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昌森王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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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昌森、王春美报道：南京军区某师3月4日召集团营连干部，联系实际，商讨如何积极稳妥地争取实现“斤半加四两”这一目标。
总后提出全军在两三年内实现“斤半加四两”的目标后，这个师热烈响应，作决议，订规划，拿方案，做了许多工作。
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少数单位急于求成，出现了制订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短时限的苗头；
有的单位单项冒进，忽视部队的全面建设。
师党委认为，这些苗头如果不及时加以纠正，就有可能造成大轰大嗡、一拥而上，甚至出现浮夸现象。
师党委成员分头深入基层，跑遍了全师十几个分散点，对本部队的家底、生产能力、气候情况、地理环境，进行了调查、分析、论证、预算，并召开团营连三级主官会议，听取意见，制订行之有效的实施方案，把实现“斤半加四两”目标引导到实事求是、积极稳妥的轨道上来。
制订规划，以客观实际为依据，不以数字、报表为依据。
如蔬菜生产，起初定为三百五十万斤，依据是去年1至9月份的统计报表。
后勤部长张太武感到，去年1至9月份的报表数字含有大量“水分”。
他们经过反复调查、核算，确定了一个比较实在的指标。
不搞“同步富裕”，区别情况拉开梯次。
他们根据全师各单位的实际情况，通过算帐、分析、比较，确定条件好的所属炮兵团等三个单位第一期实现，其余单位则放在第二期实现。
不搞单项冒进，着眼部队全面建设。
为了防止出现片面抓生产生活，放松教育训练，互相争时间、抢人头等现象，师制订了军政文和实现“斤半加四两”一体化规划，统筹兼顾，科学安排。
平时连队农副业生产不占用正课时间，一些突击性、季节性强的项目，均由师、团统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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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闭会。
会议通过了关系到振兴我国矿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通过了提请即将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一些事项。
彭真委员长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陈丕显副委员长主持。
这次常委会议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草案。
今天的全体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将民法通则草案、义务教育法草案和外资企业法草案提请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
今天的会议通过了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议程草案，决定将这个草案提请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预备会议审议。
按照今天会议通过的这个建议草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主要议程将是听取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关于“七五”计划草案的报告，审查和批准“七五”计划；
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198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审查和批准这个计划；
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1985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6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审查和批准这个执行情况和预算；
审议民法通则草案、义务教育法草案和外资企业法草案等。
今天的会议还通过了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决定将这个名单草案提请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预备会议进行选举。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补选的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这次常委会议审议了将向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草案。
今天的会议原则批准了这个草案，授权陈丕显副委员长主持，根据委员们提出的意见在会后进行修改，由委员长会议审定后提请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
今天的会议还通过了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事条约的决定，通过了六个对外双边友好小组成员名单。
会议还通过了任免事项，决定任命许孔让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这次常委会议还初步审议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修改草案。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草案的程序，交由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会后根据常委会委员们初步审议的意见和各地、各有关部门的意见研究修改，再提请常委会审议。
===== “宏大工程”的“施工”要领何在？
-——普及法律常识教育试点经验综述
作者：张柔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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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绿色的军营中，一股热浪正在滚滚而来，这就是指战员们所说的“学法热”。
去年11月，总政治部根据全国普及法律常识规划，结合部队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军队三年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要求。
仅三个多月时间，全军普及法律常识教育就出现了很好的势头。
各大单位按照总政的要求，扎扎实实地抓了准备工作，下功夫培训骨干队伍，花气力搞好教育试点，为在全军范围全面展开普及法律常识教育积累了宝贵经验。
2月中旬，在司法部召开的全国普及法律常识部分试点单位汇报会上，成都军区法制教育试点某团的汇报引起了强烈反响，司法部领导对这个团的经验给予高度评价，赞扬军队为全国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典型。
普及法律常识，是一项“宏大的社会工程”，抓好哪些重点环节，才能保质保量地完成这一“工程”，实现全军三年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目标呢？
从一些成功的试点单位和开展法制教育较早较好的一些部队的经验来看，需要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合格的师资力量和强大的骨干队伍。
紧密联系实际，突出教育重点。
把好几个关口，不留死角。
法制教育要同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
搞好法制教育，实现三年“普及”，关键是党委重视、领导干部带头。
作者：谢宏年汪应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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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京3月17日电 谢宏年、汪应祥报道：“斤半加四两”必须通过发展农副业生产来实现，不准搞歪门邪道。
这是南京军区某炮兵旅旅长陆夕泉，在昨天召开的营以上干部会上郑重宣布的。
这项规定是针对前一时期，该旅部分连队的一些不妥当的“开源”、“生财”做法提出来的。
据这个旅的调查，部分连队错误的认为，实现”斤半加四两”的关键是搞到钱。
有的以助民劳动为名，为地方拆房挖地索取报酬；
有的借口培养两用人才，派人外出修理钟表、电器获取收益；
有的连队甚至开店设摊、派战士跑供销，影响了军政教育训练……这些做法影响了部队的正常工作，也损伤了军队的声誉。
为了使实现“斤半加四两”的工作健康发展，旅党委在提出上述规定的同时，还强调要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总部关于实现“斤半加四两”的有关指示，认真领会精神，不层层提前达标时间，也不搞一刀切，重温我军宗旨，严禁经商、与民争利；
正确处理“斤半加四两”与各项工作的关系，不准更改军政文时间比例。
为使这些规定落到实处，旅党委责成后勤部长牵头的农副业生产指导中心，随时检查和纠正基层工作中出现的偏差，及时传递生产信息，指导连队搞好农副业生产。
作者：牟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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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山前线通信兵某营，在敌炮火猛烈射击的情况下，连续四昼夜坚守战位，出色地完成了作战任务，荣立集体二等功。
图为三等功荣立者、电台台长马传学正在接受战斗命令。
牟健为摄
作者：黄国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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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评选委员会由余秋里任主任，郭林祥、周克玉、刘白羽任副主任，其他评委由军内著名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李瑛、徐怀中、胡可、时乐蒙、陆柱国、王愿坚等十五人组成，魏传统、李伟、魏巍等七人任顾问。
三年一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是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的一项全军性文艺大奖，由总政文化部具体承办。
3月8日总政文化部向全军各大单位发出的通知指出，本届授奖将坚持择优录取原则，不照顾单位、门类，不搞平衡，确保获奖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
评选工作将采取领导、群众、专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授奖大会预定今年“八一”前后举行。
作者：刘世华周宗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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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石家庄3月18日电 刘世华、周宗奎报道：军委领导同志赞扬全军教导团训练现场会有个求实简朴的好会风。
有全军近二百名高中组干部参加的这次会议“约法三章”：吃——按上级规定不超标准，不搞特殊招待。
住——尽量节约住房开支，代表们住的是临近部队的招待所和临时腾出的办公室。
用具卧具不够，他们就采取从部队抽调借用的办法，没有花钱添置设备。
行——会议代表和有关人员一起坐面包车和大轿车。
会议还作了规定：不请客送礼，不送纪念品，不组织游览。
会议原先准备为代表们照张合影像，一算账要花三千多元，就取消了原定计划。
这个现场会议还改变了过去那种把训练课目准备好了，让代表来“观赏”的做法，请到会的同志临时抽点所训课目和完成课目的人员进行考核。
在今天上午抽点的重机枪、轻机枪、冲锋枪和八二无坐力炮的实弹射击中，在天候不良的情况下，总评成绩优秀。
作者：林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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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工作、学习的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白族、壮族等十二个少数民族代表，今天上午九点半身着鲜艳的民族盛装，兴高采烈地来到北京卫星通信地面站，通过实用通信广播卫星与远在天涯的亲人通了电话。
头戴白翎毛花帽的哈萨克女干部尼里帕尔，拿起电话要通了乌鲁木齐，电话里传出了她熟悉的清脆的童声：“姐姐！
你是姐姐吗？”
原来是她四岁的小弟弟。
这使尼里帕尔更加喜出望外，她的小弟弟，成了我国第一个打卫星电话的儿童。
藏族中年女讲师次旦卓玛，通过卫星电话与离别八年的姐姐达仓姆通了话，她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白族青年蒲耀拿起话机要通昆明，父亲告诉他：“你的女朋友云娟也在这里，她要同你讲话。”
此时，太空卫星把一对相隔千里的恋人的声音连在了一起。
据北京卫星通信地面站负责人王子忠介绍：少数民族代表今天同家乡亲人的通话，是利用我国新发射的实用通信广播卫星进行的。
栏目：国际军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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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美国导弹巡洋舰“约克城”号、驱逐舰“卡伦”号驶进距苏联海岸六英里的黑海海域。
苏联外交部就此照会美国驻苏大使馆提出抗议。
美国18日声明拒绝苏联抗议侵犯其领海。
据路透社18日援引伊斯兰堡的西方外交人士的话报道说，大约九百名阿富汗士兵上周开小差投奔与巴基斯坦接壤的帕克蒂亚省的阿富汗游击队。
美国《纽约时报》18日报道，苏联已经开始为可能恢复核武器试验作准备。
苏联方面的这种准备工作是从美国的卫星侦察照片上发现的。
美国海军18日宣布，美海军19日将在地中海利比亚附近海域进行军事演习。
参加这次演习的有“珊瑚海”号、“美国”号和“萨拉托加”号三艘航空母舰等。
作者：牛伟旗季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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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3月19日讯 牛伟旗、记者季桂林报道：“中央机关的干部和党员，驻京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在内，都是北京市的公民，要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实现首都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中起表率作用。”
这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今天下午召开的首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和积极分子大会上讲话时着重强调的一点。
驻京部队四百八十四个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和十七名积极分子受到大会表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及北京市李锡铭、陈希同、金鉴等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
近年来，驻京部队各单位广泛开展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共建点已有一千三百多个。
广大指战员在共建活动中，由开始阶段注重外在环境建设，逐步向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内在方向努力，使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深化。
田纪云在讲话中指出：继续下大决心，花大气力，端正党风，纠正各种不正之风，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键。
搞好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设，实现首都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中央机关、驻京部队责无旁贷。
我们要自觉接受和服从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对于他们交给的任务，要认真完成，他们颁布的法规和规定，要认真遵守和贯彻落实。
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给全市人民作出好样子。
出席今天大会的还有三总部负责同志何其宗、周文元、赵南起等。
作者：徐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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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他的背后。
“最近一仗打得可好？”
钉鞋掌的年青皮匠问身着迷彩服，内穿“老山作战胜利纪念”背心的军人。
“中。”
他不时抬腕看表，大概不愿多说一个字。
“听口音你是河南人，是哪个部队的？”
“赶快钉，俺还有事。”
3月12日，我走进麻栗坡县城，下车走到桥头小摊点，就撞上这一问一答。
目送走那位军人，我拐进县汽车站。
候车的人可真不少。
五个战士围着两位中年人交谈。
听口音，他们象山东人。
“我从山东来找我表弟，问了好多军人，都说不知道。
这不，已经三天了……”他拄着棍子，浑身落满灰尘。
“你表弟是哪个部队的？”
几位战士真为刚认识的老乡着急。
“××××部队干部科参谋（他说错了）。
连那个写着‘军邮站’牌子的地方，我都去问过，他们说不知道，没有这个部队。”
大热的天，山东大汉满头大汗。
“哦，难怪。
你怎么能用部队番号找人？”
中年人被“点醒”了，在提包里翻了半天，递给战士一个信封。
“走，再去军邮站问问。”
他们讲，我在一旁听，真为这几位能保守军事秘密的战友高兴。
接着，我先后走进麻栗坡最大的两个旅馆——县招待所和南疆旅社。
风尘仆仆的军人在这进进出出。
“在我们这住宿的军人占百分之六七十。”
县招待所招待员小陈把1986年度“旅客住宿登记表”递给我。
这里每天平均有三十多位军人住宿，我逐一查阅他们填写的“工作单位”。
1月1日至今天，在住宿的人员中，仅有两人填的是部队番号，其余都填的是代号。
“你们都听见军人在所里谈些什么？”
“谈什么？
他们是不该讲的不讲，我们是不该听的不听。”
走进“旅客小件存放处”，小万告诉我，军人很少在这寄存行李。
“有过。
那天不是几位军人将一部电台在这放了两天嘛。”
埋头开票接客的招待员补充说。
这是一间两面临街，无任何保安设施的房子。
那几位战友不知想过没有，电台怎么能随便寄存！
一天见闻，喜多忧少。
采访归来，我一直在回味某部政治处主任程绪超的一句话：“保守机密，大家都要在嘴边设个岗，一人不慎，全军受损啊！”
作者：丁超世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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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3月19日电 丁超、世敬报道：浙江省军区的高速传真通信网，经过半年筹建和试用，取得了满意效果，昨天正式开通。
这个高速传真通信网不仅具有文字和图表的传递、复印、自动接受等功能，而且传递的速度快、质量好。
浙江省军区机关和各军分区机关之间，以往每发送一份传真电报约需一个多小时才能完成，现在只需二三分钟；
各军分区机关之间也可相互传递，减少了电报的周转环节和手续，加快了信息传播。
由于该机与全军采用的传真机标准体制统一，可以直接加入全军传真通信网。
作者：步云
栏目：供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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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服”和“上当”，似乎联不到一块，可实际上又能联到一块。
“舒舒服服地搞调查，不知不觉地上当”，就是一种。
有的基层单位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个工作组去过，那个工作组也去过，但都没有发现。
原因何在？
除了基层的一些干部报喜不报忧、有意掩盖而外，就是工作组调查不深入，不细致，也就是说，没有下多大气力。
有的人总觉得，下部队了解情况么，还不简单，找几个人座谈一下，听一听领导干部的汇报，大体就差不多了。
他们不知道，要真正掌握实际情况，可不容易。
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不大容易；
特别是遇到一些作风不正的人，故意让你看好的，听好的，你如果蜻蜒点水，不扎扎实实去调查研究，不深入到群众中去听取反映和意见，就很容易轻信。
也许有的同志会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有的工作组到下面，也确实忙个不停，东跑跑、西问问，一点没有“舒舒服服”。
但是，为什么也不能掌握真实情况呢？
这大抵是因为思想方法有点不对头。
有的脑子里先有个框框，什么“先进单位不会有多大问题呀”，什么“这是某某领导抓过的点呀”，等等。
因此，到下面就不多动脑筋，不勤于思考，结果不同的意见就听不进，错误的东西看不见，或者看到了一点也不相信，更不深究。
这叫做思想懒惰，也可以说是思想上的“舒舒服服”，那也是要上当的。
作者：安文
这些离开了连队的老战士，之所以念念不忘自己的连队，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原因是，他们的连队确实象个温暖而幸福的家。
就说他们的文化、物质生活设施吧，可以说是一向俱全。
笔者曾对这个部队所有连队的生活设施作过统计，准确的数字是“十三有”：每个战士都有一张舒适的床，床上有个软乎的棉垫子；
每人一个小马扎；
二十四小时都有开水喝；
每周有一次热水澡洗；
每连有一个业余活动室；
每连有一套文体娱乐器材；
每连有一个篮球场；
每连有一台二十英寸的彩色电视机，他们还自费安装了闭路电视系统，可以定期播放录相；
每连有一个冬暖夏凉的饭堂，班班有饭桌，人人有座位；
每连有一个冷藏柜；
每连有十来间临时来队家属客房，房间基本生活设施齐全；
每连有一套腌制小菜用的缸等。
这个部队所有连队的生活设施达到“十三有”，首先是他们端正干部指导思想的结果。
比方说，抓生活设施是连队建设的大事还是小事？
部队领导认为，这是保证战士安心部队服役最基本的一条，也是长远建设的内容之一，如果连队象个寒窑一样，谁愿意呆下去！
因此，他们要求干部切实抓好连队的生活设施建设，在任期间都要为连队基本建设办一两件有长远意义的实事。
其次是精打细算，计划开支，坚持每年都从部队副业生产的收益中，拿出一定数额为连队增添生活设施。
另外，他们还建立了一套生活设施维修和专人保管制度。
去年下半年，全军几十个单位的同志到这个部队参观正规化建设情况，许多同志看了他们完备齐全的生活设施以后，感叹地说：如果各部队的连队都达到这样就好了。
然而，这个部队的领导并不满足，决定今年再给连队增加“几有”。
作者：李良辉
栏目：怎样办好教导团
空降兵部队实行新老兵分训比较早，从1979年组建新兵训练团，至今已有七个年头了。
从去年10月份开始，建立了新兵教导旅。
多年的实践，使我们深切感到，新兵训练按“学校化”的要求，才能走上严格、正规、系统的训练轨道。
教导旅组建后，我们即着眼新兵的管理、训练特点，借鉴战斗部队的管理方法和院校组织教学的经验，努力按“学校化”的要求，探索新路子。
调整编制，建立相应的教学体制。
围绕总体目标，安排科学的教学内容结构。
采用先进手段，完善教学管理。
针对教学特点，建立三结合的教学队伍。
着眼发展，建立现代化的教学保障设施。
采写完这篇报道，引起了心底的一串联想，有些话还想说一说。
沙发、马扎和砖头
现在，我们部队的师以上机关，没有沙发坐的可能不多了。
作为领导机关，只要有条件，搞点沙发坐也无可非议。
但据说，眼下还有不少部队（包括有巨额存款的部队）的战士，连个坐的小马扎都没有，夏天看露天电影，还要用砖头、打起背包或是带双鞋子当凳子。
这就值得研究了。
如果说机关配置一些沙发应该，给战士搞个小马扎坐一坐，就更应该了。
本来，沙发和马扎的差距就不算小，而沙发和砖头的差距就更大一些。
给每个战士解决个小马扎（哪怕小木凳也好），一般说来，是花钱不多容易办到的，问题在于领导和机关想得到还是想不到。
了解了解和体验体验
有位领导同志，对一些连队生活设施差的情况早有所闻，但由于对这些情况只是从会议上、材料上“闻”到的，虽然总想下决心解决，却终未动作。
最近他到十几个连队走了走，住了住，深感自己体验到的，比原来“闻”到的情况要严重得多。
于是，来了迫切感，不长时间就把连队缺的一些设施补齐了。
看起来，帮助连队解决实际问题的迫切感，只是了解了解那是“迫切”不起来的，如果下到士兵中去体验体验，感受感受，就大不一样了。
“唱功”和“做功”
强调解决连队生活设施差的问题，各级的文件没少发，会议也没少开，但因为总是停留在“唱功”上，问题解决得总是不令人满意。
因此，有人编了一副对联，上联说：层层开会，经常开会，不断开会；
下联说：你也讲话，我也讲话，反复讲话；
横批是：无人落实。
我想，如果把这副对联改一改，上联改为：层层强调，经常强调，都来强调；
下联改为：你也落实，我也落实，通力落实；
横批改为：都办实事。
各级都把“唱功”变为“做功”，可以断言，不要说“十几有”，就是“二十几有”恐怕也做到了。
作者：荣国元
我国发射的实用通信广播卫星定点成功后，北京卫星通信地面站开始向全国传送卫星电视、广播节目，云南、西藏、新疆等边疆各族人民反映收看、收听效果良好。
这是北京卫星通信地面站的女科技人员在一起交流工作体会。
荣国元摄
作者：郑旷王跃生
本报讯 郑旷、王跃生报道：南京政治学校改变单纯运用行政手段管理教员的做法，按照教学规律科学管理教员，为他们钻研教学，提高教学水平创造良好条件。
今年初在这个学校召开的干部会上，校领导又向教员们征求了意见。
一位教员说：“这种给我们教员自主权的做法好，我们一定运用好宝贵时间，为培养更多的合格人才加倍努力工作。”
变坐班制为值班制。
过去规定教员每天必须到办公室上班，坐满八小时。
现在，学校规定除值班、上课教员外，其他教员可以在宿舍备课，教员自己掌握和支配时间。
教员的政治学习时间不搞“一刀切”。
学校根据教员在教学中都能较好地学习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的特点，改变了过去政治学习“卡”时间、重形式，不重效果的做法，规定平时的政治学习以教员自学为主。
这些做法，对发挥教员的主动性、潜心钻研教学业务，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教员业务水平的提高。
青年教员印进宝以前只负责章节教学，废除坐班制后，他自己安排学习、进修、备课计划，提高了工作效率，现在能独立开设一门课程，还写出一些有质量的学术文章，被评为先进教员。
作者：胡兆伦方荣堂
通信总站要调一名载波技师到边防最艰苦的机务站去。
大学毕业生邓江头一个站出来：“我去。”
从1978年至今，他在大漠深处一住就是八年。
如今他担任了兰州军区第三通信总站十连的连长。
八年前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大写的“难”字：机务站好象沙海中的孤岛，只有两名战士以及用砖块临时垒起来的简易机房和一顶帐篷。
吃水要到六十公里外去拉，吃菜要到四百多公里外的城市去买。
至于文化生活，除了互相之间的对话，还是对话。
邓江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带领战士担负着机务值勤、接转电话和四百多公里的明线维护任务。
邓江刚来不久的一天夜里，他正在值班，突然一阵狂风夹着沙石呼啸而来，把帐篷一下掀翻了，两名熟睡的战士被惊起。
他们顾不上追赶被刮跑的”家产”，立即带上工具，顶着风沙，到沙漠深处去排除线路故障。
由于暴风经常把帐篷掀翻，把生活用品刮跑，激起了邓江搞基本建设的欲望和决心。
他带领战士们抡锤打钎，搬运石块，经过几个月的奋战，修起了机房、宿舍和食堂，结束了常年住帐篷的历史。
接着，他还带领战士们修建了一个温室和一个蓄水池。
把房前屋后的道路、院落进行了整修；
用旧罐头瓶、破脸盆和废旧电瓶盒，栽上了文竹、冬青、仙人掌等十来种花木，还在院子里种上了菊花；
自己动手修起了一个“三合土”的篮球场，还添置了乒乓球、象棋、军棋、跳棋、康乐棋等娱乐用具。
课余时间，大家各显神通，玩得痛快，营区充满着欢声笑语，一改昔日冷清的景象。
他们现在的伙食，每餐都有菜有汤，大家生活得有滋有味。
1983年春，机务站扩编为连，邓江被任命为连长。
他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优势，除了协助指导员搞好政治教育、做好思想工作外，坚持每天利用业余时间给战士们讲历史、教地理，辅导专业理论。
精神生活丰富了，战士们更加热爱边防，热爱本职工作，军政素质都有了很大提高。
1984年上级有关部门对这个连进行了一次业务考核，全站平均成绩达到九十三分。
邓江十分热爱战士。
他专门去玉门镇买了四十多条白纱巾，给每人送一条，外出查线时，裹在头上，防止昆虫的袭击；
战士赵围凡的家乡遭水灾，父亲生病住院，他以小赵的名义给他家寄去五十元钱；
连队挖菜窖爆破排哑炮，他让战士们躲开，自己冒险去排除。
去年9月，四川籍战士王侦海的未婚妻要来部队成亲。
这可是边防连队的大喜事！
邓江一边派车接姑娘，一边组织人把连里最好的一间房子腾出来作洞房，并按照南方习俗作了布置。
他还亲手给他们剪了一幅“喜”字。
王侦海走进洞房，摸了摸崭新的被褥，望着门窗上的“喜”字，禁不住流下了感激的热泪，深深地向连长鞠了一躬。
邓江热爱边防，热爱战士，热爱通信事业，曾多次立功受奖，今年1月还荣立了二等功。
（胡兆伦、方荣堂）
作者：张树森薛仁
本报讯 张树森、薛仁报道：在冰雪飞扬的北疆某地练兵场上，一支坦克部队正高速向预定地域开进。
突然，一辆坦克发动机熄火，停在路旁。
只见坦克乘员打开新式电台，向技术指挥中心报告了故障现象，短短一分钟内，技术指挥中心便回答了故障原因、排除的方法。
于是，乘员以最快的速度排除了坦克故障，跟上了前进的行列。
这是沈阳军区某坦克旅改革装备管理手段后，部队快速反应的一个镜头。
这个坦克旅为了改革装备管理手段，自筹资金，建立了一个微机系统，编制了两个系统软件。
一是具有对坦克单车技术数据的贮存、检索等综合功能，提高了工作效率；
二是贮存着坦克可能出现的各种故障的有关资料和修理方法，乘员可通过电台或电话将故障现象报告给技术指挥中心，立即可获得排除有关故障的数据、资料。
讲究科学管理，求得整体优化。
他们根据装备技术工作组织系统和坦克车辆使用的一般规律，用统筹法规划和编制了坦克、装甲车辆管理系统图，把车场、出场使用、等级保养筹各个阶段中，参与管理的单位和部门用指令线、工作环节线、任务线、协调线和信息线连成一体，直观地反映出在每个阶段和环节中的隶属关系、指挥关系、协调关系。
这样，就大大提高了装备管理的效率。
作者：王景
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的某部排长傅孔良烈士，生前走过了一条独特的路。
他虽然生在新社会，和许许多多同龄人一样，从小受的是党的教育。
但是命运对他不济，因为他出生于地主家庭，以前他曾几次报名参军，都没能如愿。
为了与命运抗争，他试图以断绝父子关系来昭示自己的立场。
然而还是无法改变人们对他异样的目光。
1979年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到了傅孔良的家乡，他家成份由地主改为社员。
小伙子扑簌簌淌下了两行热泪。
啊，党没有嫌弃他，他终于获得了新生，看到了希望。
参军，这个他过去不知想过多少次的事，也幸运地降临在他的头上。
他成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坚强柱石——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
傅孔良走进军营后，一次次地听老战士们讲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我军指战员为保卫祖国边疆而英勇作战的英雄事迹，次次都感动得不能自己。
他从老战士身上，得到了一种力量，感到了一种召唤。
那时，军营里正掀起运用作战经验指导训练的练兵热潮。
他一头扎了进去，整天在沸腾的练兵场上摔打，象只“小老虎”似的，从不知道疲倦。
他工作积极，参军不到半年，便被评为先进战士，接着又成了专业技术能手、神枪手、技术尖子。
在参加军和军区侦察专业战术技术比赛时，他带领的小组夺得了战术“四会”教学第一名，他本人荣获“四会教练员”称号。
在部队这个革命的熔炉里，傅孔良茁壮成长起来，先后入了团，入了党，还被破格由班长提为干部。
傅孔良和战友们参加了老山地区对越防御作战。
他实在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在连队干部会上拍着胸口说：“我先把话说明，诸位都打过仗，立过功。
这次战场上打头阵的事，说什么也得由我来干，到时大家少和我争！”
前年9月3日，傅孔良所在连奉命担任突击队，配合兄弟部队收复被越军侵占的某高地。
黑夜沉沉，山路崎岖，荆棘遍地，地雷密布。
傅孔良抢在前面开路。
为了避免触雷，他们在峭壁峡谷中攀行，在荆棘草窝里前进。
他用双手扒茅草，用匕首割刺竹，双手被划出一道道血口，双膝被碰得流血。
连长白跃寿几次上前去替换他，都被挡了回来。
他对连长说：“你是指挥员，不能走第一个。”
凌晨七点零八分，“轰隆隆……”我军大炮发出愤怒的吼声，战斗打响了。
傅孔良如猛虎下山，首先跃入敌阵，当即毙敌两名。
他用单兵火箭摧毁了敌人的营房。
敌人慌了手脚，抱头鼠窜，他指挥全排乘胜追击。
突然，“嗒嗒嗒”，一名躲在暗处的残敌向他射击，他腹部中弹，但是他没有倒下去，以钢铁般的意志端枪打出两个点射，结果了那名残敌。
这时，他臀部再次中弹，摇晃一下，终于倒了下去……
他伤势很重，流血太多，没能等到运到后方医院就已经闭上了眼睛。
临终前，白连长凑在他耳边问他有什么话要留，他断断续续地说：“很……抱歉，我……没有……尽到责任，请转告……我父母，为……保卫祖国，牺牲……值得……”
战斗结束后，战友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他战前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信中说：“爸妈，如果我在战场上牺牲，是为保卫祖国而死的，只要国家富强，人民安康，我就满足了……我牺牲后，请求爸妈不要给国家和部队增添麻烦和负担，连抚恤金都可以不要。
党对我家恩重如山，你们就把我的牺牲当做对党的报答吧。”
战友们读着，读着，这些刚才还迎着硝烟奋勇冲杀的钢铁般坚强的勇士们，此刻，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当我用笨拙的笔述说着这位年青英雄走过的路时，成都军区正为他隆重举行命名大会。
人们敬慕英雄，给英雄的父亲献上一簇簇鲜花。
我看见，英雄的父亲在流泪——那是幸福的泪！
更是骄傲的泪！
终于，英雄的父亲站起来，发出了激动的呼声：“说实在的，孩子有出息，那是因为有党啊！”
作者：桑昌武/蒋君毅/龚盛明/代英森/吕金奎/张春燕/相东升/崔长生/郭庆生/李宏/陈杰/志山/耿顺喜/杨军/刘世仁
栏目：信息一束
发挥有专业特长编余干部的作用
南京军区某部船运大队在整编后，充分发挥有专业特长的编余干部的作用，组成以编余干部为主要技术力量的修船办公室，既妥善安排了编余干部，又保障了船艇的保养维修工作。
年初，他们已维修船艇两艘，维修大型机部件七件，还为在海岛的值勤点制作了两个油炉和设计安装了一台开水锅炉。
（桑昌武、蒋君毅）
偏僻山区部队安装闭路电视
成都军区某部新建的闭路电视系统，春节正式开始使用，部队在节日期间安排了《拜年》、《讲革命故事》和《部队新闻集锦》等二十多个丰富多彩的录相节目。
这个部队还作出规划，利用这套闭路电视系统，每星期用三个晚上开设电子计算机知识讲座，普及电子计算机知识。
（龚盛明）
某仓库与地方共抓防事故工作
甘肃省军区某仓库针对驻地附近个别农民违反仓库安全规定的现象，在当地县、乡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有军地双方参加的防事故小组，并定期召开碰头会，使仓库的防事故工作有了明显进步。
（代英森）
为少数民族村寨办卫生员培训班
云南边防某部医院为少数民族村寨举办的卫生员培训班，于2月5日正式开课，二十五名壮、傣、苗族男女青年参加了学习。
在三个月的培训期中，将开设《生理解剖学》、《药物学》、《护理学》和《常见流行病》等课程。
教员由具有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的军医担任。
（吕金奎、张春燕）
为前线战友家属送医送药
三二二医院医护人员组成五个医疗小组，深入大同地区工矿企业、乡村，为三十一户边防前线干部战士的家属及其他军烈属检查身体、送医送药。
到2月初，医疗小组已检查治疗一千余人次。
（相东升、崔长生）
倪根珊撰写医药专著
二炮某部医院副院长倪根珊勤奋努力，刻苦钻研，在三年时间里撰写了一部长达二百一十九万字的医药专著《药物分类及药物学概要》。
（郭庆生、李宏）
对化验报告单消毒后再发出
二五二医院检验科坚持对病员化验报告单消毒后再发给病人。
截至今年2月底，这项制度已坚持了多年，发出化验单近百万张，有效地防止了疾病交叉感染，深受部队指战员称赞。
（陈杰、志山）
证实人体转氨酶增高有新起因
二六三医院传染科主治军医胡子明经过两年的临床观察和动物试验证实：吃哈喇油会引起人体转氨酶增高。
参加鉴定的有关专家认为：这项科研成果既有临床疾病的分析，又有动物试验，论据比较充分。
2月上旬，这项科研成果在经过全面论证后，向上级申报了军队科技奖。
（耿顺喜）
某团与地方协作搞好兵员管理
沈阳军区某团主动与地方十一个市县、五十一个区、乡、镇有关部门和一大批战士家庭建立了共同做好兵员管理工作的联络网点，商定了共管共育、培养合格战士的协定，使部队、地方、家庭管理教育融为一体，效果明显。
（杨军、刘世仁）
作者：陈向东
栏目：军事人才学研究
刘伯承同志是著名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军事理论家，是我国最优秀的军事统帅之一。
他在几十年的军事生涯中，一直十分重视军事人才的培养和使用。
本文仅对刘伯承同志的人才思想作一点粗浅的探讨。
重才——人才乃战略资源 战争胜利之本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的刘伯承同志，早年投身革命就深感军事人才之重要。
他在南昌起义失败后总结这次失败的教训时就说：“暴动时已感觉军事人才之缺乏，这次作战伤亡更感缺乏万分。”
（《刘伯承军事文选》第9页，以下简称《文选》）为进一步唤起全党的警觉，1928年7月3日，他在党的六大上作军事补充报告时，进一步从战略的高度提出军事人才资源的重要，指出“应注意到暴动前之武装工农，乃至暴动后之建立红军，在在需要军事人才”，提醒全党若不能就此高度重视军事人才问题，并抓紧培养，“则将来革命前途必蒙大多的不利。”
（《文选》第42页）刘伯承同志还十分重视部队中的知识分子。
他在1938年9月1日写给徐向前等冀南区负责同志的信中，提出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到部队来工作，把罗致“步、骑、炮、工乃经理、军医”和“文艺美术音乐人才”，看作是关系抗战前途、适应未来“正规大战”的战略问题。
他还说要罗致一批知识分子“到我们教育机关来做种”，“此是我们军队建设工作急需逐步建立的事”。
这里充分表现了刘伯承同志在战略上的深谋远虑和在军队建设上的远见卓识。
刘伯承同志重才的另一方面，表现在他常怀爱才之心，一贯把人才看成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倍加爱惜。
他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非常注意保护知识分子的安全，每次行军作战，都反复叮咛警卫干部：“我们是挑着电灯泡子赶场，千万别把它们碰碎了。”
（《刘伯承回忆录》第二集第136页）意思是说知识分子虽然脆弱，但能发光，必须注意加以爱护。
遇到营团指挥员负伤或牺牲，他总要抽空去看望或悼念。
他还从生活待遇上关心爱护人才，认为不仅需要一些有职有权的领导亲自关怀，更需要的是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以使部队中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
全国解放后，刘伯承同志主持军事学院工作时，为使教员们安心工作，就曾向国防部长彭德怀并中央军委作了关于解决院校人员待遇问题的报告，提出院校的教员、学员和在职干部的一切待遇（其中包括编制军衔、职务薪金和晋级等），应完全与部队（除作战者外）一致，以适应并推动训练干部之中心工作（参见《文选》第675页）。
他的建议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从而解决了一些教员的后顾之忧，进一步调动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
育才——人才重在培养 治军必先治校
刘伯承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深知古今中外任何军队都不能“不教而战”，而教，首先要教好干部。
因此，他十分重视通过办院校来培育人才。
刘伯承办校育才，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慎选学员，发挥毕业学员的作用。
他认为，培养人才一定要选好苗子，苗壮则易成才。
抗战初期，有的领导干部只顾眼前作战需要，对选调优秀干部进校深造不够重视。
刘伯承对此作了十分严格的规定，要求各部队首长对选调学员不能“马虎从事，滥竽充数”，一定要由“各司令政治机关负责提选，并由特别小组审查鉴定，务必适合规定条件”（《刘伯承指挥艺术》第365页）。
他还主张合理使用经过院校培训后的学员，反对学非所用。
他在军事学院《五年来的基本总结》中，曾对一些部队不重视人才、不重视毕业学员的现象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不仅是浪费了国家的钱财，更可惜的是浪费人才。
第二，注重学员的文化知识和身体素质。
刘伯承认为，一个合格的军事指挥员的素质，不仅是军事政治的结合，也是文化知识和身体素质的结合，“要提高自己的政治、军事水平，首先要解决文化科学知识问题，因为文化科学知炽是打开和深造政治、军事大门的钥匙。”
（《刘伯承指挥艺术》第368页）同时，他还指出，军队的人才应该达到脑力与体力的平衡。
为此，他在学校中大力提倡体育运动。
体育活动的开展，既提高了学员的身体素质，又磨练了意志，而坚韧不拔的意志，正是军事人才成功的可贵心理品质。
第三，尊重育才规律，讲究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
为了让学员尽快消化讲授的内容，他曾指出：“教人学者必须把课业内容嚼烂，讲求教法，使人易学懂，并给时间自习而辅导之”（《文选》第680页）。
对于学员，他强调要学会“反刍”，好好消化理论，把书上的条文变成自己的东西。
他还说：“学习，一定不要赶浪头，赶时髦。
要考虑自己的条件，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学一门就要努力学到手，就要力求精通，否则就永远是个半瓶醋。”
（《刘伯承回忆录》第412页）
第四，强调学以致用和理论联系实际。
他曾打比方说：“经验好比是零散的钱，理论好比是一根钱串子，把各个经验总结起来，上升到理论，就好比一根钱串子把零散的钱串起来，这时你才能说有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本钱。”
（《刘伯承同志办院校纪事》第9页）刘伯承同志认为，只有具备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才具备成才的基础。
第五，严字当头，严而有格。
刘伯承同志常说“慈不掌兵”。
为了培养高质量的军政指挥人才，他对学员的作风纪律要求是十分严格的。
他反复强调两条：其一是“教之以政治”，即用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统一全校人员的思想和行动，使每个同志真正懂得作风建设与成才的关系，变为自觉行动。
其二是“绳之以纪律”，就是严格按条令条例和各项规定办事，做到赏罚严明，一视同仁。
同时，刘伯承同志还严格要求育才的质量，强调淘劣存优，不符合标准的就不准其毕业。
用才——德才全面衡量 力求用其所长
首先，要善于按照正确的标准识别和选拔人才。
刘伯承对军队的人才标准有着独到的见解。
他认为，在坚持把德才作为衡量干部的尺度的前提下，还要掌握衡量各类不同人才的标准。
刘伯承同志常说，世上三百六十行，行行都可以出状元，但每行要有每行“状元”的标准，军事干部与政治干部的标准不同，高级指挥员与基层指挥员的素质也不一样，不能搞“一刀切”。
譬如，侦察领导就应由“刚胆精明，机断专行”的干部担任（《刘伯承指挥艺术》第294页）。
他还强调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必须头脑清醒，有足够的学识，善于思考，还要学点谋略学，不掌握奇谋方略，是无法克敌制胜的。
其次，要在实践中检验和识别人才。
刘伯承认为，只有在实际斗争中，才能选拔出胆大包天，心细如发，有勇有谋的干部。
1942年8月，他在太行军区夏季反“扫荡”军事总结中说：“在斗争中认识干部、提拔干部，这是一个最科学的知人善任的办法。
这次在执行政府法令、反维持与反‘扫荡’的实际斗争中，确实发现了与群众血肉相连、忠于抗日民主的英雄，我们一定要提拔这些经过考验的英雄。”
（《文选》第329一330页）。
三是注重量才使用，力求用其所长。
刘伯承同志戎马疆场几十年，他对手下的每个指挥员是能攻还是善守；
是多谋还是善断，甚至个性脾气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所以他指挥用兵得心应手，恰到好处。
他对投笔从军的知识分子，也同样能够用其所长。
抗战时期，刘伯承有一次在闲聊中了解到，一位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在抗大学习后，分配到鲁西北当副排长去了，刘伯承马上详细询问此人的情况，并派人追了几百里，硬是把他追了回来，分配到师供给部工作，发挥了他的专长。
四是要做到用人不疑。
用人不疑，这是领导者使用人才必须注意的原则，刘伯承对此深知谙熟。
在他那里，经过改造的国民党旧军官也可一样重用。
1938年底，刘伯承听说一位从国民党炮校毕业的军官，参加八路军后专业不对口，就亲自找他谈话，并把他调到一二九师司令部当参谋，给予充分信任，让他参加筹建炮兵，后来这位同志成为我军炮兵部队的骨干。
作者：饶新建
近年来，正当我们的各项改革逐步展开的时候，在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以权谋私、一切向钱看等新的不正之风和投机倒把等犯罪行为，有的人便把它记在改革、开放的账上，认为这是由于改革、开放造成的。
显然，这是一种片面的、错误的认识。
其实，即使从时间上来说，不正之风也是早就存在的，并非在改革和开放的今日才有，只不过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采取了新的表现形式而已。
要说到它的产生，那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首先不能不看到，我们的新社会是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剥削阶级腐朽的思想作风不可能不侵入党的肌体，更不可能不影响社会风气，其次还要看到，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所造成的空前破坏，对整个社会风气的污染，其恶劣影响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肃清的。
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新条件下，由于我们工作上还缺少经验，有些改革措施还不够完善、配套，有些地方和单位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也使不正之风和犯罪行为有了可乘之机。
由此可见，不正之风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旧思想、旧社会关系的残余和外来的资本主义影响在作怪，绝不能把帐算到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上。
我们实行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和方面，改变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状况，更好地利用国内外的资源和技术，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使国家更快地富强、使人民更快地富裕起来。
这种政策本身是决不会产生不正之风的。
由于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旧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破除了，新的制度和法规一时还难以健全，或者由于改革措施没有配套，出现了一些漏洞和管理上的“真空”，给搞不正之风的人钻了空子，那也不是改革本身的问题。
同样，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以加快我国四化建设的进程。
当然，正象打开窗户新鲜空气进来的同时苍蝇蚊子也会飞进来一样，对外开放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也不可避免地会通过各种渠道渗透进来。
对此，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重新关上大门，退回到闭关锁国、与世隔绝的年代去。
要看到，任何事情总是既有利又有弊的，我们只能力求利大于弊，积极作用多于副作用。
如果有谁既想改革，又苛求改革的措施必须十全十美，只能有百利而无一弊，那他必定寸步难行，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改革了！
深圳经济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也是实行改革最早、步子迈得最大的地区之一。
如果从改革、开放必然会带来不正之风的偏见出发，那么，那里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必定是糟透了。
但事实恰恰相反，那里虽然也存在着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但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改革和开放有力地促进了人们观念的变革，开拓精神、创造活力、主人翁态度已日益成为特区人民精神生活的主旋律。
他们十分重视运用多种形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先后邀请了张海迪等先进人物和广西、云南边防前线英模汇报团来作报告。
对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共产主义理想、为人民服务和纪律教育。
他们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全市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扩大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目前已有三分之二的职工参加了业余文化技术学习活动。
去年头九个月，就有一千一百多名青年加入共青团，有近一千人加入共产党。
许多到过深圳的同志说：“特区的社会风气，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得多。”
事实证明，改革、开放同不正之风并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只要我们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有效地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袭，而且可以借改革的强劲东风有力地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
不正之风的存在和发展，不仅不是改革和开放造成的，恰恰相反，倒是说明了深入改革旧体制弊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例如，以权经商这股不正之风，主要发生在部分手中掌握一些权力的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身上。
长期以来，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行政管理部门掌握着经济大权，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都要受行政部门的支配。
这种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体制，就使某些领导干部得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办各种贸易“公司”、“中心”，从中谋取私利。
而当我们真正做到了政企职责分开，以权经商就不那么容易办到了。
可见，要纠正和清除不正之风，就得坚定不移地把改革继续推向前进。
因循守旧，不思改革，任旧体制的种种弊端继续存在下去，反而会使不正之风更有滋生和发展的土壤。
改革和开放，顺应了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趋势，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既要坚决抵制和纠正不正之风，又要坚持改革和开放的政策，这才是每个革命者应有的态度。
作者：侯志军
“统包统配、只进不出”的劳动就业体制，是同过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相适应的就业形式。
在这种劳动就业体制下，劳动者几乎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企业也没有根据生产需要增减职工的权力。
这不仅使一部分劳动者长期无法得到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才能和劳动积极性的工作岗位，而且使劳动力无法随产业结构和企业经营状况的变化而在不同部门、不同企业间流动，造成了用非所学、学非所用，以及“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并存等不合理的现象。
要按照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当然不能不触动这种劳动就业体制。
开放劳务市场（或称职业市场），是改革旧的劳动就业体制的突破口，代表了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相适应的新型劳动就业体制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方向。
首先，开放劳务市场，是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一个基本条件。
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必然要求根据自己的生产方向和规模的变化，及时增减和调整技术人员和职工的数量和种类。
没有劳务市场，企业的这一要求就很难顺利实现。
有了劳务市场，企业可以通过聘请制、招募制、考试制、合同制等形式，吸收与生产发展需要相符合的劳动者；
同时由于与生产需要不相适应而被企业裁减下来的劳动者，也可以通过劳务市场另谋出路，进入其他需要劳动力的企业。
其次，开放劳务市场，为劳动者自主地选择职业提供了场所，有利于改变“统配统包”造成的学非所用、用非所长的不合理现象，使劳动者获得与专业才能和个人爱好相适合的工作岗位，从而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最后，开放劳务市场，又是改变就业上的终身制，从根本上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条件。
“大锅饭”所以难以打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受到“铁饭碗”即就业上的终身制的保护。
开放劳务市场以后，人们必须“凭真本事吃饭”，只有靠自己的劳动技能和劳动贡献才能获得和保有就业岗位，“铁饭碗”不复存在，“大锅饭”也就难以维持下去了。
这两年，各地试办人才交流中心、技术工人主流中心等形式的劳务市场，成效是显著的。
但是，要使劳务市场普遍发展起来，还有一个认识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有些同志认为，劳务市场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力市场难以区别，会使劳动者沦为劳动力商品的出卖者，失去就业保障。
这是一种误解。
在社会主义的劳务市场上，虽然劳动者和企业通过相互选择而建立合同契约关系的过程，从表面上看与商品买卖有某些类似之处，但其实质却并非商品买卖，而是劳动者与一定的劳动者联合体即企业建立自由的联合劳动关系。
因为，第一，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是以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身份出现在劳务市场上的，而并不是一无所有、只有劳动力可以出卖的雇佣工人。
第二，劳动力是否成为商品，关键要看劳动者获得的工资是不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产品是否被他人无偿占有。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一旦通过劳务市场加入企业的生产过程，就同企业的其他劳动者一样，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取得工资，因而他的工资不可能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
他所创造的剩余产品则归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作为生产资料共有者的全体劳动者所有，而不会落入某个私人资本家的腰包。
第三，普遍开放劳务市场以后，在劳动者和企业相互选择的过程中，会有部分人暂时游离在生产过程之外，处于待业状态，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只要这不超过一定数量和时限，就应当看做是正常的。
而且，这也不意味着劳动者失去了就业保障。
因为，一方面，国家劳动部门会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及时提供劳动力供求信息，实行职工转业培训等等，积极指导和帮助待业者尽快就业；
另一方面，国家还要建立完备的待业保障制度，为待业者提供基本的生活保证。
这些都说明社会主义的劳务市场是公有制经济关系的体现，与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是有本质区别的。
作者：祝润安
大批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以后，应该怎样提高领导威信呢？
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胜利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要争取“个人影响权”。
这是耐人寻味的。
领导威信，按社会心理学的说法，就是领导的影响力。
居于一定权力地位的人，在某一群体中对其部属的心理与行为发生影响与变化的能力，是权力性影响力与非权力性影响力的组合。
权力性影响力的核心是权力，属于强制性因素。
就是说，你是领导者，你在言行之前就获得了要别人服从的极力，这个权力是由社会赋予的。
领导者如果仅借此来号令部属，是远远不够的。
马胜利体会，有无威信并不取决于一个人掌握权力的大小，而是要看他有无“个人影响权”，也就是非权力性的影响力。
非极力性影响力就是领导者本身的素质。
领导者的素质获得了群众的信服，才是对你行使权力颁发了“通行证”。
提高领导者的非权力性影响力即领导者的素质，首先要确立一个良好的思想作风。
古语说得好：“己身正，不令而行，己身不正，虽令不从”。
领导者走得正，行得端，才能得到群众的尊重、拥护和爱戴。
如果高踞于群众之上，严重地脱离群众，或者当“利”不让，甚至以权谋私，那就不仅在群众中毫无威信可言，也不可能做好工作。
其次，要有较高的知识素养。
领导者对自己负责的工作不懂行，不按科学规律办事，那也无法获得威信。
三是要增强对部属的情感。
领导者应自觉同下级和群众平等相处，把部属吸引到一起，形成和谐的集体。
要了解他们的长处和短处，因人施用，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要处理好各种矛盾，使整个组织协调动作，以提高整体活动的效能。
倘若处事不公，赏罚不明，那就要导致心不齐、气不顺、组织涣散、号令不行的后果。
作者：胡卫平李德周
把我军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这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军建设的根本任务。
为实现这个根本往务，有许多工作要做，如更新武器装备、改革编制体制和教育训练等等，但是这些都离不开全军指战员素质的提高。
随着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逐步发展，提高现代化军人的素质的问题也就日益突出起来了。
现代化军人的素质，就军人个体来说应该包括：①政治素质。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尤其要有邓小平同志强调的革命和拚命、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压倒一切敌人和压倒一切困难、坚持革命乐观主义和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五种革命精神”。
由于现代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空前增大，因而对军人精神的震撼和心理上的压力也会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发扬这“五种革命精神”。
②军事素质。
具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军事思想和熟练的现代化军事技能。
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愈精密，对军人技能精湛程度的要求就愈高。
只有具有驾驭新式武器装备的能力，实现人和武器装备的珠连璧合，形成有机结合的“人一机”系统，才会造成强大的战斗力。
③科学文化素质。
在现代条件下，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更是转化为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目前许多外国军队都十分重视提高军人的文化素质。
美国现役军官中取得学位的人已超过90％，苏军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军官也占了70％。
因此我们应该尽快实现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并使全体军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有一个较大的飞跃。
④身体素质。
由于现代战争的空前严酷，对军人的体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军人要在战争中能承受住巨大的精力和体力消耗，正象杨尚昆同志指出的，现代化军人的素质，应该是“体魄、精神、知识、能力的综合”。
⑤可协性素质。
由于现代战争活动范围空前扩大，战场空间将呈现高度立体化、多维化态势，需要陆、海、空诸军兵种的协同作战，因而军人的可协性素质就更显重要。
这种可协性素质主要表现为积极协同、主动配合的观念，高度的时效观念，严格的纪律观念。
如果缺乏可协性素 质，就可能因为某一行动的失调，或一个环节的梗阻，导致全局的失败。
现代化军人的个体素质，是由上述各素质要素紧密组合所构成的有机系统，从而形成为整体优化的现代化军人素质，并在战斗中产生最佳效应。
我云南边防部队进行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之所以能以较小的代价战胜狡猾凶恶的敌人，靠的就是军人诸素质的综合作用，而不是哪一个素质的单一作用。
这里，没有军人勇于牺牲、不畏艰苦的革命精神，没有过硬的杀敌本领，没有铁的战场纪律，没有坚强的体魄，就不会达到预想的战斗胜利。
这种军人个体素质系统的整体性特性，要求我们在培养军人现代化素质时应从总体上着眼，以达到军、政、文、体诸素质兼优，而不可偏废那一项。
军人个体素质的优化是重要的，但军人群体素质的优化更为重要。
任何战争都不是单个人之间的对抗行动，而是“群体力”的相争，现代化战争尤其是这样。
谁的群体素质更好，谁就是战争中的强者，谁就有希望品尝到胜利之果的美味。
一支部队，即使个个都是强兵良将，但如果纪律松散、各行其是，那就会使个体素质的优势难以发挥，甚至互相抵消。
这样的部队同样不会有很高的战斗力。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用拿破仑的话来证实这一点。
骑术不精但有纪律的法国骑兵，与当时最善格斗却没有纪律的马木留克兵作战，“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一千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一千五百个马木留克兵”。
这说明，马木留克兵的失败，不在于个体素质不好，也不在于人数不众，而完全在于没有形成群体素质的优化。
当然，军人群体素质的优化，并不是个体素质的简单相加，而是个体素质的有机结合。
军人个体素质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有的是军、政、文、体全面发展，被称之为“全才”；
有的则是某一素质突出发展，被称之为“专才”。
只有把“全才”与“专才”合理调配，取长补短，才能实现军人群体素质的最优化。
在我军编制体制改革、领导班子调整以及各类人员工作分配时，都应当考虑到群体素质优化的原则。
提高军人现代化素质，还应当解决一个思想观念现代化的问题。
现在有的人认为目前我军的武器装备现代化程度还不太高，因而人的现代化尚缺乏物质基础，从而轻视军人现代化素质的培养。
其实“化人”和“化物”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现代化的人，现代化武器装备决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在现有的基础上有了现代化的人，就可以去发明、创造和掌握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进而又会在新的物质基础上达到更高水平的人的现代化。
认清这一点，才会站在时代的高度，努力去提高现代军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和政治素质，不断掌握、深化和更新军事知识和技能，培养出新时代需要的现代化军人，以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作者：薛羽顾晓鸣
栏目：读书咨询
编辑同志：
我周围有许多同志都在抽时间发愤自学，有的专门攻读某一门学科，我想利用业余时间自学社会学，但又不知道如何着手，你能找在这方面有所研究的同志谈谈这个问题吗？
沈阳军区某部 薛羽
薛羽同志：
编辑部转来了你的信。
我对社会学也是刚开始学习，谈不上深入研究，只能谈点粗浅的看法供你参考。
自学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共同的规律。
例如，可以设法找一本有关这一学科的比较权威的教科书或概论，配上几本通俗的普及读物来读，还可以找几本这一领域中正在实际研究的专题论著浏览一下。
这几类书构成一部“读物的配伍”。
在阅读这些书的过程中，再加上随时请教有关同志，或设法参加有关的讲习班，并注意在实践中加深对所学知识的领会。
这几方面综合起来，便构成一个完整的学习过程。
自学社会学，也不例外，只是社会学还有自己一些独特的情况，我们在自学时必须充分地加以考虑。
首先，社会学在我国是一门新学科，因此，关于它的学科对象、范围和理论体系，还有种种不同的意见。
这样，暂时还不容易找到比较成熟的社会学基本教材，尤其不能依靠一、二本书来入门。
自学的同志可以把我们国家自己编的和翻译过来的著作多找几本来翻翻，先得到总的印象，然后选择几本为主，深入学习，在读书的同时，可以广泛阅读各地出版的社会学刊物，例如上海的《社会》杂志、北京的《社会学研究》等等。
关于各种分支社会学，可以参看上海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当代新学科手册》。
上海的《社会》杂志一九八四年第六期上，详细刊登了近年来出版的社会学著作目录，可以供您在选择书籍时参考。
其次，我国的社会学，是一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调查研究为主要方法，综合地研究现实社会，探求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规律性，对社会发展先行预测的科学。
因此，它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已经广泛存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以及我党领导人各个时期的著作和实践之中。
毛泽东同志的农村调查文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都是不可不读的。
同时，我国各个时期的一些优秀的社会调查报告，如《陈翰笙文集》中的许多社会调查等等，从中也可以领会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此外，还可以结合阅读一些国外学者的社会学著作，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学者写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基本原理》、日本学者写的《社会学概论》等，从中吸收当代社会学研究的许多分析概念和方法。
我本人近几年在社会学的通俗化上作了一些努力，已出版了《社会学趣谈》（广东人民出版社）、《生活中的社会学》（天津人民出版社）、《家庭中的社会学》（四川人民出版社），力求写得深入浅出，生动可读，你如有兴趣可参阅一下。
第三，由于社会学的学科特点，“行”（实践）的因素特别重要。
自学的同志可以结合本单位搞社会调查、做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两个文明建设等任务，一边学理论和方法，一边亲自做点小调查，用学到的概念来分析和说明日常生活现象。
只有对社会有了正确而敏锐的观察分析预见能力，才算学到了“社会学的视野”、“社会学的分析”和“社会学的方法”，才算在社会学方面入了门。
顾晓鸣
作者：王根宝
马哈古卜议长首先致词，欢迎李主席从古代文明发祥地黄河之滨来到永恒的尼罗河畔，从横亘着长城的中国来到矗立着不朽金字塔的埃及。
李先念主席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表长篇演讲，指出，第三世界的崛起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历史事件，第三世界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主要力量。
李主席重申，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一员。
中国人民对第三世界有着特殊感情。
中国政府和人民坚持不渝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把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放在自己对外工作的首要地位。
他指出：“当前，超级大国的激烈争夺，给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使第三世界国家深受其害。
因此，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愿望最强烈，要求正义、反对强权的意志最坚决。
第三世界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的历史重任，成为当今世界上主要的和平力量。”
李先念接着指出：“第三世界不仅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也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他说，世界经济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
为了促进世界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第三世界国家一直在进行积极的努力。
他特别强调，第三世界国家改革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和努力，无论就当前和长远来讲，都是促进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的强大动力；
而开展南南合作，增强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实力，不仅这本身就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内容，而且对促进南北谈判与合作，对推动整个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李主席指出：“团结是第三世界力量的源泉，合作是第三世界强大的关键。”
接着，李主席阐述了中国在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中所遵循的原则和立场，他说：“中国是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断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坚持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一项主要内容，也是我国对外工作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我们坚持不渝地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霸权主义的正义斗争，支持它们维护民族独立、振兴本国经济、建设自己国家的努力。
我们支持不结盟运动的宗旨和原则。
我们在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以及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关系中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决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
我们积极支持第三世界国家谋求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的要求。
我们十分重视同第三世界国家开展经济交流与技术合作。”
中国将坚持不渝地遵循自己提出过的关于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和关于南南合作的四项原则。
李主席郑重宣布：“中国不仅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即使今后发展起来，也仍然属于第三世界。
中国反对一切霸权主义，中国自己他绝不称霸。
永远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不移的信念和立场。”
据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发布第三十六号主席令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1986年3月1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1986年10月1日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以来，除原有十二名代表尚待原选举单位补选外，广东省撤销张和畅、雷宇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共有十四名代表尚待原选举单位补选。
现已由原选举单位补选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一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意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补选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确认补选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一人的代表资格有效。
现将补选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一人名单公布如下：
山西省徐生旺，黑龙江省李剑白，江西省王书枫，湖北省郭振乾，湖南省彭清源，广东省刘欢源、何流成、陈荫棠、孟庆平，四川省蒋民宽，贵州省张玉环。
山西省选出的六届全国人大代表胡文秀（女）于1986年3月10日逝世。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二千九百七十八人，现有代表二千九百七十四人，还有四名代表尚待原选举单位补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86年3月19日
作者：何云华
深圳特区管理线东起大鹏湾背仔角，西至深圳湾南头半岛的姑婆角，全线长达八十六公里，管理线上的主要设施包括修筑一条沿线公路、设置分隔障碍物、兴建一批联检站、海上通道、码头人行便道口、供水、供电、通讯设施及检查人员的住地等建筑物。
根据省人民政府于3月12日公布的《深圳经济特区与内地之间人员往来管理规定》，在深圳特区与非特区之间的陆地沿线的六个公路口，二十九个通道口，以及深圳特区海岸现有码头、渔港等海上通道，按不同情况分别由公安、边防、海关设立机构对来往人员、船舶实行检查管理；
对罗湖火车站和特区内的铁路货运车站也作了方便旅客和货物、行李物品进出特区的相应管理规定；
此外，管理办法对进入特区人员的有效证件作了明确规定。
国务院特区办公室负责人指出，听说有些人担心特区管理线启用后，会把特区经济管“死”，影响特区和内地的经济交流。
这种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
深圳特区管理线从1984年8月开始试行管理，据统计，一般每天要验放出入特区的人员十万八千多人次；
机动车辆一万七千多辆次，在道口没有堵塞现象。
同时，一年内共查获走私物品价值人民币一千二百万元，违章物品价值五百三十八万元，补征经批准运往内地的物品税款一千九百万元，还查出无证进入特区人员六万多人次，冒名顶替三千八百多人次。
这说明特区管理线既发挥了监管作用，又保证了人员和货物正常往来畅通无阻。
对于进出深圳经济特区凭什么证件的问题，国务院特区办公室负责人回答说：仍按现行办法，即：内地人员进出深圳经济特区凭《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管理区通行证》。
这种证件由全国各县级公安机关和经指定的公安保卫部门签发。
特区内的人员出入凭《深圳经济特区居民证》和证明本人在深圳特区居住身份的有效证件。
现役军人、人民武装警察须持团（支队）以上机关签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通行证》或《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通行证》。
记者还被告知，我国其它三个特区，由于具体情况和地形条件与深圳特区有所不同，管理线的设置和具体管理将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中国政府历来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向台湾出售任何种类的武器及提供生产包括原子武器在内的各类武器的技术。
有记者问：据报道，台湾已生产了原子弹，对此中国有何反应？
这位发言人说，我们已经注意到香港《百姓》杂志的有关报道和台湾当局对此事的表态。
中国政府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他说，向台湾出售武器及提供生产包括原子武器在内的各类武器的技术，将对中国实现和平统一增加新的障碍，是对中国内政的直接干涉，也不利于亚洲的和平和世界局势的稳定。
在回答记者提出的有关中国援助印度锡克恐怖分子的报道是否属实的问题时，新闻发言人说，最近，几家外国报刊先后发表了关于“印度锡克恐怖分子得到中国援助”的消息。
这纯属谣言，不值一驳。
作者：张挺廖宗怡
栏目：体育
二、虎之卑势将以有击
日本队并没有把二十名中国小伙子放在眼里。
仅从前两场的比分来看，应该承认他们是强者。
日本队分别以十比一胜朝鲜队，二十比一胜南朝鲜队，远远超过了中国队的得分。
眼下，日本队采取整体编队进攻，而他们的长处却是防守反击。
事情就是这样的有趣：尽管日本队认为胜利在握，又同时背着一个“不能输”的包袱。
任何比赛中，“不能输”是最沉的包袱之一。
中国队在第一轮的比赛中，先以十一比二胜南朝鲜队，再以七比一胜朝鲜队。
在“把银牌往兜里一揣”之后，中国冰球健儿一身轻松地投入了与日本队的交锋。
并且在王政平、金亨基两个教练的带领下，小心翼翼地窥视着那块大多数人认为已装进日本队口袋里的金牌。
拚，有智者之拚，有鲁莽者之拚。
中国队一上来摆出了一副挨打的架子，全队紧缩在中区和大门前。
即使得了球，也是一杆子打得老远老远，让你日本队一窝蜂抢去，全队并不扑出。
第一局，双方战成○比○。
但○比○后面，还隐藏了一句中国的老话：虎之卑势，将以有击。
在这种“宁肯不得分，也不失分”的战术面前，日本队越打越着急，编队进攻屡屡被破坏，变得毫无章法；
他们越着急，越是一味强攻，露出的破绽也就越大。
第二局，中国守门员有一次曾扑出去救球，结果没有扑着。
日本队员得球后猛攻，这是一个无人防守的空门，球却贴着门框滑了出去。
好险，又不险。
场上，一个让人心惊肉跳的偶然后面，多有一个发人深思的必然。
两位教练等待的正是这样一个局面。
第三局时，中国队竟以四比○领先，只是在快结束时，才让日本队打进了一个。
四比一。
中国队稳坐冠军宝座了。
哦，忘了，还要在第二轮比赛中不输给日本队三个球。
比日本队有预见性的是日本记者，要不，从中国队第一场比赛起，日本记者就死死盯住了中国队得分最多的选手王福平。
本报记者张挺
（廖宗怡）
栏目：体育
据新华社贵阳3月19日电 解放军选手李丰昨天在贵阳玉田坝射击场进行的西南射击协作赛中，以五百八十八环的成绩，打破男子气步枪六十发立射的全国纪录。
李丰还与队友杜龙、阎海明一起以一千七百三十八环的成绩，刷新了这个项目的团体全国纪录。
今年3月20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林伯渠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我们特选发即版的《林伯渠传》中的两节，以资纪念。
由于篇幅限制，文字上作了删节，标题亦为我们所加。
——编者
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各种力量之间，出现了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
上海大屠杀的消息传到武汉，广大群众无比愤慨，纷纷要求“讨平蒋逆”。
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接连发出通电，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罢免他的总司令职。
开始时，国共两党中央（这时中共中央已迁至武汉）和苏联顾问鲍罗廷，还想继续执行第四军和第十一军的东进计划，协同第二、六两军和驻南京的其他部队，乘蒋介石在南京立足未稳，重新占领南京，先除掉蒋介石这个心腹之患，然后再继续进行北伐。
林伯渠本来是积极主张东征的，现在既然国共两党中央都已决定停止东征，举行“第二次北伐”，他当然也只好服从。
那时人们都对冯玉祥寄予比较大的希望。
林伯渠当时也想先举行北伐，打通和冯玉祥国民军的联系，或许可以更加壮大反蒋的力量，有利于将来的反蒋斗争。
所以，一当决定举行第二次北伐，他还是不遗余力地去争取北伐的胜利。
4月19日，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由张发奎第四军、朱晖日第十一军、贺龙独立师和唐生智第三十五军、三十六军等部队组成新的北伐军，在武昌举行誓师大会，开赴河南前线。
作为国民党军委秘书长的林伯渠，从此以后，也就特别繁忙起来。
他经常为参加各种会议、处理大量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电和军委日常工作而忙到深夜。
这时，邓演达已去河南，后方的政治工作委托郭沫若代理，他还要协助郭沫若接待从上海及东南各省回到武汉的政治工作人员，安排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这时，由于前些时候湖南收回了长沙和岳州的海关，没收美孚公司煤油实行公卖，江西的金融也很混乱，在讨论采纳鲍罗廷提出的“退却策略”的过程时，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定林伯渠、陈其瑗为中央特派员，分别赴湖南和江西“说明中央外交策略”。
林伯渠受命之后，经与在武汉的夏曦、谭平山和陈独秀商谈，于4月27日抵达长沙。
他到达长沙的当天晚上，即向国民党省党部全体执、监委员传达了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外交方针。
第二天，他又在省党部连续开了两次会议，研究贯彻中央方针，了解湖南民众运动的情况。
林伯渠这次到湘，虽然只停留两天，却了解了许多情况，进一步坚定了他支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决心。
林伯渠回到武汉，除口头向国民党中央汇报以外，还专门就外交策略和农民土地问题写了两个书面报告，极力为湖南民众的革命行动辩护。
他还明确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建议，湖南自“五四”以后，民气勃发，素称激昂，中央在允许外商复业时，不要对民情“抑之过甚”。
林伯渠在报告中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必须迅速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阐明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原则立场。
明确指出：土地问题时至今日，已“非复如昔宿学者之徒，著为文章，建为议论已耳。
其在今日之湖南土地问题，尤形为政治社会民生诸问题之集中焦点。”
“以成为政治中心问题”，无法再加以抑制。
在5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上，林伯渠还列举了宝庆农民迫切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例子，说：“农民收了两千多张田契，都用火烧了。
闹到后来，不但农民要求分田，就是地主也自愿将田拿出来让大家分。”
林伯渠在汇报时还指出，“湖南的土地问题，是一切困难事件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解决，不但农民的个人生计无法解决，社会秩序亦将无法维持，财政困难也没有办法克服。
湖南民众已镇压的四、五十个土豪劣绅，“办得不冤”。
当时论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报告和文章不少，但象林伯渠论证的如此集中，如此迫切和势不可当的却不多见。
这不仅表明了林伯渠对农民土地问题的鲜明立场，而且生动地记述了湖南农民在推倒绅权以后，自己动手解决土地问题的历程。
林伯渠作为国民党军委秘书长，积极参加了反对反动军官叛乱的斗争，当时许多有关军情的电报，都是经他报告给国民党中央的。
他还参与了有关军队调动和组织武汉工人准备抵抗夏斗寅的工作。
夏斗寅等的叛乱，使林伯渠进一步“感到军队很重要”。
这时他还参加了第六军的重建工作。
六军原有三个师，第十八师，北伐开始时留在广东，早已脱离建制；
第十七师，因蒋介石收买了杨杰，还在“四一二”前就已名存实亡；
第十九师、四一二政变后，因程潜秘密潜往采石矶，打算把它调回武汉，事不机密，被蒋介石发觉，也于4月29日被蒋全部缴械。
这样，第六军除了在九江还保留部分部队以外，就几乎全部被蒋介石拆散或者消灭了。
为此，程潜从来石矶逃至湖口时，曾致电武汉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说他未能纠正蒋介石的反叛，反被蒋把部队拆散，“请开去他的二方面军总指挥同六军军长职，并严加处分、以肃党纪”。
后因国民党中央去电慰留，他才回到武汉，重新组建第六军。
为了协助程潜重组第六军，林伯渠曾多次接见从南京方面逃回来的原六军干部，调配原政治工作干部改任军事工作，与程潜一起研究三个师的干部配备问题。
他还多次召集政治工作人员开会，讨论与布置新建部队的政治工作，培养和遴选下层政治工作人员，积极筹划开办政治训练班。
“四一二”以后，由于林伯渠的讨蒋、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和搞工农革命武装的思想接连碰壁，而客观的形势又一天天在恶化，这样他的思想就逐渐陷入了极度苦闷之中。
对一些重大的理论和方针政策，他感到有问题，或者有怀疑，但又得不到正确的解答。
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的一些领导人都说，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汪精卫甚至谭延闿、唐生智都是左派领袖，即小资产阶级代表。
他弄不明白，为什么原来是四个阶级联盟的国民党，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
根据他多年对汪、谭、唐等人的了解，也很难使他相信这些人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
再如，他在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时，听到汪精卫等人说，“除了买办阶级之外，凡是中国人自己包办的工厂或银行，不管他们的资本有多少，都是小资产阶级”；
“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
“成天叫嚷无产阶级领导革命，那里有这一回事！
如果真是无产阶级在领导革命，上海、广东、长沙各处的工农运动，也不会一下子就被军队打下去了”，等等，感到很不是味道，然而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去批驳他们。
正如后来他在中共七大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所讲的，那时有许多事“感觉得不对”，但因自己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就是“教条也很少”，所以也就“没有办法”。
林伯渠当时也象许多人一样，曾经希望“第二次北伐”与冯玉祥会师后，将增强反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力量，摆脱武汉的困境。
但是，北伐军经过很大牺牲在占领郑州和开封之后，迎来的这位“基督将军”，却站到了蒋介石一方。
尽管在郑州会议期间，汪精卫等为了换取冯玉祥的支持，把河南及西北各省的军政大权全部交冯独揽，他还是在汪等离开后跑到徐州，与蒋介石进行密谈，随后并以通牒的形式，要武汉诸人“速决大计”，铲除所谓“用心之不良分子”，驱逐鲍罗廷，取消武汉政府，实现宁汉合作。
冯玉祥的这一表现，不但使林伯渠大失所望，而且再一次深深感到，依靠这些旧军人和达官贵人来革命，是毫无出路的。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决定以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五人为临时中央常委。
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工农的反动罪行，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同时表示仍将与一切革命分子合作，永远为工农和广大民众的利益而奋斗。
7月15日，汪精卫反革命集团，背着兼有国党产党籍的共产党员召开“分共会议”，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公开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最后遭到失败。
在这严重的历史转折关头，林伯渠再一次表现出革命者的本色。
据吴玉章回忆，7月15日那天晚上，他与林伯渠在林的寓所等候“分共会议”的消息，直到深夜十二时彭泽民来，把开会的情况告诉他们之后才离去。
这时，他同林伯渠都清楚地意识到，即将向他们袭来的是什么，但丝毫也没有动摇他们的革命信念。
“七一五”过后，林伯渠即要妻子带着子女返回上海，而他自己则留下来准备参加更艰苦的战斗。
当时，林伯渠的一位老友曾劝他登报宣布脱离共产党，并表示愿意保护他。
但林伯渠“不经思索就毅然地拒绝了”，并且声明“要干就干到底，决不后悔，也不会计较将来个人的命运”。
这些都充分地显示了他坚定的革命立场和临危不惧的革命精神。
汪精卫集团以“分共”名义叛变革命后，武汉地区的政治形势更加险恶。
7月18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会议，初步作出了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
随后，许多共产党员离开武汉前往九江，林伯渠就是其中之一。
在南昌，林伯渠下榻于南昌市中心的洗马池江西大旅社。
这里是中共许多人员落脚的大本营。
前委书记周恩来曾在这里召开过前委扩大会议。
林伯渠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徐特立一起利用旧友关系，去做争取江西省代主席姜济寰的工作。
姜是湖南长沙人，随北伐军来到江西，先后任省政府财政处长、建设厅长和民政厅长等职。
这年6、7月间，朱培德离开南昌，省主席一职由姜济寰代理。
7月下旬，江西处在暴风雨前夕，朱培德曾派亲信专程来南昌，企图拉拢姜济寰跟他走。
林伯渠和徐特立为了争取姜济寰，住进姜公馆，数次与他长谈，说明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得人心，必然失败，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救国家民族。
他们推心置腹要姜济寰审时度势，前进而不倒退。
姜济寰毅然听从了他们的意见，表示“坚决跟共产党走”。
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爆发，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
当天，林伯渠与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毛泽东（不在南昌）、谭平山、吴玉章、恽代英、董用威（即董必武）、于树德、夏曦、邓颖超、高语罕、杨匏安、许甦魂、谢晋，江浩和韩鳞符等共产党人，以及宋庆龄、邓演达、柳亚子、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共二十二人，联合发表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宣言》。
“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指孙中山）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为获得一个新的根据地，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一切新旧军阀而斗争，最后严正宣告：今后将同一切假冒国民党革命名义者奋斗到底。
同日，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林伯渠是二十五个委员之一，且兼财政委员会主席，姜济寰仍为代理省主席，第二天下午在庆祝起义胜利的群众大会上，参加了宣誓就职典礼。
南昌起义的胜利，使武汉国民党反动派大为惊恐，急忙下令围攻。
起义军决定南下回广东，依靠海口，取得国际援助，重整旗鼓，再次举行北伐。
8月3日至7日，部队陆续撤出南昌，沿着赣东山地向南挺进。
这时正值三伏天气，暑气熏人，赣东又多崇山峻岭，道路崎岖。
而须发已斑的林伯渠同年轻战士一样，精神抖擞地翻山越岭，跟着一群青年男女唱着“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上下年纪的人，歌声自然不那么优美，但他还是不停地唱着，用那不大成调的歌声来鼓舞士气，调剂疲劳。
一位年轻而又顽皮的女同志，见了他那神态，笑着高声地喊起来：“喂！
林伯渠同志，你应该唱‘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老年先锋’。”
她把那个“老”字说得特别响亮，大家轰然大笑，林伯渠也乐哈哈地笑起来，还得意地摸摸自己的胡子。
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遭到优势敌人的围攻损失惨重。
10月3日，撤至广东普宁县属流沙。
随后，部队领导成员在流沙天后庙举行紧急会议，林伯渠和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贺龙、叶挺、吴玉章、郭沫若以及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等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根据张太雷传达的中央指示决定：武装人员要尽可能地集中、整顿，转移到广东北江和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战斗；
非武装人员愿留则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由当地党组织物色好农会会员作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去香港或上海。
根据党的这一决定，林伯渠与贺龙、刘伯承、吴玉章、彭湃诸同志，于7日来到海陆丰地区，然后分头化装潜入香港。
林伯渠从碣石港出发，坐舢板船驶抵香港后，见到了周恩来等同志。
据照料周恩来在九龙养病的范桂霞回忆，周恩来是10月下旬到九龙的，养病半个多月后，即在香港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
会议是在一个宽敞的大厅里举行的，她先后见到彭湃、瞿秋白、林伯渠、阮啸仙、李立三等同志出席会议。
林伯渠在香港不能久留。
因为蒋介石为讨好帝国主义，厚颜无耻，颠倒黑白，把北伐军进入南京时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一事，说成是第二军和第六军干的，诬称林伯渠是“宁案罪魁”、“国际要犯”，悬赏缉捕。
当时，共产国际有人在香港。
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同志确定林怕渠到莫斯科去。
1928年春林伯渠到日本后，引起了日本警察的注意，误以为他是唐生智，要逮捕并引渡给国民党。
幸好得到两个世侄邓孝纯（即邓伯粹）和林定平的掩护，赶紧给他办好去欧洲的护照，在买好船票后，连夜护送他去毅贺港上船赴海参崴。
林伯渠在海参崴等了两三个月，才到达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