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党的十三大召开之际，上海群众踊跃前往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购买中共十三大纪念信封。
《解放日报》记者　俞新宝摄

专栏：
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党的十三大代表小组发言选编（一）
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
湖南代表毛致用：
十三大报告的内容非常丰富，主要精神有三点很重要。
一是要坚定一个信念，就是一定要充分看到9年来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成就，继续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前进。
紫阳同志报告中列举的我国9年来三个翻一番、四个历史性变化、六个方面的重大成就，都是举世瞩目、令人信服、实事求是的。
全国是这样，我们湖南也是这样，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稳定发展，说明我们确实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尽管现在还有许多困难和问题，但应当坚信，只要我们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就一定能够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二是要把握一个论断，就是一定要清醒地认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根本上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
通过学习，要弄清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们最基本的国情，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
弄清楚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我们全部工作的中心，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弄清楚坚持两个基本点的统一，不断克服僵化和自由化的错误倾向，是加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
三是要明确一个主题，就是一定要深刻理解改革是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增强加快改革、深化改革的紧迫感。
中直机关代表朱穆之：
党的“七大”形成了民主革命阶段一套纲领性文件，指引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报告》是指引我们把社会主义建设好的纲领性文件，它对于中国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描绘了一个蓝图。
文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引起了世界瞩目。
《报告》讲得最好的一个问题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
我们过去所以长期犯错误，主要是没有摸清自己的客观事实，包括对自己的本事、能力、本钱的认识不够实际，搞了许多“左”的东西。
这次把初级阶段弄清楚了，可以使我们不至于犯错误。
《报告》把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即一种以为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行，主张全盘西化；
另一种以为可以超越初级阶段，一步进入共产主义，两种错误观点提出来，在实践上有极大好处。
初级阶段主要是克服“左”的倾向，因为我们长期犯的是想超越这个阶段的“左”的毛病。
当然右的问题也要注意。
《报告》另一个讲的好的地方是把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归纳了十二条。
这十二条是在碰了不少钉子的情况下得出的。
多年来，我们一直讲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但理论上说不清楚，行动上心里没底，缺少系统的东西。
《报告》把这些年的努力概括起来，讲了一个轮廓，非常好。
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很好地宣传，很好地学习，每个问题将来都能写一本书。
《报告》反映了我们党目前的最高认识水平，是个好文件，带有里程碑的意义。
四川代表廖伯康：
赵紫阳同志的报告从中国实际出发，贯穿着改革精神，充满了新思想、新观点。
这次大会将以其理论贡献载入史册。
我初步体会，新的理论观点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1）第1次阐明了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是掌握十三大文件精神的钥匙。
（2）科学地规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继续、发展和进一步概括。
（3）明确指出我国在社会发展问题上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决不能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4）对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作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科学解释，从理论上回答了一些改革措施究竟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
（5）正确阐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第1次提出新经济体制的运转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使我们对改革中的这个难题有了更加明确和清晰的认识。
（6）第1次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原则、途径和措施，以及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为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指明了道路。
（7）向全党提出了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
党在新时期如何加强自身建设，党的建设如何进行改革，怎样才能经受住执政和改革开放两方面的考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8）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实践中发挥和发展的十二条科学理论观点，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
报告具有鲜明的特点
中直机关代表宋德福：
中央在起草工作报告的过程中，确实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体现了我们党的民主作风。
报告的一些提法越来越准确、严谨；
内容越来越深刻、丰富；
文字越越来精炼、概括。
报告突出地有4个特点：
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旗帜；
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为立论；
以深化改革、加快改革为主线；
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根本任务。
报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相结合、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经济建设与党的建设相结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和新贡献。
报告是指导今后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北京代表李其炎：
赵紫阳同志的报告有4个突出特点，一是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报告对9年来成绩的估价很恰当，对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分析恰如其分。
战略目标、战略阶段和远景规划的提出符合我国国情。
特别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准确、科学，为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是突出了改革的精神。
报告对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都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
党政分开的问题拖了多年，这次提出了解决的原则和措施。
对干部制度上存在的种种弊病，也提出了改革的基本原则。
这样，深化改革就有了遵循。
三是理论上有重大突破。
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关于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论述，是我们党对马列主义的重大贡献。
相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将取得更大的进展。
四是充分肯定了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我们党对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确实是小平同志集中全党智慧具体指导的结果，报告对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符合实际，符合党心民心。
我们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
江苏代表陆定一：
我1925年参加革命，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30多年。
刚参加革命时，确信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但什么时候革命胜利，如何进行斗争，都不大清楚。
当时，就我个人来说，不知道革命要以农民为主力军，斗争的主要形式是长期的武装斗争。
遵义会议后，我们党从不成熟开始走向成熟。
抗日战争有了一本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准确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和三个阶段。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能够预见到战争胜利要5年时间。
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已经到了很成熟的时候了。
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任务应该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但开始也不大清楚，觉得“阶级斗争为纲”似乎也是对的。
还提出了一些幼稚的口号，什么“十五年超英赶美”，“文革”的时候，从牢里竟看到“两年进入共产主义”。
现在，紫阳同志代表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中等富裕的水平，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
这就讲得令人信服。
的确，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我们党已经成熟到能够正确预见未来的程度了。
我们有的同志担心，一百年时间是不是太长了。
我看还是想得长一点好。
这并不妨碍同志们将来把它提前实现。
三中全会以来的9年，改革是成功的。
尽管改革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但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功。
今后我们的改革还会遇到困难和问题。
困难和问题，与其想得少，不如想得多一点好。
但有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引，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一定会取得最后成功。
我们党领导革命是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领导建设也是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
现在我们应该高兴，看到党的成熟。
肯定邓小平同志的重大贡献符合党心民心
解放军代表迟浩田：
邓小平同志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贡献，有目共睹，举世公认，在十三大报告中给予充分肯定，是党心、军心、民心所向。
这段话的文字虽然不长，但是内容丰富，含义深刻，意义很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我们都亲身经历过。
从真理标准的讨论、反对“两个凡是”，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从推进改革开放，提出“一国两制”，到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党的每一个重大决策，都表现了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和远见卓识。
我们的国家如果没有小平同志掌舵定向，没有他在关键时刻所起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辽宁代表李涛：
《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60年。
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
第1次飞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次胜利的旗手是毛泽东同志，虽然他晚年犯了错误，但这个功绩不能否认，毛泽东思想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已经确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提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等，使我们又走上了第2次飞跃。
实现第2次飞跃的代表是邓小平同志，这是全党公认的。
报告肯定了邓小平同志在9年中作出的重大贡献，符合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心愿。
河北代表邢崇智、岳歧峰：
《报告》在谈到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第2次飞跃”时列举了12个科学理论观点，集中回答了我们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这12个理论观点的形成和成功实践，是邓小平同志的巨大功绩。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理论上的“第1次飞跃”，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了理论上的“第2次飞跃”，领导全国人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这里的中心问题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要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工作好坏的标准。
我们要用三中全会后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教育和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
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陕西代表董继昌：
《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是我们党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这对指导我国今后的建设和改革，避免“左”的、右的干扰，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如果说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的话，那么《报告》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理论基础。
广东代表谷牧：
《报告》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这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
经过30年的实践，我们在理论上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发展，是我们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贡献。
这是我们十三大的重要意义所在，我们不要低估了，将来若干年后，对它的意义将看得更加清楚。
但我们思想上要有新准备，不要以为有了这个文件，对初级阶段的认识问题就解决了，在实际工作中就没有斗争了。
因为在实践中还会出现许多新问题、新情况，一遇到这种情况，就会在思想认识上出现反复，又产生不同看法。
认识上的问题，要经过实践才能解决。
我们要勇于探索，勇于开拓，勇于创新，改变陈旧观念，不断深化认识，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前进。
广西代表陈辉光：
《报告》对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精辟的论述，是我党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初级阶段理论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产生出来的。
初级阶段的理论要求我们一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从太平天国起义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都失败了，只有我们党坚持马列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取得了胜利。
二是，必须看到，我国社会主义仍处在初级阶段，因为，我们的生产力水平还非常落后，如果不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去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体现不出来，社会主义就没有吸引力。
因此，这个初级阶段理论非常重要，是全党、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重大理论武器。
我们要用这个理论统一全党的思想，克服僵化和自由化的思想，增强执行改革、开放这个总方针的自觉性。
贵州代表龙志毅（彝族）：
听了赵紫阳同志的报告，我体会最深的有两点：
一是明确提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正确论断。
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联系我们贵州的实际，这个理论意义重大，因为我省是多民族的边远山区，底子更薄，经济文化很落后。
过去，由于对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缺乏正确的、科学的认识，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中，心里往往不踏实。
想发展商品经济，总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思想上老是有担心。
现在有了这个理论作指导，我们结合自己的实际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更加理直气壮了。
二是突出地提出了发展生产力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这是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的又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过去，我们看一个单位的工作，考察一个干部，衡量一个制度，往往是非不清，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那些生产好的单位和干部，被“四人帮”戴上搞“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加以批判和斗争，严重挫伤了干部和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致使经济发展缓慢，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没有确立这个科学的理论，没有这个明确的标准。
现在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明确的标准，工作就会更加顺心了，不断有起色了。
认真宣传贯彻党的基本路线
宁夏代表李恽和、李俊杰：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要很好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尤其是要搞好基本路线的教育，使之真正深入人心。
现在一些干部群众中有这样两种认识：
一种认为我们已经搞了38年社会主义，为什么还是初级阶段？
另一种认为中国生产力水平如此低，赶不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还叫社会主义吗？
因此，需要广泛深入地开展教育，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武装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
过去，毛泽东同志曾对新民主主义阶段的革命对象、动力、目标、路线等作了明确的阐述。
建议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结合起来，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有关理论再进行深入研究探索，作出更加系统完整的阐述。
解放军代表李耀文：
《报告》明确提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从而确定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正确路线。
从50年代后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有过不少挫折，根本原因是党的指导思想脱离了实际，急于求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因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重大成就。
要正确贯彻党的路线，必须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报告对“左”、右倾思想根源作了精辟的分析，提供了反“左”、反右的思想武器。
报告所以强调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时期的主要任务，主要是“左”的积习很深。
要正确地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两个革命、两次飞跃，任务不同，方法也不尽相同。
第1次是推翻“三座大山”，这一次是搞自我完善，改革那些与客观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的东西。
因此，我们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要肯定应该否定的东西，也不要否定应该肯定的东西。
报告对这个问题处理得非常好。
例如，报告在谈到民主问题时，还强调发扬我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强调发扬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又如，党政分开、干部人事制度，都是既有肯定，又指出弊端，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不能一讲过去的弊端就把过去说得一无是处；
一讲改革的好处，就把它说得尽善尽美。
要正确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报告提出党的建设问题从来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要从严治党，抓好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使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经得起开放的考验。
过去，党中央有预见地指出警惕糖衣炮弹的进攻；
今天，党中央强调要把反腐蚀寓于建设和改革之中。
我们还要注意防止把商品交换的原则引进党内生活中来；
随着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更要加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

专栏：
朝鲜总理李根模将访华
埃塞俄比亚和波兰外长将来访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应中国政府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李根模将于11月09日来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这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
这位发言人还说，应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邀请，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贝哈努·巴耶赫将于11月04日至8日访问中国，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马里安·奥热霍夫斯基将于11月10日至1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专栏：
来信
江苏一农民满怀激情向十三大报告
改革使我还清了两代人的帐
编辑同志：
我叫陈瑞新，住江苏沛县张李庄村。
1962年我刚满10岁，父亲就去世了。
5年后，母亲也因病离开了人世。
15岁的我全靠众乡亲抚养成人。
母亲去世时给我遗留下一笔帐。
我成年后结婚时又借了一笔钱。
前些年，我虽然没日没夜地干，但由于生产队是“干活大呼隆，出人就记工”，一天的工分值不了几毛钱，加之我们这里是“沙土窝”，粮食亩产最高才400多斤，一年下来，连肚子都填不饱，更不要说还帐啦。
有几次我想种点菜卖钱还帐，可就那几分自留地自己也没有自由，生怕被抓了“典型”，一直也不敢干。
到1980年，我已欠帐2000多元，整天被这块“大石头”压得抬不起头。
1982年，俺们村开始搞土地承包。
我家包了6亩地，这下我可有了用劲的地方。
当年我种了4亩小麦，由于下了功夫，肥料上得足，居然收了1250多公斤。
爱人望着这么多新麦笑出了眼泪。
为了还帐，我又开始种辣椒。
在村党支部和县、乡农技部门帮助下我利用太阳能温床和塑料大棚种了1.3亩肉质型辣椒。
每天，我不是侍弄辣椒就是到农技站去求教，为了便于照顾菜苗，我索性搭个窝棚住在菜地里。
由于采用了新技术，我种的辣椒4月中旬就开始上市。
后来一算1.3亩辣椒竟收入了4000多元。
我不仅一次还清了两代人的帐，而且还有生以来第1次有了存款折。
今年，我种的辣椒虽然遭了点灾，但仍收入了5000余元。
县委书记来向我祝贺，省里有位副厅长还来看了我的辣椒园。
编辑同志，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好政策，我的帐恐怕还得传给儿子、孙子。
我打心眼里感激党，欢迎党的改革政策。
我请您代我向党转达一个农民的敬意。
从广播里听到党的十三大召开，相信十三大后俺农民的生活会更上一层楼。
　此致
敬礼
沛县张李庄村　陈瑞新口述
沛县广播电台　颜世民整理

专栏：
管好用好国家援建资金
陕北老区基础建设卓有成绩
本报讯
记者景险峰报道：
陕北建设委员会9年来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围绕加强陕北老区的基础建设，从解决370多万农民的温饱入手，管好用活国家9年来支援陕北建设发展基金4.5亿元专款，注重实际经济效益，逐步扩大有偿使用比例，不断增强“造血机能”，取得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新成立的陕北建设委员会对国家支援的建设发展资金，主要用于改变农业基本条件，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
围绕这个重点，集中抓了田、水、林、草、路、电等六个方面的基础建设项目。
截至1986年底，延安、榆林两地区利用陕北援建款，新修和改造基本农田122.76万亩，累计达500余万亩，做到农业人口人均1.3亩。
1984年陕北地区粮食总产量达到13.75亿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
1986年与1978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45％。
而今，农民的居住条件和衣着有了明显提高，人均新增住房面积4.4平方米。
农民人均口粮连续6年稳定在250公斤左右，人均收入则比1978年增长了3.2倍。
到去年年底，陕北两地区所有乡镇和50％以上的行政村都通了汽车，并实现了县县通电。
去年，陕北两地区乡镇企业总收入达3.26亿元，比上年增长48.9％，比1980年增长3.8倍。
与开发“硬件”同步，陕北援建资金在智力投资和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等方面，也发挥了显著作用。
为了提高投资效益和增加积累一定的周转资金，陕北建设委员会规定：
今后安排使用陕北援建资金择优扶助，按项目分给投资和材料，并逐步扩大有偿使用的比例。
凡有经济效益的项目，一律实行有偿扶助。

专栏：
经贸部负责人发表谈话
“东芝机械事件”使我蒙受重大损失要求日方全部履行合同并赔偿损失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对外经济贸易部一位负责人今天向记者介绍了“东芝机械事件”后中日两国政府进行会谈的情况，并要求日本政府切实采取措施，使问题尽早解决。
今年05月发生“东芝机械事件”后，日本政府禁止东芝机械公司对我履行已签约价值24亿日元的合同。
同时，其他厂商同我签约的9亿美元合同也因日本政府未批准生效、没有发许可证而不能按时履行，对我国经济建设造成重大损失。
这位负责人说，本月19日至21日，日本政府派遣通产省贸易局局长畠山襄、外务省经济局审议官赤尾信敏一行4人访华，同我国经贸部有关负责人进行了会谈。
会谈中，日方表示：
“东芝机械事件”的制裁措施不是针对中国的，但因此而给中国造成损失，日方深感遗憾。
东芝机械公司同中国签订的25个合同，除1项通产省准备批准履行外，其余准备采取延期履行、赔偿损失或用其他厂家产品顶替等办法解决。
对“东芝”以外的9亿美元合同，中方提出的重点项目，日方将作为行政例外案件，于近期内批准并发放出口许可证。
其他项目，日本已组成特别审查小组，于年内或明年初审批完毕。
对此，中方代表表示，“东芝机械事件”本来与中国无关，却使中国蒙受了重大经济损失。
日方在“东芝机械事件”后，加强“禁运”措施，严格审批制度，使更多合同不能按时履行，不仅给中国经济建设造成重大损失，也影响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
对日方5个月来未采取实际措施认真解决这一问题，中方表示了不满，同时向日方提出以下要求：
1、同东芝机械公司签订的24亿日元合同，日方应全部批准履行，到期合同应在年内履行。
中方不同意延期履行或以其他厂家产品顶替的办法。
2、受“东芝机械事件”影响的9亿美元合同，日方应尽快批准生效并发放许可证，因日本政府拖延审批而拖延履行合同的，应对中方企业赔偿经济损失。
3、“东芝机械事件”发生后，日本修改法律，加强禁运限制，对此我们十分关注，日方应采取切实措施，放宽限制。
经贸部这位负责人在介绍了上述情况后对记者说，中方希望日本政府切实采取措施，尽快妥善解决这一问题，以保证中日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正常发展。

专栏：
议论风生
——党的十三大侧记
本报记者　高新庆
26日下午，广东省两位老书记习仲勋、任仲夷和现任书记林若同志并排而坐，以普通党代表的身份与其他代表一起，认真审议紫阳同志的工作报告。
他们畅所欲言，议论风生，谈了不少很有内容、很有见地的意见，给人启发。
林若：
“人们可以吃‘定心丸’了”
讨论中，大家议论到中央给广东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与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相结合，广东经济如虎添翼：
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基本赶上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时的速度。
1986年与1978年比，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外贸出口总值都增长2倍以上；
8年来新增固定资产、修建等级公路、新增通信能力，均超过前29年总和。
说起这一点，林若同志突然话锋一转，讲到一个“放心”、“不放心”问题。
林若说：
“尽管广东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正确的，但人们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顾虑。
比如说，农业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决了多年来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但是很多农民仍然担心政策会变，希望中央每年为农村发一个‘一号文件’，作为‘定心丸’。”
会场上情绪活跃，大家交头接耳。
有人插话：
“前几年发了，今年没有发。”
林若：
“对，今年没有发，所以总感到不踏实。”
又说：
“对外经济活动、经济体制改革等也碰到类似问题。
广东有几千家‘三资’企业，上万家‘三来一补’企业，稍有风吹草动，牵连国外人士不安。
这说明人们思想上还存在一些疑虑，对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还不放心。
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
林若微笑着说：
“紫阳同志的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基本路线，指出初级阶段有上百年时间，这就是说初级阶段实行的一些政策、措施可以长期不变。
人们可以吃‘定心丸’了！”
习仲勋：
“要欢迎批评，不要怕批评”
习仲勋同志谈到建设一个好的党风时说：
“我认为，要欢迎批评，不要怕批评。”
“批评不一定是坏事嘛，任何一级，从中央，到省、地、市、县、乡镇领导，特别是刚上来的年轻同志，要听得见人家的批评。
因为一个政党、一个团体或个人，总得做工作，要做工作都难免犯错误。”
又说：
“改革、开放是前人没有干过的事业，哪能没有一点失误，没有一点错误？
除非不干工作。”
有人插话：
“不做工作是最大的错误！”
习仲勋点了点头，加重语气说：
“不怕犯错误，争取不犯大的错误，犯了就改，‘文革’这么大错误也改了嘛！”
杨应彬（省政协副主席）说：
“我们不仅要总结改革、开放9年的经验，还应该总结建国30多年的经验教训，用以教育党，教育人民，教育后代。
现在一些人光讲党犯错误，不了解党依靠自身的力量纠正错误。”
有人插话：
“纠正错误是有信心，有力量的表现。”
任仲夷：
“希望报告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
广东代表团小组讨论对价值规律问题议论颇多。
任仲夷就这个问题率先发言。
任仲夷说：
“我希望报告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
开初报告稿未提，现在报告加上了一句话：
‘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
加上这句话很重要。”
任仲夷强调：
“过去，由于我们在经济工作中无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曾经吃过很多苦头，教训十分深刻。”
有人插话：
“我们过去走下坡路与此有关！”
任仲夷接着说：
“十二大报告和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都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
这是我们党对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变。”
“这次报告，总结9年来的实践经验，更应当突出地提出这个问题。
这样不仅达到前后衔接，而且使全党在今后的经济工作中更加自觉地掌握和运用价值规律。”
“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按价值规律办事，那就根本不可能。”
林若接过话头说：
“完全赞同你这个意见！”
林若又说：
“过去人们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形成了僵化思想和僵化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广东这个‘岭南佳果’之乡，在旧体制下，实行统死政策，排斥价值规律，使水果生产萎缩。
改革、开放冲破禁区，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发展生产，开放水果市场，今年全省水果面积达800万亩，总产量居全国首位。”
有人插话：
“广东香蕉最近只卖二毛五一斤哩！”
林若兴奋地说：
“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放手发展商品经济，广东经济的发展速度可以保持两位数水平，本世纪末，我们就有可能达到亚洲‘四小龙’80年代初的水平。”
习仲勋插话：
“应该比他们快一些”。
三位新老书记的发言，既给人启发，也给人激励。
最后，习仲勋希望广东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中，走在全国的前列。
代表们用热烈的掌声作了回答。

专栏：
畅谈党的十三大
“搞好改革开放，事业发达兴旺”
——十三大代表孙永久访问记
本报记者　赵相如
“不搞改革开放，就没有出路。
搞好改革开放，我们的事业就一定能发达兴旺。”
十三大代表、江西省鹰潭市委书记孙永久向记者列举了大量事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1983年08月，记者曾到过鹰潭。
那时位于浙赣、皖赣线交会点的鹰潭市，不过是一个四等小站，刚刚辟为省辖市。
市委、市府还在借来的几间房子办公。
孙永久曾对我说：
“用不了几年，你再来看看。”
现在鹰潭已被国务院批准为甲级开放城市。
就在短短4年时间里，鹰潭已成为有10.4平方公里的热气腾腾的中等规模城市，市内绿荫浓、道路平，规划得很有条理。
去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比1983年增长1.7倍，外贸出口供货总额增长1.8倍，城乡人民储蓄余款增长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49％，今年工农业和财政收入均比去年有更大幅度的提高。
“1984年04月，我们开始抓工商企业的简政放权、搞活企业的改革，并分别签订了利润包干合同，全市国营工业企业绝大部分已实行了厂长负责制，集体企业全部实行。
企业的业务经营、人事调配，企业内部的经济分配，均由企业的负责人全权决定。
改革与墨守成规大不一样。
改了之后，企业与个人，多劳就多得，充分发挥了积极性。
所以我体会到，我们的事业不搞改革，就没有希望。”
当时，有个企业搞得十分出色，企业负责人按承包规定，可得奖金2万元。
这笔钱发不发，有的说：
“发不得。
这么多钱发下去，他不成了资本家？！
”
孙永久经过再三琢磨后坚定地表示：
发！
不要怕人家富。
他的企业两年创造利税400多万元，奖给他2万元这种做法本身也是对平均主义、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突破。
孙永久是个参加革命40来年的老干部。
有人劝他：
“快退下来了，你这样搞，不怕出岔子？”
他说：
“我看，只要不是为了个人谋私，改革出点风险怕什么！”
原先鹰潭人才奇缺。
他和一些同志商量后，决定公开在全国引进。
以他牵头的人才引进小组审批，只要批准，管户口的公安局，管粮食、管房产的有关部门都必须开绿灯，决不允许借故为难。
很快进来了158名各种能人。
现在这些人大多在各个领域里独当一面，既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也解决了鹰潭这个新兴城市的人才饥渴问题。
当时也有多种议论，对这种做法不满。
孙永久泰然处之：
“搞改革，会打破一点常规，冲破一些习惯势力，若是有些人出来反对，评头品足，你也不要当回事。”

专栏：
畅谈党的十三大
深化改革振兴林业
——十三大代表、林业部部长高德占谈林业发展
本报记者　谢联辉
烧毁大片珍贵森林的大兴安岭特大火灾，以及由这场大火所暴露的林业系统问题，引起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普遍关注。
党的十三大代表、林业部部长高德占对记者说，最近一段时间，林业部机关认真总结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的教训，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大家认为当前林业的主要问题，一是森林资源危机，二是林区经济危困，过去对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没有很好地认识、研究，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及时解决。
党的十三大，部署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强调依靠科学技术加速四化建设。
这些将是我们克服官僚主义最有力的武器，将为林业摆脱困境指出一条希望之路。
这位在较短时间内就对林业工作做了较深了解的部长很有信心地说，党的十三大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在新的里程中，林业一定要振兴，一定能振兴。
他介绍了部党组针对资源危机和经济危困提出要做好的两项任务：
增加森林资源；
增强企业活力。
他说，我国森林面积本来就很少，加上长期的重采轻造，乱砍滥伐，消耗大于生长，森林资源出现严重赤字。
怎样扭转目前这种被动局面，当务之急是认真贯彻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的方针，坚决执行采伐限额，制止计划外采伐，加快迹地更新，抓好植树造林，大力发展用材地基地。
并采取措施，尽快摸清家底，搞好资源普查。
建立和健全管理体系，把管理森林资源的消长作为林业部门的重要职能。
森林在生态系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森林的破坏又会给经济建设带来巨大的损失，而且直接影响人们的生存环境。
所以，国家一直把控制人口的增长和管理森林资源的消长作为基本国策。
象抓计划生育那样把森林资源管好，是我们林业部门的职责。
林业是一个区别于其它行业的特殊部门，具有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应该采取区别于其它行业的办法来管理。
现行的林业管理体制虽然有所改进，但基本上仍未脱离管理采掘、加工工业的模式，对这种采伐后需要资源更新的产业，投入少、负担重、欠帐多、重取轻予、违背了林业发展的规律，使企业失去了活力。
要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根本的出路在于改革。
对重点森工企业实行投入产出包干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一定几年不变，并逐步做到政企分开，自主经营。
在企业内部，实行指标分介，层层承包，落实到人。
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南方集体林区的林业责任制，加紧建立林业基金制和划定统配材基数。
广泛开展横向联合，实行林纸联合，办开放性林业。
总之，要采取有力措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
林业职工队伍是一支能吃苦耐劳、有贡献的队伍。
这位部长说，我是这支队伍中的新成员。
要深化改革，要振兴林业，不仅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还要有科学的态度，更新落后的传统观念。
过去人们往往把林业工作看成是一种种树、砍木头的行业，经营粗放，管理落后，生产效率低。
怎样从粗放经营、传统林业转到科学管理，集约经营的轨道，真正按照森林生态规律和商品经济规律管好林业，需要我们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边探索。

专栏：
畅谈党的十三大
经济法制建设必将加快
——经济法专家顾明的展望
本报记者　鲁牧
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10多年的经济专家顾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担任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总干事、中国经济法研究会会长，成为国内外知名度甚高的经济法学者、专家。
党的十三大开幕后，记者专程拜访请他谈谈感想。
这位建国初期当过县长、厂长，长期从事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工作者，如今虽已两鬓染霜，但是精力十分充沛。
他那思想敏捷，话语肯切，朴实无华，注重实际的气质风采，不减当年。
谈到党的十三大，他开门见山地说：
“这是我们党在开拓前进道路上又一个新的里程碑。
‘三句不离本行’，十三大后，我国经济法制的建设步伐必将进一步加快。”
有道是“温故而知新”。
顾明在回顾历史中告诉记者：
旧中国只是东拼西凑地抄袭日本六法全书中的一些单行法条款，谈不上经济法制建设。
新中国诞生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建设社会主义法制。
到1963年，全国人大和国务院颁布了1775件法律法规，属财政经济的就有863件，占总数的48.6％。
但1979年以前，经济法还不认为是独立的法律部门，连“经济法”这个名词都没有。
顾明说，经济法是改革、开放、搞活的产物，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创举。
1979年以来，中央领导同志一再指出，国家根本法是宪法，还有具体法，经济法是最重要的，是基础。
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专门设立经济法室之后，1981年国务院建立了经济法规研究中心。
从此，我国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开始走上有计划建设的轨道。
这样，1979年至1986年，在颁布实施的530多件法律法规中，经济法律法规有370多件，使所占比重上升为70％。
1986年，旨在促进和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进一步对外开放，振兴国民经济重点行业，又制订了《“七五”立法规划》，内列300多项，绝大部分是经济法律法规，力争在“七五”期间建立起比较完备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规体系。
他认为，随着经济法制的逐步强化，促使我国经济建设明显地实现两大转变：
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市场机制、宏观管理经验，从排斥、拒绝转变为有批判地借鉴、利用；
由人治转向法治，即减少行政命令，加强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运用法律法规来调控经济运行，以使我国全面地实现以法治国。
话题又回到党的十三大。
顾明说，党的十三大中心议题是“加快改革”。
政治、法律属于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改革和建设需要法律来保障，加快改革必然要求加快经济法制建设的步伐。
整个法制建设都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来进行。
他说，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和法制的建设由于封建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存在而有着特别的紧迫性，又由于受到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的各种条件限制只能有计划有秩序地发展。

专栏：
畅谈党的十三大
“脚，要踏在实地上”
——访十三大代表王森浩
山西日报记者　冯勤学　本报记者　陈维伟
王森浩是山西省省长。
记者请他谈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体会，他却谈起煤来。
过去，记者只知道山西出煤，却不知道眼前这位十三大代表曾在基层煤矿干过20多年。
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54岁的王森浩对记者说：
“过去每年1到10月份，国务院就发急电催煤；
这几年不再催了，因为我们的煤多了。
怎么多的呢？
我们的‘招法’很简单，就是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大中小一齐上，国家、集体、个人并肩干，特别是搞了乡镇煤矿。”
王森浩拿出了两个数字：
“过去30多年只搞国营煤矿，国家投资37亿元，产煤9000万吨；
如今，我们搞了乡镇煤矿，短短七八年，在国家没有投资一分钱的情况下，同样也产了9000万吨煤。
这还不发人深思吗？”
谈到山西省的煤矿企业除了国营的，还发展了哪些经营形式时，王森浩掰起手指举例道：
“有乡镇联办的，也有村与村联办的，还有户与户联办的。
全省约有30多万农民从事乡镇煤矿生产，接近全部农村劳动力的1／10，当然，这些农民上午出去挖煤，下午还回来种地，我管这叫‘亦工亦农’。”
“为什么非要搞乡镇煤矿？
国家直接搞不好吗？”
记者问。
“乡镇煤矿的特点是农民自己集资，自己经营，自己挣钱。”
王森浩说，“若是国家来办，需要大量投资，产9000万吨煤，国家大约要投资135亿。
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一下子怎么能拿得出这么多钱？
所以，不搞乡镇煤矿、不走多种经济形式一齐上的路，我们煤炭紧张的局面就缓和不了。
我们应当抛弃‘一大二公’等不切实际的空想。
脚，要踏在实地上。”
谈到这里，记者说：
“王省长，您是在用具体事例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哪！”
王森浩笑了：
“赵紫阳同志在报告中已经把这个理论讲得很透彻了，我不过是结合自己的工作谈一些体会。
改革的理论出自改革的实践，而改革的实践更需要改革的理论来指导。
听了紫阳同志的报告，我们的思路理顺了，方向更明了。
我相信，思想上新的飞跃，必然带来建设和改革的新的飞跃。”

专栏：
“要加强人大的法律监督”
——访十三大代表陈丕显同志
本报记者　张平力
近十年当中，陈丕显同志参加过党的十一大、十二大，这一次，他做为上海的代表，又参加了十三大。
在赵紫阳同志做十三大政治报告的第2天，他就到上海代表的住地参加小组讨论。
见到他熟悉的和尚未熟悉的一些同志，陈丕显谈到自己的一点感受：
“从党的十一大到十三大，政治报告中谈民主、谈法制一次比一次多，一次比一次内容丰富、深刻，这在十三大政治报告中看得更清楚了。”
他认为，这说明党对国家的领导水平越来越高了，说明我国正在脚踏实地的向民主化、法制化，也就是向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目标推进。
这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对此感到极大欣慰。
“您在小组会上打算讲些什么呢？”
记者问。
丕显同志竖起一个指头：
“我今天只谈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人大的法律监督。”
他解释说：
“紫阳同志在政治报告中特别提到了‘加强人大的法律监督’。
我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好，很有必要在党代会上特别强调一下。
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权，是宪法赋予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职权，加强这项工作，从根本讲就是人民行使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是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体现。
这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扩大人民民主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之点。”
陈丕显同志说，从各地的情况看，目前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工作，的确存在着很多困难和问题。
比如说，对人大的法律监督职能，有些党委、政府部门中的同志尚有不正确的习惯认识，不尊重人大的监督职能，认为“法律、法则不如红头文件，红头文件实际上又不如领导讲话”；
有的同志把人大监督看做“多一个婆婆”。
在人大工作的同志也有畏难情绪，怕强调监督会被认为是“和党委‘唱对台戏’”等等。
他认为，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我们国家缺乏民主和法制传统，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还未真正树立起来。
丕显同志告诉记者，他一直在考虑这样几个问题：
一，应该让共产党员和各级党的干部认识到，许多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大事，光是党内做出决定还不行，还需要通过国家的形式，把党的主张变成国家意志、人民意志，这样才能更好地组织人民建设新生活。
为此，就要加强人大的法律监督作用。
二，应该懂得，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有各种形式的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不同于党纪、政纪、司法、审计和舆论形式的监督，它属于国家最高的法律性质的监督，有关部门必须首先把接受这种监督作为自己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
三，应当明确，人大和“一府两院”（即政府、法院、人民检察院）之间的监督和被监督关系，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而是由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所规定的国家机关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实行监督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
这与我党的根本宗旨并行不悖。
丕显同志说，上述几个问题认识清楚了，人大的法律监督就比较容易实施了。
陈丕显同志沉思了一会儿说：
“当然，人大法律监督的内容、范围，监督的方式和程序，还有必要作出界限明确的规定，解决好人大法律监督‘既不失职，又不越权’的问题。
在这方面，全国人大、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全国人大常委会多次征求各方面意见，反复研究，已经有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但还要下很大功夫，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监督程序法。
赵紫阳同志的政治报告明确了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我相信通过贯彻十三大政治报告，一定能较快制定出有关法律监督的法律。
记者问：
“人大要行使法律监督的职权，是否有一个接受党的领导和人民的监督的问题呢？”
丕显同志说：
“我正要讲这个问题。
人大要行使法律监督的职权，必须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和人民的监督。
各级人大在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审议和通过重大监督议案时，要事先向党委通报，监督工作中遇到人大常委会自身解决不了的问题时，要及时请党委协调解决。
当前的问题是，相当多地方党政不分现象比较严重，许多事情还是党委决定、政府去办，人大一监督，就会监督到党委头上；
有的地方党组织不重视人大的监督工作，有的干预人大行使监督权，甚至有的政府负责人还分管人大工作。
这些都给人大的监督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要扭转这种状况，关键是要加强和改善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
他说：
“党委与人大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不同于行政上上下级那种命令和服从的关系。
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制定和贯彻路线、方针、政策，通过人大党组织的活动以及在人大工作的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来实现，而不是直接向人大发号施令。
这一点，从中央的领导同志到各级党委，都应该明确。
此外，人大及其常委会一定要加强同代表和选民的联系，注意倾听人民的呼声，了解民情，反映民意。
这一点与人大及其常委会接受党的领导的问题同等重要，应当作为人大监督工作的基础和保证。”
当上海的代表告诉丕显同志，上海市委在十三大前刚刚就加强人大工作专门召开了会议。
丕显同志说：
“好，好，这是党对人大工作的支持。”

专栏：
邓颖超参加河南代表团讨论
勉励代表在改革中取得更大成绩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记者徐耀中）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今天上午参加党的十三大河南代表团的分组讨论时说，河南代表团的代表中有许多年轻人，我很高兴。
希望河南的同志贯彻好十三大会议精神，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取得更大成绩。
83岁高龄的邓大姐是河南代表团的一员。
她对河南的同志们表示歉意说，近些年由于年老和身体不好，没有能到河南去，做的工作也很少，当河南代表没有尽到责任。
邓大姐告诉大家，她翻看了河南代表团的名册，她所认识的老同志没有几位，大多数都是年轻同志、新同志。
她说：
这很好，表明我们的革命事业有希望。
这次大会后，中央领导机构要相当年轻化。
她说，她要向大家学习，吸收点营养，感受点朝气，多学一点年轻人的优点。
讨论会结束后，代表们簇拥着邓大姐合影留念。
临别时，邓大姐对河南代表说：
我很想念河南的父老乡亲。
我拜托各位代表，向河南的党内党外同志，向河南的父老乡亲表示问候，祝河南在改革和建设中取得更大成绩，祝愿他们身体健康。
代表们祝愿邓大姐健康长寿！

专栏：
东西方杂技精英会演“杂技王国”
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开幕
据新华社石家庄10月27日电
（记者杨树勋）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今天在石家庄市河北省体育馆开幕。
在轻快的乐曲声中，来自澳大利亚、法国、民主德国、朝鲜、墨西哥、苏联的6个外国杂技团和国内的15个杂技团的170多名杂技演员出场向上万名观众挥手致意。
杂技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表演艺术之一。
中国在2500多年前就有了杂技，被称为“杂技王国”，河北省吴桥县就是著名的“杂技之乡”。
在这次杂技节上，来自吴桥县杂技学校的学生和民间杂技艺人，将和各国演员一起同台演出。
这次杂技艺术节将对国内杂技节目评出金狮奖和银狮奖，对国外杂技节目颁发金狮纪念奖。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了今天的开幕式。

专栏：
体育
中国女排胜巴西队
10月28日，中国女排在第2届日本杯世界女排赛中，以3∶1（30∶20、30∶25、33∶35和30∶9）战胜巴西女排。
　（据新华社）

专栏：
乌兰夫会见马里军事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国家副主席乌兰夫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国防部长塞古·利率领的马里军事代表团。
会见时乌兰夫说，代表团带来了马里人民的友好情谊。
他表示相信塞古·利一行的来访将增进中马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乌兰夫请塞古·利转达李先念主席和他本人对马里总统穆萨·特拉奥雷的问候。
塞古·利说，在访问过程中，代表团所到之处都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和军队对马里人民和军队的真诚友谊。

专栏：
体育
催人奋进的形势
——第24届世界体操锦标赛述评（上）
本报记者　刘小明
刚刚结束的鹿特丹世界体操大赛，检阅了各国队伍现状，展示了体操运动迅速发展的新趋势。
中国队成绩喜忧参半
中国男队保持了世界亚军的地位，并夺得两枚单项金牌；
女队当中大多数都是新队员，团体由上届第7名跃为第4名，取得历史上第2个好成绩。
这样的比赛成绩来之不易，是战胜了许多困难，诸如抽签分组不利，主将李宁比赛中受伤等等，全队团结协力，顽强奋战的结果。
通过这次比赛也使人感到，中国体操队尤其是男队面临的形势很不乐观。
同冠军苏联队的比分差距比上届拉大了。
这里面除了受一些重要客观因素影响外，更需要看到中国队自己的不足和问题。
行家们也都认为，在中苏较量中，苏联的全队水平高于中国队。
中国队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新手跟不上来。
目前真正有实力夺取名次的，依然是1983年获得团体冠军时的3名老队员。
放眼明年乃至以后的世界大赛，中国队不能总依靠几员老将。
李宁、楼云、许志强固然还有提高的余地，但潜力毕竟有限。
如果新手不能很快接上来，即使下次抽签分组有利，也未必能战胜苏联队。
新老交替问题是各队都要遇到的。
罗马尼亚女队也经历过低潮，曾经从1979年的世界冠军一下子掉到1981年世界锦标赛的第4名。
中国男队的情况还没有象当年罗马尼亚女队那样严重，人家能够经过几年的努力重登世界冠军奖台，中国运动员也并非不能办到。
难动作开始“贬值”
观看本届世界锦标赛后，人们发现过去的一些高难动作，现在会做的选手越来越多。
前几年，能象中国名将童非那样在单杠上连续左右手、正反握单臂大回环的选手凤毛麟角，而这次单杠上半数左右的运动员都能做单臂大回环和特卡切夫腾越等飞行动作。
正因为大家都会做了，难动作也就算不上“难”了。
国际体操联合会正酝酿制订明年奥运会后实行的新的规定动作和新的难度标准，现在不少D组（最难级别）动作，那时将降成C组，现在C组的降成B组，而更难更新的动作才列入D组。
在本届比赛中，女运动员动作难度发展超过男子，特别是在自由体操项目，有个别女将的难新动作连男运动员也很少做。
罗马尼亚沃伊尼亚的直体后空翻两周接“回笼”，苏联奥梅里扬奇克的空翻转体1080度接“回笼”，这些动作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而她们完成得干净利落。
男选手中独创的高难动作这次并不多见，仅有苏联的柳金和中国的李春阳在赛前练习时做过团身后空翻三周，不过他们在比赛中都没有使用。
此外，古巴运动员在跳马中做过前手翻接团身前空翻两周，也相当难，可惜落地不稳。
苏联名将比洛泽尔采夫在单杠上连续四个左右开弓单臂大回环，中间还包括左右转体180度，然后是特卡切夫腾越接京格尔空翻。
这套动作难度大，编排有新意，裁判给了9.9分的高分。
总的来看，当体操运动发展到一定的难度后，要取得新的突破不容易，动作难度的增加也不是无限的。
光有难度，成功率不高，也不可能获得好分数。
在新的形势下，体操运动员只有既追求难新，又注意提高动作质量和稳定性，才能获得好成绩。

专栏：
体育
八省市健儿争出线
全运会帆船比赛拉开序幕
本报海口10月28日电
第6届全运会帆船预赛，10月28日在海口市宽阔的秀英湾上进行。
福建、山东、湖北、浙江、上海、江西、江苏和广东八省、市的114名帆船健儿，在这里展开了第1轮角逐。
比赛采用三角绕标的形式进行7轮较量。
每名运动员取其中6轮较好的成绩计算总分，排列名次。
在预赛中，获得各项前10名的运动员将参加决赛。
第1轮比赛最先到达终点的是：
芬兰人型，湖北李俊；
飞行荷兰人型，山东苏里、于文波；
男子470型，福建林波、郑宁；
女子470型，江西刘波涛、曹媛媛。
　（邓光川　曾征祯）

专栏：
南阳举行张仲景学说讨论会
本报讯
记者马在新报道：
中华全国第2次张仲景学说讨论会10月20日至23日在其故乡河南省南阳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415名代表就中医事业的腾飞，特别是张仲景学说的弘扬展开讨论研究。
张仲景是东汉末年伟大的医学家，以他的巨著《伤寒杂病论》及其学说哺育了世代名医，隋唐以后即远播东瀛，饮誉世界。
1700多年来，中外研究其学说而成书者逾2000家。
这次大会收到论文1172篇，其中中青年的论文占50％。
代表中既有高等院校、科研和医疗机构的名医，也有潜心研究张仲景学说的农村医生。
此次会议由民办公助的南阳张仲景国医大学承办。

专栏：
台湾一些出版单位出版大陆探亲旅游手册
新华社香港10月28日电随着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日益临近，台湾一些出版单位纷纷出版大陆探亲旅游手册。
目前在台湾已上市的大陆探亲旅游手册，均刊有大陆最新地图，旅行社，饭店价格表，以及铁路、公路交通时间表等。
并配以彩色、黑白照片。
有的手册还设计成袖珍型，便于台胞赴大陆途中携带。
这些手册出版后，得到台湾民众的欢迎。
博雅出版社出版的《大陆探亲旅游手册》在台湾“红十字会”出售时，半小时便售出80本。

专栏：
台湾记者皮介行喜接亲友电报海峡波涛从来隔不断血的亲情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记者邹爱国、端木来娣）台湾记者皮介行今天上午来到人民大会堂采访时，中共十三大新闻中心工作人员递给他一份电报：
“欣闻您已到北京，热情欢迎您光临杭州。”
记者一打听，原来这份电报是皮介行父亲的儿时伙伴俞葆成从杭州发来请大会新闻中心转交皮介行的。
皮介行高兴地告诉记者：
“俞先生和家父关系很密切，他们小学时是同学，当年常在一起学习、游戏。”
皮介行对记者说，他父母是1948年从大陆到台湾的。
谈起他父亲，皮介行不禁叹道：
“去年我父亲身患癌症，曾去信求俞先生和我在大陆的亲戚寄些药品来。
遗憾的是海峡两岸没有通邮，来信、物品只能由其它地方转交。
当我们收到他们寄来的回信和药品时，我父亲已经离开人间。”
皮介行拿着电报对记者说：
“我今天收到俞先生的电报十分高兴，现在我回故乡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我父亲生前曾对我说，有机会一定要到大陆看看，可是父亲来不了了……”
说到这里，皮介行动情地说：
“海峡两岸的同胞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血缘，这种血的亲情是不能割断的。
台湾民众要求开放、交流的愿望，如浪潮般澎湃，作为一名记者，我应该为两岸交流作出贡献。”
皮介行先生这两天一有机会便到街头巷尾采访，这里的一切，他都感到很新鲜。
采访结束后，他走出人民大会堂，悄声地对记者说：
“在大陆我准备逗留二十天左右，大会结束后，我还要去浙江、上海等地探亲访友，因为那里有我的姑姑、表姐、表弟和表妹。”
当记者与他握手告别时，他用坚定的语气说“来大陆采访，我等待已久。
前面有人走，后面有人跟，海峡两岸交流的路才能打开。”

专栏：
在北京市亚运会标志产品和为迎接亚运会开发的新产品展销展评会上，人们选购带有亚运会吉祥物大熊猫“盼盼”图案的生活用品。
　本报记者　孟仁泉摄

专栏：
教科文零讯
教科文零讯
●重庆国画院10月28日在京举办展览，69名画家创作的120幅国画佳作在中国美术馆同观众见面。
习仲勋、方毅、宋任穷、王首道、廖汉生、胡子昂等领导同志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天宝、何郝距等兴致勃勃地前来观看展览。
　（据新华社）
●华中师范大学科学会堂10月28日在武昌桂子山奠基。
这座会堂将由图书馆、两个研究所和学术活动报告厅等部分组成，总建筑面积为9500平方米。
它的建筑总投资为人民币770万元，其中香港知名人士邵逸夫先生捐赠1000万港元（折合人民币470万元）。
　（据新华社）
●美国田纳西大学空间研究所能量转换研究发展部主任、美籍华裔女科学家林颖珠教授10月26日受聘担任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名誉研究员。
林教授曾于1985年荣获全美杰出女工程师奖，她的名字曾多次被列入美国妇女名人录。
　（钟殿）

专栏：
海内外学者讨论“妈祖文化”
新华社福州10月28日电（记者刘国柱）“妈祖文化”学术讨论会，今天开始在福建省莆田市举行。
出席讨论会的有海内外民俗学和历史学专家、学者60多人。
收到论文60多篇。
这些论文从民俗学和历史学角度揭示，妈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民间传说的妈祖，名林默，生于莆田湄洲，自幼聪慧，熟悉水性，善观气象，常常帮助出海渔民化险为夷。
她逝世后，被当地人民尊奉为“海上保护神”。
过去自大陆渡海赴台湾的人，均祈祷妈祖保护平安。
出席讨论会的专家学者指出，目前台湾有妈祖庙800多座，信仰者占全省人口2／3。
台湾各地的妈祖庙都以福建湄洲妈祖庙为祖庙，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遥拜湄洲妈祖庙仪式。

专栏：
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许士杰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海南将成为我国最开放的省份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记者李尚志、陈智强）党的十三大代表、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许士杰今天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说，开发、建设海南国家将实行更特殊、更开放、更优惠的政策。
海南岛资源丰富、环境优美，对各国朋友敞开着大门。
应中外记者的要求，许士杰同另两位党的十三大代表——海南建省筹备组成员、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姚文绪，海南建省筹备组成员、海南行政区党委副书记王越丰，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外记者，就海南建省的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许士杰说，海南岛面积3.4万平方公里，是仅次于台湾的我国第2大岛。
人口605万，还有170万华侨分布在世界各地。
他介绍了海南岛的自然条件、矿产资源、海洋资源、热带作物资源和旅游资源等方面的基本情况。
他说，现在，海南建省筹备组正按照国务院关于给海南省以更多自主权、更优惠政策的精神，积极进行建省的筹备工作。
许士杰说：
“我们按照海南对外要更加开放的原则，正在修订过去的有关规划。
我们还要根据这次十三大报告中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关要求，今后海南建省伊始，就将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多搞经济实体，让经济实体大显身手。
我们要把海南办成我国最开放的省份。”
许士杰说：
“我们欢迎各国朋友来海南投资。
合作、合资、独资兴办企业，都将受到欢迎。”
有记者问及海南的“汽车事件”。
姚文绪说，按照中央政策，这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它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按照中央的规定，进口汽车在海南岛范围使用，而是把进口的汽车销到全国各地。
现在这个问题已得到解决。
他说，我们历来认为劳动致富是光荣的，但致富要按国家政策办，海南汽车事件说明，一方面要按照中央政策积极开放，另一方面要严格遵守国家的规定。
许士杰在回答记者关于海南岛的开放与香港有何区别的问题时明确宣布，海南岛与香港不同。
他说，香港是自由港，海南岛某些方面类似自由港，但将不完全是自由港，而是有某些限制。
有记者询问海南对外国投资要求什么条件、与中国其他特区有何不同。
许士杰答，在海南投资，可以享受现在中国所有特区的优惠条件，此外，由于国家给海南更多的自主权，因此，海南审批项目可以更快，数目可以更大，基本建设的规模可以比其他地方更宽。
国外人员的进出可以更加方便。
在海南岛投资生产的产品出口不受国内配额的限制。
外汇的管理将比特区更放宽些。
有的香港记者问：
“海南建省筹备期间，向香港筹集多少资金？
是否聘请香港人才，聘请哪方面人才？”
许士杰说，香港是我们筹集资金的一个方面，筹集多少，要看企业家愿不愿意投资，这要两相情愿，我们单方面没有具体计划。
他说，海南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大量各方面人才，我们准备向国内其他地方聘请，也准备向香港聘请，需要哪方面人才，就聘请哪方面的人才。
这也要两相情愿才行。
有记者问海南在土地使用方面有什么特殊政策。
许士杰说，海南岛的土地实行有偿转让政策。
与深圳特区不同的是，海南岛上全部土地都可以自由转让，你认为哪块合适，就可以买哪块。
欢迎大家来这里买地皮盖房子。
这里的土地既可以做抵押，也可以转手买卖。
土地使用期一般定为50年，50年后你如果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办理延长手续。
有记者提及海南有没有把握与台湾竞争时，许士杰说，从面积上看，海南岛比台湾略小，但资源丰富的程度并不比台湾差。
由于各种原因，海南岛的经济建设与台湾省相比存在一定差距。
因此，国家批准海南按更开放的办法办，给海南岛更大的自主权。
依靠这么好的政策，加上我们努力地工作，要力争在不很长的时间内赶上去。
有记者问中国是否要在香港设立海南开发建设顾问委员会。
许士杰说，由于香港历史上与海南来往密切，有许多海南人在香港做生意、从事各种工作。
我们愿意聘请关心海南建设的有独到见解的人士为开发建设海南的顾问委员会委员，他们不一定都是香港人。
目前，这个问题正在酝酿。
有记者提到如何筹集海南建设资金和是否发行专用货币。
许士杰说，海南刚开始建设时，国家在资金上是要给予一定支持的；
我们要把海南作为一个窗口，欢迎内地各省、市、自治区来这里办企业、办工厂；
我们还要积极利用外资，独资经营，合作经营，合资经营都可以，都给予优惠政策。
至于是否发行专用货币，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现在还在研究之中。
关于外币流通问题，我们准备首先允许外国银行在海南设立办事机构。
外国银行经批准后，可以在海南岛内开展一定的业务。

专栏：
渝穗沈汉四市领导对中外记者谈改革
企业破产鞭策落后　丑恶现象坚决取缔　民主建设积极推进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记者黄奉初、陈湘安）我国城市经济改革的4个先行地区的负责人，应中外记者的要求，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与记者们座谈，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
这4位负责人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广州市市长朱森林、沈阳市委书记李泽民、武汉市市长赵宝江。
他们都是党的十三大代表。
当大会新闻中心负责人介绍了4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后，会场气氛活跃，记者们纷纷提问。
不少记者对沈阳市实行企业破产倒闭试点很感兴趣，他们问，这种做法有没有人反对，是否经过厂工会同意，国营企业是否也实行破产倒闭试点。
李泽民说，1985年以来，沈阳市已对7户集体企业发出破产警戒通告，现已有1户宣告破产，有2户经拯救已复苏，还有4户正在拯救复苏中。
总的来讲，绝大多数职工是满意的。
当然，对这一探索认识上有一些差异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
经过宣传教育，大家都理解了，接受了。
我们对这些破产企业的处理，是经过国家的工商、税务、银行等经济综合部门研究确定的。
在宣布破产时要同工会组织反复协商，取得工会组织的支持和理解。
至于国营企业的破产试点，要等国家企业破产法正式实行以后再进行这方面的探索。
有记者问，去年以来，广州市社会治安方面出现了卖淫、赌博、走私等现象，市政府对此采取了哪些措施。
朱森林回答说，这是一种不良的社会现象。
这些现象在社会主义中国是不允许的，也是在建国初期就已绝迹了的。
现在，由于外部或内部的原因这些现象又重新出现了。
我们已采取坚决态度消除这些丑恶现象。
今年06月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个关于取缔卖淫、嫖宿、暗娼的规定，就是要用教育、行政、法律的手段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的记者问，前一段广州一家新闻单位说，收看香港电视会受资产阶级的影响。
朱森林说，香港电视节目有好的，也有不健康的。
新闻单位发表意见，这是他们的看法。
美国新闻周刊记者问，赵紫阳的报告中允许非劳动收入，防止两极分化。
关广梅的工资比普通工人高20倍合适吗？
李泽民回答说，经营者或职工有劳动收入，也有非劳动收入。
这种非劳动收入是允许的，也是合法的。
但这种非劳动收入在全部收入中的份额也是很小的。
沈阳试行的租赁经营和股份制经营，租赁企业的经营者有风险收入，因为他对企业承担了风险。
至于关广梅，她的租赁经营收入比较高，也是正常的。
她的风险收入部分，我们现在有一个办法，即建立风险基金。
这种风险基金存入企业，不计利息，作为企业经营不善，发生亏损时的赔偿。
有些记者提出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们问在座的两位市长，在加强民主中，你们两个市建立了市长与市民的热线电话，你们愿不愿意竞争选举、差额选举？
朱森林说，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这方面我们进行过很多尝试，因为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
1986年01月我们建立了市长专线电话，在沟通市长与市民的联系，反映市民要求，解决了一批市政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起了很好的作用。
我们还采取接待群众，在电台举办
“公仆与市民”的节目，开展“假如我是市长”的建议活动等。
至于选举制度，现在实行的是间接选举，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形式选举市长。
这次党代会规定，选举要进行差额选举，相信将来市长选举也将采取这种方法。
这种差额选举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竞选。
武汉市市长赵宝江当场向记者宣布了他与市民联系电话号码：
27777，他风趣地说，哪位记者到武汉来，可以打这个电话找我。
他在记者席上的欢笑声中补充说，他同意朱森林市长关于差额选举的意见，认为这有利于选拔有才能的人进入政府，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
一位香港记者说，我提的问题不象他们那么严肃。
请问改革开放地区采取什么措施防止艾滋病。
四位负责人都回答他们那里目前还未发现有艾滋病。
一位市长诙谐地说，在艾滋病的问题上，中国是最安全的地方。
广州市长补充说，广州是对外文化交流的通道，我们正在密切注视着这个问题。
武汉柴油机厂聘请“洋”厂长也引起记者们的兴趣。
武汉市长介绍了武汉市在聘请外国专家、吸收外国先进管理方法的情况，四位负责人一起热情地请在场的中外记者向世界转达他们的意向：
欢迎各国专家前来帮助他们搞好企业管理。

专栏：
体育
纹枰手谈一睹为快
太原棋迷瞩目中日围棋擂台赛
本报太原10月28日电
记者吴骅报道：
第3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第11场比赛尚未拉开战幕，古城太原已充满了大赛前的紧张气氛。
27日，芮乃伟和山城宏到达太原时，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均持谨慎态度。
进驻并州饭店后，两人都切断了房间内的电话，谢绝一切来访和采访，准备决战。
有人曾问山城宏对芮乃伟有何看法，山城宏说对芮乃伟的棋没有深入研究，他认为和女棋手对弈与男棋手没有什么区别。
28日，中方主帅聂卫平和江铸久也抵达太原助战。
主办这次比赛的太原晚报社和太原天龙啤酒厂原定在能容1400人的工人文化宫会议厅挂盘讲棋。
由于集体和个人购票的达到6000人，主办单位只好临时增加了3个分赛场挂盘。
采访这次比赛的记者们也已先期抵达太原，其中包括杭州、成都、天津、北京等围棋爱好者集中城市的晚报。
日本方面也有3名记者随山城宏飞抵太原。
中央电视台和山西电视台已经做好向全国转播的准备工作。
据权威人士透露，芮乃伟虽是女将，但仍有40％—50％获胜的可能。

专栏：
苏联摄影图片展览在沪开幕
据新华社上海10月28日电
为纪念伟大10月社会主义革命70周年，由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主办的《苏联摄影图片展览》今天在上海图书馆开幕。
上海市副市长刘振元和苏联驻上海总领事斯特罗克为展览剪彩。
这次图片展览的80多幅照片，展示了10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70年来，苏联各方面的情况和建设成果。

专栏：
薄一波为《政治体制改革一百问》一书撰写序言
明确政治体制改革近期目标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薄一波指出，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要日程上，改革近期所要达到的目标概括说大致有三条：
第1，增强党和国家机构的活力。
要解放思想，要实事求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用教条主义看待新事物。
第2，真正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
这里核心的问题是领导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第3，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以及基层的积极性。
薄一波说：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必须实行党政分开，解决党加强领导、善于领导的问题；
必须实行权力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地方各级也有权力下放问题；
必须进行机构改革，克服官僚主义；
必须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使年轻优秀德才兼备的人才得以脱颖而出；
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
大体上，这也是我们近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薄一波是在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编写的《政治体制改革100问》写的序言中这样说的。
这本书即将出版。
薄一波在这篇文章中接着说：
政治体制改革，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切实加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政府和各级干部的监督。
我们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不能搬用西方的两院制、多党制和三权鼎立。
我们的民主是有领导有秩序的，要在安定团结的前提下，把民主和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结合起来。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注意存利除弊，扬长避短。
现行政治体制中的弊端一定要克服，但不能丢掉我们好的东西，特别是不能丢掉我们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决定问题比较快，决定了就办的优势。
他说：
总之，我们的改革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政治体制改革要达到的总的目的，用一句话说，就是要有利于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

专栏：
许家屯就香港金融问题会晤署理港督霍德
新华社香港10月27日电
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今天中午在港督府同署理港督霍德就香港金融问题进行了会晤。
霍德向许家屯介绍了当前香港股市和期货市场的局势，对中国驻港金融机构的支持，特别是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对第2次支撑期货市场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许家屯感谢霍德就当前香港金融情况的通报。
他说，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我们能有机会同港府进行合作感到高兴，希望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继续发展。

专栏：
谷牧将出访澳大利亚、新西兰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应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的邀请，国务委员谷牧将于11月中、下旬对澳、新两国分别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专栏：
一种新型节电灯研制成功
本报讯
苏州三电有限公司研制的SANEX节电灯，最近在上海通过专家鉴定。
这种采用稀土三基色荧光粉的节电灯，一支11瓦灯管的亮度胜过一支75瓦普通白炽灯的亮度，节电效率达80％，其灯管寿命比普通白炽灯长。

专栏：
农村改革第9年
“两博”的“飞毛腿”
鲁道生　吉太耘
安徽省当涂县的博望镇和新博乡，简称“两博”，位于苏皖交界，近靠南京。
早在明万历年间，这里农民就以打铁为业，三搭四伙，走南闯北，代代相传。
这使两博人经商意识强，远行胆量大。
如今，两博地区成了颇有名气的“刃具之乡”，产品不再是单一的民用剪刀、菜刀，而是为大工业、为军工服务的各种机械刀具和机械模具，适用于飞机、汽车、船舶、机电制造等十几个行业，销往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刃具生产发展这样快，主要是靠一支拥有7000人之多的农民购销员队伍。
两个乡镇给购销员作出不少开放、搞活的新规定：
购销员可以不属一厂所有，他们可以同时为数厂推销产品；
在外面签订的合同回来可以自由选择厂家生产；
购销员报酬实行多销多得、多购多得，上不封顶……这些相当灵活的办法，使两博的农民购销员队伍迅速壮大，几年间便由几百人增加到7000多人。
新博乡埂东村农民陶昌顺，当了26年购销员，人称“推天转”。
天尚能推得转，可见推销本领之大。
可这位“推天转”过去提心吊胆，许多人拜他为师，不敢收受。
近八九年他胆子大了，收下100多个徒弟。
徒弟又带徒弟，算起来，他的“推销弟子图”上应有数百个名字了。
7000购销员占两博总人口的1／10，占男劳力的1／3，比刃具生产工人多一半。
正是这7000“飞毛腿”，跑遍全国四面八方，凭借一纸合同一张嘴，把“刃具之乡”的几百家企业，同全国数万个厂家联结起来，从而形成了一个以远程贸易为特点的全国性刃具专业市场。
在这个特殊的市场，产销双方不用直接见面，生意可以做成一笔又一笔。
去年，经购销员之手，两博地区销售刃具、模具上百万件，收入6700多万元，购进钢材、煤炭一万余吨。
当涂县第二刃具制造公司经理程恒行，9月初从北京开会回到新博乡。
他扳着指头乐滋滋地告诉我们：
“近年把，我们新博乡有60多名老购销员回乡办厂，他们已掏出120多万元，新办了8个厂。
今年这8个厂总产值可搞到1400万元。
这些人富了，就想干点事业，带大伙一起富。
他们不是守财奴，是有远见的企业家。”

专栏：
中银集团促进内地香港贸易
本报讯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开放政策以来，港澳中银集团在配合国内“四化”建设，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及设备，提供咨询服务，促进香港和内地经济贸易的发展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在资金融通中，中银集团以支持生产型出口创汇和技术先进的进口替代型项目为主。
据初步统计，从1978年至1987年06月，该集团对内地投资项目和金融机构的资金融通累计共一千九百多笔，融资额度为一百九十七点九亿港元。
其中为给客商在内地投资贷款和直接给内地企业的融资而组织的银团贷款共三十三笔，提供资金四十四亿港元，占银团贷款总金额二百一十四亿港元的百分之二十点四。
此外，与内地省、市、区政府单位及金融机构签订“一揽子”担保贷款，从1984年至1986年底共二十笔，金额共三十六点二亿港元。
他们先后在特区设分行，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设代办处或联络点，与香港工商界、海外华侨、国际财团进行接触，促成一批项目。

专栏：
古井贡酒产于安徽亳州。
现在古井酒厂已成为年产万吨、利税2000余万元的大酒厂。
古井贡酒多次被评为中国名酒，并被列为出口重点酒。
图为古井酒厂机械化包装车间一角。
胡清摄

专栏：
大西北在召唤
——记大西北蓬勃兴起的求才热
本报西北记者组
80年代的改革浪潮，猛烈地拍打着大西北的门户。
中国西部土地突然惊醒了，丰富的资源在广袤的土地上闪光。
“大西北不应该是贫困的！”
看着内地和沿海的经济腾飞，大西北的各级领导有了紧迫感。
他们寻根探源，开始意识到真正的贫困在于“人才”的贫乏。
“人才”，这挂在嘴上几十年的名词，并不生疏。
但是，只有在商品经济冲击大西北社会生活的今天，大家才突然感觉到了它的新意。
“富裕”和“贫困”——双重的挑战
“富裕”和“贫困”，这一对互相矛盾的词汇，同时向大西北挑战，折磨着大西北人，使他们日夜不安。
陕西人夸陕西，说：
北有黑煤，南有黄金，关中是棵“白菜心”。
宁夏人说：
塞上江南，五颜六色，盛产红（枸杞）、黄（甘草）、蓝（贺兰石）、白（滩羊皮）、黑（发菜）。
甘肃人不服气，说：
莫高窟、白兰瓜，河西走廊、刘家峡。
66种矿产中，25种储藏量居全国前5名；
镍、铂储量为全国之冠。
青海人也有话说：
草原碧绿湖水蓝，柴达木里尽是盐。
这里的盐，可供全国10亿人吃1万年；
铺条路，从地球可以通到月球。
新疆人可以毫不夸口地说：
南昆仑，北祁连，脚踩一片大油田；
哈密瓜、葡萄干，走遍全国的羊肉串……
没错！
打开中国的地图，哪里的资源能与大西北相比！
可是，在大西北，只要你出去走一走，听得最多的一个词却是“穷”。
青海每年吃掉国家补贴7个亿；
甘肃吃掉5个亿；
宁夏吃掉8个亿，还喊钱紧。
陕西财政虽有好转，也为“钱”愁。
1985年西北五省区工业总产值还不到上海市工业总产值的一半！
全国固定资产原值平均每百元利润为12.4元，上海为40.9元，而西北五省区最高才8元！
一边是沉睡的“富裕”，一边是醒着的“贫困”！
醒着的贫困折磨着大西北人，可是他们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推醒那沉睡的“富裕”：
人才匮乏啊！
50年代初以来，大批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开赴大西北，使西北五省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总数达110万。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数字。
然而，细一算，并不乐观。
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大都集中在城市、平原和大型骨干企业或科研单位。
在广袤的草原，在浩瀚的荒漠，在边远的山区，技术人员却少得可怜。
全宁夏共有高级工程师8名、高级农艺师9名，还不及内地一个大中型企业多；
甘肃平均31万亩草原才有一名畜牧技术人员，而青海则平均155万亩草原才有一名！
据预测，从现在到2000年，新疆共需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超过50万人！
更叫人焦心的是：
缺人人偏走。
80年代初，沿海和内地经济的迅猛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
他们率先采取了一些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
多年来卡得很死的人才管理体制，一旦松动放开，人才流动大有“决堤”之势。
湖北襄樊，山东烟台、青岛以及江浙、南粤一带的企业和单位，纷纷以住房，高薪等手段，招揽、网罗西北的专业技术人员。
为了吸引陕西人才，襄樊市专门盖了个专家楼，安置陕西来的科技人员，陕西人痛悔地说：
“一江春水向东流，襄樊有个陕西楼”。
沿海和内地有的地方更大胆，他们以不要户口、不要工资关系，不要组织行政关系招徕人才。
陕西白河县中学，一次有20多名教师不辞而别，致使学校工作顿时瘫痪。
据统计，1979年至1983年5年间，甘肃每年流失专业技术干部1000余名，而新疆则流失9964名！
青海海西州50年代和60年代从内地来的大学生300多人，到1986年仅剩下11人！
“孔雀东南飞”。
这才是大西北真正的危机，也是大西北无法回避的严峻挑战！
以战略目光看“人才”
一说到“人才匮乏”，甘肃省的一些老干部就感到愧疚。
60年代初，中央曾打算把石油学院等几个大学放到甘肃办。
在征求省上意见时，一些负责同志连连摇头，说：
现在肚子还填不饱哩，再办个大学，甘肃粮食就更紧张了，算了！
算了！
如今想起来，真是后悔莫及。
反思使人清醒。
领导机关开始意识到：
人才与智力的开发，是发展大西北的战略关键。
各省的人才管理、人才交流机构，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他们组织专门力量，调查人才的现状和问题：
甘肃陇西有的农村，为了应付上边检查，宁愿每天花两块钱，雇人替孩子进校坐板凳、装样子，也不愿让孩子真正上学读书；
天水市的乡镇企业，几年来，垮掉的全部是文盲、半文盲当厂长的厂子。
宁夏农村劳动力人均受教育每增加一年，可使农户人均收入提高10元，而全区农牧业人口的55％是文盲、半文盲，个别偏远县乡，文盲竟高达80％以上。
在青海，有的牧民宁愿让孩子当和尚，不愿让孩子上学堂。
送孩子上学要靠抓“阄”。
国家把救济款送入牧民手中，而牧民又转手把钱投入寺院。
在陕西，从榆林到神木，沿途100多公里的50多个山头上，遍布起新修的崭新庙宇。
佳县白云山庙会，人最多时日达10万，焚烧的香、纸得用卡车拉，价值10万多元……
贫穷和愚昧是一对双胞胎。
宁夏、陕西等省响亮地提出一个口号：
“治穷治愚”。
西北各省的决策者们开始冲破封闭保守的人才观。
形势逼着他们进口内，出潼关。
各省区的领导纷纷坐火车，乘飞机到南方和沿海拜师“取经”，开化脑筋。
他们发现，凡是经济发展的地区，都是重视教育和人才的文明之乡。
拿江苏无锡县前州乡来说，先后花700万元办教育，并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430人，促使了全乡经济展翅腾飞。
1986年工农业总产值超过4亿元，比青海省当年财政收入的3.2亿元还多8000多万！
东部经济的发展擦亮了西北人的眼睛，使他们看到了人才的真正价值！
从开放搞活中找对策
“失才者穷，得才者富”。
西北五省区的许多领导人从反思中明白了人才在治贫致富中的作用，开始采取一些重大对策。
对策之一：
正确处理“蓄水”与“放水”的关系。
用“蓄水”比喻收揽、保留人才，用“放水”比喻人才流动，这是个生动确切的比喻。
可是如何处理这“蓄”与“放”，却大有学问。
甘肃省人事局副局长程有清说：
“人本来是活的，但旧的人事管理制度，却管人如同管物，把人管死了。”
宁夏人才与智力开发专题调查组的同志认为，过去总讲人才要“扎根宁夏”，其实是“从一而终”，固守一职、一地、一岗位，是静止封闭的观念，结果“根子”总是扎不实。
那么，如何对待人才的去留？
对“孔雀东南飞”是限制、不准，还是开个口子？
人才似水。
于是在西北五省区领导层引起了“蓄”与“放”之争。
主张“蓄”的人说，西北雨水少，还要把这点雨水放走，会造成连锁反应；
主张“放”的人说，只要要求合理，就应该放行，“放”是为了“蓄”，敢放水，才能蓄住水；
如果一来西北就定了终身，反而会使想来者望而却步。
“放”是为了“蓄”，是一个高明的思想。
流水不腐。
开闸放水，让人才流动，虽有人才流出去，自有人才流进来。
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说：
有些地区和单位长期把人才窝在那里，不好。
与其“屯才成朽”，何如“出材为栋”？
打开门户，让愿意走的人痛痛快快地走。
这些同志即使调离陕西，吃了多年陕西的粮，也不会忘记陕西的情，多一条横向联系的线，总强过多一条纵向裂开的缝。
门户打开了，原先担心“入不敷出”的人放心了。
1984年，甘肃出进人数基本“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1985年，调入人数竟比调出的人数多出1000名，那些害怕到西北后“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人，不怕了。
来去“自由”，能发挥才能就干，不能发挥才能就走，开始在西北一些地区出现。
甘肃省省长贾志杰高兴地对记者说：
“前两年是‘孔雀东南飞’，这两年是‘五里一徘徊’，有些‘孔雀’掉头又飞回来了！”
对策之二：
为人才创造一种施展抱负、成功事业的环境和条件。
开始，西北各省区为了争得人才，纷纷制订了一些向上浮动工资、解决家属“农转非”、增加住房和福利等措施。
后来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凡是真正的人才，都有一个共同特征：
不斤斤计较物质待遇，而是想立志成就一番事业，在与艰苦的搏斗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因此，单单营造一个“安乐窝”，并不足以留住和引来人才，更重要的是要给人才创造工作条件和施展抱负的机会。
近几年，甘肃、宁夏、新疆等省区，勒紧裤腰带，挤出资金为知识分子和教师改善工作条件。
仅甘肃每年就拨出50万元专款，建立省知识分子工作基金，每年还拨出300万元用以购置试验仪器和引进技术设备。
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由于近年来不断改善工作环境，调动了知识分子积极性，9年中共取得科研成果922项，大批知识分子越干越起劲，成了棒打不走、矢志不移的“老西北”。
对策之三：
引水上“山”，借水浇“田”，挖掘人才潜力，开展智力交流。
这种办法不要求你调进来，也不必安家落户；
可以短期借调，也可以单项任务聘借；
既不改变人才隶属关系，又能把智力贡献给大西北。
在青海，不少濒临倒闭的中小企业，从上海、浙江、北京等地聘借技术人员，定期到高原城镇兼职，很快使这些难以为继的企业起死回生。
陕西宝鸡县，近年来先后与全国33个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攀亲结友，使这个县乡镇企业收入年均递增48％，有15个乡镇企业收入超千万元。
这种办法牵扯面小，来去自由，时间不限，机动灵活，大大吸引了智力的向西流动。
近两年来，西北五省区之间也普遍采取借调兼职，技术承包，对口支援，技术咨询等形式进行智力引进和交流。
在新疆，有上万名专业技术人员走出厂校院所大门，活跃在天山南北，开发各种科技项目上千个。
西安人才集聚，从1984年到1986年先后从各科研单位和大型军工企业，借聘、借调万余名技术人员到乡镇企业兼职，使全市乡镇企业产值由1984年的8.6亿元，增加到1985年的16.7亿元；
1986年又增加到23.28亿元！
西安市市长袁正中说，智力一旦出城下乡，好象甘露遍洒在久旱龟裂的土地上，促使农村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的繁荣。
人才，成为各级决策者、企业家、商品生产经营者关注的中心，成为西北各行各业一个热门话题。
西北各省区领导人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表达求才的渴望，鼓励各地贤才到西北来大显身手。
有些党政领导还率领“招贤引才团”到北京、上海等地一些大学，向青年学生展示本省的宏伟远景，呼吁他们毕业后报名到西北来。
西北的各大学，近年来毕业生供不应求，社会各界纷纷盯着可由学校自行分配的20％的名额。
这几年，西安交通大学每年毕业1500多名学生，自行分配300名，而每年来要人的单位竟有1600多个。
于是，招募人才的竞争活动在各大学校园里展开：
有的单位带着录像带来宣传自己的优势和事业的前景以吸引人才；
有的单位通过同乡、熟人请求校方给以照顾；
有的甚至答应给学校盖教学楼或解决学校用煤用气困难来换取人才。
有些省市还开辟了人才智力市场和劳务市场，交易之活跃，受到关注之热烈，前所未有。
西安市人才智力市场开业的头3天，市场内外人如潮，车如流，到市场登记要求交流、引进的专业技术人员就达4000多人，登记参加“星期日工程师”活动的就有179人，要求应聘的“五大”毕业生和职业高中毕业生达到4100多人。
求才的热浪，拍打着大西北古老的土地；
富饶而贫困的大西北从沉睡中已经惊醒，看到了自己的希望。
人才——大西北的希望
大西北需要人才，人才也需要大西北；
人才给大西北带来希望，大西北也为人才带来成功的希望。
不错，西北是艰苦的，虽说“西出阳关故人多”，终究不如内地繁华。
但是，开拓者自有创业的自豪和成功的喜悦。
自50年代初以来，一批批有识之士，怀着开发大西北的热切愿望，在戈壁沙漠，在雪山荒原，在沼泽草地安营扎寨，他们在艰苦中成就了伟大的事业。
艰难，其实是一种机会。
它曾成全过多少有志向的人；
大西北，这富饶的荒漠，同样造就了今天一批有作为的人才。
我国盐湖化学的创始人之一张彭熹，就是在大西北的盐湖荒原上，以30多年的青春为代价，打开了盐湖的奥秘。
他大学毕业后，本来分在中科院北京地质研究所工作，但他却毅然奔赴了“柴达木”。
30年过去了，他在“没有绿色的地方”，献出了青春岁月，却在艰难中成就了一番事业，填补了一项项科学空白。
他编写的《野外地质素描》一书受到地质工作者的欢迎；
他的专著《柴达木盆地盐湖》是我国第1部专门论述国内盐湖盆地的形成、发展、成盐、演化及成矿规律的著作。
1984年，他荣获科学院首届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去年又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
这位中国“盐湖之父”回顾自己的一生深有感触地说：
“不是我发现了盐湖，而是盐湖发现了我。”
萋萋的野草是大西北荒凉的象征。
但它却给有志之士提供了发明创造的机会。
现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振声，在西北创业30多年，他从黄土高原上蓬蓬勃勃的野草中发现了生命力的强大和旺盛。
他决心把野草的生长优势，引进到小麦身上，让小麦抗旱、抗病、抗倒伏，在大西北的严酷自然环境里获得丰产。
经过20多年的研究，他和课题组的同志们一起，终于培育出了远缘杂交小麦“小偃六号”的新品种。
到1985年，已推广播种面积2460万亩，为国家增产粮食12亿多斤，增加产值2.2亿元。
一大批象张彭熹、李振声这样的科学家，在艰难崎岖的道路上攀行。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正是大西北艰苦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物质资源，使他们的才能得到充分施展，使他们人生的价值得到升华。
近年来，西北五省区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60多名专家，90％以上是50年代和60年代从内地沿海来西北工作的知识分子。
去年和今年公布的两个全国科技进步成果一等奖的第1名，不仅出在西北的陕西省，而且出自50年代来西北工作的专家教授之手。
不是说在内地不能成就事业，但那里毕竟是人才过分聚集，竞争激烈；
而人才奇缺的大西北，却充满着机会。
这片广阔的土地，正渴望着生长出更多的栋梁之材。
大西北在呼唤人才。
新的一代有志者，听到了这种神圣的召唤。
他们踏着父辈的脚印，向大西北走来了。
据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每年有40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赴青海工作。
1985年，自愿到新疆去工作的大学生已达2500人。
在甘肃，今年夏天受到表彰的96名大学生，一半以上都是近年来从内地到甘肃工作的！
率先报名到青海格尔木工作的北京大学团委书记、1985年应届毕业生刘晓峰，由于工作出色，现已擢升为该市市长。
一股潜在的人才热流，正缓缓的沿着陇海、兰新铁路线，沿着丝绸之路的千年古道，撞击着大西北！
在这里，新一代有志者的事业，必将超过他们的父辈！
（参加本文采写的记者有孟西安、张述圣、曾坤、黄翊明、景险峰）

专栏：
尊重职工民主权利　吸收职工参加管理
抚顺石油一厂民主管理搞得好
职工代表值班　厂长工人对话　民主评议干部
本报讯
“我真想喊石油一厂工人万岁。”
谈起抚顺石油一厂这几年的变化，厂长王庆三这样深情地对记者说。
确实，这个1928年建厂、中国最老的炼油企业，近几年边改造，边生产，青春焕发，去年创利税3.6亿多元，没有全厂16000多名职工的齐心协力，47岁的王庆三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啊！
抚顺石油一厂职工的主人翁意识来自经济压力——这几年石油一厂搞了承包，职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命运拴到了一块儿，工厂搞不好，工人也没好果子吃；
也来自民主权利——民主管理企业，工厂的大事不瞒着工人，工人能说上话，说话还能起作用。
工人越觉得自己这工厂主人当得有点味道，就越象主人一样关心工厂。
今年上半年全厂职工就提760条合理化建议。
吸收职工参加民主管理企业。
抚顺石油一厂除了开好职工代表大会外，从1985年实行厂长负责制以来陆续开辟了这样几条渠道：
一是建立职工代表值班制度。
在职代会闭会期间，职工代表轮流值班，每期两人，每期两个月，接待职工来访和处理信访，督促检查职代会提案的落实，参与民主管理。
二是设立厂长信箱，专人负责，每天开启一次，由厂长处理来信。
三是工人与厂长直接对话。
不定期地请工人代表就厂里的生产、生活等问题质询厂长，厂长给以回答。
四是开展民主管理活动日，每月第1周的星期四，就厂长当月要决策的事项，以班组为单位，让职工充分发表意见，由工会整理反馈给厂长。
五是民主评议干部。
职工代表每年对厂级干部评议两次、科级干部评议一次。
这些措施不是摆设，而是实打实。
住房分配在石油一厂是万人注目的大事，过去却搞得很神秘，甚至要跑到离抚顺45公里的沈阳市去搞分配方案。
现在住房分配公开，由职工代表大会讨论确定分配方案，各车间公开分配，分配结果张榜公布。
抚顺石油一厂党委和工会很重视职工民主管理，厂长王庆三更是把听取职工意见当作决策的前提。
王庆三曾长期在生产第1线工作，1985年01月当上了厂长，就任第1天就到工会商量把民主管理搞起来。
职工代表第1次提出质询厂长时，工会还有些顾虑，怕意见尖锐厂长下不来台。
王庆三却很高兴与工人对话，说提得厂长满头大汗才好。
从此，工人与厂长对话形成了制度。
（皮树义　屈连城）

专栏：
山西8年新建农村住宅逾亿平方米
本报讯
记者王艾生报道：
从1979年至1986年，山西农村新建住宅10885万平方米，加上原有住房，农村人均住宅达18平方米。
已告别“一孔窑洞半铺炕，老少三代住一屋”的艰难岁月。

专栏：
常州制成平把硬拉杆闸小轮自行车
本报讯
江苏省常州市自行车二分厂最近研制成功金狮牌20英寸自行车新产品，这种小轮车可以配置平车把和硬拉杆传动平闸，突破了国内20英寸车一律采用高翘把和线闸的传统模式，提高了骑行稳定性和制动可靠性，在造型上显得多姿多采，稳重大方。
按轻工部质量考核办法检测，各种数据均达到国家标准。
目前已投入批量生产。

专栏：
改革给巴林草原带来生机
八年交售商品畜相当过去二十八年总和
本报讯
新华社记者金淑生、王增海报道：
改革8年使内蒙古巴林草原的畜牧业发生巨大变革：
原始落后的生产程序，已为现代化的经营方式所代替；
牧民们打破了牲畜自养自食的单一化牧畜的旧格局，摸索出在多种经营、多次增值、由初级到高级发展商品生产的新路子，古老的巴林草原呈现出勃勃生机。
巴林草原是内蒙古的重要畜牧业基地，有1200多万亩草场。
千百年来，落后的游牧生活和自然啃食的掠夺式经营，致使草原大面积退化、沙化，到70年代末，牧草平均亩产量仅30公斤左右，整个巴林草原养畜不过60万头
（只）。
畜产品商品率仅为7％，牧民人均收入只有60来元。
1980年以后，巴林右旗在全国牧区率先改革，推行“草畜双承包”责任制。
牧民们在自己承包的草场上，投资围建草库伦，定居轮牧，并采取淤灌、改良、封育、补种牧草等措施，建设林草料结合、水机电配套的家庭牧场。
据近5年统计，牧民用于草场建设的资金就达3000多万元。
1986年，全旗牲畜已达90多万头（只），牧草平均亩产量提高4倍，每百亩草场可产肉36.6公斤，产毛10.3公斤，产奶76公斤，大大高于全国草原的平均水平。
巴林草原的牧民坚决改革养“老头牛”、“长寿羊”的旧习俗，尽力加快畜群周转，开始实行羔羊育肥当年出售，努力提高商品率。
8年前这里畜牧业产值仅700万元，如今则提高到2438万元，畜产品商品率也提高到21％。
近8年他们向国家交售商品畜100多万头（只），相当于过去28年交售商品畜的总和，牧民人均收入由60元猛增到450元。
巴林牧民在经营好畜牧业的同时，还在草原上养鸡、养鸭、养鱼，经济收入成倍增长。

专栏：
无锡形成全国最大区域性资金市场
江苏省最先建立的一家金融市场——无锡资金市场，一年来融通资金101.79亿元，约占全国同期融通资金总额的1／6，成了全国最大的区域性资金市场。
目前参加这个资金市场交易活动的有全国182家金融机构。
他们还试办了简易押汇业务，开办了可转让的大面额存款和省、市间票据转贴现等业务。
（据新华社）

专栏：
湖北省今年水产品可达5.5亿公斤
湖北省城乡水产品市场活跃。
今年1至8月，全省水产品成交量达1.12亿公斤，比去年同期增长33.2％。
今年预计全省水产品总产量可达5.5亿公斤。
　（据新华社）

专栏：
大兴安岭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工作总结报告
国务院大兴安岭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领导小组
编者按：
大兴安岭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工作搞得是好的。
在不到100天的施工期内，完成了这么大的工作量，质量好，进度快，这在中国建筑史上也是少有的奇迹。
大兴安岭重建领导小组和指挥部组织领导工作是得力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并且得到了地方党政领导、部队和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密切配合，体现了改革、协作的高尚风格。
它充分说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认真克服官僚主义，发扬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改革管理体制，就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根据国务院1987年05月26日在大兴安岭召开现场办公会议的决定，“国务院大兴安岭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领导小组”于5月29日开始工作。
经过调查、研究，规划、设计和制定方案，恢复重建工程于6月上旬开始施工。
至10月08日，共计完成房屋建筑面积55.2万平方米（已验收48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已完成并验收37.6万平方米。
预计到10月中旬可完成房舍58.6万平方米，其中住宅43.2万平方米，比原定计划超额完成3.8万平方米。
被火灾烧毁的生产设施，包括大型贮木场，铁路专用线，公路桥梁，动力线路和通讯线路等，已全部恢复，重建起来。
至此，灾区5.6万灾民已可全部迁入永久性住宅，生活环境与防火条件都比灾前有明显改善，各项社会服务和福利设施基本配套齐全。
中小学校已于9月初起分批开课，受灾的林业局、林场已开始恢复生产，木材的采伐、贮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160万立方米，比灾前的120万立方米提高33％。
按照常规，在大兴安岭地区完成以上工程任务约需3到5年，这次恢复重建工程总共只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而且工程质量较好。
可以说，恢复重建工作，是在扑灭特大火灾取得胜利之后的又一胜利。
恢复重建工作能够取得这样好的成效，主要原因是：
一、以对灾区人民负责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制定恢复重建方案。
国务院大兴安岭现场办公会对恢复重建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方针，田纪云副总理提出了三项原则，领导小组都认真贯彻执行。
在研究恢复重建工程的规模和具体实施方案时，有的同志主张灾区重建工程要多建楼房，集中供热，上下水道完备，向现代城市看齐；
还主张把灾区周围未受灾的林业局也一并纳入计划，加以改造。
有的同志则认为，在边远严寒的林区，在一片焦土上，以100来天的时间，要建成数10万平方米房舍，让灾民在上冻前全部住进永久性住宅，是不可能的。
对于恢复重建工程，是以恢复生产为重点还是以重建家园为重点，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领导小组经过权衡轻重缓急、利弊得失，把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具体化为两条：
一是必须对人民负责，切切实实为灾区人民办实事，保证全部灾民重返家园、安全过冬，今年入冬以前，至少要完成40万平方米的永久性住房。
二是安排好灾民生活，比恢复生产更紧迫、更重要，只有“安居”，才能
“乐业”，要把重建家园放在首要地位。
要完成这个计划，确实承担着一定的风险。
领导小组认为，要完成一项带有特殊性、紧迫性的任务，不可能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以后再去干，更不应该四平八稳，按部就班地去办。
领导小组决定：
第1，要以扑火的战斗精神来搞恢复重建。
第2，具体的规划、设计，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盲目地追求大方案、高标准。
要尽量利用原有基础多搞恢复工程，少搞新建工程；
多建平房，少建楼房。
各项设施都要本着安全、适用、朴实、节约的原则来设计。
这样首先是争取了时间，同时，在筹措资金，组织原材料、设备供应方面也减少了困难，把计划放在比较可行、可靠的基础上。
第3，要做好两手准备，如果时间及各项条件允许，力争超额完成计划面积。
万一完不成计划，则采取两户合住一套宿舍和动用各种建筑物安排灾民过冬的措施。
这样，在很大程度上，把主动权拿到了手里。
二、克服官僚主义作风，推动恢复重建工作高效率运转。
大兴安岭林区特大火灾的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我们搞恢复重建工作，首先就应以此为诫，在克服官僚主义方面要有较大的突破。
恢复重建工程要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组织施工，就必须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
由于参加工作的各有关部门的同志都做到了主动、负责，大力协同，使临时组成的领导小组较好地行使了职能，很多重大、棘手的问题，如筹集2亿元的建设资金，全部建筑材料、设备的供应和运输，3万多人施工队伍的组织和调集，5万多名灾民的临时安置和生活保障等，在领导小组的一次两个小时的全体会议上，都得到了顺利解决。
在灾区现场，成立了“恢复重建指挥部”，全面负责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的统一指挥，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妨碍和干扰指挥部的统一指挥和调度。
这样，就避免了很多互相扯皮、互相掣肘的事情，遇到问题比较容易处理，从而加快了运转，争取了时间。
从指挥部的整个工作过程看，确实是在不断克服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
不断地同不正之风作斗争。
例如究竟建多少楼房，建多少平房，就是一场争论。
汛期防洪应该由谁出钱，也是一件扯皮的事。
有的人利用职权，把国家统配材料，加价供给承包单位，对国家调拨的设备，转手之间坐收100多万元的“手续费”。
对于关系重大的意见分歧，如果没有一个敢于负责的指挥部做出决断，就会陷于无休止的争论、推诿和扯皮之中，误时误事。
对于种种不正之风，如果不严加惩处，腐败风气就会在恢复重建工程建设中滋长起来，把救灾的资金、物资侵蚀掉。
在这次恢复重建工作中，我们有三条体会：
第1条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从党中央、国务院到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能够做到令行禁止，指挥自如。
恢复重建工作为什么能够及时统一各种不同的主张和议论，领导小组为什么能在一次两小时的会议上解决那么多难题，都是国务院的决定、批示发挥了领导作用、动员作用。
为什么黑龙江和江苏等省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调动数万人的优秀施工队伍进入灾区；
为什么黑龙江省的商业系统能够按时、按量源源不断地调进各种生活用品、时鲜蔬菜，保证灾区良好的供应，这主要也是省委、省政府在发挥着组织领导作用。
第2条是，我们的各职能部门，是有很高的办事效率的，是有能力承担繁重、紧迫任务的。
铁道部门在烈火焚烧中，保证了运输畅通，及时地把扑火部队和给养送上去，把数万灾民撤下来。
在恢复重建中，又承担了大批建筑器材远距离运送的任务，一个林区小站，一天的卸车量曾达到平时加格达奇铁路分局卸车量的总和。
民政部门在极仓促的情况下，妥善安置了5万多名灾民的衣食住行，伤病员就医，学生上学。
计划部门、建设银行、保险公司和物资部门在国家计划之外，及时筹措了恢复重建工程所需的资金、钢材、水泥以及各种设备。
林业部门在恢复重建工程的第1线指挥中，担负了主要任务，对于火烧林区的科研问题，很快就组成了包括林业、农业、生态等多学科知名专家、教授的专家组，进入灾区进行考察、研究、论证，提出了具有权威性的报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扑火战斗中发挥了主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在恢复重建工程中，又主动请战，派出3000名子弟兵，从事清理现场、卸砖等任务。
总之，所有参与恢复重建的部门、地方、部队和单位，都发挥了主动性、积极性，互相配合得很协调。
显示出了相当高的办事效能和工作水平。
正如有的同志讲的那样，我们的职能机构，只要克服了官僚主义，发扬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认真办事，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工作效率都是高水平的。
第3条是，对于不正之风，必须认真严肃对待，要象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那样，“发现一件，处理一件，决不姑息”。
指挥部对少数企图“发国难财”的、弄虚作假的人，采取一撤换、二退赔、三责令检讨、四通报的办法处理了几起，结果风气为之一变，士气大振。
三、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精心指挥。
领导小组要求，指挥部必须是一个团结一致、坚强有力、能打硬仗、善于处理各种棘手问题和紧急问题的班子。
按照这个要求，指挥部的工作班子做到了以下几点：
（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
他们住帐篷、吃份饭，深入100多公里以外的建设现场，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他们的实际行动，不仅进行着工程建设上的指挥，在工作作风上，也发挥着良好的影响。
（二）从严、过细，讲究科学。
尽管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在工程的规划设计、质量检查、施工组织管理等方面，都采取了认真负责态度，严格按照规章办事。
对于住宅的设计，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生活习惯，经过多种方案比较，才最后确定，连储存蔬菜的地窖和存放杂物的储藏室也都做了安排。
万里同志在视察时表扬说：
“为居民考虑得很周到，体现了真心为人民办事的精神。”
迁入新房的居民也都普遍反映：
“比灾前的住房条件要好得多，方便得多。”
（三）办事公正，奖惩严明。
指挥部对于弄虚作假、虚报人数、擅自加价收费以及敲诈勒索的人员，上自县一级负责人，下至一般电工，都及时地、公开地进行处理，对工效高、质量好的施工队，在定期评比中予以奖励。
塔河林业局在大火尚未完全扑灭时，就拿出自有资金，主动地安排恢复重建工程，争取了时机，取得了主动。
指挥部在大会上予以表扬，并宣布：
塔河林业局恢复重建的开支，应同其他受灾林业局一样，由指挥部统一解决，其垫支的自有资金，如数补还。
这项决定一宣布，各方面反映说：
指挥部办事公道，老实人不吃亏。
四、发挥改革精神，按照经济办法，搞好恢复重建工程。
在恢复重建工程中，严格按照等价交换和经济核算的原则办事，按照有关政策和规定办事。
不允许以救灾的名义，无偿平调资金、材料设备和劳动力。
不允许不计成本、不顾质量单纯追求数量。
该花的钱，一分也不少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能乱花。
如果说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就是在进行规划、设计、计划、预算拨款和施工的过程中，要简化手续，提高效率，在可能的条件下，对恢复重建工作的需求做优先安排，并在有关政策方面给以适当优惠。
指挥部经国务院批准采取了几项措施：
第1、恢复重建工程的规划设计方案，委托三家有权威性的林业规划设计院进行现场勘察、现场设计，然后进行评比论证，择优采用。
第2、工程的总概算，由指挥部会同地方政府、森工企业、设计部门共同制定，连同规划设计方案直送国家计委。
国家计委审查、批复总共只用了两天时间。
第3、建设资金在漠河县建行单立帐户；
国家统配物资由国家物资局按计划直拨大兴安岭；
砖瓦等地方建材由黑龙江省建材部门统一组织货源，按照“保本微利、保证供应”的原则组织供应。
第4、恢复重建的各项工程，按项目或分片承包，由各建筑公司包干建设。
定期交工，保证质量。
第5、各分指挥部坚持将施工进度、建材到货情况，每日向指挥部报告一次，指挥部总调度室负责汇总，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对各施工队伍，每月评比一次，并发流动红旗和奖金。
第6、把后勤保障工作摆在重要的地位。
组成一套安全施工、防疫卫生、社会治安、副食供应的专职系统，各司其职，实行岗位责任制。
这一套做法，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首先是保证了工期，保证了质量。
基本上保证了安全施工。
据财务决算，按原计划完成建设任务后，共节余了投资2900多万元，即比预算节省了开支15％，利用节余资金又超计划完成了建筑面积5.9万平方米。
在一场大火所造成的混乱状态下，在各项生产生活设施基本上被毁坏的困难条件下，在匆促之间，从四面八方调集了3万多人的施工队伍，在1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建筑工程全面展开，能够做到秩序井然，效率很高，这个组织、指挥、协调工作是很不简单的。
指挥部的同志说：
通过大兴安岭灾区的恢复重建，可以从小见大，对我们搞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有所启发，有所提示。
只要我们积极认真地搞好改革，克服掉官僚主义、职责不清、推诿扯皮、不负责任等毛病；
把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好，理顺各方面权责利关系；
在统一领导、统一部署下，实行明确的责任制，给各个单位、各个环节以充分的自主权与调度余地；
再加上加强法制，严格纪律，赏罚分明，作风正派，那么，我们就是一支动作协调而又充满主动性与活力的、能力强、效率高的建设大军。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能够搞得又快又好。

专栏：
轻工业战线的卓越领导者
——怀念孔祥桢同志
夏之栩　王毅之　杜子端　王文哲　曾群　贺志华
孔祥桢同志逝世已经一周年了。
他于192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60多年，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
在战争年代，特别是在白色恐怖下，他出生入死，不畏艰险，坚持顽强的斗争，为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他为我国建立工业化基础，发展国民经济做出了显著成绩，是工交战线卓越领导者之一。
今天，我们怀念孔祥桢同志，就是要学习他的高贵品质，沿着党所指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1960年03月到1966年，孔祥桢同志出任轻工业部党组书记、第1副部长。
他受命于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担当起恢复和发展轻工业的重任。
从1959年到1961年，轻工业出现了原材料供应困难，工厂开工不足，产品品种减少，质量下降，经济效益差，市场供应紧张等状况。
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孔祥桢同志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一定要缩短重工业和基建战线，延长农业和轻工业战线”的要求，深入调查研究，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地提出要延长轻工业战线就要把轻工业搞活，首先要把流通搞活的意见。
他多次指出，要“打破封锁和画地为牢”的局面，做到象我国商业上那句老话说的那样，“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他尖锐地指出当时的情况是“四海不通，三江不达，千里姻缘一线牵”，批评了用“行政区划”的办法来代替“经济区域”。
孔祥桢同志还提出“要调动工厂的积极性，一定要给工厂一个合理留成，以利于它用以搞协作”，并提出“轻工业部门和企业，可以自设销售机构，销售自己的产品”。
他认为，“这是商业选购的重要补充，也是促使轻工业企业提高质量，增加花色品种、降低成本，更好地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必要措施”。
为了解决轻工业生产原料不足的困难，孔祥桢同志提出，一定要实行工农产品等价交换的原则，用成品换原料或在收购农副产品时，奖售一定数量的轻工业品等办法。
他认为，用这些积极的办法，可以鼓励农民出售和增产农副产品的积极性，争取收购更多的轻工业原料。
在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上，孔祥桢同志坚决反对搞平均主义分配，吃“大锅饭”，他批评当时的情况是“黄牛十八，水牛也十八”，计时工资变成了“排排坐，吃果果”。
他认为，计件工资才是多劳多得。
他经常指出，轻工业企业的工资分配，一定要与企业的经济效益挂钩，与劳动者的劳动数量、质量联系起来。
他反对经济工作中“左”的思想，指出有人把轻工产品商标上的蝴蝶说成是“梁山伯、祝英台进坟墓，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把双妹牌商标说成是“资产阶级情调”，是完全错误的。
孔祥桢同志这些搞活经济的思想，是符合当时轻工业实际的，直到今天仍有重要意义。
孔祥桢同志认真地为轻工业的振兴和发展制订战略方针。
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抓、两推、继续两赶”轻工业发展的战略方针。
所谓“一抓”，就是以质量第1、品种对路为中心，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所谓“两推”，一是推向农村市场，一是推向国际市场。
他把向这两个市场提供轻工产品，作为轻工业品发展的方向。
所谓“继续两赶”，一是赶国内先进水平，一是赶国外先进水平。
这给推向两个市场提供了保证。
对于这个方针，孔祥桢同志向全国人大常委做了专题汇报，得到了人大常委的赞许。
孔祥桢同志提出的轻工业发展的战略方针，得到了各地轻工业厅局和广大轻工业职工的热烈拥护。
这个方针使轻工业由数量型逐步转向挖掘轻工业内部潜力的效益型，更合理地调整生产结构。
事实证明，这个方针使轻工业的发展出现了新局面。
1966年轻工业生产超过了1959年的水平，尽管已受“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影响，但仍比1965年增长17.5％，质量有所提高，品种有所增加，生产了一大批适合农村需要的轻工产品，出口创汇达到了新水平，使轻重工业比例关系逐渐趋向协调；
为国家提供的税利大幅度增长。
孔祥桢同志极力主张加快轻工机械制造业的发展，他不赞成说轻工业部门应当只管生产消费品，不要管轻工业机械的制造。
当时在邓小平、薄一波同志的支持下，机械制造部门给轻机制造以很多的帮助，发展了一批轻工机械厂。
同时，国家批准轻工机械制造业从国外引进了大批先进的机械设备，使轻工机械制造业的水平有了新的提高，这给轻工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技术基础。
1963年，孔祥桢同志积极试办全国第1个“托拉斯”——中国烟草总公司，取得了显著成绩。
仅仅一年多时间，经过整顿，卷烟厂减少了，职工人数也减少了，但产量、质量都上升了。
1965年02月，中央又批转了轻工业部办中国盐业公司（托拉斯）的经验，同样取得了成绩，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刘少奇同志肯定了当时办“托拉斯”的做法是对的。
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错误地把办“托拉斯”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
事实上，办“托拉斯”的经验，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成立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工业公司，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在轻工业的发展中，孔祥桢同志把支持新兴行业的发展作为重点来抓。
50年代末期刚刚投入生产的手表、合成洗涤剂、塑料制品等行业，在60年代上半期都有迅速发展。
在发展新兴行业、新产品当中，孔祥桢同志把它看作是轻工业发展的希望。
当我国自己组织负责干部和专家发展生产钞票纸的时候，他不仅提出任务，而且帮助解决困难。
他在造纸厂干部大会上明确宣布，只要是我们自力更生地完成钞票纸的试制任务，“哪怕你需要星星、月亮，我都摘给你”。
他的话虽然很风趣，但表达了我国人民的决心。
由于轻工业部在技术力量、设备、原料等方面给予充分的支持，在很短时间内，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造纸机生产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钞票纸。
结束了我国钞票纸生产供应依靠进口的历史。
孔祥桢同志到轻工业部以后坚持抓大事，放手让各位副部长各负其责地去主持开展各项工作。
对于轻工业发展的方向、方针和重大问题，他都深思熟虑，反复推敲。
任何一项重大决策，他都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听取各种不同的看法。
有时副部长或党组成员在外出差，为了决定重大问题，他一定要打电话到外地去征求意见。
孔祥桢同志不仅放手让干部层层负责去工作，而且支持干部努力工作，他常讲，“你们大胆工作，不要怕出问题，出了错误，总结经验，责任我来承担。”
事实上他就是这样做的。
他对知识分子充分信任，大胆使用，他坚持实行了“总工程师责任制”，使工程技术人员有职有权有责。
因此，直到现在，许多在孔祥桢同志领导下工作过的负责干部。
仍然深深地怀念自己的老上级。
孔祥桢同志不仅在党内团结了大批的干部，而且模范地同非党人士合作共事，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
孔祥桢同志以高度革命责任感，注意培养选拔干部。
他经常带领干部下去蹲点、抓典型，调查研究，使干部在实践中成长。
孔祥桢同志坚决反对那种任人唯亲，对干部亲一批，疏一批的不良作风。
即使有的干部犯了严重错误，他仍然满腔热情地对待，使他们振作精神，为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奋斗。
孔祥桢同志一生廉洁奉公，生活俭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追求名利地位。
他一再向干部讲，轻工业是生产消费品的部门，必须廉洁奉公，如果我们管什么就白吃什么、白拿什么、白用什么，那我们就不是一个国家的干部。
“文化大革命”期间，孔祥桢同志受害10年，致使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下肢瘫痪。
但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
他不畏强暴，不受威胁利诱，坚持真理，头可杀，谎话不能说，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大无畏的气概。
他为“六十一人”的冤案平反做了不懈的努力。
“文化大革命”中，他亲自写材料向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提出申诉；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他又向中央常委写了报告，要求予以平反。
他说，“六十一人的案件，我是亲身经历者，我活着就要为他们讲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孔祥桢同志坚决拥护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领导充满信心，对国家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由衷地高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孔祥桢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
他虽然身残多病，但仍以顽强的革命毅力和认真负责的精神，积极工作，为端正党风、维护党纪、平反冤假错案做出了贡献。
中央决定一批老同志退出领导岗位，他积极响应，主动要求退出领导岗位，为废除干部终身制带了好头，做出了榜样。
孔祥桢同志一生栉风沐雨，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对革命的贡献，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对轻工业的建树，永远为我们所怀念！

专栏：
一句话新闻
一句话新闻
△日本政府和自民党首脑27日在首相官邸举行紧急会议后作出决定，竹下登新内阁将在11月06日成立。
△约旦外交大臣马斯里28日宣布，除埃及外，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都将参加11月08日在安曼召开的阿拉伯首脑特别会议。
△西班牙政府副首相格拉27日说，西班牙要求美国从托雷洪空军基地撤走美军72架F—16战斗机的立场不会改变，他警告说，如果美国不能理解西班牙的要求，西将撕毁同华盛顿长达34年的军事合作协议。
△加拿大下议院27日以242票对16票批准一项协议，给予魁北克省“独特社会”地位，从而打破了为期5年的加拿大宪法辩论的僵局。
（本报讯）

专栏：
外国人士看中国
中国在正确道路上前进
匈牙利通讯社驻北京记者　艾利雅什·贝拉
在50年代和70年代，作为匈牙利通讯社常驻记者，我曾在中国工作多年。
现在已是第3次来中国了。
在这些岁月里，我是众多事情的目击者。
也许，作为记者，我可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的记录者。
但迄今，我还不敢贸然自诩为“中国通”。
我认为，比这更为本质的是，我不仅认识了这个国家，而且爱上了她。
因为通过生活和工作，我看到了真正的中国，并对她怀有深厚、崇敬的心情。
在匈牙利，人们对中国的兴趣始终不衰。
当中国革命和解放战争取得胜利时，匈牙利人民同中国人民共同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和平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时，匈牙利人民衷心祝贺中国人民的每一成就，尤其是当两国开始走上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崭新、艰巨、复杂道路时，匈牙利领导和人民群众对中国的关注达到高潮。
在北京的工作使我懂得中国在农业接着又在工业（城市中）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对中国，而且对社会主义未来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其重要特点是：
中国领导人和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同匈牙利的实践一样，中国的实践也证明：
道路的探索并非始终平坦、一帆风顺的。
实践过程总难免犯错误或遇到暂时挫折。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认识到：
不改革，就谈不上更新和进步。
为了新事物，我们必须对旧的障碍进行斗争。
而要清算和消除这些矛盾，尚需一段较长的时日并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
中国共产党关于培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决定充分说明中国党对这项细致工作的重视。
我一直认为，在过去9年中，中国涌现了崭新的事物，看不到这点，那就无异于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
我在中国访问了不少地方，不仅在北京，而且在各省市、经济特区甚至乡村小镇，都亲眼看到所出现的新事物。
它们使我相信，中国正前进在正确的道路上。
无论是已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是计划中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都会取得成功。
我相信，改革已在人们特别是在工人、农民的思想中扎下了既深又牢的根。
这一点已无需再援引过去9年取得的成就来加以证明。
中国工人除了得到比过去更高的工资外，还分得了奖金；
农民搬进了新居并可自由地享受劳动的成果。
正因为如此，当我第3次来到中国不久就得出这样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
对中国来说，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和选择。
中国共产党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是中国经济、政治改革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
我相信，对于中国和社会主义来说，中国共产党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将使这个重要的变革过程真正成为不可更改的政策。
我对听到代总书记、总理赵紫阳在欢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亚诺什的宴会上所讲的话感到极其高兴：
我们“两国的改革都处在深入发展的新阶段，遇到的问题也有相似之处。
我们愿意同匈牙利同志经常不断地交流情况，交换经验，相互学习，共同前进”。
对于一个来自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记者来说，能在满怀信心地前进在改革、开放道路上的中国工作，是无可比拟的美好任务。

专栏：
中美洲五国外长讨论协议执行情况
新华社圣何塞10月27日电中美洲5国外长27日开始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举行2天会议，讨论各国执行中美洲和平协议的情况。
这是自今年08月初中美洲5国达成和平协议以来，由5国外长组成的和平协议执行委员会举行的第3次会议。
会议将主要讨论和分析各国民族和解委员会的工作进展情况，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国内的停火，各国为实行大赦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实现国内民主化的步骤等问题。

专栏：
美国通讯
华盛顿的多事之秋
本报记者　张允文
秋风萧瑟，落叶纷飞。
10月的华盛顿，已是一派暮秋气息。
10月19日开始的一周是美国人所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将以“黑色星期一”载入史册。
经济学家对始自这天的席卷全球股价狂跌风暴的起因众说纷纭，但有一点看法是比较一致的：
政府对持续多年的财政和贸易这两大赤字迄今依旧束手无策，投资者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
这场金融危机对白宫和国会领导人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威慑作用”。
白宫不再说一切平安无事了，不再拒不同国会谈判削减预算赤字，也不再说死不增税了。
连日来白宫和国会在危机气氛中紧张会谈，以寻求摆脱这场危机的对策。
当华尔街开始的这场风暴还在发展时，10月23日又发生了“两大震荡”：
参议院以58票对42票的多数否决了博克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
戈尔巴乔夫在与舒尔茨的会谈中未能就酝酿已久的美苏首脑会晤达成协议。
美国有的报纸称这是里根政府内政外交的两大挫折。
围绕博克提名的这场斗争被称为白宫同国会之间一场“鲜血淋漓”的较量，是对里根“政治地位和权威的大考验”。
在目前“温和派”、“保守派”各占4席的最高法院中，这个第9席是关系到能否保住过去数十年“民权运动”成果的举足轻重的一票。
参院的否决使里根总统在政治上受到的创伤不是很快就能愈合的。
舒尔茨本月22日至23日访苏的目的，除了扫除中导协议最后障碍外，就是为美苏首脑会晤确定一个日子，这一点已写进了上月苏联外长访问华盛顿时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中。
今年08月白宫官员就已把戈尔巴乔夫11月下旬访美签署中导协议作为安排白宫议事日程的“工作设想”。
白宫官员已在议论如何安排戈尔巴乔夫在美国的行程。
但是，当戈尔巴乔夫谈到首脑会晤时表示他对会晤可能产生的成果仍“不放心”时，美国的谈判代表就“茫然不知所措”了。
让戈尔巴乔夫在感恩节期间访美、同里根签署中导协议是白宫盼望的“优先目标”。
这对受到“伊朗门事件”冲击、博克提名失败、海湾冲突升级、中美洲政策受挫、金融市场动荡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问题困扰的里根政府来说，将是唯一可以改善地位、振奋人心的重大外交成就。
因此白宫对苏联此举感到失望和恼火是可想而知的。
根据最新消息，苏联似乎又有新的意外动作。
谢瓦尔德纳泽将在29日访问华盛顿，讨论签署中导协议事宜。
苏联驻美国大使馆27日还宣布，中导协议将在最高级别签署。
这次外长会谈的结果如何，一时尚难逆料。
舆论认为，今年的夏天对里根政府来说是“不好过”的。
这当然是指国会关于“伊朗门事件”的听证会而言。
那么，里根政府在这个多事之秋是否又能好过一些呢？

专栏：
博茨瓦纳代总统接见我青年代表团
新华社哈博罗内电
博茨瓦纳代总统彼得·穆西22日在接见由团中央委员会秘书处成员洛桑率领的中国青年代表团时表示，博茨瓦纳希望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

专栏：
国际要闻简报
国际要闻简报
印总理敦促斯武装分子缴械
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27日在外交部的一个议员协商委员会会议上说，对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的武装分子来说，回到斯里兰卡政治进程主流中去的大门敞开着，但这个组织必须遵守印度和斯里兰卡07月29日签署的协议，并且交出他们的武器。
据报道，经过十七天战斗，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的武装分子已经逃进斯里兰卡贾夫纳半岛的热带丛林中。
孟七百多反对党活动家被捕
孟加拉国反对派人士26日晚在达卡宣布，孟加拉国七百多名反对党活动家和工作人员在最近几天被捕。
被捕的人中有几度曾担任政府部长职务的人民联盟主席团成员阿卜杜勒·曼南等三位前部长。
孟加拉国政府10月24日发布命令，禁止在11月10日组织“围困达卡”的示威活动。
这批反对派人士就是因为触犯了这项禁令而被捕的。
美国成功发射秘密军事卫星
美国空军26日成功地发射了一枚“大力神34D”火箭，火箭携带着秘密军事载荷。
据《华盛顿邮报》27日报道，有关官员未透露秘密载荷的情况。
然而空间专家们认为，这枚载荷极可能是空军中心情报局的一枚最新型KHLL战略侦察卫星。
这种被称作“空中眼睛”的侦察卫星可以拍摄极其详尽的地球照片，对于监视国际危急情况和苏联军事控制状况是极其重要的。
这种卫星重约三万磅，卫星装备有大型传感器，包括可以瞄准地球上任一选择区域的大型望远镜。
尼日利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据尼日利亚《民族和睦报》报道，尼日利亚北部中央州首府卡杜纳最近发生一起油罐车翻车事故，造成二十五名小学生死亡，十五人受伤。
报道说，事故发生在一所乡村小学。
当时，五百名小学生正在公路旁的一棵大树下上阿拉伯语课，一辆装运石油的油罐车突然从公路上滑下来，造成了这起严重事故。
（据新华社）

专栏：
大连同格拉斯哥结为友好城市
新华社格拉斯哥10月27日电
中国北部港口城市大连同英国的格拉斯哥市今天正式结为友好城市。
这是中英两国间结成的第14对友好城市。
在今天签字仪式上，大连市市长魏富海和格拉斯哥市市长罗伯特·格雷在协议上签字。

专栏：
巴拿马政府内部矛盾公开化
副总统办公室被查抄
据新华社巴拿马城10月27日电
（记者胡泰然）由于巴拿马副总统罗德里克·埃斯基维尔公开披露他的办公室被查抄，政府内部矛盾公开化，这使得巴拿马局势最近两天再度紧张起来。
埃斯基维尔25日晚对记者宣布，在他出席在尼加拉瓜召开的有关实现中美洲和平的国际会议期间，政府派人查抄了他的办公室，并拿走了他的私人文件及物品。
他指出，政府之所以如此行事是因为他曾多次劝告政府继续实行民主，不要把国家置于暴力之中。
他指责政府不愿采取对话的方式解决目前巴拿马所面临的内部危机。
26日政府发表公报，指责埃斯基维尔有失职行为。
公报说，自今年06月巴拿马政局出现危机以来，埃斯基维尔作为副总统从不履行他自己的职责，而是经常和政府唱反调。
拒绝参加内阁会议，讨好反政府组织“公民反抗运动”。
公报还指责他得到美国使馆的支持，默许美国大使干涉巴拿马内政。

专栏：
我国在联大提出核裁军、常规裁军和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决议草案
敦促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带头裁军
新华社联合国10月27日电中国驻联合国裁军事务大使范国祥今天在42届联大第1委员会就核裁军、常规裁军和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提出三项决议草案，敦促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带头裁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以及防止外空军事化。
中国在“核裁军”决议草案中指出，消弭核战争的威胁是“今日最迫切紧急的任务”。
该决议草案呼吁美苏两国按照双方的原则协议尽早消除各自的全部中程和中短程导弹，并且敦促美苏两国为早日达成大幅度削减战略武器协议认真进行谈判。
中国在“常规裁军”决议草案中指出，“所有国家的军事力量只应用于自卫目的”。
该决议草案呼吁美苏及两大军事集团继续就常规裁军进行认真谈判，尽早就“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限制和逐步均衡地裁减军队和常规武器”达成协议。
该决议草案还鼓励各国在保持必要防卫能力的同时，采取适当的单方面或区域性行动，以促进常规裁军的进展。
中国在“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决议草案中重申，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共同愿望。
该决议草案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拥有巨大空间能力的美苏两国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
该决议草案要求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考虑在1988年开会时立即重新设立一个“具有适当职权”的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问题的特设委员会，就缔结关于禁止和销毁一切外空武器的协定进行谈判。
该决议还促请美苏不发展、不试验和不部署外空武器，并就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行认真的双边谈判。

专栏：
捷共法共意共中央祝贺我党十三大
大会将推动经济政治改革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0月28日打电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祝贺大会圆满成功。
电文如下：
在中国共产党人举行最高会议——中国共产党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我们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体中国共产党人致以同志般的祝贺。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有兴趣地注视着中国社会的重大改革进程和中国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
我们也高度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加强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作出的努力。
合作关系和阶级声援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联系在一起。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准备进一步全面扩大和发展我们两党的关系，以加速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加强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地位。
我们祝中国共产党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圆满成功，祝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在实现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0月22日致函中国共产党第13次代表大会，最热烈祝贺大会的召开。
贺信说：
“在贵党第13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你们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我们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贵党和贵国人民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更有力地维护本国的民族独立，在旨在实现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现代化的深刻变革道路上所作的努力。”
贺信说：
“这项在贵国革命取得重大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宏伟的改革事业，尽管遇到一些新的复杂的问题，但取得了可观的进展和成就。
这些进展和成就鼓舞着你们为建设植根于贵国人民的历史、现实和传统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贺信说：
“法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很好的关系。
我们借此机会向你们重申对你们的积极支持，并重申我们愿意继续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0月27日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热烈祝贺十三大召开。
贺信说：
“你们党的代表大会所安排的各项日程对中国人民的未来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对全世界和平与进步力量也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衷心地祝愿贵党第13次代表大会的成果能有效地推动经济政治改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向前发展。
我们坚信，中国共产党第13次代表大会将在亚洲和全世界为维护裁军、缓和、广泛国际合作与和平起到新的促进作用，并作出进一步的贡献。”
贺信还说：
“我们想借此机会重申我们的愿望：
我们要加强意大利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友好的和富有成果的关系，并为使意大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意大利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和更富有建设性而努力。”

专栏：
新宪法修改案付诸公民投票
南朝鲜多数人赞成新宪法
新华社平壤10月28日电汉城消息，南朝鲜通过朝野政党之间的政治协商确定的宪法修改案于27日付诸公民投票。
今天的开票情况表明，新宪法得到多数南朝鲜人的确认。
在投票前一天，执政的民主正义党总裁卢泰愚和主要在野党统一民主党的两位领导人金泳三和金大中等分别发表谈话，呼吁公民积极参加投票活动。
根据有关规定，在这次公民投票中，必须有50％以上的选民参加投票，并且投票者中有50％以上的人表示赞成，这份宪法修改案才能正式成为新的宪法。
据报道，当局统计应该投票的选民为2561万多人。
今天上午的开票结果，参加投票者有2003万多人，其中投赞成票的1800多万人，占93％。
这部宪法是南朝鲜的第9部宪法，它对总统的任期与权力、国会的职能以及保障基本人权等作了不同于先前宪法的规定。
南朝鲜国会于10月12日通过了新宪法修改案。
昨天就新宪法修改案进行的公民投票是南朝鲜宪政史上的第1次。
新宪法将于明年02月25日正式生效。
据来自汉城的报道，南朝鲜有些人反对在独裁政权下修改宪法，他们呼吁人们拒绝对宪法修改案进行投票。
（附图片）
27日，南朝鲜选民到分设在各地的1.36万多个投票站为新宪法投票。
图为投票站工作人员在数票。
本报电视照片

专栏：
朝鲜副总理会见我海洋局代表团
新华社平壤10月27日电
朝鲜政务院副总理崔光今天下午在平壤会见了以副局长陈德鸿为团长的中国海洋局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专栏：
瑞典议长宴请我作家代表团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26日电
瑞典议会议长英厄蒙德·本特松今天中午在议会设午宴，招待以王元化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

专栏：
苏外长将赴美讨论美苏首脑会晤
格拉西莫夫说中导协议文本将于下月完成
新华社华盛顿10月27日电据此间报界报道，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将于本周末来华盛顿商讨美苏首脑会晤和中导协议问题。
谢瓦尔德纳泽是在27日上午与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的会晤中提出访美要求的。
苏联外交部发言人皮亚迪谢夫在他们会晤后告诉记者说，“就象双方领导人所同意的那样”，中导条约将“由最高级人物在近期内”签署。
另据报道，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别洛诺戈夫在联合国总部对记者说，尽管舒尔茨在上周访问莫斯科时没能确定美苏首脑会晤日期，但这样一次会晤还是有可能的。
新华社赫尔辛基10月27日电
苏联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格拉西莫夫27日在赫尔辛基说，美苏关于消除中程导弹协议文本将在今后3至4周内完成。
他否认了美苏两国外长上周在莫斯科会谈中由于太空武器问题上的分歧，可能已使中导协议告吹的说法。
他说，在这一会晤以前，协议文本应草拟完毕，但两国外交官没有及时就有关核查的细节问题达成协议。
他认为，一旦协议文本准备就绪，双方将着手商定举行首脑会晤的问题。

专栏：
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和圣普解放运动主席来电
祝中共十三大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民族解放阵线党总书记沙德利·本·杰迪德10月25日致电中共中央代总书记赵紫阳，最热烈祝贺中共十三大的召开。
电文如下：
值此中国共产党召开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谨以阿尔及利亚人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以及我个人的名义，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全体党员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并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阿尔及利亚人民、党和政府领导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走过的历程感到高兴。
中国的发展已经使中国跨入先进大国的行列。
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成就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占据令人瞩目的地位。
在中国共产党英明和务实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保持自己的特点和独创性的同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并实行对外开放，实现了中国人民争取进步、和平和繁荣的合理愿望。
民族解放阵线党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
这政策体现了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传统和为世界和平与进步所进行的不懈努力。
在阿尔及利亚和中国革命史中特别重要的时刻所体现的我们两国人民和两党之间的团结，在客观上为促进我们两国之间十分友好的关系作出了贡献。
这种团结是信任和相互尊重的象征，它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愿望。
因此，我谨保证，阿尔及利亚将始终同中国一道，为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为维护和加强我们两国之间一贯的友好关系而努力。
我再次祝友好的中国人民幸福，万事如意，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解放运动主席曼努埃尔·平托·达科斯塔10月26日致电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赵紫阳，祝中共十三大取得圆满成功。
电文如下：
在中国共产党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重要时刻，我们谨对此重大事件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作为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政治力量，领导着中国人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为民主与和平而奋斗。
我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解放运动中央委员会以及我个人的名义，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代理总书记阁下表示我们战友般的祝愿，祝中国共产党第13次代表大会取得圆满成功，祝我们两党的关系发展和巩固。
我们以兄弟般的情意，祝愿两国人民和平、友好、团结和幸福。

专栏：
面临海湾战事不断升级
科威特加强自卫措施
新华社科威特10月27日电据《科威特时报》27日报道，科威特一位负责民间防卫的高级军官今天说，科威特将训练其平民志愿者来保卫科威特的领土和石油设施。
他说，目前已有317名青年报名自愿保卫国家。
参加第1阶段训练的主要是科威特本地人。
训练将于下周开始。
他还说，科威特有些城市已进行了疏散人口的演习，另外还制订了食品安全计划和发电厂遭破坏时的应急计划。
这些措施是在海湾战争不断升级、科威特自10月14日以来连遭伊朗导弹袭击的情况下采取的。
科威特是距两伊战场最近的国家。
它只有一支拥有1.2万人的军事力量。

专栏：
黄文欢同志热烈祝贺我党十三大召开
会议将鼓舞中国人民取得更巨大成就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黄文欢同志10月24日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热烈祝贺十三大召开。
信的内容如下：
值此中国共产党举行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我以一个越南共产党员的名义，谨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祝贺。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
今天，中国的政治空前稳定，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举国上下欣欣向荣，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我确信，这次大会通过总结九年来改革的主要成就和宝贵经验，并提高到理论上，必将鼓舞全体中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取得更加巨大的成就，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

专栏：
于景元获美国一项荣誉奖
本报讯
北京信息与控制研究所副所长、控制论科学家于景元最近获1986年度美国东西方中心杰出贡献荣誉奖。
美国东西方中心主任李浩博士签署的通知书说，东西方中心授予于景元教授1986年度杰出贡献荣誉奖，是为了表彰于景元对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合作研究与科技交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东西方中心设在美国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市，由一个国际人士组成的管理机构管理。
该中心的杰出贡献荣誉奖每年颁发一次。
于景元是获该奖的第1位中国学者。
（赵凡）

专栏：
幽灵走过　幽灵背上的字为“华尔街　1929”
（原载西德《法兰克福汇报》）

专栏：
戈尔巴乔夫谈即将出版新作论述改革与新思维
要进行改革就必须克服保守主义
新华社莫斯科10月28日电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说，他在即将以俄文和英文同时在苏联和美国出版的新作《改革与对我国和全世界的新思维》中，将发表他对改革、对苏联社会面临的问题、对变革的规模、对当代的复杂性和重要性的见解。
今天出版的《莫斯科新闻》周报以戈尔巴乔夫答该报编辑部问的方式，提前发表了此书的某些片断。
他认为，苏联20至30年代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对振兴国家来说是必要的，但方式方法上并不全都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和理论。
1956年召开的苏共20大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重大贡献，推动了摆脱斯大林个人迷信不良现象的工作，但会后采取的重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措施由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领导的主观主义工作方法而受挫。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罢官后的时期，不得不首先反对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
1965年的经济改革产生了重大但却短暂的成果后就卡住了。
此后，苏联领导发生了僵化。
戈尔巴乔夫认为，苏共27大是一次作出了战略决策的勇敢的大会，会上公开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和困难，重视发掘社会主义制度中尚未利用的潜力。
戈尔巴乔夫指出，苏联不存在反对改革的派别，改革的最大困难在于过去形成的旧思想，从总书记到工人，都必须克服自身的保守主义。

专栏：
我电视剧《太阳有七色》在保获奖
新华社索非亚10月27日电
（记者王金柏）中国儿童电视剧《太阳有七色》在最近保加利亚第15届国际电视剧联欢节中获“创作和非演员儿童表演奖”。
参加这项评奖活动的评论家认为：
“这部电视剧题材新颖，适合儿童心理；
选用普通孩子演出，真实感强，很成功。”
在保加利亚中部城市普罗夫迪夫举行的国际电视剧观摩会演每年秋天举行。
在10月25日晚结束的本届电视剧观摩会演中，荷兰电视剧《古代》获“金匣子”大奖。
南斯拉夫的《格罗巴尔斯卡大街的生活》获“银匣子”特别奖。
在儿童电视剧中，保加利亚电视台的《不要拴住我的脚》获“金匣子”大奖。
据报道，参加本届国际电视剧联欢节的共有35个国家的45部电视剧。

专栏：
综述
类比二九年对付新形势
——巴黎报刊评股票暴跌风
本报记者　马为民
以本月19日为高潮的西方股票暴跌风至今仍未平息。
10天来，巴黎报刊对交易所的报道声势很象是要对几年来的西方经济进行一次总反省。
它们讨论的问题有：
这场跌风同1929年的跌风有相似处，更有不同点。
相似处有：
来势猛、跌幅大，跌前股票都经历过几年的上涨，都存在严重的债务问题（当时是大战赔款，如今是第3世界债务），等等。
但是，不同点更多，最重要的是如今世界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和西方的经济实力及干预能力，是五十八年前无法比拟的。
因此，人们认为简单的类比难以得出严肃的结论，它的主要价值在于唤起人们的警觉。
这场跌风是对股票严重超值的校正。
近年来，西方许多企业没有主要把资金用于投资，而是从事金融投机。
从1982年利率普遍下降的时候起，股票节节上涨。
五年当中，股票上涨了三倍左右，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不到15％，世界的金融交易量竟为商品交易量的40倍。
股票严重超值，下跌必不可免。
跌风是市场规律对股票超值的强行校正。
跌风对西方经济的损伤和心理影响是严重的。
据估算，西方各交易所10月19日一天的名义损失约1万亿美元，相当于第3世界的债务总额。
法国一周多的名义损失是500亿法郎。
这种损失的后果也许未来几个月即可看到。
如无得力的措施，它将可能使需求下降，使“低速增长”的速度更低些。
至于会不会因此而导致增长停滞甚至衰退，人们只是笼统地断言“衰退不可避免”（《解放报》），“衰退可能提前到来”，很少人敢在时限上贸然下结论。
美元汇率令人关切。
几年来的情况表明，西方国家对美元汇价的关注似乎比对股票涨跌的关注更多一些。
它们通过1985年09月五国财长协议使美元在一年多当中，相对平稳地贬值40％，又通过卢浮宫协议维持美元汇价达8个月。
但是，人为的干预能力远非是无限的。
有人估计，美元汇率可能还要下调。
《回声报》认为，美元再贬值10％（即调为1美元兑换130日元，或1.65马克）才合理。
如果美元贬值，日元及欧洲货币体系势必要受到冲击。
卢浮宫协议的利弊及前途是报界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协议的初衷是制止美元猛跌，并通过几项监督指标协调西方的经济政策；
另一方面它又未能控制利率上升，暴露出内在的弊病。
美国和西德财长19日会晤的结果似乎表明他们还要维护该协议的精神。
《世界报》指出，世界经济经历着三大失衡：
美国外贸赤字及日本外贸顺差、第3世界债务和西欧的严重失业。
三大失衡互相交织，解决某一局部问题都会牵动全局。
当前这场金融混乱表明，“（经济）决策中心的多元化和市场的一元化使政府间必须实行更紧密的合作”。
（本报巴黎10月27日电）

专栏：
美一退休董事长在股市跌风中自杀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27日电
合众国际社今天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一位已退休的公司董事长因在最近股市跌风中损失了数十万美元，在威斯康星州沃托马的一家旅馆里自杀。
58岁的弗农·兰伯格曾是阿普尔顿机器公司的董事长。
他于上星期三失踪。
两天后，在沃托马的一家汽车游客旅馆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专栏：
专论
美国工业的“空心化”及其后果
章嘉琳
漫步美国市场，细心的顾客会发现，在很多有着美国商标和美国包装的商品上，有一行小字注明：
在日本（或其他亚洲国家及地区）为美国某某公司生产。
的确，一些美国制造业公司一直在把生产线转移到国外，然后把在国外生产的产品或部件返销到美国。
结果，美国公司在本土的工厂或者关闭，或者削减生产，逐渐变成了外国生产者的销售机构，美国整个制造业呈现萎缩。
这就是一些美国人士所谓的美国工业的“空心化”。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美国生产转向国外有扩大的趋势。
所转移的行业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工业，还包括相当大一部分高技术工业。
看来这是由于下面两个因素引起的：
首先，美国产品在本国和国外市场上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
美国产品的劳动力成本，明显高于其他国家。
据美国劳工部统计，1985年美国工厂工人每小时平均工资比西德高33％，比英国和日本都高一倍多，比亚洲发展中地区和国家更高出7—10倍。
以往美国还能靠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来弥补这一弱点，但现在其他西方国家在劳动生产率方面也迅速追赶美国，差距越来越小。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工业生产日益向海外转移，以利用当地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来降低产品成本，提高竞争能力。
其次，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高技术产品升级换代和生产设备的无形损耗（即原有机器、设备贬值）加快，在生产的某些工序上采用人工操作反而更加灵活和有利可图。
因此，大批不需熟练技术的劳动密集工序便可转移到低工资的国家和地区。
此外，一些高技术产品如半导体元器件由于体积小、重量轻、运输成本低而附加价值高，很适宜于作远距离的转移。
这样，在美国国内销售的某些产品，越来越多地或者整个产品，或者其中大部分组件是在国外生产的。
例如，贴美国商标的彩色电视机，占其价值90％以上的部分是在墨西哥、台湾和新加坡等地加工装配的。
美国半导体工业的全部产品中约有一半以上是经过海外加工组装的，其中集成电路达到80％以上。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生产的个人电脑，每台制造成本为860美元，国外制造的部分为625美元，占成本的73％。
另一些有名的大公司如通用电器公司、柯达公司等出售的产品中，有的就全部在亚洲制造。
美国工业外移引起了美国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忧虑的一系列后果：
——在国内外市场上，美国产品正失去优势地位或受排挤。
据美国商务部估计，1986年外国货在美国市场所占比例，电视机和收音机为66％，鞋类为63％，机床为45％，小汽车为28％，电脑为25％。
在其他高技术产品如半导体、机器人、光纤通讯设备等方面，美国也在失去阵地。
特别是半导体芯片，日本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已高达47％。
——制造业萎缩。
50年代制造业产值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还占30％多，而1986年仅占19％。
制造业就业人数所占比重也显著下降。
——技术外流。
随着生产转移到国外，一些关键技术也落入外国人手中。
例如在家用电器方面，日本就是利用美国在日本设厂的技术，最后打垮美国的。
工业机器人原来也是美国发明和制造的，而现在美国工厂使用的机器人中，却有60％来自日本。
很多人担心，美国工业大规模外流的趋势如果继续下去，美国将会逐渐失去其工业基础，美国本身的安全也将受到威胁。
不过也应该看到，上述这种趋势还没有改变美国的整个工业面貌。
美国制造业仍然有着较雄厚的基础。
在科学技术和某些工业领域，美国仍然居于领先地位。
多数美国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认识到，单靠发展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都较低的服务业，并不能使一个国家强盛。
没有强大的工业基础，服务业也不可能长期保持繁荣。
因此关键还是振兴美国的制造业。
向国外转移生产线虽然可以降低一些成本，却不可能解决国内生产的效率问题。
更多的企业用调整生产结构、采用新技术（如汽车工业）、更新设备（如目前化学工业的设备平均年龄为5年）、冻结职工工资等办法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从1980年到1986年第3季度，美国制造业生产率提高24.3％，平均每年增长3.9％。
这说明上述措施产生了一些效果。
现在有关工业竞争能力问题，已成为美国朝野热门的话题。
政府和企业正在制订包括改革和加强教育、对职工进行再培训在内的各种措施。
这些措施是否有助于改善美国的国际竞争地位，扭转产业“空心化”的趋势，还有待于观察。

专栏：
联大通过关于艾滋病问题决议
敦促各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蔓延
本报联合国10月26日电
记者刘开宸报道：
第42届联合国大会今天下午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世界各国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关于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全球战略，并制订本国有关的预防、控制和教育方案。
这是联合国第1次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并经过磋商达成了一致意见。
大会主席彼得·弗罗林说，这表明国际社会准备协力合作对付人类健康面临的新危险。
决议还促请联合国系统所有有关机构，支持全世界对抗艾滋病的斗争。
在20日下午和21日上午的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世界卫生组织两位负责人以及12个国家的代表就艾滋病问题发了言。
他们普遍认为艾滋病正威胁着世界各国卫生事业，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可能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应引起国际社会的充分警惕。
目前，全世界126个国家已报告的艾滋病例共有62438起，其中美国42354起。
已有2.5万美国人死于艾滋病，另有150万美国人已受艾滋病毒感染。
预计，今后5年内，全世界的艾滋病患者将达300万人。
据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特别规划处主任乔纳森·曼博士说，关于艾滋病毒来源及其蔓延等问题尚不清楚，因而未能制成预防疫苗，尚需继续加紧研究。

专栏：
西方股市跌而复升
本报华盛顿10月27日电记者景宪法报道：
纽约股市今天出现低幅度反弹，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收盘时上升52.55点，达1846.48点，使昨天的紧张行情稍事缓和。
据分析，今天股价回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国商务部昨天公布了9月份耐用消费品订货出现三个月来首次增长的好消息。
另外，华尔街股市的支柱股东之一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今天宣布购回该公司10亿美元的股份，也使股价走势改观。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综合本社记者报道：
西方股票市场27日稍现平静，股票价格回升。
伦敦股票市场收盘时，《金融时报》100种股票指数比前一天回升19.2点，升到1703.3点。
在东京股票市场，225种日经股票指数一天升了632.40点，收盘时达22834.96点。
在西欧，除米兰股票行市依然下跌外，巴黎、法兰克福苏黎世、马德里的股票行情均告回升，交易也较活跃。

专栏：
文苑轶话
《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记录者
舒屾
《上海文艺之一瞥》是鲁迅先生一篇重要文章，它本来是1931年07月20日鲁迅在上海暑期学校为社会科学研究会作的演讲，讲稿最初刊载于当月27日和8月03日出版的《文艺新闻》第20和21期上。
后经修改收入《二心集》。
《文艺新闻》刊载《一瞥》时除署名鲁迅外，并无记录者或报道者的名字。
1931年07月30日鲁迅给李小峰的信中提到：
“《上海文艺之一瞥》我讲了一点钟，《文艺新闻》上所载的是记者摘记的大略，我还想自草一篇。”
迄今为止，有关新文学史料和鲁迅研究资料还没有披露过记录者为谁的记载。
据我估计，根据记录者本人一向不愿张扬自己，他不但不会主动提供这方面的书面材料，恐怕也很少同周围的人谈及，甚至有意回避。
因此，我更加感到有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写出来的必要。
《一瞥》在《文艺新闻》发表时的记录者是当时在上海从事革命斗争、后曾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现在仍然健在的一位老同志于寄愚。
1953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于寄愚同志和我一起从上海复兴公园出来，漫步在淮海路街头，他漫不经心地问我，能不能设法找到30年代的《文艺新闻》。
我问他要找什么材料，他说想看看登在上面的《上海文艺之一瞥》。
当时我是个20岁刚出头的青年，同寄愚同志说话没有任何拘束，十分随便，就以少不更事甚至有点狂妄的冲口说道：
“你这个人，要看鲁迅这篇文章还要费那么大事，既有十大卷的全集，又有《二心集》单行本，难道那上面找不到？”
他没有对我的狂妄态度显示厌烦，在莞尔一笑之后，用很严肃的语调告诉我，那是鲁迅先生演讲的最初记录，后经鲁迅先生自己修改收入《二心集》的。
这当然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在我连连追问之下，最后弄清了，记录者就是他本人。
我曾建议寄愚同志就此事写点回忆文章，他不同意。
随着鲁迅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他对此也越来越讳莫如深了。
凡是了解和熟悉寄愚性格和个性的人，对他持这种态度一点也不奇怪，虽然并不一定赞同他这一态度。
《一瞥》是继《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之后又一篇有记录发表的鲁迅演讲。
《意见》是1930年03月02日鲁迅作的演讲，因有王黎民（冯雪峰）的记录得以流传下来，《一瞥》与《意见》相距16个月有奇。
在这段时间里，据鲁迅日记及其他有文字可考的鲁迅所作的演讲，另外至少还有7次，其中至少有3次长达一点钟，可是都因无人记录，或无人将记录整理发表而湮没，成为一种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今天，在纪念鲁迅先生的时候，重读《一瞥》这篇见解深刻、议论精辟的文章，而不能不想到这篇文章的记录者于寄愚同志。

专栏：
在党的十三大精神指引下前进（剪纸）
张洪华

专栏：
睁眼看自己
谢云
闭着眼睛，不看世界，专在国门之内，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这样的时代已经结束。
如果说，一百多年以前的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1人，那么，今天睁眼看世界的，却不妨说是我们整个民族了。
不看世界，就难以看清自己，但要看清世界，首先也还得睁眼看自己。
如果自以为是绝代美女，不免会把世界看作丑八怪；
而如果把自己看成侏儒，又定会把世界看成巨人。
清朝末年的昏昏然，不只在于闭眼不看世界，而且在于对自己也并没有睁着眼睛看。
明明已是个百病丛生、步履蹒跚的羸弱之躯，却自以为是力能扛鼎、武艺精强的武松，终于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然后是自认孱头，不思振作，而把帝国主义看作天兵天将，只知摇尾乞怜。
古人说：
“欲论人者，必先自论；
欲知人者，必先自知。”
不努力看清自己，便想看清世界，是难的。
而且，我们的睁眼看世界，也全在于为了更好地看清自己。
在比较中，看清自己之所长，加以发扬；
看清自己之所短，加以补救。
扬长避短，取长补短，以改造自己，发展自己，从而使我们的民族更好地自立于世界之林。
“拿来主义”，好得很！
但要有效地“拿来”，不但要将鱼翅、鸦片、姨太太加以区别，而且要顾及自身的条件。
有人听说人参是上好的补品，便不顾自己的体质和节令，拿来大吃特吃，结果闹得咽痛便秘，口干鼻衄，反而伤了身体。
而且这人参，要用钱买，并不能象某些人对待公家东西那样，可以白拿。
如果自家口袋里的“大团结”就那么几张，竟率数用来买了人参，即使于身体有某些补益，但阖家大小却不得不因此而挨饿，终于是得不偿失。
所以，睁眼看清自己，实在是实行“拿来主义”的必要前提。
教条主义者曾经不看中国的国情，只是拿着马列主义的本本，机械搬用一气，结果流了许多烈士的血。
而当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看清了中国的具体实际，马列主义这普遍真理便大放异彩，革命局面为之大变。
但睁眼看自己，并非只是为了有效地“拿来”。
我们强调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
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所掌管的地区、部门、单位的情况茫茫然，或者若明若暗，又不愿睁开双眼认真细看，纵然有改革之志也难收改革之效。
即使每天念三遍“实事求是”，也还是徒然无补费精神。
我们已经并且正在睁眼细看自己，我们已开始全国范围进行若干项大规模的普查。
但实际工作中盲目办事的现象也还不少：
盲目引进技术，盲目进口产品，盲目兴建豪华饭店，盲目兴办公司，盲目鼓吹高消费……一阵风，一窝蜂。
看来，为了更好地实行改革开放，有必要特别强调：
睁开眼睛看自己！

专栏：
美学杂俎
谁识庐山真面目
蓝锡麟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东坡这首诗，倘若单从纪游写景看，似乎难称杰作。
但它大处着眼，直吐胸臆，于自然朴素、浩然浑成之间，似不经意地道出了恢宏深邃的审美机趣，因而百代传诵，令人回味。
其中一二句，写的是审美感受。
诗人作为审美主体，“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
诗人并没有个别地状“奇”描“秀”，只是强调了到处看山的大略印象，即远近高低的峰峰岭岭都千姿百态，各不相同。
他的注意点，始终在于庐山的整体美感。
这正是他的不同凡响处。
三四句的生发议论，同样营建在这样一种整体审美视角上。
以东坡之才识气质，对于庐山的飞流漱玉、日照生烟之类，决不会难以写形传神。
但他显然无意于作如是举，因为他认为，所有一切个别的“胜绝”景观，非但“不可胜纪”，并且无论其自身有多么美，诗人们可以将它们摹写、刻画得多么逼真，都还不足以曲尽庐山作为这一个整体的审美对象区别于其他名山胜境的美的独特处。
而做不到那一步，就叫“不识庐山真面目”。
这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个非常大的活东西，例如一个一千里长的活东西，也不能美，因为不能一览而尽，看不出它的整一性……”，意思大约是差不多的。
并非审美对象不美，而是审美主体无法从整体上把握对象之美。
常听一些初学写作者感叹，他生活的环境中没什么值得写的，或者写出来了却未能反映出生活的真实面貌和时代本质。
有的明明写的是真人真事，让人看了却觉得假，也就不美。
我想，除了表达上的功力外，这些作者所缺的正是从整体上去观照生活，和从个别事件中去把握时代脉搏的审美判断力。
无论自然、社会、人生，无论整体、局部、个别，其本质和内在的美都并非总是袒露无遗，需要有一个开掘、体味、提炼和外化过程，不能浮光掠影，浅尝辄止。
当前的改革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产生了或明显或潜在的强大的冲击波，新旧交替，矛盾错综，惯有的审美判断显然不够用了，这更需要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趋势上去全面地把握生活。
那么，怎么样方能循之以进，达到识得“庐山真面目”的境界呢？
准确、通达的解说，自有美学撰著去承担，翻用苏诗的后两句，或可表达我的两层体会，第1层可谓“欲识庐山真面目，务须身入此山中”；
第2层则叫“欲识庐山真面目，切莫心迷此山中”。

专栏：
文心探访
谱写时代之歌
——访石祥
张世英　文　苗地　插图
石祥，是一位战士出身的诗人、歌词作家。
195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为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
三十年来，他创作了两千多首歌词，其中较有影响的有《打靶歌》、《八一军旗高高飘扬》等，还有音乐朗诵诗《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
近年来，以他创作的歌词谱曲的《十五的月亮》，在军民中广为流传。
记者：
《十五的月亮》真是被唱“圆”了！
从部队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到处传唱。
听说老山前线部队给你送了一面“战士知音”的锦旗，北京军区还给你立了功。
作为这首歌的词作者，请谈谈体会好吗？
石：
这首歌词由于作曲家铁源、徐锡宜插上了优美、矫健的音乐翅膀，又由于歌唱家蒋大为、董文华、柳培德深情、动听的演唱，再加上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单位的推荐和传播，才使它逐渐流传。
不然，再好的鸟也是不能如此腾飞的。
记者：
他们把音符变为声音，自然是十分重要的；
不过也有的歌曲，虽然好听，群众却难以学唱。
而《十五的月亮》曲调优美易唱，歌词易记上口，同时，它不仅反映了战士爱国之情，亲人的奉献精神，也反映了广大群众的“祖国昌盛”、“万家团圆”的美好心愿。
石：
歌词抒人民之情，言群众之志。
我体会最深的是要到生活中去寻找“共振点”，到群众的心坎上去寻找“共鸣点”。
一首歌词要引起强烈的反响，必须与时代精神合拍，与现实生活合拍，与群众感情合拍。
有这“三合拍”，才能一拍即响，一唱百和。
1984年04月，我到部队基层深入生活，在一次“连队到底喜爱什么歌”的座谈会上，一些基层干部提出：
“写一首赞颂军人妻子的歌吧！
她们太辛苦了！”
于是，我根据多年生活的体验，创作了歌词《十五的月亮》。
以后我又根据边防战士的要求创作了姊妹篇《望星空》。
去年12月，我再次到老山前线采访，为军人的孩子写一首歌《我的小太阳》，表现将士的希望。
“日、月、星”，这三部曲，都是我在深入生活中，触动了情感创作出来的。
它来于斯，归于斯，有共同的基因，这大概是它们流传的一个原因吧！
记者：
你写诗又写歌词，能谈谈对这二者的区别和体会吗？
石：
歌词与诗是一对孪生兄弟。
远在古代，歌即诗，诗即歌，本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诗与歌词逐渐分离。
鲁迅把诗分为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
歌词与诗的主要区别是歌词要与音乐相结合，通过谱曲、演唱达到完整的艺术效果。
它诉诸于听觉，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此具有短小、明朗、通俗、易懂、易记、易唱的一些特点；
有的歌曲一曲多段歌词，这就需要在歌词的结构、段式、语言、韵律及表现手法等方面下功夫，要符合谱曲、演唱的要求。
歌词看起来好象浅显明了、平淡无奇，实际上，好的歌词浅显中藏深情，明了中寓哲理，平淡中含奥妙，无奇中有神笔。
好的歌词，决不亚于一首好诗。
记者：
你认为当前歌词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石：
近几年歌词创作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但有的歌词，脱离时代、脱离现实，因此也脱离广大人民群众；
有的歌词，过于依赖曲调，粗制滥造；
有的歌词，单纯追求表现自我，甚至迎合某些低级趣味。
歌曲正在百花齐放。
现在抒情的独唱歌曲较多，这无疑是需要的，但还应该多创作一些雄壮有力、催人奋进的群众歌曲。
我们无疑需要一些活泼、轻快的歌曲，但我们的时代更需要那些披坚执锐、黄钟大吕式的史诗性的大合唱。
我们已有了一支年轻、活跃、富有朝气的歌词创作队伍，但和其他文学艺术队伍比较起来，还显得稚嫩和不足。
应该向文学艺术界的同行们学习，在努力提高我们的素质的同时，提高歌词创作的质量。
（附图片）

专栏：
那片采油树
刘辉考
钻探的奔雷远去了
迸射的电闪远去了
大地恢复了安谧
天空停止了悸动
湿漉漉的汗水渗入滩涂
粗犷的号子夯进了地层
昨晚这里
仿佛没有爆发
惊心动魄的战争
晨曦中的荒原
走出神奇的梦境
身披霞霓，头戴金盔
把会战的画卷
捧在怀中
采油树似雨后春笋
一行行
舒畅而又和谐地摆动
那些在风沙面前
不肯屈服的蒿草
那棵要把荒原染绿的
唯一的一株杨柳
翘望着这一景观
清脆的叶笛
不绝地奏鸣
这里象是一座阅兵场
士兵般的采油树
长长的
贮满黑色的潮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