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浩刚/毛文戎/张友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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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14日，云南边防部队某部公布了中央军委邓小平主席的命令，任命在还击入侵越军战斗中指挥出色的师长廖锡龙为某军副军长。
廖锡龙在还击入侵者阴山地区越军的战斗中，带领部队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毙敌总数数倍于我军阵亡数，创造了山岳丛林地进攻战斗的一个范例，受到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赞扬。
廖锡龙1959年入伍，现年四十二岁。
当战士时，就是一个优秀的战士，各项军事技术在部队名列前茅。
他任过班长、排长、连长、团作训股副股长、师作训科副科长、副团长、团长。
在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他带领侦察兵昼间捕俘，带领二营打穿插，参加组织班绕散这个地方的歼灭战。
都出色地完成任务，显露出良好的指挥才能，荣立二等功。
战后，他被送进军事学院深造，七门功课六门优秀，一门良好。
（孙浩刚、毛文戎、张友谦）
===== 代价小战果大，奥秘何在？
-——者阴山前线访指挥员廖锡龙（上）
作者：孙浩刚毛文戎张友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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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来到者阴山前线，参战部队正在进行战评。
一张战果统计表，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
作为阵地攻坚战，毙敌总数数倍于我军阵亡数；
弹药消耗比原计划节约近三分之二；
收复了祖国的神圣领土，入侵之敌遭到了全歼。
战史告诉我们，攻防双方伤亡的比例，通常攻者数倍于防者，而这次者阴山战斗，地形复杂，天候恶劣，入侵之敌又修有钢筋水泥的坚固工事，攻防双方伤亡的比例竟然颠倒了过来。
上级赞扬这个部队，“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战士们反映：“这次打了一个明白仗，等于进了一次学校。”
这一仗为什么能打得这样漂亮？
我们特地走访了战地指挥员廖锡龙。
在一间堆着大型沙盘的会议室里，廖锡龙接待了我们。
他，看上去四十出头，体格魁梧，脸膛黑红，象员战将；
听着他逻辑清楚，思想活跃的谈吐，加上他鼻梁上架着那副秀琅架的眼镜，又使人感到他象个学者。
他站在沙盘旁，手握红白相间的两米多长的教鞭，操着黔东南口音，声音宏亮地向我们介绍战斗经过。
他不看笔记，准确地说出一系列数据，他惊人的记忆力和对敌我双方情势熟悉的程度，不禁使我们叹服。
我们请教廖锡龙：为什么这次作战，我军能够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
“首先是坚决执行上级规定的作战指导思想”，廖锡龙回答说：“搞生产，要讲经济效益；
我们打仗，也要讲‘战斗效益’，就是要伤亡小，消耗少，战果大。
用小的代价去换取大的胜利，这是人民利益的需要，是军威国威的象征，是指挥员义不容辞的职责。”
讲到这里，他回顾了战斗结束，他带部队后撤路经烈士陵园的情景。
那天，他特地停车，在路边采摘了两束鲜花，亲手献在为战斗胜利作了突出贡献的一位排长和一位战士的墓前，默哀，致敬。
廖锡龙充满感情地说：“战争，是会有牺牲的，作为一个指挥员，要十分珍惜战士的每一滴鲜血，要调动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智慧，把伤亡和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
接着他向我们介绍了在战斗中是怎样具体贯彻代价小、战果大这一指导思想的。
战前，他组织干部对敌情进行了反复的调查和研究；
充分发扬军事民主，七次修订作战方案。
为了把作战意图具体化，他多次组织沙盘推演，把任务明确到班和主攻方向的战斗小组。
他并且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检查战斗方案。
有一个排长，对战斗中可能出现的情况设想得比较简单，作战方案不够完善。
廖锡龙当即严肃地进行了批评教育，把这个排长批评哭了。
廖锡龙说：“哭一下有好处，战前流点泪，战中可以少流血。”
他指令这个排长重新修改作战方案，三天之后再次进行了检查。
根据作战方案，廖锡龙有针对性地狠抓了临战训练。
既着重加强基础训练，在完成单兵、单炮、单车、单机等基础训练之后，又搞了单兵到营的战术合练，组织了较大规模的进攻战斗实兵实弹演习，还进行了打坑道、打短洞和一兵多用的训练。
廖锡龙介绍到这里时，对我们说，“人和武器的结合就是战斗力，训练就是解决这个结合；
结合得好，代价就小，结合得很好，代价就更小。
当然训练是很艰苦的，那些天战士们滚得浑身上下都是泥，但这时，指挥员决不能怜惜。”
他还讲到了这样一件事。
他要求战士的防炮洞顶部被复层能够承受一发迫击炮弹的直接命中。
检查中，发现有的不符合要求，他就命令他们返工，有的甚至返工三次。
廖锡龙对下面干部说：“如果因为战士的防炮洞不合格，遭到了伤亡，我要追究你们的责任！”
为了实现代价小，战果大，廖锡龙在作战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在4月份的炮战中，他就针对实战中战机稍纵即逝的特点，大胆改变平时统得过死，请示报告手续繁琐的作法，简化指挥程序，明确规定所属各级有权使用一定的兵力和火器，发现情况，只要符合总的作战意图，可以自行开火，从而提高了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
整个战斗中，没有发生因指挥层次繁琐而贻误战机的现象。
4月6日，炮兵观察所发现三十多名敌人入侵，当即使用一个炮连的火力，给敌以毁灭性的打击。
廖锡龙在炮战中尝到甜头，他把改革的精神贯穿于者阴山攻坚战斗的全过程。
他依据作战任务、地形、敌情、天候，灵活用兵，不受本本的束缚。
廖锡龙用教鞭指着沙盘告诉我们，教材对火炮阵地和前沿的距离有一定的规定。
这次作战中，他听取了炮兵指挥员的意见，根据具体情况，在炮兵阵地设置上，突破了教材某些规定，使我们的各种火炮，既可以充分发挥威力，又保存了自己。
战斗中，炮兵部队的车、炮、人无一伤亡和损失。
接着，廖锡龙又指着离前沿阵地不远的一个山沟，对我们说，按照战斗条令，战地医院一般应靠后配置。
但是他考虑到，战斗打响以后，伤员后送的道路，有一段暴露在敌人视线之下的“之”字路，一旦道路遭敌封锁，前面伤员运不下去，后面医务人员无事可作。
所以，他在保证伤员和医护人员安全的前提下，把医院靠前配置。
这样，伤员可以及时得到治疗。
经这个战地医院抢救的伤员无一死亡。
过去，对同一个目标，各种火炮一起打，很难检验各自的射击效果。
廖锡龙根据各种火炮的性能，对各炮兵部队，划分地段，明确任务，展开竞赛。
各炮打得准不准，上上下下，一目了然，提高了射击效果，节省了弹药。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廖锡龙引用古代兵法，对我们说：“打仗，不能套用一个模式，不能重复，同一个时期、同一个对象、同一个地区，也不能重复，特别是思想不能重复。”
廖锡龙指点沙盘，描述战斗经过，把我们带到了硝烟迷漫的战场。
炮战初期，廖锡龙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两天我打敌打，我停敌停。
敌人在搞什么鬼名堂？
廖锡龙反复思索，终于发现，这是狡猾的敌人利用我方炮击的效果来打我们，以隐蔽它的火炮发射阵地。
他和炮兵指挥员商量，敌变我变，先变于敌。
决定先用小炮诱敌，待敌炮还击时，我迅速查明敌炮阵地位置，用大炮集中火力覆盖。
这一着，果然奏效。
当敌一个炮阵地刚刚发射了七发炮弹，就遭到我军炮火歼灭性的打击，敌炮阵地迅速成了哑巴。
从望远镜中可以看到，敌被摧毁的大炮残骸，至今还留在阵地上。
一个午夜，阵地上大雾迷漫。
在我方一侧，隆隆的马达声时远时近，微弱的手电灯光，不时闪烁。
似乎可以觉察到步兵正在集结开进。
三四个小时之后，天将拂晓，炮火急袭、延伸，嘹亮的冲锋号声，步兵的冲杀声，震撼山谷。
惊慌的敌人钻出掩蔽部，占领前沿阵地，对我进行阻击，机枪声、步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
当他们还没有发现我军进攻的步兵时，一阵猛烈的炮弹就劈头盖脑地砸在他们的头上。
——这就是廖锡龙组织的一次对入侵越军的佯动袭击。
第二天，观察所发现，越军从他们的阵地上拖下去了几十具尸体。
这样的佯动，后来又搞了一次。
敌人“聪明”起来了。
4月30日清晨，当我军神兵天降，向敌阵地发起进攻的时候，起初，敌人还以为我军又在搞佯动，有一个阵地上，收音机在响着；
十六个饭碗上摆着筷子，正准备开饭。
我一路穿插部队攻了上去，有的敌人衣服都还没有穿好哩！
听着廖锡龙的介绍，我们眼前仿佛出现了愚蠢敌人的狼狈相，对他善于运用谋略，调动敌人的指挥艺术，不禁发出了由衷的赞扬和愉快的笑声。
这时，廖锡龙却若有所思地说：“战斗的发展，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
当敌人清醒过来，察觉我军企图之后，依托坚固的工事，进行了疯狂的抵抗。”
当穿插分队和右翼部队接连夺取敌人阵地，顺利推进的时候，进攻者阴山主峰的分队却受阻，进展缓慢。
指挥所里有的同志有点着急了，他们感到上级正等待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哩！
主峰老拿不下来，怎么行？
提出赶快投入预备队。
廖锡龙对我们谈到了他当时的想法，如果过早使用预备队从正面加入战斗，夺取主峰的时间有可能提前，但当时，还有一个口子没有封住，敌人主力部队可能上来增援，对我穿插分队造成威胁，接应主峰敌人逃跑，那将打成一个击溃战，甚至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他经过冷静的思索判断，命令插入敌后的一个小分队，加快进度，切断敌人的退路。
果然，这支小分队，刚刚把口子封死，敌野战部队一个营上来增援，遭到了我小分队的迎头痛击。
这时，廖锡龙才果断地命令预备队加入夺取主峰的战斗。
这样一着，一石三鸟，全歼了主峰上的敌人，痛击了增援的敌军，减少了我军的伤亡。
谈到这里，开饭时间已经到了，廖锡龙看看手表说，“就谈到这里吧！
你们问这次打仗代价小，战果大的奥秘是什么？
从指挥上来说，我体会到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
这是军事工作上的一条规律。
遵循它，就能打胜仗，违背它，就要受惩罚。
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不简单。
关键在于敢不敢唯实，敢不敢负责。
认准了，就要敢拍板坚持，错了我负责，如果只是把上级的指示记录在案，不问实际情况，机械执行，反正错了不要我检讨，这样的指挥员就是失职，就应该取消他的指挥权。”
廖锡龙正在指挥战斗。
向光明摄
作者：华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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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2日，海司直政党委批准幼儿园十九名职工晋级。
5日公布了名单。
四天后，全军调整职工工资办公室严肃指出：“海司幼儿园违反调资政策，擅自将部分职工升两级，必须立即纠正，工资不准补发。”
11日下午，幼儿园党支部大会传达讨论时，多数人怨气很大，有些人怀疑是张振芳向上级反映的情况。
会后，几个党员和一些闻讯而来的职工拥进会计室，指手划脚，大声叫喊，要张振芳“打开保险柜”，“补发工资！”
张振芳拒绝后遭到二三十人的围攻谩骂，有人打了她。
事发后两天，海军纪委的领导同志气愤地指出，“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此事，真是无法无天”。
半个月后，他又责成海司直政主任“在查清事实，加强教育的基础上，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能不了而了之”，并交代“务必抓紧处理”，“不能等闲视之”。
随后的十个月里，海军政治部的领导同志认为“这件事的发生，与这个单位的领导不正确执行调资规定，上级指出错误后又不积极向群众做工作有直接关系”，建议“首先端正领导的态度，然后教育发动群众，彻查此事，对打人为首者严加处理”。
海军的两位主要领导同志多次指示认真查处。
军委纪委的领导同志还批示：“会计履行职责应该支持；
带头闹事和打人者应严肃处理。”
军委派驻海军整党联络员小组的同志，也提出了查处打人者，妥善安排张振芳工作的建议。
三百六十天过去了，结果如何呢？
本月7日上午，记者采访了张振芳。
这位参加工作三十多年的会计说：海司直政的处理意见，把打人说成“推拉”：把园长纵容闹事、袖手旁观，说成“工作不细”、“措施不力”；
把我履行职责被打伤致病，不能上班，说成“因病休息”，要“扣发工资”，还有没有是非和正义？
为什么不处理打人的凶手？
为什么不追究领导的责任？
张振芳说着又取出了今年5月海司门诊部诊断为癔症、海军总医院诊断为神经症，本月6日海司门诊部诊断为神经症的病历和假条。
可海司直政的有关同志说：这是件没了的事，但目前只能这样处理，因为她是否挨打了查不清。
张振芳究竟有没有挨打？
这个问题至今还众说纷纭。
本月6日下午，幼儿园的主要领导同志说：当时我们都在场，没有看到有人打张会计。
海司直政的调查处理报告也说：张振芳被打“无人证实”。
然而，事发当天，张振芳在海司门诊部就诊的病历上却记载着，主诉：“被他人打后头痛、全身痛、腿痛。”
检查：“头部左上有6×7cm皮下血肿，后背四肢数条抓痕，左腿内侧及右上肢外侧可见小片状紫块。”
诊断：“脑震荡？
软组织挫伤”。
另外，海军直属检察院的同志去年7月26日在《调查情况汇报》中指出：“张振芳被殴打是事实，问题的性质属于侵犯人身权利。”
事情的曲直一目了然，领导的批示明确具体，可一年来就是得不到妥善处理。
原因何在？
海军大院里议论纷纷。
有人说：主要原因是问题涉及机关一些干部、有的还是领导干部的家属，人事关系复杂，一些同志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有人说：追根溯源，事情是由海司直政党委违反规定批准十九人调资引起的，他们不作自我批评就去调查处理，能下得了手吗？
也有人说：没有坚持原则、伸张正义的决心，没有敢于碰硬、不怕得罪人的勇气就办不好这件事。
还有人说：整改、整改，海军机关作风的整改，就应该从张振芳为什么得不到公正的对待，对领导的指示为什么顶着不办、拖着不改抓起。
公道自在人心。
大家寄希望于联合调查组。
调查组的同志表示：要以整党精神进行工作，有阻力就克服，有干扰就排除，一定实事求是，弄个水落石出，为端正党风，搞好海军机关的整改出力。
鹊唱枝头何时闻，踮足翘首众人望。
栏目：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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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阳山战斗打得好，是上级指挥正确、领导班子齐心协力和全体干部战士英勇奋战的结果。
廖锡龙在指挥这个战斗中，敢唯实，敢负责，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敢唯实，敢负责，这是一个指挥员最可宝贵的品格。
作为一个指挥员，需要有许多优良品格，比如，全局观念，思想敏锐，多谋善断，沉着坚定，等等。
但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敢于实事求是，对指挥员尤为重要。
尊重实际，从实际出发，农村种田，才能多打粮食，工厂生产，才能优质高产；
军队打仗，才能代价小，战果大。
要是违背了实际，就一定要受到惩罚，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如果说，搞经济工作，违背了实际，赔了钱，还可以赚回来；
那么军事行动，违背了实际，就要打败仗，指战员们付出的鲜血和生命，是没有办法可以换回的。
这次整党，把端正思想政治路线作为首要的任务，说明了实事求是的头等重要性。
我们的各级指挥员尤其需要在这方面对照一下自己，把思想路线搞正确。
能不能实事求是，是检验我们党员干部党性是否纯洁的一个重要标志。
要坚持实事求是，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更需要深入地了解不断变化着的客观实际，具有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本质的能力，尤其需要有敢于负责的精神。
你私心很重，明哲保身，无所作为，只想保自己的“乌纱”；
或者脱离实际，思想懒惰，断然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
即使下级从实际出发，提出真知灼见的意见，你也会瞻前顾后，怕担风险，或者束之高阁，或者加以扼杀。
不改变这种对人民不负责任的精神状态，不挣脱“左”的思想的束缚，要改革，要创新，要开创部队工作新局面，难矣哉！
作者：许关福/何千安
栏目：鸡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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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云南边防前线7月15日电 今天，运送物资来到边防前线的许多驾驶员，争相传颂四名边疆群众在公路上为过往子弟兵送饭送水的感人事迹。
为使边防前线急需的物资得到及时补充，我汽车某部指战员忍饥受渴，昼夜兼程，许多驾驶员连续一两天没有吃饭喝水。
老街乡的刘月华、王开先、姜玉珍和高先芝四名群众听到这个消息后，便在一起商量：子弟兵为保卫祖国千辛万苦，连饭都顾不上吃，我们不能眼看着他们挨饿受渴。
于是，他们几家凑集大米、蔬菜，还磨了豆腐，做好饭菜，送到过往的驾驶员手上。
驾驶员们掏出钱和粮票付给他们，他们说什么也不肯收，说：“你们为国家流血流汗，我们做点饭菜给你们吃，算得了什么。”
他们的行动，使驾驶员们深受鼓舞，决心为前线胜利作出更大贡献。
（许关福、何千安）
作者：钟树楼/董仕夫
栏目：鸡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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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5日讯 从昨天开始，沈阳炮校一千一百七十六名应届毕业学员，愉快地离开母校，奔赴西藏、新疆和广西、云南边防前线工作。
（钟树楼、董仕夫）
作者：钱钢/应祥/贤谷
栏目：鸡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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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大陈岛七月十六日电 今天，浙江省军民共建文明岛经验交流会在这里召开。
南京军区政委郭林祥。
浙江省委书记王芳、省长薛驹，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魏金山和省军区负责同志兴致勃勃地一同跨海登岛，他们要在浙江省全力推广大陈经验。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展军民共建活动，是大陈经验的一个突出特点。
五十年代，胡耀邦同志曾派人向志愿上岛的垦荒队员赠送了绣着“建设伟大祖国的大陈岛”大字的队旗。
去年六月，他又批示，赞扬垦荒队员的创业精神。
这对全岛军民是很大的鼓舞。
驻大陈指战员们提出要在“全民皆富”的基础上，把大陈建成钢铁堡垒和海上花园。
他们承担起四项任务：
——当“富民政策”的宣传员。
去年以来，部队派出一百多个宣传小组，到群众中宣传党的现行政策。
目前岛上已出现水产养殖、果树种植、家禽饲养等四十多个专业户。
不少人是在部队同志鼓励下从事商品生产的。
——当“两户一体”的好帮手。
专业户、重点户和联营体在发展生产中，得到部队的热情帮助。
部队先后为渔民修理鱼机具五百多件。
有的连队成立了“信息小组”，广泛收集经济信息，提供给岛上各专业户。
——当科学文化的传播者。
部队在岛上办起“军民之家”、“民兵青年之家”、“战士之家”，积极传播科学文化知识。
到七月九日，大陈已成为无文盲岛。
此外，部队还帮助岛上培训了二百多名驾驶、轮机人员。
——当海岛重点工程建设的突击队。
驻岛部队全力支援地方建设，今年六月下旬，抽调十一个连队协助埋设广播电缆工程。
军民共建文明岛活动，使大陈面貌日新月异全岛人均收入由一九八○年的一百七十元猛增到一九八三年的四百六十六元，出现了二十三户万元户。
（钱钢、应祥、贤谷）
作者：赵书三/郑淑祥
栏目：鸡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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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山东省莒县各级政府和人武部门，热情关怀超期服役老战士和退伍战士的婚姻问题，自去年至今年6月下旬，已帮助三百一十二名老战士喜结良缘。
去年初，莒县各级政府和人武部门对全县老战士的家庭生活与婚姻情况进行了一次普查，发现家庭经济状况差是一些老战士婚姻问题难解决的主要原因。
为此，他们要求各级领导及民政、武装、妇联等部门干部，尽可能与未婚老战士家庭建立联系，落实优抚政策，帮助他们尽快致富，做到“培植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墩头乡曹家庄超期服役老战士蒋维金和哥哥已经二十七八岁了，婚姻问题仍未解决。
乡政府领导和人武部长李尊殿帮助他家致富，从各方面提供方便，解决困难。
蒋维金家联户建起了砖窑，去年他家收入五千多元。
不久前，蒋维金哥俩已同时定了亲。
罴裔奈鞔骞露绞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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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长宣
栏目：鸡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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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云南老山7月15日电 今天下午六时，云南省滇东北汽车运输公司的一辆辆运送弹药的汽车，爬山越岭，奔驰数十小时，把弹药及时地送到了边防前线某供应点。
这个汽车运输公司13日接到上级“立即出动汽车，连夜把弹药送到前线”的通知后，公司经理迅速组织运输车辆，装运弹药。
汽车驾驶员中，有的体弱有病，有的正筹备婚事，有的连续出车很劳累，但他们为了祖国的利益，毅然出车上前线。
他们不顾疲劳，日夜兼程，及时地把弹药送到了指定地点。
（吴长宣）
作者：蔡圣广/黄朱清
栏目：鸡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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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七月十六日电 今天，上海英雄金笔厂把印有“老山、者阴山自卫还击作战胜利纪念”字样的英雄牌高级铱金笔，寄往边防前线部队。
上海英雄金笔厂不久前接受为前线部队赶制纪念笔的任务后，工人们怀着对边防前线战士的热爱，顶着高温加班加点生产。
成品二车间五十三岁的女装配组长陈汉臻，坚持跟班作业，以每小时六百多支的速度装配输水装置。
工人们说：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边疆，我们要为英雄赶制最佳质量的“英雄”笔。
（蔡圣广、黄朱清）
作者：刘崔/朱大成
栏目：鸡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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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武汉7月16日电 今天，天气晴朗，碧空万里。
武汉军民在波涛汹涌的长江举行第二十四届横渡长江游泳活动。
自毛泽东同志1956年在武汉畅游长江以来，横渡长江已成为这里人们非常喜爱的传统项目。
今天上午八点三十分，天空升起三颗红色信号弹，四千多名游泳健儿组成几十个方队，在武昌桥头依次下水，向对岸挺进。
三百多名陆、海、空三军指战员，高呼“锻炼身体，保卫祖国”的口号，斗志昂扬，劈波斩浪，游在队伍的最前列。
参加横渡的还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学生，年龄最大的六十二岁，最小的只有六岁。
（刘崔、朱大成）
作者：玉明/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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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5日，山东省阳谷县政府拨发四万七千元无息贷款，支持现役军人家庭向专业户、重点户、经济联合体发展。
自新兵役法颁布到目前，全县军属专业户、重点户已发展到二百五十多个。
为了使军属走上致富的道路，解除现役军人的后顾之忧，阳谷县人民政府对向军属专业户、重点户、经济联合体发展做出了“五优先”的规定：一、银行优先贷款、随到随贷；
二、优先为劳动产品销售提供方便；
三、粮食部门优先给养殖专业户提供饲料；
四、各科技情报部门优先提供商品信息；
五、各部门举办科技培训班，优先招收军属。
这五条规定作出后，得到了军属们的拥护，纷纷写信告诉在部队服役的亲人安心服役，答谢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
（玉明、保收）
作者：天贵/定祥/传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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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北京军区某师改革对直属队的领导办法，由过去的各部门“都管又都不管”的“多头领导”，变为对口业务科的统一领导，取得明显效果。
7月11日，参加某军基层建设研究会的同志在讨论这个尝试时，普遍认为可行。
这个师是个技术性比较强的单位，直属分队多。
过去由各个业务部门“多头领导”，各管一行，各抓各的业务，常常互相撞车，造成连队忙乱不堪，行政事故较多。
今年初，师领导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改革对直属队的领导办法，实行业务科分别对口领导直属队的营、连教导队、医院。
直政科作为直属队党委的办事机关，协同其它业务科担任全直属队的工作，侧重领导和担任政治教育工作。
军事训练、行政管理、后勤工作等统一由对口业务科负责。
各业务科把领导和管理对口直属分队的工作，列入本科工作的议事日程来抓，经常深入基层，检查指导。
上半年，各业务科干部四次下对口分队蹲点达两个月。
科长与对口分队的干部普遍谈心两到三次。
师直工兵连原是后进单位，实行对口领导后，工兵科科长陈月林和全连五十多名骨干促膝谈心，办骨干学习班，整顿党支部，使连队面貌很快变样。
（天贵、定祥、传泽）
作者：陆黄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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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一、“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八年，为什么现在还要提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答：“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它的影响很深广，危害很严重。
虽然结束“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作出否定的结论也已有三年，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的流毒和影响，还没有肃清。
首先，有的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依然存在一些错误和模糊的认识。
如有人认为不能说“文化大革命”一点好处也没有，有的认为“文化大革命”起了“反修防修”的作用，也有的认为对“文化大革命”要所谓“一分为二”，既否定错误，也肯定成绩。
其次，有的人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认识还很差，而且有的还在坚持派性、进行派性活动，一遇到落实政策，调整班子，选拔干部，清理“三种人”，派性的表现尤其明显；
有的人还以“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居，伸手向组织要职务，要级别，要进领导班子。
再次，在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中，特别是在当前正在进行的改革中，也经常会遇到“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左”的流毒和影响的阻碍。
这说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十分必要的，它应该成为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
只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才能肃清“左”的流毒和影响，贯彻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总任务和总目标，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派性，增强党性，解决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问题，才能做好清理“三种人”和选拔“第三梯队”的工作。
所以，必须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作为整党的一件大事抓紧抓好。
二、有人说，“文化大革命”虽有严重错误，但起到了“反修防修”作用，这种认识为什么是错误的？
答：“文化大革命”没有也不可能起到“反修防修”的作用。
反对一个东西，批判一个东西，必须赋予这个东西明确的含义，对它作出正确的解释。
“文化大革命”是在“反修防修”的口号下发动和进行的，但对“修正主义”的解释是极其混乱的。
正如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
由于“文化大革命”贯彻一条“左”的路线，许多问题都被颠倒了。
当时，把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把承认社会主义可以允许个体经济存在，承认社会主义必须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以至钻研业务技术，重视知识、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必须讲思想意识修养等等，都当作所谓“修正主义”来批判。
正是对这些所谓“修正主义”的批判，加剧了党内“左”倾错误的发展，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据，导致了严重后果。
如《决议》所说：“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
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而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
“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提出或支持过的。
“文化大革命”把选“接班人”当作“反修防修”的一个重要措施，但是“文化大革命”不但没有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反而让一批大大小小的野心家、阴谋家、打砸抢分子篡夺了中央到地方的一部分权力。
因此，认为“文化大革命”起了“反修防修”的作用，是十分错误的。
三、凡事都要一分为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否违背一分为二的观点？
答：要搞清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对一分为二的含义有正确的理解。
所谓一分为二，就是说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存在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包含着内在矛盾，是可以分析的。
然而，宇宙间的事物是极其错综复杂的。
如何具体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分析事物，则需要根据不同事物的性质来确定。
例如：电子中有阴电子和阳电子，战争中有攻与守、进和退，我们的工作有优点和缺点，成绩和错误。
这些都是一分为二的具体形态。
不能把优点和缺点、成绩和错误的对立统一，当作一分为二的全部内容和唯一形态，把它当成模式去套各种不同的事物。
认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违背了一分为二观点的同志，正是从对一分为二的这种错误理解出发的。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违反一分为二的观点呢？
并没有。
我们可以从坏事可以转化为好事这个意义上去对“文化大革命”作一分为二的分析。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一场浩劫，它给我们的国家带来灾难性的破坏。
但是，正是在深重的灾难和破坏中，我们的党和人民认识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左”的理论是应该全部推翻的。
这样，就能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以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坏事就变成了好事。
正如胡耀邦同志所说：“文化大革命”没有什么正确的，没有什么积极作用，都是消极的东西，“如果说有积极因素，那就是我们从错误中间学到了一些东西，从这一点来说，现在变成了好事。”
四、“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们建成了长江大桥，卫星上了天，工农业生产也有发展，能说“文化大革命”一点好处也没有吗？
答：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和科研等方面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这决不能看成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十年不能等同。
“文化大革命”有其特定的含义，即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中，搞经济建设、搞科学研究被批判为“唯生产力论”、“白专道路”；
“按劳分配”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法权”，盛行的是吃“大锅饭”，端“铁饭碗”；
在生产中排斥科学技术，不讲经营管理。
“文化大革命”造成全国大动乱，“停产闹革命”，各地正常的生产秩序和规章制度遭到破坏，大批老工人、老劳模和有成就、有才能的知识分子遭到迫害，一系列“左”的城乡经济政策，严重地挫伤了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造成了对生产力的巨大的破坏，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
至今，我国人民的生活还不富裕，交通拥挤，城市住房紧张，等等，这些都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有直接的关系。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和科研方面所以还能取得一些进展，是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艰难曲折的斗争的结果。
由于这种斗争，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得以保存，一些重大的内政外交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能进行，特别是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在大动乱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在各条战线上坚持社会主义建设，这样，才使得“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作用被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
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切成就，包括建成长江大桥，卫星上天等，正是抵制“文化大革命”而取得的。
五、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方针是否一致，是不是纠缠历史旧帐？
答：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是邓小平同志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的一条原则方针，意思是说，对历史问题，只宜讲大的问题，不宜讲细节；
要着重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不要着重于追究个人的责任。
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政策和实践结果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得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必须予以彻底否定的结论，以总结经验教训，清理和纠正错误，提高觉悟，统一思想，团结起来，建设四化，这本身正是具体贯彻了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方针。
因此，这两者是一致的。
宜粗不宜细，并不是不要分清是非。
我们处理历史问题总结历史经验，不能热衷于纠缠细枝末节，但对重大问题则要经过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作出科学的结论。
重大问题上的原则是非分清了，其它细枝末节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如果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不肯定“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组织都是在所谓“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产生与活动的，从根本上说都是错误的，那么两派中在具体问题上无原则的争论，就不可能解决。
这样倒恰恰违背了宜粗不宜细的方针。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进一步认清“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错误所在，自觉吸取历史教训，与那种为了个人和小派别的私利而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比高低、争输赢，纠缠历史旧帐，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现在，有的人口头上也赞成《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但一遇到某些具体问题就争论不休，纠缠不清。
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对“文化大革命”没有彻底否定，没有把思想真正统一到《决议》的精神上来。
所以，要避免纠缠历史旧帐，也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六、当前派性表现在哪些方面，有什么危害？
答：我们今天所说的派性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和艰苦的思想教育工作，派性大大削弱了。
但是，正如整党决定所说的那样：“十年内乱中产生的派性在一部分党员和党员干部中至今尚未克服”。
现在的派性采取了比较隐蔽的方式，主要的表现如：
一，在思想感情上，过去同属一派的，无话不说，甚至可以违背组织原则，泄露组织决议和党的机密。
过去不是一派的，就格格不入，互相戒备，貌合神离，甚至明争暗斗。
二，在工作和作风上，利用派性搞关系学。
过去同属一派的好办事，甚至拉拉扯扯，互相利用，谋取私利。
不是一派的就互相扯皮，互不协作，明从暗抗。
在个别派性严重的地方，新派去的干部受到派性的干扰和排挤，不能顺利开展工作。
三，在组织建设和干部政策上，以人划线，以派划线，任人唯亲，排除异己。
落实政策，对同属一派的就积极奔走，不属一派的就从中作梗，百般刁难。
配备领导班子，不是执行党关于干部“四化”的方针，而是以派取人，是同派的就不论有无问题都赞成，是对立派的就不管德才如何一概反对。
四，在调整工资、评定职称、分配住房等问题上也是从派出发，分你我，争高低，一不如意，就发牢骚，无根据地指控领导“打击”、“报复”。
等等。
派性在今天已经是一种残余形态，但它的危害不可小视。
首先，它削弱党性。
有派性，从派的利益出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党性，必然使党的组织涣散，纪律废弛，党的战斗力削弱。
其次，它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派性使一些人不顾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而从派的利益出发，对党的政策或者顶住不办，或者各取所需，阳奉阴违。
派性破坏安定团结，使上下左右，互不协调，互不配合，影响党的各项任务的实现。
再次，派性妨碍清理“三种人”和建设“第三梯队”。
“三种人”不彻底清理，“第三梯队”也不可能选拔准确。
甚至可能把“三种人”作为“第三梯队”来培养。
七、为什么只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才能彻底消除派性？
答：因为派性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这一点，从派性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在所谓“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左”的口号下，各种各样的“战斗队”、“造反团”蜂拥而起，开始大造所谓“走资派”的反，特别是1967年所谓“一月风暴”开始后，各个造反组织都想夺取所在单位的领导权，由此便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并且从嘴斗、笔斗发展到武斗。
后来实行“支左”，而“支左”实际上就是支派，两派之间以夺权为核心的争斗进一步激化，加剧了派性的发展。
1967年底，毛泽东同志号召两派实行大联合，使派斗稍有收敛，但两派为了争权夺利，在“大联合”的外衣下，派性仍然继续存在和发展。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而它的恶劣影响至今未能消除。
所以说，派性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要彻底清除派性，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当前，派性赖以继续生存的基础，是在有些同志的头脑中还认为“文化大革命”中有“正确路线”，有“正确的方面”，而他们的那一派，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至少自己是正确的，因而一遇机会就想同另一派争输赢、比高低。
这种思想，实质上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或多或少是正确的。
所以，彻底清除派性，必须“釜底抽薪”，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八、为什么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消除派性，就会直接影响清理“三种人”和选拔“第三梯队”的工作？
答：“三种人”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左”倾错误和派性作掩护，从事各项破坏活动；
现在有的人也仍然在利用“左”倾思想和派性残余作为自己的隐蔽所。
如在当前整党过程中，有的人因与清理对象过去同属一派，就竭力予以包庇和袒护，不愿向组织提供材料；
有的人一涉及“文化大革命”就热衷于争我“是”你“非”，使清理对象得以保护下来；
有的领导干部则以“文化大革命”中是否保过自己来判断是非，对于曾经保过自己的清理对象就加以保护，有些清理对象也就利用这些人作掩护，以“奉命造反”等作借口，为自己开脱。
有的地区和单位中一些众目所瞩、劣迹昭彰的“三种人”，迟迟得不到处理，其根源就在于派性作怪。
可见，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消除派性，就不可能认清和揭露“三种人”的真面目，纯洁党的组织。
同样，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消除派性，也会直接影响选拔“第三梯队”的工作。
选拔“第三梯队”与清理“三种人”是紧密相关的。
“三种人”清理不彻底，他们就会隐形匿迹，乔装打扮，以骗取人们的信任；
倘若再从派性出发，任人唯亲，把“三种人”作为“第三梯队”来培养，甚至委以重任，那更会后患无穷。
清理“三种人”与建设“第三梯队”，都是为着解决领导权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的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只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消除派性，才能做好这两项工作。
九、“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组织，有的是造领导干部的反，那当然是错误的；
有的是保领导干部的，难道也是错误的吗？
答：对这个问题要作具体分析。
首先，“文化大革命”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指导，以所谓同“党内的资产阶级”作斗争，造“走资派”的反为主要内容的。
因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可能有只是保领导干部而不造“走资派”的反的组织。
如果初期有极少数这样的组织，很快也就被林彪、“四人帮”取缔。
所以，“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都是有“反”有“保”。
不仅没有只保领导干部，不造“走资派”的反的组织，而且，当时即使是保领导干部，依据的也是“文化大革命”那套理论。
所以，无论是“反”的，还是“保”的，从今天看都是错误的。
同时，当时两派都是派性的组织，都有派性，有时“保”谁或“反”谁，完全是从派性出发的。
因而，从总体上说，应该承认两派都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都是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产生和行动的，都贯彻执行了“左”的一套，都对革命事业造成了危害。
十、现在提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消除派性的问题，会不会重新挑起派性？
答：不会的。
恰恰相反，只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才能有效地从根本上消除派性。
前些年，不少地方和单位也进行过一些反对派性的工作，但是派性始终没有根除，不少单位仍然“明无山头暗有礁”。
这种反派性无力的情况，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没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中的各派。
有的单位，首先肯定了各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有自己的贡献，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
这样，在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大前提下反派性，少数派性严重的人就越反越热衷于争输赢，比高低。
派性不但“反不动”，而且“扯不清”。
现在，我们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中的各派组织，消除派性就抓住了根本。
既然“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各派也都是错误的，那么，哪一派都无正确可争，有的只是历史性的错误和沉痛的教训。
这就能促使某些仍然坚持派性的人猛醒，迅速从派性的泥坑中跳出来。
事实证明，这样做的单位，不仅没有重新挑起派性纠纷，而且出现了团结进步的新气象。
有的领导干部过去互相隔阂很深，现在主动谈心，握手言欢；
有的干部和党员把准备给对方算账的本本拿出来烧掉，不再纠缠旧账；
过去彼此抹黑、互相告状的情况，也没有了。
当然，也难免有极少数人积习太深。
他们自己派性严重，却只指责别人的派性，而不检查自己的派性。
对这种人，要进行批评教育，让他们切实改正。
十一、有的同志说，自己在“三支两军”中是“一碗水端平”，两派都支持。
这样，是否能说没有错误？
答：不能说没有错误。
先从总体上说，“三支两军”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也是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进行活动的。
“三支两军”本身就是“文化大革命”搞得不可收拾的产物和明证。
当时派解放军“三支两军”，固然是为了稳定局势，但主旨是支持造反派。
军队处于“三支两军”地位，对“左”的东西的危害缺乏切肤之痛；
在当时的情况下，一般也难以抵制。
因此，总的说来，“三支两军”贯彻执行了“左”的一套东西，在客观上有力地支持了“文化大革命”。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三支两军“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是符合事实的。
但除此之外，再没有肯定更多的东西。
“一碗水端平”是1967年冬提出的，用意是促进所谓“大联合”。
但由于它同支持造反派的要求是矛盾的，所以实际上做不到。
退一步讲，就算真的做到了两派都支持，目的又是什么呢？
还是为了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打倒“走资派”。
在1968年秋季以后，军宣队、工宣队主持“斗、批、改”、建立“革委会”、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等，这些工作，无一例外地都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同样存在混淆是非和敌我的问题。
由此可见，说在“三支两军”中“一碗水端平”就没有错误，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十二、有的同志说，我一没有参加“四大”，二没有参加“三支两军”，所以，“左”的影响不沾边，派性不沾边。
这种说法为什么是错误的？
答：“左”的错误，并不是“文化大革命”才开始出现的，也不是只有参加“四大”、参加“三支两军”的人才受其影响。
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经出现了“左”的错误，“左”的口号、“左”的观点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耳濡目染，很难不受影响。
对于军队来说，从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开始，就推行了一套“突出政治”的东西，受“左”的毒害更深。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一套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写入党章、宪法，成为指导党和国家的准则；
又通过“四大”等形式，以从未有过的广度和深度，把全国人民都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之中。
“左”的影响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时间长、根子深、传播广的特点，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没有参加过“四大”和“三支两军”，也不可能不受到“左”的影响。
当然，由于各人的具体经历不同，受“左”的影响也有多少、深浅之分，有一定的区别。
关于派性，也不能看作只是在“四大”和“三支两军”中才有。
“文化大革命”中派性弥漫于整个社会，浸透到我们党的肌本和社会的各个组织，甚至也渗透进家庭。
没有参加过“四大”和“三支两军”的同志，虽然没有成为哪个具体“派”的成员，或没有表示过支持哪个派，比较地说，可能超脱一些。
但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他们对于所在地区或原来所在单位的两派，也是有自己的看法和倾向的，在思想上甚至行动上或多或少、或明或暗也是同情或支持着某一派的。
完全超脱的人也有，为数极少。
我们不能以为没有参加过“四大”和“三支两军”就与派性绝缘。
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个“左”的“染缸”，派性的“温床”，只要是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可能沾染些“左”的东西和派性的影响。
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自觉地去消除它。
诚然，我们看一个人受“左”的或派性影响的多少、深浅，应当看他在“文化大革命”全过程中的实际表现，看他参加过什么具体活动，干过什么事情，而不能仅以是否参加过“四大”和“三支两军”为标准。
十三、为什么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不能从根本上清除“左”的思想？
答：党内“左”的思想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已存在，但没有在全党居统治地位。
在“文化大革命”中，“左”倾错误不仅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而且形成了完备的理论形态和一整套“左”的方针和方法，影响到全国各个角落和各条战线，延续了整整十年之久。
其影响之广，危害之大，时间之长，在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工作。
但是一种错误思想在它形成以后，就具有一定的顽固性，它的影响不是短时期就能肃清的。
实际情况也是这样。
“文化大革命”虽然过去已经八年，“左”的思想影响还在不少人的头脑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例如，有的同志口头上也承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一遇到具体问题又产生各种不同的顾虑和怀疑。
一讲责任制，就想这不符合“一大二公”；
一讲发展商品生产，就怀疑这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一讲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以为是提倡两极分化；
一讲长途贩运，就担心是搞投机倒把；
一讲到选拔知识分子干部，就顾虑是不是符合党的阶级路线。
还有一些单位的领导在工作上图形式、走过场，做表面文章，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是结合本单位、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去加以贯彻，而是照抄照转，机械照搬。
这也和“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左”的思想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那末，据以指导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斗争方法，“文化大革命”中恶性发展起来的和“左”的思想相联系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就不能完全抛弃，就会部分地被肯定并持续下去。
这样，“左”的顽症就不能彻底清除。
“文化大革命”使“左”的思想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同样，“文化大革命”又是依靠“左”的思想的恶性发展才得以发动和延续，因而要根治这种“左”的顽症，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供稿）
作者：武前舜朱长富
6月12日，烟威警备区某团七连指导员王新生，往本连战士朱德臻家里寄去一枚三等功勋章。
他在写给朱德臻的哥哥的信中说：“这是我个人的三等功勋章，但我觉得最有资格享受这荣誉的，是你可敬的父母和你的全家。”
王指导员为什么把自己的三等功勋章献给了一个战士的家庭呢？
这正是本文要向读者介绍的。
七连副班长朱德臻1982年参军。
入伍刚满一年，父亲朱文会因病去世了。
老人临终前，向在医院守护的二儿子朱德功交代：“万一我有个好歹，甭告诉德臻，部队上的事多，不能让他再给领导添心思。”
父亲去世后，全家人把悲痛埋在心底，没有把不幸告诉朱德臻。
真是祸不单行。
今年5月17日，五十七岁的母亲因病又离开了人间。
在住院治疗期间，她多次嘱咐小朱的两位哥哥：“当兵和别的不一样，家里的难事都对他说，他脑子里哪还有地方盛部队的事？
一旦我有哪天也和你爷（高密当地称父亲为爷）一样，也不要告诉英杰了（朱德臻的乳名）。”
朱德臻入伍两年多，家中大小灾难接二连三，可在他收到的二十多封家信中，只字未见家中有什么困难。
1982年6月，他母亲得了半身偏瘫，住进医院。
就在这时，入伍刚刚半年的朱德臻写信询问家中的情况和二老的身体。
信怎么回？
朱德臻的父亲说：“乍出去本来就想家，这些事告诉他，那不更想家了。”
就这样，母亲卧床三个月，家里先后给朱德臻去了三封信，总是以“喜”相报。
今年春节，朱德臻了解到大哥哥结婚，把平日节省的八十元钱寄回家。
家里收到朱德臻的钱，知道他是对家庭困难担忧。
为了使小朱相信家中“不困难”，家里在他寄来的钱中又加上十元钱寄了回去，并写信安慰他；
现在党的政策好，挣钱路子宽，去年光棉花就卖了六百元，再加上二哥承包果园，全家挣的钱合起来少说也有二千元，头几年欠的款已全部还清。
这本来都是实情话，但由于母亲久病，父亲去世，哥哥结婚，花费大，家里这时还欠账一千四百元。
母亲去世后，乡亲们都为朱德臻一家能否和睦相处过下去，捏着一把汗。
问题在哪？
就在他那个精神失常、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姐姐身上。
如今母亲不在了，这个病姐姐靠谁来抚养呢？
两个哥哥无不为此犯愁。
德臻的嫂子对他们哥俩说：“为咱姐，你们不要犯愁，全交给我了，不然对不起死去的娘。
要是弟弟知道了姐姐没人管，他在部队也没法安心。”
她对丈夫说：“娘不在了，弟弟还不知道，凡事咱俩要想得更细、更周到，做得和娘在世一样。”
她看到母亲在世时常给德臻纳鞋垫，如今这活也接了过来。
就连给两个弟弟盖房子、娶媳妇的事，她都装在了心里。
母亲去世不久，二哥按嫂嫂的嘱咐到部队去看望弟弟德臻。
他在连队住了一整天，当他了解到弟弟入伍以来多次受到嘉奖，并学会了针灸、养蘑菇技术后，十分宽慰，母亲去世的消息一直没有告诉弟弟。
第三天一早，当他拿上弟弟给母亲买的五斤鲜鱼和其它食品，要返回家乡时，强忍眼泪把要送他上路的弟弟拦了回去，而提出让连长李继文和弟弟的排长钟玉俊相送。
到了车站，这位二十四岁的青年农民才流着眼泪向连长诉说了家里的真实情况，请求领导在德臻将来一旦知道了家中情况的时候，多开导他。
红星一人戴，责任全家担。
王指导员被朱家两代人的拥军精神深深感动了。
他想，战士生活在连队，但远离战士的家庭和亲人费了多少心，尽了多少力！
自己能挑起肩上的担子，战士的家庭和亲人帮了多大的忙啊！
对这样一个普通而不平凡的家庭，用什么才能表达自己的一片感激之情呢？
他拿出了自己珍藏的三等功勋章，意味深长地对连长说：“真正有资格享受这荣誉的不应该是咱，而是象朱德臻这样的家庭。”
于是他给朱德臻一家写了一封充满感激之情的信，并寄去了这枚金光闪闪的勋章。
（武前舜 朱长富）
作者：庄聪生曲黄民
“如果说祖国的空中长城是由飞行员同志筑起的话，那么这个长城的一半是他们的妻子。”
——周恩来
今年5月中旬，内蒙古自治区妇女联合会作出决定，授予空军某部随军烈属马秀娥“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
6月下旬，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分行为马秀娥晋升一级工资。
马秀娥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赞美和奖励？
人们说：她是一个具有宽阔胸怀和高尚情操的女共产党员，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爱国拥军模范。
1972年10月6日中午，内蒙古草原上空，空军航空兵某团大队长张春峰和战友驾驶着战鹰，进行最后一个空战课目训练。
飞机正在做一个特技动作时，突然失速进入螺旋，翻滚着朝地上栽了下来……
第二天上午，团首长找到张春峰的妻子马秀娥，沉痛地告诉她：“张春峰同志在飞行中不幸牺牲了。”
听到噩耗，马秀娥昏倒在床上。
在大家的呼唤下，她渐渐地苏醒过来。
团首长安慰她：“春峰是为空军建设献出生命的，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马秀娥眼含泪花说：“飞行训练和打仗一样，也会有牺牲的。
我是一个飞行员的妻子，思想上是有准备的。
出了飞行事故，首先是国家和部队的损失，你们不要再为我分散精力，我能挺住。”
多么宽阔的胸怀！
她通情达理，明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即使在和平时期也要付出代价，甚至献出生命。
按照国家的优抚政策，每月发给马秀娥和三个孩子一定的抚养费。
尽管这样，对于还当临时工、月薪只有三十元钱的马秀娥来说，生活仍然是艰难的。
然而，她从不以烈属的身份，向部队提出任何照顾的要求。
她说：“春峰牺牲了，我就象倒了一座山，但山倒志不能倒。
这个志就是要为烈士争光，为党、为部队争光。”
有一次，她婆婆写信给部队要救济，马秀娥回老家时，再三劝老人：“娘，以后有事就写信给我，我会寄钱来，可不要找部队麻烦。”
老人哽咽着说：“你一个人带三个孙儿，我怎能向你要钱。”
马秀娥诚恳地说：“有我在，就和春峰在一样。”
说完，把身上的钱除留路费外，其余的全部掏给婆婆。
这趟回家，她欠了一百多元钱。
有人让她给师里打个申请救济报告，被她婉言谢绝了。
这以后，马秀娥让财务股每月从抚养费里扣，为了还清这笔钱，自己领着孩子节衣缩食过日子，从不乱花一分钱。
她体谅国家困难，主动为党分忧。
而党组织也时刻关照着她，在她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温暖的手。
师、团领导经常问寒问暖，送来救济款和物品，军和军区空军的一些老首长来内蒙时，也要专程到她家看望。
去年5月份，团里盖了新房子，团长朱德金把分给自己的一套新房子让给了她。
师领导和机关干部，逢年过节，都来慰问她。
党组织给予的一次次关怀，都使她感到有一股暖流在胸中回荡。
她不时地告诫自己，要把党的关怀化为克服困难的力量，把自己给组织上的负担减少到最低程度。
丈夫牺牲时，马秀娥只有三十四岁，三个孩子最大的只有八岁，最小的不满两岁。
马秀娥拿定主意：“春峰不在了，三个孩子就是我的心，能把他们抚养成人，为国家出力，我觉得比什么都幸福。”
凭着对军队的深情厚意，马秀娥含辛茹苦地抚育着三个孩子。
她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和胃病，到了冬春季节，四肢关节酸痛，胃病有时一发作，两三天吃不下饭。
1977年之前，孩子们还小，沉重的家务全由她一人操持。
清晨，她早早起床，热好头天晚上做好的饭，给孩子们穿衣洗脸。
吃过早饭，她又送孩子们上学和进幼儿园，紧紧张张赶去上班。
晚上，她先是辅导孩子做作业，孩子们躺下来，她又把满盆的衣服端出来洗，再踩一阵缝纫机，缝缝补补，全家人的衣服多是这样赶出来的。
早些年，春峰在时，可以从空勤灶里买些米面和副食品。
后来，马秀娥只能按当地的供应标准买80％的粗粮和20％的面粉，很难买到一次大米。
有一次，儿子永胜生病，好些天吃不下饭，想喝点大米粥，求妈妈找部队要一些大米。
然而，马秀娥没有迈出门槛，而是走进厨房里，给儿子熬了一锅小米粥。
后来，师里一位领导知道了这件事，热泪盈眶，亲自给马秀娥送去一百斤大米和六斤香油，并诚恳地说：“老马，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尽管直接找我，我们一定帮你解决。”
可马秀娥一次也没有向他叫过“难”字，见了面总是笑着说：“家里挺好，啥也不需要。”
春峰牺牲后，党组织为了帮助马秀娥解决经济困难，让她到军人服务社当临时工，并安排她干比较清闲的保管员。
马秀娥却向领导请求说：“我还年轻，让我到柜台上去吧。”
她选择了副食蔬菜组，每年过冬前，部队从几百里外的河套平原拉来贮存菜，常常是夜里十点多钟车才到家。
为了不让菜放在外面过夜受冻，马秀娥不管多晚，多冷都主动出去，和组里的同志挨家挨户送菜。
冬春之际，到城里进货是一件最累的“苦差事”。
路上气温在零下二十多度，坐在大敞篷车厢里，几十里路程下来，手脚几乎失去了知觉。
而且都是清晨出发，天黑才返回。
人们情愿多干两天活，也不愿去进一趟货。
马秀娥每次主动要求去。
那时，她最小的儿子刚满四岁，两个女儿上学出去后就没人照看。
她横了横心，把儿子锁在家里，买来玩具、饼干、水果放着，自己脱身去上班。
1976年夏天，机场储蓄所要招收一名职工。
这里离家近，又是国营职工。
考虑到马秀娥随军十一年没有正式工作，部队把名额分配给她。
她十分感谢党和军队对自己的关怀，一丝不苟地工作在岗位上。
她分管的营业额中，手续清，账目清，从未出现过一分钱差错。
从张春峰牺牲到现在十二年了，马秀娥在困境中顽强地走了过来。
她用自己的言行，为军队争了光，为烈士添了彩，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庄聪生 曲黄民
马秀娥耐心做婆婆的思想工作，不向组织伸手，自己克服困难。
图为马秀娥回乡看望老人。
栏目：本版编后
本版刊载两篇感人肺腑的通讯：《献给光荣的人家》、《她在为军旗争光》。
值得一读。
两篇通讯中的事迹，犹如拥军模范赵趁妮、郑美亭、烈士妻子朱才群的续篇。
为了不使子弟兵分心，为了不给军队党组织增添麻烦，朱德臻一家和烈士妻子马秀娥，甘愿承受一切牺牲、痛苦、困难。
他们用这颗炽热的拥军之心，在默默地为军旗增辉。
由此使人想起当年的戎冠秀，想起电影《车轮滚滚》里的支前父老。
打开人民军队的光辉史册，哪一页上没有浸透着人民群众对子弟兵亲和爱！
正是有了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援，社会主义的钢铁长城才能得以巩固、发展、强大。
节日倍思亲。
在迎接我军诞生五十七周年之际，我们怎么能忘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光荣的军烈属们对子弟兵的深情厚爱呢？
作者：胡朝明/徐文良
本报讯 7月1日，兰州军区在驻宁夏某部隆重集会，由司令员郑维山、政委谭友林发布命令，授予在改革政治工作，加强基层建设中做出突出成绩的某团政治处以“面向基层勇于创新的政治处”荣誉称号。
这个团政治处从1981年起，积极配合团党委的工作，努力开拓政治工作新局面，全团教育训练成绩优异，政治和行政事故双无，总政治部有关部门先后两次介绍这个团政治处的经验，称赞他们“发挥了思想政治工作第一线指挥部的作用”。
团政治处改革一起步，就重视肃清政治工作中“左”的影响，改掉做表面文章，报喜不报忧的坏作风。
他们每年抽出三分之一的干部下连代职，人均下连一百三十天以上。
他们十分重视利用信息搞好部队的政治工作。
团建立起思想政治工作信息交流站，除在连队设立联系点外，还同军内外有建树的政治工作者李燕杰、赵言舟、吕志东等同志建立了联系。
三年来，政治处和连队干部一起对基层政治思想工作中六十多个问题，作了较系统的研究，有六份材料分别被总政的刊物和军报刊用，二十六份材料被军区和兄弟军区的刊物刊用。
他们还注意精心培育政治干部，大力抓好在职培训。
做到“六有”。
一、有规划。
政治处与西安陆军学校、西安政治学校定点挂钩，制定出三年培训规划，使干部每年学习一至二门政治理论课程。
二、有场所。
团腾出十三间房子，办起“业余政干校”，设立研究室、资料室、阅览室、教学室。
三、有时间。
每星期二为政治干部学习日，1981年5月至今，轮训累计教学五百多个课时。
四、有教材。
团拨款一千多元购买图书和教材、教具。
五、有教员。
政治处挑选了八名上过院校和有实践经验的政治干部为政治教员，请有专长的干部战士、军内外学校教师上课辅导。
六、有考核。
团除七次对政治干部进行政治理论专业知识测验外，学完每门课程后，都请西安陆军学校考核验收。
（本报通讯员 胡朝明 本报记者 徐文良）
作者：沈妙忠/王海良
本报讯 7月6日上午，海军航空兵某师为驻地两个乡、五个村的干部群众举行经济信息发布会，受到热烈欢迎。
这个师在军民共建活动中，积极支持农村发展商品生产。
他们发动干部战士利用探家、书信，了解家乡的经济信息，由师群工科定期进行汇总、分析、选择，提供给各专业户。
到目前为止，他们已为附近四个乡、十二个村提供了几十条当地急需的供销信息，使几十个乡村企业和几百个专业户在经济上得到了好处。
（沈妙忠、王海良）
作者：鲁维芳
本报讯 7月6日上午，云南边防某部指挥机关发出通报，表彰七连六班班长郝兴学组织全班巧打越军的一个加强班，毙敌两名，缴获冲锋枪两支，全班无一伤亡的事迹。
6日凌晨二时许，老山地区细雨蒙蒙，伸手不见五指。
在我方阵地担任警戒任务的六班长郝兴学，警惕地守卫在阵地一侧的暗角。
突然，前沿用沙袋堆置的工事外侧冒出两个脑袋，郝班长在询问口令的同时，迅速移动哨位，将手榴弹投向敌人。
两个家伙连滚带爬地溜了回去，越军偷袭不成，约二十分钟后又发起强攻。
刹时，枪弹猛烈地向六班阵地扫来。
郝班长一面请在邻侧防御的五班长陈爱民用指挥机向上级呼唤炮火。
一面指挥大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以减少伤亡。
由于指挥有方，敌人的强攻被打退了。
清晨他们打扫战场时，发现两具尸体和两支冲锋枪。
（鲁维芳）
作者：张其金/乔林生
本报讯 空军总医院重视抓好人才队伍建设，医院工作出现新面貌。
6月下旬，空军后勤部工作组来院检查工作，对其引进人才、培养人才、重用人才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空军总医院技术骨干青黄不接，专门人才更是缺乏，直接影响了医疗质量的提高。
为解决这个问题，院党委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专门成立了“人才选拔引进小组”，通过多种渠道，有选择地引进了一些有专业特长的技术尖子，弥补急缺。
军医杨雪琴原在地方医院工作，后考入北京医学院研究生，取得硕士学位。
1982年底毕业时，原单位没有分配指标，总医院主动派人和地方单位协商，并报空军机关批准，将她调到皮肤科工作。
在做好人才引进工作的同时，总医院抓紧对各类人员的在职培养。
对近两年接收的二十多名大学生，他们安排全部进行业务轮转训练，并规定专人负责。
对专科进修生，指定指导教师，专人带教，有明确的教学计划和指标，并定期进行考核。
对主治医生以上的技术骨干，医院一方面让其在医、教、研活动中担任主角，另一方面组织他们有计划地外出参观学习，及时了解国内外的医学科学动态。
他们敢于重用人才。
仅今年上半年，就大胆提拔了十八名主治军医担任科级领导，使工作出现了新面貌。
近几个月，在收治住院和门诊人数普遍增加的情况下，未发生医疗事故。
（张其金、乔林生）
作者：雷霆
栏目：军训短波
某军军师领导带教飞行指挥员
本报讯 为了迅速提高第一线飞行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沈阳空军某军军师两级二十二名领导干部登上塔台传帮带。
截至六月底，已有百人之七十八的新指挥员得到带教。
门军长下到某飞行团，连续参加了五个飞行日，带教了一名副团长。
带教中，他从制定飞行计划、指挥调度到指挥口令，都手把手地教，发现问题，当场纠正，开从理论上讲清，还帮助分析处置各种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促使指挥员思考。
通过老指挥员的带教，新指挥员普遍感到在实践中学习指挥效果好，提高快，和以前比，指挥和判断更准确熟练了，飞起来也更放心了。
（雷霆）
修理所演练微光下抢修轻武器
本报讯 五三六○五部队军械修理所，野战条件下微光快速抢修轻武器训练效果好。
六月三十日，军区后勤部军械部将这一训练录了像。
这个修理所从实战出发，自己动手制作野战快速抢修工具。
他们在实战背景下抓专业训练，迅速提高修理人员野外快速抢修轻武器的技能，原来拉出去需四十三分钟现在缩短到八分钟，野外武器一般故障的判断与排除，原来一人需要二十五分钟，现在只需十分钟。
（吴钟洲）
某师进行炎热条件下综合拉练
本报讯 六月十九日，广州军区某师所属某团三营全副武装走出营房，在粤东素称“火炉”的山区，拉开这个师夏练“三伏”的序幕。
自一九七九年以来，这个师一直没搞过长途野营训练。
今年，他们根据训练要实现“三个转变”，提高“五种作战能力”的要求，选定所属某团三营为试验单位，摸索部队在炎热条件下长途行军、强行军、奔袭的组织实施方法；
研练伏击、反伏击、遭遇、包围、突围、仓促防御的组织指挥及战术手段，学习野炊、防暑、防虫、露营等常识。
（杨炽光、潘泽彬）
某猎潜艇大队演练用舰炮截击导弹
本报讯 六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时四十分，碧波滚滚的黄海某海区，一枚模拟超低空反舰导弹突然向正在编队航行的八○七舰左舷前方飞来，刹时，八○七舰和后续六○五艇上的一门门小口径舰炮一起瞄准目标，炮弹织成密集的火网，从不同角度射向迎面飞来的导弹。
这是北海舰队某猎潜艇大队组织的一次舰炮打导弹训练的演习。
随着现代军事科学的发展和装备更新，反舰导弹成了未来海战中威胁水面舰艇的主要武器。
为了立足现有装备，做好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某猎潜艇大队大胆探索舰艇小口径火炮抗击超低空飞行目标的训练改革。
大队长杨春生和业务长张志和在六○五艇进行试点，总结建立对海雷达光学仪器和目力相结合的多层次观测网，实行快速捕捉、快速跟踪、快速瞄准、快速集火打击的经验，大大提高了成功率。
为增强训练效果，他们运用与反舰导弹外型和性能相似的航模靶机，模拟超低空反舰导弹。
成功地解决了飞行目标的保障问题，受到了海军业务部门和舰队领导机关的赞扬。
（施昌学、朱金平）
作者：田学祥
据安徽省林业厅有关人士介绍，现在，整个淮北平原的立木积蓄量已达一千二百六十万立方米，年采伐量达五十万立方米，相当于过去国家每年调拨给这个地区木材总量的六倍多。
木材除本地区自用外，每年还向本省的江淮地区和邻省调运五万多立方米，出现了安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北木南调”的新局面。
同时，每年还向国外出口六千立方米优质桐木。
淮北平原过去被称为安徽的“北大荒”。
土地贫瘠，缺树少木，非旱即涝，到处是草木不长的“光腚庄”。
现在，淮北平原上到处是郁郁葱葱的林木，翠绿醉人。
八万二千多个村庄已基本绿化，80％的村庄营造了环村林，林地面积已达二百多万亩；
总长一万四千多公里的大中型河堤，已有60％营造了防护林带；
六千二百多公里公路两旁已基本栽上了林木。
杜鹃、画眉、啄木鸟等一批淮北平原上罕见的鸟类，开始在这里“安营扎寨”，繁衍后代。
植树造林的蓬勃开展，使林业生产成为淮北人民重要的收入来源。
一大批林业承包专业户，走上了以林业致富的道路。
林业生产还使淮北平原的生态走上了良性循环的道路，出现了林多、畜多、肥多、粮多的新局面。
栏目：边整边改 克服官僚主义
浙江省对外经济贸易厅在整党中勇于揭露严重官僚主义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问题，采取措施边整边改。
到6月底，国外逾期帐款中已收回80％，计八百七十七万元。
浙江省自1981年开始自营出口业务以来，出口额逐年扩大。
但由于外贸系统相当一部分干部业务生疏，特别是某些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以致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事件不断发生。
据核实，仅1982年和1983年，被外商索赔五千元以上的责任事故就有三十二起，计三十四万五千元。
截至今年3月底，省外贸系统在国外及香港等地逾期未收回的帐款达一千零八十五万元。
过去，厅领导班子认为“外贸亏损难免”，既不追究造成这些事故的原因和责任，也不总结经验教训。
有的款项还批准核销了。
整党开始以后，浙江省对外经贸厅党组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浙江省对外经贸厅把督促收回一百五十二笔逾期未还的款项作为边整边改的一条重要措施。
各公司从领导到业务员都通过各种渠道协同催款。
大家都表示，我们不仅要收回宝贵的外汇，而且要收回被丢掉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
（据新华社）
栏目：边整边改 克服官僚主义
中共甘肃省委和省人民政府于7月14日联合发出通知，撤销五十七个设在省委和省政府中的临时机构。
自1979年以来，甘肃省委、省政府在常设机构之外设立的临时机构达一百一十六个。
这些临时机构的工作，多数与职能部门相重复，不利于发挥职能部门应有的作用，并且增加了层次，影响了工作效率的提高。
在整党过程中省委、省政府对临时机构进行了清理，合并了一部分机构，撤销了一部分机构。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李先念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马达加斯加最高革命委员会委员、革命先锋党政治局委员西蒙·皮埃尔为团长的马达加斯加友好代表团，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据新华社科伦坡7月15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及其一行，结束了对斯里兰卡为期一周的访问后于今晚离开这里前往孟加拉国。
斯里兰卡空军司令佩雷拉和其他高级军官到机场送行。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高锷和华侨代表也到机场送行。
在访问期间，张廷发曾受到斯里兰卡领导人的接见，并和斯里兰卡武装部队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谈。
作者：朱广智
河南省浚县巨桥乡老鸦章村农民袁顺然一家在麦场上休息。
这个村农民的经济收入逐年增加，生活水平也大有提高。
往年麦收时节，大家用井拔凉水解渴，如今多以汽水、啤酒、小香槟为饮料。
新华社记者 朱广智摄
山西省太原市北郊区北固辗村专业户郭士亮富裕起来后，最近为本村七年制学校设奖教金、奖学金，奖励优秀教师和三好学生。
学校每学期评出的优秀教师，每人奖励三十元，三好学生每人奖励五至七元。
受奖名额不限。
河北省农村女青年赵玉芝的工笔仕女、花卉、山水等三十二幅画最近在束鹿县影剧院展出。
赵玉芝今年二十一岁，从小喜爱绘画艺术，近五年来，她共创作和临摹美术作品五千多幅。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7月14日电 据阿富汗新闻社今天报道，7月初，阿富汗游击队频频袭击苏联占领军。
7月1日，阿富汗游击队在坎大哈省阿尔冈达布地区粉碎了苏联和卡尔迈勒军的一次进攻，打死敌人十七名，打伤十一名。
7月3日，游击队在喀布尔以东七十五公里的坦吉地区袭击了从喀布尔开往贾拉拉巴德的一支敌军的运油车队，击毁三辆油车，俘虏了十五名卡尔迈勒军士兵。
7月3日晚，游击队用火箭袭击了加兹尼省省长的住宅，打死保安人员五名，打伤九名，一名保安人员向游击队投诚。
省长本人仓皇脱逃。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7月16日电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马哈茂德·哈龙今天在联邦顾问委员会上说，截止今年3月，在巴基斯坦注册的阿富汗难民总数已达二百八十五万五千八百一十三人。
哈龙说，巴基斯坦国内有三百四十七个阿富汗难民村。
据新华社阿尔及尔7月16日电 巴勒斯坦革命武装力量副总司令阿布·杰哈德15日在阿尔及尔向本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五个巴勒斯坦组织13日在阿尔及尔签署的协议，标志着巴勒斯坦各主要组织在实现民族团结方面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说，为了消除巴解组织内部的分歧，在民主也门和阿尔及利亚的帮助下，法塔赫同人阵、民阵、解阵和巴共的领导人，今年以来进行了一系列的会晤和对话。
五个组织的代表从4月18日起至6月27日止，分别在阿尔及尔和亚丁进行了三次会谈，终于就有关巴解组织的政治和组织纲领以及召开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的日期取得了一致意见，签署了民族团结协议。
但是，在对叙利亚的政策方面，我们同一些组织仍然存在着分歧。
栏目：国际简讯
△日本F—15战斗机开始执行任务 据报道，日本部署在九州新田原基地的F—15战斗机，十六日开始执行西日本地区的防空作战任务。
F—15战斗机是美国提供给日本的新式战斗机。
一九八二年二月，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了由二十架F—15战斗机的组成二○二飞行队。
△英内阁紧急会议研究对付罢工措施 伦敦消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十六日召开内阁紧急会议，研究是否实行紧急权力法来解除罢工的码头工人对港口的封锁，包括宣布紧急状态和动用军队来对付码头工人和矿工的罢工。
据报道，持续了六天的码头工人的罢工，封闭了英国的主要港口，使贸易陷入瘫痪。
△蜂群袭击委内瑞拉一村庄 本月十三日，几大群非洲蜂袭击了委内瑞拉的中西部一个名叫埃尔萨尔托的村庄，蜂群所到之处伤人不少，牲畜成百死亡。
一名被蜂螫伤的人说，蜂群的声音比飞机还响，转眼功夫就有上百只鸡被螫死。
（据新华社）
作者：杜永胜戈树轩常树科包长江
栏目：家乡喜讯
从报上看到河南省灵宝县举办农民摩托车大赛的消息以后，我们几位河南籍的同志感到特别的兴奋，同时，心里又在想：农民买摩托干啥？
这不是“乡巴佬”开洋荤吗！
说来也巧，最近我们几人正好出差来到灵宝县，所见所闻，不仅为我们解答了农民为啥爱摩托，而且使我们看到了农村发展商品性生产所带来的一片繁荣景象。
吕老汉插上金翅膀
在焦村乡西章村，我们见到一位头扎白毛巾的老汉，他推着嘉陵摩托正要脚踩油门，我们好奇地问了一句：“大爷，您老也摆弄起摩托车来了？”
“咋！
我就不兴？
你们是不是瞅这摩托和我这一大把年纪不相称？”
老汉先是把脸一沉，转而把嘴一咧，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谈了起来：“我叫吕远东，今年五十五岁。
前年，我承包了四十亩苹果园。
县里为了扶持苹果专业户，专门举办了科技讲座班。
俺经常到县里去听课，到底是上了年纪，往县城里跑一趟，腰疼腿酸好几天。
老伴心疼地数道俺：你不会买个‘冒烟车’，千儿八百的又不是拿不起。
俺就买了这辆嘉陵。
骑了没几天，俺竟骑上了瘾。
到县城里去听课，俺屁股后头冒一会烟就到；
听说哪个地方的苹果专业户有了新道道，俺脚踩油门，嘟嘟地就去。
这两个轱辘真象给俺插上了两只翅膀！”
“家庭工厂”安上“风火轮”
在西华村，我们听说刘友哲一家六口人，人人都会骑“嘉陵”，便登门拜访。
一进他家的院，只听见机器轰鸣，一台八吨大卡车停在一旁，院子中间正好有两个人往一辆托车上捆绑着什么东西。
“这儿是工厂？
还是你的家！”
我们不解地问主人。
主人笑呵呵地答：“这既是工厂又是家，你们就称‘家庭工厂’吧！”
“家庭工厂”？
新名词。
主人热情地邀我们参观，边走边介绍，话语自然又引到了嘉陵摩托车上。
他说：“我这‘家庭工厂’从事养殖、缝纫、面粉加工和运输四个行业。
这几行，行行都要摸行情，搞信息，要是没个嘉陵可抓瞎了。
现在有了它，好比有了一个‘风火轮’，有时，儿子要订货，不管是上郑州，还是到安阳，骑上它就跑了；
闺女要签合同，管它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哒哒哒哒’的就走了。
去年，我们一家人就靠骑着它订合同，摸行情，才使‘家庭工厂’生意兴隆啊！
你们猜，我去年挣了多少钱？”
我们笑着摇了摇头。
老刘伸出几个指头。
“一千八？”
“不对！”
“一万八？！”
“对！”
我们有点吃惊，老刘看出来了，对我们说：“这个数，要搁在前几年准把我吓死，现在吗……”老刘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临走时他告诉我们，今年准备再买一辆“嘉陵”和一辆卡车，争取年净收入达到三万。
驾着“黄河”跑工地
一个晴朗的上午，我们慕名到某建筑工地拜访了伊庄乡农民建筑公司的农民经理李海泉。
只见他正倚着“黄河——250”型大摩托，和几位农民建筑工人对着图纸比划着什么。
“听说你这位农民经理，已骑着摩托指挥生产啦？”
老李豪爽地答：“是的，因为我太需要了。
去年，我联合了几个农民建筑队，成立了农民建筑公司。
我自荐当了经理。
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和用户信誉，我每个工地都要天天去检查。
开始，近的骑自行车，远的就乘火车和汽车，几个点跑一趟就要好几天，很不方便。
特别是现在公司扩大了，人员增加到一千二，承包了灵宝县三分之一的工程，施工线拉长到五十里。
听说‘黄河’大摩托劲大速度快，我就花二千元买了一辆。
有了它，就等于我脚底生风了。
去年，我们承包了三个大工程，位置就象个三角形，我骑着‘黄河’，几乎一天跑一遍，及时解决了施工中出现的问题，确保了施工质量。
尤其是公司承包的灵湖金矿工程，提前三个月完工，受到了冶金部有关部门的表扬。”
说到这里，老李信心百倍地说：“现在俺这公司骑摩托的还就是俺这经理一个人，随着公司的发展，会有更多的人能骑上摩托上下班。”
（武汉军区某部干事： 杜永胜 戈树轩 常树科 包长江）
图为灵宝县农民摩托车大赛盛况
栏目：体育场
今天上午启程赴美的有中国男女篮球队、男子排球队、女子手球队、跳水队、水球队、举重队、击剑队、赛艇队的全体运动员和田径队、射击队、摔跤队、自行车队的部分运动员以及教练员、工作人员，共二百零一人。
参加奥运会的中国田径队的部分运动员和游泳队，已先期到达洛杉矶进行训练。
代表团团长李梦华，中国体操队和女子排球队等，将于近日赴美。
本报讯 云南省临沧军分区原政治委员郝效烈同志，因病于1984年4月20日逝世，终年六十五岁。
郝效烈同志1936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1937年8月入伍，1939年4月入党，历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治委员兼县委书记、军务部长等职。
本报讯 离休干部、山东省聊城军分区原副司令员文忠同志，因病于1984年5月28日在山东省泰安市逝世，终年六十五岁。
文忠同志1933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栏目：体育场
据外电报道，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锦标赛15日在怡保结束。
在单项比赛中，中国选手夺得女子单打和女子双打两项冠军。
女子单打决赛在两名中国选手李玲蔚和吴健秋之间进行。
李玲蔚以二比一获胜，夺得冠军。
在女子双打决赛中，中国选手吴健秋和关渭贞合作，以二比○击败瑞典和英格兰的选手，获得冠军。
（据新华社）
作者：赵晓文
栏目：体育场/为国争光
今年6月10日下午三时，随着“砰”的一声枪响，南京全国田径冠军赛110米高栏决赛开始了。
只见一位身穿红背心身高腿长的运动员跨出第一个栏即开始领先，最后，他以领先其他选手一个栏架的优势首先冲过终点。
“13秒95”，电子显示屏上立时出现成绩的数字。
“破纪录了！”
人们兴奋地祝贺小伙子打破了保持六年之久的14秒10的全国纪录，并使我国男子110米高栏的成绩突破14秒大关，当人们向小伙子祝贺时，他却遗憾地说：“如果一开始跑得节奏正常，说不定能破亚洲纪录呢！”
这位小伙子是解放军运动员余志诚。
余志诚出生在广东佛山一个工人家庭，小学五年级时，就爱上了跨栏运动。
当他上初中的时候，被吸收到佛山市少年体校。
1980年1月，他参军到了广州部队。
1981年4月，小余又被选进八一田径队，在我国六十年代跨栏宿将周连立的指导下受训。
经过一个冬春的艰苦训练，小余的栏间跑速度大大提高，柔韧性也更加出色，1.87米的大个竟可随意“大劈叉”。
不久，他在1982年全国田径冠军赛和科威特田径赛上表现突出，最好成绩达到14秒21。
1982年12月，十九岁的余志诚来到国家田径队跨栏组。
1983年，余志诚的成绩继续稳步提高，在第五届全运会上以14秒14获全运会110米高栏冠军。
这一年，给小余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一件事：11月，小余在科威特亚洲田径锦标赛上，和台北队选手吴清锦相遇。
吴清锦身高1.84米，身材条件不如小余。
但在决赛中，吴清锦却首先冲到终点，并以13秒90的成绩破亚洲纪录。
这次失利使小余难过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发誓一定要在以后的比赛中取得胜利。
今年冬训，余志诚狠抓了力量、速度、弹跳等几个环节的训练，100米跑由11秒1上升到10秒7，200米跑由22秒上升到21秒6，其他身体素质也全面提高。
在今年春季的几次比赛中，他六次跑出13秒8，两次跑出13秒7（都是手计时），达到了奥运会报名标准，显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
现在，余志诚正积极准备参加洛杉矶奥运会。
可以预计，这次高水平的运动会将考验这位二十一岁的跨栏新秀的意志、经验和素质，成为他继续前进的新起点。
（赵晓文）
作者：庞胜
栏目：体育场/体育风景线
东海前哨某部高机连驻地老虎头山上，很难找到一块“巴掌”大的平地，体育活动的开展受到很大限制。
全连干部战士积极想办法，在开山凿石建造运动场的同时，建起了健身房。
连队购买了一些拉力器、哑铃，自制了杠铃、千斤棒、倒立架等训练器材。
健身房里的《健与美》专栏中，张贴着一周的身体素质训练计划表，每个人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练习。
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后，干部战士的身体素质明显增强，原来几个“绿豆芽形”的战士，现在个个变得“虎背熊腰”。
（庞胜）
作者：朱言钦
栏目：体育场
驻守在南海前哨的某部一连干部战士，最近开展起一项新活动——围棋。
只要你细心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他们使用的棋子，并不是从市场上买来的，而是战士们独具匠心用面粉做成的。
面粉能做这么漂亮的围棋子吗？
能！
它的制作者就是二班战士石建拖。
小石先按一般围棋子的大小做好模型，然后将生面粉用开水调成糊状（不能太稀），在模型中按紧、磨平，再放到荫凉处晾干，并涂上所需要的颜色和一层家具光油，于是，一副漂亮的围棋子便制做成功了！
小石做的围棋问世后，大家下的下，看的看，很快都爱上了这项活动。
（朱言钦）
栏目：体育场
7月16日记者从中国篮球协会获悉，中国篮球协会已邀请中国台北篮球协会派队参加将于今年10月13日至24日在上海举行的第十届亚洲女子篮球锦标赛。
中国篮球协会发言人表示，这是中国首次举办亚洲篮球锦标赛，欢迎亚篮联会员协会参赛，尤其希望中国台北篮协能够派队参加，使得台湾海峡两岸的篮球运动员能够在一起切磋球艺，畅叙同胞情谊。
（据新华社）
栏目：体育场
中国青年杯国际足球锦标赛第一阶段的比赛，7月15日分别在沈阳市和大连市开始。
北京队和日本队在揭幕战中，分别以二比○和一比○战胜沈阳队和上海队。
本届杯赛共有十四个队参加。
（据新华社）
作者：纪占文毕强
栏目：体育场
沈阳军区某部舟桥连从七月一日开始，坚持每天进行两个小时的游泳训练。
图为干部战士在松花江中游泳。
纪占文 毕强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