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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个港口城市是：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今天在北京结束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建议进一步开放由北至南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作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一个新的重要步骤。
这十四个港口城市是：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
这些港口城市同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将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
今年2月，邓小平同志从广东、福建两省的经济特区视察回京后，在一次谈话中明确地提出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导思想。
这次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就是为了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的意见，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的。
会期一共十二天。
邓小平、李先念同志于4月6日下午会见了全体与会者并同他们一起照了相。
胡耀邦、赵紫阳、王震、方毅、杨尚昆、余秋里、宋任穷、姚依林、陈慕华、邓力群、谷牧、胡启立、乔石、郝建秀、田纪云、姬鹏飞、王丙乾、宋平等同志参加了座谈会。
到会的还有，沿海部分城市和有关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
座谈会着重讨论了这些沿海城市如何放开步伐，更好地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以及有关的政策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如放宽若干政策，使这些城市及其企业增强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的活力；
其中有些城市还将创造条件逐步兴办经济开发区，即在老市区之外另划一个有明确地理界限的区域，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便集中地举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外商独资经营企业等，并采取经济特区的若干政策，给以优惠等。
座谈会讨论了如何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的问题，认为各特区都应改革管理体制和管理机构，使特区的管理能够对国际市场的频繁变化作出灵敏反应，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
深圳蛇口的管理经验应在各特区推广。
要把特区办成既有发达的物质生产，又有高尚文明的社会风貌，真正成为“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
关于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的问题，座谈会认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福建省要帮助厦门市采取积极的切实步骤，努力实现这一奋斗目标。
座谈会还讨论了进一步搞好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加强管理干部和专业人才的培训工作，抓好经济特区和进一步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
邓小平、李先念会见参加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的全体同志。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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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京4月6日电 今天上午，南京军区某军宣传处干事窦芒电话报道，昨天军报一版头条刊登的某部干部“小水”《要正规化，不要讲排场比花钱》的来信，在我们这里引起强烈反响。
军刘政委从医院病房里给政治部打来电话，说：“这封信我看了三遍，很受教育，问题提得好，是反对做表面文章的一个重要方面。”
刘政委要我们立即办好三件事：第一，给军报打个电话，询问一下这位作者的真实姓名，如果是我们部队的，军领导要请他当面谈谈情况，一起研究改进的办法；
第二，给部队发个电话通知，要联系部队实际情况学习这封信，对照检查部队在正规化建设和训练中存在的问题；
第三，告诉××师（按：该军正规化建设的试点师）领导，今天下午军的领导要同师领导一起学习这封信。
刘政委电话刚完，郭军长又对政治部同志说：“这封信提出的问题我们部队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7月份，军区要在我们军××师开正规化建设现场会，这个现场会千万不能出现这封信中所说的‘比花钱、比形式、比门面、比招待’这种现象。
如果出现这样的现象，比出现几起大事故危害还大。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坚决纠正正规化建设中出现的某些偏差，端正指导思想，使正规化建设做到方向对、路子正。”
晚上八时，宣传处副处长赵仁春来电话：我今天下午随同刘政委、徐副军长和这个师的领导一起对照这封信，检查我们在正规化建设方面的问题，制订了四条措施：一、改变“内务加扫把”，应付上级检查的做法。
二、营区的各类场所建设要本着少花钱办好事的原则，不比门面，要讲实效。
三、给兄弟单位汇报的课目，不能光做给别人看，首先要在本单位推广。
四、对各团原来有贪图大而全、比门面的建设项目要重议，正规化建设一定要从实效出发。
栏目：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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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一版的读者来信《要正规化，不要讲排场比花钱》见报的当天，有两个单位立即给编辑部打电话，主动“对号入座”，认为“象是反映他们那里情况”（作者并不是这两个单位的）。
这件事情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强烈的反响呢？
从客观上说，来信指出的问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很强的针对性。
所以一经披露，就一呼百应，众目所向。
从主观上讲，这是整党带来的新气象。
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自觉找差距，勇于揭己短，闻过则喜，择善而从的新风尚正在发扬光大。
过去那种报喜不报忧，爱吹不爱批的不正之风，正被人们所厌恶和摈弃。
我们愿意为这样的新事新风唱赞歌。
我们希望这种新思想新作风遍及全军。
作者：孙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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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政治学院党委3月24日办公会决定，在整党中要再次检查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情况，进一步清除“左”的影响，树立“尊师重道”的新风尚。
院党委要求全院党员在整党中学习和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并认真抓好四件事：
一是认清知识分子在院校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和贡献，形成“尊师重道”的好风尚。
学院曾在全院表彰大会上为三十一名先进教员记了功，授了奖。
有一名中年教员教学很有成绩，院党委给他记了三等功，可是有些同志却对他挑剔较多。
学院政治部经过认真调查，肯定了这个教员的主流，系统整理了这个教员的先进事迹，准备在全院广泛宣传。
二是树立依靠内行办学的观念。
院党委认为，在整党中要特别注意破除那种认为“知识分子没有部队实践经验不能当领导”等偏见，大胆起用具有真才实学的教员担当领导职务。
最近提拔了十一名优秀教员担任教研室主任、副主任。
还选调了一批懂教学、会管理、年富力强的教员，到机关部门担任领导，改善领导班子的知识结构。
在工作中，院党委热情扶持他们大胆工作。
院领导和三大部领导采取到教研室开现场办公会的办法，当场解决问题，支持新领导开展工作。
三是认真抓好教员的进修培养工作，支持知识分子更新知识。
今年抽出三十余名教员脱产学习，有的送到中央党校等院校进修。
对在职自修的教员，也主动提供各种条件，妥善解决他们的工学矛盾。
四是进一步解决知识分子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优先解决他们的住房、疗养等问题。
今年从地方大学选调了几名讲师和研究生来学院任教，优先给他们安排了较好的住房。
此外，还正设法解决个别知识分子夫妻两地分居等老大难问题。
（孙勇民）
作者：庄聪生刘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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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空军某部在延庆县永宁镇开展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中央一号文件咨询服务活动”，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向农民宣传文件精神和有关政策规定，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这天上午，正逢永宁镇大集。
宣传小分队来到集镇最热闹的百货商店门前，挂起了“中央一号文件咨询服务站”大字横幅。
群众一见，马上涌了过来，把宣传站围了个水泄不通。
事前，宣传小分队编写了农民最关心的十五个政策问题解答，印了五百份，又用大字抄好，贴在墙上。
咨询活动开始后，人们纷纷提问题，要材料，一些农民还掏出小本子，抄录贴在墙上的问题解答。
咨询站的干部战士热情地接待了每一个来询问的群众。
一位从山区来的老农问道：“我承包了一片山地，前几年因为包的年头短，打算种点粮食算了，听说现在承包期要延长，我想种果树不知行不行？”
战士亲切地回答：“一号文件说了，土地承包期一般应为十五年以上，种果树承包期还可以延长，你就大胆地干吧！”
老人听了乐呵呵地说：“这下我吃下‘定心丸’了。”
一位中年人问：“我家开了个油坊，现在越来越兴旺，就是人手不够，想找两个帮手，怕人家说是雇工剥削，政策上允许吗？”
一个战士向他解释，只要遵守有关规定，按劳分配，民主管理，少量的雇工是政策允许的。
接着，他拿出中央文件把有关雇工的规定念给他听。
这人听后高兴地说：“我这就有准了，回去找人一块儿干。”
临走前还要去一份宣传材料。
还有一个青年农民问：“我想搞点长途贩运，不种地，挣了钱在我的承包地里盖几间房行不行呀？”
战士告诉他：搞长途贩运是政策允许的，但在承包地上盖房不行，因为文件规定：承包地不准转作宅基地和其他非农业用地。
咨询服务活动使整个集镇异常活跃，人们奔走相告，许多农民群众都纷纷赶来询问。
永宁乡乡长说：“这件事办得好，解放军宣传中央文件这么深入，这么细致，对我们是个很大的促进。”
庄聪生 刘绍文
作者：何礼/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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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广西前线4月5日电 在今天还击越军的炮战中，我边防炮兵部队以“快速开进、快速展开、快速射击”的战斗作风，赢得了时间、赢得了速度、赢得了胜利。
挑衅成性的越军从今天上午11时34分起，又向我龙州境内疯狂地发射了六百六十多发炮弹。
我炮兵部队迅即给予有力还击。
某炮团指挥分队受领任务后，以两小时四十分，从一百四十五公里以外到达指定位置，迅速投入战斗。
某炮团八连中午以来先后八次执行炮击任务，全部命中目标。
截至发稿时，我英雄的炮兵部队共摧毁敌炮八门、汽车四辆、观察所六个、隐蔽部一个。
（何礼、邓辉）
作者：刘成奇/张友谦
栏目：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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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云南边防前线4日电 船头前线炮兵某部八连的训练改革成果，在前天开始的对越炮火还击战斗中大显神威。
他们打得猛、打得准、打得狠，炮声未息就受到前线指挥所的通报表扬。
八连是训练改革先进单位。
今年开训后，他们根据山岳丛林地的实战需要研制革新了八项训练器材。
上级机关曾在八连召开现场会，推广了他们从技术革新入手改革训练的经验。
2日上午战斗打响后，这些改革成果对提高射击的速度和精度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4日上午，八连干部战士利用战斗间隙作了小结，决心根据实战需要继续改革训练，进一步提高战斗力，为保卫祖国边疆立新功。
（刘成奇、张友谦）
训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战；
而实战是对训练的最好检验。
所以有人说：“训练是不流血的战斗，战斗是流血的训练”。
这话是有道理的。
这次云南、广西边防部队还击越军武装挑衅的战斗，使我们进一步看到，我炮火打得猛、准、狠，受领战斗任务后：“快速开进，快速展开，快速射击”，赢得了时间和速度，这些都是与平时严格训练分不开的。
愿参战的部队充分利用这个时机，把训练与实战结合起来，扎扎实实提高战斗力。
作者：金东/安庆
栏目：鸡毛信
版面：头版
本报沈阳4月6日电 今天上午，沈阳军区某团俱乐部里喜气洋洋，八十六名已获得高中毕业证书的战士济济一堂，在参加战士业余自修大学开学典礼后，又于八时首次听大学课程的录音辅导。
战士业余自修大学，是这个团为适应部队文化教育形势发展和战士要求创办的。
业大学员由团统一发给大专教材，在业余自学的同时，每周集中两个晚上，组织听讲课录音，课程与地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同步，并通过统一考试领取文凭。
笔者请一位名叫霍志刚的学员谈谈对业大创办的感想，他只说了三个字：“好极了！”
（金东、安平）
作者：鸡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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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6日讯 记者从昆明军区政治部给总政治部的检查报告中了解到：昆明军区政治部已对《司令员李国忠三过妻子儿女关》一文严重失实事件进行了严肃处理，给予该文作者蒋勇同志行政严重警告处分，调动其工作，并将此事通报全区。
作者：程关怀
栏目：鸡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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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福州4月6日电 昨天上午八时，华侨大学和泉州市科委举办的“微型计算机技术应用”速成班正式开课。
在四十八名学员中，一位坐在后排、年龄最大的军人十分引人注目。
他是某师师长吴海金。
这个速成班为期一个半月，每周课程是三个上午。
吴师长闻讯后，立即赶去报名，被正式录取。
他对机关的同志说，要提高现代战争的指挥能力，不懂现代化的管理技术怎么行？
速成班的老师问他：“你工作很忙，能坚持下来吗？”
吴师长回答：“再忙，咬咬牙也得坚持。”
（程关怀）
作者：谭平
栏目：鸡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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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6日18时电 名垂蒙山七十二崮的孟良崮今天青石肃立，松柏齐哀——曾在此地指挥过举世闻名的孟良崮战役的粟裕同志的一部分骨灰，下午三时由他的夫人楚青和儿子捧撒在这里。
1947年5月，国民党反动军队以十七个整编师（军）的兵力，向我沂蒙山区发起全线进攻。
粟裕将军辅助陈毅同志，指挥我华东野战军将敌主力整编第七十四师全歼于孟良崮，极大地震惊了南京蒋介石集团。
粟裕同志生前曾表达遗愿，希望身后把骨灰撒在他曾经频繁转战过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
当粟裕同志的骨灰在微风中飘撒在孟良崮岗上时，自动赶来的数百名群众肃立默哀，表达老区人民对粟裕同志的敬意。
陈毅同志的孙子、粟裕同志的外孙——一个只有五六岁的孩子，给他的外祖父献上了一束鲜花。
（谭平）
作者：汤武/刘怀强
栏目：鸡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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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福州4月6日电 福州军区某师研制的微型炮兵射击指挥计算机，今天上午在所属炮团二营射击考核中得到验定，仅十二秒钟就准确计算出射击开始诸元，比手工按精确法计算速度提高六十倍以上。
这台微型炮兵射击指挥计算机，体积小，重量轻，操作方便，便于机动作战。
它既有计算和修正射击诸元、整理射击成果和进行司令部指挥计算等多种功能，也可同时计算榴弹炮、加农炮、火箭炮三种火炮的射击开始诸元。
计算射击开始诸元，现在只要一个计算兵，用十二秒钟，就能完成过去需要一个计算班最快也要十四分钟才能完成的程序，误差能控制在一个密位以内。
这样，炮兵快速反应能力和指挥效能就大大提高了。
福州军区领导机关决定，在4月下旬召开的训练改革现场会上推广这项改革成果。
（汤武、刘怀强）
作者：李谦
栏目：鸡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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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6日讯 今天下午，北京大学邓广铭等七名教授将北京军区撰写的中国百科全书军事卷初稿全部审改完毕。
正在编纂的中国百科全书，由北京军区担负撰写军事卷古代部分宋、辽、金、夏时期战争战役和军事人物条目。
北京大学的教授对书稿从内容、结构、段落、语法以至标点符号，都进行了认真审改，保证了书稿内容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李谦）
作者：李洪昌/覃显才/张友谦
栏目：鸡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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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云南边防前线6日下午4时急电 今天上午十时，越军向我麻栗坡县境内的马店、新寨、小平寨等九个居民点打炮挑衅，共发射各种炮弹七十一发。
下午三时四十六分又向我杨万地区发射炮弹八十余发。
我边防炮兵被迫进行自卫还击。
至发电时，炮战还在继续进行。
（李洪昌、覃显才、张友谦）
作者：黄武/陈龙奋
栏目：鸡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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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友道1973年入伍，1977年8月开始学搞营房设计。
由于他苦心钻研，很快掌握了多种多层楼房的设计。
几年来，由他负责和组织施工的楼房，经有关部门鉴定，质量均在良好以上。
（黄武、陈龙奋）
作者：江汝标
栏目：鸡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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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6日讯 海军工程设计研究局研制的“聚焦式自动跟踪太阳能蒸汽锅炉灶”，在海南岛通过技术鉴定。
今天，海军后勤部发出通知，决定由所属某工厂进行小批量生产，首先装备能源紧缺的驻西沙和其它岛屿部队。
聚焦式自动跟踪太阳能蒸汽锅炉灶，外形颇象一座大型的雷达天线。
工作时，直径达五米的抛物面反光镜，能自动跟随太阳移动。
两台炉灶并联使用，十八分钟可以蒸熟三十斤馒头，二十分钟可蒸熟三十斤米饭，四十分钟可蒸熟鸡、鸭等肉食。
参加鉴定会的军内外科研人员一致认为，这种太阳灶具有设计合理、结构稳定、经济适用、性能可靠、操作方便、抗风力强（在试用期间，曾两次经受住了十二级台风的考验）、热效率高等优点，对解决边远地区及岛屿部队的能源紧缺问题，具有较大的作用。
（江汝标）
作者：李昌家
栏目：鸡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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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柳学顺洪和平
3月29日，沈阳军区空军党委作出决定，在全区部队、特别是在党员干部中，广泛开展向优秀共产党员钟永顺学习的活动。
钟永顺是空军某航校政委，1950年入伍以后，当战士，当干部，当领导，多次被评为先进。
去年11月，被沈阳军区空军党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到航校考核班子时，同参谋长、主任以上的干部进行座谈，大家一致称赞钟永顺是一个“好班长”；
找机关干部座谈，也一致称赞钟永顺是个“好带头人”。
司令员在航校期间，还收到钟永顺所在党小组长的一封来信，要求上级机关宣扬钟永顺的事迹。
钟永顺为什么能受到这么高的赞誉？
记者怀着极大的兴趣到航校进行了采访。
一到航校，就听到群众反映：
“从他身上看不到不正之风”
钟永顺1977年12月调到航校，六年来，从当政治部主任到当政委，他没有利用职权为自己谋过私利。
先拿住房来说，如果不是我们亲眼所见，真叫人难以相信：这竟是一个航校政委的家。
这是一排简易平房，钟永顺的家，就住在平房的尽头。
象其他干部的家一样，钟永顺家门前也用一些七长八短的木障圈了个小院。
小院的左边搭了个用泥糊的小仓库，大概是由于建筑材料太差和泥瓦匠手艺不高，两边的山墙有点向外倾斜，后来听说这是钟永顺老伴砌的。
室内的使用面积只有四十一平方米，两间住房，一间贮藏室，没有单独的卫生间，洗漱和做饭都在一个地方。
进屋左边的一间是钟永顺和老伴的卧室，右边的一间二女儿带着六个月的孩子和三女儿一起住着，儿子住在贮藏室里。
看着钟永顺的住房，不由地想起采访中听到的他二女儿在煤棚子里结婚的事。
1982年，钟永顺的二女儿要结婚了。
女婿在城里没有找到房子，后来在附近农村租了一间房子，租金每月十多元。
钱多不说，女儿每天上下班，路那么远，做母亲的怎么能放得下心呢。
没有办法，钟永顺的老伴只好去找在市里一所中学教书的侄女婿商量，侄女婿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最后，侄女婿说：“婶要不嫌弃的话，我有一间煤棚子，可以先凑合一下。”
当钟永顺的女儿和女婿去修理煤棚子时，附近的群众问：“弄这煤棚子干什么？”
“要在这里结婚。”
“在这结婚？”
是啊，一个航校政委的女儿结婚竟用一个八九平方米的煤棚子当新房，怎么能让人相信呢？
后来，他们把家具搬到煤棚子里，群众才信服了：“还真有这稀罕的事儿呢！”
直到女儿生孩子，冬天又到了，煤棚子里实在不能住了，她才带着孩子住到家里，女婿住到集体宿舍。
偌大个航校，仅1981年以来就盖了两千六百多平方米的宿舍，怎么就不能给政委调一套宽敞点的房子？
我们向管理科的同志提出这个问题，管理科的同志回答我们的却是一连串钟永顺让房的故事。
那是1979年初，钟永顺的家属刚搬到学校，一时没有合适的房子，暂时安排他住进了一位转业干部腾出的两间房里。
他二话没说，高兴地搬了进去，一住就是二年。
这期间，他有两次调房的机会，都没有要。
一次是他刚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当时的政委想让他搬进一套建筑面积一百三十二平方米、与他爱人上班地点只一路之隔的房子，他坚决不要。
另一次是1980年初，学校政治部一位副主任搬走了，腾出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
管理科把这套房子调给他，他却想到了贺顾问，对管理科的同志说：“贺顾问一家七口人，有老有小，比我更需要房子，你们把房子分给他吧。”
再说用车，钟永顺也是严格执行规定。
他的老家就在离驻地五十多公里路的农村，有时回去看看，他都是乘火车。
有一次，他嫂子从家乡来驻地医院看病，他叫孩子们用三轮车把嫂子从车站接到家里，以后几次去医院看病，也都是用三轮车或自行车推去，没有要过一次小车。
钟永顺唯一的一次为私事用车，是在1982年11月。
这天晚上六点钟，他得到母亲病危的消息，等请好假、交待完工作，准备上火车站时，天已经很晚了。
学校其他领导考虑到他下火车后还要步行十六里地，就给他派了小车。
处理完丧事回来后，钟永顺便立即去管理科交了车费。
在对待子女的工作安排上，钟永顺采取了不插手的“政策”，都是由地方政府统一分配。
他有四个孩子，除大女儿早已参加工作外，其余三个孩子都是近几年才参加工作的，有两个分配在大集体单位。
他的三女儿在驻地一个拉链厂工作，任务是洗拉链。
一筐有百十来斤，每天都累得腰酸腿痛。
所在车间温度高，夏天热得受不了。
为了工作的事，女儿不知和爸爸磨过多少次嘴皮子。
钟永顺的回答总是：“凭你自己的真本事吃饭，不要靠老子。”
有一次，一位在地方担任领导职务的老战友来看钟永顺，听到他孩子的情况后，非常同情，主动提出可以帮助解决一下。
钟永顺谢绝了。
事后，孩子们埋怨他，他说：“我不能为了你们的工作去干挖门子的事，谁叫你们的爸爸是领导、是党员呢？”
【乱码】
“党给我权力是用来为群众谋利益的”
1982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微风吹拂着辽阳车站。
钟永顺在一个单位检查工作结束后，准备乘车返回航校。
他走进站台时，突然透过人群，看到有两位战士扶着一位战士坐在站台上。
从他们的着装，钟永顺立即猜出是自己部队的战士。
他走上前去，问道：“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到哪里去？”
“我们是×团的，他病了，我们送他去住院。”
一位战士指着病人回答着。
即着战士的手指，钟永顺仔细地观察了一下那个生病的战士，只见他脸色苍白，完全处于昏迷状态。
钟永顺又抬头看了看站台上那些拎着饭盒，抱着孩子的乘客。
这趟车钟永顺是非常熟悉的，乘客大都是通勤职工，车内非常拥挤。
这两位战士护送一位昏迷的病人，怎么能挤得上车呢？
就是挤上去了，又上哪去找座位呢？
这时，火车进站了，等车的人向各个车门口蜂拥而去。
钟永顺来不及多想了，掏出自己的软席车票，一把塞在护送的战士手里，说：“你们把他送到软席去，把你们的车票给我一张。”
战士一下愣住了，继而醒悟过来，赶忙推辞：“不行！
不行！”
钟永顺硬把车票塞给了战士，自己随着通勤职工们挤进了硬座车厢。
上了车，钟永顺仍放心不下，先是让随行的机要科何科长去看望，后来自己又先后两次去询问病情。
列车到了航校驻地车站，钟永顺让把那个有病的战士用小推车送出站外，只见外面停着一辆小车，那是接自己的。
“救护车呢？
为什么没有派救护车？”
他把小车司机叫来，说：“你把这个病人送到医院去。”
司机知道钟永顺的脾气，说：“要么我把你先送回去，再回来送病人。”
“你不要管我，先把病人送走，我自己走回去！”
司机无奈，只好开车把病人送走了。
钟永顺走回营房，已经是快下午两点了，他顾不上还没吃午饭，径直来到办公室，拿起电话要卫生科：
“×团有个病号送来住院，为什么没有派车去接？”
卫生科说：“×团来电话只说他有点癔症，又有两个人护送，所以就没派车。”
听了卫生科的回答，钟永顺又把电话打到×团政委办公室，让他查一查团卫生队给卫生科打电话时的情况。
很快，×团回电话说，已经通知卫生科让他们派车接一下。
于是，钟永顺立即又给卫生科打电话，严肃地批评了他们的工作作风，说：“对战士不能这样轻率，需要派车就要派。
否则，你们的救护车用来干什么！”
钟永顺一心想着群众，群众有什么话都愿意找他说，有什么困难也愿意找他解决。
钟永顺对群众的要求，凡是合情合理的，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做出十分的努力。
航校干部职工都说：“找钟政委办事，哪怕事情办不成，我们心里也舒坦。”
航校所属某单位有一位老工人，“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农村。
后来落实政策回部队，单位已调到黑龙江，他只好随单位到了黑龙江，在那里当饲养员。
他家在辽宁省铁岭地区的农村里，家里妻子带着四个孩子和一个双目失明的老父亲过日子，他每年回来探亲，省吃俭用的几个钱都花在了铁路上，生活非常困难。
航校在辽阳有一个所属单位，他想调到那里去工作。
可是，一个喂猪的工人，要办成这样一件事，谈何容易。
1982年10月，钟永顺到黑龙江检查工作。
这个老工人见到了钟永顺，说出了自己的困难，钟永顺详细地了解了他家里的情况。
并向这个单位领导了解这个老工人的工作表现，征得这个单位领导的同意。
回航校后，钟永顺立即让军务科同辽阳那个单位联系这个老工人的调动问题。
这个一没有门子，二没有路子的老工人调到辽阳后，又一次见到钟永顺时，激动地只说出一句话：“政委，我的事办成了！
……”
钟永顺有时就是这样好说话、好办事，但有时却又难得出奇。
正象群众说的：
“不正之风在咱们党委通不过”
那是1981年，航校为沈空办一期机务教导队，学员来自沈空各部队，毕业后提为干部。
有一名学员组织纪律性很差，经常不请假外出，甚至晚上跳围墙扒老百姓的窗户。
学校发现这些问题后，正式写出报告，经过批准，将这名学员退回了原部队。
这个战士的父亲是一位领导干部，母亲也是一位老干部。
他母亲从江南某省赶到航校，提出了两项要求，一是要求修改给她儿子作的结论，二是给予照顾，办一个毕业证。
钟永顺立即召集党委几个主要成员进行了研究，答复是：“学校的报告不能改，因为与事实没有出入。
毕业证也不能发，因为这个学员没有毕业。”
象这样抵制不正之风的事，钟永顺还经历了多次。
驻地一个部门的领导，有个孩子在航校当学员，毕业后想留在航校当教员，找钟永顺的一位老同学来说情，钟永顺的答复是：“学员分配由党委统一研究，我个人不能决定。”
没有给办。
一位领导干部的孩子确定退伍后，他父亲捎话来，希望孩子继续留在部队，钟永顺回话说：“已经确定退伍了，没有特殊情况，不好改变。”
凡是违反党的原则的事，在钟永顺面前都通不过。
去年10月他到某团警卫连蹲点，发现警卫战士冬天穿棉大衣站岗太冷，就马上告诉军需部门从高寒区部队上交的旧皮大衣中换一些给警卫战士站岗穿，并让军需部门每年进行调换。
这件事在机关连队一时传为佳话。
去年底，上级举办优秀党员事迹展览，需要一张反映这件事情的照片。
由于时间很紧，机关的同志就提议在校部警卫连的哨位上补拍一下，并设想了两个镜头：一个是他到哨位上检查战士的服装，和哨兵谈心；
另一个是他和机关的同志商量为哨兵解决皮大衣的问题。
当机关的同志把这个设想告诉钟永顺时，他坚决不同意，说：“这怎么行，我是在×团做的事，并没有和校部警卫连的战士谈话，为了照相去和人家谈话，这不是糊弄人吗！”
这张照片最后虽然没有照成，但是，却给机关的同志上了一堂生动的实事求是课。
在同不正之风作斗争中，钟永顺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要坚决顶住不正之风，仅仅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只有把大家都带动起来，筑起一道‘挡风墙’，才能彻底刹住不正之风。”
新班子组建后，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加强班子自身思想建设的措施，提交给常委们讨论。
他还经常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钟永顺的带领下，一座抵制不正之风的“挡风墙”已经在党委成员中修筑起来。
党委成员都能做到，对不正之风，第一自己不搞，第二坚决抵制，没有一个利用职权为自己谋私利，为别人开后门。
不正之风找上门来了，党委书记带头顶，成员们坚决支持。
正如群众反映的：“有多少人想找党委成员开后门，拉关系，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一条，不正之风在咱们党委通不过。”
本报通讯员 柳学顺 本报记者 洪和平
作者：李绍增崔建玉
栏目：科学办后勤
立春之后，渤海前哨又刮了一场大风，气温仍然没有回升，到处是一片摇曳的干毛草。
可济南军区某团通信连的四个塑料菜棚里却是绿色世界：鲜嫩的韭菜，碧绿欲滴；
满架的黄瓜苗，抽叶盘蔓；
灯笼似的西红柿，挂满枝头……干部战士望着这片绿色不禁想起塑料菜棚安家的“酸甜苦辣”。
电影引来的灵感
战士们的意见：炊事班的服务态度没说的，可是一到冬春季节，副食太单调了。
早晨是白菜炒萝卜，中午是萝卜炒白菜，晚上白菜萝卜一锅煮。
……
炊事班的怨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这时搞不来鲜菜呀！
分管炊事班工作的副连长徐文亮（现任连长）左右为难起来：看看饭桌上的饭菜，战士们的意见在理；
想想炊事班一天忙到晚，确实辛辛苦苦，他们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想个啥办法能让战士吃上鲜菜呢？
一天晚上，徐文亮和连队同看电影。
刚开始，他就被《部队生活简报》的几个镜头吸引住了：一马平川的大地，银装素裹，一座座温室内各种蔬菜诱人垂涎。
他想：连队搞不起玻璃温室，建一个塑料菜棚不是有这个力量嘛。
说干就干，他们肩扛石头手抹泥，建起四座共计四百平方米的塑料菜棚。
接着，连里又派人分赴潍坊、烟台等地学习经验，从此，干部战士照着外地的经验，辛勤耕耘着。
吃了“照搬硬套”的亏
“黄瓜、西红柿发芽啦！”
喜讯传遍全连。
干部战士谁看了都欢喜。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一夜大风把菜棚刮散了。
你刮你的，我干我的。
大家冒着严寒奋战十多天，重新搭棚下种。
就在黄瓜爬蔓开花的时候，突然焦叶烂根，不几天枯萎蔫死了。
面对这种情况，外出学习的同志翻开记录，看看没有走样。
就在大家寻找原因的时候，徐文亮走访了驻地的三位老菜农。
他们虽然没搞过温棚种菜，但对海岛种植蔬菜颇有经验。
徐文亮结合取得的经验同攻关小组认真分析，攻破了难关，找到了办法。
一番周折的收获
新的战斗又打响了：
抗风——他们找到气象站的同志了解岛上气象资料，针对海上冬春暴风多和小岛回旋风、拐弯风多的特点，搭棚时变“依坡式”为“拱桥式”，以减轻四面狂风的吹力。
不久，岛上刮起十一级台风，许多房舍被刮倒，菜棚却安然无恙。
改土——海岛与大陆相比，土质差，而且板结性强，地温低。
黄瓜苗突然枯死的原因就在其中。
他们架起铁筛筛石头，抬来新土垫菜畦，发现牛粪能松软土质，保持地温，就早起摸黑到山上拣来五十多立方牛粪铺进菜畦。
适温——他们针对海岛温差大的特点，在没有调温设备的情况下，群策群力，土法上马，垒起煤灰墙、牛粪墙保持恒温，建起双层门，调节温度，并根据各种蔬菜的属性选择栽培的时机，使其活得多，长得快。
干部战士摸到因地制宜的路子，吃鲜菜变成了现实。
过去，饭桌上不是煮白菜就是炒萝卜，干部战士吃不好，连队工作受影响，如今顿顿都有新鲜菜，干部战士吃得好，建设连队劲头足。
然而，干部战士收获更大的还是这首自编的顺口溜：
引进好经验，不能死照搬，
因地制宜好，经验花才艳。
李绍增 崔建玉
作者：孙友军/贾勇虎
本报讯 3月6日，四川省和成都市在百花潭公园召开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现场会，推广成都军区空军后勤干教大队和百花潭公园在共建中实行承包责任制的经验。
这个干教大队是从去年1月同百花潭公园开始共建活动的。
由于十年动乱和其它问题的影响，公园经济收入长期亏损，职工队伍思想涣散、纪律松懈，环境“脏、乱、差”比较严重。
干教大队根据公园实际情况帮助他们坚定贯彻党的现行政策，实行了生产、岗位、服务三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
这样，改变了原有的那种工种无定额，考核无标准，出工不出力，当家不理财的现象。
但是在少数职工中又出现了只顾赚钱，不顾整体利益，不讲协作的倾向。
于是，干教大队又同公园党支部共同研究，在职工中广泛开展共产主义思想、中国革命史教育，开展学雷锋、朱伯儒，树新风活动以及“假如我是一个游人”的讨论，使广大职工的思想觉悟普遍提高，不计报酬、助人为乐、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不断涌现，承包责任制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他们还对公园进行知识支援和人力支援。
干教大队在共建中帮助公园推行承包责任制，使公园提高了经济效益，实现了一年翻番，成为成都市园林系统第一家自给自足单位，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四川省领导同志的赞扬和肯定。
去年两个单位双双被四川省评为共建精神文明单位。
（孙友军、贾勇虎）
作者：傅军晓
作者：祥克/迎新
栏目：人物新闻
本报讯 兰州军区某坦克团卫生员周同，成才为人民，行医树新风，三年多来，诊治了三千四百多名军内外患者，治愈了许多疑难病症，一时成了颇有名气的“名医”，被兰州军区树为“自学成才标兵”，甘肃省人民政府评他为省卫生系统先进个人，部队党委先后给他两次记三等功，一次二等功。
周同出生在甘肃省礼县一个祖传中医的家庭。
1979年入伍，第二年当了连队卫生员，他以顽强的毅力学完了《本草纲目》、《黄帝内经》和《针灸》等二十多部医学书，还阅读了华佗、孙思邈、李时珍以及一些民间老中医的医案，记了二十多万字的医疗笔记，熟记了一千多个处方和八百六十多种药性，并决心把学到的这些知识贡献给人民。
酒泉县三墩乡宁素娥三岁时因病造成下肢瘫痪，十多年来，父母为她花费了七百多元钱也没治好病。
周同主动来到宁素娥家，仔细地询问和查看了姑娘的病情，制订了治疗方案。
他用针灸刺激宁素娥腿部后侧的委中、殷门等穴位，以恢复坐骨神经支配的肌群。
两个疗程以后，宁素娥的腿开始发热，由麻木到疼痛，慢慢地有知觉了。
以后，周同又根据爷爷提供的治疗瘫痪的药方，大胆增加草药成份和剂量，制成了十八种草药组成的“灵络治血膏”，配合针灸热敷，终于使宁素娥站起来。
人们赞扬周同精湛的医术，更赞美他的高尚医德。
几年来，他先后谢绝了四百多元现款和价值三百多元的礼品。
酒泉县三墩乡女社员马会兰，患风湿性疾病六年多，周同只用针灸为她治疗了二十天就有了好转。
出于感激之情，马会兰和丈夫一起送来洗得干干净净的驼绒，周同婉言谢绝了。
过了几天，马会兰夫妇又送来一块镜框，请人写了一首诗：“银针联结军民情，手到病除医术精，疾苦多年今方除，阖第铭刻神医名。”
（祥克、迎新）
栏目：三言两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善取别人之长，办好后勤事业，这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不顾本单位的实际，照着“模子”往下套，看上去挺热闹，实际作用甚微，甚至得不偿失。
无论多好的经验，也不能不讲因地制宜，如果离开当地所处的气象条件或地理环境等等，主观愿望就会落空。
作者：贺西泉
本报讯 乌鲁木齐军区空军某航校年仅十九岁的飞行学员郭德贤，面对飞机左轮放不下的严重险情，沉着勇敢，凭着娴熟的飞行技术，驾驶战鹰安全着陆。
3月8日，学校党委发出通报，给郭德贤记三等功，号召指战员学习他刻苦钻研飞行技术和临危不惧的精神。
同时决定给检修飞机中不讲科学，违章操作的附件员王万庆等四人纪律处分。
2月27日上午，天山南麓晴空如洗。
学员郭德贤第一次单独飞直线进入着陆的新课目。
当他准备着陆时，发现飞机突然向右倾斜。
他很快判断出左起落架放不下来，立即向指挥员报告，并按指挥员的指挥沉着驾驶飞机作通场飞行。
他驾机在机场上空转了一圈又一圈，做了多种应急放起落架动作，均未奏效。
五十多分钟过去了，油料剩二百公升，不够用十分钟，刻不容缓。
在指挥员正确指挥下，郭德贤为了保全飞机，不顾自己是个高教机飞行仅八十小时的学员，毅然驾机两轮着陆，并获得成功。
一位领导同志赞叹地说：“很不简单啊！
这样的险情，教科书上有，但极少有人实践过，我飞行了三十多年，也没碰上过。
一个学员能这么沉着，处置得这么漂亮，没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不行，没有过硬的飞行本领也不行！”
郭德贤是个品学兼优的学员，年年受嘉奖，还被评为优秀团员，去年光荣入党。
在学校、学员大队和初教团结业考核中，成绩优异，三次被评为全优学员，飞行技术提高很快，这些为他处置特殊险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飞机左轮为什么会放不下来？
事后，学校党委指示业务部门立即对飞机进行了检查，找到了造成严重事故的原因是：附件员王万庆、附件师陈明林、代理机械师刘铁专、副分队长廖全胜违章操作，不按规程办事，使飞机带着故障上了天。
问题查清后，学校党委作了严肃处理，给负有主要责任的王万庆、刘铁专以行政严重警告处分，给负有一定责任的陈明林、廖全胜以行政警告处分。
同时，学校党委迅速组织部队普查，堵塞飞机维护中存在的漏洞。
（贺西泉）
作者：蔡善武
本报讯 空军某研究所采取各种方法组织全所各专业科技人员学习掌握微型计算机技术，开展微型计算机技术应用研究，收到了显著成效，取得了一些成绩。
近几年来，他们先后派四十多人次到外单位参加十三期各种类型的微型机短训班。
所党委利用自己的力量举办了两期微型机短训班，使一百九十二人学到了新技术。
今年3月，他们又请北方交通大学教员来所举办了第三期短训班，又使四十名科技人员在计算机技术应用方面进行了深入学习。
这个研究所还积极组织科技人员开展微型机技术应用研究，先后开展了十八个应用项目的研究课题，包括短波通信频率预测计算、领航轰炸计算资料检索、仓库管理、电传信道自动监控等，并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为部队训练和机关业务处理自动化作出了成绩。
（蔡善武）
作者：白靳/郑干
坚持正派公道的作风，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这是干部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这次整党中边整边改、端正党风的一个重要内容。
公道正派是我们党的干部工作的优良传统。
毛泽东同志早在四十多年前就指出：“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
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
并强调说：“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九三页）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由于我们党制订并实行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在使用干部上坚持了公道正派的优良作风，因而象磁铁一样吸引了我国四面八方的贤人志士，汇集了中华民族的一代精英，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锻造了一大批治党治国的栋梁之材。
不幸的是，这个优良传统在十年动乱中遭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疯狂践踏。
他们唯帮是举，大搞顺帮者昌，逆帮者亡，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自1975年以来多次强调在干部工作上要根治派性，要求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很公道，很正派，不信邪”（《邓小平文选》第二二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提出了新时期干部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随着党风的逐步好转，干部工作的风气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但是，这方面的情况还远不能令人满意。
当前在干部工作中坚持公道正派的原则需要注意解决哪些问题呢？
其一，是搞“五湖四海”，还是搞“小圈子”？
现在，公开坚持派性的人确实比以前少了。
但是，正如中央整党决定所指出的：“十年内乱中产生的派性在一部分党员和党员干部中至今尚未克服，他们仍然以派性代替党性，以派划线，任人唯亲，排除异己，结帮营私，严重危害党的团结统一，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有些领导和人事部门虽然派性干扰并不突出，但在使用干部上有亲疏，总喜欢用自己身边熟悉的人。
当然，在自己身边、确属德才优秀的，完全可以用。
但是，我们的眼睛绝不能光盯在自己身边的“小圈子”里，更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偏爱”，否则，就会大大缩小选拔干部的范围，出现厚此薄彼的现象，使大批优秀人才被埋没。
这样，势必挫伤干部的积极性，甚至还会在一部分人中把上下级关系变成庸俗的人身依附关系。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搞本位主义，干部只能从本单位出，不愿使用外来干部。
有的外来干部明明比本单位的强，也不愿接受；
有的即使本单位没有合适人选，也宁愿空着位置，不让外单位干部去补缺。
这也是近些年来干部交流制度推不开的一个重要原因。
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共同财富。
有选人用人上搞本位主义，是同我们党搞“五湖四海”的优良传统格格不入的，是不可取的。
使用干部应当着眼于全局的需要，不能只有隶属关系的上下级之间的纵向流动，而且要有打破单位、部门界限的横向流动。
这样，才能更好地因人用才，全面地锻炼干部，也有利于防止和消除干部长期呆在一处而带来的消极因素。
其二，是坚持党的干部标准，还是以个人好恶取人？
在选拔干部中常有这样的情况：对同一个干部往往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
有的干部有知识，懂专业，对工作有独到见解，敢说敢做，能打开局面，却被说成是“短尾巴”、“锋芒毕露”；
有的干部主持公道，坚持原则，不看领导脸色办事，对不正之风敢顶敢碰，却被看作是“抗上”、“组织观念差”。
相反，对一些唯唯诺诺、老于世故、善于拉关系、钻门子的人，却认为“很顺手”、“会办事”、“有能力”。
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些同志在看人用人上掺杂了个人成分，以己所好为优，以己所恶为劣，自觉不自觉地离开了党的干部标准。
衡量一个干部的优劣，绝不能以个人的主观好恶为尺度，只能以党的干部标准为准绳。
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
干部“四化”，反映了现代化建设对干部队伍素质的基本要求，是新时期党的组织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考察选拔干部唯一正确的客观依据。
如果离开这个客观标准，各从各的好恶出发，各有各的用人尺码，必然会颠倒是非，把人看歪看偏，对干部也就更无公道可言。
选拔使用干部是关系着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问题，是一项十分严肃的政治任务，任何夹杂个人成分的行为，都会损害党的事业。
只有出以公心，排除偏见和杂念，才能真正做到按党的干部标准公道正派地选人用人，使党的事业兴旺发达起来。
其三，对干部是全面地看，还是片面地看？
我们常说要知人善任。
善任的基础在知人，而知人的关键又在于对干部要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不能只看一面，以偏概全。
任何一个干部都不可能完美无缺，总是既有优点、又有缺点，而且两者又经常交织在一起。
“一个人的长处里同时也包括某些缺点，短处里同时也含着某些优点”（《陈云文选》第四六页）。
同时，每个人的德才状况又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发展变化的。
干部的档案材料是干部表现的历史记录，是考核选拔干部的重要依据之一。
但是，选拔干部不能仅仅依靠档案材料，还要看干部的现实表现，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表现，否则就会发生片面性，甚至埋没有用的人才。
至于凭印象评价、使用干部，保险系数就更小，危害也更大。
从一些单位的情况看，发生片面性大多集中在这样两部分人身上：一是优点长处比较突出、而某些缺点也比较明显的“有棱角”的干部，二是犯了错误的干部。
一些“有棱角”的干部容易在领导和群众中引起争议，是因为在这些干部的突出优点里往往就包含着某些不足。
比如，有点主见有点能力的人，往往比较自信；
有魄力、敢说敢干的人，往往有些简单、急躁，等等。
再加上他们大多有一定的真才实学，敢于独立负责地解决问题，不轻易放弃自己经过认真思考的意见，这就可能在有些问题上不善与人同，以致触犯某些人的利益或尊严，招来这样那样的非议。
对这些干部，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分析他们的长处和短处，绝不能求全责备，被枝节问题掩盖了他们的本质和主流，影响了对他们的大胆使用。
实践证明，起用这样的干部，比选用那些工作平平庸庸、大家都没有意见的“老好人”，对党的事业要有益得多。
同样，对犯了错误的干部也要全面地看。
既要看犯错误的一面，也要看还有成绩的一面；
既要看所犯错误的性质和程度，也要看对错误的认识和态度，更要看犯错误后的表现。
只要他们认识并改正了错误，同样应当予以信任。
特别是青年干部犯了错误，更要立足于帮，使他们在挫折和教训中锻炼成长。
那种不作具体分析，一犯错误就入另册的做法，不是对事业负责、对干部公道的态度。
其四，是秉公办事，还是徇私情？
干部工作不仅关系着党的事业，也牵涉到每个干部的切身利益乃至政治生命，政策性很强。
广大干部和群众所以把干部部门称为“干部之家”、把做干部工作的同志看作是挚友，重要的一条，就是相信和希望做人事工作的同志和部门，在掌握和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上一视同仁，主持公道。
一位长期从事干部工作的老同志说：“讲公道话，办公道事，是干部工作者应有的职业道德。
无论对上、对下，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只能用一杆秤。”
这话是很有见地的。
干部工作中经常碰到的一个难题，就是老上级、老战友、老相识托办一些不那么符合原则的事，怎么处理？
这里就有一个秉公还是徇私的问题。
正确的做法无非有两条，一是按照党的政策耐心地做解释工作，取得对方的谅解和支持。
应当相信，只要工作做到家，把道理说通，人家会改变态度的。
再就是个别说服不了的，谁不要怕这怕那，要舍得拉下情面，不该办的就是不办。
至于在涉及妻子儿女、至亲好友的问题上，就更要讲原则、讲党性。
如果因为有特殊关系，就顺着来，搞照顾，势必造成同一政策执行起来在这一部分人身上是这个样，在那一部分人身上是另个样，把原则变成了“橡皮筋”，也就很难谈得上公道处事，平等待人。
当然，讲一视同仁，并不是不要照顾某些干部的特殊困难。
对干部的实际困难，凡是符合政策规定、条件又许可的，应该积极主动地帮助解决。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做干部工作掌握着人事大权，在党风和社会风气尚未根本好转的情况下，很容易成为有些人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请客送礼的对象。
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纯洁性，千万不要让不正之风的污秽玷污了干部工作者公道正派的可贵品格。
作者：徐元冬
栏目：整党学习体会
1984年1月，胡耀邦同志在一次整党工作会议上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是正确的；
在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问题上，无论农村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科技政策、统战政策、侨务政策，还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执行中的主要偏向是“左”的残余；
而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在思想意识、党性和党的纪律问题上，特别是在对不正之风和官僚主义的斗争上，主要偏向是右的，是软弱涣散。
这是一个符合当前客观实际的正确论断，对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特别是解决整党中同党中央保持思想上政治上高度一致的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执行路线、方针、政策方面，要着重注意纠正“左”的偏向，这不仅是从当前一个时期的客观情况出发的，还应该联系我党多年来的历史情况和历史经验来认识。
民主革命时期，我党在克服各种“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最值得总结经验教训的，是和“左”的错误的斗争。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着重地总结了和“左”的错误的斗争；
至于和右的错误的斗争，也包含在内，但不占主要地位。
建国以后，对我们党危害最大的也是“左”的错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侧重总结了“左”的错误的教训。
我党这种着重和“左”的错误作斗争的历史状况，难道不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吗？
形成我党这种历史特点的原因之一，是我国阶级关系的特殊状况。
我国原是一个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民族资产阶级比较软弱，买办性浓厚的大资产阶级在人民中的影响，与西欧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对人民的影响比较起来，也是比较小的。
因此，反映在我们党内的右的倾向，相比较来说就不是很严重，也不难认识和纠正。
相反，我国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则相当大，其影响源远流长，这种影响往往表现为“左”的倾向或“左”右摇摆的现象，这正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犯“左”的错误比较多、而且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不大容易得到纠正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
建国以后，经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的阶级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是，历史的联系不能完全割断，一种旧的意识形态决不可能随着新的所有制的产生而立即消失。
在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新问题时，我们仍然习惯于沿用旧经验，从“左”的眼光出发，往往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是阶级斗争。
而且，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次大论战。
这场严峻的斗争迫使我们不能不充分注视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党所持的立场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在某些方面和某些问题上，我们也确有看过头的地方，发生了一些“左”的错误。
这又反过来影响了我们对国内问题的正确认识，例如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往往估计过头，看得太重。
这是建国以后“左”的错误仍然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在取得了一系列具有世界意义的胜利面前，不那么谨慎了，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估计过高，不大注重按客观规律办事，急于求成，盲目冒进，这就不可避免地要犯“左”的错误。
而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在这种“左”的错误逐步发展的情况下，对于怎样反对错误倾向的问题上，党内流行着一种错误观点，即认为“左”比右好，右是立场问题，而“左”是“方法”问题。
这就使得“左”的错误更难加以纠正。
实际上，“左”也好，右也好，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都是错误的。
犯“左”的错误的人，也并非都只是思想方法问题，例如，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都是搞极“左”的，就不能认为他们仅仅是思想方法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中犯“左”的错误的，多数是一般的思想认识和思想方法问题，有的人却不能不涉及根本立场问题。
总之，任何轻视“左”的错误的观点都是不对的，决不可以低估同“左”倾残余影响作斗争的艰巨性。
在今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必须把纠“左”放在重要地位。
胡耀邦同志这个论述的另一方面的重大意义，是告诉我们，在反对错误倾向时，就党的各项工作、各条战线来讲，不能搞“一刀切”，简单化，应该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过去我们往往认为，在一定时期内，常常有一个主要倾向，而各条战线大体是相同的。
要反“左”大家都反“左”，要反右大家都反右。
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1983年夏，有的领导同志曾经指出，在军队工作中要进一步肃清“左”的影响。
此后不久，十二届二中全会则指出在思想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要注意纠正右的倾向。
当时，有些同志对此感到不好理解，似乎有些矛盾。
其实，这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
不用说在不同的战线和单位，有时即使在一个人身上，也可以既有“左”的流毒和影响，又有右的表现。
原因很简单，某些同志在某些问题上思想僵化以后，很难从“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又很容易发生思想方法片面性的毛病，在纠正“左”的错误时，走向另一极端，形成右的错误。
例如有的同志一方面受“左”的框框束缚，对某些经济政策想不通，另一方面又消极地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遇事不坚持真理，当“好好先生”，这不是既有“左”又有右吗？
有些同志把“左”和右看成绝对对立的，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同一个部门、同一个人身上同时出现，这是把思想领域里错综复杂的矛盾看得简单化了。
在政策思想上偏“左”和在组织纪律上、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偏右，既然是可以同时并存的，在纠正错误倾向时，当然就要从实际出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但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应该用更多的注意力去纠正政策思想上的“左”的影响。
这是因为，如上所述，多年来“左”的影响根子很深。
特别是我们军队，“左”的影响更多一些。
而且，只有从政策思想上纠正了“左”的偏向，使思想路线得到端正，我们才能更有效地去防止和纠正右的偏向。
否则，用“左”的办法去纠右，效果肯定是不好的。
作者：安西民
栏目：经济问题随笔
基建投资，花上一大笔钱建成工厂后，几年内就可收回投资。
智力投资，花钱建校舍、请教师，培养出一批专业人才，几年后他们在工作中发挥的作用、创造的价值，也会大大超过原来的投资。
在经验管理领域里，同样也有一个“管理投资”的问题。
办经济就离不开会计，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
为了核算与监督一切经济活动，改善经营管理，避免损失浪费，提高经济效益，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都要按照经济活动量配置相应数量的财会人员去管家理财。
在我们部队的经济工作中，数以万计的经费、物资，没有足够的得力人员去管理，岂不乱了套？
因此，配备人员、提高业务的“管理投资”是必不可少的。
有的同志怀疑：“管理投资”能见什么效益？
管钱、管物只要有个把人收收发发会记个数就行了。
对此，让我们先看看实际情况。
在这次全军财务大检查中发现，不少单位、部门财会人员过少，甚至没有。
有的部门常年开支几百万元、几千万元，却只有半个参谋或助理员兼管。
有些单位的财务部门、人员，不能按财务制度的原则做到会计、出纳分开，而是会计、出纳和审计“三合一”，有的竟是一个人管钱又管物，成了自收、自支、自购、自报、自管的“五自一包”。
这些年，贪污盗窃、虚报冒领、铺张浪费等违犯财经纪律问题屡有发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管理力量薄弱，业务训练跟不上。
有一个贪污分子竟然采纳不经验收，材料没入库，仅凭一张发票就冒报、贪污三万八千元。
这足以说明，没人管，不会管，将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如果能在必要的管钱管物岗位上，配备专人并进行必要的专业培训，就算每个人一年要开销七、八百元，甚至千把元，可是他能把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的经费、物资管好，避免了成千上万的损失浪费，这种“管理投资”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不是一本万利吗！
作者：林潼/王大成/基培/周进
（四十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存款利息属于什么性质？
富裕户有大量存款利息收入，是否会造成寄生阶级？
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利息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利息在性质上完全不同。
在资本主义社会，金融资本家贷款给工业、农业或商业资本家，获取的利息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其来源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金融资本家同产业资本家一样都是剥削者。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统一经营信用业务，居民在银行的存款，一般都是劳动收入，存入银行后，是作为国家建设资金使用的，存款利息的来源是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形式，表现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这种储蓄存款不仅对个人家庭有益，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也是一种支援。
因此，社会主义银行中的存款利息不具有剥削性质，而属于物质奖励的性质。
富裕户有较多存款利息收入，是否会造成寄生阶级？
不会的。
所谓“寄生阶级”，按列宁的确切提法，它只是产生于资产阶级中的一个新阶层，即食利阶层，是专靠剪息票过活的剥削者、寄生者，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我国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
社会主义改造早已完成，原有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被消灭；
今天虽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个体经济，但它只能依附和从属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个体劳动者，在必须遵守国家宪法、法律和政策的前提下，主要还是自食其力。
这样，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经济条件已被基本清除，作为资产阶级中的食利阶层，也就没有存在和产生的经济基础了。
而且，我国的居民储蓄存款，主要是公民的劳动收入。
近几年来，在生产和流通领域中发展起来的城乡个体劳动者以及农村中的专业户等，即使有较多的收入，也是个人或家庭辛勤劳动所得，他们的收入和国家给予他们存款的利息，都与剥削无关，是劳动的产物和国家的奖励。
因此，占有和使用存款利息收入，是存款者的权利，谈不上造成寄生阶级。
至于个别主要是通过价格体系不合理和其他不正当手段发了财的人，国家将通过税收和其他行政、法律手段，给予调节、监督和管理。
同时，按我国有关法律，收入较高的公民要承担向国家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义务。
这些措施，将起到调节分配的作用，避免劳动者之间的收入过分悬殊。
当然，由于旧社会的遗毒和外来资本主义的影响，由于剥削阶级不劳而食的腐朽思想依然存在，还可能产生个别的寄生分子。
但不劳而食违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那些企图不依靠自己劳动而寄生的人，必将受到整个社会的唾弃。
只要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教育，正确运用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加强对个体经济的管理工作，就可以把产生个别寄生分子的可能性大大缩小。
（林潼）
（四十二）平均主义大家得益，为什么要反对？
集体福利不也是一种平均主义吗？
答：平均主义，即从绝对平均的思想出发，要求在物质利益分配时，不管各人劳动多少、技术高低、贡献大小，一律享受同样待遇。
表面看来，平均主义大家得益，实际上是违背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分配的原则的，也是违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在经济、道德和精神等方面都还带着旧社会的痕迹，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较大差别依然存在，劳动仍是人们谋生的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按劳分配制度。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巨大优越性的表现。
列宁曾把它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列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两大基本特征。
实行按劳分配，每一个劳动者都根据自己向社会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获得个人消费品，就可以奖勤罚懒，促使大家都不断端正劳动态度，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先进的操作技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建设也就会大大加快。
相反，如果实行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则会造成良莠不分、懒勤不分、打击先进、保护和鼓励落后的恶果。
多年来，一些人技术没有长进，一些企业安于落后，整个社会的进步也不够理想，其中一个基本原因和基本教训就是平均主义作祟。
可见，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平均主义绝不是人人受益，而是妨碍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使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都受到损害。
我们应该与平均主义的思想和做法划清界限。
那么，是不是集体福利也要当作一种平均主义加以否定呢？
不能。
集体福利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优越性，是保障社会和人民生活得到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曾经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领取个人消费品之前，必须先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各种必要的生产基金和社会公共消费基金。
在社会公共消费基金中，直接由企业或事业单位支配，用于举办本单位的集体福利设施和职工生活困难补助的那部分费用，就是我们所说的集体福利。
集体福利一般不是以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作为享受标准，而是属于社会保障的性质，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缩小劳动者之间由于劳动与报酬差别而造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
但是，享受某种社会保障也是有条件的，并不是人人有份，不能搞平均主义。
即使同等条件的人，也只是在享受某种社会保障的权利上是平等的，而实际得到的“量”并不是平均的，比如同样享受公费医疗的职工，因体质和病情不同，享用公费医疗费用的量就不同。
所以，说集体福利就是一种平均主义是不妥当的。
社会主义集体福利是社会进步和社会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它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而日益扩大。
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集体福利的性质，并合理地使用它，使之在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王大成）
（四十三）发奖金要照顾左邻右舍，这是否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
答：实行奖励制度，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在分配制度上拨乱反正所取得的一项成果，它对于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特别是经过前一阶段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开始实行奖金同企业的经营成果挂钩，那些经营管理好的和超额完成国家利润计划的企业，按超过计划的多少和贡献的大小，相应多发一点奖金是合理的、必要的。
但是，发放奖金也要照顾左邻右舍。
这是因为：
第一，奖金是对超额劳动的报酬，因而奖金水平是要受到超额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的制约的。
在一定时期内，一个企业的劳动定额如果是合理的，全体职工在定额劳动之外，所能向社会提供的超额劳动的总和就必然有一定限度。
既然如此，对作为超额劳动报酬的奖金的总水平（人均水平及其逐年增长的幅度）也就有必要进行适当的控制。
现在有些企业为了多拿奖金，把定额压得低低的，或者巧立名目，滥发奖金。
这样得来的奖金，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职工向社会提供的超额劳动的数量和质量。
这显然不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应该加以限制。
第二，在实行奖金同利润挂钩的情况下，由于目前价格不合理，有些利润高发奖金多的企业不一定对国家贡献大，而那些利润低的企业也不一定对国家贡献小。
为了克服价格因素对企业造成苦乐不均的不合理现象，我们也有必要对提奖多的企业规定一个发放奖金的最高限额（例如一年的奖金相当于多少个月的标准工资），这样才能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
第三，从宏观经济看，奖金水平的高低，还要受国家财力和市场消费品供应量的制约。
如果对企业奖金水平不加控制，不但会影响国家集中必要的资金进行重点建设，而且会带来消费基金失控，造成市场紧张，物价上涨，到头来也会影响职工的生活。
由此可见，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强调企业发奖金要照顾左邻右舍，对企业奖金的总水平作必要的控制，并不违背按劳分配的原则；
相反，只有适当控制奖金的发放，才能使按劳分配的原则得到更好的贯彻，才符合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
当然，对奖金的限制还可以有多种办法，例如奖金超过一定限额时，国家可以征收超限奖金税，这样，企业的奖金就可以不封顶。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内部实行“单位不拉平，个人不封顶”的办法，也是可行的。
（基培）
（四十四）在社会主义社会做工拿工资，在资本主义社会做工也拿工资，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工资水平还比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低，这两种工资究竟有什么不同？
答：工资作为劳动报酬的一种形式，虽然同时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但两者之间是有根本区别的。
一、从两者所反映的经济关系来看。
资本主义工资反映的是一种雇佣关系，劳动者出卖劳动力，受资本家剥削，而社会主义工资则是劳动者作为社会主人从社会领取的劳动报酬。
二、从两者的价值内容来看。
资本主义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工资水平受到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范围的限制，而且这种范围往往被压缩到最低程度，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则被资本家无偿占有。
社会主义的工资水平主要取决于一定时期国民收入的大小，以及在国民收入中个人消费基金所占的比重。
工人创造的价值中用来补偿必要劳动的部分，在可能的情况下被提高到最大限度，剩余部分则归劳动者共同所有，彻底消除了剥削的可能性。
所以，社会主义工资不再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而是贯彻按劳分配的具体形式。
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力属于商品，它必然要受到市场供求状况的影响，工资是很不稳定的，工人的生活必然要受影响。
社会主义工资是实行消费品分配的手段，劳动者有了生活来源的可靠保证，工资是稳定的，而且是逐步提高的。
至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工资水平比社会主义国家的工资水平要高，这是有多种原因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是一种特殊商品，决定其价值的不仅有一个纯生理因素，而且还有历史的、社会的和国际的因素。
由于各国的历史传统、社会风俗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工人生活需要的范围及其数量、质量不同等，都决定了其工资水平各不相同。
一般来说，资本主义制度已存在了几百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都必将相应增长和变化，工资水平也就比较高。
而且，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高工资高消费的政策，以及由于资本主义社会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使得名义工资高等等，都造成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资水平要高于社会主义的情况。
但是要看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往往快于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速度，工人工资的增长速度也远远不及资本家的利润增长速度。
如：日本工人的工资，1950年—1974年增长十六倍，而同期资本家的利润却增加一百一十四倍。
这些情况充分说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工资虽然高，但却改变不了其雇佣劳动的性质，改变不了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
因为工人即使创造出再多的社会财富，自己所获的部分相对于剩余价值来说，只能是越来越小，受的剥削也就越来越重。
（周进）
作者：新华社评论员
读了《步鑫生的坚强后盾》这篇通讯，使人了解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领导干部中对待改革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呢？
原来，他们在立场、观点、方法方面有以下三个不同。
对四化事业的责任感不同。
那些对改革抱支持态度的领导干部，了解群众的愿望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深知四化大业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高度的责任感把这些领导干部同改革者心连在一起，劲拧成一股，患难与共，风雨同舟。
相反，那些对改革持反对态度的领导干部，自己安于现状，又不许别人去改变现状。
在这些同志的心目中，摆在首位的是个人的得失和好恶，不是四化事业的前途，不是党和人民的利益。
衡量改革的标准不同。
对改革抱支持态度的同志能够按照中央领导同志讲的三条标准来衡量改革。
这三条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
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
他们认为，除了这三条标准之外，再不能有别的标准。
那些对改革持反对态度的领导干部则不然。
他们中，有的人用“左”倾眼光来看待今天的改革，说三道四；
有的人用过了时的老框框来衡量今天的改革，多方阻拦。
对新事物的看法不同。
新事物在改革中诞生，新事物代表着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但是，新事物一诞生总不会那么完善，改革者也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
抱支持态度的领导干部善于分清事物的主流和支流，既全力支持而又热情帮助。
抱反对态度的领导干部则察秋毫之末而不足舆薪，他们抓住新事物中某些不完善的地方做形而上学的文章，对改革者求全责备，百般挑剔。
当然，除了支持的和反对的以外，可能还有一些同志由于认识不清暂时对改革抱观望态度。
应当允许这些同志看一看，从实践中逐步提高自己的认识。
四化事业前进的步伐不可阻挡，经济改革的春潮激荡人心。
我们相信，只要善于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努力端正立场、观点、方法，使自己观察事物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包括一时反对改革和观望改革的同志在内，绝大多数或迟或早是会站到改革一边来的。
作者：童宝根章墨渊张锦胜
步鑫生，东海之滨海盐衬衫总厂这个集体所有制工厂厂长的名字，正在传遍全国。
人们谈论他，赞扬他，敬佩他披荆斩棘、勇于革新的精神。
但是常人未必已经了解，步鑫生进行改革并不是孤军奋战、孤立无援的，党和人民是他坚强的后盾。
绿灯：为改革者放行
1979年夏天，海盐衬衫总厂的第一个衬衫牌子“双燕”展翅飞进了大上海。
雄心勃勃的步鑫生提出了“奋斗十五年，把海盐衬衫总厂建成全国第一流的服装企业”的目标。
当时，国内服装行业受到国际市场萧条的影响，产品大量积压。
海盐县第二轻工业局局长沈尧城问步鑫生：“你有把握实现这个目标吗？”
步鑫生斩钉截铁地回答：“有把握！
不过有个条件：要给我自主权！”
对扩大企业自主权，国务院已经作出了决定，但海盐县还没有一家工厂试行过，该怎么办呢？
沈尧城找到县委主管工业的副书记赵嘉祥，说：“二轻系统的二十多个企业都面临着寻找生路的问题。
手中无典型，一切都是空话，我看倒不如让步鑫生去闯一闯。”
赵嘉祥表示赞成：“可以让步鑫生去试一试。
万一出了问题，还可以再纠正嘛！”
从此，赵嘉祥和沈尧城就成了步鑫生改革事业的主要支持者。
县里领导机关的负责人，为步鑫生开绿灯，为改革者放行。
步鑫生提出：“办厂要有目标和宗旨，要有自己的经营特色。”
二轻局就给步鑫生“灵活安排生产和经营”的权力。
步鑫生说：“要办好工厂，就不能受条条框框的束缚。”
二轻局就授权步鑫生：“可以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发展的机构和制度。”
……
赵嘉祥明白：在现实生活中，象步鑫生这样敢于改革创新的“孙悟空”不乏其人，可是会念“紧箍咒”的“唐三藏”也大有人在。
因此，赵嘉祥对县里各有关部门的党员领导干部反复强调：“对衬衫总厂一定要放宽政策，为改革开绿灯！”
县的财税、银行、劳动、物资、交通、电力、邮电等部门，这几年都对步鑫生进行的改革积极支持。
一些深知步鑫生改革内情的人都发出感叹：步鑫生真是幸运儿！
有那么多热心的“婆婆”扶持，改革者就如虎添翼了。
撑腰：何惧风风雨雨
改革创新，意味着要冲破旧习惯势力的网罗。
开拓者的巨斧造成了一些人失去私利的痛楚，牵动着社会上某些反应过敏的神经。
偏见，流言，指责，向步鑫生袭来。
步鑫生的支持者们挺身而出，扶正祛邪。
1981年4月，步鑫生打出整顿劳动纪律的一招“杀手锏”：职工一般病假一天只发四角钱生活费。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嗡嗡声四起：“步鑫生改掉天经地义的劳保制度，就是丢掉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告状的人接二连三地敲开了沈尧城的家门。
一封接一封的告状信送到县里，发往杭州、北京。
海盐县一个群众团体把这些来信汇编成材料，报给上级有关部门，说步鑫生的做法“损害了工人利益”，“严重违犯党纪国法”。
赵嘉祥看到这份材料，严肃地批评这个群众团体的负责人。
主管工业的副县长陆林根也旗帜鲜明地说：“你们口口声声讲维护工人利益，那些生产上不去、连退休金都发不出的企业，你们为什么不去管一管？
生产搞不上去，哪还谈得上什么工人利益！”
在全县工业会议上，赵嘉祥、陆林根明明知道社会上对步鑫生有种种非议，却有意安排他上台介绍经验，让他着重谈试行“职工一般病假一天只发四角钱生活费”办法的实际效果。
浙江省第二轻工业厅也在去年5月发出文件，要求全省二轻系统集体所有制企业学习推广海盐衬衫总厂的经验。
在支持步鑫生改革的问题上，赵嘉祥、沈尧城等人受到的压力，并不比步鑫生轻。
县二轻局一个对步鑫生改革持不同看法的副局长，利用职权多次压制、打击步鑫生。
并对沈尧城大发雷霆，四处告沈尧城的状。
这时，海盐县城传播着种种流言蜚语，有人幸灾乐祸地说：“步鑫生垮了台，沈尧城也逃不掉！”
这些活使沈尧城的老伴忧心忡忡，她对沈尧城说：“反右倾那年，你挨批判差一点进监狱；
‘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斗得半死，这还不够啊！
算了吧，安安稳稳过几年就退休了，何苦跟步鑫生卷在一起，叫我老为你担心呢？”
沈尧城劝慰老伴说：“别害怕！
现在不会再象前些年那样了。
我了解步鑫生，他搞的改革对国家、对职工都是有利的，有啥好怕的！”
尽管事实已经证明步鑫生是一个治厂有方、经营有术、改革有道的厂长，但是仍然有个别“权力”在握的干部三番五次提出要撤步鑫生的职。
步鑫生的支持者们坚决顶住。
沈尧城说：“象步鑫生这样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他这样的改革者越多，实现四化就越有希望！”
他还说：“我们搞四化，就是要重用人才，不用蠢才！”
勇士：党和人民支持你
1983年11月，《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通讯《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
一些本来对步鑫生的改革看不惯的人，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懑之情。
一个自称“有来头”的人从省城来到海盐，除了开列步鑫生办的两件错事，还着意把一些强加在步鑫生头上的诬蔑不实之词收罗起来，整理成书面材料送往北京。
浙江省的一家小报，也在头版头条以醒目的标题，刊登出点名批评步鑫生的报道。
这时，县里有的领导干部也大发议论：“步鑫生搞的那一套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值得考虑。”
是非功过，自有评说。
在北京，我们的党中央关注着各地改革事业的进展，关注着改革者的命运。
也是在1983年的那个11月，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在新华社的一份内部材料上写了批语，赞扬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勇于创新的精神。
今年1月，浙江省委专门组织联合调查组，对步鑫生的情况作了全面调查，澄清了是非，在指出了步鑫生的缺点同时，充分肯定了他的改革创新精神。
对于浙江省委的调查和意见，中央领导同志评价很高，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还给有关的报道加了重要的按语，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的负责同志积极发现、支持和宣传自己那里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优秀党员、优秀干部。
海盐衬衫总厂绝大多数职工都站在步鑫生一边，这使步鑫生也感到十分欣慰。
不管社会上出现什么风波，广大职工群众始终拥护厂里的改革。
步鑫生和干部们一道，带领全厂工人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新华社记者 童宝根 章墨渊 张锦胜（本报有删节）
据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劳动人事部新闻发言人悦光昭，今天上午在一次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上讲，1983年我国城镇待业人员的总数已降到了五年来的最低点。
到去年年底止，我国城镇待业人员的总数是二百七十万人。
全国有三十个城市基本解决了就业问题。
大多数省、市、自治区1982年以前积累下来需要就业的人员已作了安置，去年一年就安置了三百八十六万人的工作，其中58％到集体单位就业或从事个体经营。
城镇个体劳动者已达到二百多万人。
悦光昭说，我国城镇安置人口就业的任务仍然很重。
1984年和1985年，不包括统一分配的人员，平均每年需要安置就业的人员为四百万。
但是，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在我国发展前途很大，这仍然是今后安排城镇人口就业的主要出路。
作者：高梅及
作者：周贻昶
有关部门最近对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九十七个农贸市场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今年2月底和去年同期相比，粮食价格平均下降了5％左右，油脂价格平均下降了4％左右。
一些地方农贸市场上的粮油价格不仅低于去年同期，甚至低于国家的超购价格。
据新华社北京四月六日电 中央军委委员余秋里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的中国政治经济恳谈会会长三冈健次郎，宾主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会见后，余秋里设晚宴招待客人。
三冈健次郎于三月十八日到达北京。
作者：任兆英
会上，宣读了研究会名誉会长李先念的贺信。
这个研究会于1980年5月成立。
这次年会重点研究了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党的建设和文化教育工作的历史。
新四军老战士任质斌和张才千分别在年会上作了题为《新四军第五师抗战历程及其实践经验》、《回忆中原突围片断》的报告。
出席这次年会的有新四军老战士以及从事党史、军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二百四十多人。
作者：黄国柱
本报4月6日讯 今天上午，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总政文化部联合举行座谈会，纪念著名作家宋之的同志诞辰七十周年。
宋之的同志（1914—1956年）是我党我军优秀的文艺战士，出生于河北省丰润县一个贫农家庭，1931年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革命戏剧活动，1932年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48年入党并参军，全国解放后，任总政文化部文艺处长，《解放军文艺》总编辑，四十二岁时因病去世。
他忠于党的文艺事业，为组织发展我军的文艺创作、培养部队青年作家作出了优异贡献。
他多年勤奋创作，成绩斐然，著有报告文学《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话剧《武则天》、《雾重庆》、《保卫和平》和歌剧《打击侵略者》等许多优秀作品。
座谈会由中国文联副主席夏衍同志主持，魏传统、张光年、刘白羽、艾青、马彦祥、陈荒煤、冯牧、司徒慧敏、张季纯、刘厚生、李伟、李瑛、魏巍、胡可、丁里、丁毅、宋之的同志的夫人王苹同志等一百余人出席了座谈会。
（王国柱）
作者：刘雯/杨越朝
巍峨高耸的烈士纪念碑位于瓦子街东南山脚下，碑高二十八米，碑的正面是王震同志题写的“瓦子街战役烈士纪念碑”几个金色大字，碑前还置放着党和国家领导人习仲勋、王震、余秋里、廖汉生等同志及陕西省委、省政府、兰州军区等单位敬献的题词和花圈。
在落成典礼上，中纪委委员、彭德怀同志的夫人浦安修宣读了她为烈士写的祭文，接着，当年的三五八旅旅长、原装甲兵司令员黄新廷追忆了战役经过。
这次战役是毛主席“围城打援军事思想的典型战例之一”。
当年，指战员们浴血奋战，歼敌三万余人，在我军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刘雯、杨越朝）
建设文明单位，是使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经常化、制度化的根本途径。
江苏省建湖县人武部夏斯林在答卷中说，建设文明单位，是广大干部群众在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中创造的一个新生事物。
把建设文明单位作为今后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基本形式和基本内容固定下来，这一活动的经常化、制度化，就找到了根本途径。
我部驻地建湖县头两个文明礼貌月效果不错，但文明礼貌月一过，不良风气又抬头了。
去年下半年以来，这个县广泛开展建设文明单位活动，文明村、文明厂、文明街等不断涌现，“脏、乱、差”继续得到治理，文化阵地、学习场所普遍建立，社会风气、社会治安明显好转，受到上级表扬。
实践证明，建设文明单位，是保证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扎扎实实向前发展的好措施。
建设文明单位，是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落实到基层的有效办法。
沈阳军区军医学校张斌在答卷中说，建设文明单位，适应了精神文明建设多方面的要求，从各级领导到广大群众，都包括了进去，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每个单位都要抓这项基本建设。
这样就可以把建设精神文明这一战略任务，真正落实到每一个农村、工厂、连队、机关、学校、商店。
河北省保定军分区魏乔计、张胜军、林文明在答卷中说，文明单位创造的过程，也就是群众建设精神文明的过程。
这是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群众化的发展，是人们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的好形式。
活动是大家搞的，成果大家都能看到，人人为达到文明单位的要求而努力，精神文明建设便落到了实处。
凡是文明单位活动开展得较早较好的地方，都出现了心齐风正的喜人景象，就是很好的证明。
建设文明单位，是实现党风、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重要措施。
浙江省驻军某部二十三分队潘新生、何迪华、孙永军在答卷中说，开展建设各种文明单位活动，能够推动党、政、军领导亲自动手，协调各方面的力量进行更有成效的综合治理，让文明春风吹遍每个单位，每个角落。
文明单位的建设同整党结合起来，用党风带动社会风气的进步，这方面的工作一定可以取得更大的进展。
我部驻地普陀山附近有个小岛，前些年社会风气较差，各种刑事案件时有发生。
通过开展军民共建文明岛活动，社会风气好多了，前一段打击刑事犯罪，这个岛无一人受牵连，象这样的文明单位由少到多，由点到面地发展起来，必将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大变化。
建设文明单位，是继续深入进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好形式。
三二四四九部队八十七分队罗海萍在答卷中说，建设文明单位，可以更好地组织学雷锋、做好事，开展优质服务、优良秩序、优美环境等活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
不少单位在建设文明单位过程中，结合本单位实际，开展“振兴中华知识竞赛”，学习英雄人物事迹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等活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建设文明单位，对全面落实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战略任务，实现两个文明一起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具有重要意义。
八一五七三部队六十分队华程在答卷中说，建设文明单位，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结合起来了。
一个文明工厂，应该是生产管理好、产品质量高的工厂；
一个文明岗位，应该是本职工作非常出色的岗位；
一个文明连队，应该是各方面过得硬的连队。
总之，一个文明单位，应该是精神文明建设促物质文明建设，两个文明一齐建设好的单位。
社会的每个“细胞”都达到文明单位的水平，就会有力地促进党的总任务、总目标的实现。
新华社曼谷4月6日电 据此间消息今天报道，泰国边防部队经过十三天战斗后，已于昨天下午将越南侵略者赶出泰国领土。
昨天下午，两名泰国士兵把泰国国旗插上了泰国四色菊府坤汉县帕巴莱山口以东的六四二高地。
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新闻处主任讪抛·西卡差昨天对当地记者说，泰柬边境的紧张局势可能从四色菊府蔓延到泰国素林府附近的边境地区，因为越南侵略军正在向这些地区移动。
新华社曼谷4月6日电 据此间报纸报道，来自与柬埔寨接壤的泰国东北部的四色菊、素林和武里南三个府的七万五千多人今天在素林府和武里南举行集会，抗议越军入侵泰国。
上午，约两万五千人在素林府首府举行了抗议集会，会上散发了控诉越军侵犯四色菊府的罪行的传单。
在武里南府首府政府大楼前，有五万人，其中包括学生举行了盛大集会。
许多与会者举着谴责越军入侵四色菊府的标语牌，抗议越军的侵略行径。
新华社河内四月六日电 中国驻越南大使邱力行、大使馆参赞冯克湘和大使馆人员，四月四日和五日分别前往河内市嘉林县、河南宁省金榜县和广宁省拜寨祭扫了当地的中国烈士墓。
越中友好协会常委黄灵、越南外交部代表同中国人员一起前往祭扫中国烈士墓。
越中友好协会向中国烈士墓献了花圈。
越南北方共有四十多处中国烈士墓，安葬着一千四百多名中国烈士。
这些烈士是为支援越南人民抗法、抗美战争和经济建设而牺牲的中国人员的一部分。
本报讯 四川省军区的内江干休所离休干部、原铁道兵第四师新线管理处处长刘大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4年2月23日在成都军区总医院逝世，终年六十八岁。
刘大明同志是四川省巴中县人，1933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据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民主柬埔寨国民军和游击队，8月下旬在越军占领的磅湛省和桔井省解放两个乡，共十八个村庄。
据新华社曼谷4月6日电 《曼谷邮报》报道，大批越军正在向西哈努克民族主义军设在绿山的达敦营地周围集结。
4月4日，越军的一个团和五个营从暹粒省向绿山附近集结。
在这之前，越军的一个师开到了绿山以南七公里的地方，越军的另外三个营开往离达敦营地二十公里的奥斯玛营地。
据报道，达敦营地是在越军侵占奥斯玛营地之后建立的，现有三万一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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