商。”
不准经商，却要组织干部战士学习商品知识。
在刘道利倡导下，旅里组织干部战士到驻地市场调查，邀请专业户、个体户讲“生意经”，利用闭路电视办起了商品经济知识讲座……人们很快明白了，刘道利这样做，是为了让大家跟上改革的步伐，适应时代的潮流。
刘道利每进行一次改革都要进行充分的理论论证，借助智慧之舟，到达成功的彼岸。
如何做好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
是他苦心探索的一个课题。
有段时间，他带领政治机关的同志跑遍了各营连，召开了15次座谈会。
他发现，倘若深层透视，政治工作的对象竟是那样变幻莫测。
做好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正确认识我们的工作对象。
在他的倡导下，去年4月，旅里与长沙政治军官进修学院一道，开展了一项跟踪考察活动，他们挑选了28名政治干部担任考察员，分头对各种类型的120名战士进行整个服役期的连续追踪考察。
考察内容包括：家庭环境、文化程度、脾气性格、兴趣爱好等30多个项目。
考察员定期将考察结果详细记录下来，填写卡片，送到学院，输入电脑，一年多时间，共获得11000多个数据。
这些数据，勾勒出当今士兵的思想轨迹，也为刘道利带领政治机关进行一系列思想政治工作改革提供了依据。
——尊重战士的主体意识，启发他们自我教育，自我塑造。
比如今年上半年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在三连抓点的刘道利一反常规，让战士们自己看材料，自己想问题，自己搞调查，自己找答案。
整个教育，他和连队干部一道，只是作一些回答问题式的辅导，效果相当好。
——允许战士认识问题有个长短不一的过程，保持思想政治工作的弹性与张力。
教育结束，刘道利听取部队汇报，他感兴趣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
不是多少人的“认识到”，而是你讲了什么道理，战士接受了多少，提出了哪些疑问。
他不大赞成把某种先进性举动的出现归因于一次教育。
——政治工作的对象，不能只盯着人，也包括人所处的环境。
创造一个参与实践，公平竞争的环境。
经刘道利倡导，旅里开展了“我为部队建设献一计”的活动，定期评选“最佳建议奖”。
一年多来，炮兵旅已6次组织全旅性的民主决策活动。
4名战士《关于建立良性循环生产基地》、《关于建立党的监督网络》等“改革之我见”，被作为旅的“红头文件”下发部队。
——旅里挑选了19名有理论根基、知识面广、有口才、注重表率作用的干部战士，外加聘请4名地方的有关“专家”，组成“讲师团”，担负重大教育课程的巡回讲授任务。
实践的结果，较好地满足了战士多层次、多侧面的需要。
——旅里自筹资金10余万，建成闭路电视及其录相演播系统，经常结合部队的教育训练内容，摄制播放讲课实况、炮兵旅新闻和专题报道，使政治教育形象生动，丰富多采。
刘道利作为领导者，还十分重视对群众的改革实践加以科学的总结。
今年4月，五营在营区附近挖“猫耳洞”，让干部战士过战场生活，参过战的“温故”，没参战的“知新”。
刘道利看了后，立即察觉到这是和平时期防止练“和平兵”的一种创造。
他和旅长贾晓炜、参谋长邓福顺一起，结合参战实践，对“猫耳洞”在平时训练中的价值、作用、发展方向进行了多角度的论证，研究增设了堑壕、炮阵地、坑道、音响烟幕等，扩展为模拟战场，增强了训练的逼真性。
能自焚的鸟才能成为凤凰，明天、后天的选择、创造，往往取决于对昨天、今天的否定、超越
许多人提起“当年”，总怀有深深的眷恋、自豪。
刘道利接受我们采访时，却讲了两件今天看来十分幼稚可笑的轶事：
1966年，大哥华南师大毕业，给他寄来一张穿西装系领带的照片，说是“大学时代的象征纪念”，他立即退回照片，怒气冲冲附上一句话：“这是和平演变的开始。”
1977年，在城市当兵的一个侄子来看望他，当他看到侄子脚上穿了尼龙袜，腕上戴了手表，便拉下脸来，给他上了一课：“农家孩子，土味不能丢……”
刘道利在审视昨天的时候，看得出，表情是严肃、痛苦的。
其实，他一次又一次地反思昨天的他，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自我超越。
刘道利的一个信条是：“不能用本本剪裁和遏制无限丰富的实践，也不能用以往的思想、观点，来硬套变化了的现实。
理论之树应该是常青的。”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少战士思想活跃，性格开朗，善于交际。
但有些干部眼中的好兵，还是那些成天不吭不哈的战士。
对新形势下出现的“交际兵”，起初，刘道利看不惯，把他们划进“难带兵”的圈里，对基层制止战士交往的“土政策”表示支持。
后来，他从报刊上获悉，国内许多企业纷纷成立公共关系部。
当代国际公关领域的新浪潮，强烈冲击着他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思想观念，促使他引导全旅上下正确对待战士的交际。
全旅各营连同驻地厂矿、学校、乡镇的21个共青团、民兵组织建立了联谊关系，开展智力竞赛、读书演讲等活动，一批善于交际的战士在军民共建等活动中担任了联络员、宣传员、信息员，在部队建设中大显身手。
后来，刘道利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啥看不惯爱交际的战士》的文章，实际上，那是否定“旧我”的坦露：“我国几千年以来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其根本特点在于自给自足，万事不求人，它所产生出来的社会生活是封闭的，家庭与家庭、地区与地区相互隔绝，人们越不出固定的狭小生活圈子，不会交际非但不是缺点，还被看成是优点。
当商品经济大力发展，经济结构完全变成开放型，对外要开放，对内要开放，人与人也要开放，战士思想活跃，善于交际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恰好同步；
部队虽不同于地方，但它是社会一部分，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都需要协调，都需要善于交际的人才。”
改革的浪潮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奔涌了10个年头，一批批改革之士在奔涌的浪潮中击水飞舟，刘道利并不是佼佼者。
他的价值，在于他的走向，在于他不时地给自己的改革实践注入一种能校准方位的推动力，那就是理论思维。
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之际，我们不能不思索：如果没有10年前对“凡是”思想的突破，能有今天的改革实践吗？
在改革日益向纵深扩展的今天，需要特别重视的又是什么？
刘道利（左二）正和上级政治机关的同志一起探讨理论指导改革的问题。
黄旌整摄
栏目：短评
广州军区某集团军炮兵旅政委刘道利的事迹，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改革实践离不开理论指导。
我们的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的党。
党的各项有关改革的方针政策，都是马列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不了解实际理解不了，不懂得理论也理解不了，只知道政策“是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在执行中就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
改革不仅需要敢为人先的勇气，而且需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科学态度。
就拿军队来说，要真正认识改革和建设的规律性，就应无例外地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部队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
这样，才能发现诸多矛盾之间的内在联系，找到兴利除弊的治本之策，以减少改革的盲目性。
可以说，没有改革理论的指导，就不会有清醒的、成功的改革实践。
许多处于改革第一线的实际工作者，对于提出和解决改革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最有切身感受和发言权，他们对理论的渴求表现了巨大的热情。
但是也有一些同志则往往淡漠理论，他们总觉得理论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不学也过得去”，或者强调工作忙，忽视理论学习，结果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忙了就不学习，不学习水平就提不高；
水平不高，也就更加忙忙碌碌，无所作为。
这种状况应该改变。
“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
恩格斯的这段话应该用来警策我们进一步增强理论修养的紧迫感。
学习理论，一要学马列的基本原理，一要学改革实践中新概括的理论，特别是邓小平同志的改革思想；
既要“俯而读”，又要“仰而思”。
所谓“思”，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运用改革理论解决改革中的新问题。
“弄潮儿自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
愿所有投身改革的人们，加强理论学习，都成为善立涛头的“弄潮儿”！
作者：刘金锁
栏目：我为基层建设献一计有奖征文
最近，笔者发现有些连队战士不出早操，原因是晚上看电视看得很晚，不到屏幕上出现“晚安”不罢休。
本来，战士晚上看看电视是件好事，一来可以了解国内外大事，开阔眼界，二来可以丰富娱乐生活。
但看电视如果不加节制，就势必违反一日生活制度，保证不了足够的睡眠时间，影响教育训练和其他工作。
因此，我认为，战士看电视要有切实的制度措施作保证。
比如，除电视新闻每天晚上可以看以外，看其他电视节目每周最多不能超过三次。
又比如，要严格遵守作息制度，无特殊情况，按时熄灯，不能因看电视影响睡眠时间。
总之，看电视应该经常化，同时要制度化，不能谁想看什么就看什么，谁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谁想看多长时间就看多长时间。
作者：吴景生/赵正平
本报讯 吴景生、赵正平报道：南京军区某炮兵旅，把干部理论教育从过去的纯政治理论学习扩展到学习商品经济、现代管理科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使干部的理论学习更加贴近部队建设实际，增强了干部学习的兴趣，并收到学以致用的效果。
9月下旬，集团军首长和政治机关充分肯定了他们的经验。
去年底，这个旅政治机关对前两年干部理论教育情况作过调查，结果是：进行大小教育10次，除一次是现代管理讲座外，其余都是政治理论教育和时事政策教育。
40多位军队院校大专毕业的干部反映：到部队后重复学习马列基础理论多，而实际需要的其它方面的理论知识学得太少。
形式上年年有计划有要求，内容上却年年“炒旧饭”。
他们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对干部理论教育进行大胆的改革和探索，确定以政治理论、商品经济理论、现代管理科学及相关学科理论为基本内容。
今年以来，他们给每个干部下发了《现代管理科学》、《军队现代管理》、《领导科学》、《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答》等12本书，举办商品经济知识讲座3次，短期理论学习班6期，召开专题研究会7次，基本保证了学习时间及计划的落实，增强了干部学理论知识的兴趣。
他们还建立了严格的考评制度，把干部理论教育成绩当作考察提升干部的一个重要条件，改变了过去那种学多学少，学好学坏一个样的现象。
扎实的理论教育，开拓了干部的视野，丰富了知识，提高了工作能力和管理水平，有效地促进了部队的建设。
司令部和政治部针对抓基层缺乏长远规划和随意性大的问题，运用所学的现代管理知识，制定了连队全面建设总体规划。
旅党委根据新时期党风建设理论，结合本旅实际摸索总结依靠制度抵制不正之风的经验被军委纪委转发。
今年1至9月中旬，有18名干部的20多篇学术论文被军内外报刊刊用。
栏目：军史之最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央军事部（开始称军事科）对全国红军没有统一编制，以致出现了3个红四军、3个红六军的局面。
1930年1月，中央军事部制定了编组红军的计划，统一安排了第一军至第八军的番号。
中央军事部正式更名为中央军委后，即于1930年4月15日颁布了军事工作计划大纲，规定红军要集中组织，统一指挥，为了适应环境，便于协同作战，必须成立军团以上的统一指挥机构。
同年5月，中央军委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颁布了中国红军编制草案，统一了全国红军的编制和组织系统，确定将全国红军编为4个军团，军团以下按三三制建立军、师、团、营、连、排、班，并指定了军团主要领导人。
这个编制草案颁布后，各地红军程度不同地进行了整编，部队的编制和番号均较前统一了。
作者：宁习洲金长生
栏目：我为基层建设献一计有奖征文
我们发现，不少连队为鼓励战士发扬民主，在连部门前挂了个“意见箱”。
起初，大伙提意见、出主意可踊跃啦，可过了一段时间，“意见箱”便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意见箱”所以成为摆设，主要是连队没能及时认真研究战士的意见建议。
你不把战士的意见当回事办，战士提意见就没情绪了。
为此，我们建议，凡挂“意见箱”的连队，就要经常开箱，对战士的意见建议要及时认真研究，哪些是对的，应该吸取；
哪些是不对的，耐心作出解释，并做细致的思想工作；
对那些大多数同志有意见而又一时办不到的事情，也应该给大家讲清楚，取得战士的谅解。
不这样做，久而久之，就势必会伤害他们的积极性。
战士提了意见没个回音，再提又有什么用呢！
作者：张家军郭庆生
栏目：长征
公元1988年，华夏大地上这支英雄军队，迎来了一次改革的大潮。
潮头冲击着军营兵站、机关院校，冲击着每一个官兵的心……
Ⅰ“向前，向前，向前！”
23年，我们的队伍阔步走出了一个不闭合的圆
1979年。
南疆前线。
狭窄的国防公路上，拥挤着坦克车、装备车、运输车和步兵队伍。
突然，车流、人流被堵在一个十字路口上，黑压压一片……
“部队的指挥官为什么不站出来？”
北京，电视屏幕前的老将军们动了怒。
但马上意识到，不是没有人站出来指挥，而是因为一样的服装和徽章，部队间又没有隶属关系，谁也指挥不了谁。
现实唤起了老师和将军们的忧思：还是要实行军衔制！
其实，无军衔的困惑，我军早就领教过。
国共合作期间，由于国民党军队有军衔，我军没军衔，使“合作”遇到了诸多不便，我们吃了亏。
于是在1939年5月，八路军总司令部发布了《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拟实行军衔，然而终因“敌后斗争的日益艰难”未能如愿。
1948年8月，苏联红军对日作战，驻沈阳苏军要我党中央速派人到沈阳协调两军行动。
军委又一次遇到了无军衔的困难。
为便于开展工作，军委当机立断，以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名义，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
伍修权少将军衔；
段子俊、莫春和上校军衔。
1955年，军衔制终于颁布，只实行了10年便夭折了。
纵观中外历史，凡是实行大的军事改革，使军队建设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关头，都要建立或完善军衔制度。
从17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军事上建立和完善军衔制度，到18世纪俄国“富于创造精神”的彼得大帝，为加强军事威力，提高俄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进行大规模军事革新，颁布第二个《官级表》，完善4等19级的军衔制度，直至20世纪军衔制在西方军队的普及，都证明军衔制是一项国际性的现代军事制度。
军队企望不通过实行军衔制度而走向全面正规化将是不现实的。
1980年3月12日，军委主席邓小平指出：要搞军衔制。
从那时到今天，整整用了8年。
领导制定军官军衔制度的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对此深有感慨：“实行军衔制这件事，看起来好象很容易，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是的，军衔制不单是服装上的更新、挂牌、带豆，更重要的是要求挂衔的人具备这种正规化制度的文化和军事素质，人员编配要符合这种正规化制度的要求，还要制定各种相应的规章制度，它完全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
如果说，提高人的素质是软指标的话，那么，干部队伍的“消肿”则是硬指标了。
十年动乱，制约干部数量增长的“规矩”遭破坏，干部数量发生了令人惊呼的恶性膨胀。
消除如此巨大的臃肿，必须动大手术！
1980年部队大规模精简整编，进行第一次“消肿”；
1982年下半年对铁道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实行大规模的转、合、减，进行第二次“消肿”。
1983年，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一条震惊中外的消息：裁军100万！
这的确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难工作，数十万干部要转业、退休、离休、就地消化。
工作需要一项项去做，而每一项都要求有尽可能完善的政策作保证，都需要极度的耐心和充分的时间，操之过急反而会惹来更多的麻烦，留下很多的后遗症。
这便是军衔制度出台慢的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是新军衔本身的难度。
它要求既不是对1955年我军军衔制度的简单恢复，又不是对外军军衔制度的照搬照套。
而是立足于我国国情、军情，从我军自身客观实际出发，体现出中国特色的一项新军衔制度。
我军体现的“中国特色”是：从战争年代开始到现在，军官编制体制一直是两个双轨制，一是军事军官系统与政治军官系统，从连到大军区都配有政治工作军官；
二是野战部队系统与省军区系统。
此外，还编有副职。
这些在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是没有的。
在体制上，我们与许多国家也不同，他们旅营建制多，一般没有团一级。
我军虽经过精简，但军官职务等级仍然较多，特别是师级职务军官数量较大，新军衔制度必须体现中国这些特色。
为了实行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军衔制度，上上下下召集各方人士座谈论证上千次，逾4万多人次参加；
仅《军官军衔条例》草案，先后修改20余稿；
军委扩大会议和军委常务会议专门进行多次讨论，军委邓小平主席，赵紫阳副主席亲自听汇报……
1988年4月13日，凝结着老一代革命家、新一代军人和国家法制部门智慧和心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草案）》，终于提交给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进行审议。
7月1日下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由国家主席杨尚昆颁布，自即日起生效。
军衔制诞生如此艰难，但它毕竟诞生了。
从1965年取消军衔制到1988年实行新的军衔制，时间整整过了23年，这23年，我们的军队转了一个圆圈，但这圆圈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螺旋式的。
这是典型的否定之否定，这本身就显示了上升和前进的趋势。
这是中国军队新的希望，是通往强大，通住不断胜利的起点。
Ⅱ文职干部——中国军队中一支不穿军装的新军
在我军这场改革的大潮中，受震动最大的是改文职的干部，他们绝大部分是军队中的知识分子。
他们也曾期盼过军衔，但是，军队正规化建设的需要，决定了在实行军官军衔的同时，必须实行文职干部制度。
如果说人们对军官军衔制度还不算陌生的话，那么文职干部制度则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新生事物了。
诸多传说，诸多猜测，即将改文职的干部在翘首以待！
1988年5月3日，解放军报在头版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
文职干部的反应是强烈的。
8月1日，他们将脱下军装，成为我军第一批着便装的军人。
几多留恋的情愫，几多遗憾的酸楚，几多凝重的思索，萦绕在每个文职干部的心头。
这是艰难的过渡段，要关住感情的潮水，要调整心理的倾斜，要拦住生活的惯性。
然而，就在这个艰难的过渡段上，全军10万名文职干部所在的研究所、医院、院校、机关，所有的机器都在正常运转，所有的工作一刻未停。
在北京，301、302、304等医院，无影灯下的手术照样紧张有序地进行，重病号床头的吊瓶照样静静地滴注，几千名休养员并未觉察到这一重大转折时的震动。
8月初，我们来到某研究所采访，见到了一位老科研人员，他带领几位青年人正倾尽全力地进行一项新的课题研究。
见到我们，他平静地说：“实行文职干部制度，是我们军队干部制度的一项大的改革，这我们知道，它将对军队正规化建设和稳定技术干部所起的作用，我们也清楚。
只是感情上一时过不去。
但不管怎样，感情还得服从改革，服从大局啊。”
停了一下，他诚恳地说：“不要再简单地去写一些刺伤我们文职干部的报道和文章，我们拚命地干工作不应都说成是改文职带来的动力，它的动力来自一个老党员、老军人的觉悟，一个科研人员的责任心。”
在需要感情服从大局的时候，人们又一次看到了我军知识分子的胸怀和自我克制精神。
一个“不彻底的文职制度”尽管还有某些不完善之处，然而，人们在纵横的比较和冷静的思考中，看到了眼下文职制度方案的可行性。
它也许是各种矛盾最少的一个方案。
更多的人看到了这项制度对于稳定专业技术干部队伍，对于实现干部科学管理的积极作用。
著名坦克维修专家、装甲兵工程学院徐滨士教授说得好：“文武有序，各路并进，比千军万马都走官道好。”
Ⅲ功勋荣誉章给12万英雄老战士的心理效应
现役军官受衔，那么，12万离退休的老同志该怎么办呢？
要说荣誉应首先属于他们。
他们是这支军队的先驱，为壮大这支军队他们曾负过伤、流过血，贡献了毕生精力，他们的革命精神仍是支撑这支军队的精髓。
党中央、中央军委想到了他们。
1988年7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表决批准了《关于授予军人离休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的规定》。
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者800余人；
获二极红星功勋荣誉章者3600余人；
获独立功勋荣誉章者51000余人；
获胜利功勋荣誉章者62000余人。
功勋荣誉章是对历史荣誉的肯定，也是对未来的激励！
那些曾让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曾创造出惊天动地业绩的铮铮铁汉，曾在血肉横飞的战场厮杀的一代勇士，在双手接过功勋荣誉章的瞬间却默默地流泪了。
是的，他们已不再把这次授勋看作是一次荣誉的获得，而看作是党和人民对自己一生的最终评价。
他们表现出的感情之热烈，情绪之激动是从未见到过的。
北京军区263医院因远离军区授勋仪式的会场，只给了他们5个代表名额，结果去了20多名老干部。
有的老同志怕路上堵车误了时间，早上提前起床动身。
有的特意刮了胡子、理了发，换上了平时很少穿的节日服装，佩带上过去荣获的勋章，象当年参加庆功大会一样，进入会场。
双目失明的总后勤部原顾问万毅，走不动路的解放军报原副总编辑邱岗，硬是让人扶着、背着参加了授勋仪式，邱岗，这位延安时期的秀才，著名的军事记者，在让人背着参加授勋仪式捧回功勋荣誉章后，不几天便含笑离世。
双目失明的老红军战士李天英，在接过功勋荣誉章后，摸了又摸，激动地久久才说出一句话：“我虽然看不到功勋荣誉章的模样，但感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关怀。”
Ⅳ风来了，雨来了，天阴了，天晴了。
1988年夏，评衔工作在全军铺开。
北京，各大驻军机关电话都成了“热线”。
特别是“长途”一个接一个，家庭电话也多了起来，尤其是晚上。
多年断了音讯的老乡、熟人突然又出现在电话中，甚至身居高位地处偏远的老首长也拨来了“亲热”的电话……无论从何处吹来一股关于军衔的风，那怕是微风，也能掀起一片波澜。
一天中午，某部机关饭堂。
不知是谁说出了一条内部消息：“副营职大都能评上少校军衔。”
随着一声“万岁！”
饭堂一下沸腾起来。
当有人发出“应当庆贺”的建议后，10多位副营职干部马上备齐了一桌没谱没样的酒菜……
评衔前不单单是激动的燥热，还有灼人的烦恼。
这次授衔，最感遗憾的莫过于被“一刀”切下来的军、师两级超龄干部。
这突如其来的“一刀”，把这些仍在指挥着千军万马的“将”官们的确给“切”懵了。
然而，他们毕竟是经过炮火和风雨的沙场老将。
他们虽有深深的遗憾，但最终还是经受住了考验。
二炮某部正军职政委刘子美，在本部是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他不但有着丰富的领导经验，还有着可贵的改革开放新观念，不论老的青的，也不论军官士兵，都愿意和他接近。
最初传说老政委可以授到中将，不少人给他开玩笑：“政委到时可要请客哟。”
“没说的，你等着喝‘杜康’吧！”
老政委总是笑着回答。
“一刀切”精神下来后，那天晚上，老政委独自一人走到了营院后面的山包上，面对灯火通明的营区，迎着徐徐的晚风，思绪万千。
他，40多年前的一位热血青年，瞒着家人偷偷地参加了八路军，几十年来为部队建设呕心沥血。
特别是近6年担任部队政委期间，所属部队每一个阵地，每一条坑道，每一片营区，每个连队，每个哨所，哪一处没有留下他的脚印？
部队每个干部的成长，每个先进典型的培养，每项大的训练改革，每项大的工作无不渗透着他的心血和汗水；
6年，全军和二炮曾在这里召开过多少次表彰会、经验交流会、现场会。
还有什么比这更满足，更令人惬意的呢？
年龄不饶人，让年轻同志早点上来，有什么不好呢？
过去多少年教育别人“正确对待”，现在轮到自己“正确对待”了。
老政委想到这里，心里的烦闷慢慢化解了，他感觉身上是那样的轻松，心里是那样的踏实。
他抬头望了望星光闪烁的夜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湿润的空气，不由得咏吟起清朝著名诗人、画家陈继儒的诗来：“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这次评衔，最感失落的是志愿兵群。
过去，干部、志愿兵服装一样。
这使我们的志愿兵在心理、精神上得到某种满足。
按说，志愿兵着士兵服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们着干部服又当之无愧。
若不是干部制度改革，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德才优秀的军官，而事实上许多人都在作为干部使用。
近几年，由于基层干部缺编，各单位都挑选出一些优秀志愿兵代职。
有的代排长、副连长，有的甚至代连长、指导员。
由于穿的干部服，代职的志愿兵倒也不觉得难为情。
实行军衔，首先从服装上把他们从干部群里分离出来，在外观上使他们降了“格”，自尊心和荣誉感，使他们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难堪，有的想到了以后代职，这身士官服对自己权威的影响，有的想到了士官服给妻子、女友带来的心理效应。
……一些志愿兵心情压抑，情绪低落，有的不愿再代职，有的甚至闹起转业来。
对此，人们是不难理解的。
然而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
今天，当军衔制检阅我们军营的时候，它要求的是“分列式”——军官就是军官，军士就是军士，士兵就是士兵。
那么，当成千上万志愿兵真的戴上专业军士的牌牌时，他们是否还象当初那样忐忑不安呢？
带着这一疑虑，我们来到了某机关志愿兵群里，倾听了他们的心声：
“在开始评授军衔时，失落感是有的，但那种心理痛苦只是暂时的。
实际上只要站在军队建设大局上想想这个问题，一下就想通了。
实行军衔制，就是为了理顺部队多年不顺畅的指挥关系，改变兵不兵、官不官的现状。
我们从心里希望部队正规化，只有正规化，才能提高我们军队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
“解放军报8月28日头版头条那篇《面子·牌子·担子》报道写得好，志愿兵王积稳的妻子，大学讲师胡锦绣是我们全体志愿兵的骄傲。
看了这篇报道后，我们心里都热乎乎的，不少人把这篇报道剪下来寄给了自己的妻子。
有这样好的妻子理解、支持，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
Ⅴ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1988年9月14日，中央军委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授予17位上将军官军衔仪式。
9月16日以后，中央军委授予各大军区、军兵种中将、少将军官军衔及师职以上军官军衔仪式在各大单位相继举行。
从16日至20日，在各大单位授衔仪式的雄壮军乐声中，全军有5名女军官佩带上少将军衔。
在这次实行新的军衔制中，有20位专家、教授、学者，被中央军委授予专业技术少将军衔，还有一些专业技术干部，身任指挥军官，被授予中将或少将军衔。
1988年10月1日，将载入我军光辉的史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9周年纪念日里，三军将士换上了崭新的军衔服装。
这是我军正规化建设新的里程碑！
它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已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
任何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无一不把焕发社会群体的生机和活力作为基本目标，军衔制改革无疑将为军队建设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军人的职业是一种特殊职业，国防劳动是一种特殊劳动，它能为10亿人民提供一个自由、安定、舒适、美好的生存、生活和生产空间。
正如马克思说的：军人“虽不生产谷物”，却“生产保卫”。
军衔，是国家给予军人的荣誉，是国家对军人特殊贡献的精神报偿。
军衔制必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理解、支持和尊重。
历史，有时会痛苦地走过迁回曲折的“S”形，但它决不会停止，后退。
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它诞生之日起，已走过61年历史征程。
其间虽然经磨历劫，饱经沧桑，却没有放慢自己的脚步，她正张开臂膀，去拥抱改革的大潮。
作者：马泉艺
栏目：长征
===== 曾有人这样断言：未来海战中，谁瞧不起水雷，谁就将受到惩罚？
请看——-水雷武器今昔
作者：施靖鸣
栏目：科学大观园长城杯迎接建国40周年全国国防现代化征文
1987年7月，波斯湾海域战云密布，美伊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24日，第一批悬挂美国国旗的两艘科威特油轮“布里奇顿”号和“石油王子”号，冒着随时可能遭受伊朗海军袭击的危险，在3艘美国军舰高度戒备的护卫下，战战兢兢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入了伊朗法尔西岛的以西水域。
还没容他们松一口气，就听“轰隆”一声巨响，“布里奇顿”号船便燃起大火，险些倾覆。
“水雷！”
“水雷！”
，油轮上、军舰上一阵惊呼。
这是发生在海湾冲突中的一幕。
此后，美国超级油轮“加勒比”号触雷受伤；
巴林一艘供应船触雷沉没；
今年4月，美国护卫舰“塞缪尔”、“罗伯茨”号触雷遭重创……相继出现的舰船触雷爆炸事件，在海湾地区和西方世界引起了一阵“水雷”恐慌。
一时间，美国和西欧盟国包括英、法、意、荷、比以及沙特阿拉伯等国的数十艘军舰和直升机纷纷开进海湾，加入了扫雷行列。
海湾风波，使人们对逐渐被淡忘的海战武器——水雷刮目相看。
水雷被称为“水下伏兵”，是古老的海战兵器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
我国是最先发明和使用水雷的国家。
早在明朝嘉靖年间，中国人民将火药技术运用于水中，制造了人工操纵、机械击发的“水底雷”，炸毁了敌船，给倭寇以沉重的打击，揭开了世界水雷战历史的第一页。
200多年后，北美人民为抗击英国军舰入侵开始使用水雷武器，后来又传到欧洲。
从此，水雷武器便成了海战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
水雷武器在历次的海战中曾有过辉煌的战绩。
美国南北战争中，北军舰船触雷沉没的达27艘，而被火炮击沉的仅9艘；
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海战，是历史上第一次海上大规模布雷与扫雷的作战，结果，日本有11艘、俄国有5艘军舰触雷沉没，特别是一万一千吨的俄国舰队旗舰“北道罗伯罗夫斯克”号触雷沉没，使人们惊叹水雷的巨大威力。
据不完全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布设水雷约31万枚，炸沉了水面舰艇148艘、潜艇54艘和586艘商船。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约布水雷85万枚，据英、美资料披露，同盟国和轴心国受到水雷打击而损失的舰船共达2705艘。
然而，二次大战后随着大型水面舰艇性能的改进和核动力潜艇的出现，特别是精确制导武器的飞速发展，人们渐渐忘却了水雷，反水雷装备技术几乎处于停顿状态。
如美国在50年代曾有200多艘扫雷舰，而今天庞大的美国海军舰队中却只有3艘现役扫雷舰、18艘后备役扫雷舰和23架老式“海上种马”扫雷直升机。
美国海军战略家对此状况十分担忧，呼吁提高现代条件下反水雷作战的能力。
海湾事件向人们表明，现代海战中水雷是以劣胜优、以低技术对付高技术的有效武器，在军事上仍需要有它特定的地位。
水雷武器隐蔽性好，突然性强，可运用水面舰船、水下潜艇、飞机和火箭等多种工具进行布设，既可设在自己的海域封锁海峡、水道，构成水雷障碍，加强抗登陆防御，又可布设到敌方海域，封锁敌港口基地和水道，打击或限制敌舰艇的活动，还可机动布设，配合战术行动等。
水雷武器不仅能单独运用，而且能与其它兵器配合使用协同作战。
由于水雷能持久待机、长期封锁，且混合布设、难以扫除，因此，其价值往往不仅限于直接破坏，还能给对方造成强烈的心理威慑和精神震撼，迫使其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从事反水雷作战。
事实上，水雷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停滞，随着海战条件变化和科学技术进步，这一家族日益兴旺，其成员已增加到100多种，且作用各异。
新一代水雷威力更大、布设方式更加灵活多样，尤其是引信装置更是五花八门，越来越巧妙，除了已经使用的声、磁、水压、次声、超声和定时引信外，人们正在设想利用舰船的其它物理特性，如热场、电场、光场、辐射场以及宇宙线、重力场等研制新一代的引信，并开始向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不仅如此，水雷还将一改旧貌，去主动发现、追踪以至攻击、消灭指定目标。
难怪有人断言：未来海战中，谁瞧不起水雷，谁就将受到惩罚。
作者：何松新
栏目：科学大观园随想曲
在知道这个故事之前，如果有谁说读《圣经》能得到打胜仗的妙计，人们一定会以为这是“天方夜谭”。
然而，维文·吉尔伯特少校正是从这里获得克敌制胜妙法的：
1918年2月，英国军队与土耳其军队在约旦境内交战。
英军第60师的一个旅奉命攻占山顶上的密抹村，旅长决定从正面进攻。
维文·吉尔伯特少校听了，觉得密抹这个地名很熟，回忆起曾在圣经里看到，便立即在烛光下翻阅起圣经来。
他很快就找到了，原来这里记载了几千年前发生在密抹村的一场战斗：“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带队向密抹村的非利士人进攻，约拿单偷偷带了自己的侍从抄小路经隘口往下爬，来到非利士防营里。
非利士人从梦中惊醒，以为陷入了敌人的包围，立即乱成一团，四散奔逃，扫罗父子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密抹村。”
少校认为这是份极重要的参考资料，赶紧叫醒旅长，谈了自己的想法。
旅长带着他连夜赶去侦察，一路上的地形特点竟与圣经的记载十分吻合。
旅长当即改变进攻计划，只由他亲率一个连抄小路向土耳其人夜袭。
他们在大亮前到达密抹村，土耳其人从梦中惊醒，也和从前非利士人一样，以为陷入了英军的重围，狼狈而逃。
英军成功地重演了约拿单当年的战术。
其实，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运用“军外”功夫克敌制胜的例子并非鲜见。
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阿基米德就曾组织妇女用镜子将太阳光聚焦，烧毁了罗马人的战船；
在苏联卫国战争中，苏联游击队员利用自己的色彩学知识，以红旗惊牛扰敌，行“调虎离山”之计，胜利地完成了炸桥断敌补给线的任务；
一支苏联红军部队，在高加索地区被德寇重重包围，最后退到了终年积雪的高山，在弹尽粮绝之际，红军指挥员利用声学知识，集中部队统一高呼，强大的声波震动引起了大雪崩，从而粉碎了德寇的包围。
可见，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人，不能只局限于学军事知识，还应该涉猎各种知识，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有了知识才能用兵如神，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决不是单纯搞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因此既要学好军事知识，又不能忽略“军外”功夫，应当重视部队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
作者：李杰
栏目：科学大观园科海拾贝
世界上最早采用螺旋桨原理作为舰船动力的是澳大利亚人罗素。
1835年，罗素设计了一艘装有螺杆的新型汽艇，为了提高航速，他把螺杆做得很长，以增大推进力。
然而事与愿违，长螺杆的效果并不理想。
为此，许多设计师也绞尽脑汁，想改进设计，结果屡试屡败。
谁想，一次偶然的航行实验事故，倒把设计者梦寐以求的企望变成了现实。
那是1836年的一天，静谧的朴茨茅斯港内，英国“阿基米德”号船正拖着长尾巴似的螺杆在航行，当它以每小时4海里的速度行驶时，突然螺杆被水下障碍物碰断，只剩下了小半截，造船师史密斯急得直跺脚。
可是，奇迹发生了，船不但安然无恙继续航行，而且航速比先前大大提高。
马上进行测量，航速竟达到了每小时13海里。
从那以后，人们普遍开始使用短螺杆，并将其改为叶片状，使之逐步演变成了今天的螺旋桨。
作者：张小元于红
栏目：科学大观园信息亭
美国在研究轨道炮发射卫星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一设计者正在研制超小型卫星，其体积只有普通罐头盒那么大，重量在1.5公斤左右。
据称，此卫星只需借助轨道炮就能进入太空。
（张小元译）
英研制无人驾驶汽车
英国防部委托布里斯顿大学正在研制一种无人驾驶汽车。
该种汽车有一套复杂的电脑控制系统，能够快速分析各种情况，并操纵方向盘避开障碍物。
除军事用途外，这种车还能民用。
（于红译）
乳腺癌与酒
美国最近有两项研究表明，喝酒可能导致乳腺癌。
这一论点是对89538名护士进行4年饮食习惯跟踪调查得到的。
（于红译）
作者：吴景生
今年头9个月，全国工业总产值达883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7.5％，农业产值有继续增长的势头，糖、黄红麻、烤烟、生猪、水产品等约比去年同期增长两成。
外贸出口总额达329.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4.1％。
在谈到存在问题时，新闻发言人说，一是物价大幅度上涨，部分职工实际收入下降。
前三季度全社会零售物价总指数平均比去年同期上升约16％，32个大中城市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升18.3％。
不少城乡出现抢购风。
二是工业生产速度过快，同能源、运输矛盾加剧。
这种供求矛盾将成为今后工业生产的一大制约因素。
三是在建工程总规模仍然偏大。
目前全民所有制单位在建项目总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大关，远远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供应能力。
四是在消费需求方面，国内市场需求过旺，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社会集团购买力居高不下。
头9个月社会集团购买消费品达487亿元，增长21.3％。
谈到如何解决当前经济领域内存在的问题时，新闻发言人说，亟需各级政府全面贯彻落实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政令、措施。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在结束了对中国的正式友好访问之后，于今天上午离开北京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
国家主席杨尚昆到钓鱼台国宾馆送行。
杨尚昆说，齐奥塞斯库总统和埃列娜·齐奥塞斯库的访问是“很成功的”，并表示希望罗马尼亚贵宾能再来中国访问。
齐奥塞斯库说：“虽然我们来访的时间很短，但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他说，在北京所见到的一切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齐奥塞斯库请杨尚昆转达他对邓小平和赵紫阳最良好的祝愿。
他说：“我们还会来的，不过先得请你们到罗马尼亚访问”。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在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齐奥塞斯库结束访华之际，中罗双方今天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
公报说，访问期间，罗马尼亚贵宾参观了北京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单位，所到之处，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体现了中罗两国人民之间相互怀有的友好和尊重的感情。
双方相互介绍了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情况，深入研究了中罗关系的现状及其继续发展的前景，并就当前国际重大问题、国际共运和工运问题富有成效地交换了意见。
会谈是在亲切、友好、相互尊重和相互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
两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满意地指出，中罗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和团结合作关系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并指出，这完全符合两国社会主义建设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
双方决心今后仍使这种关系建立在尊重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权利平等、不干涉内政、互利和同志般的互助的原则基础上。
双方强调了高级会晤和会谈以及发展两党之间的关系，对于扩大和加深中罗在共同感兴趣的各个领域的合作的决定性的作用。
双方强调，继续促进政治接触和对话，继续促进两国政府、议会和群众团体之间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和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同志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赵紫阳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访问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
邀请被愉快地接受。
访问日期将通过外交途径确定。
栏目：标题新闻
中纪委通知要求各级纪委配合搞好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
赵紫阳会见加拿大皇家银行董事长泰勒一行
神府东胜煤田和准格尔煤田发现丰富的地下水资源
我国南方水稻总面积1/3实现良种化增产稻谷340多亿公斤
（据新华社）
作者：徐光
作者：曹成发曾冯童
本报太原10月17日电 曹成发、曾冯童报道：山西省襄汾县中兴村食用菌养殖专业户郑安生、连建兰夫妇，为了祝贺解放军实行新的军衔制度，拿出3000元钱和《临汾日报》联合举办“拥军杯”征文比赛。
作者：文玫
作者：熊春雷
广西百色地区，从偏僻、闭塞、贫困中奋起，积极开展同国内外的经济、技术、文化联系，办起了30多家外向型企业，年创汇4000多万元。
图为民族服装厂正在生产出口服装。
新华社记者 熊春雷摄
作者：焦歌
这台长2.2米，高0.8米，由五组音域，共61个键组成的大型玻璃钢玛林巴琴，可独奏、合奏，其音色变化丰富，音质、音准不受天气变化的影响。
新型玛林巴琴的研制，是我国造琴史上的一个首创。
在这次北京国际发明展览会上，王家训不仅进行了精采的表演，还详细地讲解了玛林巴琴的起源和发展。
据新华社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信上将18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款待澳大利亚陆军参谋长劳伦斯·乔治·奥唐奈中将。
奥唐奈中将于17日抵达北京。
18日上午，徐信上将在军事博物馆举行仪式，欢迎奥唐奈中将访华。
奥唐奈中将将于10月23日结束对中国的访问。
作者：姜占国
栏目：体育
比赛是在日本棋院进行的。
林海峰对聂卫平此次东渡的两盘棋评价说，聂卫平前天是一帆风顺，一直占优势，今天曾出现过风险。
但聂卫平是有杀力的电脑，算度准确，尽管有局部的劣势，但最终必定获胜。
台北新闻界的驻日记者也来现场采访。
他们与大陆记者有共同的倾向性。
比赛结束后，台北记者称聂卫平是“抗日英雄”。
随聂卫平东征的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郝克强显得很激动。
他说，就连吴清源这样的围棋大师都认为，在如此强大的压力下，除聂卫平外没人敢于出战应敌，并能获胜。
郝克强称，聂卫平不愧为主帅。
不过他对本届擂台赛并没有表示出乐观。
他说，尽管擂台赛充满戏剧性，但是毕竟日方还有众多高手。
聂卫平是高手，但也难免失手。
下一场比赛在我国举行。
日方出场的是羽根泰正九段。
由于聂卫平要参加应氏杯赛，因此与羽根泰正比赛的具体时间与地点尚未确定。
作者：姚达添
栏目：体育
“这是一场亚洲篮坛高水平的比赛。
中国队和南朝鲜队都派强将上场。
上半时前8分钟内，中国队打得很顺利，以19∶9领先10分。
但此后南朝鲜队加强防守，破坏了中国队的进攻，比分逐渐追了上来。
至上半时结束，中国队以34∶33仅领先1分。
下半时双方争夺更加激烈，曾出现7次平局。
在全场结束前20秒钟，中国队以72∶71领先一分，但由于中国队未能把握战局，传出的一个球被南朝鲜队截去，并造成中国队犯规。
南朝鲜队的崔警姬两罚两中，反胜中国队一分。
新华社河内10月17日电 越南和金边当局10月16日声称，越南今年内从柬撤军五万的决定将在12月实施。
但是，此间观察家们指出，河内和金边国防部的公报同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本月早些时候关于撤军进程的说法相互矛盾。
越南通讯社昨天中午播发了越南国防部和金边当局国防部的一则关于撤军问题的“联合公报”，但是，这则“联合公报”在今天的河内报纸上却变成了越国防部的单方公报。
越南通讯社昨天夜间又播发了金边当局国防部的一则公报，声称自今年6月撤走越侵柬司令部及其直属单位以来，“其余越军的大多数已经逐步撤回。”
然而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胡彩兰本月6日在解释越撤军速度减缓的原因时却说，“我们已撤回五万军队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将在今年底几个月内撤回国。”
此间外交观察家们认为，河内官方说迄今已撤走“五万军队的三分之一”，而金边当局则说撤走五万军队的“大多数”。
这种相互矛盾的说法令人对越南今年内撤走五万军队的宣布究竟有多少诚意不能不产生怀疑。
作者：宋元刚徐明智张南征
栏目：十年改革答问录
编辑同志：
据报道，今年4月份，长沙市因白菜特大丰收，市场爆满，供过于求，市政府拿出11万元向菜农收购，就地将200万公斤白莱倒进池塘喂鱼沤肥。
这种做法对吗？
这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中销毁商品有何两样？
81397部队政治处战士 宋元刚
83111部队72分队排长 徐明智
宋元刚、徐明智同志：
对长沙市销毁白菜的做法，议论很多，众口不一。
依我看，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明智做法。
把好端端的200万公斤白菜倒进池塘里喂鱼沤肥，实在可惜，令人痛心。
但是，感情毕竟抗拒不了经济规律。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经济行为总是要受价值规律的引导和制约的。
试想，在白菜严重过剩，市场爆满，又无力外运销售的情况下，如果长沙市政府不出资收购销毁的话，那势必会出现两种更坏的情况：一种是把损失推给菜农，这将严重损害菜农的经济利益和生产积极性；
一种是把损失转嫁给国营菜店，强令菜店赔钱收购，这又会挫伤菜店经营蔬菜的积极性。
两种情况都只能导致一个结果，这就是影响下年以至以后几年白菜的生产和供应，最终还是消费者吃亏。
也许有的同志会想，既然政府已经出资收购，那又何必销毁呢？
把它贱价出售或送给老百姓不是更好吗？
这样做似乎合乎情理，顺乎民心。
但是，在白菜市场已经饱和，大大超过了居民的需求，并严重影响其他蔬菜价格的情况下，如果再把数额巨大的白菜运进城市，一是会使整个蔬菜价格进一步下跌，波及面更大；
二是白莱这种时鲜产品春季在城市大量堆放，容易腐烂；
三是为了把大量的好白菜和烂白菜运进运出，政府还得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所以，相比之下，就地销毁实为上策。
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一种偏见，认为人为地销毁商品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现象。
其实：有些商品人为地销毁是在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难于完全避免的。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生产社会化发展还不充分，国内统一市场还不完善，国际贸易还不发达，交通电讯还比较落后，信息传递还不能及时准确，经济活动还处于相对分散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和国家都难于对社会需求的状况及其变化作出全面的精确的判断，因而，某个时期在某种商品上出现严重过剩的现象是难于完全避免的；
对一些严重过剩的商品，尤其是象白菜这样的时鲜商品，经过全面考虑，权衡利弊，适当销毁，这虽然不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但也不能看作是一种罪过，而是在特定经济条件下不能不作出的一种选择。
事实上，即使在过去高度集中的体制下，某些产品大量过剩、长期积压和报废销毁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只是不象长沙市销毁白菜那样透明和引人注目罢了。
相反，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的迅速发展和政府干预的加强，销毁商品的现象同战前相比反而大为减少。
因此，只有随着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的充分发展，国内外市场的发育和完善，调节商品余缺能力的增强，交通电讯的现代化，经济信息的快速准确传递，尤其是国家对宏观经济活动预测、计划、控制的加强，商品过剩和被迫销毁的现象才能逐步减少和消除。
当然，长沙市销毁白菜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中销毁商品尽管现象一样，但也有区别：其一，销毁商品的原因不同，两者除了一些共同的原因外，资本主义国家销毁商品还同它的经济制度有关，而长沙市销毁白菜则同我国的经济制度无关；
其二，销毁商品的目的不同，资本主义国家销毁商品是资本家为了维护较高的价格和获取更多的利润，而长沙市销毁白菜是为了保护生产者、经营者的经济利益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从而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此外，在销毁商品的范围、规模上，两者也是不可相比的。
张南征
新华社华盛顿10月17日电 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和菲律宾外长劳尔·曼格拉普斯今天在这里签订了确保美国在明后两年内继续使用驻菲军事基地的协议。
根据这项协议，美国在这两年中将每年向菲律宾提供4.81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这一数目虽低于菲律宾政府提出的12亿美元的款额，但却比美国目前付给菲方的1.8亿美元要高得多。
协议还规定，美国有权对其停留或路过驻菲军事基地的飞机和舰船是否携带核武器实行保密。
美国在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海军基地是美国在海外最大的军事设施。
美菲两国于1947年签订的军事基地使用协定将于1991年9月到期。
这次新签订的协议不仅将保证美国在原协议终止前继续使用这些军事基地，而且为延长基地使用的谈判创造了条件。
本报讯 总参工程兵部离休干部、原第一工程兵学校副校长张林同志，因病于1988年8月6日在南京逝世，终年78岁。
张林同志是江西省九江县人，192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本报讯 云南省军区原副司令员、离休干部余辅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8年4月3日在昆明逝世，终年71岁。
余辅坤同志1931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1932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2月加入共青团，1936年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17日电 美国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对巴基斯坦政府公布的前总统哈克座机失事事件的调查结果“没有理由提出疑问”。
哈克总统的座机是今年8月17日在巴基斯坦东部地区坠毁的。
机上30人全部遇难，其中包括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拉斐尔。
据巴基斯坦政府最近公布的调查报告，哈克总统的空难事件是运用高技术精心策划的破坏行为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