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32名人大代表联名发出呼吁
大力扶持加快山区经济发展
本报讯
记者蒋亚平、廖天亮报道：
32名人大代表在一份《关于改变山区经济恶性循环》的议案上联名呼吁，国家不能忘了扶持和加快发展山区经济。
议案的提议人是来自鄂西北山区的人大代表、郧阳地委书记吴华品。
他把目前山区经济恶性循环状态概括为“三低一高”，即低投入、低产出、低收入、高开支。
以吴华品代表所在地湖北省郧阳地区为例，全区固定资产投资，1965年以前每县每年仅5万元，1965年以后，只占全省的0.3％；
全区人均工农业总产值1986年仅599元，不到全省人均的一半，人均收入1986年仅为246元。
全区每年要吃国家一亿元的财政补贴，仍有42％的农民处于贫困线下。
同时，由于交通不畅等原因，这里的各项开支却高于其他地区。
代表们提供的数据显示，尽管这几年山区经济有一定发展，但与全省平均水平比，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
郧阳地区人均工农业总产值1980年占全省人均水平的53％，到1986年降为43％，人均纯收入1980年占全省人均收入的78％，到1986年降为55％。
“革命时期牺牲大，建国时期贡献大，面对现实困难大”，这是代表们对山区状况的一个简要概括。
建国以后，国家在郧阳地区修丹江大坝、二汽、大批军工厂、铁路，占去良田50万亩。
光丹江大坝发电量就达90万千瓦，这些工厂、企业现在每年为国家提供10亿元的财政收入。
为此，当地人民付出很大代价，却很少收益。
30多年的实践证明，仅仅每年向山区输血式地提供救济款，虽能解一时之急，但不能治本。
关键的措施还是要采取特殊政策，进行专项投入，以扶持和增强山区自我发展的能力。
议案中提出的主要办法是：
——工业嵌入法。
即在贫困山区嵌入一些规模较大、效益较好的企业，增强山区财力；
——城市帮带法。
目前中央各部门都有定向山区扶贫点，建议一些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对落后山区进行传帮带；
——商品输出法。
变山区输出资源为输出商品，增强山区的资源加工能力；
——财物补助法。
建议建立山区开发银行，对山区的开发性生产项目，分别给予无息、低息贷款；
恢复山区运费补贴；
继续实施预拨财政补贴款。

专栏：
全国政协会议主席团再次举行会议
通过政协领导人选草案和选举办法
阎明复就七届政协领导人候选名单作说明
新华社北京4月04日电
七届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今天已由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审议通过，并将提交出席政协会议的委员们讨论。
据了解，列入这个候选人名单草案中的有七届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30人，常务委员309人。
由主席团常务主席李先念主持的主席团第2次会议今天上午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选举办法。
选举办法规定，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的选举将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
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采用等额选举办法产生；
候选人均以得到超过全体委员（2081名）半数的赞成票为当选。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会上就七届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的酝酿协调过程以及名单组成人选情况作了说明。
大会副秘书长、选举组组长赵伟之就选票办法作了说明。
会上主席团成员们还就大会选举时要不要设弃权票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最后在3名委员反对的情况下，会议通过这次大会选举只设同意与不同意项目，不设弃权项目。
主席团常务主席王任重、方毅、谷牧、杨静仁、康克清、帕巴拉·格列朗杰、胡子昂、钱昌照、周培源、王光英、邓兆祥、赵朴初、屈武、马文瑞、刘靖基、王恩茂、钱学森、钱伟长、胡绳、孙晓村、程思远、钱正英、苏步青、司马义·艾买提，秘书长周绍铮，参加了会议。
新华社北京4月04日电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今天上午召开的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主席团第2次会议上，就七届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候选人名单作了说明。
他说，中共中央向七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推荐的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人选名单，是经过长期酝酿，充分协商，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并通盘研究后提出来的。
他说，这次提出的建议名单，是十三大人事安排大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共十三大以后，中共中央广泛征求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其他各界人士对国家和全国政协主要领导人选的意见；
中共中央十三届二中全会又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对人选做了个别调整和补充，使人事安排的总体方案更合理了。
阎明复说，在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上，赵紫阳同志说：
“上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别是小平、陈云、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了实现党和国家领导核心的年轻化，为了从组织上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连续性，为了破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并在这方面给今后留下好的榜样和制度，殚精竭思，深谋远虑，在广泛协商的基础上，作出了‘三老’——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集体商定半退，‘四老’——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全退，相应地提出了接替的人选。
这是一个关系到党和人民全局利益，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决策，得到了党内外的普遍拥护。
海外侨胞和世界舆论也给以很高的评价，认为用这样的方式顺利妥善地解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交替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没有先例的。”
阎明复说，中共中央认为，现在提出的关于全国政协主要领导人选的建议，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促进和平统一祖国，有利于推动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有利于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巩固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他说，七届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人选拟提30人，常务委员人选拟提309人。
他说，六届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的调整面为47％。
从目前全国政协的实际情况出发，这样安排是合适的。
副主席人选中，中共党员13人，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15人，还有少数民族和妇女的代表。
对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人选组成，阎明复说，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人选建议名单共提出300多人中，有中共党员109人，占35.3％；
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200人，占64.7％。
少数民族共46人，占14.9％，100万以上人口的15个少数民族都有人选。
妇女30人，占10％。
他认为，总的看，构成比例基本合理。
（附图片）
在政协七届一次会议第4次大会上，委员们认真听取大会发言。
新华社记者　武基国摄

专栏：
寄语两会
我也正在想……
舒方
“我怎么做一个合格的人民代表？”
马识途代表这么自问，接着又自答曰：
“我正在想。”
（见1988年04月02日《人民日报》第1版“两会手记”栏）
问得很巧，答得也很巧。
马识途代表说，他是老资格的人民代表了，先前每次开会之前，也有视察，也“听一些牢骚和怨言”，却无需辛辛苦苦地记录下来，整理出来，形成提案，等等。
每次来到会上，反正只要“发表正确、得体、未必有多少用处的言论”，“更重要的是聚精会神地举手，不要举错”就成了。
这次却大有不同，“看到的新鲜事一个接一个”，“反正民主气氛好似在升温”，于是他向自己提出了“我怎么做一个合格的人民代表”的问题。
其实，他恐怕不仅是给自己提出的，还是希望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们共同思考的。
他说他“正在想”，恐怕也只是“引而不发，使自得之”的一种方法。
因为答案早已有了，其实只要把先前当代表的方法反其道而行之就行了。
例如负责把视察中听到的“牢骚和怨言”整理成提案，在大会上提出来；
发表真正代表民意的言论；
举一次手投一张票都对人民负责；
以及会议休息日不是忙着参观看稀奇，买特供商品，而是当真好好休息，以便明天好好开会，等等。
我很欣赏马识途代表这个“正在想”，这本身也是“民主气氛在升温”的一个表现。
不过，这个巧问却引起我这个笨人的笨着急：
看来，这次来的时候，也并未将视察中听到的“牢骚和怨言”认真记录和整理，现在还追忆得起来么？
现回想，现整理，形成言论或提案，还来得及么？
赶得上大会期间么？……
正当我着急之际，翻过报纸，第2版上的“寄语两会”栏内，有铁道部第15工程局的一位张治国同志“寄语”说：
“我建议多登些代表们的发言，特别是他们讲的心里话。”
我想，有了，补救之道就在这里了。
人民代表自己就是人民，他的心里话也就是一份人民意见。
他如果来不及回想会前视察中搜集到的人民意见，现在就把他自己心里这一份人民意见，坦诚地说出来也行。
他的真心话当然只能代表他自己这一个人民，不能代表他那个选区的乃至更多的人民。
但是，有一个就比没有好，何况也可能恰好说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哩！
至于张治国同志这个“寄语”，是等于一份委托状，授权代表且代表他自己那一份意见呢？
还是等于一个呼吁，要求代表亮出自己真正的观点，以备选民考察呢？
那要看代表怎样理解了，我也正在想。

专栏：
政协大会发言涉及问题广泛
委员就宗教统战文艺等各个方面直抒己见
新华社北京4月04日电
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4次大会。
涉及问题广泛是今天大会发言的一个特点。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委员在发言中提出，当前宗教工作应当切实抓好三件大事：
继续花大力气落实宗教政策，尊重和保护宗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
改革宗教工作领导管理体制，切实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包办代替严重的弊端；
加强法制建设，建议早日颁布宗教法。
徐四民委员的发言有8个方面的内容：
重新检讨统战目标；
整顿党风从民主改革突破；
加强新闻及舆论的制衡作用；
要跟上海峡两岸出现的新局面；
香港中资机构存在的问题；
重视到内地投资的投诉；
禁止外烟，倡用国货；
相信香港人的大多数。
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委员说，骨肉要团聚，祖国要统一，中华要振兴，这是海峡两岸10亿同胞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凡是有利于统一的主张，我们都支持；
凡是不利于统一的主张，我们都要反对。
他说，中国人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决不能让外国人插手，更不能让岛内外一些敌对势力把台湾从中国领土割裂出去的阴谋得逞。
他表示，如果台湾有的组织正式对民革发出邀请，民革将乐意派代表参加，共商统一大计。
他提出，国务院应成立一个台湾事务机构，具体主管台湾事务，并协调各有关方面与地方的步伐。
全国政协祖国统一工作组改为委员会以加强对海内外的联系。
还可以成立一个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民间团体，由在大陆、港澳、海外华侨的各界知名人士组成，成为一个在海内外有影响的、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团体。
范曾委员在发言中提出，在新的时代，知识分子仅有忧思之情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更加积极的参与、奉献意识。
他说，我们既要有危机感，又要有责任感。
一个没有危机感的民族，是一个缺乏自信心的民族，只有深刻地剖析自己的缺陷，才能寻找到重新前进的起点。
他提出，新的时代必须用新的现代意识来武装我们全民族，伟大的中华民族应该再造民魂，重振雄风。
张瑞芳在代表陈荒煤、谢晋、李默然委员发言时认为，对文化艺术工作，应该吸取过去的教训，不要管得太具体，管得太死，要鼓励探索与创新。
他们希望政府能及早制定相应的政策，来保护和发展健康的、高尚的、有益于社会主义，有益于人民的文化艺术，为促进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建设精神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原国家出版局副局长王子野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关士聪委员也在大会上发了言。
今天大会的执行主席是刘靖基、杨静仁、钱昌照、钱正英、苏步青。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李先念、王任重、阎明复、方毅、谷牧、康克清、帕巴拉·格列朗杰、周培源、王光英、邓兆祥、屈武、马文瑞、王恩茂、钱学森、钱伟长、胡绳、孙晓村、程思远、司马义·艾买提，秘书长周绍铮，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政协大会主席团会上的讨论
专栏：
两会特写
政协选举设不设弃权票？
——政协大会主席团会上的讨论
新华社记者　邹爱国　丛亚平
“政协的大会选举，设不设弃权票这一项？”
这件事在4月04日上午政协主席团会议上进行了热烈讨论。
大会秘书长周绍铮在会上介绍说，由于用于选举的电子计算机计票程序只列有对候选人“同意”和“不同意”两项，提请主席团成员注意，计算机里没有“弃权票”一项，如果设“弃权”票，选票就要用人工统计，这样要在投票3个小时后才能见到选举结果。
“我不赞成再设弃权票！”
万国权委员首先发言：
“我们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委候选人名单是经过反复酝酿、多方协商产生的。
选举超过半数就可以当选。
统计选票主要看同意与否。
从时间上来看，设弃权票要等3个多小时，也没有必要。”
“我不同意！”
田麦久委员接过话筒表示：
“投弃权票也是一种态度，即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选举不能仅仅从时间上来考虑。”
李源潮委员站起来发言：
“我赞成用弃权票。
我们如果在选举中连弃权票都没有的话，这对选举的民主就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余湛委员对此表示不同意。
他说：
“民主我们是要讲的，但是还要讲效益。
弃权票并不影响候选人当选与否，我看还是用计算机计票好。”
“我来说一点意见。”
林盛中委员接过话题：
“我们搞的是等额选举，候选人只要达到委员半数就可以当选，而不是要统计多少人反对，多少人弃权。
现在计算机没有设计弃权票一项，我们当然可以简化一下，这样既可以节省时间，而且效果也一样。”
话题展开，会场上的发言一个接着一个。
黄克立委员说：
“我赞成这种意见。”
雷天觉委员认为：
“弃权的效果和反对一样，都不在同意之列。”
“我来说两点意见。”
张春男委员说：
“在选举中如果是发扬民主的事，再麻烦我们也应该去做，而不应该怕麻烦不去做，这是一；
第2，选举主要是看有多少人赞成，弃权和反对是同一个结果，没有必要再设弃权票。”
马海德委员说：
“这个候选人名单是经过协商再协商产生的。
反对意见、弃权意见也好，候选人都得不到赞成票，效果一样。”
“投弃权票，没有什么意思。”
李人林委员认为：
“我们政协的候选人名单是经过各党派、各团体充分协商，最后才确定的。
这是最大的民主。”
王光美委员不同意这种意见。
“应该允许委员投弃权票。”
她说：
“对候选人，如果有人不赞成，可是又不反对，应该允许投弃权票。
为了便于计算机统计，可以设一个弃权票箱。”
大家争相发言，表明态度。
主持会议的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李先念说，大家如果没有其他意见，可以付表决。
出席会议的200多名主席团成员大多数人举手赞成选举设同意、不同意两项。
3名委员举手赞成应加设弃权项。
李先念最后说：
“根据大多数的意见，选举将不设弃权一项。”
主席团会议结束，大家退场时还在议论着。
一个委员说：
“这样好，不设弃权票可以节约时间。”
一个委员说：
“计算机现在也赶不上飞速发展的形势，我相信‘弃权’这个程序很快会输进计算机。”

专栏：
武威地市领导一手制造收报事件
甘肃省委书记申斥压制新闻批评
新华社兰州4月04日电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今天严厉批评了一起压制新闻批评的事件。
他说，我们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就要进一步增加政治透明度；
那种拒绝报纸批评，忽视舆论监督的错误做法，是同党的十三大精神背道而驰的。
这是李子奇针对武威地市领导压制新闻批评一事对甘肃新闻界讲的一段话。
他向记者详细介绍了事情的经过。
03月16日，《武威报》发表了武威市人大代表就市政府工作和干部作风提出的批评意见，部分地市领导见报后十分反感，少数同志决定收回全部已经发出的报纸，并责令编辑部做出检查。
这种做法激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
李子奇指出，武威发生的“收报事件”，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
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应该从老思想、老观点、老传统中解脱出来，充分认识到报纸批评、舆论监督，对于我们贯彻党中央改革、开放的方针，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意义。
我们应该增强民主意识，积极创造条件，热诚欢迎、支持舆论监督，克服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和缺点。

专栏：
两会手记
“第3世界的跨国公司”
七届人大的第1次会议，当然不可能用更多的精力来讨论文学艺术问题。
体制改革、物价问题、农业生产、教育科技等等，都是重要的议题。
作为一个从事文学的代表，听到那么许多高瞻远瞩的报告，那么多精辟而直率的发言，确实受到了鼓舞和激励。
可是一想到文学艺术的本身时，突然感到这个问题在整个的大会中似乎处在“第3世界”的地位。
值得欣慰的是当我一谈到文学艺术的问题时，代表们都感到十分重要，很有兴趣。
文学艺术又似乎是个“跨国公司”，和各行各业都有关系，特别是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对提高人民的素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欣慰之余又突然感到这个“跨国公司”似乎是个皮包公司，缺少那种足以表明物质力量的数字。
谁都知道，精神和物质是不可割断的。
我到过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总觉得经济的发达和文学艺术的提高并非是同步的。
商品经济的繁荣往往带来“消费文艺”的兴起，至少是在繁荣的初期。
此种情况在我们的国家里也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消费文艺大赚其钱。
我并不反对此种消费文艺，既然消费者愿意消费，它的存在也就是理所当然，至于如何指导消费，那是另一个问题。
我只是担心，文学艺术的提高和繁荣是否会在这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或者是淹没在消费文艺的汪洋大海里。
目前已有许多不属于消费文艺的期刊和出版单位，在经济上已经倒挂或是朝不保夕，不得不降格以求来维持生存或借东补西。
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会有高质量的作品出现，会有突破，电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谁也不希望我们这个时代只出现几个好作品、几部好电影片，像孤帆远影似的漂浮在消费文艺的大海里。
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钱）向低处流，消费文艺你不去支持它也会发展，非消费性的文艺你不去支持它会十分艰难的。
我们到本世纪末在人民的物质生活上已有构想，要达到小康水平，投入、产出，得数都是用一连串的数字显示的。
文学艺术或文化生活，也应该有一个总体的构想，也应该有它可以用数字显示的一面。
当然，国家的财力有限，不可能在文学艺术方面增加更多的投入，但是也可以考虑在政策上给以优惠，把文学艺术领域当作经济特区或贫困地区来对待。
同时呼吁社会各界，都到我们这个“跨国公司”来入股，股息虽然不是金钱，但也总是看得见和听得到的。
至于股息的多少与高低，那就有待我们文艺界的同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努力、争气。
陆文夫
本文作者陆文夫为七届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附图片）

专栏：
两会花絮
三个小组全部开放
陕西的71名人大代表分3个小组讨论。
当大会征求各代表团的开放要求时，陕西团开始只报了第1小组。
代表团团长侯宗宾和副团长李连璧、孙克华仔细琢磨后，认为只报一个小组开放的“透明度”显得不高。
他们对记者说：
陕西历来只强调“稳重”、“稳妥”，不重视开拓、“冒尖”。
要进一步提高陕西对外开放的“透明度”。
未报开放的那两个小组的代表们也有同样要求。
团长们根据“民意”作出“决策”：
3个小组全部开放。
（景险峰）

专栏：
人大代表审议“两高”报告时议李鹏礼被害
执法不严量刑偏轻不足惩恶
军人可爱劳苦功高岂容伤害
新华社北京4月04日电（记者杨民青）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进入审议高检、高法工作报告阶段，传来了在哈尔滨杀害某部一级飞行员李鹏礼的凶手在北京被擒获的消息。
许多代表围绕这一话题，结合对“两高”报告的审议，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沈阳空军政治部主任马驰代表说，李鹏礼所在部队由沈阳空军管辖，他是团政治处主任，一级飞行员，已有2800小时的飞行经历。
有的飞行员一辈子才飞了1000多小时。
国家培养一名优秀飞行员不容易。
李鹏礼在光天化日之下，为制止歹徒行窃被刺死，在军内引起极大震动。
为死者伸张正义，严惩杀人凶手，是我们部队全体指战员的强烈呼声。
特级飞行员刘晓莲代表说，为什么类似事件屡屡发生，有关部门应该吸取什么教训？
这是应该认真思考的事。
公民正当合法权益受到严重损害，许多人感到在某些场合没有安全感，这不是危言耸听。
部队同志感受更深。
有些坏人，以为军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对军人为所欲为，致使殴打、伤害军人事件再三发生，应当消除这种现象。
哈尔滨市市长宫本言代表说，在哈尔滨发生这样事件是很不幸的。
这样的事在全国有普遍性，我们应该吸取深刻教训。
就哈尔滨来说，这样恶性刑事案件发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这一问题已严重到何种程度。
究其原因，我认为，法律不严，量刑偏轻，致使一些歹徒有恃无恐是问题症结。
杀害李鹏礼的凶犯张洪友曾因犯罪，多次被捕，去年还被提前释放，这方面有关部门正在追究其责任。
除此之外，我希望对有关法律条文做适当修改，从根本上减少犯罪。
黑龙江省人大主任孙维本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去伤害人身案件多发生在地方，但近几年来，受害军人增多，这应引起社会重视。
现在，社会上有股倾向，对和平时期军队的地位、作用认识不够，有些人不尊重指战员，伤害军人的事件也多次发生，这是不公正的。
近几年，在黑龙江的多次抢险救灾中，部队立了大功。
在黑龙江众多建设项目中，部队同志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令人们钦佩。
社会各界应该像热爱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军政、军民团结，热爱我们的子弟兵。

专栏：
“代表”意识
——人大七届一次会议采访札记
本报记者　张平力
往年开“两会”，新闻同行们都抢着去政协采访，“政协委员比人大代表敢说话”。
这次开会，两边似乎“扯平”了：
人大这边，出现了许多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气象：
——记者在人大七届一次会议各省市代表团的小组会上，见到普通代表与省长、市长“抢”话筒、争发言次序的事儿；
——许多小组会，报名发言的代表太多，只好限定每位的发言时间，无论你是什么级别、什么职务，讲话过了限定时间，“对不起，请让下一位。”
——代表们还关心每期简报：
简报一到，先查一查自己的发言登没登、登了多少，不满意，还与记录人员认真交涉。
——代表更关心“见报”：
记者写好稿，请他们看一看，他们手一挥：
“文责自负吧！
我说的我负责。”
——代表们变得有些“挑剔”起来。
李鹏代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被代表们拿到手，细细读了，圈了，划了，小组会上又评评点点。
山东代表团的一位搞简报的同志对记者说：
“往年搞简报只要认真搞好领导的发言就行，其余都是应应景，一致赞同，大同小异。
现在不行了，每个代表都得盯着，不敢粗心疏忽了。”
多数省市的人大代表都是新当选者。
到了会上一声不吭、出口“赞成”、举手“通过”，于他们倒不习惯。
新当选的江西省人大代表徐京发，是个承包几百亩山林的专业户。
来之前，他爬山涉水去征求农民意见，写了发言稿和提案，在小组会上讲得头头是道，不让他人。
“我当选了人民代表，就琢磨‘代表’这个字眼是啥意思”，徐京发对记者说：
“代表大概就是代选民表达意愿的意思吧？
总不能是代表自己。
要不，谁也可以干。
现在政府和农民需要沟通、相互理解。
要是我回乡里去，就要向老表们讲政府如何如何，当个‘政府代表’；
现在我到北京来，就要向政府讲老表们如何如何，当老表们的代表。
两个角色都当，才叫人民代表。
只演一个角儿不成。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咱要真正当好老表们的代表，远远不够。”
他讲得挺实在，尽管“两个角色说”并不符合现代民主意识。
像徐京发这样的人民代表，在人大七届一次会议上并不少见。
记者在人民大会堂前厅见到一位正要进会场的河南人民代表（他谈完后急着走，记者没来得及记下他的名字），是个煤矿工人，40多岁。
他说的话深沉：
“国家搞改革、开放，把工人的心思都搅开了，对许多国家大事，工人中间都议论纷纷，但缺少渠道上达政府。
工人和政府的关系是咱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种重要关系。
我打个比方说吧：
政府和工人之间可以牵起两条线来，一条是政治的，一条是经济的。
这两条线可以相互加以调节，当其中一条松弛了，另一条就要拉紧一些，两条都松弛了，我想政府的事儿就难办了。
工人们选我当代表，是要我在工人和政府之间起些作用，所以我不想当‘好好是是佛’式的代表，否则对工人弟兄和政府都不利。”
他讲自己对《政府工作报告》的看法：
“总体上不错，但有疏漏的地方。
比如对物价问题，感到谈得不透，对解决办法的有效性似乎还缺乏充足的论证。”
有幸，记者在江苏省人大代表团驻地的休息厅里，偶然旁听到两位代表之间一场小小的“争辩”：
一位女代表：
“上一届我也是代表。
每年开会都是听领导讲，总觉得国家的大政方针咱不懂，应该好好学习，回去好贯彻执行。
这一次开会，大家你说我说，我脑子都乱了……”
一位男代表：
“我是第1次参加会议，不知道过去怎么开。
我认为，国家意志应是人民意志的最高体现，但我宁愿把它作为一种须有多种环节组成的过程来看。
人民代表如果不主动反映他所代表的那个社会阶层民众的意见和呼声，那么国家意志的形成就缺了一个重要环节，很难说可以成为人民意志的最高体现。”
女代表：
“可是你所代表的只是一小部分，国家却是代表绝大多数的。
我以为自己不比国家高明。”
男代表：
“人民代表不是‘一个人’的概念。
我承认我的代表性还不足以反映我所代表的那个社会阶层群众的意愿，我个人要提高素质。
同时，如果咱们国家能建立和完善有助于让代表全面、准确地反映民意的机构和科学手段，就更好了。
但是眼前，如果每个人民代表都以为自己只是‘自己’，放弃发表意见的权利，国家何以能代表大多数？”
女代表：
“反正我以为我们应该多学习，因为我们对国家的事儿很多还不懂。”
男代表：
“我同意的。
不过学习是为了行使好权利，行使权利才能更自觉地学习……”记者未能听完这场小小“争辩”。
人民代表意识的成长，无疑是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最先应具备的条件。
这需要一个过程，希望齐刷刷地成长，可能是一种奢望。
好在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
在北京东华门附近一所公寓里，记者曾将上述采访见闻告诉一位政治学家，并向他请教。
这位政治学家听了很兴奋：
“真是好现象！
应该说，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是很好的制度，它已经竖立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所大厦的基本框架，为人民广泛进入国家管理领域提供了巨大空间。
只是它还有待充实、完善。
当今中国各种政治关系正趋形成和发展，面临重新调整和组合。
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重大问题及时向人民公开；
创造多种形式和条件让人民得到民主训练，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我以为尽快提高人民代表素质是最关键的。”
记者曾在四川人大代表驻地，与一位搞会议简报工作的年轻同志交谈。
他说：
“我对比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发言，发觉总体质量还是政协委员们稍高一些。
我认为两者之间的差距在国家意识上。
人大代表的视野还不够宽广，他们可以从身边的具体问题去观照国家的某项具体政策，却不习惯于从国家的大政方针去反观自己身边的具体问题。”
这种概括的准确程度如何，记者不敢妄断。
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
当越来越多的人民代表都能从自己所代表的社会范围，去主动参预国家大政方针形成的全过程，他们会发现自身的某种不足，在更扎实的基础上获致颇具理性的国家意识。

专栏：
安徽省人大代表、中国科大教授杨纪珂（前）从凌晨三四点钟就开始用他带来的电脑打印机赶写提交大会的议案。
　新华社记者　刘建生摄

专栏：
就统战目标整顿党风等八个问题
徐四民委员在政协大会上发言
本报北京04月04日讯
记者陈树荣、费伟伟报道：
香港政协委员徐四民今天在人民大会堂向到会的一千六百余名委员作了三十五分钟的发言，期间博得十六次热烈掌声。
有人说他敢言，他认为如果敢言的人多了也就无所谓敢言了。
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四民在政协七届一次会议第4次大会上讲了八个问题——中共应重新检讨统战目标；
整顿党风须从民主改革突破；
加强新闻及舆论的制衡作用；
跟上海峡两岸出现的新局面；
香港中资机构存在的问题；
重视港人到内地投资的投诉；
禁止外烟，倡用国货；
相信香港人的大多数。
徐四民委员认为，中共取得政权之前，统战工作（团结人的工作）有声有色，成效为世瞩目、钦佩。
取得政权之后的三十多年来却长期提不出一个能为全民所接受的目标。
他声称，“左”毒一天不彻底清除，统战工作就难有作为。
对党风不正，徐四民认为只有扩大民主，进行体制改革，才是根本的办法。
差额选举虽然只是“小民主”却起了“大作用”。
他希望加强新闻及舆论的制衡作用。
认为过去一味强调国家机器的权威而忽视社会监督的力量，结果造成重大偏差、错误无能力制衡。
时隔四年，徐四民重提希望在北京创办第1家民办日报，愿为中国新闻事业改革尽一份力量。
徐四民在发言中说，当前海峡两岸缓和气氛有增无减，是促进和平统一的有利时机。
他提请中共当局认真考虑台湾同胞的呼吁，重视台湾民主运动对海峡两岸统一所起的积极作用。
同时也希望大陆方面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让人民享受更多的民主自由。
对香港中资机构（即以内地提供资金、内地派出干部来领导、管理的机构）存在的问题，徐四民委员颇多微词。
主要问题是外派机构重叠臃肿，人员泛滥成灾，素质参差不齐。
他认为中资企业如经营目的不明确，没有长远打算，急功近利，不按当地“游戏规则”办事，盲目介入投机性活动，终会造成国家资金损失。
对中资经营者挟同雄厚资金，与民争利的做法，徐四民认为这是不得人心的。
去年政协会议期间，徐四民和其他港澳委员多人联合提出禁烟提案，但得到的却是官样文章的答复。
在今天的发言中，徐四民对海关把香烟进口分台湾同胞每人六条，海外侨胞每人四条、港澳同胞每人二条三个等级的做法，大表不满，斥为荒唐至极。
他提倡用国货，改变以洋烟请客的崇洋风气。
徐四民呼吁，要提倡林则徐禁烟雷厉风行的精神，务期三年有成。
对香港地区主权1997年07月01日回归祖国，徐四民认为要确保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工作是细致而艰巨的。
他认为在香港从事民主运动的绝大多数人是爱国爱香港的。
处理香港问题，不要处处设防、事事控制，除外交和国防大计外，一切香港内部事务，应由人才济济的港人自己管理。
只有做到不折不扣的港人治港，才能保持香港的繁荣安定。

专栏：
两会花絮
张兴让业余“讲学”
04月04日，张兴让刚吃过晚饭，就被清华大学来人接走了。
他对其他来访者说：
“对不起，我们以后再抽时间谈吧。”
听说这位“满负荷工作法”的发明者来京参加人代会，一些中央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同志纷纷登门拜访，请他去介绍“满负荷工作法”。
为了不影响开会，张兴让只好忙里偷闲，占用中午和晚上时间。
据说，他已接受了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新华社等十多家的邀请。
　（杨振武）

专栏：
“我们的意见，你们可别贪污啊！”
袁建达　李春元
在北京，记者的眼睛都盯在“两会”上，不断有新闻“曝光”。
那么，在远离会场的地方，群众有什么反应和要求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到了河北省廊坊地区和保定地区，对农村的基层干部和农民作了一次闪电式的采访。
农民重视“两会”并不亚于城里人
“农民关心‘两会’吗？”
我们曾在心里问。
到基层一看，疑团顿释。
原来，农民关心“两会”的程度，并不亚于城里人。
涿州市和廊坊地区的几个市、县，距离北京不远，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农民家里大都有电视机、收音机。
看“两会”新闻，看专题报道，是大多数人晚上必须要做的事。
他们特别关心有关农业、农民问题的报道，关心政策会不会变。
有的人也很关心国家的人事安排，“看看谁当国家主席”。
饭后茶余，他们还互相争论，评价哪一位代表或委员说出了农民的心里话，哪一位说得不对路子。
报纸，农民似乎看得少些。
因为订了报纸，往往收不到，即便收到，也大多是“晚报”，新闻成旧闻。
有趣的是，在固安县，机关干部每天下午能读到当日的人民日报，而当地出版的廊坊日报，却要等一天才能看到。
农民通过电视、广播密切注视着“两会”的进程。
这种政治热情，完全是自发的、主动的，带着明显的参与意识，完全不同于过去那种盲目、愚昧的“政治热情”。
省人大代表竟不知“两会”
记者在廊坊、涿州、固安的农村分别开了几次座谈会，农民发言踊跃，毫无顾忌，一吐为快。
他们非常希望各级领导能经常下基层，听听他们的呼声，帮助解决具体困难，但这种机会实在太少。
廊坊市旧州乡南务村支部书记孙连中百感交集地说：
“我当了30多年基层干部，头一次看到中央党报的记者下乡来，头一次痛痛快快地说了心里话。”
东冯务村干部苏国柱也有同感，他说：
“过去，农民有话没地方说，如今有地方说了；
可惜说了白说，问题解决不了。”
他抽着烟，脸色青青的。
农民的这些意见，反映了一部分干部的作风还不够深入，民主渠道不够畅通。
我们在固安县碰到一件值得深思的事。
那个县的大人小孩，据说都知道北京正在开“两会”，但当我们采访该县一位新当选的省人大代表时，她却全然不知北京在开什么会。
毫无疑问，这位女代表的事迹是十分感人的，值得表彰或奖励。
但人民代表要代表人民的意志，要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责，一个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先进人物，能担起这副重担吗？
难怪县委宣传部部长肖凤龙感慨不已：
“选举人民代表，也要实事求是，尊重民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搞照顾，尽选先进模范，不问从政能力。
人民代表不会代表人民，民主渠道如何畅通呢？”
农民的要求已被带到会上
采访中，我们一边收集农民的反映，一边注意阅读和收听“两会”的新闻。
我们发现，农民的要求和呼声，已被各地代表大量带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比如，农民最关心政策会不会变；
要求重视农业，增加农业后劲；
希望疏通化肥、农药供应渠道；
要求稳定物价；
希望管一管阻碍生产发展的种种不正之风等。
都通过报纸、电波，反馈到农民那里。
在此，我们就不一一重复了。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农村基层干部多次要求记者给人大代表捎个话：
尽快制定计划生育法。
他们说，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可是没有相应的法律，农村干部对此最头痛。
一些地方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只好自己制订土政策，对犯规的农民，罚款、封房、揭瓦等手段都用上了，不仅伤害了一部分农民，而且影响了干部同群众的关系。
如果有了法，干部依法办事，群众也心服口服，可以避免很多纠葛，利国利民利个人。
“我们的意见，你们可别贪污啊！”
每次告别，这些朴实的农村干部都这么叮嘱。

专栏：
两会花絮
我要把照片寄到纽约去
04月03日上午十时半，中南海瀛台石桥边。
73岁的政协委员、外文出版社专家陈必娣刚参观天安门城楼来到这里，看见一位彝族姑娘迎面而来。
她一边把照相机递过来，一边对记者说：
“衣服好漂亮啊！
人也漂亮，我想同她合个影，请你帮忙行吗？
我想把照片寄给在纽约生活的孩子们，让他们看看中国少数民族的模样，好高兴高兴。”
彝族姑娘叫芦玲，22岁，在四川省昭觉县体委工作。
她听说政协委员要同她合影，开始还有些不好意思。
但是，记者照完相后，她却大方地说：
“这张在中南海的彩色合影，以后能寄我一张吗？”
陈必娣马上递给她一张名片，连连答应。
　（钟人）

专栏：
欣喜之余的希望
本报记者　曹宏亮
“这次人代会开得真好，不但代表们能在会上提不同意见，还能把这些意见公开。”
一个30来岁的年轻人眉飞色舞地议论。
“我们国家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民主了……”另一位中年人稳重地边点头边说。
惊喜、兴奋、满意夹杂着铁器的撞击声和车轮有节奏的“咔哧”声在车厢里回荡。
虽是夜半话语，可人们仍然兴致勃勃。
这是记者在开往济南的列车上目睹的情景。
然而，满意欣喜之余，人们也提出了意见。
济南一家工厂的厂长打断记者正在进行的采访，问：
“你是记者，你能不能把我的意见反映上去？
这次人代会到目前为止（3月31日）为什么没有人为企业家讲一点话，你不知道我们搞企业多难呀！
中央讲了几年放权，可到现在放给我们的权力有多少？
紫阳同志提出要搞外向型经济，可我们连国际市场都不了解，怎么搞？
我们出去一次，要花好几个月办手续，盖十几个公章，这种效率怎么行？
现在不仅党风不正，而且官风也不正！
人代会能不能在端正官风上有所作为？”
和记者同住一个房间的两位旅客来自四川，他们在电视机屏幕前对记者招待会上有人答记者问时答非所问不满意。

专栏：
两会花絮
第1次披露的秘闻
华罗庚当年回国的牵线人是谁？
这个谜底，在这次全国人大会议上，由两位安徽代表——孙起孟和吴兰首次向他人披露。
那是1950年，吴兰一家住在香港，她的哥哥在香港《星岛日报》做事。
因为哥哥，年仅20岁的吴兰结识了华罗庚。
书信往来使吴兰得知了这位数学家的内心秘密。
于是，吴兰便提笔给当时在中央人事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孙起孟写信。
接到吴兰的信，孙起孟立即向周恩来总理报告。
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华罗庚悄悄离开美国，赶赴香港。
终于，他回到祖国的怀抱。
第2年，吴兰也回到北京。
　（蔡传扬　江海波）

专栏：
重事业兴衰　轻个人进退
——访胡厥文、许德珩、楚图南
新华社记者　李年贵　何平
出席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代表在酝酿推举新一届的国家领导人选时，对因年事已高，主动请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和副委员长胡厥文、许德珩、楚图南，表达了深切的怀念和敬意。
日前，记者访问了退下来的三位副委员长。
“一切要从四化这个大局出发”
在北京医院的病榻上，我们见到了今年93岁的胡厥文老人。
他胸前那雪白的长髯引人注目。
记者不由想起他一生为振兴民族工业，同党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经历。
胡厥老的长髯就不寻常：
1932年01月28日，日本侵略者进犯上海，淞沪战起，厥老为19路军制造军火，筹集军需而奔走，连胡须也无暇去剃。
朋友们劝他抽空剃须，他说：
“还没有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无暇顾它”。
1945年0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胡厥老把留了尺许长的美髯剃了。
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他又蓄起了上髯。
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他又蓄了下髯。
他说，毛主席、周总理提出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什么时候实现了他们的遗愿，我什么时候第2次剃须。
这位爱国老人近些年多次说过：
“半个多世纪的沧桑风雨使我得出了一个结论：
要求得中华振兴，华夏富强，不跟共产党走没有谁可跟！
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这是我余年的志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因胃癌做过两次手术的胡厥老抱病四处奔走，动员组织原工商业者为实现四化谋计献策。
他怀着“报国之日苦短，报国之心倍切”的心情，多次在民建和工商联会议上提出：
现在是工商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我们要拿出最大的力量来干。
党的十三大时，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退下来了，胡厥老认为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的表现。
他当即提出自己不再担任民建主席了，还要求辞去其他职务。
他说，“我年纪大了，住在医院，应当让年轻人来干。
年轻同志一定能干好！”
“年轻同志会比我们干得更好”
许德珩老人的名字，是同69年前的“五四运动”联在一起的。
作为火烧赵家楼的热血爱国青年之一，那时他才29岁，而今，他已年近百岁了。
1987年底，许老给当时召开的九三学社七届三中全会写了一封辞职信，信中说：
“我年逾九七，体衰多病，已不能担任九三学社主席职务，特请中央委员会同意我辞去主席职务。”
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汉斌前去看望他，许老再次表示了要求引退的愿望。
他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彭真委员长主持下，认真履行宪法所赋予的职权，各方面的工作尤其是立法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更有效地发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应该增加一些年轻同志，我相信他们会比我们干得更好。
作为以科技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九三学社的中央名誉主席，他十分关心国家的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他嘱托前去探望他的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周培源，一定要把他对发展科技、教育的建议带到这次人代会上。
他说，促进科技进步，加强智力开发，是全社会的一件大事。
希望国家进一步增加科技、教育经费和智力投资，促进四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他还殷切希望这次人代会开成一个改革的大会，腾飞的大会。
许老表示，他虽然退下来了，但还要继续学习，了解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对人大和政府的工作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在垂暮之年继续为党工作，奋斗终生，死而后已。
“活到老，学到老，继续发挥余热”
这是一座普通的四合院。
楚图南在他那间陈设古香古色的客厅里接受记者的采访。
“根据党中央关于废除干部终身制，实现年轻化的要求和十三大精神，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
楚老虽已88岁高龄，但耳聪目明，思维清晰。
他说：
“虽然我从工作岗位上引退了，但思想不能引退。
而应该像周总理曾说过的那样，活到老，学到老，继续发挥余热，为党和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他向记者透露，退下来以后准备撰写回忆录。
他说：
“当然不是为了我个人，个人是渺小的。
而是想通过我个人的经历，反映中国革命所走过的历程，给后人以借鉴、启发。”
楚老从1954年第1届人代会到六届人大一直是全国人大代表，对人大很有感情。
他重事业之兴衰，轻个人之进退。
他多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表示，希望退出领导岗位，让年轻一些的同志上来。
谈及这次人代会，楚老欣喜地说：
“代表们畅所欲言，民主气氛热烈，这一方面说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成功的，一方面也说明人民的民主觉悟在不断提高。
另外，新闻界对这次大会的报道也有进步，把许多不同意见反映出来了，这很好！”
楚老最后向记者谈起他对七届全国人大的希望说，我认为，今后人大制定法律时，要更加民主化和科学化。
他说：
我相信，新当选的同志一定会把工作做得更好。
（本报有删节）

专栏：
代表出发去参加大会
七届人大代表
西安美院副院长刘文西速写

专栏：
医药行家谈医药
——访人大代表陈界新
本报记者　徐建中
一天下午，记者来到山西省驻京办事处，访问了山西省医药公司总经理、七届全国人大代表陈界新。
老陈从事医药工作已有四十年了，真可谓制药的行家里手。
她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成立了医药管理局。
九年来医药事业发展很快，生产的药品不仅产量上去了，质量也有提高。
“我们山西有个青年医药工作者培植出枸杞子四倍体，个大质量好。
去年在日本博得好评。”
陈界新边谈边兴奋地联系山西工作实际。
说到这里，她从抽屉里拿出几粒新药告诉记者说，这是太原制药厂生产的“呋哌酸”胶囊。
这种药治疗泻肚最灵。
昨天有一位代表拉肚子，我给他吃了两粒马上就好。
这种药对治疗急性膀胱炎、妇女尿道炎也有特效。
目前我们正在准备改成“呋哌酸”片，以方便小患者服用，可就是迟迟批不下来。
“为什么批不下来？”
不料，记者这一提问，却扯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陈界新有些激动了，她说：
关键问题是医药统一管理体制的关系还没有理顺。
它影响了医药行业管理的全面实施，以致在药品的质量管理和监督上出现漏洞，次药和假药连连发生。
也由于关系不顺，责任不清，职能不明，造成医药责权分离。
具体地说就是最了解情况又具体掌握药物生产的医药管理局不管药政，而管药政的卫生部门又不具体了解药物生产情况。
在药物生产中又有许多事情要经过药政去办理，例如法规、条例、新药审批、开办新药、监督药品质量等等。
所以，太原制药厂的“呋哌酸”片尽管效果好，群众又需要，但就是批不下来。
而全国生产感冒速效胶囊的厂家却批了七八十家，造成原料紧张，重复生产。
最后，陈界新说，改进医药事业管理的关键是：
理顺关系，职责分清。
药政归行业，责权为一体。
加强具体领导，才能保证药品质量。

专栏：
深化改革　搞活流通
——首都商业系统三位人大代表一席谈
本报记者　赵兴林
全国人大代表钱秀珍、张继彬和杜德顺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很想代表首都40多万名商业职工，谈谈听取李鹏代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感受，并提出一些建议。
北京新新服装店经理钱秀珍说：
“我作为人大代表，甚感责任重大。
所以，3月28日李鹏同志来北京代表团参加讨论，我就抢过话筒发言，呼吁全社会重视商品流通。
我之所以谈这个问题，觉得《政府工作报告》对商业工作讲得不够。
其实，商业肩挑生产与消费的重担，‘无商不活’。
所谓‘活’，当然就是指搞活流通领域。”
“对，钱秀珍讲的这个问题，我也有同感。”
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继彬说：
“李鹏同志在报告中对‘七五’期间工业、农业发展规划讲得比较清楚，对担负流通的商业工作讲得不够，应该对零售商业提出更高的要求。
搞活商业靠改革。
当前推行的租赁承包，企业改革目标不太明确。”
他认为，国营零售商业还可以搞多方面的改革。
比如，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现在是试行，应该放开嘛！
为什么要放开？
因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企业实行股份制优于发行国库券。
虽说我们这个公司的股票金额为450万元，但成立才3年6个月，却向国家缴纳税金1172万元，相当于8个天桥百货商场。
企业留利和股东分红各为161万元。
人称我们的公司是国家、企业、个人“三得利”公司。
虎坊路浴池修脚工杜德顺，对浴池行业、修脚业日趋萎缩深表不安。
他举例说：
“1980年，北京市有修脚工230人，1986年只剩下140人。
去年虽经多方努力也只达到200人。
修脚、针灸、按摩同为我国三大国术。
要想弘扬光大，就得实行优惠政策，让这些中小企业活起来，让干这行的人有奔头。”

专栏：
狠刹假冒风严惩案犯
——人大代表陈森辉的呼吁
本报记者　崔秀芝　吴以荣
“人大代表就要代表人民的心愿，如实地向政府反映人民的心声。”
江苏省人大代表陈森辉于4月01日接受记者采访时，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这位连任两届人大代表的双沟酒厂厂长，深有感触地说：
“这届会议比上届的民主气氛浓、透明度高，代表的素质也较高，人人争相参政议政，公开陈述自己的观点。
我对《报告》中关于治理假冒商品的措施就有看法，认为处置的态度太软。”
“中国应该从人治走向法治。”
他拿出一张纸抖了抖接着说：
“我正在准备向大会提出关于严厉打击、综合治理、杜绝假冒商品的议案，不能让假冒风再盛行下去。
目前，假冒商品波及到全国，有些地方领导为了保护财源，把假冒当成致富的门道，对假冒案犯采取纵容包庇和听之任之的态度。
如果不采取措施，对假冒者绳之以法，假冒商品就难以杜绝。”
接着，他从综合治理的角度，提出了几点建议：
广泛开展打击“假冒”活动，经常组织产品质量跟踪。
加强宣传，造成声势，发挥群众监督作用。
改革现行领导体制。
在全国范围内，对工商行政管理、食品卫生防疫等部门应该采用垂直领导的方式，摆脱地方领导的行政干预，有利于依法办事。
加强行业领导和监督检查，对不具备生产条件、没有检测手段的企业或个体户，绝不允许生产。
对食品加工工业应从严要求，确保消费者利益和健康。

专栏：
“荣老板”答记者问
——04月04日下午龙潭饭店的“一小时”
本报记者　张砚
从七届全国人大召开以来，一些记者纷纷要求单独采访“荣老板”，但他很忙。
04月04日下午3点一刻到4点一刻，这位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安排了一个小时，在上海代表团住地龙潭饭店，会见部分香港和内地记者。
——香港记者：
在发展沿海地区经济中，中信公司是否计划参与？
荣毅仁：
我们主要是引进外资和技术，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中信公司是对外经济合作的窗口。
我们为了发展沿海经济，在浙江宁波、山东烟台等地建立分公司，开展业务；
同时加强了同香港的协作。
最近我们对海南岛进行了两次调查，准备投资，以促进沿海地区向外向型经济发展。
记者：
你们公司在香港投资，是否主要考虑“政治因素”？
荣毅仁：
我们在香港投资，经济和社会效益都得考虑。
光有经济效益，没有社会效益，我们不干；
光有社会效益，没有经济效益，我们也不干。
有段时间，香港人心浮动，我们及时地投资办实业，对香港的繁荣稳定是起了作用的。
我们公司拥有独资和合资企业203个、30亿元资本。
今后不管是对外合作，还是发展沿海经济，我们还将继续这样做下去。
记者：
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是否还会出现像中信公司这一类公司？
如果出现，是否会展开竞争？
荣毅仁：
我欢迎创办更多这样的公司。
现在地方上已办起来了，但全国性的还不多。
我们的国家大，有许多事情要做，需要大家合作。
这个合作会有竞争，但这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
是效益和管理上的竞争，而不是你戳我一枪，我戳你一刀。
我们不搞“你死我活”、“大鱼吃小鱼”的竞争。
——内地记者：
作为上海市选出的人民代表，你对发展上海外向型经济，有何见解？
荣毅仁：
我对上海有个估计，就是上海对全国的发展作了很大的贡献，如果不是我们某些政策和工作上的失误，上海决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
上海技术力量强，基础好，经营管理水平比较高，但没有资源，原材料靠外面提供，同日本一样是个“加工区”。
我在这次人代会上发言，提出对上海应该放宽政策，对内对外都要实行“平等互利”原则，这样上海的立脚才稳，发展才快。
记者：
你对工资、物价、通货膨胀、赤字有何看法？
荣毅仁：
工资、物价、通货膨胀、赤字这四个问题，是容易动感情的事情。
如果不根据经济规律进行调整就解决不好。
工资、物价问题，《政府工作报告》已提出稳步解决；
通货膨胀、赤字，也要控制。
为了发展生产，有点赤字不要紧。
前几年，用高消费刺激生产已得到了教训。
我们要用发展生产来改善和提高生活。
生产不发展，提倡高消费，改善生活就成了一句空话。
我主张生产和消费要平衡，并不是用生产来压消费。

专栏：
阿沛和班禅就西藏问题答记者问
拉萨骚乱直接受害者是藏族人民
达赖放弃分裂立场就欢迎他回国
本报北京4月04日讯
记者卢小飞、苏宁报道：
一场薄雪使初春的北京乍暖又寒，与今天上午人民大会堂西藏厅的记者招待会的热烈气氛形成鲜明对照。
由阿沛·阿旺晋美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两位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唱主角的这次记者招待会，是本次“两会”记者招待会中最令人瞩目的一次。
8时刚过，中外记者们已纷纷提前一个多小时到场，以占据有利的位置。
9时过后，西藏厅里的近400个位子几乎座无虚席，一些人不得不站在两边的过道上。
9时28分，阿沛和班禅两位副委员长在人大新闻发言人曾涛的陪同下进入会场。
顿时，几十位摄影、电视摄像记者蜂拥而上，以至于曾涛不得不临时宣布留几分钟拍照时间。
骚乱闹事的直接受害者是藏族人民。
他们坚决反对骚乱，渴望安宁幸福
9时32分，兼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首先讲话。
这位77岁的老人用藏语说：
去年09月、10月和今年03月，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区发生了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制造的骚乱事件以后，国内外不少人想知道西藏的真实情况。
人们普遍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西藏的局势稳不稳？
形势好还是不好？
对此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从总体上看，西藏的局势是稳定的，但也存在某些不稳定因素。
说稳定，是因为占人口总数95％以上的农牧民群众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和安定团结的局面，反对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反对制造骚乱、破坏社会安定。
他们从亲身体验中懂得，只有团结在祖国大家庭中，依靠国家的大力支援和各兄弟民族的互相帮助，西藏才能得到发展进步，走向繁荣富裕，藏族才有光明前途，西藏人才有幸福的生活。
在几次骚乱事件中，参加骚乱的人只占西藏总人口的0.5％，骚乱事件只局限在拉萨市小小的范围内，这就足以说明西藏的局势是稳定的，形势是好的。
分裂分子煽动闹事的结果从反面教育了人民，广大群众看到，骚乱闹事违背藏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每次闹事直接受害的都是藏族人民，所以藏族人民反对闹事骚乱。
另一方面，西藏的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有些事情办得不尽如人意。
拉萨骚乱的外因是国内外分裂主义分子勾结策划，内因是“左”的创伤形成的不稳定因素
当阿沛副委员长宣布开始回答记者提问时，英文翻译的话音未落，几十只手同时举起，大家都想成为第1个提问的人。
结果坐在第1排右侧的新华社藏族记者“捷足先登”。
他用藏语问两位副委员长：
有什么办法能使西藏的局势稳定下来，并长治久安？
班禅副委员长回答说：
西藏首府拉萨市在去年9、10月间和今年03月，先后发生了几次骚乱事件，对此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都是坚决反对的。
西藏为什么会发生骚乱呢？
有外因，也有内因。
外因就是国内外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相互勾结、策划煽动；
内因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工作中存在着“左”的错误倾向，给人民造成了很多思想上、精神上，以及物质上的创伤，成为不稳定因素，这就给国内外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策划、煽动骚乱留下可乘之机。
今后要达到西藏的长治久安，需要从两方面努力：
一方面要坚决地、坚持不懈地反对分裂骚乱，彻底揭露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罪行，以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觉悟；
另一方面，就是要彻底克服“左”的错误倾向，改进我们的工作。
前不久我在拉萨曾经讲过，要改进西藏的工作，必须从三个方面努力：
一、要搞好民族区域自治，实现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区域自治；
二、要用很大力量去医治过去“左”的政策所造成的种种创伤，也就是要认真落实各个方面的政策；
三、要大力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建设，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使西藏逐步得到发展进步和繁荣昌盛。
这三方面工作都做好了，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西藏的长治久安问题。
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紧接着提问：
西藏工作中“左”的错误，是否意味着西藏人民生活受压迫，没有宗教自由？
班禅回答：
我国宪法规定各民族完全平等，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西藏大力进行了拨乱反正，解决“左”的倾向造成的种种问题，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
但是，这一工作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因为西藏的许多干部是在“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左”的思想在他们头脑中影响很深，不是一时可以改变的。
因此中央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正确精神，在他们“左”的思想阻挠下，一时贯彻不下去。
当然这种情况只是一小部分，就像我们的十指也有长、有短一样。
说到这里，班禅将左手有力地向前一伸以示意。
他又接着说，各地区、各部门克服“左”的影响、拨乱反正的情况是不同的。
尽管这是一些局部问题，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忽视，必须继续加以克服。
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目前也还不完善，要继续加以完善。
在宗教信仰自由方面，我们开放了许多寺庙，尊重和保护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
同时我们也还需要落实政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03月05日骚乱事件，由100多个喇嘛发动，死5人，武警战士、公安干警330多人受伤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问：
在几次骚乱期间，共有多少人参加游行？
多少人遭逮捕？
多少人后来被释放？
多少人被打死打伤？
多少人遭到处决？
班禅副委员长说：
去年09月27日、10月01日和今年03月05日，先后在拉萨一个小小的范围内发生了骚乱事件。
第1次只是很少数的喇嘛发动的，追随的群众有一两千人。
当时将这少数的喇嘛收容审查。
10月01日的骚乱情况比较严重，骚乱分子烧了公安派出所，烧了汽车，打伤了很多人。
当时收容审查了一批闹事的人，有的很快就放了。
当我受中央的委托去处理这一事件时，还有74人继续收审。
经过我们的工作，释放了59人，直接参加骚乱的喇嘛、群众全部都宽大处理，释放了。
还剩下的15人，大部分属于犯有打、砸、抢、烧等严重刑事罪行的人，还有一两个没有直接参加骚乱、而是搞地下破坏活动的喇嘛没有释放。
我回到北京后曾向中央反映，这15人中有些人还可以宽大处理。
中央领导对我的意见非常赞赏。
如果不是又发生今年03月05日的骚乱事件的话，这15人中的一部分是可以得到宽大处理的。
今年03月05日的骚乱事件，开始是由100多个喇嘛发动起来的，后来追随他们一起游行的有几千人，加上围观群众，最多时不过万把人。
这次骚乱事件现场死了4个人。
一个是我们的武警战士，被骚乱分子打成重伤，从楼上扔下来；
一个是喇嘛，被乱石当场打死；
还有两名群众是当公安干警正当防卫、对天鸣枪警告时，中弹打死的。
另外还有一人受伤后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在骚乱过程中，我们的武警战士、公安干警330多人受伤，参加骚乱和围观的群众，被乱石打伤送到医院治疗的有110多人，也可能还有些人受了点轻伤未到医院治疗。
这次骚乱我们共收审200多人，这仅仅是收容审查，而不是关监狱。
其中罪行较轻的，大部分会得到宽大处理。
去年未得到宽大处理的15人中，只有3人被正式逮捕。
03月05日事件中，我们一部分领导人被骚乱分子包围，为救出这些领导人，警察动用了棍子
意大利安莎社记者问：
我在拉萨的时候，一些喇嘛告诉我，有很多喇嘛被警察毒打，并被医生毒死。
对此，你能否认吗？
班禅回答：
今年03月05日的骚乱事件后来发展得比较严重，是因为我们一部分领导人被骚乱分子包围起来，他们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救出这些领导人，警察曾经动手用棍子打了骚乱分子，确实打得比较厉害。
因为当时为了救出这些领导人，许多警察被骚乱分子用石头打伤，这种情况使警察生气了，见到喇嘛就打得重了一些。
但是说一些喇嘛被毒死了，这是根本没有的，完全是造谣。
如果有一个喇嘛讲了这样的话，那么，他本身就不够当一个喇嘛。
他违背了宗教的戒律，宗教戒律是不允许说谎的。
这时，《解放军报》社的女记者问：
在3月05日的拉萨骚乱中，打死武警战士袁石生的凶手抓到没有？
如何依法惩处？
对此，阿沛副委员长回答说，当时袁石生被打死的现场究竟有多少骚乱分子目前还不清楚。
现在抓到了几个人，正在审查。
一旦证实谁是杀害袁石生的凶手之后，就将依法惩处。
又一名香港记者站起来，就班禅刚才讲话里提到的干部问题继续追问：
对这些受到“左”的影响的干部，是开除还是调离西藏？
班禅说：
西藏干部中的“左”，汉族中有，藏族中也有，有高级干部，也有一般干部，就是说，有“左”的思想的干部数量比较大，人数比较多。
对他们，主要是进行教育，帮助他们克服和改正“左”的思想。
对坚持不改的个别人，过去处理过，今后也同样可以处理，也可以调回内地。
但是，对大多数干部，怎么处理他们呢？
唯一的办法，就是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克服“左”的思想。
达赖喇嘛与这几次拉萨骚乱有关系。
中央对达赖的5条方针不变
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就有关达赖喇嘛的问题问班禅：
您是否指责达赖喇嘛与最近西藏的动乱事件有关？
您对达赖喇嘛的态度如何？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才能允许达赖喇嘛回到中国、回到西藏？
他回来之后是住在北京呢，还是能够允许住在西藏？
这位50岁的活佛笑了笑，然后说：
达赖喇嘛同西藏发生的骚乱有什么关系，你们只要自己看看就会清楚。
去年09月，达赖喇嘛在美国众议院人权小组委员会上发表演说，就西藏问题提出了5点计划。
以后不久，在西藏内部的分裂主义分子就扬言他们要支持达赖喇嘛的5点计划，从而在拉萨煽起了骚乱，这是清楚的。
至于他们在地下、背后搞的活动，我今天不准备说，我只想讲讲这两件事的现象和联系。
他要干这种对自己的民族和宗教不负责的事是不好的，不应该的。
谈到我们个人之间的关系，过去我多次说过，我们是很好的教友，这个教友的感情到现在并没有发生变化（这位宗教领袖在提到“达赖喇嘛”这一词时，使用了藏语中对活佛最尊贵的称呼）。
班禅继续说，对达赖喇嘛的方针，中央已明确阐述过5条方针，是没有改变的。
达赖喇嘛回到祖国、回到西藏有什么条件？
唯一的条件就是要他放弃搞西藏独立，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同全国各兄弟民族一道为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的西藏共同努力，这是唯一的条件。
有了这样一个条件，回到祖国，对他的政治地位，中央已经明确宣布：
仍然可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至于他住在哪里，按照我们国家的宪法，任何一个公民都有自己的居住自由。
他想住北京可以住北京，想住西藏可以住西藏。
但是必须有一个前面讲到的必要的条件，如果他在那儿说可以接受这些条件，而回来以后在内部继续从事分裂活动，那我们是不能答应的。
因此，如果他坚持独立，坚持搞分裂，那么上面所说的也不存在，谈判没有基础，也就没有什么好谈的。
班禅说：
由于给中央提意见，1964年批判了我，给我戴了3顶大帽子。
明天将要正式给我平反
最后，中国新闻社记者问：
今年02月，您去西藏曾就落实政策和解决“文革”中遗留的问题做了大量工作，您自己本人是否还有需要落实政策的问题？
许多人都笑了，班禅自己也笑了。
他说：
你刚才提的问题出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巧合，因为明天我们人大主席团会议将要正式宣布为我平反（又是一片笑声）。
为什么呢？
1964年批判了我，给我戴了3顶大帽子，一直到现在。
明天将要正式宣布中央的决定，给我平反。
我这个人的成长历史，和西藏革命发展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59年达赖逃到国外去了，当时我坚决举起了爱国旗帜，没有逃跑，并向中央请求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中央采纳了我的意见。
以后不久，我就担任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代理主任（前任主任是达赖）。
当时在民主改革中出现了许多不符合西藏实际的“左”的做法，我曾经不断地向中央提出许多意见，以使中央采纳，逐步纠正错误。
我这人从来心直口快，想什么就说什么，所以挨整也是这个因素引来的（笑声）。
我了解到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和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藏族地区在民主改革中发生了很多问题，我把这些情况写了一篇很长的报告给中央，翻译成汉字有7万多字，所以叫《7万言书》。
中间有些问题讲得厉害一点，语言上刺激性大了一点，当时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
以后，1962年08月的北戴河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纲领，我就变成阶级斗争的对象（自己笑了）。
一开始对我还是采取内部批评教育的方法，由于我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7万言书》中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意见是对的，对内部的批评教育并没有接受。
到了1964年，对我公开批判、斗争，把我打倒，“文革”中间把我关了9年零8个月的监狱。
打倒“四人帮”以后我一时没能出来，根本原因是有人坚持“两个凡是”。
我这个问题是毛主席亲自批的，“凡是毛主席批的就不能翻”，这样我也没能马上出来。
以后，我出来了。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先生出了很大的力。
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先生的恩情。
出来后，开始是全国政协常委，后来是副主席，以后又恢复了副委员长的职务。
我职位的安排和恢复也是逐步升级的（一片笑声）。
最后，班禅说：
我认为中央领导处理问题有魄力、有远见。
如果不摘我的帽子，我戴着3顶反革命的帽子又当副委员长，也确实是不好看的（这时，台上台下笑声不绝）。
当曾涛宣布“记者招待会结束”的话音刚落，前几排和过道上的记者再次一拥而上、穷追不舍。
班禅极为友好地回答了记者的最后问题：
那3顶帽子——分别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和蓄谋叛乱。
（附图片）
阿沛·阿旺晋美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曾涛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本报记者　徐建中摄

专栏：
不当“丫环”当主人既拿“钥匙”又作主
安阳车站职工代表参与考核任免干部
本报讯
郑州铁路局安阳车站职工参与考核任免干部，切实尊重职工的民主权利。
1984年以来，经职代会提议，先后有15名干部被免职、降职，25名胜任的工人被提拔为干部。
在这里，没人再说职工代表是“拿钥匙的丫环，当家不作主”了。
安阳车站是郑州铁路局率先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单位。
为了加强企业民主管理，在干部的考核任免上，职代会在车站、车间、班组建立了三级群众监督体系。
行政干部、政工干部和技术干部的考核，均根据不同的工作性质和工作特点，把每个干部的德、能、勤、绩分解成20项60条，和干部的任期目标结合起来，按百分制计分。
评议结果和干部本人见面，然后职工代表和干部进行民主对话；
若评议结果与实际有出入，干部有权申明原因；
对正确的批评意见，被评议的干部提出自己的整改措施，由职工群众按时对其进行第2次考核。
3年来，由于安阳车站把干部考核任免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全站在干部任免问题上没有发生过不正之风；
在干部任免上领导之间容易形成统一意见；
还增强了干部任职期间的竞争意识。
　（李杰　鹿金有）

专栏：
中国银行为岳阳电厂筹贷款
本报讯
中国银行03月29日在京与美国大通银行、英国米兰银行等十二家银行组成的国际银团，签署了一项贷款一点七二亿英镑的协议。
这项贷款是英国政府提供的软贷款，贷款期限二十年，并由英政府认可的十二家银行承办。
这项贷款将用于湖南岳阳电厂扩建两台三十五万千瓦火力发电机组。
该工程是“七五”计划的重点工程之一。
（朱维华）

专栏：
中日合资经营国际租赁公司
本报讯
由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与日本株式会社富士银行合资经营的中国康富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签字仪式最近在北京举行。
该公司集工、贸、银为一体，融资与融物相结合，以优惠利率为国内外企事业单位租赁业务服务。
促进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王锦鹄）

专栏：
乔石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阿克森会谈
新华社北京4月04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乔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赫尔曼·阿克森举行了会谈。
乔石向阿克森通报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二中全会的情况，并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政策。
乔石说，十三届二中全会一致认为，中央政治局以改革总揽全局，在组织实施十三大决议、落实经济发展战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时，乔石说，“对于已经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要严格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制定自己的内外政策，领导本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我们建国以来得出的最重要的经验。”
他说，今年以来，中国和民主德国在各个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有了很好的发展。
民主德国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有许多经验值得中国学习、研究和借鉴。
他表示相信，通过阿克森的访问，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将会进一步得到发展。
阿克森对能亲身了解中国共产党所积累的新经验和所面临的新问题表示高兴。
他说，中国最近9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和和平事业都具有重大意义。
他向乔石介绍了民主德国经济建设迅速稳定发展的情况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为实现党的十一大任务所作的努力。
双方还就当前国际形势、加强两党来往及共同感兴趣的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
会谈后，乔石设宴招待阿克森一行。
阿克森是应中共中央的邀请率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于今天上午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专栏：
亚洲游泳锦标赛开幕
中国选手轻取男女跳板冠亚军
本报广州4月04日电
记者吴骅报道：
今天在天河体育中心游泳馆进行的男女跳板跳水比赛，拉开了第3届亚洲游泳锦标赛的战幕。
中国选手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挑战，轻松地夺得了这两个项目的金银牌。
在上午进行的女子跳板跳水比赛中，中国选手凌海蝉和林小妮分别以557.76和533.07分的成绩获得第1、二名。
日本选手元幸以511.92分的成绩获得第3名。
另外两名来自广东的男选手李德亮和兰卫也以较大的优势获得男子跳板跳水的冠亚军。
他们的成绩分别是687.93分和650.22分。
日本选手山岸勋获得第3名。
从比赛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选手有明显进步。
香港、新加坡选手不畏强手，一丝不苟的比赛作风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国际游联代表科拉斯·范德普（司库）在赛后肯定了亚洲跳水运动的进步，并希望能有更多的高水平运动员冲出亚洲，进入世界优秀选手行列。
明天，将进行男女跳台跳水比赛。

专栏：
企业党政分开后党组织如何工作
津市重视培训基层党组织书记
有些书记说：
“现在务了正业，工作忙不完。”
本报讯
湖南津市市委在实施企业党政分开的过程中，举办基层党组织书记培训班，加强对书记的教育工作，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
津市市在十三大召开前就开始了企业党政分开工作。
市委连续为企业党组织书记举办了三期培训班，组织他们重点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三个《条例》。
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后，市委又结合宣传十三大精神，分层次组织基层党组织书记学习十三大文件，帮助书记们从理论上弄清楚党政分开的重大意义，要求书记们以党的事业为重，一不要看厂长工作的冷眼；
二不要与厂长争位置闹磨擦；
三不要乱发牢骚，成天嘀咕“政治工作没法搞”。
在实行企业党政分开的过程中，书记与厂长扯皮最多的是人事问题。
有的书记管人事习惯了，自觉或不自觉地放不下手。
有的书记甚至认为放弃了人事权，就是放弃了企业党组织的保证作用。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市委通过调查研究，在坚持对书记进行正面教育的基础上，明确作出了维护厂长用人权的三点规定：
企业的副厂长人选一律由厂长提名；
企业的中层行政干部一律由厂长直接任免；
企业的党组织不得干预厂长的用人权。
同时，他们还选择市酶制剂厂、市运输公司、市味精厂等单位为试点，摸索企业党组织在用人问题上发挥保证监督作用的经验，要求企业党组织在厂长聘任行政干部的过程中做到：
厂长聘任干部前，认真组织对干部的考察，并将结果及时向厂长通报，保证厂长用人准确；
厂长下聘后，主动协助厂长做好受聘人和解聘人的思想工作，保证厂长用人落实；
帮助厂长制订并落实好聘任干部制度，保证受聘干部一般能工作至届满。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好企业党政分开问题，津市市委还认真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指导各基层党委和党支部分别制订了民主生活会、党员考评等六项工作制度，并将党的日常工作归纳为19个项目，对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实行了岗位目标管理，加强党管党的建设。
现在，有些企业的书记说：
“过去，我们担心实行党政分开后没有事做，现在务了正业，工作忙不完。”
　（朱定梅　王焕森　黄忠星）

专栏：
华联玻璃仪器集团在京成立
本报讯
我国玻璃仪器行业第1个企业集团——华联玻璃仪器集团04月02日在京成立。
该集团由北京玻璃仪器厂、沈阳玻璃仪器厂、哈尔滨药用包装材料一厂、陕西秦川玻璃仪器厂、中国科学院东方科学仪器进出口公司组成。
（胡霞明　任怀民）

专栏：
古老中国一条龙　龙的故乡在黄陵
清明万余海内外同胞共祭黄帝陵
本报西安4日专电
新华社记者王兆麟、本报记者孟西安报道：
龙年清明，万余名海内外龙的传人聚集在陕西省黄陵县轩辕庙内，隆重举行华夏先祖黄帝公祭仪式。
今天，春雨洗浴过的黄陵桥山，松柏苍翠。
上午8时30分，公祭仪式在典雅肃穆的古乐声中开始。
陕西省人大、政府、政协，延安地区和黄陵县的代表以及40多位海外侨胞、台港澳同胞等将精致的花篮、花圈敬献于新落成的黄帝石雕像前。
当地群众按照传统的民间礼仪敬献了祭品。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邓国忠恭读了祭文，副省长张斌、省政协副主席傅道伸讲了话。
祭奠仪式以后，各界代表怀着敬慕的心情，拜谒了位于桥山之巅的黄帝衣冠冢，并栽植了株株护陵幼柏。
40多位海外侨胞和台港澳同胞，前来祭扫黄陵。
冯玉祥将军之子、美国泰山工业公司总裁冯洪志，曾两次写信敦促蒋经国能顺应人心，毅然与大陆对话，亲手实现和平统一。
今天，他看到潮水般的祭陵同胞，激动地对记者说：
“海峡两岸炎黄子孙再不能分疆而治、形同敌国了，要捐弃前嫌，早除芥蒂，尽早实现祖国统一，但愿有朝01日，能高香明烛，同拜桥山，以慰黄帝在天之灵！”
海内外同胞还瞻仰了由湛兆霖、程万琦先生捐款兴建的轩辕黄帝巨幅石雕像，参观了为黄帝陵创作的书画展览。

专栏：
从化工艺瓷厂与广东省陶瓷进出口公司联合，同荷兰商人签定了来样生产有中国乡土色彩的日用工艺陶瓷品合同，产品全部出口欧洲地区。
这是工人在精心上釉彩。
新华社记者　刘玉生摄

专栏：
在改革的深层次探索
——记济宁电子光学仪器厂厂长刘延民
段心强　孙玉才
山东省济宁电子光学仪器厂靠什么“秘密武器”使产值、利润连着翻三番？
这个厂的职工对记者说：
“厂，还是以前亏损的厂；
人，还是原来的一帮人；
就是有了一个青年厂长搞承包，在改革的深层次探索，搞活了企业。”
他就叫刘延民，最近被山东省人代会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先在“大脑中枢”动手术
他当了厂长，不动声色，察看了三个月，发现“大脑中枢”患有肿大、麻木“综合症”，刘延民决定就从这里先开刀。
该厂总共200来人，科室竟有11个。
有庙就有神。
刘延民知道，这些“神”各有来头，精简谁都麻烦。
他决定先拆“庙”，后搬“神”，原来的11个科室合并为5个。
科室干部自然精简了一大半，谁也没话说。
科室虽然减少了，扯皮现象却没除掉。
他开始动第2次手术：
把五个部合并为行政管理和生产经营两个办公室，取消副厂长、科长、副科长的建制，厂长直接决策，办事员迅速执行，有效地缩短了从决策到实施的时间。
扯皮者没有了，扯皮现象自然就不存在。
刘延民发现，生产、经营、行管人员还有潜力可挖，便又一次动手术，规定一个人如能干几个人的工作，除基本工资不变外，可以领取几个人的浮动工资。
生产调度和生产统计原是两个人干，张雪平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作后，另一个人调作其他工作，张雪平领取个人的基本工资和两个人的浮动工资，极大地调动起工作积极性。
三次“手术”，大脑中枢有了生气。
用“敏感神经”牵动全身
刘延民知道，工资分配连接着每个职工最敏感的神经。
因此，他又开始改革分配制度。
决定全厂实行浮动计件工资，这一招果然很灵，产量马上翻了一番。
刘延民继续探索，在产量翻番中看出两个问题：
每生产一副眼镜的工资定多少最合理？
他采取了单项技术比赛的方法来测算，结果，生产能手每天生产16副眼镜，一般生产12副，最少的每天生产10副。
他选取12副这个平均值为一天的定额，然后计算出每副镜子应付的工资。
刘延民还发现，从按劳分配的原则看，计件工资的分配方法是正确的；
从中国工资制度的历史看，这种方法则有不合理处。
他在眼镜车间看到，青年职工干劲大，手脚灵便，产量高；
而老年工人，尽管拚命干，但由于体力不济，手脚不灵，生产量落后于青年人和中年人。
他们不服气地说：
“这个政策兴得太晚了，要是一解放就兴，咱也不愁富不起来。”
是啊，他们也有自己的青年和壮年，可都献给了“大锅饭”；
现在开始计件工资，他们吃了亏。
从这些情况出发，刘延民运用逻辑数学的方法，把劳动量、劳动效果和工龄三个要素结合在一起，精心设计出“比例结构工资方案”，把工人的工资分固定和活动两部分，工龄长的固定部分大，工龄短的活动部分大，真正坚持了多劳多得的原则，促使劳动效率迅速提高。
多在“兴奋点”上下功夫
奖与罚，会刺激职工共同的“兴奋点”：
荣辱感。
因此，刘延民十分认真探索奖罚的“艺术性”。
开始，他只注意重奖重罚，但结果却并不理想：
一部分职工什么“大风大浪”都经过了，对奖与罚都不在乎，但对和其他职工的关系却很注意。
针对这一心理，刘延民实行“隔道工序奖罚”制度。
任何人出了差错，自己受罚自不必说，下一道工序的职工如果发现差错，受奖；
放过差错，挨罚。
有一次，装箱工在成品箱里少装四根电子管，质量检查员没有发现，最后被仓库保管员查出。
刘延民除罚装箱工以外，扣罚质检员当月20％的工资。
装箱工看到质检员为自己的差错挨罚，心里过意不去，从此认真工作，再没出过差错。
仓库保管员得奖，从此工作更加认真。
每个成品的生产，都是完整的系统工程，均衡生产十分重要。
因此，刘延民十分重视均衡率上的奖与罚。
每个人都要按规定的时间完成规定的劳动量，干得好的，维护整个工厂的均衡生产，受奖；
完不成的，破坏厂的均衡生产，受罚。
有一次，处方镜车间磨制眼镜片工序拖延了时间，工人们认为活没少干，只是多用了一点时间，不会真的罚款。
刘延民经过核实，对按时完成劳动量的两名工人每人奖励50元，六名没有按时完成劳动量的工人，根据拖延的时间，扣发了不等量的工资。
这个处理震动了全厂，都对均衡率有了认识，生产水平从此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对个别什么不顾的落后职工，刘延民用招聘法教育他们。
各车间的工人由车间主任聘用，不聘用的发三个月的基本工资，自找出路。
有一名外号“滚刀肉”的工人，是个抓到手扎手，噙在嘴里扎嘴，躺在地上绊人的“万人嫌”，自然没人聘用。
他本人还不在乎，要看厂里如何处置。
刘延民有章必行，让他到厂内外自找出路，三个月找不到工作停发工资。
这个工人看来真格的，托人求车间主任聘用他，并保证以后认真干活。
他被聘用后，痛改恶习，成为一名合格的工人。

专栏：
改革人事劳动制度　组建招标承包市场
北京推出承包制配套新措施
本报讯
记者张书政报道：
北京为完善工业企业承包经营制，市综合部门联系本市改革实际，借鉴外地经验，最近在企业内部、外部两个方面推出改革人事劳动制度、组建招标承包市场等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使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在承包中大显神通。
北京市在相对稳定承包企业、特别是百户重点企业第一承包人的同时，决定对自身素质低、领导班子不团结、经营管理不善、影响承包任务完成的经营者，采取公开招标和选聘等办法，重新优选。
对企业领导层，今年要选定部分企业进行由第一承包人（厂长）组阁的试点，允许厂长选聘副厂级干部，只报上级备案；
对中层和一般管理人员，采取公开招标或聘任等多种形式进行优选；
对作业层职工，要在定编、定员、定岗、定责的基础上，实行优化组合制和编余制，达到人员配置合理、充分调动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
全市今年将有1／3以上的市属企业首先推行这套改革措施。
为确保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引入承包，北京市已着手组建招标承包市场。
承包市场由发包方、承包方、公证方组成。
发包方为各总公司（局）的发包委员会，承包方可以是个人、企业或承包集团，公证方由社会公证部门、审计部门、资产评估部门组成。
对产品滞销、经营管理不善、完不成承包合同的企业，均放在承包市场中“招”（公开招聘经营者）、“租”（租赁）、“转”（转让）、“卖”（拍卖）。
目前，北京市承包市场正在受理和组织承包该市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北京冷冻机厂的全国招标工作。
今年还将受理北京手表厂等企业的招标承包事宜。

专栏：
新型液体变阻器在沈阳投产
本报讯
沈阳建通开关厂经过五年努力，最近研制成功大型电机起动的配套设备——新型液体变阻器，质量达到国外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并已开始从八百千瓦到四千二百千瓦规格的系列化生产。
采用液体变阻器起动是大型电机最佳的起动方式。
（孟仁泉）

专栏：
旅大警备区原顾问黄思沛病逝
新华社沈阳电
旅大警备区原顾问黄思沛同志因病于1988年02月28日在大连逝世，终年76岁。
黄思沛同志是江西省宁都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等职。
黄思沛参加革命58年来，热爱党，热爱人民，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
在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多次负伤。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工作积极，作风正派，严于律己，联系群众，艰苦朴素，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作出了贡献。

专栏：
消除心理天平的失衡
——再谈控制社会集团消费是紧迫任务
本报记者　董焕亮
公费过年：
受到客观经济因素的推动
春节前十天，国家审计署发出不准公费过年的通知。
犹如投石击水，一时，赞成者、反驳者信件雪片般纷至沓来。
“看到制止各单位滥发钱物的通知，使我看到了纠正不正之风的希望之光”；
“不重罚就不足以镇慑那些财迷心窍、见利忘义的人”。
——浙江丽水市一位离休干部极表赞同。
“现在北京东西贵，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普遍工资低，只盼单位能发点东西过个年。”
——北京市某机关一员提出异议。
正当人们对公费过年发表各自见解时，机关、学校、企业、团体……，很少有哪家单位例外，鸡、鸭、鱼、肉照发不误。
许多职工家庭几口人领到的年货重了样，只好各家之间开展“民间调剂”。
也有发得少的。
铁道部去年发年货进财务帐，被查出挨了批评。
今年部工会原打算从外地买一批鱼，被部领导及时制止了。
前车可鉴，理所应当。
可一些干部不理解，意见不小。
对于公费过年，社会评价很不一致。
财政部的一位干部说：
“公费过年有禁不止，社会集团消费愈演愈烈，除各种主观认识上的原因外，还受到客观经济因素的推动。”
此话不无道理。
寻求抵偿：
面对收入倾斜、物价上涨
当前，社会上确实存在消费基金不均衡膨胀的问题。
一般情况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收入的“膨胀”最低，渐次是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而以部分乡镇企业、个体户和“三资”企业职工收入为最高。
文化部一位蜚声中外的老旦演员月薪160元，而他在特艺公司工作的女儿，月薪高达500元。
记者在调查中，巧遇两位同是1958年参加工作的工会干部，一位在某国家机关供职，月薪89元；
另一位在某国有企业工作，月薪近190元。
收入增长不均衡之现状，可见一斑。
收入的倾斜，导致心理天平的失衡。
特别是在物价上涨过快的情况下，低收入者为补偿工资上的不公平之所失，寄希望扩大集团消费，公费过年只不过是多种补偿办法之一。
这几年，社会集团消费构成中，用来购买办公用品的比重越来越小，而用来购买生活消费品的比重日益增大。
诸如毛毯、毛巾被、羽绒服、风雨衣、高压锅、保温瓶和各种小型家用电器等等，都可以通过社会集团购买的中介，“飞”入千百万“寻常百姓家”。
有时，一个职工可同时领到几件羽绒服，全家都免费“武装”起来。
有时，一个家庭同时白得几个高压锅，“一辈子都使不完”。
这些情况，单位领导并非不知，但在社会收入的天平畸高畸低的情况下，怎样安定人心？
怎样刺激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舍此乏术，有苦难言！
据统计，1987年社会集团消费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0％。
扩大的社会集团消费推动了物价的上涨。
特别是一些单位，用公款大量抬价收购紧俏商品，使俏货价格扶摇直上。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物价上涨过快又增加了社会集团消费额。
可以说，集团消费推动了涨价，涨价又使集团消费登上更高的层次。
物价上涨过快不但牵动了社会集团消费的买方，而且牵动了卖方。
许多商业、服务业单位为了增加本单位职工的收益，非但不执行限制集团购买的有关规定，反而在发货票上做手脚，为集团购买大开方便之门。
某单位购买照相机，商店开出的发票却赫然写着“教学仪器”；
某单位购买录像机，发票竟是“五金电料”……买卖双方在发票上达成默契的比比皆是。
一位机关工作人员尖锐地指出：
“这是下边串通起来糊弄上边！”
“两手抓”：
有效制止社会集团消费猛涨
更值得重视的是，现在下边的一些单位为了赚钱，想方设法亲近上面握有实权的“清水衙门”。
下级对上级的“感情投资”正日甚01日地发展起来，“清水衙门”水不清了。
北京一家经济效益年年提高的国有企业领导道破了成功“秘诀”之一：
“厂里每次发实物、摆宴席、搞文娱活动，必把上级单位、关系户的几百号人都请来，伺候得舒舒服服，于是难题迎刃而解。”
有的政府部门接受下边的“感情投资”竟毫无愧色。
现在全国不少地方，可以看到乡长坐“皇冠”，县长坐“奔驰”。
有些高级轿车就是下级单位用公款买来贿赂上面的。
经济要繁荣，政府要廉洁。
然而，在我们周围，“财迷心窍、见利忘义”的官员，确实还大有人在。
看来，要刹住社会集团消费猛涨之风，必须“两手抓”，既要通过教育端正干部的思想，又要通过实施各项改革措施铲除攀比奢靡的土壤。
如此，人们心理的“天平”才易持衡，廉洁奉公的风气才能重新成为时尚。

专栏：
荷兰柔道公开赛
中国女选手获冠亚军
新华社海牙电
（记者徐洪福）中国女选手李忠银和陈其姑，03日在荷兰纽埃格因举行的1988年荷兰柔道公开赛女子五十二公斤级比赛中，分别获得冠军和亚军。

专栏：
陇县发现春秋早期古墓群
本报宝鸡讯
记者孟西安报道：
考古工作者最近在陕西陇县边家庄发掘清理出完整的春秋早期墓葬群，出土陶、青铜礼器、兵器等文物2000多件，发现了迄今我国最早的铁器和“辇车”遗迹。
专家们认为，这是我国先秦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

专栏：
青年雕塑家胡永胜举办水浒108将作品展
本报讯
04月03日，青年雕塑家胡永胜的水浒108将等170余件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展出的作品采用根（木、竹）、陶瓷、玻璃钢、泥塑等原料精雕细刻而成，人物个性鲜明，立体感强，具有较高的艺术和学术研究价值。
（刘世清　高潮）

专栏：
文艺纵横谈
文化批评的优势和局限
李昕
随着文化寻根小说的出现，近两年文学理论批评界也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文化热。
人皆以谈文化为时髦，开口便是“历史积淀”、“文化心理结构”等术语，以致使某些不懂文化学的批评家手足无措，颇有难于启齿之感。
从逻辑上说，文学研究的对象发生变化，促使理论批评调整角度，改进方法，变革观念，这本是正常现象。
然而，一旦形成了热潮，便带来了唯此为尊之弊。
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似乎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的方法是无所不能的最佳方法，有了它，便可揭示文学作品最深层的内蕴，阐释文学现象之所以发生的最隐蔽的内因。
他们评判作品的价值，每每以其中是否触及文化的深层结构、是否富于丰厚的文化内涵为依据，这种情况又反过来促使一些作家争写与某些特殊文化现象有关的题材。
形成这样的创作——批评循环，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然而在我看来，文化批评的方法虽然值得提倡，却没有如此神奇的功能。
所谓文化批评，是指从文化视角以文化观念和方法研究分析文学创作现象的一种批评模式。
我们知道，在这一领域内，文化的概念一般不包括“硬文化”，即物质文化，而专指“软文化”，即精神文化和方式文化，包括人的符合某一群体规范的一切活动方式以及由这种群体活动所创造出的一切精神成果。
在这一狭义的文化中，又有两个层面，这就是文化的显结构与潜结构。
前者指人们通常能自觉意识到并能依靠理智把握的文化内容，包括特定的社会制度和组织形式、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科学和宗教等等，后者指人们在内心深处不自觉地接受的“文化遗产”，通常不能被本人所意识到，方式文化多属此类，也包括人的潜意识的一部分。
在这两个层面上进行文学研究，构成了文化批评的内容。
这种内容又决定了文化批评必然具有三种基本研究角度：
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
当然，在这里无论是社会批评、历史批评还是心理批评，都与它们的本来意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联系在于，作为一种研究手段，它们的内容和实质并未改变；
区别在于：
这些方法已服从于文化研究的目的，它们被用来挖掘、揭示、论证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或某一群体的人的共同精神特征或存在于其间的特定精神现象，即富有文化意义的东西，而且，它们有时被交织为一个整体，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理论功能。
从这一意义上看，文化批评对于诸种研究方法的包容力足以使其展示理论优势，特别是较之极左时期那种只对文学作政治、阶级分析的狭隘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它的出现，其意义更是不言自明。
当人们把文学作为文化现象看待并透过文学观照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心理特征之时，确有耳目一新乃至振聋发聩之感，这大概也就是文化研究、文化批评能“热”起来的直接原因。
另一方面，社会的、历史的和心理的研究方面虽然受到文化研究的目的限定，却并未丧失各自的效力。
如果说，方法就是观点的实际运用，就是达到目的的手段，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以这些方法从事文化批评，便使它们已转化为文化批评了。
应当说，正是这种对于其他批评方法的改造能力，使文化批评得以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存在。
但是，文化研究尽管具有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三维空间”，属于封闭系统，它注重探讨某一精神现象的地域性、民族性、群体性内容，却忽视这些现象时常具有的超地域、超民族、超群体的意义也即最富于普遍性的意义，甚至也不关心那些纯属个人的精神和行为特征，因为这两者根本不是文化概念所涵盖的对象。
譬如分析鲁迅小说，文化批评宜于揭示作品所展露的国民性特征。
把阿Q的精神胜利法作为文化心理现象研究，有助于洞察民族性格中的某种代代因袭、历史传承的劣根性。
对此的深入剖析是文化批评的专长，它使其他批评方法在这一点上不免逊色。
以文化批评研究鲁迅的《狂人日记》，阐述作品抨击封建文化传统的思想蕴涵，也可能会独具深度。
但是，如果要说明精神胜利法何以作为人类普遍的精神现象存在，指出其实际具有的超地域、超民族、超时代特征，那么文化批评则显得苍白无力，同样，若想分析作为精神病患者的狂人的形象，研究他那种纯属个人的、不可重复的心态与现实的联系，从而探究这一独特形象塑造的奥秘，文化批评方法似乎也不适用。
这就是说，文化批评所擅长、所专注的是群体的共性特征研究，而在极为独特的个性和最为普遍的共性之间，群体的共性仅仅是个中介环节。
忽视中介研究固然会使批评缺少厚度，但是停留于中介研究也将会影响到批评的力度。
相反，无论社会的、历史的还是心理的批评，作为独立的研究方法，本身不受这种局限。
如果充分发挥它们各自所长，或可对文化批评之不足起弥补作用。
文化批评作为中介研究，还表现在审美分析方面。
因为在审美主体和客体之间，在审美的人和审美对象之间，文化是中介。
人只有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吸取了某些人类的文化成果，具备了某种文化心理素质和文化知识，才有可能创造美，欣赏美。
这自然使文化批评带有中介研究的特点。
但另一方面，由于文学属文化现象，它本身又具有审美价值，这种双重的规定性使文化批评同时可以成为审美研究的一部分。
只不过，由于它重共性而轻个性，重内容而轻形式，使它时常忽略作家独特的创作手法和技巧，作品独有的形式结构等问题，而这些，却是构成艺术审美价值的重要条件。
它注重挖掘艺术中富有审美意义的文化价值，但这对于审美研究来说只是一个方面。
仅止于此，审美研究必定是不完善的，就如同单纯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或心理分析方法，都只能接近并展示审美对象的某一方面的特质一样。
此外，文化批评强调地域性、民族性、群体性特征研究的现象，使它对于不同类型的研究对象的适应性受到了限制。
它适宜分析民族文化色彩浓重的作品，如阿城、郑义、韩少功的一些小说，但对于缺少民族文化特征的作品，如朦胧诗和意识流小说等，用之则未必奏效。
这种情况也是很自然的。
任何一种批评方法都不可能包打天下，而难免带有自身的局限，唯其如此，各种方法才有互补互足、发挥整体功能的可能。
因而，在这里对文化批评的优势与局限略作辨析，不含主观褒贬之意。
我以为，文化批评在我国尚不成熟，有待发展和完善，而只有看到它的不足，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理论上的优势。
恰恰是为了发展它和完善它，那种把它捧得过高的作法和把它贬得过低一样，都是不足取的。

专栏：
现实主义的力量
——读长篇小说《曲里拐弯》
林为进
邓刚在《曲里拐弯》（载《小说界》1987年第6期）这部长篇小说中，所表现的是一种十分实在具体的社会人生。
虽然作品表现的并不是某一社会政治运动，也不是一般的社会小说竭力描写人物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的这一面，或那一面，但也许正是如此，才分外见出作品透现人生内容的异常丰富与凝重。
在那不是突发性、不追求极致效果的平静叙述中，时时刻刻令人想到物质生活对人的挤压，想到谋生糊口的不易，想到人世间普泛而又日复01日所经历的一切。
那里没有大会议室的红地毯，没有品茗清谈爱情与事业的高雅，也没有海滨追逐的浪漫，有的只是吃豆角树芽充饥的“快乐”，14岁就进入社会独立谋生的自豪。
有抬煤工粗鲁而又善良的情趣，有失业的彷徨，有无所事事流浪街头打架斗殴的落拓，有找不到老婆的自嘲，有下乡收鸡蛋回城倒卖足够生存需要的得意……于其中看不到一种设计，似乎与整个生活的大进程并没有极显著的联系，可通过人物所受到的生活制约，总是随社会的运转迈动无变化中又有变化的生活步子，却又不难看到一种最无掩饰的社会人生图像，看到了一种变与不变相交织的生存秩序。
而这种描写，比起总是浮于某种政治意念，或狭隘道德说教的作品，更要多一点从人的本体去写人，从社会的实际存在去写社会的现实感。
生活不是一块大蛋糕，总那么甜腻。
人生也并非全像夏天吃冰激凌那么舒心、愉快，尤其是底层人生，更能看出物质与人的关系，存在对意识的影响。
于作品丰富的事实积累，可以说作者对那一阶层的生活，不是观察，不是审视，而得之于体验，因而描写起来才那么自然顺手。
对于那种平凡人生，作者不是“用头脑来同情”，也不仅仅是“发自内心”的认同，而是带有“生活本来就是如此”的思考。
既然生活本来就是这样，那么就用不着过分的失望，也就用不着给人物设计出另一种生活的模式。
因而，在《曲里拐弯》中，对于人物生活道路的描述，没有该这样不该那样的贬责或颂扬，也没有为了某一主题的需要，而赋予他们大起大伏的变化，而纯粹是一种按照本来的面貌去描写人物生活图景的写法。
这在主要人物陈立世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我们除了知道他从小就经常挨父亲的打骂，从而养成了对疼痛感觉的迟钝，以后14岁父母死后就到码头扛煤，“文革”将结束时因打架斗殴被专政队严刑拷打，“文革”后曾失业、捡破烂，到乡下收鸡蛋，以及他有个姐姐，也有几个穷哥们外，可以说对他的外貌形象就只知道他从父亲那遗传了一部大胡子，两撇倒八字眼眉，其余的都不是十分清楚。
正是这种似乎无特征的、难用一句话甚至一个词去归括的个性，才见出了这个人物性格是真实而又浑厚的。
他已融于他那个生存环境之中，并见出了一种沉实而鲜活的生命感。
这种性格给我们的不是说明，不是表述某种意图，而是一个人物命运的展示。
由一个人物20多年经历的展示，连结的又是一个普通人生于种种艰辛繁难的生活重负中，又具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量。
他们习惯了这种生活，而且没有能力摆脱这种生活，但是他们对生活永远也不会失去信心，不会绝望。
大概作品激动我们的正是这种对于生命和生命力的由衷的赞美。
这使我们意识到，活着虽然不易，但毕竟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情。
《曲里拐弯》的情感世界，也许还不是十分完整，但表现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应有魅力。
创作所凭借的，当然不会是某一种风格、方式和个性。
不同的创作，只是不同的观察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反映而已。
因而，也就很难说是谁占绝对的优势。
现实主义创作有好作品，也有不怎么好、甚至相当粗劣的作品，同样，其他的什么主义的创作也是一样。
所以，重要的是拿出好作品，而不是今天提倡一个主义，明天又提倡另一个主义，更不必想要提倡什么时，就非得排斥其他所有的东西不可。
也许同一个作家，会用不同的观察方式与思维方式，创作出色彩不同的作品，从而丰富了自己的创作，也为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那不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吗？
就像邓刚，曾写过《迷人的海》那种把浓烈的情感推向极致的、带有明显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色彩的小说，如今又写出具现实主义特色的《曲里拐弯》，担任“事实叙述者”的角色，把他不同层次的人生体验与美学体验，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种自我拓展的努力，无疑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而长篇小说进一步把视角推向底层人生，重视对具体生活图像的描绘，同样见到了对现实主义创作再次有了新的认识和肯定的一股文学趋势。
当然，这和我们原已习惯了的现实主义，也许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而且从目前的情况看，创作的实绩也还不是十分明显，但是可以预言，现实主义的长篇创作必将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前年的《古船》、去年的《曲里拐弯》等一批作品的出现，给了我这一预言的底气和信心。
因而也就用不着诧异：
作者下一次写什么？
读者又要喜欢什么？

专栏：
走出困境
王晓明
因为老是有人打岔，我们不得不经常在今天补做前天就应该做完的事情，譬如这一回的讨论“伪现代派”，分明在前年夏天就已经有许多人提出了这个概念，却直到今年才能够来认真探究它的涵义，无论怎么讲，这都是一件极不正常的事情吧。
但另一方面，也亏得有这一年多的间隔，我们才能从“伪现代派”这个概念本身的含混，推想到了许多其他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现代中国的文化变迁给新文学造成的那种无法摆脱的认识困境。
自近代以来，我们民族在文化发展上的一个基本趋势，就是所谓的“西风东渐”。
因此，这100多年来，尽管不断地遭到传统文化的抵制，西方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的影响还是日渐深入，从制造机器到构建理论，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没有哪个领域不曾浸润过西方文化的雨水。
当然，传统文化并没有因此发生什么断裂，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在骨子里都还是中国人，甚至是传统性很强的中国人。
但在理智思维的某些领域，至少是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上，今天的许多知识分子却明显地改变了。
他们不再单凭直觉和悟性，而更趋向于严密的逻辑分析来判断事物；
他们也不再仅仅沿袭古老的精神信条，而更多是借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生活。
西方文化虽然无力改变我们的深层心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许多人的认识习惯、认知模式。
不妨举一个例子，从“五四”到现在，我们各个社会科学领域里出现的新名词和新术语，有哪些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至少在文学研究的范围内，恐怕绝大多数都是外来语。
倘若承认特定的名词术语总是和特定的认识方式联系在一起，那么，你也就不难看出，西方文化对我们认知方式的影响有多么广泛，那种借用外来模式的认识习惯又是多么普遍了。
这当然是件好事情。
每种文化都从各自的角度体现了人类的本性，都是对其他文化的一种补充。
西方的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在这一点上也都不例外。
或者是帮助我们认清生活当中某些被忽视了的方面，或者是帮助我们发掘出自身的某些未能觉察的潜力，借用西方理论模式的种种好处，是无需我再来罗列了。
但在另一方面，每个文化又都是特定环境的产物，它所孕育的种种认识范畴，决不可能四海通用。
因此，西方文化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认知方式的影响，就必然会产生双重的效果，不但在许多方面为我们打通新的分析途径，也会在某些领域把我们引入新的认识困境。
在譬如哲学、经济学、心理学或者历史学的领域里，人们往往多看见前一种效果；
可在文学的领域里，我却觉得后一种效果也相当明显。
就拿创作来说吧，从新文学的创建者开始，中国作家在理解自己人生感受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
与人类的其他精神活动相比，作家的审美感受大概是最富于民族和文化特性的，别的且不说，它首先就突不破语言环境的限制。
因此，外来文化观念对作家艺术构思的主要影响，恐怕就在于向他提供他的原始感受所无法提供的新颖思路，以此为参照，他能够更强烈地体会出自己感受的独特意味。
在现代中国这个和欧美截然不同的国度里，这一点就尤其明显。
鲁迅越是深入接受各种西方的文化思想，他对中国特有的封建专制就越是敏感和憎恶，正是西方思想所包含的人文理想和他切身体验到的现实人生的尖锐对立，以及他所理解的西方作家的审美情感和他自己审美情感的深刻差别，大大强化了他的创作激情。
但是，远不是所有的中国作家都能像鲁迅这样来对待西方的文化观念，有些人就分明走的另一条路。
不是借助西方的文化观念来把握自己的独特情感，而是撇开这种独特性，努力到自己头脑中去寻找外来观念的对立物，甚至直接依照外来观念的纸样，大刀阔斧地剪裁自己的人生感受。
从20年代创造社作家的某些作品，到30年代李金发的诗歌、“新感觉派”的小说，更不要说那些公式化概念化的“革命文学”作品，以及50年代那些苏联小说的中国翻版了，它们都程度不同地暴露出这种剪裁的痕迹，甚至干脆就是这剪裁的产物。
在我看来，今天那些被人指责为“伪现代派”的作家，有不少也都是如此。
他们似乎被自己人生感受与西方现代派作品的某些表面上的相似迷惑住了，忘记了应该进一步去挖掘那更深层次的差异，结果，他们几乎是必然地在自我理解上发生了错觉，就在他们依照外来观念表现自我的时候，读者觉得装腔作势，不伦不类。
这种失误在文学批评当中似乎更加触目。
从“五四”的时候开始，我们的批评界基本上都是在借用西方的各种批评方法。
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作家自不必说，就是30年代左翼批评家手中的武器，又有哪一样不是从国外输送进来的？
至于今天，所谓新名词的“地毯式轰炸”更是有增无减。
这样做当然不无益处。
但在另一方面，这些西方的认识范畴给我们造成的麻烦，也同样不可小视。
它们原本是西方人解释自己的文学作品而创造出来的，它们的特定内涵都是在西方的文化环境里约定俗成的，你现在要用它们来解释中国作家用方块字书写出来的文学作品，牵强和误解就不可避免。
譬如说郁达夫，一般人都泛称他是浪漫主义者，可如果真要按照西方浪漫主义的通行涵义来分析他的小说，你一定会觉得十分别扭。
实际上，在评价新文学历史的几乎每一个领域，我们都会遇到许多类似这样的麻烦。
我觉得，最近几年来围绕“现代派”发生的种种争论再一次证实了批评所陷入的这种两难困境：
一方面，我们传统的批评手段局限太大，另一方面，从西方搬来的认识范畴又常常和我们的文学接不上榫头。
我们似乎充其量也只能近似地去描述文学现象，倘说精确性也是文学批评应达到的一个基本标准，那我们离它还差得很远。
能不能尽快摆脱这种困境呢？
从理论上讲，当然是能够的。
我们接受西方文化，目的总在孕育和催化中国自己的新文化，现在这样大量引进西方的批评观念，用意也是在于开拓出中国文学批评的新天地。
但是，从我们文学界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却又不大敢这样乐观。
一个新的民族文化的形成，总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从物质到精神的各种条件的配合，当其他方面的条件尚未具备的时候，单单文学是不可能独自跨入新的境界的。
如果在精神生活的其他领域里，新的文化因素还很薄弱，不能对作家和批评家提供有力的帮助，那他们在外来观念面前的种种软弱表现，那些有意无意的自我错觉，恐怕也就会继续发生。
然而，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它能使我们少走一些弯路，我们也能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尽力做一些改进。
比方说，我们的作家能不能一面继续潜读西方的作品和理论，一面却更深入地咀嚼自己的情感体验，努力从这当中去获取启示呢？
我们的批评家又能不能在继续使用“现代派”之类外来名词的同时，更认真地去阅读作品，并在这个基础上试着创造一些更贴切的术语呢？
我并不确切地知道，我们的改进能够达到怎样的程度，但有一点我却可以肯定，那就是无论你从事创作还是批评，越是看清楚外来观念的局限性，你在发展自己的审美能力上就越多一分自由。
有时候，人只有在看清楚自己必然要付什么代价之后，才能够逐步地减少这种代价。

专栏：
“采铜于山”与“买旧钱”
——读《楚文化史》想到的
康荐
在中国文化的创建上，古代楚人立有大功。
我国古文化，从殷商以后分为南北两大支，一支在周人手下向中原发展，一支在楚人手下向南方发展。
江南广大地区，乃至后来整个中国，均广被楚文化之泽。
例如道家，即是源于楚国，兴于楚国的。
上古中国这两支文化，就像触砥柱而下的滚滚黄河与穿三峡以出的浩浩长江，共同浇灌滋育了整个中华文明。
于此可见，研究楚文化对于认识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如此奇瑰壮观的楚文化，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最近，读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正明先生的专著《楚文化史》（《中国文化史丛书》），顿觉增长了很多知识。
书中从6个方面论述了楚文化，那就是：
青铜冶铸工艺、丝织与刺绣工艺、髹漆工艺、老庄哲学、屈原庄子文学、美术与乐舞。
不仅包括精神文化，也包括了物质文化，而且显示了两者的相互关系，大大拓展了我们的眼界。
作者特别注意把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结合起来，对历年楚地田野考古的成果（包括最近发现），历历如数家珍，并以地下发现来检验以前的书面记载与论述。
因此，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研究著作。
这样的书，一般总是比较难读，令普通读者望而生畏的；
但此书不然，写得相当引人入胜。
例如，书中写到楚人的青铜冶铸技术时，不仅生动地展现了当年古铜矿开采的场景，并且由未发现井巷崩塌而伤人的迹象，从而指出楚国发达的青铜文化不是把人命当儿戏的暴政的胜利，而是矿工们为求生存的智慧的结晶。
不仅毫不枯燥，而且发人深思。
说到炼铜铸造之事，我忽然想起了清人顾炎武在其名著《日知录》中的一段话：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
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
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挫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
顾老先生此言，真正深刻。
纂辑之书尚且如此，那么研究论著更不应“买旧钱”了。
当然，“采铜于山”与“买旧钱”都能造出“钱”来，从“经济效益”上来说，后者还容易得多。
但二者不止有精细美恶之差，而且前者体现了一种勤奋、壮美的劳动精神，后者则未免太乖巧了。
不可讳言的是，在当今“文化热”中，我们能看到不少“买旧钱”型的著述。
草草看过几本现存的书，或拾一点洋人的唾沫，便来排列组合一番，冠以时髦的、甚至似通未通的名目，即成为一部大著述。
这样的书，有时越读越糊涂。
更有甚者，故作惊人之论，大胆骂倒一切，以达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目的。
要是说有所谓“危机”的话，我认为这才是学术界可能潜伏着的一种危机。
为此，我非常赞成李泽厚先生最近多次提出的意见，少来一点空洞的冥证式的东西，多来点老老实实的实证研究吧。
有感于此，当我读到《楚文化史》这样的文化研究专著时，不能不为这种发扬先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务实、开拓精神而感叹。
但愿这样的“采铜于山”的著作多多出现！

专栏：
一句话新闻
一句话新闻
△美国航空航天局原决定8月04日发射“发现”号航天飞机，由于发现其油泵有问题发射日期可能推迟。
△委内瑞拉总统卢辛奇3日启程前往日本和印度尼西亚进行正式访问。
△英国轮渡公司的2300名海员3日投票决定继续进行已经持续两个月的罢工。
△法国国防部3日宣布，法国决定向乍得恩贾梅纳派出医疗队，以协助乍得政府控制脑膜炎在该地区的流行。
△塞内加尔总统迪乌夫3日在国民议会宣誓就职，迪乌夫是在2月28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再次当选的。
（本报讯）

专栏：
国际要闻简报
一艘法国驱逐舰驶往海湾护航
据埃及中东通讯社报道，一艘法国驱逐舰3日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驶往海湾。
报道说，这艘名为“让·德·维埃纳”号的法国军舰是前来加入法国在海湾为其商船护航的舰队的。

专栏：
两伊袭城战升级
伊拉克基尔库克和伊朗伊斯法罕等城市受到袭击
新华社巴格达4月04日电据伊拉克通讯社报道，伊拉克一位军方发言人宣布，伊朗今天上午9时59分（当地时间）向伊拉克北部的基尔库克市发射一枚中程导弹。
报道说，这枚导弹落在居民区，炸死炸伤当地居民多人，并毁坏了一些居民住宅、商店及其它民用设施。
基尔库克是伊拉克北部产油区的一个重要城市，有一条输油管从那里通向土耳其。
今天的袭击表明，伊朗在停火两天后，又恢复了对伊拉克的导弹“袭城战”。
新华社德黑兰4月03日电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拉克今天下午在土耳其总理厄扎尔离开巴格达回国后随即恢复了对伊朗城市的袭击。
报道说，伊拉克飞机空袭了伊朗城市大不里士和伊斯法罕的平民居住区。
伊朗说，伊朗从1日凌晨起就停止了对伊拉克空袭其平民居住区的报复。
伊拉克1日宣布，在土耳其总理厄扎尔访问巴格达期间停止袭击伊朗城市，但在厄扎尔离开巴格达6小时之后恢复了袭击。
伊朗军方发言人今天断然否认了伊拉克关于伊朗大炮2日炮轰了其一些边境城镇的说法。
他说，伊朗停止报复性袭击是对伊拉克停止袭击其平民区作出的反应。
他警告说，如果伊拉克继续袭击伊朗城市，伊朗将坚决给予还击。
伊拉克从3月28日起没有轰炸伊朗首都德黑兰。

专栏：
为恢复中断的外交关系
索埃两国外长继续会谈
新华社摩加迪沙4月03日电
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从4月01日至3日在摩加迪沙举行了第4轮会谈，但会谈结果要待双方同意时才能宣布。
索马里总统西亚德4月03日会见埃塞俄比亚外长贝哈努时说，索马里希望同埃塞俄比亚和平相处。
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为欧加登地区的归属问题，曾于1964年和1977年两次发生大规模边境战争，并于1977年09月中断了外交关系。
两国国家元首1986年01月在吉布提会晤，同意两国外长就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前三轮外长级会谈均未获具体成果。

专栏：
国际要闻简报
亚美尼亚人骚乱的挑唆者被捕
据苏联《真理报》4日报道，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执法机关最近已逮捕了自发团体“亚美尼亚保卫在押政治犯委员会”和“民族自决联合会”的头目帕鲁伊尔·艾里基扬及其同谋者，因为他们在不久前发生的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两个民族的冲突中扮演了“最积极的挑唆者”的角色。

专栏：
印度人口在2050年将超过中国
美国人口普查局3日预测，到2050年，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而达到15.912亿，中国那时将为15.549亿。
据人口普查局估计，中国现有人口10.88亿，印度为8.168亿，但中国的年出生率为20‰，印度为32‰。
扣除年死亡率后中国实际增长率为13‰，而印度为21‰。
在今后60年内，世界各国人口名次还将发生一些变化。
目前居第3的苏联可能退居第5，居第4的美国退居第8，居第5的印度尼西亚退居第7。
而目前居第13的尼日利亚有可能跃居第3，居第14的巴基斯坦有可能跃居第4。
到2040年时，世界人口将翻一番达到100亿。
（新华社）

专栏：
国际要闻简报
印度国大党在联邦院席位减少
据2日得到的消息说，印度执政的国大党在3月28日举行的联邦院部分议员改选中，丢掉9票，丧失了在联邦院占2／3以上席位的优势。
印度法律规定，修改宪法和宣布紧急状态法必须在联邦院获得2／3以上议员的投票赞成。
联邦院共有席位244个。
在这次61名议员改选中，国大党获得36个席位，反对党夺走25个席位。
因此，国大党在联邦院的席位由原来的149个减少到140个。

专栏：
04月03日，以色列士兵在占领的加沙地带继续镇压参加示威游行的巴勒斯坦人，开枪打死3人，打伤和逮捕数人。
　新华社发（传真照片）

专栏：
国际要闻简报
埃塞俄比亚叛乱分子活动频繁
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3月31日说，反政府的叛乱分子在埃塞俄比亚北部的活动“正在严重地威胁着这个国家具有历史意义的统一、完整和自由”。
据报道，近几个星期以来，反政府的游击队在埃塞俄比亚北部的厄立特里亚和提格雷地区加紧活动。
他们宣称击败了政府军，并占领了几个城镇。
　（据新华社）

专栏：
尼反政府武装推迟同政府谈判
新华社马那瓜4月03日电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4月02日宣布，原定6日与政府方面的最高级谈判推迟到12日举行。
尼反政府武装与尼政府3月23日达成的60天停火协议规定，双方本月06日将在首都马那瓜举行最高级会晤，谈判最后停火问题。
尼反政府武装2日却以在实现停火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仍存在技术问题需要解决为借口，单方面决定推迟双方预定的谈判。
尼加拉瓜副外长乌戈当天致信反政府武装领导人说，为了不对谈判进程失去可信性，希望双方谈判能如期举行。

专栏：
巴解拒绝美国中东和平计划
舒尔茨开始第3次中东之行
新华社突尼斯4月03日电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今天在这里发表一项公报，表示拒绝美国新近提出的中东和平计划。
公报说，中东问题公正和全面的解决办法，必须建立在巴解组织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权利的基础上。
公报重申断然拒绝企图消灭巴勒斯坦事业的各项方案。
公报认为，公正解决中东问题的合适范围是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有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包括巴解组织在内的有关各方参加的国际会议。
新华社开罗4月03日电
据来自耶路撒冷的消息说，美国国务卿舒尔茨3日晚从罗马抵达耶路撒冷，开始其自2月底以来的第3次中东之行。
舒尔茨在耶路撒冷对记者说，推动美国提出的就巴勒斯坦自治问题进行谈判的计划，现在是时候了。
他承认，他前两次访问中东时向阿拉伯和以色列领导人提出的美国新计划遇到了阻力。
他说，美国寻求一种平衡是显而易见的。
各方均不应总是挑剔美国新计划中可以反对的部分。
舒尔茨说，中东和平谈判必须包括巴勒斯坦人，同时，谈判也必须建立在联合国有关决议的基础上。
舒尔茨认为，联合国决议的主旨就是让以色列放弃所占领的土地，以换取与邻国的和平。
舒尔茨此次访问包括以色列、埃及、约旦、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

专栏：
巴阿两国边境发生武装冲突
新华社伊斯兰堡4月04日电据巴基斯坦官方人士今天在这里说，4月02日，巴基斯坦边防治安部队同喀布尔政权武装组织发生一次严重的边界武装冲突。
这位人士说，这次武装冲突是在阿富汗军队的一名上尉驾驶一辆吉普车越过边界进入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查曼后发生的。
这名上尉要求巴基斯坦给予政治避难。
当他越过巴阿边界时，阿富汗边防武装人员乘坐一辆卡车尾随进入巴基斯坦领土，并占领巴方一所检查哨所。
他说，巴基斯坦武装人员赶赴现场后，命令喀布尔政权的武装人员放下武器。
但是，他们非但不缴械，反而向巴基斯坦武装人员开枪射击。
他还说，这次冲突造成双方16人当场死亡。

专栏：
意美联合破获贩毒集团
新华社罗马4月03日电
（记者王彦林）意美特大国际毒品集团连日来遭到两国治安机关的沉重打击，上百名罪犯被捕入狱。
这是意美两国治安机关经过近两年的合作调查后采取的规模空前的反毒品行动。
从3月31日到4月03日共逮捕了138人。
这一国际毒品集团是由意美两国黑社会组织控制的，意大利的三大黑社会组织——黑手党、卡莫拉和恩德朗盖塔都参与了这个集团的活动，其中以黑手党为主。
这个集团把来自中东的海洛因加工后运往纽约，再在那里换成优质可卡因（1公斤海洛因可换3公斤可卡因）返运回意大利。
它利用美国市场上可卡因价格低、而欧洲市场上售价高于海洛因的情况，从中牟取暴利。
意美治安机关这一重大行动无疑给这个集团以致命打击，同时也暴露了意大利三个黑社会集团之间的合作关系。
（附图片）
03月31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在纽约将一名贩毒嫌疑犯带往法院。
新华社发（传真照片）

专栏：
朝报批驳南朝鲜当局《道歉书》
本报平壤4月04日电
记者徐宝康报道：
朝鲜《劳动新闻》今天就南朝鲜行政部1日发表《光州事件道歉书》一事发表评论指出，这根本不是“道歉”，而是污蔑。
评论说，南朝鲜当局污蔑光州人民为实现自主、民主、统一的起义斗争，以欺骗的手段，掩盖光州大屠杀的真相，目的在于摆脱责任。
评论指出，卢泰愚拿出所谓《道歉书》，是为了标榜其政权与全斗焕政权有“差别”，并缓和人民的反“政府”情绪，从而为在4月举行“国会议员选举”时，为自己一伙创造有利环境。

专栏：
美国在加勒比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同时向巴拿马运河区增派驻军
本报墨西哥城4月04日电记者郭伟成报道：
4万余名美国军队士兵今天起在加勒比海举行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西半球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演习。
据报道，名为“大洋冒险—88”的这次军事演习将在北起佛罗里达海峡、南至墨西哥湾沿岸的整个加勒比地区进行。
除40500名空军及海军混合部队士兵外，还有28艘军舰，包括“大森林”号航空母舰以及B—52战略轰炸机参加演习。
演习将持续到本月22日。
尽管美国军方发言人说，这次演习不是针对中美洲的。
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也否认与巴拿马局势相关。
但是，人们注意到，这是美国最近在中美洲一系列军事行动的继续。
先是在巴拿马运河区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然后是向洪都拉斯边境调兵遣将。
从今天起，美国再度向驻在巴拿马运河区的南方司令部增派1300名士兵。
巴拿马军方已经下令在国防军总部及运河附近的阿贡军事要塞一带加强戒备和防卫。
此外，由于美国国会通过里根总统批准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48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方面2日宣布，要求把同尼加拉瓜政府的停火谈判推迟到4月12日。
尼加拉瓜政府和教会方面对此表示忧虑。
此间舆论正密切注视由于美国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将会对中美洲局势产生的影响。

专栏：
联合国秘书长私人代表科多韦斯强调
联合国对解决阿问题作用重要
苏联外长同喀布尔政权领导人纳吉布拉会谈
新华社日内瓦4月03日电
（记者向奎观、李锐锋）联合国秘书长私人代表迪戈·科多韦斯今天强调联合国在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他对本社记者说，阿富汗问题应在日内瓦解决，而不能在华盛顿或莫斯科解决。
科多韦斯表示，他不同意一些新闻报道作出的断言，即阿富汗问题只能在美苏外长4月下旬在莫斯科再次会晤后才能得到解决。
他说，讲这些话的人是想贬低联合国在解决阿富汗问题上所起的作用。
他预测，下周的谈判将是关键。
当记者问道，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下周有可能达成协议时，他回答说：
“为什么不可能呢？”
但这里的一些西方记者估计，这一轮巴阿间接谈判既有可能达成协议，但也有可能以失败告终。
新华社伊斯兰堡4月04日电
据此间今天收到的消息说，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4月03日下午抵达阿富汗喀布尔后，立即同喀布尔政权领导人纳吉布拉就阿富汗问题举行了会谈。
但是，有关他们两人会谈的详细情况没有透露。
谢瓦尔德纳泽访问喀布尔，是在巴基斯坦同喀布尔政权目前在日内瓦就阿富汗问题举行间接会谈遇到麻烦的情况下进行的。
苏联和美国是日内瓦和平协议的保证国。
两国在武器供应问题上仍然陷于僵持之中，华盛顿坚持认为，只要莫斯科继续向喀布尔政权的军队提供援助，美国就将继续向阿富汗抵抗力量提供军事援助。
对于美国坚持向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供应武器问题，谢瓦尔德纳泽最近说，即使日内瓦会谈失败，莫斯科也决心从阿富汗撤出军队，然而这样做要在苏联和阿富汗单独达成协议的基础上才能进行。
此间外交界人士说，苏联外长访问喀布尔很可能是来讨论苏阿协议问题的。

专栏：
述评
舒尔茨的斡旋和沙米尔的孤立
柯月霖
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目前正在中东作第3次穿梭访问，而访问的第1站便是以色列。
据报道，舒尔茨与以色列总理沙米尔的会谈并不顺利。
舒尔茨指责沙米尔拖延中东和平进程，并间接批评了沙米尔对美国的中东和平计划“太过于吹毛求疵”。
而沙米尔则对美国建议召开的国际会议亟存戒心。
话不投机，反映了美、以在中东和谈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
其实，美国过去一直偏袒以色列的立场并未有根本改变。
但是，美国也看到，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兴起的反以浪潮，波澜壮阔，难以平息，国际舆论也越来越同情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担心被占领土局势继续恶化，威胁到它在中东的利益，因而采取了某些主动行动。
例如，由舒尔茨出面，提出了中东和平计划。
这个计划在召开国际会议、以色列从它占领的部分地区撤军和缩短自治过渡期等问题上作了一些让步，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
但在不接受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和排斥巴解参加中东和谈进程等关键问题上仍坚持原来立场。
然而，沙米尔却连这样一个不彻底的计划也拒绝接受。
他拒绝“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反对召开包括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的国际会议。
为了争取美国领导人和犹太人集团的同情，沙米尔03月中旬匆匆前往华盛顿进行游说，但并没有达到目的。
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当里根明白表示他支持舒尔茨的计划时，沙米尔和随行人员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
美国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应付国际、国内的舆论压力，安抚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不满。
这就是舒尔茨之所以不辞辛劳在短短的两个月内三次出访中东的原因。
他最近还破例与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两位成员接触，以此证明，即便在大选之年，美国也想在中东问题上有所作为，以继续掌握中东和谈的主动权。
然而，对于以色列于1967年强行霸占的西岸和加沙地带领土，沙米尔是寸土不让的。
他曾扬言，“从被占领土撤走可能会导致在阿拉伯人和我们之间爆发一场冲突。”
但事实上，正因为以色列军队赖在被占领土不走，才导致巴勒斯坦人抗以斗争的高涨。
沙米尔最反对的是美国新方案中关于以色列从西岸部分地区撤军的规定。
因为以沙米尔为代表的“利库德集团”，把吞并现为以色列非法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作为既定政策。
因此，尽管沙米尔也标榜要在占领区“为实现和平而努力”，实际上却在不断强化镇压措施。
沙米尔的所作所为激起巴勒斯坦人更加强烈的反抗，也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
美国是世界上犹太人最多的国家，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在包括物质等各个方面支持过以色列。
但他们中不少人对以色列当局残酷镇压巴勒斯坦人的暴行却是反感的。
美国犹太人大会执行干事亨利·西格曼就愤慨地指出，“以色列殴打巴勒斯坦人的政策是骇人听闻的、令人厌恶的”。
四百多名犹太人知名学者公开撰文要求美国同沙米尔“拉开距离”，并减少对以色列的军援。
几十名亲以色列的议员也公开写信批评沙米尔。
原拟趁访美之机争取犹太人集团支持的沙米尔遭到空前冷遇和抵制，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鉴于美国的态度，以色列联合政府内部以佩雷斯为首的工党成员对沙米尔大唱反调。
沙米尔断然拒绝美国的中东和平计划，而佩雷斯则表示赞成。
不无意思的是，在沙米尔赴美途中，与他同行的一位工党领导人、现任以色列议会外事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埃班，却肩负着向美国犹太人组织和美国政府通报以色列并未授权沙米尔代表政府和议会讲话。
这对沙米尔无异是公然拆台。
舒尔茨这次与沙米尔的会谈不成功，但并不表明美国的中东政策有根本改变。
然而，舒尔茨确实想作出努力，劝说阿以双方作出让步，使双方的立场逐渐接近。
但是，只要沙米尔仍然坚持僵硬政策，而美国在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和巴解组织代表权的问题上也不作让步，那末，舒尔茨的这次中东之行仍将落空。
人们不希望美国最近在中东问题上的一连串活动只是故作姿态。

专栏：
西德举行复活节进军要求核裁军
英国群众集会纪念反核运动30周年
新华社波恩4月01日电为期4天的大规模“复活节进军”1日开始在西德全国展开。
“进军”的中心内容是要求“裁减核武器和一切毁灭性武器”。
据“88年复活节进军信息中心”宣布，已有数千人参加了第1天的“复活节进军”。
在4天内，预计将有10万人参加在全国300多个城市和一些军事设施所在地举行的示威和集会。
这项活动于1958年开始于英国。
1960年传到西德。
到1982年和1983年北约增加军备和在西德部署美国中导时，“复活节进军”发展到高潮，成为“反对军备竞赛”的大规模和平运动。
新华社波恩4月02日电西德数万人2日在全国100多个城市和乡村继续举行“复活节进军”活动，要求核裁军和常规裁军。
02日，在慕尼黑市中心有1.2万人举行“复活节进军”集会。
在汉堡，当天有1万人举行集会和示威。
在集会上发表讲话的人包括来自法国、丹麦和苏联的讲演者。
他们要求建立欧洲“无核走廊”和“消灭欧洲一切核武器”。
杜伊斯堡有4000人集会，其中包括受到失业威胁的钢铁工人。
他们呼吁“和平和就业”。
新华社伦敦4月01日电伦敦群众1000多人今天在海德公园集会，纪念英国反核示威运动30周年。
集会者计划利用4天时间行进到位于伦敦以南的核武器研究中心奥尔德马斯顿，并将于4日在那里举行反核示威活动。
主办者今天说，预计参加4日活动的将有2.5万人。
许多30年前参加英国首次反核示威的人士出席了今天的集会，其中包括英国主要反对党工党前领袖迈克尔·富特等。

专栏：
英国通讯
迅速崛起的设计业
本报记者　李云飞
一门新兴的行业——设计业正在英国迅速地崛起，其影响所及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众多领域。
03月24日的《金融时报》报道，据英国设计业100家最大的公司的统计，去年的收入增加了50％，达到3亿英镑，预计今年的收入还会再增加30％—40％。
其它的材料则显示，目前英国仅设计咨询业务这一项，年产值就在10亿英镑以上，到1992年时将达17亿英镑。
而在这项业务方面就业的人数，目前是2.9万人，今年内还要增加6000人，估计到90年代初会多达6至7万人。
全世界的设计咨询业务的产值一年大约是60亿英镑。
这里所说的设计业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建筑设计、服装设计的范围。
更主要的是它还包括了产品的设计、包装以及各种业务的咨询、广告等方面。
因此，它才是英国最具有活力的“新兴行业”。
有人抽样调查了英国设计业的211家公司，发现其中半数以上都是1980年以后才建立起来的。
这个行业的专业性杂志《设计周刊》只有一年半的历史。
至于设计业所涉及的范围，可以说从日用消费品到工程机械，从内部装修到宣传广告，从汽车到报刊，无所不包。
例如：
英国航空公司的设备更新和新近落成的伦敦盖特威克机场的北候机大厅等都得助于设计业。
与设计业关系最密切的行业是电脑公司、零售商、娱乐业和金融界。
这里的舆论认为，它是一门引导时代新潮流的行业。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设计业的迅速发展是与近年来消费习惯的变化分不开的。
现在的消费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意商品的设计。
一种商品只要设计新颖、时髦，即使价格贵点也有人买；
反之，则往往无人问津。
经济学家把这称为“非价格因素”。
这就促使各种商品加快更新换代。
这使记者想起，在英国曾经听到有人喟叹：
中国的某些商品虽然质量不错，价格也公道，却因设计、包装落后而未能畅销。
要使我国商品真正打入国际市场，也需要大力加快发展设计业。
近年来英国设计业迅速发展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伦敦的时装业有了很大的起色，伦敦正迅速地成为国际时装中心之一。
目前英国服装工业的年产值是60多亿英镑，其中有10多亿英镑的产品是出口的。
英国人现在也舍得在衣着上花钱了。
据统计，平均每人每周花在衣着上的钱，男的是6.01英镑，女的是11.88英镑。
此间舆论认为，设计业是随着英国经济向服务型转变而兴盛起来的，但它同时也是撒切尔主义的产物。
英国保守党政府，尤其是玛·撒切尔首相本人从一开始执政就富有远见地支持、倡导设计业的发展。
英国贸易和工业部的工业和消费者事务国务大臣同时也称为设计国务大臣。
这在世界上即使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罕见的。

专栏：
世界上最大的鸟蛋
新华社伦敦4月02日电据《泰晤士报》今天报道，经英国科学家鉴定，存放在布里斯托尔博物馆内的一个鸟蛋是迄今世界上所发现的最大鸟蛋。
这个鸟蛋，长35.6厘米，是大约100万年前由象鸟产下的。
象鸟现已绝迹。
在17世纪中叶以前，象鸟生活在现在的马达加斯加岛南部。
自从18世纪50年代以来，在马达加斯加岛湖沼地区的沙地里已发现了几个象鸟蛋。
象鸟一般大如鸵鸟，但是特别大的象鸟可以长到3.7米长。
有些专家认为，《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辛巴德故事中那只神秘的大鹏鸟的传说就是由象鸟引起的。

专栏：
世界市场铜价不稳
新华社卢萨卡4月03日电
这里的一些研究初级产品市场的专家预计，由于世界市场上铜的供给、需求、存货水平和市场信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今年世界市场上铜价不稳。
从去年初开始，铜价在经过了几年的下降之后开始反弹，到年底达到创纪录的每吨3000美元，与年初相比，价格上涨了近1倍。
但是从今年01月以来，铜价有所下滑并维持在每吨2250美元左右。

专栏：
世界第1号环境问题——
每年土壤损失约二百六十亿吨
本报讯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最近发表一篇文章，报道了世界范围的土壤侵蚀情况，指出土壤侵蚀正在迅速成为世界最严重的环境问题。
文章说，据世界观察研究所今年的《世界状况》的研究报告估计，全世界每年土壤损失在260亿吨左右。
仅1982年的调查表明，单是美国一年就损失大约20亿吨。
文章说，对大量的土壤侵蚀就会严重减少世界粮食供应的问题，环境专家们还没有一致的意见。
据有些研究报告估计，美国农业生产每年因土壤侵蚀大约损失10亿美元。
康奈尔大学农业科学家戴维·皮门特尔说，这个估计太低了。
从长远生产率损失计算，一年损失大概为430亿美元。
文章指出，目前环境专家已搞清了造成土壤侵蚀的主要原因，即不适当地使用土地，而不是旱灾或恶劣天气造成的。
砍伐森林、过度的集约经营和在贫瘠的土地上耕作都是危害最严重的作法。
但是，像过去多次做的那样只是找出侵蚀的原因，是不能解决土壤严重侵蚀问题的。
需要一个地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进行调查，以便搞清楚每个地区受威胁的程度，并制订出适当的解决办法。
这篇文章指出，皮门特尔称土壤侵蚀是“世界第1号环境问题”。
但是还没有得到研究工作的最优先注意。
（宗和）

专栏：
图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街头的一座拱门雕塑，将现代建筑艺术与阿拉伯民族风格融为一体。
本报记者　徐建中摄

专栏：
意大利去年生产总值增长
但失业率上升公共赤字庞大
本报罗马4月02日电
记者罗晋标报道：
1987年意大利经济的基本特点是：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幅度较大，消费价格上涨率下降，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但失业率上升，公共赤字庞大。
据意大利预算部昨天摘要公布的《国家经济形势总报告》，国内生产总值在上年增长2.7％的基础上又增长3.1％。
国内消费增长4.3％，固定投资增长5.1％。
物价上涨率从上年的6.1％下降为4.6％。
出口增长只有3.6％，但进口增长幅度大，高达9.7％。
国际收支又出现赤字达9000亿里拉，占国内生总产值的0.1％。
失业率从1986年的11.1％上升到12％。

专栏：
法国科学院通过决议呼吁
欧洲制订长远空间研究政策
打破美苏两国长期垄断地位
新华社巴黎4月03日电（刘绍平）法国科学院最近通过决议，要求法国与欧洲制订一项长远的空间研究政策，以打破美、苏两个大国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地位。
法国科学院是在讨论了一份有关空间科研的报告后通过这一决议的。
决议认为，法国和欧洲必须制订一项“雄心勃勃的航天政策”，并使这一政策纳入其“坚定而又具有连续性的科技发展总政策中”。
航天委员会的报告阐述了发展欧洲航天研究的重要性，并强调必须在这方面作好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充分准备。
报告认为，欧洲提出载人航天飞行计划不是基于一种科学必要，而是“一种政治抉择”。
因为欧洲不能再长期听任两个超级大国“垄断”空间领域的活动，欧洲希望最终拥有“筹建其独立防务的手段”。
报告指出，欧洲宏大的航天计划应包括研制诸如“海尔梅斯”航天飞机等由宇航员驾驶的航天运载工具，以及参与美国航天站的研制。
航天委员会的科学家认为，科学工作者到空间从事科研的计划将会使各门科学以及技术和工业广为受益。
例如，航天飞机将可以为未来的高超音速运输服务；
与此同时，在自动化和机器人方面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也可以应用于国家的各项活动中。
报告也强调应当拨出专款从事载人航天飞行的研究并保证专款专用。
报告认为，必须首先重视地面上进行的科研工作，以便为空间中从事科研打好基础。
为此，报告指出，从现在起就必须着手制订一项关于应用卫星结构与设备的工艺研究计划，并将这一计划摆在优先的位置。

专栏：
波兰考古学家指出
丝绸之路曾延伸到波罗的海
新华社华沙4月03日电（记者单樨）波兰什切青国家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弗·菲利波维亚克最近对新华社记者说，根据他和波兰其他科学家的研究，9—10世纪时丝绸之路从中国经拜占庭一直延伸到了波罗的海南岸。
他说，波兰考古学家在波兰什切青省波罗的海沿岸的沃林从地下发掘一幢木结构房屋时发现了唐朝时期的一小条丝绸。
同时在这个废墟还发现了9世纪阿拉伯货币、南亚的珍珠、中东的玻璃念珠等。
沃林在9—11世纪是个大商港，与欧亚大陆均有商业往来。
他认为，中国丝绸是沿古代丝绸之路从中国内地经准噶尔、花刺子模、伏尔加河下游、里海、阿拉伯运到拜占庭（公元4—15世纪的东罗马帝国首都，现在叫伊斯坦布尔）的，随后流传到与拜占庭有通商关系的沃林。

专栏：
泰国沙敦府建经济特区
新华社曼谷4月04日电
据泰国《民族报》今天报道，国会上议院一个特别委员会最近通过一项将南部的沙敦府变为经济特区的建议。
这项建议是由上议院议员提出的。
据报道，该委员会对此进行了近一年的调查研究。
它认为，沙敦府在发展矿业、渔业、农业和旅游业等方面有很大潜力。
它指出，沙敦府在变为经济特区后将成为泰国连接太平洋地区的一个贸易和运输中心。

专栏：
苏联为不吸烟者增薪发奖
新华社莫斯科4月02日电苏联现有7000万“烟民”，约占总人口的1／4。
成年男子的一半、成年妇女的1／4都抽烟，16—17岁的青少年中“烟民”比例基本与成年人相同。
近20年来，苏联卷烟销售量增加约1／4，同时肺癌发病率提高近一倍。
这是苏联中央电视台今天在7日世界戒烟日前夕举办的反对吸烟节目中传出的令人不安的信息。
目前，苏联绝大部分的公共场所、公交工具、办公室内都禁止抽烟。
据统计，每100名吸烟者每年要给企业造成20万—22万卢布的损失，这是由于停下工作去吸烟室吸烟减少了工作时间和降低了劳动生产率，还不算医药费和休病假。
因此，许多企业对不吸烟者增加月薪、发奖金或嘉奖以资鼓励。

专栏：
经济札记
该由谁来拯救美元
张振亚
经过了两个月好不容易的平静，美元在3月份最后一周又连续发生猛跌。
1美元从兑130日元跌到兑124日元左右。
市场还风传会跌到120日元以下。
在人心惶惶中，纽约股票市场随之爆发跌风。
世界股票行情也随之大跌。
03月28日，瑞士热门股票一天下跌达9％。
苏黎世、巴黎、阿姆斯特丹和米兰的股票交易所行情下跌都超过了3％。
只有东京算是例外。
美国联邦政府有上千亿美元债券留在外国投资者手中。
人们早已指出，一旦这些投资者大量抛售美国债券，抽回资金，美元就会迅速下跌。
据市场交易商说，这次美元猛跌部分是来自握有大量美国政府国库券的各日本人寿保险公司，于4月01日开始的新财政年度前大量抛售美国债券的结果。
另外，英国、日本的经济繁荣也在吸引国际游资，加之美国的外贸逆差和预算赤字仍然庞大，这就促成国际市场上纷纷抛售美元。
可见，美元再次暴跌并非空谷来风。
美元不稳再次加重了去年10月纽约股票行情猛跌以来仍然笼罩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忐忑不安气氛。
各股票和债券市场都担心美元下跌将引发全球通货膨胀并导致外国人从美国撤回投资。
美元信用的恶化，责任当然在美国。
可是美国政府的一些负责官员却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
里根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斯普林克尔最近就若无其事地说：
“在经过几个星期的相对稳定后，最近的汇率波动不过是意料中的事。”
财政部长贝克上月和西德财长施托尔滕贝格谈话时，也含糊其辞地表示，美国政府是愿意把美元保持在现在的水平上的。
可是他所谓的美元“现在水平”究竟是指130日元、126日元还是120日元（注：
01月05日美元跌到此水平），连西德财长也摸不清。
贝克最近又把英镑对美元的升值看作是“无足轻重”，这就更表明，除非发生重大变化，近期内美国政府将不会采取行动支持下跌中的美元。
美国的这一立场，当然要引起其西方盟国的责难。
3年多来西方7个工业大国：
美国、加拿大、日本、西德、英国、意大利、法国一直信誓旦旦，要共同维持世界货币汇率的稳定。
但当美元每次下跌时，华盛顿照例是迟迟不采取行动，让别人为它火中取栗。
这次美元下跌到开始危及全世界金融市场稳定的时候，美国又是故态复萌。
因此，英国财政大臣劳森最近颇为气恼地指出，美元的稳定仍取决于美国采取适当政策，其中包括提高美国国内的利率。
可是，在美国总统选举年要现任的共和党政府提高利率，以加强美元对国外投资者的吸引力，这却是强其所难。
华盛顿的如意算盘显然是：
（一）希望美元的下跌能更有助于较快减少其每月的外贸赤字；
（二）让其他几个工业大国多向市场抛售日元和马克，以此来缓和美元下跌。
尽管这会加大日本和西德的通货膨胀压力。

专栏：
里根要求国会拨出更多科研资金
防止美国沦为世界二流技术强国
新华社华盛顿4月03日电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上周末对美国可能在技术上沦为世界二流强国表示担心。
他强调说，科研是“对美国的未来的必不可少的投资”。
里根是在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圣伊内斯山牧场发表这个讲话的。
他说：
“我们的想象力之眼能看到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如果我们不去探索，而别人去探索，那么我们就会落后。
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求国会为科研拨出更多资金”。
他说：
“今年我们将开始研制第4代粒子加速器，而一代又一代的粒子加速器都为我们的经济增长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最新一代加速器叫做超导超级对撞机，它将利用突飞猛进地发展的超导技术，从而使我们能够用前所未有的方式探索各种亚原子粒子。”
在空间研究方面，里根说：
“我们将继续研制航天站。
航天站进入轨道飞行，将使我们在外层空间的失重环境中进行从前不可能进行的实验，从而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世界和宇宙。”
他说：
“与此同时，在地球上，我们将寻求生物技术的突破，从而有希望使医药、农业和环境保护发生革命性变化。”
里根说，联邦政府目前的科研开支比10年前高58％。
但他认为这仍然不够。
里根说，我们已和全国各大学一起建立了14个致力于新技术基础研究的工程研究中心。
我们正计划建立10到15个新的科技中心，以便在普通科学领域进行同样的研究。

专栏：
品书札记
小儿吃瓜引起的艺术顿悟
——读丰子恺《缘缘堂随笔》一得
李春林
盛夏的一个傍晚，丰子恺先生带着九岁的阿宝、七岁的软软、五岁的瞻瞻和三岁的阿韦在槐荫下吃西瓜。
吃到百感畅快的时候，孩子们似乎已经充溢着生的欢喜，非发泄不可了。
最初是三岁孩子的音乐的表现，他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时候的“ngam、ngam”的声音来。
这“音乐之声”立刻唤起了五岁的瞻瞻的共鸣，他发表了他的诗：
“瞻瞻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韦吃西瓜”。
这诗又立即引起了另两个孩子的散文和数学的兴味，他们马上把瞻瞻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
“四个人吃四块西瓜！”
最后，子恺先生做了评判，他觉得三岁的阿韦的音乐的表现最为深刻而完全，最能全般表达出他的欢喜的感情。
五岁的瞻瞻把这欢喜的感情翻译为诗，已打了点折扣，然尚带着节奏与旋律的分子，犹有活跃的生命流露着。
至于软软和阿宝的散文的、数学的、概念的表现，比较起来更肤浅一层。
然而，他们将全部精神投入吃西瓜一事中，其明慧的心眼，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得多。
这是丰子恺先生《缘缘堂随笔·儿女篇》中记述的一个小故事。
人说子恺先生的散文总有一股淡淡的“禅味”，这种禅味，从四个孩子吃西瓜中便能尝出来。
丰先生真是一位高明的评判家，他给阿韦的“ngam、ngam”打最高分一点也不过分。
因为感情是艺术的生命，而音乐表达感情最直接、最完全，也最能感染别人，引起共鸣。
冯驩的“长铗归来兮，食无鱼”所引起的效果要比写一篇洋洋万言的提高生活待遇的报告大得多。
荆轲的“风萧萧兮易水寒”也比发表一通慷慨激昂的告别演说更能响遏行云，震撼人心。
至于楚霸王的垓下之歌、汉高祖的大风之歌，更不是其他任何艺术形式所能替代的。
可惜，如今已成绝响，唯留文字陈迹了。
就吃西瓜来说，阿韦的“ngam、ngam”把欢喜之情表达得更充分。
文艺理论的最核心的内容“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就在这“ngam、ngam”声中显现出来。
“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这个次序是按感情而不是按技巧排的，所以抓住了艺术的精髓。
昭君出塞琵琶曲，文姬归汉的胡笳十八拍之所以能动人心弦，不是因为她们的弹奏技术高；
“长笛一声人倚楼”，余音缭绕者不是笛声而是心声；
商人妇的琵琶声使白乐天泪湿青衫，是因为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
陶潜弹无弦琴，无声则有情；
庄周鼓盆而歌，在情不在器。
阿韦的“ngam、ngam”毫无技巧可言，但在子恺先生听来，却是“短笛无腔信口吹”，真情的完全泄发处，也许竟是音乐乃至艺术的最高境界。
儿童“有大人们所不及的明慧的心眼”。
子恺先生形象地阐明了童心对于艺术的重要，童心之可贵，贵在何处？
在简、在真、在纯、在专注。

专栏：
大地漫笔
模特儿与国情
一个十九岁的农村姑娘因为在美术学院当过几天模特儿，竟被流言和舆论给逼疯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真感到大悲哀，而尤其令我悲哀的是有人居然说：
“模特儿不合中国的国情。”
艺术用的人体模特儿确乎是从西洋油画的素描引进的，但真的就不合我们的国情吗？
我们的国情究竟是什么？
尺子不同，答案也就不同。
用僵化的观点看国情，就会把“大锅饭”、“铁饭碗”视为国情。
而用实事求是的、发展的观点看国情，那就必定认为非改不可。
石家庄第一塑料厂厂长张兴让发明了“满负荷工作法”，但那最初的触因据说是在访问日本时，看到日本的企业都是满负荷工作，联想到我国的企业现状，萌生了改革的念头。
倘若张兴让把“大锅饭”、“铁饭碗”都看作天经地义的“国情”，那么只会把“满负荷”看成资产阶级的洋玩艺，怎么会去发明“满负荷工作法”呢？
　李庆宇

专栏：
河湾
黄灿
从辽远奔泻而来
太累了
就在这里
徜徉
但不沉湎于安逸
仍作滔滔演讲
馈赠大地和天空
一汪问号
一弯奇想
碧绿地涌动
浩浩闪光
仿佛在说：
历史，只有转折
才能舒展出
更加笔直的希望
我在河岸，企盼
听得见源头的水滴
轰响心房
一声汽笛却
绷断了我的目光

专栏：
河畔（国画）　王瑛元

专栏：
深谷幽兰
陈丽
缕缕幽香，从杂草丛生的山谷里，从藤萝缠绕的灌木林里，飘出来。
在大别山长大的乡长弯腰采了一枝野花，又细又尖的五个花瓣托着亭亭玉立的花蕊，宛如少女的纤纤素手。
不惹人注目，香味却这样诱人。
兰草花，大别山的独秀。
“不但香，而且美。
兰花指！
怪不得古人用来譬喻女人的手。”
同行的一位诗人说。
“可我敢打赌，这深山老林里最美的姑娘，也不会有这样纤巧的兰花指。”
一位从郑州热电厂来的青年说。
是啊，山里的姑娘，从懂事时起就用一双小手帮助大人插秧、砍柴、破蔑子、挖草药，到了妙龄，哪个不是手指粗糙，手掌结满老茧？
漫山遍野的猕猴桃藤、油茶树丛中挺立着一株株马尾松，点点琥珀色的半透明液体从粗大的松节上滴落下来，凝成了松脂。
乡长告诉我们，两年以前，这儿夜晚还按照老祖辈的习惯，用松节照明。
“我们乡是苏区、山区、边区，也是穷区。
就是现在，也有好几百户患克汀病、血丝虫病，好些不得温饱的……”坦率的话语，深沉的乡情，不禁令我们这些异乡人怦然心动。
在这大别山深山区的一角，小小一个周河乡就为革命献出了1100多个优秀的儿女，而他们的遗愿又是怎样沉重地压在后代人的心上？
翻过山头，来到山谷，几簇翠竹，一弯清泉环绕着一个小山村。
一阵幽香从一间坐北朝南的小屋里飘出来。
一架架及顶的木梁上，千万条洁白的经线似银丝飞流而下，一排排姑娘们端坐在织床前，右手握小刀，左手将赭、蓝、橙、白各色羊毛细线织进尼龙经线里。
纤巧的手指像熟练的小提琴手在拨动琴弦。
飞鸟、花草、人像组成的古典式的花纹，从指间缓缓流出。
个个正值妙龄，有的才十三四岁，谁能想象出几个月以前，她们还在山上砍柴、挖草药呢？
从河北请来的年轻的师傅说，她们巧着哩，一个月学会看图纸，两个月学会织花、修剪，一天要织十几个小时，几个月下来从未捏过绣花针的手指变得巧若兰花，灵动如飞。
每个姑娘面前悬着一盏电灯，桔黄色的光点在手指间跳跃，那花卉，一朵一朵浓淡相间，栩栩如生。
一个肤若凝脂的美丽少女含羞带笑地低声告诉我，一天下来十个手指要拨动上万下呢，可才织一英寸宽，一张壁毯有的要织上一年半载。
值多少钱？
我问。
数也数不清，1万多元！
还运到西德、美、英、法、日、苏好多国家，不知要翻多少架山梁。
少女眼里显出梦幻般的神色。
环顾四壁土墙上，依稀留有松节烟熏火燎的痕迹。
幸运的山里姑娘，她们不再在松节灯下摇着奶奶留下的纺花车，消磨寂寞的漫漫长夜，也不再举着松节火把去驱赶闯进羊圈的饿狼。
她们采花、爱花、织花，在明亮的电灯光下编织着自己的青春和梦想。
一位年轻的摄影记者激动地把镜头对准了她们，一个个像含羞草似地忙把脸藏进彩线中。
哦，山里的少女，深谷的幽兰。
不是说穷苏区吗？
怎么会飞出如此美妙的壁毯？
乡长和书记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将登山时老落在后面的两位红脸壮汉推到我们面前：
“得感谢老大哥！”
原来一位是郑州热电厂的厂长，一位是厂党委书记，都年过半百，难怪爬起山来气喘吁吁。
三年之中，厂里先后五次派人来到这个贫困的老苏区，支援了十万元，帮助乡里从百里之外扯来了高压线，使祖祖辈辈点松节的山民们第1次见到了电灯光。
有了电，有了电视，有了信息，人的脑子也灵了，竟然和相隔千里之遥的河北某壁毯厂挂上了钩。
当乡干部领着姑娘们出外学手艺时，她们第1次看到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深山的兰草花，幽香会飘得更远更远，越过大别山，飘过大海……

专栏：
大地漫笔
说“化”
清朝以暴力推广辫子，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
正好相反，满族入主中原二六七年，倒使它成了接受汉民族影响最多的一个民族。
这个现象是很容易得到解释的，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说：
“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
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自然界的热传导，热能也是由温度较高的一方流向较低的一方嘛。
一种文化能不能被接受，就看它本身的吸引力如何。
与是否有武力作后盾是不相干的。
既然与征服不相干，接受异民族的文化也就不应该有屈辱之感了。
我们敢于引进外来的一切好的有用的东西，正好表明我们有坚强的自信心。
这里实在用不着神经衰弱。
鲁迅说过，我们喝牛奶，是让它成为发展我们身体的营养，用不着担心自己会化作一头牛的。
　朱正

专栏：
说民谣之类
浩成
我想，如果我们能编出一本《今谣谚》来，岂不比《古谣谚》更好！
这些民谣对当前一些社会现象，特别是各种不正之风刻画讽刺得生动、深刻、辛辣、有力，往往活灵活现，一针见血，几乎是力透纸背，入木三分，因而脍炙人口，不胫而走。
如说刻画某些机关干部的闲散逍遥，不负责任：
一杯香茶一支烟，一张报纸混半天。
来了文件划个圈，实际问题不沾边。
讽刺有些干部巴结领导因而升官，其诀窍为：
打牌一宿可不睡，喝酒八两可不醉，跳舞什么步子都会，领导说什么都对！
有的民谣总结干部能否提拔，其条件是：
年龄是金牌，文凭是银牌，后台是王牌。
歌谣中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进行的抨击可以说是大量的：
一、小白棍儿（烟）不顶事儿，辣辣嘴儿（酒）顶一会儿，要想办成事儿，必须事儿换事儿（意思是必须有交换条件才行，例如你录用我女儿，我安置你儿媳之类）。
二、书记要建房，主任来帮忙；
主任要建房，科长来帮忙；
科长要建房，采购员来帮忙；
采购员要建房，出差费帮忙。
三、会做不如会说，会说不如会拍，会拍不如会塞（贿赂）。
民谣古已有之，源远流长。
“直如弦，死道边；
曲如钩，反封侯”。
“飞鸟尽，良弓藏；
狐兔死，走狗烹”之类的谣谚还长期保持着生命力。
我国周代朝廷曾有采诗制度，当时的政府为了采集歌谣还专门养了一大批人。
《汉书·食货志》说：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于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何休《公羊传注》则说：
“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民间采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
政府采诗的目的也是十分明确的：
主要是为了解民间舆论。
据《国语·周语上》说，周厉王“得卫巫，使监谤者。
以告，则杀之”。
邵公谏劝他说：
“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也有人论证采诗机构是从汉武帝设乐府以后才有的。
但无论如何，了解下情和民意这一点对任何时期的政府都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民谣简单地认为是说怪话、发牢骚，恐怕是不对的。
即使一些民谣中有片面性或不准确的成份，也可以为领导提供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宝贵资料，应该相信人民群众还是会明辨是非的。
例如有一首顺口溜说：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儿哪儿亮。
共产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这是对“政策多变”表示不满，但仍然把党看成光明的太阳！
古代有一首民谣很值得我们注意，曾被孔子高度赞扬的子产在执政一年时人民咒骂他：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
但在他执政三年以后人民却赞美他：
“我有子弟，子产论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见《左传》）
一个有朝气有活力有自信力的政权，最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人们关注着历届人大政协会的民主发扬得如何，政治透明度怎样，这是一种极其可贵的历史进步；
民谣好比是反映这种进步的一个侧面的镜子。

专栏：
重逢
吴乐森
话如满天星
主题似银河
叙旧说新，缺月在复圆
忆那时　戎马初从
多少纯真　忠勇　憧憬
那血　那魂　那颗心
而今　只不过
几条山沟
染白一蓬劲草
依旧面迎秋风……
该珍惜的莫丢
该丢的不要宽容
天不老，人不老
话头如丝，直牵出霞红
含泪挥手
还是南下时那副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