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万荣简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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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9月11日讯 通讯员黄万荣、记者简妮报道：今后，我军的各类修理师、电台台长、电影队长、司务长、化验员、保密员、书记等七十六种干部职务改由战士担任。
这项改革正在顺利进行，全部完成以后，可减少全军精简整编应减少干部数量的四分之一多。
经中央军委批准的总参和总政的这个决定，是我军编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
不仅有利于完成消“肿”任务，减少干部数量，使官兵比例趋于合理，干部结构发生新的变化，还有利于适应现代化装备技术发展的需要，保留技术骨干，提高部队战斗力。
大量的调查和统计资料表明，过去连排职的技术骨干，由于受职务等级和年龄限制，干部三五年就要考虑晋升或转业，很难长期留在基层工作。
如改用志愿兵，一般可在同一岗位服役十二年，至少也有七八年。
实行军衔制时，即可改为军士长或专业军士。
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干部大进大出，保持了基层技术骨干的相对稳定，有益于军队建设，也减轻了国家负担。
目前，已确定改由战士担任的有直接操纵使用武器装备，经过短期培训可以胜任工作的干部职务；
师团机关中不负责组织指挥、专业性不强、不需要通过院校培训的干部职务；
同一编制职务中，既编有干部职务又编有战士职务以及可编干部职务又可编战士职务的。
这三大类七十六种干部职务的改变将分期分批进行，整个工作可望在1987年基本完成。
总参和总政有关部门认为，部分干部职务改由战士担任涉及的范围广，人数多，政策性强，需要加强组织领导，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他们要求各单位大部分改用志愿兵，以不影响装备维修质量和部队建设；
对技术比较复杂和负有管理责任职务的，建立专门学校培训，专业技术不复杂的进行短期轮训，以保待部队的技术水平；
对改为战士职务的现职干部，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的具体情况，合理调整，妥善安排，有发展前途的送院校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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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9月11日讯 入夏以来，我国一些地区先后发生了洪水、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
驻灾区部队先民后己，奋勇抢救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总政治部前天向全军发出通报，表彰参加抢险救灾部队。
受到表彰的部队有：在东北三省和山东、湖南、天津等地参加抗洪抢险的部队；
在新疆乌恰县参加抗震救灾的部队，以及重庆驻军和兰州军区某军。
参加抢险救灾的部队，有些是撤销单位，他们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做到了一声令下，立即行动。
许多即将转业的干部也积极投入抢险救灾第一线，表现了顾全大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
地方党政领导同志和策民群众称赞部队“关键时刻最顶用”。
通报赞扬参加抢险救灾的部队，为国家和策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为人民解放军增添了光彩，以实际行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尊重、爱护、支持军队的通知精神，树立了拥政爱民、自尊自爱的榜样。
通报最后指出，目前全国正处汛期，各部队要进一步制定切实的防范措施，做到一有灾情，立即出动。
在抗议第一线的部队，要善始善终地完成抢险救灾任务，尽快帮助受灾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同时搞好部队的生产自救。
作者：陈歆耕雷新龙郭光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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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诧：王湘生，这位人称只有“半条命”的中年科学工作者，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攻关十年，成果卓著，引起了国内外专家的注目。
这是生命的奇迹！
他是研究生命科学的。
他自身就是一个有待揭示的生命的谜……
一个长期研究人的心脏，为提高人的心脏活力而孜孜以求的人，自己的心脏却变得如此衰竭
他倒下了。
这是今年4月的一天。
他感到这次病犯得特别厉害：胸腔憋闷，半天喘不上一口气来，肺部发出“呼噜呼噜”的痰鸣，不停地咳嗽，吐出一口口泡沫痰。
小腿浮肿，全身发软，连睁开眼皮的力气也没有。
睡眠不能平躺，只能跪着，上身前倾……这是心力极度衰弱的表现。
妻子慌得团团转。
他想咬咬牙挺过去。
晚上七点钟，苏鸿熙教授来看他，一见这症状，马上打电话，让护士把急救平板车推到王湘生门前……
王湘生九岁时患了风湿性心脏病。
此后，病魔的阴影就一直笼罩着他。
二尖瓣狭窄引起心房纤颤，永久性房颤又导致心衰和左心房血栓的形成……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身负沉疴的人，十年顽强拚搏，用自己的滴滴心血，在身后浇铸起一座闪烁着智慧之光的丰碑：取得八项重大科研成果。
其中，建立起搏脉冲照像分析法和电子计算机分析法，进行起搏监护，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
体表希氏束电图，在国际上首先采用相关技术法，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
VFT——1型心脏室颤阈值测定仪，在美国、欧洲计算机文献库中检索1970—1985年1月的文献，未发现同类仪器，证明属国际首创；
心力环数字测绘法，经美国欧洲计算机文献库检索证实属国际首创。
这些成果都是有关人的心脏生理的。
目前，世界死于心脏病的人居于首位。
心脏在跳动时，会不间断地发出许多电信号，如果把这些信号测量下来，从中寻找出心脏生理的运动规律，就能预测心脏可能发生的病变，防患于未然。
王湘生从事的就是这方面的研究。
它属于生命科学的范畴。
他是什么时候爱上生命科学的？
“……在自然界的一切运动中，生命运动是最高级的运动。
任何一种动物的寿命应该是它成熟期的五倍。
以此推算，人的平均寿命应该是一百二十五岁。
谁要是能揭开生命的奥秘，使人的寿命延长到这个年龄，他就是对人类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中学生物老师讲的这段话，是对他最早的启迪。
在大学读书期间，他对生命科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多年来，王湘生就一直徜徉在生命科学定量化的领地。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1973年王湘生的心脏开始发生房颤。
老住院，时间住不起，他就试着自己服药纠颤。
有一次，他正和实验室的同志一起做动物试验，猝然感到胸口一阵心慌、疼痛，又发生房颤了。
如果中止试验，太可惜了，做一次试验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
他没吱声，偷偷吞下一片奎尼丁，又把一片索密痛放在嘴里嚼碎，坚持做了三个小时试验。
回到家里，半夜里又犯病了。
他又服下一片奎尼丁，让爱人拧上闹钟，每隔两小时喊醒他服一次药，服了四次药，到第二天早晨，心律才恢复正常。
妻子劝他在家休息，他不听，坚持去科学院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他是一个视工作如自己生命的人。
为了不因房颤频繁发作而影响工作，他给自己作了规定：（1）尽量自己服药纠颤，如果吃三次药仍纠不过来，再会找医生；
（2）住院纠颤期间，不拖时间，纠正后次日或第三日就开始工作，每天工作至少六小时；
（3）出院后要设法弥补，白天工作八小时，晚上工作两小时，星期日工作六小时，这样等于每周多工作两天。
时间一长，药物失去了作用，便用电击转复。
后来，电击也不能使房颤恢复正常了。
他为提高人的心脏活力而孜孜以求，自己的心脏却越来越衰竭，处在随时停止跳动的危境。
本来，他完全可以全休，在家听听音乐，练练气功，栽几盆花儿……多么超脱，没有一点烦恼！
不，这样他会更痛苦。
让王湘生停止工作，就等于要了他的命。
他说：“让我干工作，也许我能活得久些，不让我工作，说不定我早死了！”
他感叹人生之仓促，生命之短暂，而要做的事情是那样多。
我们正处在一个知识爆炸、信息爆炸的时代，不停地吸收，不断地进取，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正是怀着开阔视野、了解生物医学研究最新信息的强烈愿望，王湘生接受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医学院布朗教授的邀请，前往他的实验室工作。
布朗教授是该学院生理学和生物物理学系的主席，许多国家的科学家曾在他的实验室工作过，王湘生是到他实验室工作的第一个中国人。
刚工作两个月，他的心脏病就犯了。
他到学院的附属医院做超声心动图检查。
医生发现了血栓，感到非常吃惊，动员他住院接受手术治疗。
王湘生不肯住院，“我这病早就有了，用不着住院！”
医生不放他走，把布朗教授叫来。
布朗也一定要他住院。
住院第三天，症状稍有缓解，王湘生就回到实验室。
早晨，王湘生拎着装有做试验用的大白鼠的笼子，走向实验室时，恰好遇到布朗教授。
他问：“你为什么不继续休息？”
“我休息得可以了。”
布朗又说：“你要中等强度的工作！”
岂止是“中等强度”！
他用超越常人的强度拚命地吮吸，勇猛地掘进。
每天从早八点工作到晚上八点，回到公寓时，他疲惫不堪，没有食欲，只想喝饮料。
在美国工作一年，完成了两项工作，改进了一种测试方法，获得一新发现，写出一篇论文。
他还收集整理了有关心血管和细胞生理仪器设备的资料三千多页，录制试验信号的磁带二十多盘，复制了全部用英文书写的实验记录。
还在回国之前，他就在心中为自己制定好了未来的科研工作计划：A、建设一个以微型计算机为主体的医学信息处理系统；
B、以科学方法管理科学研究工作……
在欢送王湘生回国的家宴上，布朗教授一边亲自给王湘生烤牛肉，一边说：“我很喜欢中国人！
中国人聪明、勤奋、手巧。
象你有这么重的病，还能坚持工作，是很难想象的……”
去年4月，王湘生去南京参加学术讨论会时，在给苏鸿熙教授的一封信中曾经写道：“我的左心房已证明有血栓。
但我希望至少两年后，等我把预定的题目搞完，再接受手术治疗。
……当然，在心房内的血栓是个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脱落，造成栓塞和死亡。
我对这点已经想过，在没有完成预定任务前，我宁可在实验室倒下……”
他执著地向着科学的圣坛登攀，却不得不在世俗的网络中左冲右突
王湘生的科研攻关道路不是平坦的。
对于他来说感到最吃力的不是攻克那些技术上的难点，而是拆除那些人为地设置的屏障。
“我的风湿性心脏病和每况愈下的心功能，以及左心房血栓的形成，使我有工作的紧迫感。
我应当利用有限的生命多为人民作贡献，我不希望把余生耗费在应付人事关系上。”
王湘生在给院党委的一份材料中写道。
这是一位身患重病的中年科学家从心底发出的呐喊！
1982年9月，他从美国载誉归来，雄心勃勃，想一展宏愿，哪知等待他的却是一盆凉水。
他原来搞的“体表等电位地图”和“体表希代束电图”这两个科研项目，某些人不让他搞了。
他们想另组织一班人马，甩开原来的协作单位，单方面撕毁合同，另立户头……王湘生无工作可做。
他奔走呼号，成天忙于给各级领导书写申诉材料，一份、两份……越积越厚，竟达四万言。
毫无价值，又不得不写。
写完申诉材料，再写学术论文，他双管齐下，用两种思路思索……苏鸿熙教授了解到王湘生的境遇，拍案而起，搁下准备写的学术著作，连夜给总后领导写信。
医院专家组经过三个月的调查，摸清了事情的真伪。
在论证会上，专家组组长黄孝迈、陆维善、蔡醒华明确指出：“同一个题目设立两个题目组，是犯了‘重婚罪’”，“应当让王湘生为首的协作组继续干，另立的户头应当解散”。
前后历时八个月，这两项科研题目才重又回到王湘生手中。
苏鸿熙教授对王湘生说：“我们应当庆贺一下这个胜利！”
王湘生的脸上露出苦涩的笑容。
一个科学家的“胜利”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登上又一座科学的峰巅，应该是给人类奉献出智慧的硕果……庆贺这样的“胜利”，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
事情并未了结，不尽的烦恼仍然继续袭扰着他。
总后勤部洪学智部长给他拨了十八万五千元科研专款，五千元不翼而飞了。
一查帐，某个领导支支吾吾，说是留着办什么学习班用。
为了写一份《建立医学信息处理系统》的报告，王湘生自己乘公共汽车到驻京的科研单位、医院调查情况。
连日奔波，他感到体虚乏力。
这一天，他要到东郊酒仙桥一家工厂去了解计算机的情况，向某领导请求派个车子，该领导回答说：“我们研究研究！”
这一“研究”，竟然“研究”到第三天才给答复：“派不出车，你自己走着去吧！”
早知不派车，何苦让我等呀？
时间等不起哟！
从五棵松到酒仙桥，要倒好几次车，来回两三个小时。
公共汽车在颠簸，开车、停站、又开车，上车下车的人流带进来一阵阵冷空气……王湘生手抓着车上的横杆，面色苍白，胸腔里象堵了一团棉絮似的难受……
他的心呵，在颤抖！
不干工作，什么烦恼也不会有。
一干工作，就没准儿什么时候会触犯某一个“戒律”。
一个周末，他带一个研究生做动物实验，从早上七点一直做到下午五点，没有能参加下午的政治学习。
结果，他在大会上受到了点名批评：“一个室的负责人，竟带头不参加政治学习……”呵，这是从什么年代形成的习惯：政治学习应该“雷打不动”，科研试验可以中途停止，至于因此造成的损失可以不去计算！
VFT—1型心脏室颤阈值测定仪研制成功了。
王湘生打报告，要求尽快召开鉴定会。
有关部门迟迟拖着不办。
院长刘轩亭火了，批评有关领导：“鉴定会为什么还不召开？
给王湘生的科研成果作鉴定，不仅仅是他本人的事情。
他取得的成果，是解放军的成果，是医学界的成果，是整个人类的共同财富。”
鉴定会总算要召开了。
筹备工作，王湘生却不得不自己动手。
整理材料，复印图纸，预订车票，安排吃住，乃至在请贴上填好名字，装进信封，到邮局去投寄……鉴定会召开时，王湘生还得担任司仪，宣读到会专家、教授的名单。
整整两个月时间，王湘生都在忙于召开鉴定会的事务。
这样的事情，主管部门不出面操办，却要科研人员自己张罗，即使一个肌体健康的人，能承受这么重的负荷吗？
何况王湘生这么一个只剩半条命的人呢！
王湘生多么渴望能有一个恬静的环境，使自己能够把全部身心陶醉在所热爱的事业中。
在这个环境里，应该充满求知若渴、事业为重的新鲜空气，而不应该存有无理纠缠、互相攻讦的浊流。
每个人的眼睛，都应该瞄在事业的制高点上，而不是用来琢磨别人的脸色……科学研究容不得分心啊！
然而，总是事与愿违。
即使新调来的院长刘轩亭多次为他撑腰，他还是免不了莫名其妙地被卷入世俗的网络，累得精疲力尽，身心交瘁。
原因是什么？
他说不清。
习惯，偏见，私心，十年动乱的后遗症……它是多种因子的组合，它带有我们这个新旧转折时期的特殊烙印。
他是身负重荷的跋涉者！
令人心酸，也令人欣慰：他终于不是一个死后被追认的党员
病房里的医生、护士常跟王湘生开玩笑：“老王，你这么了不起，死了我们会追认你为党员的！”
“不，我希望我的入党愿望在生前能变为现实，而不是死后被追认！”
呵，整整二十九年了！
自从他1956年向党组织递交第一份申请书以来，已经历了二十九个寒暑。
二十九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
可是对于人生，它却是那样漫长而沉重……二十九年中，在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上风云变幻，王湘生也历尽坎坷。
但是，对党的信念他始终坚贞不渝。
记不清了，他写了多少份入党申请书，写了多少份思想汇报。
然而，得到的回答总是“再考验考验”。
有这么一个发人深思的故事：王湘生经常到协作单位鞍山无线电一厂，共同研制仪器。
他住在厂外的旅馆，每天一早就乘车到工厂工作，中午在车间烤几块馒头片充饥，吃完饭再接着干。
工人们看他上楼梯都直喘气，还这样没日没夜地干，都非常感动。
厂机关打算开展向王湘生学习的活动，一了解，老王还不是党员，工人们都感到惊愕。
也有人怀疑：他在本单位是不是犯过错误？
副厂长丁明出差到总医院，询问有关领导：“王湘生的精神这么感人，咋还不是党员呢？”
奇怪吗？
名与实并不是在所有人身上都能有机地统一起来。
有的人庸庸碌碌，却挂着先锋队员的牌子；
有的人德才兼备，却只能长期在党的大门外徘徊。
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
党章上规定得清清楚楚。
但是用它来衡量活生生的人，就变得非常复杂。
它不象工厂检验产品那样干脆利落。
认识自己和认识别人，都不是一件易事！
有的同志在讨论王湘生入党时，觉得这也不足，那也不足，把横竿升得很高很高。
唯一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作为一个党员，是否已经跨越了为王湘生设置的横竿的高度。
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王湘生整天埋在科研实验中，实在没有多少机会去谈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然而，王湘生有他自己的认识：“一个人连干好一件具体工作的决心也没有，还算什么有理想的人？”
他以病弱之躯，奋力攻关，取得一个又一个科研成果，为人类造福。
这种强烈的事业心，不正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具体表现吗？
或许有人认为，他那么玩命干，还不是为了名和利。
其实，这也不难回答，一个置健康和生命于脑后，对死亡的威胁也心地坦然的人，还有什么名利可言？！
无名可扬的事，他也同样玩命干。
王湘生不过是一名助理研究员，尚无带研究生的资格。
苏鸿熙教授器重他的才学，请他做自己的研究生的辅导教师。
辅导教师，顾名思义，不过是给研究生做点辅导工作，研究生的实验成功与否，辅导教师的责任并不大，偏偏王湘生把它当作一件责无旁贷的事来做，甘愿为他人呕心沥血。
郑辉是王湘生辅导的第四个研究生。
他和郑辉一起做试验，经常从头陪到尾。
有时累得实在支持不住了，别人把他扶到隔壁屋稍憩片刻……常常因为突击完成某个阶段性的研究试验，他深夜不归。
这天吃过晚饭，他跟妻子说了声“我到实验室转转”，就和郑辉一起又到实验室去了。
十点钟了，王湘生还在实验室。
妻子估计王湘生马上会回来，就先睡了。
不知过了多久，她忽然听到门把“咔嚓”一声，王湘生夹着一包资料进了屋。
她睁开眼睛一看闹钟，已是凌晨五点。
妻子火了，问：“你还要命不要命？”
王湘生一声不吭，倒头便睡。
迷糊了两个多小时，他又往实验室跑。
郑辉作了个统计，在辅导他做动物实验的六个月里，他加班的时间，合起来不下四百个小时。
在论文答辩会上，研究生郑辉的论文《左心辅助装置对正常犬和左心衰竭犬辅助循环效应的实验研究》，激起了强烈反响，受到专家教授们的交口称赞。
“这哪里是硕士论文，简直就是博士论文！”
一位刚从美国访问归来的副教授说：“美国的博士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也不过如此！”
郑辉心里充满了成功的喜悦，也充满了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
他忘不了王湘生在完成这项研究所付出的辛劳，是王湘生帮助他解决了许多关键的技术难关，没有王湘生的悉心辅导，他不会有今天的成功。
感激的心情真是难以名状。
答辩会上，他两次感慨陈言：“我的这项实验，辅导老师王湘生费尽心血，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衷心地感谢他！”
为了图利吗？
这里也有事实作证：
今年初，他与外地一家工厂商谈一项成果的技术转让问题，厂方提出“不要公对公”，愿意给王湘生个人几千块钱买这项成果的技术资料。
王湘生断然拒绝了厂方的好意：“我是一个职业科学工作者，这项成果是我在工作时间研究成功的。
技术转让费应该归公。
我个人不能获取不属于我的报酬！”
不久，王湘生把这项技术转让给另一家工厂，为总医院挣得三万元成果转让费。
院里拿出三千元奖励给科研组及有关人员。
院长刘轩亭明确指出，要按多劳多得的原则进行分配，把大部分钱奖给王湘生。
王湘生因此得到一千六百元。
他用五百元偿还由于多年患病欠下的债务。
剩余的一千一百元献给了心外科，作为教育和科研基金。
当然，王湘生也有缺点。
他脾气急躁，一见不顺眼的事就发火。
“火”得不分场合，就容易得罪人。
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他是那样笨拙、拘谨，有时难免有“书呆子”气……
罗丹有一句话：“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如今，人们终于发现了王湘生此人，重新认识了他。
拂去尘埃，一块洁白（并非无瑕）的璞玉，显露出原有的光泽。
不过，应当说人们拂去的尘埃，是落在自己眼中的，而不是璞玉自身所固有的……
二十九年苦心追求，王湘生终于实现了期盼已久的夙愿。
8月6日，他被正式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
令人心酸，令人欣慰：他终于不是一个死后被追认的党员！
王湘生为辅导研究生的实验，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图为他在辅导博士研究生做实验。
郭光友摄
作者：张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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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没有悼词，只有令人心碎的哀乐寄托人们对她的无限哀思。
今天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人士六百多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史良同志的遗体作最后诀别，沉痛悼念这位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法律学家、中国妇女运动著名领袖、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
一排排花圈、一幅幅挽联，使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显得格外庄严、肃穆。
史良同志的遗体周围，摆满了鲜花和翠柏，两侧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刘伯承、蔡畅等同志敬献的花圈。
白花、黑纱，悼念的人流络绎不绝。
胡耀邦、彭真、万里、习仲勋、王震、李德生、杨尚昆、张廷发、胡乔木、倪志福、姚依林、秦基伟、陈慕华、邓力群、谷牧、陈丕显、胡启立、乔石、郝建秀、薄一波、王平、王首道、刘澜涛、江华、肖克、何长工、陈锡联、耿飚、黄火青、程子华、王鹤寿、许德珩、彭冲、朱学范、赛福鼎·艾则孜、周谷城、严济慈、胡愈之、叶飞、廖汉生、黄华、田纪云、康世恩、张劲夫、宋平、洪学智、郑天翔、杨易辰、杨静仁、康克清、胡子昂、钱昌照、陶峙岳、杨成武、陈再道、吕正操、周培源、包尔汉、邓兆祥、费孝通、赵朴初、屈武、马文瑞等同志，缓步走到史良同志的遗体旁，向这位同中国共产党长期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鞠躬致哀，并向史良同志的亲属史公载、史叔织等表示深切的慰问。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同中国无数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样，史良同志的一生是不断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一生。
在国民党血腥的法西斯统治下，这位女律师不畏强暴，勇于向黑暗势力挑战，为真理和正义辩护。
1933年，她曾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毅然为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逮捕的共产党员邓中夏出庭辩护。
1936年，她因为呼吁停止内战，主张抗日救国。
被国民党政府连同沈钧儒等六位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一起逮捕入狱。
这曾轰动一时的著名的“七君子”事件，至今，也将永远为人们所铭记。
献花圈的还有：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民盟中央和其它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委、北京和上海市的党政领导机关、江苏省和常州市的党政领导机关等。
史良同志病重期间，彭真、邓颖超、陈丕显、乔石、杨静仁、蔡畅等同志，曾亲自或委托专人前往医院探望，习仲勋同志也曾代表胡耀邦同志到医院向史良同志表示慰问。
史良同志的遗体火化后，骨灰将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胡耀邦同志向史良同志的弟弟史公载表示亲切的慰问。
新华社记者 张郇摄
作者：石志新
栏目：鸡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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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楼街地处天津市中心，有烈军属二百二十六户。
今年初，街道办事处在驻军某部帮助下，兴办“烈军属之家”，负责组织和协调住街一百三十六个单位开展拥军优属工作。
“烈军属之家”主要抓了四件事：一是成立由街道派出所、卫生院、房管站、粮店、煤店、副食店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优抚委员会，向烈军属颁发“购物优待卡”，烈军属凭卡在本街范围内的商店优先购买所需物品；
二是设专人负责拥军优属的日常工作，并向现役军人发信建立联系，密切了军人、家庭、街道之间的关系；
三是组成驻街单位服务网，对烈军属实行定户承包，做到服务到家，落实四定——定优抚对象，定服务人员，定服务时间，定服务内容，较好地解决了烈军属看病、洗澡、理发、拆洗、缝补、修房、购物、换煤气和孩子入托等困难，方便了生活。
这样主要提供劳务服务，既帮助烈军属排忧解难，又没有在经济上给驻街单位增加过多的负担。
现在，小白楼街的拥军优属工作已经不再只是逢年过节赠幅画、送电影票、开座谈会了。
小白楼街兴办“烈军属之家”，动员和组织街道各方面力量各尽所能拥军优属，鼓舞了部队指战员，增强了烈军属的社会责任感，形成了“拥军优属，人人有责”的社会风尚。
“参军光荣”、“子弟兵可爱”的思想逐步深入人心，出现了一批拥军优属先进集体和个人。
作者：杨钢林冯玉光
栏目：鸡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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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9月11日电 通讯员杨钢林、记者冯玉光报道：今天上午，刚从海拔四千五百米的边防某团四连阵地上归来的日喀则军分区军需科长吴成军来电话说：“军区机关赠的中秋月饼已送到四连阵地，战士们心情激动，感谢党和人民的关怀。”
8月初，西藏军区党委就召开会议，研究中秋佳节给边防一线的干部战士送月饼的事。
根据往年的经验教训，他们决定提前采购，精心组织，安全运送。
后勤部门9月初就将一万八千多斤月饼运到拉萨，然后分送边防一线。
今年中秋月圆时，边防一线的兵站和医院的干部战士都能吃上军区机关赠送的月饼。
作者：卢和伟肖庆春
栏目：鸡毛信
版面：头版
本报南昌9月11日电 通讯员卢和伟、肖庆春报道：“吉勇烈士奖学金”昨天在江西第一糖厂职工子弟学校设立。
这个奖学金的基金是老山前线某部班长、一等功臣、烈士何吉勇捐献的一千元抚恤金。
何吉勇烈士参军前是江西第一糖厂职工子弟学校的学生。
今年初，他在保卫边疆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在整理烈士遗体时，战友们在何吉勇怀中找到一封被鲜血染红的信。
信中写道：“假如我牺牲，国家发的二千元抚恤金请这样分配：五百元给妈妈，作为报答她老人家的养育之恩，五百元给厂幼儿园搞建设；
一千元捐献给母校，作为我对母校的微薄心意。”
何吉勇烈士母校的上千名学生表示：不辜负烈士的希望，要为祖国的未来，发奋学习。
作者：张长华周范
栏目：“四有”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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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二炮某团收到一封寄自美国三藩市的来信，信中装有一份华文版《星岛日报》剪贴。
原来，这家报纸报道了这个部队的清华大学毕业生石修志《事业上正如日中天，讲道德不弃糟糠妻》的动人事迹。
石修志是某团工程股副股长，1973年从贵州省锦屏县农村入伍，198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
十九岁那年，他的父母按照侗家的习俗，让他和本县侗家山寨里的一位文盲妇女彭秋莲成了家。
结婚十五年来，石修志从入伍、提干，到步入清华园，随着地位的升迁，知识的增长，对文盲妻子的挚爱之情始终不渝。
接到入学通知书的当天，他立即写信向妻子报喜，让她分享快乐和幸福。
在校时，他担任班党支部书记，学习和工作都很忙，仍坚持每月给妻子寄信、汇钱；
逢到结婚纪念日和妻子的生日，都要给她寄些礼物，表达自己的思念。
有一位女同学向他求爱，他掏出妻子的照片，婉言回绝了对方。
毕业回到部队，石修志一心把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国防现代化建设，由他设计的许多建筑项目受到国家建委和有关部门的好评。
他先后十次受嘉奖，连年被上级党委树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知识分子标兵。
有人说，石修志事业上是成功的，婚姻却令人遗憾。
他听了淡然一笑：“我的成绩至少有一半属于秋莲，这些年她一人照顾我年迈多病的母亲和先天残疾的哥哥，拉扯着未成年的孩子，从不让我担忧分心。
她虽没有文化，没有城市姑娘那样时髦的打扮，可十分理解和支持我的事业，我爱她那颗贤惠善良的心。”
石修志的美好心灵和感人事迹，今年2月28日《文汇报》报道后，象长了翅膀很快飞遍全国，也飞向大洋彼岸的美国。
三藩市风行的唐人街中文报纸《星岛日报》，于3月23日改用醒目标题全文转载。
日夜关心着祖国消息的华侨们争相购阅。
老华侨伍振权先生读后激动不已，当即剪报附诗，寄贵州省锦屏县政府请转石修志所在部队。
他在诗中热情赞道：“糟糠质贵颂秋莲，修志情专久益坚；
大学丈夫纯朴实，文盲妻子善良贤。”
深深表达了海外赤子对祖国新一代知识分子高尚情操的由衷敬仰。
（张长华 周范）
作者：范文明胡官平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新疆军区后勤各有关部门在精简整编中，严把出包工程决算审核关，先后从二百一十一个地方施工承包单位编报的决算中，核减不合理经费三千一百多万元。
在8月底结束的全军出包工程预决算审核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推广了他们的经验。
1983年以来，中央军委和总部先后拨出巨款，加强新疆边防建设。
来自新疆和内地的二百多个地方施工单位承包了大部分建设工程。
为了提高投资效益，新疆军区后勤部组织了一个决算审核组，采取分片负责的办法，严把出包工程的决算审核关。
他们对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多报部分，坚决核减；
对虚报冒领的单位，从不迁就照顾。
南疆军区施工点分布在帕米尔、喀喇昆仑山和阿里高原边防第一线。
审核组的同志克服高山缺氧，交通不便的困难，深入工地，调查研究。
他们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风雪高原上奋战二百五十多天，从地方四十二个施工单位编报的六百二十四份决算中，核减多报经费一千二百六十多万元。
乌鲁木齐决算审核小组面对各种复杂情况，处处坚持原则，维护国家利益，先后从十四个地方施工单位编报的三千多万元决算中，核减了四百三十多万元。
有人问他们：“你们这么认真干啥？”
他们说：“钱是国家的，不能谁想多拿就多拿！”
（本报记者 范文明 本报特约通讯员 胡官平）
作者：魏厚敏于兰社
栏目：编后
本报讯 8月15日，北京军区某师在向兄弟部队移交所属某团时，做到了齐装满员，所有军事训练尖子和骨干，全部随团队归建到新的单位。
他们的做法，受到了接收单位的称赞。
这个师移交的某团是师里的军事训练先行单位。
近年来，这个团担负了总参交给的修改、完善高炮部队训练大纲的任务。
在试点改革中，培养了十七名优秀指挥员、一百五十七名优秀教练员、八名尖子炮手、二十八名多能炮手。
7月下旬，上级决定将这个团归属其他部队后，这个师的有的单位提出，是否留下或换几名骨干以补急需。
师党委认为，在精简整编工作中，不能只从自己这个局部考虑问题，要为兄弟单位着想，移交部队，要交出风格。
为了保证做到一个不留地把所有军事训练尖子和骨干交给兄弟部队，师里的领导带领机关的同志，深入到即将移交的团队，对军事训练骨干情况进行详细调查，逐一登记造册。
并明确规定，不经师里同意，不得随意调动。
与此同时，他们在移交前还对六名军事素质较差的干部进行了调整，换了六名组织训练能力比较强的同志。
一些干部战士看到师里这样做，称赞说：真是好样的。
（魏厚敏、于兰社）
要讲风格 编后
北京军区某师在移交所属某团时，把军事训练的尖子和骨干全部交到兄弟部队。
他们这样做，表现了很高的风格。
与此相比，有的单位却相形见绌。
在交接过程中，他们从本单位的利益出发，悄悄做这样那样的“文章”。
这样做，很容易影响兄弟部队之间的关系，影响精简整编工作的顺利进行。
部队撤销也好，缩编也好，并入也好，目的都是为了加快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古训云：“均为国家，何分彼此？”
我们在精简整编中就很需要这种大局在胸的精神。
在处理整编中一系列问题上所表现风格的高低，是检验一个部队思想作风建设是否过硬的一个标志。
移交单位讲风格，把最优秀的骨干送上门，把最好的设备、器材交过去，接收单位是会铭记不忘的。
作者：黄贵琦
走进南京军区军医学校，你就会感到有一股新风扑面而来：尊敬教师，关心教师，正在成为干部、战士和学员的自觉行动。
不信，请看发生在校园内外的几件小事吧。
课间，只有十分钟……
下课了。
生理教研室副主任刘秀清刚走下讲台，军医提高班的学员们一个个围了上来。
“刘教员，请喝水”，“刘教员，擦把脸”，“刘教员，你坐下来歇歇”，一声声话语，让人心里热呼呼的。
课间休息只有十分钟，然而，年近半百的刘副主任感到，这十分钟一过，授课的疲倦便不知不觉地消减了许多。
军医提高班的学员都是三十来岁的在职军医。
在尊师活动中，他们有一个共同心愿：教员们上课很辛苦，课间休息时，我们要让他们休息好。
于是，利用课间休息自觉为教员做好事的活动，在这个班悄悄地展开了。
去年年底，刘副主任在给他们上课时，由于教室里温度比较低，她讲课时不时地哈哈手。
细心的女学员胡毅华看到后，和几个同伴一合计，就给她事先准备了一个热水袋，课间一休息，她们就把热水袋递上去，给老师暖暖手。
整整一个冬天，每回课间休息，暖暖的热水袋，都在温暖着这位老教员。
“叔叔和阿姨一样好”
今年6月间，内科教员姚朝亚给学员一队上课。
临上课前，她遇到了一件麻烦事：四岁的独生女儿萌萌突然患了感冒。
孩子不能上幼儿园，在家又没人带，眼看着上课的日子快到了，孩子交给谁呢？
学员一队队长杨殿维自告奋勇：“孩子交给队里，你放心上课去。”
这天，当姚教员夹着教案走上讲台的时候，她的女儿萌萌，也被学员队通信员刘卫兵接到了学员队队部。
小刘从来没有带过孩子。
为了让姚教员安心上课，他耐着性子，热情周到地照料着小萌萌：按时给她喝水、吃药，教孩子写字、画画。
萌萌爱听故事，小刘不厌其烦地讲了一个又一个，什么“小飞飞的梦”呀，“小狗熊乘火车”呀，逗得萌萌直乐。
慢慢地，小萌萌和叔叔交上了朋友。
别的叔叔、阿姨逗她，问她这儿好不好，她头一歪，甜甜地说：“叔叔和阿姨一样好。”
这件小事，他一直挂在心里
学校供给科副科长杨文修，是位入伍已经二十五年的老同志，时时把教员的生活问题挂在心上。
那还是年初，学校从外地拉来了一批海蛰头和海蛰皮。
这是两样“稀罕货”。
不巧，齐教员出差在外，没买着。
两个月后，他碰到杨文修，随便问了一句：“还有没有海蜇皮？”
问完，他也没当着回事。
可杨文修却把这件事一直挂在心上。
后来，他打听到，仓库里还留了一点给机关养鸡场的。
于是他当即和有关同志商量，从留存的海货里，每样抽了两斤，卖给齐教员。
就在齐教员探家离校的前天晚上，老杨把一袋黄澄澄的海蛰头、海蛰皮送到了齐教员手上。
作者：吴德葵
“有个人想找两个年轻人帮助搬一些东西，当他听说这个房间里有两个平均年龄为三十岁的人时，就兴冲冲地去敲门。
可打开门一看，他却愣在那里了。
原来屋里面是一个五十八岁的老大爷和他两岁的小孙子。”
随着学员们的开怀大笑，一位年轻的教员又以抑扬顿挫的声调说：“这三十岁就是一个‘平均值’，这五十八就是‘标准差’……”一个十分枯燥的数学概念竟被讲得妙趣横生。
这个年轻的教员是第二军医大学海医系卫勤教研室的助教张罹漫。
怎样把十分抽象的数学统计讲得引人入胜，张教员可动了不少脑筋。
他利用业余时间系统地学习了医学统计学、高等数学，并经常到华东师大、复旦大学旁听，学习地方老师的讲课艺术。
讲一堂课，他总要花几天时间备课；
引用一个例子，他总要从几十个例子中反复筛选；
为了达到理想的授课效果，他很讲究语言的生动性，举例的启发性，比喻的贴切性和课堂组织的艺术性。
学员们说：“听张老师讲课，也是一种艺术享受。”
（吴德葵）
作者：邱晓光耿业
本报讯 8月9日，即将撤销的沈阳军区某高炮师参谋长蔡胜奎带领工作组来到所属某团。
对一项训练改革重点项目突击攻关。
这个师近年来先后搞了三十多个训练改革项目，其中一部分已被总部肯定或在军区获奖，但也有一些尚未完成。
今年5月，传来了这个师精简整编中要撤销的消息。
面对各种不同的思想反映，师党委认真学习领会军委领导同志关于精简整编的指示精神，回顾近年来训练改革成果在训练中所起的作用，感到训练改革成果是部队的宝贵财富，是提高部队训练水平的“催化剂”，决不能因部队体制变化而使训练改革成果付诸东流。
为此，他们对已经完成的项目，抓紧成果资料的整理。
他们指定专人搜集、汇集各种资料、图片，按年度顺序对训练改革成果一项一项地进行总结、登记造册。
现已整理出几万字的《训练改革成果汇编》。
与此同时，对尚未完成的项目，他们积极创造条件，增加人力、财力，集中力量攻关，争取尽快取得经验。
去年，他们进行了“‘三七’高炮连与航模分队对抗训练”的改革，得到总部肯定。
今年，这个师“三七”高炮分队增加了新的装备，原来的改革需要补充改进。
于是，他们从各部门抽调一批行家，同航模、雷达、指挥仪分队的同志一起，再行攻关，取得了新成果。
某团关于“空情传送自动化”的改革尚未最后完成，他们从司令部抽出四名技术骨干，并拨出几万元经费加以资助，使这个项目的改革进展顺利。
（邱晓光、耿业）\\
作者：詹石
本报讯 云南边防部队某部班长程玉山在一次战斗中，力斗群凶，只身毙敌二十三名，创造了这个部队个人歼敌的最高纪录。
部队党委给他记了一等功。
7月19日凌晨，程玉山正在老山前沿哨位担任警戒任务。
突然，越军的炮火袭来了，炸断了通信线路，切断了他与其他战友的联系。
当他钻出石缝仔细观察时，三十多名越军正向阵地涌来，最近的敌人离他只有十几米。
面对群敌，程玉山心神镇定，他把拧开盖的手榴弹、爆破筒集中在周围，待敌人进至七八米处时，突然开火。
他右手掷出爆破筒，左手甩出集束手榴弹，打得敌人仓皇溃逃。
不甘失败的越军很快又以一个加强排的兵力发动了第二次进攻。
打头的两个家伙连续向程玉山坚守的原工事和两个假目标发射了十几发四○火箭弹，这正中程玉山的圈套。
早已钻出工事，从石缝和草丛中迂回到敌人侧翼的程玉山，对敌人来了个拦腰猛打。
他这里一梭子，那里一梭子，没待敌人掉头还手，他早已滚下山坡，进了堑壕。
为了避免敌人报复，他转移了战斗位置，并把周围的手榴弹、爆破筒收拢在身边，把每个冲锋枪弹匣都压满了子弹。
敌人两次强攻失败后，又采取了正面袭扰，侧后迂回的战术。
程玉山警觉地听见身后有动静，回头发现四名敌人正偷偷地向他摸来，他随手抓起冲锋枪，先敌开火，一个长点射就将敌人全部撂倒。
就这样，程玉山孤身战斗三个半小时，先后打退敌人三次进攻和一次偷袭。
当战友们突破敌人的火力封锁，赶来增援时，哨位周围横七竖八地躺着越军的一具具尸体。
（詹石）
作者：张广友王兆兵
作者：郑双成方航
栏目：本报专访
“叫我专家，愧不敢当，我只是对研究军史有浓厚的兴趣。
我记录八路军太行战史的那些文字，也没有达到专家的水平。”
李志宽很谦虚，见了我们就这样说。
李志宽现任武乡县文化局长兼县志办公室主任和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主任。
1980年和1982年，他先后应邀到山西太原和安徽泾县，参加全国地方志研究会；
1981年和1983年，还先后应邀参加了在四川重庆和湖南长沙举行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学术讨论会。
他那关于八路军战史的渊博知识和一些独到的见解，受到许多领导、教授和学者们的推崇。
李志宽同志回忆说，我的家乡武乡山区，是抗日战争前期八路军总部机关所在地。
当时八路军供给部长杨立三同志，就住在我们村。
一天傍晚，一位八路军老首长来到我们村，在马灯下，同杨部长对坐谈话。
爸爸悄悄告诉我：“快看，那就是住在王家峪的朱总司令！”
虽然是短暂的一瞥，但朱总司令那平易近人、朴实可亲的音容笑貌，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后来，我从乡亲们口里，听到许多朱总司令跃马挥师战太行的故事，还听到许多八路军开辟太行根据地，同日寇、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浴血战斗的事迹。
抗战八年，八路军总部在武乡住了两三年。
日寇侵入武乡七年，敌我双方生死搏斗是十分残酷的。
抗日军民的热血洒遍了武乡的山山水水，先烈们留在武乡土地上的英雄事迹是数不清的。
朱总司令和八路军以及家乡人民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业绩，激励着我拿起笔来，把前辈们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历史记录下来，以鞭策自己，启发后人。
1955年，我从长治师范学校毕业后，就着手收集和记录有关八路军在太行的口头和文字史料，三十年来，从未间断。
我当过教师，在教育局、文化馆、外事办公室工作过。
直到当文化局长，一天也没有放松过对八路军战史的研究。
从武乡到整个太行山区，我走访过二十个县市。
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到北京、延安和西安寻找史料。
在火车上，在旅馆里，遇到上年纪的解放军首长，我就询问他早年走过哪些地方，参加过哪些战役和战斗，认识哪些高级将领和英雄人物，诚恳地向他们请教。
近几年，有一些早年在八路军总部工作过的老红军和老八路离休之后，千里迢迢来到武乡县王家峪和砖璧村旧地重游。
对于这送上门的求教的机会，我更是从不放过。
作为业余的战史工作者，李志宽同志的史料积累和研究成果确实令人敬佩。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他就出版有《朱总司令在太行的故事》一书，1979年又出版了《朱总司令在太行》。
他和别人合写的《八路军总部大事纪略》即将出版。
他在刊物上发表的有《八路军总部在太行》和《五洲朋友聚太行》，正在刊物上连载的有《上党战役史话》，已完成初稿的有《邓小平同志在太行》。
他还即将着手撰写《晋冀鲁豫边区史话》。
临别时，李志宽同志对我们说：“比起革命前辈的丰功伟业，我的研究成绩微不足道。
我已年过半百，将来退休之后，决心用全部精力进行八路军战史的研究和写作。
我是太行山的子孙，有责任把八路军太行战史尽可能充分地写出来，把革命前辈和太行军民的历史功勋和精神遗产发掘出来。
握别之后，品味再三，我们深感李志宽的话意味深长，他所从事的工作意义重大。
作者：陈连庆
于晓光1981年从大连陆军学校毕业后，自愿从城市来到边疆的一个机务站担任技师。
这里“春来雪不化，夏至雨连绵，秋季风来早，冬天雪长飘”。
四个春秋过去了，他还是那句老话：“边防需要我，我需要在边防磨炼！”
陈连庆摄
作者：郑宗群黄武万凤琪
1981年7月，是朱勇抉择生命航程的日子。
在朱勇高中毕业的成绩单上凝聚着他多年刻苦学习的心血：物理九十八分，化学九十九点五分，数学九十九点五分……他对妈妈讲：“我从小喜欢数理化，我要报考理工科大学，当工程师，为我们国家干一番事业。”
就在这时，某陆军学校来到九江市招生。
陆校象一块磁铁，把朱勇的心给紧紧吸引住了。
不愧是优等生，朱勇以拔尖的分数考上了军校。
这时，他既听到了热情的祝贺，也看到了难以理解的摇头。
在老师和同学为他组织的欢送会上，他说了几句临别时的心里话：“我在想，你们将来很可能会当上工程师、教师、科学家、文学家……我羡慕你们，但我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因为我们的祖国既需要建设者，也需要保卫者。
我要握紧手中枪，为你们创造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使你们安心地在自己理想的岗位上为祖国出力。
这就是我的心愿。”
顿时，教室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三年后，朱勇不负众望，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了，并作为优秀学员留校任军事教员。
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朱勇，知道如何听从党的召唤，他决心当一名辛勤的园丁。
不久，朱勇打听到上级决定抽调部分学员到云南老山前线实习。
他马上找领导要求上前线。
然而，令他失望的是自己已是留校教员，不在抽调之列。
他一次又一次找到领导表白自己的心迹。
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标榜自己的朱勇，头一次告诉领导，在陆校三年，为了学会自己所不熟悉的课目，不知苦战了多少个夜晚，放弃了多少个节假日和星期天。
好几次妈妈从九江乘火车来看望他，他怕耽误学习，只在校门口与母亲交谈数句，便匆匆辞别。
有一次，妈妈到南昌出差一个星期，朱勇只抽出一个小时和妈妈见面。
有一次战术训练，朱勇小腹部受伤发炎，他不敢去卫生所。
因为他怕军医要他休息，要他住院治疗，耽误了课程。
他瞒着大伙，悄悄写信给妈妈，请妈妈给他捎来消炎的药品。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当然是为了有朝一日为国出力；
现在好不容易盼到了这个机会，怎么能错过呢？
他诚挚地对领导说，自己是地地道道的“学生官”，不同于从部队考进陆校的学员。
他深感自己还缺乏严格的军旅生活的磨练，尤其是需要到战场上去检验自己三年所学的本领，去领取一张真正合格的毕业证书。
朱勇先后六次找领导要求上前线，还写了请战书。
陆军学校党委终于批准了他的申请。
1984年8月11日，朱勇和战友们一道，气宇轩昂地登上开往云南的列车。
面对车窗外掠过的大好河山，朱勇热血澎湃，引吭高歌：炮火连天响，胜利在召唤……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朱勇经受了一次又一次战斗的考验。
他把在军校三年学到的本领，都运用到歼灭来犯之敌的战斗中。
他在实战中，摸索出了标定射击与游击射击相结合和火炮潜伏、待机歼敌等战法，上级为他记了二等功。
一天凌晨三点钟，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向我老山防御阵地发起了猖狂进攻。
朱勇奋不顾身地跑出洞外观察越军火力点，一面向上级报告，一面指挥炮班反击。
上午九点，敌人集中炮火向朱勇所在的阵地轰击，朱勇腰部、腿部负伤，鲜血染红了军衣。
战友们把他抬回洞里包扎。
这时，传来我反击分队被敌火力压制的消息。
朱勇怒火填膺，不顾全身伤痛，不顾战友拦阻，两次冲出洞外，操纵火炮摧毁了敌人的一挺机枪，两个火力点。
炮弹打光了，他操起轻机枪，用仇恨的子弹压住敌人的火力，保证了反冲击分队迅速向前推进。
朱勇的轻机枪卡壳了，他急忙退回洞里，迅速排除故障。
正当他抱起轻机枪往外冲时，敌人的炮弹在洞口爆炸，通信员和炮班的两名战士抱住他，大声喊：“排长，外面危险，让我们去！”
朱勇推开他们，喊了一声：“闪开！”
便“霍”地冲出洞外，狠劲地朝敌火力点扫射。
恼羞成怒的敌人再次集中火力向朱勇所在的阵地猛烈轰击、扫射，朱勇机灵地变换射击位置向敌人开火。
当他跃到第三个射击位置时，几颗罪恶的子弹向他射来，战友们跑来抢救时，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战友们看到，他那双沾满焦土的手，还紧紧地握住机枪，右手食指还扣在扳机上。
他的生命是这样短暂，年仅二十一岁，就匆匆离开人间，甚至连一句遗言都没来得及留下。
祖国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战绩。
他先后歼敌十多名，摧毁敌人火力点八个。
上级为他追记了一等功，他还被昆明军区授予“智勇双全的炮兵排长”的荣誉称号。
人民军队的光辉史册里，将永远记载着这位功昭南疆的优秀“学生官”的名字——朱勇。
作者：薛秋洪
本报讯 在西藏年楚河畔、紫金山下的军营内外，人们广泛传扬着一位年轻战士的英雄事迹。
他，就是在国防施工中为保护战友安全而英勇献身的驻藏工程兵某部二连驾驶班战士杨文建。
西藏军区发布通令，号召全区部队干部、战士、职工和家属学习杨文建同志的崇高思想和先进事迹，为保卫边疆、建设西藏作出新的贡献。
6月1日凌晨一时许，杨文建同本班班长胡道权等六名战友，在进行坑道排碴作业时，忽然听到左上方坑道壁岩石有响动，他立刻意识到塌方即将发生。
这时，在坑道作业的战友都未察觉。
在情况万分危急已来不及采取任何防范措施的紧要关头，杨文建高喊一声：“要塌方，快躲开！”
奋力将身旁正在弯腰撮石的班长胡道权推开。
就在这时，“轰隆”一声巨响，一块巨石砸了下来。
胡班长等五名战友脱险了。
年仅二十一岁的杨文建同志为抢救战友，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杨文建是四川南川县人。
1982年他怀着保卫边疆、献身国防的远大理想，入伍来到西藏高原。
三年多来，杨文建在军事训练中，不畏风雪严寒，顽强苦练，每次实弹射击都取得优异成绩。
担任实习驾驶员时，他遵章守纪，爱车节油，行车四万公里未发生任何事故，节约油料五百多公升。
今年连队施工，因工地一线作业力量不足，党支部决定驾驶班转为施工班。
在施工第一线，他抢着干重活累活，同志们称他是“累不垮的‘硬骨头’”。
为了表彰杨文建同志的先进事迹，西藏军区向所属部队发出通令，给杨文建同志追记一等功，批准他为革命烈士。
根据烈士生前的表现和申请，军区党委最近作出决定，追认杨文建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本报通讯员 薛秋洪）
作者：南峰陈晓虹
广州军区某师组织的标图竞赛在进行中。
只见一位战士食指和中指间夹着五支不同颜色的铅笔，在一块图板上紧张地作业，一会儿将红色的换成蓝色的，一会儿又将蓝色的换成黑色的。
只用两分钟就把两幅航迹图清晰地绘制出来。
竞赛结束了，他获得两个第一名。
他，就是被人们誉为“标图能手”的某团指挥连战士杨清明。
杨清明1983年入伍。
他懂得标图兵专业的重要性后，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当个过硬的标图兵。
从此，图板便成了他的伙伴。
一开始绘图，两支铅笔夹在手指间，怎么也转不过弯来。
为了过好这一关，他一有空就练，吃饭也把勺子改成筷子，有意地练习转的动作。
经过一番苦练，两支、三支、五支都能在手指中运转自如，并能在图板上标出清晰的图来。
进入图上作业后，于是，他先从研究理论入手，然后再运用自检训练法，自己发现问题，自己纠正，终于突破了线条圆滑的难点。
就这样，他攻克了一道道难关，熟练地掌握了标图的全套技术，成为全师标图兵的佼佼者。
（南峰 陈晓虹）
作者：刘学秀
北京军区总医院从8月29日至9月5日，为驻地附近十五所中小学校和幼儿园的一千一百多名教师免费进行体检，以实际行动迎接教师节的到来。
为保证这次教师体检工作顺利进行，这个医院每天从各临床科抽出二十多名有经验的老医生到门诊参加这项工作。
在体检中，医护人员服务热情周到，一丝不苟，对一些需要进一步检查后才能确诊疾病的教师，由门诊部负责进一步进行详细检查；
对已确诊患一些慢性病的教师，由门诊部与学校的校医共同研究，提出治疗方案，使这些患病的教师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刘学秀）
作者：王文杰魏列群
栏目：长征
从你，我看到了那在入海处逐渐宏伟地扩大并展开的河口。
——借用美国诗人惠特曼《草叶集》中这句话，献给一位中国父亲。
1
我面前是位倚在被子上的只有一条腿的老人。
我想象不出在他失去那条腿后的这三十多年来是怎样艰难地支撑起一个家庭——一个开始由三个成员、三个民族组成，后来终归解体的家庭。
他的身世，他的经历，象阳光下一条悠长的小路，曲折而光明。
“请您讲讲王静好吗？”
我问。
王静是老人的女儿。
可她血管里流动的血液和她父亲并不一样。
老人用那瘦骨鳞峋的手拍了拍前额。
沉浸在他记忆深处的往事立时泛动起来。
他叫王忠山。
那是“八·一五”光复后不久的一个晚上，他下班归来（那时，他是鞍钢第一初轧厂热炉工长），一踏进家门，便发现墙角处站着一个衣衫邋遢，用指头抠着嘴的小孩。
那孩子怯生生地叫了他一声“爸——爸”。
爸爸？
不是梦吧？
他七岁随爹一条扁担闯关东，人穷得丁当响，压根儿就没敢做娶媳妇、当爸爸的梦。
四十二岁那年，借居他工棚的一对逃难来的朝鲜老夫妻，见他人忠厚，便将姑娘许给了他。
次年生一女，可没等喊声爸，便夭折了。
媳妇告诉他，这是个女孩，叫淳子。
父母都是侵华时踏上中国土地的日本人。
母亲染病身亡。
父亲匆忙回国时，怕这个正在发烧的小淳子死亡半道，便把她送给一个尚在中国的日本人，这日本人又给了她。
日本人？
王忠山心里顿时涌来一阵苦水。
他的后背烙下过日本工头用皮鞭抽打的紫痕。
他忘不了那一次，监工的“日本鬼”解完大便后笑眯眯地吆喝他去给他系裤带，他气得牙齿咬得嘎嘎响，可他却被那坚硬的皮靴踢倒在厕所里……
是啊，谁能忘却，那个想鲸吞和奴役整个中国的异族，给中华民族带来多少惨不忍睹的深重灾难：倒在血泊里的母亲的身旁，哭号着流着泪水的弱婴；
弹坑边，裸露着被蹂躏的少女；
溅满鲜血的太阳旗下，出现多少个白骨累累的“万人坑”！
他怎能收养这样一个异族的苗裔？
这等于喂养一条咬过自己的老狼的后代啊！
可当他的目光和孩子孤独可怜的泪眼相撞时，他立刻起了侧隐之心。
倘若将这女孩拒之门外，那么，让这么一个刚会蹒跚迈步却被命运遗弃的小孤儿，到哪儿去漂泊求生呢？
一想到小淳子的处境，王忠山对日本帝国主义更加憎恨。
可他转念一想：侵略者有罪，可这个幼小无知，无法决定自己命运的小生命有什么过错？
想到这儿，王忠山爱怜地抱起了淳子。
他决计要象生身父亲那样收养起淳子。
他给淳子改了名字，叫连子。
他是期望淳子能给他连带个儿子来。
淳子—连子，不，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更名易姓，也不光表达了一个父亲盼儿子的愿望，这里包含着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宽容啊！
2
“王静，请您谈谈您爸爸的事好吗？”
我的话引起了这位如今已是一双儿女的母亲的深思。
她把那回忆的目光移向窗外。
我的笔在采访本上沙沙地记录着她的回忆——
1954年的一个傍晚。
那时我刚记事。
突然，家里的门被砰然推开，一群叔叔把爸爸架了进来。
我发现爸爸的一条裤腿是瘪的，就象秋后被割去的一株高粱，只留下光秃秃的短茬。
他在工厂工作时，因意外事故，失去了右腿。
那天晚上，我看到那个朝鲜后妈脸上突然布满阴云。
她一声不吭，只顾收拾东西。
她要和我们这个家分手了。
一个只有单腿等人伺候的男人，加上一个只张着嘴巴要东西吃的孩子，你想，她的肩膀能承受了这样的生活重担？
出奇的是躺在床上的爸爸格外平和，他告诉那女人：“拿吧，拿吧，衣服！
钱！
粮票！
你什么都可以拿走，把连子留给我就行！”
我们这个家就这样匆匆组合，又匆匆崩溃了。
她走后，屋里一片空寂。
爸爸把我叫到跟前说：“连子，你不会再把弟弟连来了，爸，也不会再有儿子了。
爸给你改个名，叫静静吧！
咱爷俩这辈子清清静静地生活……”从那天起，我再未离开过父亲。
我忘不掉，有一次，我和几个伙伴玩跳格子，因吵嘴散伙而生闷气。
这时，一条腿的爸爸走过来。
“谁欺负你了？
静静，爸和你跳格子！”
我高兴得蹦起来。
可我硬要骑在爸爸的脖梗上跳。
爸宠惯了我，女儿提啥条件他都答应。
他用拐杖在地上划好线，然后把我架到脖梗上，支起双拐，一格一格地跳起来。
一会儿，我觉得搂在爸爸脑门上的手湿乎乎的，他的额上浸满了一颗颗豆大的汗珠。
当时我不知道，一条腿支撑一个躯体，还要再附加一个躯体，爸爸要忍受多大的痛苦呀！
在王静的心灵深处，埋藏着许许多多这样的“忘不掉”！
她从一个形单影只的孤儿，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她的血管里流动着日本民族的血，也滤取了中华民族的纯朴善良和宽厚慷慨，这，不能不说是父亲王忠山的潜移默化的结果。
她高中毕业后到鞍山拖拉机配件厂当了出纳员，后来与本厂工人左长生相爱结婚，用中日两个民族混合的血液，孕育出后代——那是应该让人们珍惜的骨肉！
历史老人啊，你应该教育人们永远记住：这两个民族骨血的融合，经历了多么艰难的过程！
3
信，一封王静的亲笔信，落到了日本仙台一家公司的经理管员力也手里。
他就是王静的生身之父。
随着中国友好春天的到来，在我外事部门帮助下，当年流落在东北的许多日本孤儿都找到了亲人。
王静也是其中之一。
面对女儿的信，力也感慨万端。
1944年，他才十九岁，本是坐在教室里攻读大学课程的时候。
可他和许多同龄人被迫离开故乡，去为什么“东亚共荣圈”充当炮灰。
战争，毁掉了他的青春。
他当了俘虏，被装上“闷罐车”运往西伯利亚。
车未出中国国境时他逃走了。
他和一个日本姑娘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萌生了爱情，结出了果实。
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感召了他。
他参加了解放军，在辽东军区后勤部当机械工。
他并没有因为过去的侵略罪行而受歧视。
相反，他得到了一个觉醒了的日本人所应得到的尊严和权利。
在军营里，那些战士宁肯一口口吞食粗糙的苞谷糊糊及苦菜叶子，却把为数不多的大米省下来给他吃。
他在异国的土地上找到了温暖和爱抚。
不料，他的妻子生完淳子不久便离开人世。
后来他回国了。
他虽然过着富足的生活，却有一种空落感使他无法得到填补。
他一直在探询女儿的下落。
他担心他的女儿会不会象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中的小主人公那样，在隆冬下雪的夜晚冻死在异国的哪一个角落……
女儿的信，使他的一场恶梦顿时烟消云散。
他来到了中国。
当他看到王忠山时，俯首，再俯首，不胜感慨地说：“恩人哪，我非常崇敬您，感谢您，你是淳子真正的父亲，伟大的父亲！”
夜，沉淀了白天浮动着的一切。
王静向她的生身父亲讲述着养父多年来培育她的往事——
那是一次春游暮归。
她向父亲描述一天中发生的趣事：午饭时，同学们在草地上铺满了从各自家里带来的丰盛佳肴。
一个同学见她饭盒里装的是馒头咸菜，便递来一只“天津包”。
可她没有要，因她爸常说：“小孩不能随便要人家的东西。”
这天回家后，爸爸摇起了手摇车，驶过大街小巷，进了一家天津包子铺。
“下班了！”
服务员告诉他。
他只好将车子退出门外。
转悠了一会儿又折了进来。
“我家小孩想包子，您开开恩卖我一点吧！”
“明天！”
“老弟，来一趟不易啊！”
服务员一抬头，惊奇地发现坐在手摇车里的是个单腿残疾人，这才把原准备带回家的一饭盒包子匀给了他……
听着，听着，力也禁不住热泪盈眶。
他紧紧地把王忠山抱住——两个父亲，两个民族，两颗倍受战争创伤却最终彼此理解的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4
三年前我曾来鞍山采访过王忠山父女。
我和一位同行曾含泪写过报告文学《父亲呵父亲》。
三年后我重返鞍山时，正逢中日合拍的即将在两国同时上演的电视剧《父亲》在此开机。
它的生活原型就是王静和她的父亲王忠山。
《父亲》中的父亲和日本孤儿，分别由中方演员李仁堂、李秀明扮演。
他们俩走访了王忠山父女。
那真实的故事和有血有肉的人物给了演员艺术创造的底力。
李仁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一定要调动所有艺术细胞，把这个细心守护、含辛茹苦、忍受一切艰辛哺育一个异族后代的中国父亲的形象，塑造得真实、完美！
李秀明也表示：要演好日本孤儿这个角色，让人们记住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友谊给人类带来的美好。
中方导演果青和日方导演斋藤博，对这部电视剧也都作了刻意的艺术追求。
他们的共同目标是让一个鲜明的艺术形象走进中国两国人民的心中，让友好的种子在和平的沃野中茁壮萌发！
是啊，人类这只自由的鸟儿，应该永远飞翔，飞翔在纯净的安详的没有战争硝烟的蓝天里！
王静正同父亲王忠山收听文艺节目。
魏列群摄
作者：杨玉辰
栏目：长征
中国有句成语，叫作“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意思是说，人们在认识和处理某件事情时，当事人往往还不如局外人看得明白、透彻，此之谓“迷”。
至于为什么会“迷”，则很少有人细究。
比方说，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在今后两年中，军队员额要减少一百万。
倘要讲精简整编的意义，大约人人都能讲出“建设现代化军队的需要”，“兵贵精，而不在多”之类的道理，都会举双手赞成。
然而这种“赞成”，却很有一部分是旁观者的赞成。
如果领导上正儿八经地告诉他：“这一百万中就有你”时，则不免心里敲一通小鼓。
这也难怪，面对人生道路上进退走留的抉择，不让人家脑海里泛一点涟漪是不客观的。
然而也要有具体分析：能通过工作想通的，自然善哉善哉；
虽思虑重重却能在行动上服从者，也还算顾全大局，那思想久久不通、行动上有抵触、一“迷”到底的，就成问题了。
比如有一个团职干部，在向上级表态时义形于色，很是慷慨激昂。
一旦领导上确定他首批转业时，就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气冲冲地要找领导“理论”一番，这就有点“迷”了。
一位领导同志告诉我，现在较多的情况是，年岁偏大的想留，年龄尚轻的想走。
一些二十郎当岁的青年干部，甚至“闻风而动”，转业工作尚未开始，他就递上转业报告；
上级还未批准，他已红在“整装待发”了。
这也是一种“当局者迷”罢。
“ 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原因，是“只缘身在此山中”；
不能正确对待进退走留，恐怕也是囿于个人的利害小天地，没有从国家和军队建设这个大局去想问题。
有诗曰：“心底无私天地宽”。
“当局者”的“迷”，恐怕就“迷”在“私”字上。
“私”字不除，难出“迷”津；
丢掉“私”心，才会“迷”途知返。
据报载，某部汽车连连长罗汉良是一位一九六六年入伍的老同志。
他本来已做好转业回地方的思想准备，他的同学还为他安排了县交通局副局长的“肥缺”。
谁知一公布转业名单，又没有他。
然而，他想的是“不打个人小九九”，欣然服从决定，并婉言谢绝了同学力荐的好意。
他这个“当局者”所以没有“迷”，就因为他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而把个人的利害得失放在了第二位。
济南军区援建胜利油田的百余名师团干部，在部队面临精简整编的情况下，自觉围绕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想问题，不为个人进退走留分心，表现了很高的觉悟和风格，不也是因为他们丢掉了狭隘的个人私念吗？
一位领导同志在精简整编动员时说过这样几句发人深省的话：“在精简整编中，全军每个干部战士都是“当局者”。
而在正确对待进退走留问题上，还得从“当局者”的个人天地里跳出来，象“旁观者”那样深明大义，清醒不迷。”
这话乍听挺绕口，实则很有道理。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坚持“局部服从大局”的原则，那无论进退走留，都不会有“当局者迷”的迷惘和烦恼了。
而这正是精简整编中所需要的啊！
作者：蒋晓勤
栏目：长征
不久前，我随话剧《强台风从这里经过》剧组前往舟嵊部队几个岛屿作征求意见演出。
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个战士直截了当地指出：“戏虽有几处打动了我，但是余味不足，引人思索、给人启示的东西不多。”
作为剧作者，我是衷心感谢这位战士的。
因为我听得到的启示远远超出了戏本身。
我感到战士的意见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部队观众的审美趣味有了新变化，他们对戏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军队文艺工作者对基层部队观众习惯于“给了算”，很少认真去研究他们的审美需求。
近几年受惩罚了，于是从作者到剧团，不能不花力气去研究解决“供求关系”失调带来的矛盾。
这种努力有时的确有所收获，有时却事与愿违，收效甚微，目前话剧更有越演越难之势。
其故安在？
我感到，根本原因之一，仍在于我们落后于时代，对自己的服务对象缺乏更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尽管仍是绿军装红领章，可舞台前观众的成份早已发生了变化。
干部中的大专生日益增多，战士花名册里初、高中生比例愈来愈高。
这种知识结构和文化水准的变化，必然决定了欣赏水平和精神需求的大大提高（这里且不论越来越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活的影响）。
如果说昨天的观众还一般地满足于“看戏看热闹”；
那么今天的观众则不同了，他们厌恶浅露的图解，直白的说教；
对那种受“左”的影响甚深，充满训诫，视观众为无知的“高台教化”式戏剧更是不能容忍。
他们不仅要求戏剧更接近生活，真实可信，喜能笑、悲能泣，还要求介入创作之中，进行思索。
他们不满足于仅仅从剧场带走情感的满足，而是要再想上一想，寻找可咀嚼可回味的东西，获得思索的满足。
这是因为不停的思考与探索，是当代人一大精神特征。
既然观众先于我们作者提出了思索的要求；
既然我们承认文化水准与审美水平成正比，那么我们的戏剧创作，除了努力去适应外，还有别的路子可走吗？
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无不在给人以情感满足的同时，启迪人们去了解和认识更多的东西。
愉悦人的情感，只是文学欣赏的一般要求，而通过鲜明多样的艺术形象和生动具体的社会生活，帮助人们了解人生，认识世界，总结历史，展望未来，获得丰富生动的社会知识、历史知识和生活知识，以推动历史前进——这才是更高的要求。
一部《红楼梦》，固然以宝黛悲剧命运赢得了万千读者的青睐，但是它更重要的成就，不正在于帮助人们认识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和必然趋势吗？
《高山下的花环》风靡全国，人们在为梁三喜、靳开来一掬热泪之余，不是从烈士们的命运、遭际中看到了我们祖国和民族命运的历史变迁吗？
戏剧，由于它容量相对较大，对发挥其认识作用更应受到重视。
我感到，指战员要求思索的愿望既是时代的要求，又是和文学艺术本身的功能相联系的。
要创作出能使人深思的作品，充分发挥文艺的认识作用，更重要的是实践的问题，具体探索的问题。
这不是容易的事。
但是，一旦认识到这是时代和文学艺术自身规律的要求，我们的追求就会更自觉，更有效。
作者：张建纲梁冀生
栏目：长征小小说
将军缓缓移动的双脚第二次停住了……
适才，他刚跨入“红一连”俱乐部，就径直走向一面上书“英勇奋战，喋血御敌”的奖旗。
尽管这旗由于风尘的侵蚀已变得斑驳失色，尽管这旗与四周那些流金溢彩的锦旗相比，显得那样破旧，可将军却驻足凝视良久，并庄重地举手敬礼。
这不难理解。
随行的干部们都很清楚：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将军任连长时，红一连因战功卓著而得到的第一面旗帜。
然而，将军的脚步再次停住时，人们却不安了。
出现在面前的是一张“历年事故教训登记簿”，上边记载着红一连发生过的较严重的事故。
它孤独地处在那些五光十色的锦旗、奖状的包围中，是那样地刺眼，那样地不和谐，犹如在参天绿影里猛然发现的枯枝败叶。
俱乐部里顿时变得很静很静，十几双眼睛一下子都聚集在将军身上。
这背影，哪里象个性如烈火的“霹雳将军”呀！
几十年来，有谁不知道他的赫赫声威？
又有谁没听说他那些有着浓重传奇色彩的轶闻呢？
抗战时，一个从抗大分校毕业的高才生，担任了红一连连长。
当一起来的同学向他表示祝贺时，这个“幸运儿”却把嘴一撇，不以为然地说：“红一连有什么了不起，无非就是仗多打一点儿，苦多吃一点儿，血多淌一点儿，汗多流一点儿，命早送一点儿而已！”
后来，这话传到了将军那里。
查实确有其事之后，“霹雳”降临了，刚上任的连长被撤消任职命令不说，有关领导也挨了一通克：“把红一连交给这号人带，早晚得砸了光荣牌子！”
此时，虽然谁也无法看到将军的面色，但不知为什么，在这打不破的寂静中，在这紧张的沉默里，人们越来越感到心神不宁。
蓦地，将军象是若有所思，下意识地读出声来：“×年×月×日，因连长段大奎的麻痹大意，在……”大家顿时把目光转向红一连现任连长身上。
随行人员中一位干部的目光分明是在指责：首长多年来戎马倥偬，日夜操劳。
如今他在百忙之中特地来观察，你们却这样欢迎他！
这让首长在感情上怎么接受得了呢？
等着挨“霹雳将军”的轰吧！
年轻的连长感到一股滑溜溜的东西在腋下流动。
他直挺挺地立在那里，目不转睛地面对着将军。
他有些紧张，也很镇定。
他对自己精心设计的俱乐部，还是充满信心的。
他深信将军对他的老连队是理解的，说不定还会表扬几句呢！
将军依然保持着沉默。
直到把登记簿看完，才慢慢回过头来，仔细打量起连长挺立不动的身躯，似乎要把他看个透。
过了好一会儿，将军嘴角上严厉的皱纹轻轻抽动了一下，从鼻子里哼出个未置可否的“嗯”字。
晚饭后，将军的随行人员把一张字条送到年轻的连长手中。
上面写道：“1930年广昌战斗胜利后，由于我麻痹大意，疏于警戒，遭敌偷袭，连队伤亡十七名同志。
你们务必在‘历年事故教训登记簿’上补记此事，并列为头条！”
下面，是将军的亲笔签名。
作者：何建成
栏目：长征
作者：陈耀文
栏目：长征
光明的失却
褐色的幕布
挡住流来的阳光
你开始无穷尽地
暗夜巡行
但你自信
虽然失去眼睛
也绝不会弄错
黄昏和黎明
当黄昏到来
你还会作长长的静思
当黎明到来
你仍会伴晨曲飞腾
甚至，你还会把相机
交给弟弟
让他去为新生活
拍照
然后，再请他
把彩色镜头一一说给你听
断臂者
是土地
是托出十五月亮的天空
留住了你
于是，你用绯红的笑容
承接
一枚金色的军功章
承接
十九岁大学生
十九岁少女
对你十九岁的崇敬
但是
你却再无法以敬礼回报
你失去了坚强的右臂
宁静的死者
你悄悄地躺倒了
唯这一次没有得到班长的允许
……
你让月亮的清辉
洒在胸膛上
洒在顽皮的脸上
象你诞生时
那样热烈而安详
星星在闪烁
你已听不清
所有的声音
但你知道
母亲记着你吮吸乳汁时的模样
记着你离去时
一座城市的宁静
===== “我是一个兵！”
-——访《解放军进行曲》词作者公木
作者：崔永泉
栏目：长征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你一定很熟悉这支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它太著名了，谁会不知道呢！
“八一”前夕，我有幸见到了这首歌的词作者。
白发满头，精神矍铄的公木，今年七十六岁了，还是那么硬朗。
他原名张松如，现在是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
他向坐在身旁的我，回忆起当年的创作情况：“这首歌是《八路军大合唱》中的一首，原来叫《八路军进行曲》。
我写的词，郑律成写的曲。
那是1939年，我们正在延安……”
1939年，延安，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年代！
风华正茂的公木和郑律成都在抗大政治部宣传科工作，一个喜欢写诗，一个谱曲。
那年春天，延安文艺界发生了一件大事：《黄河大合唱》首演成功。
整个延安都回荡着《黄河大合唱》的歌声。
郑律成被这种炽热的情感激动了，萌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也创作一部这样的音乐作品。
郑律成找到了公木：“我们创作一部《八路军大合唱》吧，你写词，我作曲。”
他还谈了自己的设想，甚至拟了几个题目。
望着热情澎湃的伙伴，公木也有了创作冲动。
他感到朦胧的诗情在升腾，即将化作明晰的诗章。
盛夏时节，公木一个人闷在屋子里，用一周时间写出了歌词。
这时已调到鲁迅艺术学院的郑律成便开始谱曲。
9月，大型声乐作品《八路军大合唱》问世了！
这部包括《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等八首歌曲的音乐作品一出世，就受到了热烈欢迎，很快在延安传唱开来。
特别是《八路军进行曲》，那激越的旋律，跳动的节奏，象征着八路军威武雄壮的步伐和锐不可当的气势。
它响彻抗日前线，回荡在敌人后方。
随着人民军队向全国进军的脚步，迅速在全中国流传开来，最终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歌。
“我也曾是一个兵哩！”
公木自豪地说，“我还站过岗呢！”
“1937年北平沦陷后，我离开北师大，举家来到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
经林伯渠同志介绍，到了晋绥前线，在贺龙领导的一二○师做助理。
后来我又进了延安抗大当学员，学员就是战士嘛！”
是的，他是一名战士，他是一个老兵！
这充满革命军人英雄气概和豪迈情怀的诗句，只能出自对战士有深厚感情的诗人之手，只能出自一个有着诗人气质的战士之手。
作者：孙军
栏目：长征新书架
据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获悉，我国第六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良好。
前四年，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5％，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6％，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9.2％，都超过计划增长4％的速度。
今年预计，上述指标增长速度均将超过13％。
大多数产品产量指标，已提前一两年实现“六五”计划规定的1985年指标。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国内市场繁荣，对外经济活跃，财政增收，人民生活改善，科教文化卫生事业也有新的进展，基本上实现了计划要求。
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指出，“六五”计划的绝大多数指标，到1984年已提前完成，但有的发展相对慢了一些，出现了新的不平衡，有些原来薄弱的环节，如能源、交通的紧张情况更突出了，应该引起各界注意。
作者：吕庆怀刘光辉
栏目：老兵新传
“不贪钱财阎罗怕，无私无畏天地宽”，这副压在益阳市劳动局局长王庆昌办公桌玻璃板下的题款，正是它的主人言行的写照。
王庆昌今年四十四岁，曾任罗盛教烈士生前所在连副指导员，1977年转业到益阳市工作。
1983年12月，上级任命他担任了益阳市劳动局长。
有人说，劳动局负责全市企业单位职工调动和招工招生，实权大，是“肥水衙门”。
例如送“红包”，不少单位就少不了劳动局。
可无论是明里送，还是暗里递，王庆昌一概不收。
今年初，有个单位召开工作会议，指名道姓，非请王庆昌参加不可。
会后，这个单位又将“纪念品”——一套运动衫、一个公文包，补送到劳动局，王庆昌很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
去年12月，市乡镇企业局所属农工商贸易公司开张，召开隆重庆祝会，自然免不了邀请劳动局局长王庆昌“莅临指导”。
王庆昌虽然没有赴会，但会后公司却派人将“纪念品”——一件滑雪衣、一个提包送到了他家里。
他家有“家规”：任何人送礼，一律不收。
王庆昌踏进家门，妻子告知了这一情况。
第二天上班时，他就将提包、滑雪衣托人退给了农工商贸易公司。
王庆昌拒不收礼物的事当然不止这两次。
前不久，市纪委派人专门调查，仅从去年12月至今年3月，他就退了二十五六次，总计价值约五百多元。
王庆昌不仅严于律己，而且敢于坚持原则，勇斗歪风邪气。
他上任不几天，益阳地区制药厂两名女职工找到了王庆昌家里，对他说：“王局长，听说你是‘包青天’，我们厂里有不平事，请你管一管。”
原来，市里有人违反政策，将十二名干部子女、亲属由集体工转成了全民工。
报纸上揭露此事后，仅退回一人，其余都按兵未动，地区制药厂就有这样的人。
王庆昌马上让两名干部调查有关情况。
好心人进言：“王局长，俗话说新官不理旧事，何必扯这团乱纱？”
王庆昌认真地说：“旧事新事都是党的事。
群众有意见的事，是乱纱也要扯清楚。”
结果，劳动局和市纪委协同配合，对十一名违反政策转为全民工的全部作了纠正。
常言道：不怕县官，只怕现管。
可王庆昌不信这一套，对于来自市政府机关的不正之风，同样抵制，决不含糊。
去年夏天，有个单位找一位副市长，提出要劳动局开具危房证明，拆旧房，建新房。
这位副市长先给王庆昌打电话，接着派秘书来落实。
但劳动局同城建部门工程师现场鉴定，并非危房。
王庆昌据实答复，不能开危房证明。
这个单位纠缠不休，王庆昌火了：“谁硬要发危房证，谁就签：不是危房作危房处理！”
后来，此事终于统一了认识，有关领导收回成命。
王庆昌的所作所为，也招来了一些人的怨恨以至咒骂。
但是，广大干部群众从心里佩服他。
市委机关的一些干部称他是“铁局长”，许多群众赞扬他是一身正气的好干部，连居委会的一些老婆婆也夸奖他是“父母官”、“清官”。
当笔者与王庆昌谈起这些事时，他只是平淡地说：“我只是作了份内的事，不值得张扬……” （吕庆怀 刘光辉）
作者：刘铁生
总政治部副主任周克玉同志，在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带着中央军委对驻藏部队的亲切关怀，深入雪山哨卡，看望干部战士，并进行调查研究，为边防一线部队解决实际困难。
图为9月4日他登上海拔四千五百米的乃堆拉哨卡时，和战士们亲切交谈。
刘铁生摄
作者：汪泾洋
这部影片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同名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摄制的。
昨天，文化部电影局等部门邀请有关行家座谈影片《中国革命之歌》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
作者：柴建国张声海
本报讯 8月中旬，武警北京总队八支队政治处主任姜林盛走访了首都科学城帮助本部队培养两用人才的专家、教授、工程师及所属单位领导，征求他们对进一步开展拥政爱民、智力拥军活动意见。
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卢良恕教授说：“智力拥军，帮助部队培养两用人才，我们一定大力支持。”
北京中关村是科研单位、高等学校集中的地区，群众称之为“科学城”。
武警八支队担负着科学城部分科研单位的警卫任务。
在开展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活动中，他们受到警卫单位的大力支持。
中央党校经考核破格录取这个支队五十五名基层干部为党校学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航天工业部、政法学院、工业学院等单位有五十七名专家、教授、工程师到警卫中队义务讲课、函授教学，有的还象带研究生那样为警卫部队带徒弟。
科研单位和院校还为战士提供活动场所、实验设备，帮助这个支队办起了电子计算机、食用菌养殖、家用电器修理、农科、法律等四十六个军地两用人才学习班，有一千七百多名干部战士参加了学习。
全文队三分之一的干部进了大专班，老战士在退伍之前都可以学到一两门专业技术。
科学城的专家教授智力拥军不计名利，不计报酬。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品种资源所副教授、农业微生物学家吴继林长期偏瘫，卧病在床，在有限的宝贵时间里，他有许多论文需要整理。
当警卫中队请他传授食用菌的养殖技术时，他毅然把自己培养的菌种和器材无代价地送给战士，并拄着拐杖为战士讲理论、做实验，还委托他夫人或儿子到军营现场指导。
在今年6月他逝世前一个月里，还躺在病床上审阅战士编写的“部队怎样养殖食用菌”的书稿。
在他全家的帮助下，这个警卫中队有四十多名战士学会了蘑菇、猴头、灵芝的养殖技术。
专家、教授们还把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和自己的科研项目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军民互利，双方受益。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杂草协会负责人张泽溥从事化学除草的专题科研。
他把八支队农场作为自己的实验田，先后进行了杀草丹除草，旱直播水稻氟乐灵除草等科研项目，使这个农场一批干部战士掌握了科学种稻的技术，亩产水稻达一千多斤，生产用兵减少一半，化学除草成本费用从每亩八元降低为二元，他所实验的旱直播水稻氟乐灵除草法也取得成功。
（柴建国、张声海）
作者：商春明赵玉林
本报讯 “双拥”先进单位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把帮助部队培养两用人才纳入地方工作轨道，形成自上而下的智力拥军网络。
目前，全市已帮助部队开办各种专业文化学校七个，各种育才班六十九个，派出工程师、教授、讲师、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二百五十多人到部队任教，为三千余名干部战士参加学习创造了方便条件。
驻佳木斯市某部是新组建不久的部队，在培养两用人才工作中，缺乏师资、教材和实习场地。
市委、市政府得知这一情况，市长李福顺专程到某部帮助解决困难。
市委、市府把智力拥军活动列入市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总体规划。
市委、市政府要求全市各大专院校、工矿企业、乡镇技术学校，都要向部队敞开育才之门。
截至今年8月中旬止，全市已有三十多个单位和部队建立了共育关系。
在教材、教具、师资、场地等方面，全市各单位热情为部队提供方便。
市电视机厂无偿为部队提供电视机原件，还拨出三台电视机供战士实习操作。
市水果公司在库房紧张的情况下，腾出二百多平方米的房子，作为育才班的实习场所。
全市人民还为部队献书八万八千多册。
（商春明、赵玉林）
据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今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所谓中越正在进行秘密接触之说是毫无根据的，根本没有这种事。
他说，越南方面至今没有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诚意。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设想中越之间举行任何形式的谈判会有什么结果。
这位发言人是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关于中国对中越两国正在进行秘密接触的报道有何评论的问题时说，一个时期来，越南方面确曾通过外交途径多次向中国方面提出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中越秘密谈判的建议。
对此，中国方面的立场是明确的，由于越南继续侵占柬埔寨，一切无从谈起；
只要越南方面放弃侵占柬埔寨，其他问题都好商量。
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关于中国对朝苏关系的新发展有何评论的问题时，发言人说，我们积极评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所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高兴地看到朝苏关系的发展。
我们还注意到，朝鲜也愿意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
据新华社莫斯科9月10日电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葛罗米柯今天接见了正在这里访问的越南国防部长文进勇。
文进勇是6日开始访问莫斯科的。
人们注意到，文进勇是在侵柬战场雨季即将结束、旱季即将来临的情况下访苏的。
作者：陈铭
1979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是在今年6月22日生效的，并于7月24日对我国生效，其主要内容是：促进海上搜寻救助工作的国际合作，协调海上搜救组织、搜救措施和工作程序，以有效地保障海上人身安全。
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9日电 美国总统里根鉴于国会的压力，9日宣布了对南非实行有限的经济制裁的一些措施。
然而里根坚持对记者声称，他并不放弃同南非当局进行“建设性接触”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