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敬德
版面：头版
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主持会议胡耀邦致开幕词赵紫阳就“七五”计划建议（草案）作说明 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提出的指导思想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是正确的，目标和任务是积极的稳妥的；
经过这次代表会议，中央委员会的年轻化又将前进一大步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主持会议。
胡耀邦致开幕词，赵紫阳在会上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作了说明。
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是十二届三中全会根据党章的有关规定决定召开的。
十二届三中全会规定，这次全国代表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并通过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
增选中央委员会成员等组织事项。
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万里、习仲勋、王震、韦国清、方毅、李德生、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宋任穷、张延发、胡乔木、倪志福、姚依林、秦基伟、陈慕华、邓力群、谷牧、陈丕显、胡启立、乔石、郝建秀、薄一波、王鹤寿。
上午九时，胡耀邦宣布会议开幕。
胡耀邦致开幕词的主题是：团结奋斗，再展宏图。
他说，十二届三中全会考虑到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而增选中央委员会成员等组织事项，关系到中央委员会以及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员要作相当幅度的调整，尤其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发扬党内民主，庄重从事，所以决定要开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十二届四中全会审查了全部准备工作情况，决定这个会议从今天起开始举行。
他说，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主要是解决“七五”期间经济工作的方针方向问题。
十二届四中全会认为，这个建议提出的指导思想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是正确的，目标和任务是积极的稳妥的。
关于组织问题，胡耀邦指出，从一九八二年以来不到四年，各级领导班子年轻化的工作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
经过这次代表会议，中央委员会的年轻化又将前进一大步。
而这次会议之后的五中全会，还将使政治局、书记处的成员也年轻化一些。
他指出，领导班子在德才兼备的基础上年轻化，对于使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班子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保持党的马克思主义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胡耀邦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这七年，是建国以来经济、政治形势发展的最好的时期之一。
他说，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任务，集中到一点，就是：团结奋斗，再展宏图。
他表示相信，这次会议对于更好地完成十二大提出的任务，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一定能够起重大的历史作用。
赵紫阳接着就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草案）作了说明。
他说，这个文件是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主持下，经过一年多的反复酝酿、讨论制定出来的。
同志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将近七年了。
这七年，是建国以来经济、政治形势发展的最好的时期之一。
我们这次代表会议，是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之间召开的。
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战略任务。
十二大以来这三年，总的说来，全党工作是做得好的，成效是显著的。
这是大家都看到了的。
国民经济的增长超出预料，相应地人民生活也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
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势头很好。
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基本实现。
党风和社会风气也有好转的方面，虽然问题还多，特别是在新情况、新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还很多，但是只要真正抓紧，真正把工作做好，这些问题是完全能够解决的。
会议结束的时候，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先念同志还要就一些重大问题发表意见，因此我这里就不多讲了。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十分关心的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我有这么一个感觉，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任务，集中到一点，就是：团结奋斗，再展宏图。
我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这次会议对于更好地完成十二大提出的任务，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一定能够起重大的历史作用。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左起：聂荣臻、邓颖超、陈云、赵紫阳、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彭真、徐向前、乌兰夫同志在主席台上。
胡耀邦同志致开幕词。
赵紫阳同志在会上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作说明。
新华社记者 王敬德摄
作者：王新庆
版面：头版
图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会场。
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作者：胡耀邦
版面：头版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八日）
同志们：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现在开幕了。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包括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三百四十三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一百六十一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一百二十七人，以及不是上述三个委员会成员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大军区、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三十五人，各条战线的党员代表三百二十六人，总共九百九十二人。
今天实到代表九百三十三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些年，我们党中央的政治生活，是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的，是很正常的。
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都是靠了老一辈革命家掌舵，同时经过反复酝酿，广泛征求意见，有的问题还征询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的意见，然后按照党章规定的制度，如期召开中央的会议，包括中央全会和代表大会，集体作出决定。
这样做，就使得我们能够集中大家的经验和智慧，在重大问题的方针、政策上，考虑得比较周到，认识比较一致，整个工作的步骤和节拍大家比较了解，因而避免了大的失误。
这是一条重要经验。
我们这几年工作之所以能够进展得比较顺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之所以能够发展得比较快，同这一条是分不开的。
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是十二届三中全会根据党章的有关规定，决定召开的。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这种制度，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早就有过。
七大修改的党章，规定中央可以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解决重大问题，并且补选中央委员会的部分成员。
八大修改的党章，规定实行代表常任制，所以无需召开全国代表会议。
十二大修改的党章，没有规定实行代表常任制，而是规定每五年举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鉴于两次代表大会之间会有一些重大问题需要及时解决，所以又规定了必要时可以召开代表会议。
十二届三中全会，考虑到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
而增选中央委员会成员等组织事项，关系到中央委员会以及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员要作相当幅度的调整，尤其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发扬党内民主，庄重从事，所以决定要开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十二届四中全会审查了全部准备工作情况，决定这个会议从今天起开始举行。
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酝酿准备已经很久了。
起草工作是由紫阳同志主持的。
政治局、书记处讨论过多次。
其间在七月份，还曾经召集有各部门、各地方、若干大厂矿负责人和一些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共约二百人参加的会议，征求意见。
现在经四中全会原则通过，提请代表会议审议。
这个建议，主要是解决了“七五”期间经济工作的方针方向问题，紫阳同志还要就这个建议作说明。
代表会议通过之后，国务院将根据建议，制定“七五”计划，提请明年春季举行的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中央全会认为，这个建议提出的指导思想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是正确的，目标和任务是积极的稳妥的。
我相信，它对于正确制定“七五”计划，继续理顺经济关系，保证今后五年乃至更长一些时间内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一定会起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于组织事项，中央从今年五月份起就根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设立了由胡耀邦、习仲勋、薄一波、宋任穷、余秋里、乔石、王鹤寿同志组成的工作小组，指导有关部门，进行了大量细致周密的酝酿、考核和反复征求意见的工作，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决议，关于同意一部分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请求的报告和给叶剑英、黄克诚同志的致敬信，并且提出了中央三个委员会增选新成员的候选人名单。
这些也都经过政治局、书记处多次讨论，然后提交十二届四中全会。
全会讨论通过了上述决议、报告和两封致敬信，并对候选人名单作了充分的酝酿。
现在提请代表会议审议和选举。
这两三年来，好多老同志陆续请求退出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现在一批老同志退出来，他们在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中央领导干部退休制度，推进中央领导成员年轻化这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当中，起了模范作用，对党作了新的贡献。
老同志当中，大部分退下来，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小部分留下来，也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我们党是领导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大党。
在长期斗争实践中，产业了一批经验十分丰富，在党内外国内外具有崇高威望的老革命家。
这些老革命家，有几位健康情况还相当好。
把这几位老革命家留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继续发挥决策作用，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是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此外，还有些同志，虽然也已年高，但是党仍然需要他们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主管某项全国性工作，把他们留在中央领导机构中也是必要的。
按照十二届四中全会讨论过的候选人名单，这次会议要增选中央委员会委员五十六人，候补委员三十四人。
在增选的中央委员当中，一部分是原来的候补委员，另一部分是近几年涌现出来的、经过一定考验的、比较优秀的同志。
同时还要增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五十六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三十三人。
请大家对名单进行认真讨论，充分发表意见，然后进行选举。
领导班子在德才兼备的基础上年轻化的问题，中央在一九七九年就提出来了。
在那以后，从上到下经过了两次比较大的调整。
一次是从一九八二年二月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体制度的决定，到同年九月十二大；
一次是从今年年初到这次会议。
经过两次调整，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解放军各大单位以至军级、师级的领导班子，按照在德才兼备的基础上年轻化的要求进行调整的工作，即将告一段落。
经过这次代表会议，中央委员会的年轻化又将前进一大步。
而这次会议之后的五中全会，还将使政治局、书记处的成员也年轻化一些。
总的来看，从一九八二年算起，不到四年，我们各级领导班子年轻化的工作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
应当说，这项工作的进展是比较顺利的。
这对于使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班子，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保持党的马克思主义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它还不是“七五”计划本身，而是关于如何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
它所包括的主要内容是：一、“七五”期间我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
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和主要政策措施；
三、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和实施步骤。
这些指导思想、发展战略、方针政策和改革设想，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提出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具体化。
这个《建议》经这次代表会议审议通过以后，将由国务院据以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草案，然后提请明年春天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颁布实行。
赵紫阳接着谈到了当前的经济形势。
他说，《建议》指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已经基本实现。
作出这个论断，主要的事实依据是，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开始出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经过前几年的努力，我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
农业生产从缓慢发展走向全面高涨，轻工业生产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需要走向日益繁荣，能源生产从停滞不前转为持续增长，各项建设事业都有新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这几年总的情况是一年比一年好。
在整个“六五”期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有把握达到百分之十。
在编制“七五”计划时，我们对经济发展速度进行多方面测算，看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可达到百分之七左右，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可以超过百分之七。
在这样长的时期连续保持百分之七、八乃至百分之十的增长速度，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少有的。
这说明我国经济的活力越来越旺盛。
他说，我国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已基本实现，并不是说已不存在问题和困难了。
对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出现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过快、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信贷资金和消费基金增长过猛、部分物价上涨过多、国家外汇储备下降等问题，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和还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这些问题是能够逐步得到解决的。
赵紫阳指出，“七五”期间的任务主要有三条：一、为经济体制的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使改革顺利展开，基本上奠定新的经济体制的基础；
二、加强重点建设、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在物质技术条件方面为九十年代经济和社会的继续发展准备必要的后续能力；
三、使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
这三条任务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
赵紫阳说，我们一定要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争取在今后五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
关于建立新的经济体制，他说，主要抓好三个方面：一、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
三、逐步减少国家对企业的直接控制，建立健全间接控制体系，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控制和调节经济运行。
他强调说，这三者必须互相配套。
赵紫阳强调要大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积极增强出口创汇能力，指出这是“七五”期间生产建设的两个关键。
赵紫阳指出，第七个五年计划，应该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同时并进的计划。
他强调要“两个文明”一起抓。
赵紫阳最后说，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
做好这五年的工作，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对于更好地保证九十年代经济的振兴和繁荣，顺利实现本世纪末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胡耀邦同志致开幕词和赵紫阳同志作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的说明时，全场多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出席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共九百九十二名。
他们是根据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名额分配和产生办法的通知》产生的。
其中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三百四十三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一百六十一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一百二十七人，不是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军区、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三十五人，另有三百二十六名是根据中央的要求推选出来的各条战线的党员代表。
出席今天会议的代表有九百三十三人。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从今天下午起举行分组会议，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和赵紫阳同志的说明，讨论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员的局部调整问题。
这次中央领导机构的局部调整，必将使党的领导机构更加富有朝气，进一步开创能上能下新风，把干部制度改革和干部队伍的建设推向一个新阶段。
邓小平等一些老同志将继续留任中央的领导职务，这是全国广大人民的愿望。
军队的地位以及党和军队的关系，不会因为人事的变动而发生变化。
香港的重要地位也不会因个别人的变动而变化。
“七五”计划的建议强调要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设互相适应、互相促进。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新闻发言人朱穆之今天下午在这里说，这次中央领导机构的局部调整必将使党的领导机构更加富有朝气，进一步开创能上能下的新风，把干部制度的改革和干部队伍的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朱穆之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会议将举行六天，在9月23日结束会后还要召开十二届五中全会。
朱穆之指出，这次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局部调整将从组织上保证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的连续性，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朱穆之说，新老交替的工作这几年来进展比较顺利，中央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解放军师以上领导班子的调整即将告一段落。
全国已有一百一十万老同志主动退了下来，另有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被选拔到县、处以上领导岗位。
在调整中，老干部主动带头；
新老干部团结合作，青年干部尊重老干部，老干部爱护青年干部；
领导统筹安排，使新老干部各得其所，都能发挥作用。
这显示着我们党团结和睦、兴旺发达的气象，标志着我们党的领导的成熟。
当记者问及邓小平主任等会不会退出目前的职位时，朱穆之说，在这次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局部调整中，在国内外有巨大威望、在中央起决策作用的老同志还需要留下，这是全党全国广大人民的愿望。
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以后，还有一些老同志要留下来主持全国性的工作。
可以肯定地说，邓小平等一些老同志还要继续担任中央的领导职务。
有记者问，除了六十四人已经表示要退出中央委员会，还有没有别的人要退出中央委员会，中央书记处有何变动？
朱穆之说，请求退出中央委员会的人已在四中全会上提出来了。
关于书记处的变动，他说，这将在五中全会上讨论。
有记者问中央委员会为什么现在变动。
朱穆之说，1982年召开党的十二大时，党的中央领导层已经年轻化了一些，开始了新老交替与合作的进程。
但年轻化尚不够理想，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三个机构的成员年龄仍然偏高。
如果等下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1987年召开时再解决进一步年轻化的问题，还要再等两年，到那时再调整，调整的面就更大了。
而今后几年对于实现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总目标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有必要现在就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
这对中国的四化建设事业有利，是广大党员特别是一些老同志的共同愿望。
有记者问，在退出中央政治局的十位人员中有好几位是军人，会不会影响军队的地位。
朱穆之说，军队的地位以及党和军队的关系已在中国的宪法和党章中作了明确规定，因此，不会由于人事的变动而发生变化。
他说，政治局是领导全国各方面工作的，而且，实际上，我国的许多干部很难说是军人或地方干部。
许多老同志都是带过兵打过仗的，他们之中有的后来担任了地方的领导工作，也有的在做了地方工作后，又担任了军队的工作。
在回答记者有关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退出中央委员会是否会影响香港的地位的问题时，朱穆之说，退出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的行政职务目前一般不会有什么变化。
他说，许家屯不再任中央委员只是个别人的变动，香港的重要地位不会因个别人的变动而变化。
朱穆之在回答有关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时说，这一建议强调要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设互相适应、互相促进。
他指出，党中央建议的“七五”期间要求达到的目标，既是积极的，又是留有余地的。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广大指战员热烈拥护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的决定，高度称赞一大批老同志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积极促进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表率行动，认为这对全国和全军是巨大的推动和鼓舞。
一百三十一位老同志请求从中央领导机构中退下来的消息公布后，总参谋部各党支部立即组织学习讨论。
大家对主动要求退下来的老同志深表敬意。
四十二岁的副总参谋长何其宗说，一大批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奋斗终生的老前辈以革命事业为重，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为我们这些在职的晚辈做出了好榜样。
总政治部机关的干部战士收听广播后，纷纷组织座谈。
有的说，老同志识大体、顾大局，从党的事业出发，主动退下来，这对全军的改革体制、精简整编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有的说，一大批老同志为我们带了好头。
我们总政的同志要在改革体制、精简整编中服从大局，正确对待进退去留问题。
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胥光义说，这次中央领导机构的一批老同志自愿退下来，关系到党和国家以及军队的兴旺发达，意义重大。
他说，我们三位敬爱的老帅主动退下来，这对我们全军是个巨大的鼓舞。
海军警卫二连的干部战士挤在电视机前收看了四中全会盛况。
他们说，老同志打下江山，建设江山，现在年纪大了，主动把班交给年轻的优秀干部，这充分显示了老革命家的伟大胸怀。
我们要更加热爱党，做好本职工作，使革命老前辈放心。
空军工程部的干部在学习时表示，在精简整编中，我们要向老同志学习，摆正革命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自觉服从大局。
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张工是新进入领导班子的中年干部。
老同志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的行动，使他很受教育。
他表示要以老前辈为榜样，正确对待自己，奋发努力，为人民军队的全面建设贡献毕生精力。
作者：贾昭衡
本报讯 教师节前，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胸外科主任、副教授刘欲团又获得了一枚金光闪闪的二等军功章。
这是他1979年荣立一等功后的又一次立功。
两枚军功章，纪录着这位老专家勤奋工作的成果，也是对他高尚医德的褒奖。
1979年，刘欲团奉命率胸外科手术队奔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前线。
在硝烟弥漫的前线医疗所，他想的是，不仅要与死神争夺勇士的生命，而且要千方百计地使伤员避免残废。
为此，他设计了抢救预案，带领手术队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抢救伤员。
他常常顶着猛烈的炮火，在手电光下，精心手术，用比头发丝还细的尼龙线为伤员缝合血管，修补神经，一干就是一二十个小时。
眼熬红了，脚站肿了，炮弹落在附近，他也不在乎。
伤员们经过他的精心处理，安全转移到了后方。
大量胸外科伤员，脓胸发生率仅百分之二，许多重伤员的肢体保住了。
他创造了火线创伤救治的奇迹。
刘欲团不仅有精湛的技术，而且有高尚的医德。
他置个人名利于不顾，常常冒着风险抢救陷入绝境的患者。
一次，一位全身水肿、面黄肌瘦的少女被抬进胸外科。
她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已经跑了不少医院，得到的是一次又一次失望。
刘欲团认真分析了患者的病情，毅然进行了手术。
现在，这位少女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
在一次心脏手术中，患者的心脏突然停跳，刘欲团长时间地为她作心脏按摩，开始没有奏效。
有的同志失望了，刘欲团的手却没有停。
汗水顺着脸往下淌，后背湿成一片，他继续坚持按摩了半个多小时，死神终于退缩了，手术做了十一个小时，刘欲团整整一夜没合眼，直到患者一切正常了才放心地离开。
为了抢救更多的患者，刘欲团还开展了多项科学研究。
他领导研究的七项难度较大的新课题，临床成功率都在80％以上。
其中右肺动脉异常起源于升主动脉手术为国内首例成功，室壁瘤手术为军内首例成功，三尖瓣下移等三项手术为西南地区首例成功。
（贾昭衡）
作者：刘正义张振茹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北京军区某通用物资仓库，仅用两个多小时就发出十二辆汽车的物资，平均每辆汽车从办理手续到装货出库仅用了一刻钟。
这样的高效率是怎样来的呢？
8月上旬，我们到这个仓库实地调查后得出的答案是：集中办公效率高。
通用物资库担负着北京军区所属部队通用物资的存储和供应保障任务。
这个仓库每年收发物资达四万多吨，而人员经过两次整编已减少了30％。
提货人员要到地点分散的两股一处分别办理六道手续，往返两公里，顺利情况下办妥手续也得四五十分钟，如果碰上一关没有人在，那就苦了提货人。
因此，常常出现汽车排大队的现象。
针对这种情况，从去年初开始，仓库领导对人员的配备、职责范围和管理机构的层次划分、内部结构等进行了调查研究，把仓库管理作为系统工程，进行大胆改革。
他们设立了“业务联合办公室”，两名材料助理员和一名财务助理员来了个“三合一”，将办公室设在库区门口，保管员和吊车司机也在指定地点待命。
这样，不仅大大方便了部队提货，而且较好地解决了任务重、人员少的矛盾。
在谈到“业务联合办公室”优越性时，仓库主任龚振胜扳起指头数着说：一是解决了仓库干部少工作量大的矛盾。
现在必要时联合办公室一人即可临时代办，解决了过去缺一人就会全盘停转的问题；
二是工作效率提高了。
过去提货人员要到两股一处过“五关”找“六将”，现在，进出库区时停下车，在离车几米远的联合办公室外扒两次窗口就解决了，办妥手续所需时间仅是过去的十分之一；
三是减少了漏洞。
同室办公，统一领导，过去那种互不见面的管理制度造成的漏洞，都被堵塞。
一年来，这个仓库共收发物资五万八千多吨，未发生差错。
今年3月，总后勤部一位负责仓库工作的同志考察了“联合办公室”后认为，这是仓库管理体制改革的有益尝试。
这个仓库的改革实践说明，只要注重调查研究，善于发挥干部战士的聪明才智，部队一些机构的人员精简以后，是可以做到用人少、效率高的。
刘正义 张振茹
作者：吕永岩
他今年二十九岁，按说正处于人生的“春天”，然而他却在不断地收获着秋天的果实。
今年6月，第四届世界肺癌会议主席R·T金斯格博士给他写来一封喜信。
信上说：衷心感谢贵国提供的您的两篇科学论文：《多相脂质体139对癌细胞的杀伤动力学研究》、《多相脂质体139对肺癌大小、转移灶以及CAMP、CGMP水平的影响》，我们诚挚地接受您的佳作，并请你出席1985年8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举行的第四届世界肺癌大会，并宣读您的论文。
李民出国之前，我们访问了他。
一见面，谈话自然从这两篇论文说起。
李民说，1983年秋，他应邀参加了在大连召开的全国肿瘤化疗药理研究会。
一天，七十二岁的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著名药剂学教授顾学裘走到他面前，问：“你能不能帮我搞一下多相脂质体‘139’的抗癌作用机理研究？”
当时才二十七岁的李民怔了一下。
他知道，多相脂质体“139”是顾老花费多年心血研制的一种新剂型的抗癌药物，经全国八省市十六所医院临床使用，证明该药对中晚期胃癌、肺癌、淋巴癌、食管癌有较好疗效，而且副作用低。
但该药的抗癌作用机理研究还是个零。
“什么叫抗癌作用机理研究呢？”
我插问了一句。
李民通俗地解释：“譬如说，一种药，给癌症患者用了，病情没再发展，这说明药起作用了。
可这药是怎么起作用的？
它是怎么杀死癌细胞的？
用多大量合适？
等等。”
在这之前，李民已在药理和临床药理方面搞了十四项研究，其中有三项获得全军科技成果三等奖，一项获得四等奖。
他还有三十五篇论文在国内各药学杂志上发表，有四篇论文在美国的医药化学杂志上发表。
但是，“139”这项研究难度大，自己能胜任吗？
他有点犹豫。
“我看过你写的论文，我看行，你干吧！”
看着顾教授那充满信任的目光，李民的心热了：“好！
我试试。”
口头上说的是“试”，心里却想百分之百地干成。
李民是有志气的。
研究的第一步，是要想法把“139”药物进入人体和杀死癌细胞的过程在显微镜下展示出来。
用什么方法呢？
他开始查阅文献了。
先是查本院的材料，又去查地方的。
一天，他中午吃完饭进图书馆，一直查到傍晚六点多，直到肚子咕咕叫时，他才想起天色不早了。
可静耳一听，图书馆一间间小屋已无声无息。
他慌忙赶到图书室的门口，门被锁上了。
幸好，晚上七点多，一名图书管理员回来取东西，他才回家。
功夫不负有心人。
李民终于找到了既简便又可靠的研究方法——“同位素示踪”。
接着就是用小白鼠进行试验、观察、测定……
那段时间，他贪黑起早，废寝忘食，用陈景润摘取数学“皇冠”的精神，使《多相脂质体（139）在艾氏腹水癌细胞中的作用定位》、《多相脂质体（139）对艾氏腹水癌细胞杀伤动力学研究》等四篇论文问世了。
军内外一些颇具盛名的医药专家看了李民拍的照片，阅读了他的研究报告、论文，都为之叹服。
1984年8月，经有关专家鉴定，认为这项研究方法先进，实验设计合理、严谨，数据、结论可信，科学性较强，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目前，李民正抓紧进行新的抗癌药物机理研究。
我们祝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吕永岩
作者：陈及才杨久伟王兴家赵建华余贵忠张有进
栏目：信息一束
翼型伞——空中侦察的理想“轻骑”
八月二十一日，在空降兵某师召开的水上运动会开幕式上，九名跳伞员操纵翼型伞进行水上跳伞表演获得成功。
翼型伞是空降兵部队自行设计的。
一九八二年，这个师对翼型伞又进行了改进。
改进后的翼型伞水平运动速度快，可作远距离滑翔，操纵灵活，落点准确，是空降侦察兵进行“空中渗透侦察”的理想“轻骑”。
（陈及才）
百吨摆渡平台横卧乌尔逊河上
八月十五日，由总参工程兵某研究所研制的我国第一台一百吨摆渡平台，在位于内蒙古海拉尔盆地的乌尔逊河上正式投入使用，几十辆载重车辆从平台上滚滚而过，平台安然无恙。
去年初，工程兵某研究所为支援地方经济建设，专门派出科研骨干到实地考察。
在分析论证的基础上。
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技术设计。
接着，他们又提前完成两套平台的生产任务。
这种摆渡平台可组合变换成浮桥，还可用作港口的浮游码头和栈桥。
（杨久伟）
某分部派出信息员抓安全工作
截至八月二十六日，某分部机关向所属单位派出了十八名安全信息员，帮助基层抓安全工作。
信息员到单位后，围绕车辆、枪支、电源、火源，要害部位、人员思想状况等方面，全面掌握这个单位在安全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做到能解决的当场解决，一时无法解决的难题，及时向上级反映，给党委提供准确信息。
（王兴家）
空余菜地建起苗圃
沈阳军区某团将营区空余的菜地建成苗圃。
他们这一做法，在八月五日某军召开的营房管理现场会上，得到肯定。
在精简整编中，这个团与兄弟部队进行了合编，空闲出菜地百余亩。
他们投资四万八千多元，建成苗圃四十一亩，种上了侧柏、垂柳、桧柏等十九种树，还有火炬松、云杉等珍贵苗木。
（赵建华、余贵忠）
改编坦克乘员军事训练纲目
八月中旬，总参装甲兵部召开全军坦克乘员和分队训练内容改革研究会议，讨论审定新改编的坦克乘员训练基地（团）和坦克分队军事训练纲目。
改编后的军事训练纲目具有如下特点：训练目标明确。
要求坦克乘员训练基地（团）打牢坦克新乘员的专业和体质基础，提高乘员专业应用技能、单车协同能力和分队在现代条件下的整体作战能力；
训练内容优化。
根据训练目标的要求，增加了现代战争需要的军事和科技知识，在内容的广度、深度、难度上都有新的发展；
整体组合科学。
打破了技术、战术和共同训练三大课目的界限，把训练内容按目标要求和训练规律综合编织。
形成一个结构比较科学、内容比较完整的体系。
通过调整，对坦克乘员实际操作技能、单车技术战术合练、分队战术和参加合同训练等重点内容，合理划分了时间。
（张有进）
作者：刘厚明
栏目：长征
我从云南前线回到北京已有一个多月了。
但，边防指战员们质朴、英武的身影，仍时常映现在我的眼前；
他们那种为国献身的崇高精神，仍不断叩击着我的心弦。
我是随全国八省市青联慰问团去前线的，慰问团的成员大多数是中、青年文艺工作者。
在短短的六天里，他们在前沿阵地的“猫耳洞”里，在野战医院的病房中，在炮火封锁区的炮位上，为指战员演出了九十多场文艺节目。
每场观众多则两三千人，少则三五人。
在和边防指战员的接触中，我们的心情始终处于激动之中。
战士们那种高度的爱国热忱和民族尊严感，那种“人在阵地在，人亡灵魂守”的英雄气概，那种“牺牲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高尚情怀，那种朴实、纯洁而乐观的品德风貌，无时无刻不在感奋着、激励着我们。
对于长期生活在大城市文艺圈子里的我们来说，前线仿佛是另一个世界。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最需要、最爱护我们的观众，找到了我们正在争论和寻求的关于人生价值、关于艺术真谛的答案。
在抵达前线指挥部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在“前指”大礼堂举行了慰问演出。
从数十公里外乘卡车赶来的两千三百名战士，早已坐满了整个礼堂。
而礼堂外面的小广场上，还聚集着上千名战士，准备通过闭路电视观看演出。
在战火连天的战地，战士们文化生活的缺乏可想而知，一张报纸、一本杂志传来传去地看，往往被翻得稀烂。
欣赏从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来的著名演员的表演，用战士的话说，“简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对此，一位年轻的战士特地向我这个慰问团团长表示感谢。
我对他说：“我们来前线不过几天，而你们常年累月守在前沿阵地上，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流血流汗，应该得到感谢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
那小战士说：“不能这么讲！
你们在大城市演出，不也一样是为人民服务吗？
能不辞辛苦地来到前线，这很不简单。
可我们是战士，战士的岗位就该当在前线啊！”
好一个“该当”！
他说得自自然然，可我听来却如雷贯耳。
战士“该当”在前线，难道我们干文艺的就“该当”永远厮守在大城市吗？
而且，在大城市演出的人，也并非都是“为人民服务”。
不是吗？
就在我们从昆明奔赴前线的那一天，某大城市“三星”（影星、歌星、舞星）演出团，正在昆明私演。
他们不顾国务院有关禁止私演的指示和云南省文化部门的告诫，靠关系网，强行在可容万人的体育馆演出，大捞其钱！
其节目质量之低劣，演出作风之庸俗，尤其是以“三星”之名招徕观众之欺骗手段，实在令人忿慨！
如果说他们也是“艺术家”，其艺术良心又何在？
听一听这位小战士的话吧，你们难道不脸红？
当前文艺界某些人的不正之风，与边防战士崇高的精神境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很使人痛心！
慰问团里的文艺工作者，虽然大多数是全国或地方青联委员，素质较好，但有人也曾闹过工资，闹过奖金，甚至为几角钱的演出补贴费与领导闹个不休。
但来到前线后，大家变化极快，变化极大。
在无私无畏的英雄战士面前，一点点私心杂念都会使人感到可耻、卑琐、无地自容！
在某部七连慰问时，演员们知道了这个英雄的连队，即将接受一项艰巨的、类似“虎口拔牙”的战斗任务，很可能付出较大代价。
想到今天看我们演出的战士当中，过几天就可能有人在战斗里为国捐躯、长眠地下，大家的感情立刻激动起来。
演出时，由曾获电影“双奖”最佳女演员的龚雪报幕，她患有严重的气管炎，报幕时忍不住咳嗽；
下场后她难过地对我说：“我又咳嗽了，真对不起战士！”
我想换个同志报幕，她又不同意，说：“我不会唱歌跳舞，再不让我报幕，我还怎么报答这些可爱的战士？”
曾在影片《少林寺》里扮演过角色的杭州武术教练陈国安，演出七节鞭，其中有个“地躺鞭”动作，即全身躺在地上弹跳舞鞭；
而地上净是石子，演完后我撩开他的衣襟一看，脊背擦破多处，鲜血淋漓。
他却笑道：“战士们为了完成战斗任务，把命都豁出去了，我擦破点皮算什么？
人得讲良心啊！”
良心——爱国之心，真善美之心，就这样在演员们的身上突出地体现了出来，放出耀眼的光彩！
浴血奋战的战士们
就象圣洁的湖水
每一个和他们接触过的人
灵魂都会得到洗礼
是的！
在战士们献身精神的感召下，慰问团的同志曾冒着生命危险，从越军炮口前通过，把祖国亲人的温暖，送到守卫在老山主峰上的战士心坎上；
也曾穿过十五公里的炮火封锁区，到达前沿阵地。
东方歌舞团独唱演员郑绪岚，用电话把她的歌声送到炮声隆隆的李海欣高地去。
我们还曾在炮兵阵地上，一个炮位、一个炮位地为战士演唱，演到第八个炮位时，发生了紧急情况，演员们谁也没有惊慌失措，在部队同志指挥下有秩序地疏散开……上海著名的独唱演员王作欣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是庸人哲学；
好死胜过赖活着才是人生的真谛！”
当然，我们并不想死，正如战士们所说：“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可宝贵？
但我们甘愿用血肉之躯，为祖国的四化大业筑起一道新的长城！”
演员们从战士们身上认识到：只有真正热爱生活的人，才勇于为生活献身；
只有真正珍惜人生的人，才肯用生命为众多的人的人生铺设道路！
近几年，下乡、下厂、下部队的口号，在文艺界已经不闻久矣！
然而，农村、工厂和部队，尤其是前线和边疆地区，乃是最需要我们的地方。
我们也需要到前线去，到边疆去，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和洗礼。
一个人精神上的追求，总应该超过物质上的追求。
否则，幸福岂不就象一张钞票那样单薄，那样苍白？
我从前线回来了，我愿意再次到那弥漫着炮火硝烟的圣地去，使自己的精神不断上升，而不致变得太庸俗。
1985年9月19日于北京
作者：张雨生
栏目：长征
“文凭热”热到了部队。
部队有的同志办事不办则已，若办，“英雄主义”就上来了。
人家热到一百度，他决不甘心九十九。
我虽然置身教员之列，却无文凭，入乡随俗，也正鼓着劲赶热流。
不过，心里也明白，几年后，待我拿到文凭，这热流的潮头会早已过去，至多剩一点余波而已。
办事情，不能靠文凭，而要靠水平；
进人才，也不能看文凭，而要看水平。
“文凭热”终究不会持久。
那么，是否要对“文凭热”泼点冷水？
也不必。
鉴于目前的状况，热一阵有好处。
过去，人们对文凭过冷，甚至有点歧视。
有个部队的宣传部门，近些年调进五六个大学生，转业的转业，调走的调走，一个也没留下，有的干部，夜夜打扑克，钻桌子，没人说个不字；
别人读点书，做点学问，他们还要指指点点，白眼相睨。
“文凭热”一来，那歪风收敛多了。
爱学习的同志不再怕别人饶舌。
饶舌者眼红文凭，也不得不读书了。
不管动机如何，总比让他无事生非强。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凭热”不是也有好处么？
至于选人才，则当别议。
有一种说法，叫做“看文凭也看水平”。
这对于维持“文凭热”有好处，但随着“文凭热”的过去，这说法的意义恐怕也会失去。
为什么要看文凭？
那解释是：文凭代表一定的水平。
既然如此，实质还是看水平。
拿同样文凭的，水平差距相当大，何况还有不代表水平的文凭。
封建时代搞科学制，考选文武官吏后备人员，凭文凭做官。
秀才、贡生、进士、状元能做什么官，都有明显的级别。
自隋至清末，考了一千多年，获得最高文凭的状元郎，有几位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杰出的不多，糟糕的倒不少，秦桧就是由状元而官至宰相的。
今天，不是说用人要看实际，不要盯着档案吗？
文凭其实也就是档案材料。
当然，目前部队有文凭的同志不多，干部队伍文化程度偏低，多选用一些有文凭的同志也是需要的。
战争年代，有高小文凭的，在部队就要算是知识分子，会受到重用。
解放初期，有中学文凭的，也算是知识分子，同样会受到重用。
不过，从目前的“文凭热”看，要不了三五年，绝大多数中青年干部大都会拿到文凭。
到那时，大学文凭如同当年的中小学文凭一样，也由热而冷了。
这种冷是好现象，标志我军干部文化程度的提高。
倘若热而不冷，那反倒说明我们不长进。
文凭一旦普及，你有我有他也有，选人才，还不是要看水平？！
“文凭热”正热得上劲之时，我说论人才终究要看水平，是希望我们的同志头脑冷静一些。
凭借“文凭热”扎扎实实读几本书，系统学些基础理论知识，切实提高自己的水平。
不要为文凭而文凭，捞到一张就万事大吉。
更不要把文凭当做升官的敲门砖。
目前就有不看水平只靠文凭升官的现象。
有个部队与某学院办学，合同规定，毕业一个一千元。
你要文凭我要钱，双方满意。
如此下去，文凭还能不贬值？
而到了要看真实水平的时候，这些同志又只好叹气了。
遇热头脑便不冷静，这个亏我们吃了不少。
人们对“文凭热”早已议论纷纷，我的这些话，且称之为补议吧。
作者：铁狮
栏目：长征文艺争鸣录
写影评文章，最重要的是应有一个正确而鲜明的观点，这是人所尽知的。
可是，在不久前颁发的“全国首届青年影评征文奖”获奖作品中，两种观点截然对立的文章居然都获了奖，这就难免使人困惑不解。
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见于对影片《人生》的评价。
其中基本持否定意见的一方认为：“作品的思想内容显得矛盾、混乱和模糊不清”，“编导对影片的内容缺乏总体性的把握，缺乏具有深度的开掘”，“显露出某种趋时而又守旧的审美趣味”，“又暴露出一种因袭和肤浅的审美意识”，是“总体构思的失败”。
肯定的一方则认为：《人生》“是一部写人的杰作，是一部以形象的力量表现个人与社会的写真画，是一部启迪人生旅程的教课书”，“《人生》深刻地反映了当代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它追索的是社会进程中更深层的东西。
它的内容与艺术形式达到了比较完美的统一”，“《人生》的创作者正是从平凡的普通的陕北日常生活、山川景色中，挖掘和发现了独具姿色的美，本质地表现了大西北壮丽的风貌，传播出艰苦、沉雄的格调”……
两种观点，针锋相对。
如果在一起讨论、争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然是无可非议的。
然而它们却在一次评奖中同时得奖。
由于这次评奖是一次全国性的社会活动，它的评选结果对青年人如何鉴别影片和影评，如何进行影评写作，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那么，这种做法就不能不认真考虑了。
据我个人的看法，评价任何一篇影评文章和评价其它作品一样，总是离不开一定的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
如果说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不同的人、不同的审美趣味之间会有一些相通之处的话，那么，在思想内容的评价方面，两种对立的立论决不可能同为正确。
从形式逻辑上讲，两个相互矛盾的判断不能都是对的，其中必有一个是对的或基本对的，而另外一个是错的或基本错的。
不能含糊不清，不能模棱两可。
《人生》是获1984年度“百花奖”最佳故事片之一。
人们很难想象对这部影片基本上持否定性评价的评论，却获得影评征文奖的一等奖中的第一名和第二名！
高加林这个艺术典型，无论在小说原作或是在影片当中，都是一个复杂的人物。
他处在一种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中，但他却处处以自我为轴心，无视社会上很多可以珍重的东西，他的选择基本上是以满足一己的私利为前提。
马占胜搞不正之风，不让他当教师，他对马占胜恨之入骨；
可是一旦马占胜反转过来拍他的马屁，他便心照不宣地包庇了马占胜以往的丑恶，和马占胜站在了一起。
同样自私的黄亚萍慕他的才气，抛出了“去南京当记者”的钓饵，他一口便上了钩，背叛了在危难中得到的友谊和爱情，企图攀附一条即使在封建社会中也为人们所不齿的裙带关系往上爬，从而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走错了青年时代的紧要的几步。
然而，那两篇获奖评论文章，在总体上否定这部影片的同时，却对高加林格外青睐，认为高加林是“影片对当代青年形象在美学意义上所作的新的开拓”，是“大西北高原的农民传统社会的叛逆儿”，他个人想去“人间天堂”的欲望能否实现的矛盾是“新一代农村青年”与“愚昧保守的传统农村社会的冲突”，“高加林及其追求”具有着一种“新鲜的英雄主义色彩”……这就无异于使一种“人的本质是自私的”理论得到了肯定。
引导青年正确地对待人生，教育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帮助青年树立远大的理想，应该说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课题。
青年人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思想上接受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并不奇怪。
但是如果对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引导，甚至用各种方式加以肯定，那是极不应该的。
当然，作为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全国性的青年影评征文评奖，总体上说，它的积极意义是不可否认的。
我在这里指出这次评奖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决没有否定这次评奖活动的意思。
恰恰相反，是为了今后使这样的评奖活动搞得更好，我想这是不应引起误解的。
作者：石治宝
栏目：长征文艺随笔
据8月2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青海省话剧团演员肖龙刚枪杀国家保护的珍贵鸟类斑头雁。
在场的青海电视台记者王延福再三劝阻无效，遂用摄影机记录下他枪杀斑头雁的全部经过。
肖龙刚气急败坏地逼迫王延福将所摄底片曝光，并要砸毁摄影机。
遭到王延福的驳斥后，他竟拔出两把刀子要给王延福“放血”。
刀子被人夺下，他又用水桶向王延福猛击，还极其野蛮地让王延福下跪……这桩奇闻若不是白纸黑字公诸报端，真叫人难以置信。
被党和人民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文艺工作者，负有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崇高责任。
这个责任规定了文艺工作者不仅要唱得好、演得好、写得好、画得好……更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做得也好。
象肖龙刚这样的演员，一方面宣传文明，一方面却肆无忌惮地亵渎文明、践踏文明，人们愤慨之余，又怎能不引起担心与优虑？
重视道德的修养、人格的完善、灵魂的纯净，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民族传统。
韩愈曾有“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的体会，把“立行为本，立言为表”作为创作之道；
柳公权有“心正则笔正”的感喟；
薛雪有“著作以人品为先，文章次之”的论述；
徐增有“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见其诗如见其人”之说。
许多古人也是这样做的。
屈原忧国忧民，上下求索，慷慨悲歌的精神；
陶渊明不愿做乡里小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
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傲骨，早已有口皆碑，传为佳话。
而且这种高尚的品德一直延续下来。
一生与旧社会恶势力抗争的鲁迅；
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
不出卖国格、人格，不为日寇演戏的梅兰芳；
以及我们今天的在名誉面前主动退让的于淑珍；
“甘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赵焕章，等等。
他们不仅用精湛的艺术感染教育了人民，其自身的高风亮节更赢得了人民的钦佩敬重。
相反，有的人也演过不少戏，写过不少作品，口碑却不佳。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人的自我形象不佳。
正如周恩来同志曾经批评过的那样，有些文艺工作者台上可以演《雷锋》，演《年青的一代》，到了台下就变了样子了。
遗憾的是这种表里不一的现象不是个别的。
我们不是看到有的人为了“美人”在那里争风吃醋、大打出手吗？
有的人为了自己的那点名利，极尽投机钻营之能事吗？
有的人唱了两首歌，写了两篇作品，竟以此为资本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吗？
罗丹曾说过：“在做一个艺术家之前，先要做一个人。”
罗曼·罗兰也说过：“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
很难想象，一个不文明的人，能够很好地担负起宣传文明的重任；
一个满脑子崇洋思想的人，能够感情充沛地歌唱爱国主义；
一个一心计较个人名利地位的人，能够血肉丰满地塑造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人形象；
一个感情颓废的人，能够用自己的艺术强有力地鼓舞人民建设四化的斗志！
“心不正，则言不正；
志不正，则声不正。”
心志不正，又如何谈得上艺术之正？
在进行两个文明建设的中国，人民对“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
人们既希望看到文艺工作者所创制的艺术美，也希望看到他们的心灵美。
两者相辅才能相成，才能相得益彰。
这就是说，文艺工作者在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的同时，必须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真正做到自尊自爱。
人们当然也希望，有关文化部门和单位的领导切实抓一抓精神文明教育，使自己管辖的地方少出或不出不文明的事情，多多涌现出象青海电视台记者王延福那样的不怕刀子捅，不惧水桶砸，敢同不文明的现象作坚决斗争的好同志。
作者：夏星
栏目：长征
作者：峭岩
栏目：长征
雾
雾起峡谷……
从我的幻觉里来，从我的诗情里来，从大海的怀抱里来，从云的家乡里来。
浑浑然，浩浩然，倏然间，有山有水有花有树的地方，变成一个渺无边际的朦陇的世界。
啊，老山雾，是那晴空的霹雳才使你降临的吧！
这里要藏兵，这里要储粮，这里要筑垒，这里要打仗，于是你来了，造出了一个让敌人捉摸不定的迷宫。
不要埋怨雾的凝重吧！
压低了山的肩膀，压暗了田园的明丽，压哑了鸟的歌声……
不要诅咒雾的锈蚀吧！
给大炮镶一串水珠，给弹匣抹一层锈污，给被褥蒙上一片潮气……
可它，在我们坚守的高地上，在我们鏖战的日子里，却变成我们生命的海。
山崖挤不出一滴水，炮火封锁了山下的水路，我们的嘴唇象旱天焦灼的土地。
水啊！
生命在呼唤！
雾来了，把雨布平放在“猫耳洞”外，一瞬间就接到一片甘霖。
我们的心里随之也掀起一片波浪，萌生出一片绿荫。
雾里，硝烟中，又腾起一只只下山虎！
雨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老山雨。
暴猛，狂放，迅捷，老山雨。
不愧为亚热带的雨，不愧为战场上的雨。
来，来得迅猛，不及躲避，浇个淋漓尽致，浇个痛痛快快。
去，去得利索，无一点声息，只留下一件透湿的衣衫。
地，好似重新显了影的五彩照片；
天，好似出水的一块蓝布。
啊，老山的夏季，雨常常是中午来客。
当太阳一阵暴晒，阵地蒸发出阵阵血的腥膻味，知了止息了鼓噪，脊背淌成了小溪之时，雨便来了，抽打着山脊，也把战士浇得好美气！
战士们在雨中裸露男子汉的一切：岩石样的肌腱，大山样的脊梁，钢柱样的臂膀……
雨后，有一群山鹰腾起……
星
“一颗，两颗，三颗……”，我数着天上的星星，呼唤着我失去的战友的姓名。
老山炮火灼伤的夜啊，牵我几多情思，山一样沉重——
他去了，还很年轻，刚刚翻过十八岁生日的日历。
他是抱着敌人滚下悬崖的。
当战友找到他时，双手还紧紧掐着敌人带血的喉咙。
他变成了天上的哪颗星呢？
他去了，牺牲在向高地进击的途中。
一颗子弹洞穿他的胸膛，血，染红了贴胸放着的一封给家乡姑娘的信，一封未能寄出的情书。
他说，不戴军功章就不见她。
……他又变成天上的哪颗星呢？
他去了，死得壮烈而从容。
上战场前，他妹妹替他当“新郎”，他没有尝到新婚的甜蜜。
如今，他倒下了，剐破的衣裳，飘扬在前沿阵地的铁丝网上，象一面旗帜。
他变成天上的哪颗星呢？
啊，我的战友，我的辉煌的星座！
作者：马正建
栏目：长征
冲锋之前，我们从容地
将止血带扎在腰间
象同龄的兄弟在星期天
系上漂亮的领带
象年轻的姐妹去赴约会
戴上闪光的项链
带着它
我们冲进敌火器的有效射程
阻挡异国卷来的硝烟
我们将用这柔韧的止血带
为自己和战友止血
为青春和生命止血
为中国止血
冲锋之前，向后方再望一眼
望一眼，便不再回头
不再思恋、挂牵和遗憾
只期望因我们的忠诚和勇猛
在将来的一天
中国的工厂不再生产止血带
而多生产领带和项链
听 炮
在前线
与铁一般的寂静相迭替的
是炮声，是弹头撼天动地的爆炸
和弹片尖厉刺耳的嘶鸣
如果你曾下决心
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那么，上前线来吧
也许，异国的炮击
能震落你灵魂中的尘埃
将一个人弯曲的脊骨校正
而对于坚守前沿的我们
炮声早已失去威风
照常写诗、下棋、读函授大学课程
照常作重大课题的思考
关于理想、人生和无私的爱情
炮声中照样能香甜地入睡
鼾息轻轻，是对死神幽默的嘲讽
听炮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一天不听，反倒心神不宁
作者：谭忠心
栏目：长征并非闲话
读罢《鼓掌何须作规定》（载本报六月二十七日《并非闲话》栏）我感到该文件者石城同志的看法不很全面。
部队集体组织看戏，一般都是地方政府上门慰问演出，战士在演出结束后热烈鼓掌，既是对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深情厚意表示感谢，也是对演员及剧团全体同志的尊重。
地方政府来部队作报告或慰问演出结束后，全体起立鼓掌，这是战士讲文明，懂礼貌的表现。
由于部队的成员每年都有变化，对补入连队的新战士进行公共场所的文明教育是必要的。
——徐庆祝 李金宝
石城同志主张用掌声的大小来评判节目质量的高低，这标准是不科学的。
某个节目能赢得全场鼓掌喝采，未必就能以此证明它的质量高。
我曾看过一台曲艺节目。
有个相声内容荒唐，格调低下，表演也庸俗不堪，掌声却接连不断；
而有个表现边防英雄战斗事迹的山东快书，尽管演员感情真挚，说得也有声有色，可是演完后掌声竟稀稀拉拉。
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谭忠心
作者：均均
栏目：长征新书架
作者：肖继勇
栏目：长征
作者：柴世宽
邓小平刚刚出席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开幕式。
他对罗林斯说，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七年来的经验，讨论通过关于下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现在可以说，我们制定的新的方针政策和进行的各项改革已经取得了成效。
这七年中国发展得比较好，也比较快。
我们提出的自1980年至本世纪末的二十年发展目标是可以实现的，甚至能够超过。
当然，问题还很多，但它们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罗林斯说，近二十年来加纳经历过非常困难的阶段。
现在，我们从过去的错误中学到了有益的东西。
邓小平说，一个国家经历一些波折，这当然不是好事。
但是波折可以成为教员，使领导人和人民受到教育。
中国人民现在上下一心搞建设，就是因为有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人民可以进行比较，那十年是什么样子，最近这七年是什么情况，一看就清楚了。
罗林斯对中国的成就表示钦佩。
他认为，中国的建设经验对加纳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有益处。
邓小平强调说，中国的东西不能照搬。
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但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们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看来这条道路是走对了，我们还要继续探索。
邓小平对罗林斯说，我们在建设中遇到的问题，一个是经验不足，再就是人才不够。
这是我们的弱点，可能也是你们的弱点。
人才靠培养，更重要的是要善于使用现有的人才。
人才难得。
至于经验，要靠自己积累。
如果说中国有什么经验，恐怕就是按照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计划，在前边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好的就贯彻下去，不合适的就改正。
可能这个经验对你们有用。
我们就是这样作的，从中得到不少益处。
北京
据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公报的发表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使首都北京呈现出节日般的喜庆气氛。
许多工厂、机关、学校和其他一些公共场所挂出热烈庆祝党代表会议胜利召开的大幅标语，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各界人士争相阅读四中全会公报，纷纷表达他们欢欣鼓舞的心情。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取得出色成绩的北京印染厂党委书记李辛对记者说，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和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将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我们热烈拥护。
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关于干部“四化”的要求，搞好企业领导班子的建设，迎接第七个五年计划建设热潮的到来。
通县梨园乡党委副书记胡淑清说，为了四化大业，为了共产主义大业，一批老同志让位给年轻同志。
我们年轻干部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让老一辈同志放心。
今天下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分别举行了座谈会，学习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公报，祝贺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
在清华大学团委、学生会、研究生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同学们对主动要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的老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
他们深信，今天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将对党和国家的前途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些知名人士读了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公报，纷纷向本社记者发表谈话，表达他们兴奋之情，报国之志。
全国工商联主席、民建中央副主席胡子昂说，在这次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上，一大批为革命作出了丰功伟绩的老同志主动要求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的职务，这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大事，它说明中国共产党朝气蓬勃，后继有人。
我们要和共产党肝胆相照，密切合作，共同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而努力奋斗。
民盟中央副主席费孝通说，一批老同志从中央三个委员会退出来，既可以继续为国家出力，又使新同志有更多的机会得以施展才干。
这样做，我们国家的四化建设事业更有希望。
全国侨联主席张国基说，我和我周围的同志看了中共四中全会公报后无不感到兴高采烈。
我想，在海外的侨胞也一定会有同样的心情。
上海
据新华社上海9月18日电 上海市各男人士热烈拥护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公报，称赞我们党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耿耿丹心，称赞党中央为各级领导班子新老交替作出了榜样。
新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年干部赵启正说，一批为党为人民的事业作出了丰功伟绩的老同志主动要求退出中央领导机构，这种高风亮节，使我们年轻干部深受感动，深受教育。
我们要向老同志学习，继承老同志几十年积累起来的成功的经验，同时要开拓前进，勇于实践，不断创造新的经验。
上海市政协主席、同济大学教授李国豪说，党中央高瞻远瞩，深思熟虑，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领导班子新老交替，充分显示了党的巩固和统一，显示出党的生机和活力，反映了国家安定团结的新局面。
上海电子计算机厂六十岁的老工人葛锦华说，从广播里听到一批老领导主动请求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的职务，我很感动。
这些老干部为人民立下大功，我们老百姓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同时，我也很高兴，一批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新干部将要进入中央委员会，这说明我们党和国家是安定团结的，是大有希望的。
天津
据新华社天津9月18日电 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公报的发表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召开的消息，给天津人民以巨大的鼓舞。
人们畅谈十二届四中全会公报，对四化建设充满必胜的信心。
天津无缝钢管厂厂长、天津市劳动模范蒋秉权阅读公报后对记者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将要讨论通过中央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这是一件大事。
完成“七五”计划要靠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人的努力。
从现在起，我们就要为“七五”计划的实现作好准备。
天津市和平区老干部局离休老干部高鲁民、于良洲、门显中对记者谈起学习四中全会公报的感想。
他们认为，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讨论确定了关于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原则，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请求退下来，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他们这种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坦荡胸怀和高尚品德，使我们很受教育。
作者：喻惠如
九月十八日，北京主要街道的许多商店，高挂红灯和大幅标语，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胜利召开。
新华社记者 喻惠如摄
作者：梁陆涛陈生庚
栏目：本报专访
刚刚出席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回来的何康同志，好不容易挤出时间来，接受记者的采访。
部长似乎摸透了我们的心思，没等我们说明来意，他就先开了口，话语间洋溢着对军队的热忱：
“部队的干部战士绝大部分来自农村。
农村的形势如何，直接影响到干部战士的思想情绪。
过去农村经济不景气，就出现了一些家庭拖干部战士后腿的现象。
这几年农村经济充满生机，我作为负责农业工作的部长，应该向军队的干部战士谈谈这方面的形势，也借此机会表达我们对军队的谢意，因为军队为发展农村经济作出了很大贡献。”
部长的话题很快转到了农村的经济形势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普遍实行了以家庭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增强了农村的活力。
可以说，现在农村的形势是在改革的道路上奋飞的时期。”
他掰开手指向我们列举了农村经济充满活力的五大标志：
——农业生产连续五年获得丰收，我国粮棉生产已自给有余。
从1980年到1984年每年粮食播种面积都有减少，但由于单位面积产量提高，总产量由五年前的六千多亿斤增加到八千多亿斤，入均年占有粮由原来的六百斤提高到近八百斤。
我国的棉花产量从1965年至1980年十六年徘徊在四、五千万担，1984年一跃达到一亿二千万担，由进口变为出口。
长期以来粮棉紧缺的局面已经全面缓解，温饱问题在绝大部分地区已经解决。
——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产业结构和布局正向着合理的方向发展，经济效益有所提高。
在整个农村经济中，农业的比重已由1980年的63.7％下降到1984年的58％。
畜牧、水产业的比重已由1980年的28.3％上升到1984年的31.4％。
在种植业内部，粮食面积减少，经济作物面积增加；
在粮食生产内部，小麦、水稻等细粮面积增加，玉米、高粱、薯类等粗粮面积减少。
从经济效益上看，农业每百元投资所获纯收入1984年比1980年净增近一百元。
——农业生产正向着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转变，农业科教事业和农村智力开发有较大的发展。
目前全国农村各种各样的专业户已占总农户的15％左右，并且有四百五十多万专业户自愿参加了各种形式的联合体，从事生产、加工、销售、运输等经营，我国的农业已经开始打破自给半自给的传统自然经济的格局。
——乡镇企业突飞猛进，已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
目前乡镇企业已经形成了乡、村、小组、联户、个体这样五个轮子一齐转的局面，全国各种类型的企业已达六百零六万个，从事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达五千二百多万人，占农村总劳动力的14％以上；
光是去年的总产值就达一千七百多亿元，占全国农村社会总产值的40％以上。
它不仅增加了国家的税收，支援了城市大工业，还安排了农村多余劳动力，避免人口拥向城市。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世界各国都未能解决好的一个大问题。
——农民物质文化生活得到逐步改善，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呈现出新的局面。
1957年，农业人口的年平均纯收入只有四十元，到1977年增加到六十五元，二十年时间平均每年只增加一元二角多。
1980年人均收入达到八十八元九角多，而1984年农业人口的年平均纯收入是三百五十五元多。
何部长对中国农村大好形势的概述，听来真使人高兴。
我们想起了连队干部战士对当前农村经济政策提出的一些问题，便一一向部长请教。
“改革农副产品统派购制度，放开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之后，会不会引起农副产品价格的大起大落，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何部长回答道，实践已经证明，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一放就活，一活就多，一多就稳。
例如，广州市前两年开放了鱼市，鲜鱼价格上涨，农民纷纷养鱼，鲜鱼上市量逐渐增多，鱼价就稳定下来了，而且稳中有降。
“部队有许多战士的家乡在边远贫困地区，这些同志看到家乡的步子迈得比较慢，很想了解一下国家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什么具体政策。”
何部长说，我刚从西北地区调查回来，请告诉这些地区的战士，中央对老（革命老区）、少（少数民族）、边远地区致富的问题已经注意到了，并且正在采取必要的措施。
过去国家一直是用救济的办法，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现在要变这种消极的“输血型”救济为积极的“造血型”扶持，支持这些地区发挥自己的优势，靠自身的活力走致富之路。
具体办法，一是对这些地区实行减免税收政策，减轻他们的负担，同时国家每年拿出大笔款顶支援他们搞建设。
二是进行“东西互济”，由西北、西南一些贫穷落后地区出人力，出原料，东南沿海一些富裕地区提供技术、设备和资金，互助互利，发展生产。
还有一个办法是有计划地调一些贫穷地区的年轻有为的干部到富裕地区代职，学习现代化管理本领，为发展老、少、边远地区的生产培养骨干。
何部长和我们正在热烈交谈的当儿，秘书给他送上几份材料。
他看了看，选了一件递给我们说：“军队这几年培养出来大批军地两用人才，回到农村后可是发挥了骨干作用。”
何部长称赞说：“农业要发展，一要靠政策，二要靠科学和人才。
从部队回到农村的干部战士文化程度高，政治素质好，脑子灵活，信息灵通，又学到了一手军地两用技术，是发展农村经济的骨干力量。
我热切希望部队继续把这项工作下功夫抓下去，为农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出更多的人才。”
访问结束的时候，何部长对秘书说：“设法将部里拍摄的《中国农业》影片，一套《中国农业》幻灯片和一套《中国农业》画册送给部队的同志，让广大干部战士多了解一点我国农业发展的情况”。
作者：徐光春赵三英
沙叶新，很多人对他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的是他的名字和作品。
陌生的是他的人品和思想。
他写过有争议的剧本《假如我是真的》，也写过获奖作品《陈毅市长》。
这两个话剧曾经在国内外引起轰动，人们很想了解沙叶新其人。
前不久，沙叶新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任命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借着这件新事，我们访问了他。
我们开门见山地说，你是粉碎“四人帮”后冒出来的年轻有为的剧作家，也是社会上，文艺界颇有争议的人物，现在入了党，并担任了剧院的领导职务，在上海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我们想请你谈谈对党、对作家使命、对剧院工作的看法。
沙叶新笑了。
他略一沉思，冒出一句话来：情感是不会欺骗人的。
他说：我是道道地地在党的红旗下成长的，我是党的人，我对党有深厚的感情。
解放那年我十岁，我接触到的共产党员都是很好的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跟着共产党走》是我最爱唱的歌。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共产党员的形象是无比高大的。
他呷了一口茶，亲切的话语把我们的思路引向六十年代初。
他说：1963年，我从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班毕业，分到上海人艺工作，正值学雷锋，学焦裕禄。
我是真心诚意学的，不是领导叫学才学。
因为在雷锋、焦裕禄面前，我明白了应该怎样做人的道理，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念——人活着就要为人民服务。
当时，社会风气很好，我耳闻目睹的好事大都是共产党员做的，共产党员带了好头。
那些年，我对雷锋、焦裕禄简直到了崇拜的地步。
现在回想，我对他们的崇拜，就是对党的崇拜，对党的热爱。
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我在“文革”初期当了“保守派”，反对批刘邓，反对批老干部，反对武斗，这完全是出于对党的感情。
“在什么情况下写《假如我是真的》呢？”
我们问。
沙叶新坦率地说：“四人帮”垮台后，党在思索，人民在思索，我也在思索，对党抱有莫大希望，相信党能够总结经验教训。
在报上看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后，我情不自禁地拍案叫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后，我对党更加钦佩。
但社会风气不好，党风不正，使我感到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因此，大有对党“爱之以深”，对党风不正“恨之以切”的心情。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剧本《假如我是真的》。
他说，今年5月，我在填写入党志愿书时，平心静气地对自己的思想和作品作了分析。
我写道：“自己思想比较复杂，有马列主义的也有非马列主义的，有社会主义的也有非社会主义的。
在思想方法上也较片面，有时有强烈的偏激情绪。
这种偏激情绪也反映在作品中。”
沙叶新这段情真意切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
剧院的同志曾对记者讲过，在讨论沙叶新的入党申请时，党支部的同志边认为，沙叶新这些话，是他的思想的真实反映。
有一次，沙叶新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对方问他：“你是持不同政见者吗？”
沙叶新答：“不，我不是持不同政见者，我是拥护社会主义的。”
对方又问：“听说你的《假如我是真的》受到批判？”
沙叶新说：“在我们国家，一个作品引起争议，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很自然的事。”
外国记者听后频频点头。
我们向沙叶新问起获奖作品《陈毅市长》的写作情况，沙叶新说：其实，《陈毅市长》和《假如我是真的》是同时创作的。
他说：我写《假如我是真的》，是想告诉人们，共产党员不应该是那样的；
我写《陈毅市长》是想告诉人们，共产党员应该是这样的。
他笑着说：这两个剧本，一个得奖，一个引起争议，出乎我的预料。
有人说，人家批你你还写？
我说，为什么不写？
我对党有信念，我相信自己的情感，我是热爱党的，党会了解我。
我很乐观。
当然，有时也有点担忧，怕的是这样会给非常关心我的上海人艺的党组织带来麻烦。
沙叶新的话题回到眼前，讲起一些令他动情的事。
他说：最近我听了曲啸的讲话，感动得掉下泪来。
我很佩服曲啸，我要向他学习。
我曾向党表示：我们党是有生命的，有活力的，我非常希望成为其中的一员，为党工作，为党贡献一切，直至生命。
话题转到他的入党。
沙叶新兴奋他说：对我的入党，剧院党组织很关心，我们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也很关心。
对此，我激动得很。
我想我们党有博大的胸怀，是伟大的、英明的。
沙叶新满怀信心地说，我要争气，要干点名堂出来。
我要团结全院同志，采取改革措施，把剧院办成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有国际声望的现代化剧院。
这就是我的奋斗目标。
要出人出戏出作品，为上海文化市场提供优秀作品，满足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还要加强国际交往，把中国的话剧推到国际舞台上去。
入党后，不能有简单的报恩思想，要更好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从此是党内的人了。
（本报有删节）
作者：张挺孙晓青
栏目：体育
本报北京9月18日讯 中国选手在第五届世界杯技巧赛的最后一天比赛中，再夺五枚金牌，从而使中国队的金牌总数达到九枚，几乎与苏联队平分秋色。
这是自1980年以来，我国选手在世界最高水平的技巧比赛中取得的最好成绩。
在今天的比赛中，中国队表现最出色的是女单、男双和女三选手。
黄瑞芬，姚志华以高、轻、飘的空翻，分别摘取了女单的两项单套桂冠；
徐宏和胡秉臣伴着雄浑悠长的乐曲做出一连串高难度动作，夺得一枚男双单套金牌；
参加女三比赛的三名中国姑娘动作优美，配合默契，在全场观众有节奏的掌声中结束全套动作，积分由第二位跃居榜首，与苏联选手并驾齐驱；
男单的一枚金牌为新秀冯涛所得。
此外，中国队还获得五枚银牌，四枚铜牌。
苏联队是世界技坛的霸主，在历次技巧大赛中至少也要独揽三分之二以上的金牌。
在这次比赛中，他们显示了自己的实力，继昨天获得三项全能金牌之后，今天又拿走了九枚单套比赛的金牌。
世界劲旅保加利亚队共获得四个第一名，其中，他们的女双技术名不虚传，总揽了全能和单套三枚金牌。
比赛结束后，举行了闭幕式。
国际技联主席索梯洛夫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中国观众对技巧运动的理解和欣赏水平。
本报记者 张挺 孙晓青
作者：孙晓青张挺
栏目：体育
苏联混合双人选手叶夫根尼和斯维特拉娜，是本届技巧世界杯大赛中的传奇人物。
他俩娴熟的技艺和美妙的合作，以及在表演中时常流露出的俏皮，使我国观众赞叹不已。
也难怪他们那么默契，他俩是一对夫妇。
记者是在18日下午，叶夫根尼夫妇刚刚获得本次比赛的第二枚金牌后，在首都体育馆的运动员休息室前采访他们的。
叶夫根尼是个标准的男子汉，一米八十以上的个头，魁梧宽厚的身材，如小树般的胳膊，使人相信这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有足够的力量把妻子举在空中。
与他相反，他妻子的个头刚到他的肩膀。
这个来自伏尔加格勒（原斯大林格勤）的二十六岁的姑娘，苗条灵巧，看上去象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
斯维特拉娜原是体操运动员，四年前改行搞技巧，与叶夫根尼搭配。
去年在世界技巧锦标赛上，他们独揽混合双人的三枚金牌，之后，结为伉俪。
“夫妇俩搞混双这个项目，是否配合更默契一些？”
叶夫根尼回答说：“是的，我们是夫妻，配合得很好。”
记者请他们谈谈参加本次比赛的感想。
斯维特拉娜说：“我们一直都想到中国来，我们对北京的很多方面感兴趣。
中国观众非常好，很内行。”
叶夫根尼在一旁说：“我们在做高难动作时，观众都鼓了掌，我们很喜欢中国观众，也很喜欢你们这个国家。”
采访中，叶夫根尼告诉记者，他是一个军人，已经服役六年。
记者问：是士兵，还是军官？
他告诉我们是尉官。
翻译没有听清是什么尉官。
于是，记者在笔记本上划了一道杠，又画上几颗星。
他立刻就明白了，说是两颗星，中尉。
短暂的、只有几分钟的采访结束了。
临别，叶夫根尼说，这次在北京时间很短，但我们很高兴，因为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他友好地祝愿中国运动员在今后的比赛取得好成绩。
本报记者 孙晓青 张挺
作者：徐林兴
三十九届联大主席保罗·卢萨卡发表了卸任讲话。
新当选的四十届联大主席西班牙前常驻联合国代表海梅·德皮尼斯致词，他表示希望，1985年应当不仅宣布为国际和平年，而且应当用来解决各种国际问题。
四十届联大是一次重要的联合国年会，多数会员国已决定派遣高级代表出席。
在9月23日至10月11日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将有包括二十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内的一百五十个国家的代表就世界局势发表演说。
在10月14日至24日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会议期间，还将有六十多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作者：温述仙
在台湾服刑的暗杀江南的凶手、“竹联帮”头目陈启礼被列为共谋犯，但不作为被告。
美国当局的逮捕行动是在9月16日清晨突然发动的。
美国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局长何根说，“竹联帮”是在台湾有二十八年历史的帮派，势力已伸展至香港、沙特阿拉伯、美国等地，全球约有一万五千名会员，其中在美国会员有数百名。
了解“竹联帮”内幕的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认为，“竹联帮”已是一个国际性犯罪组织，陈启礼是该组织国际性的首脑，张安乐（白狼）为美国地区头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