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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6月3日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预备会议。
会议通过了由二百九十六人组成的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名单和秘书长名单。
刘澜涛主持了今天的预备会议。
陆定一、许德珩、康克清、帕巴拉·格列朗杰、庄希泉、胡子昂、荣毅仁、王昆仑、何长工、肖克、程子华、杨秀峰、包尔汉、钱昌照、董其武在主席台就座。
6月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大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刘澜涛主持了预备会。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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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6月3日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会议由邓颖超主持。
会议通过了政协六届全国委员会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他们是：邓颖超、杨静仁、刘澜涛、陆定一、程子华、康克清、季方、庄希泉、帕巴拉·格列朗杰、胡子昂、王昆仑、钱昌照、董其武、陶峙岳、周叔弢、杨成武、肖华、陈再道、吕正操、周建人、周培源、包尔汉、缪云台、王光英、邓兆祥、费孝通、赵朴初、叶圣陶、屈武。
会议通过了政协六届全国委员会一次会议议程和日程草案，这个草案将提请4日举行的全体会议正式通过。
会议决定由彭友今、孙起孟、杨拯民、陆平、覃异之、罗涵先、孙晓村、程思远、张敬礼担任大会副秘书长。
会议还通过了政协六届全国委员会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草案，这个草案将提请4日的大会正式通过。
主席团会议以后，常务主席还举行会议讨论了大会的事宜。
六月三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邓颖超主持了会议。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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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团（共二百九十六人，按姓氏笔划排列）
丁 玲（女） 丁声树 万国权 千家驹 马 信 马万祺 马海德
马腾霭 王 力 王 匡 王 序 王一帆 王玉清 王光英
王光美（女） 王艮仲 王克俊 王昆仑 王宽诚 王雪莹（女）
王耀伦 韦章平 巨 赞 瓦扎木基 方荣欣 孔 飞
孔祥祯 巴 金 邓兆祥 邓颖超（女） 正 果 龙泽汇
卢嘉锡 叶圣陶 叶至善 叶笃义 叶恭绍（女） 叶桔泉
叶道英 包尔汉 冯友兰 冯素陶 冯德培 兰 江 兰志流
戎子和 尧 西 贡保才旦 吕 东 吕正操 朱光潜
乔明甫 庄希泉 庄明理 刘 寅 刘 鼎 刘开渠 刘元瑄
刘宁一 刘亚雄（女） 刘向三 刘延东 （女） 刘良模 刘尊棋
刘澜涛 关瑞梧（女） 汤元炳 汤定元 汤蒂因（女） 汤德全
安士伟 安子介 许志猛 许宝骙 孙兰峰 孙廷芳 孙作宾
孙孚凌 孙承佩 孙起孟 孙晓村 孙越崎 阳翰笙 买合苏德·铁衣波夫
玛高维亚 严信民 苏 进 苏子蘅 苏鸿熙 苏谦益 李 立
李 觉 李 毅 李人林 李子诵 李文宜（女） 李水清
李世济（女） 李世璋 李步新 李伯钊（女） 李纯青 李铁铮
李雪峰 杨士杰 杨石先 杨西光 杨成武 杨克成 杨放之
杨拯民 杨秋玲（女） 杨静仁 肖 华 吴 钰 吴文俊 吴廷璆
吴贻芳（女） 吴觉农 吴雪之 吴鸿宾 吴羹梅 何柱国 启 功
汪德昭 沈从文 沈其震 宋希濂 宋季文 宋养初 罕富有
张 权（女） 张文舟 张光斗 张仲实 张毕来 张孝骞 张志公
张含英 张君秋 张国声 张明远 张明养 张香山 张家树
张敬礼 张瑞华（女） 张磐石 陆 平 陆士嘉（女） 陆定一
陆镇藩 陈 光 陈 宇 陈再道 陈伯村 陈岱孙 陈建晨（女）
陈铭德 陈维稷 陈锐霆 陈舜礼 陈逸松 陈邃衡 林默涵
易礼容 罗 明 罗涵先 帕巴拉·格列朗 季 方 金如柏
金显宅 周 颖（女） 周士观 周化民 周叔弢 周建人 周培源
郑兆荣 郑守仪（女） 郑绍文 郑洞国 郑敏之（女） 宗怀德
屈 武 项朝宗 赵子立 赵朴初 赵伯平 赵君迈 赵宗燠
赵复三 赵得贤 胡 风 胡子昂 胡锦涛 柯 麟 钟师统
钟惠澜 侯祥麟 侯镜如 俞大绂 闻家驷 姜椿芳 费孝通
贺敏学 贺绿汀 秦振武 袁隆平 袁翰青 聂 真 贾亦斌
钱三强 钱伟长 钱昌照 钱俊瑞 钱福星 徐以枋 徐以新
徐迈进 徐伯昕 徐彬如 徐逸樵 徐斌洲 爱泼斯坦
凌其翰 高 天 郭秀珍（女） 郭维城 郭维藩 郭棣活
郭增恺 唐 哲 唐生明 谈家桢 陶大镛 陶峙岳 黄 昆
黄 维 黄 翔 黄正清 黄汲清 黄药眠 黄逖非 黄凉尘
黄鼎臣 萨空了 曹钟梁 曹鹤荪 龚子荣 康克清（女）
章夷白 章师明 梁尚立 梁漱溟 彭 林 彭友今 彭秀模
葛志成 董 边（女） 董其武 蒋丽金（女） 韩幽桐（女）
覃异之 程子华 程思远 程星龄 程裕淇 傅学文（女）
焦实斋 童小鹏 童少生 曾传六 曾涌泉 谢立惠 谢冰心（女）
雷天觉 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 蔡 啸 蔡子伟
臧克家 裴丽生 管文蔚 谭惕吾（女） 熊 晃 熊天荆（女）
缪云台 黎 玉 德格·格桑旺堆 潘 寂 潘锷鏱 薛 明（女）
霍英东 霍懋征（女） 戴爱莲（女） 魏龙骧 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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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6月3日讯 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刘澜涛说，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新的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将肩负起继往开来的重任。
刘澜涛于政协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前夕，向新华社记者回顾了五届全国政协的工作，并就开创人民政协工作新局面的问题发表了看法。
刘澜涛说，政协五届全国委员会期间，我国的统一战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在政协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讨论通过的新的政协章程，是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党的十二大精神和人民政协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统一战线内部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个章程对全面开创人民政协工作的新局面正发挥着重大的指导作用。
刘澜涛说，从政协五届全国委员会的工作看，做好人民政协工作有这样一些经验：
——人民政协必须贯彻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和祖国大统一的精神。
人民政协是有最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
历届人民政协都是由各方面的代表人物组成的，它生动地体现了大团结、大统一的精神。
新的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阵容，更进一步体现了这种精神。
在政协六届全国委员会里，各界都有代表性人士担任委员，而且新提名的委员占了很大比重。
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把大团结、大统一的精神继续贯彻到今后政协的全部活动中去，进一步发展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全体成员的聪明才智，为实现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而共同奋斗。
——人民政协要充分发挥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积极作用。
政治协商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项优良传统，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
而且，从发展的趋势看，进行政治协商的内容将日趋丰富。
人民政协对国家事务提意见、作批评，其实质就是有组织地反映统一战线各方面意见的一种群众性的监督。
新的政协章程把它称为民主监督。
这种民主监督同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相辅相成，都是我国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所必需的。
——人民政协要积极依靠民主党派开展各项活动和工作。
我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是人民政协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都有长久的爱国革命的光荣历史。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有比较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有为国家出力的强烈愿望，并且有较多的文化科学知识和比较丰富的经验。
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打开政协工作新局面的一个重要条件。
最近几年来，各民主党派根据自己不同的特点和优势，开拓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新领域，走出了新的路子，做了大量的富国利民的工作，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人民政协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切实尊重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发扬同共产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的革命传统，以利于它们充分运用各自的优势，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做出更大成绩。
——人民政协要重视和加强知识分子工作。
首先要做好政协委员中的知识分子工作，人民政协要成为政协委员之家，成为知识界人士之家，使他们乐于到政协来参加活动，为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献计献策。
同时，通过座谈、讨论、访问等备种方式，加强同各方面知识分子的联系，了解反映知识分子的情况和问题，并积极协助予以解决。
——人民政协要积极开展人民外交活动，以加强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合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人民政协要运用适当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
政协委员中有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权威人士，他们学有专长，是人民政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优势之一。
长期的实践证明，各级人民政协工作组，就是人民政协发挥自己优势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
全国政协已先后设立了国际问题、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法制、华侨等十六个工作组，参加各组的成员除委员外，还有非委员的各行业的专家和代表性人士，并通过各工作组的活动，同各党派、各团体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协作。
五年来，通过工作组的活动，全国政协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受到了重视，对各项工作的改进起了推动作用。
实践还证明，各级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是组织委员和社会各界有丰富阅历的人士“抢救”、研究史料的好形式。
五年来，仅全国政协就征集文史资料六千五百多万字，编辑出版了相当数量的书刊。
文史资料工作在人民政协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已经积累了二十多年的经验。
这是一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并惠及后世的光荣事业。
今后，要从人民政协这个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出发，进一步重视党外朋友提供的资料，不断提高和加强这项工作。
刘澜涛说，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人民政协确实是“前程远大，大有可为”。
在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三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政治家相继担任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人民政协作为我国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卓有成效的组织，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全国各族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各级政协只要发扬人民政协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一步发扬主动精神和创造性，一定会在今后的实践中走出新路子，创出新经验，打开新局面，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RW：刘澜涛
栏目：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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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经验交流会结束之后，如何把先进经验推广开来，使之在各个部队、各个单位普遍地开花结果，从而把我军这个大学校办得更好？
这是许多同志都在认真思考的问题。
几年来的实践生动表明，各个先进单位的经验也一再启发我们，深入领会和认真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1977年提出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强调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关于把我军办成一个大学校的建军思想，充分尊重和大力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从不同单位的具体实际出发，切实加强部队的教育训练，是卓有成效地培养造就军地两用人才的根本路线，也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
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热潮的兴起，从根本上说来，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方针日益被干部战士所掌握所实践的必然结果。
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都面临着许多过去未曾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因而促使许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从多方面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加强和改进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训练和其他各项工作的新办法、新路子。
正是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广大干部战士求知成才的强烈愿望，他们学习钻研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有益尝试，给了我们以深刻启示，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进而认识到，邓小平同志早就提出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我军办成一个大学校、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方针，卓有远见，既反映了国家和军队建设的需要，也道出了干部战士及其家长们的心声。
正确的方针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产生强大的物质力量。
培养军地两用人才这个新事物一出现，一些考虑个人前程因而有这样那样后顾之忧的人，感到在部队有学头、回到地方有奔头了。
一些认为“兵难带”的人，也找到解决难题的“金钥匙”了。
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广大干部战士亲身感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把我军办成一个大学校、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战略措施，确实利国利军利民利兵，从而更加坚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更加自觉地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更加积极地为国家和军队的建设贡献聪明才智，这样也就把个人的前途同军队的建设、国家的命运，同实现革命理想很自然地联在一起了。
不少单位的领导同志都深有体会：办大学校、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自觉性，是从体察干部战士的成才渴望和部队建设的迫切需要，在反复深入地学习党中央、中央军委和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的过程中逐步得到提高的，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活动，是针对干部战士的普遍愿望和不同特点，在摸索解决“带兵难”等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也是在不断发现、引导和扶植群众大胆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完善起来的。
归根到底，这是广大指战员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邓小平同志号召的指引、鼓舞下，冲破“左”倾错误思想和陈旧传统观念的束缚，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发扬首创精神的产物。
如何对待群众的首创精神，如何对待新形势下出现的新事物，是对各级领导的实际检验。
对于把我军办成一个大学校、培养军地两用人才这个新事物，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深入实际，热情扶植，积极引导，促其发展成熟；
一种是高高在上，熟视无睹，疑虑重量，任其自生自灭。
显然，我们只能取前一种态度，而决不能取后一种态度。
列宁有句名言：“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社会的基本因素。”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9页）广大指战员中蕴藏着保卫四化、建设四化的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广大群众的首创精神，是把我军办成一个大学校，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全面推进部队建设，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伟大源泉。
领导者的责任，就是要善于把这个“能源”开发出来，运用起来。
应当看到，广大干部战士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和邓小平同志的伟大号召，促使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培养国家和军队建设两用人才的有效形式，找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工作如何做，军事工作如何做，后勤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如何做的有效途径，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我们一定要以更大的革命责任心，认真领会党中央、中央军委和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坚决贯彻执行；
同时，要经常倾听和虚心体察广大干部战士的呼声和要求，善于发现和勇于扶植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充分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下结合，把大学校办得更好。
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今后就是要把这项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从这次经验交流所反映的情况看，凡是认真按党中央、中央军委和邓小平同志的要求做了的，部队建设都有了日新月异的进步，出现了“一着好棋，全盘皆活”的生动活泼的局面。
但就全军来说，无论在认识上和实践上，进展都还不平衡。
先进单位所以先进，是面对实际贯彻上级指示，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坚持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结果。
要把先进单位的经验推向全军，同样需要这样做。
上级指示，是对部队的共同要求，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不能允许拖着不办。
办的过程中，又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各个部队的不同条件，具体分析自己的情况，以点带面，分类指导。
学先进，首先要虚心学习各先进单位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和邓小平同志号召的认真态度及其开拓精神，工作实践中则要针对自己的不同实际和不同要求，发动群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事创造性的工作，作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成绩来，而不能表面模仿，照搬照套。
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不同单位的情况千差万别，因而怎样育才，不存在什么固定的模式。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各部队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都要注意扬长避短，有优势的，充分发挥；
有困难的，积极克服。
大量实践证明，只要领导与群众密切结合，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定地走群众路线，就会出智慧，出办法，就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把我军办成一个大学校，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已经取得了地方党政领导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人民群众的很大帮助，今后应当继续取得他们的帮助。
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同培养军地两用人才一样，是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方针、决策指引下，广大干部战士、人民群众，包括指战员家长的共同创举，同样是群众首创精神的生动体现。
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为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又极大地丰富充实了军民共建活动的内容，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
工厂、学校、城镇、农村，到处都是课堂，到处都有老师，只要我们善于学习，善于从群众中汲取精神营养，广大干部战士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就会更充分地迸发出来。
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正因为是个新事物，必然要经过从不大完善到比较完善的逐步发展的过程。
我们要努力促进这个新事物的发展和完善，就要不断了解、研究新的情况，不断发现、培养新的典型，实事求是地总结推广新的经验，不断提出新的奋斗目标，从而不断地把干部战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向新的阶段，把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各方面的工作提到新的水平。
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依靠群众的觉悟和热忱，认真地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和邓小平同志的各项号召，不仅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两用人才要这样，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要这样，各项工作也都要这样。
只要这样做了，那么我们的整个部队就一定会更加生动活泼，更加富有战斗力。
作者：王仁银邵一海刘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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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3日讯 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解放军代表团已经组成，今天下午在代表团住地召开了成立大会。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的规定，全军二十七个选举单位，于3月下旬至4月中旬，分别召开军人代表大会，充分发扬民主，采取差额选举和无记名投票的办法，选举产生了出席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二百六十七人。
其中，新当选的代表占87.2％。
他们之中有在战争年代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功劳的老同志，也有刚走上新的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干部；
有在战斗中和部队建设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也有在国防科研第一线埋头苦干的知识分子。
在全体代表中，知识分子的比例比上届明显增加，先进模范人物、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同志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在成立大会上，黄玉昆介绍了这届代表的选举经过和组成情况，然后，推选代表团正副团长。
余秋里被推选为团长，杨得志、黄玉昆、胥光义、刘有光为副团长。
代表团团长余秋里在会上讲话。
他说：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我们是受全军几百万指战员的嘱托，同全国各界代表共同商讨决定国家大事的人民代表。
这是极其庄严和光荣的政治任务。
要集中精力，认真学习会议的重要文件，深刻领会精神实质，联系实际认真讨论，积极地提出建议，正确地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严肃认真的态度，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圆满完成大会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本报通讯员 王仁银 邵一海 本报记者 刘新如）
作者：邵一海刘新如
盛会前夕，解放军代表团住地，珍珠梅散发着清香。
出席六届全国人大的代表们，带着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喜讯，带着全军指战员的信任和嘱托，陆续来到了。
人大代表肩负着代表全国人民管理国家大事的庄严使命。
为了更好地反映人民的意愿，代表们在登程参加大会之前，采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广泛深入地征求了部队指战员的意见。
人大代表、沈阳部队副政委张午、副司令员赵先顺利用来京前半个月的时间，带领工作组，深入到一些团和连队进行调查，为参加大会作准备，成都部队代表、战斗英雄夏柱玉，专门召开了少数民族战士座谈会，了解他们的要求和希望。
乌鲁木齐部队代表、某边防团副团长张敬一，顶着寒流风沙，深入边防连队征求意见，有些来不及前往的边防站，也通过电话听取了意见。
在代表团住地，我们见到了海军某部“热爱海岛的模范战士”蔡德咏。
这位普通战士，做梦也没有想到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参预商讨和决定国家大事。
今年初，蔡德咏被选送到上级举办的科学文化补习班学习。
这次来京之前，他不顾风急浪高，乘小舢舨回到执勤十年的小岛，向暂时接替他担负执勤任务的战友尹方伟征求意见。
伴着滚滚浪涛，在灌木丛生的山坳下，两位战友倾心交谈着。
小尹说：“到北京开人大，不光是你个人的光荣，也是我们守岛战士的光荣。
咱小岛连着祖国、连着四化啊！
请你转告祖国人民，我们一定要守卫好、建设好祖国的海疆。”
短短几天，蔡德咏一连跑了七个大多数只有三五个战士的分散执勤点。
他的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下了海岛战士的愿望。
战士们为了表达热爱海岛、守卫海疆的心意，还制作了一个以海岛为背景的画匾，托蔡德咏献给大会。
代表团住地一个房间里，两位同年入伍、同样被命名为模范指导员、现又同任教导员的代表正在促膝交谈，商讨建议。
一位是沈阳部队代表吕支东，一位是南京部队代表顾秉生。
两位代表一见如故，畅谈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心情舒畅、国家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特别是军队清除“左”的影响后出现的喜人变化。
他们共商国家建设、军队建设大计，现已酝酿出三份建议。
两位代表异口同声对记者说：我们是来自部队基层单位的代表，要认真履行自己的庄严职责，当好指战员的代言人。
采访中，我们还结识了钱绍钧、邓世平、蒋宝华等知识分子代表。
这些为国防的巩固、祖国的富强兢兢业业工作的科技战士，被选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心情格外激动。
国防科工委代表刘德普感慨他说：“在人大代表总人数减少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代表的比重大大增加，充分体现了祖国人民对知识分子的信任，是知识分子的光荣。
我们决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和重托。”
这位二十多年来艰苦奋战在国防科研第一线的知识分子，如今深感责任重大。
他在广泛征求科技人员意见的基础上，连夜起草了一份关于如何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建议。
“决不辜负全军指战员的信任和重托！”
这是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代表的共同心声。
他们决心以开好这次盛会的实际行动，来履行自己的光荣使命。
总参代表莫文骅即兴赋《鹧鸪天》一首，讴歌盛会，抒发豪情：
经济复苏逢转届，政治团结庆揭幕。
固国防，展宏图，建设祖国造民福。
昔日危难应记取，改革顺利事亦速。
群贤毕集高大计，中华强盛预先祝。
本报记者 邵一海 刘新如
作者：陈常光/刘世军
本报讯 广州部队某高炮团六连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中，运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帮助干部战士深刻理解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收到显著效果，在全团理论考核中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采用多种辅导方法，使灌输的理论及时消化。
连队成立了理论辅导小组，对文化低的战士及时“开小灶”，搞好个别辅导；
全连成立了四十二个帮学对子，开展互教互学活动；
针对大家普遍遇到的理论难点，举行专题辅导和“难题解答会”。
比如，有些同志搞不清“共产主义信念应该表现在哪里”这个问题，指导员陈运开就在“难题解答会”上，联系实际从三个方面进行解答：要表现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上，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正确认识上；
对党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坚信上。
大家反映，这样解答，具体实在，好懂好记。
开展多种形式的配合活动，使理论教育形象化。
他们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举办了“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专题讲座，放映了三部教学电影，开了两次革命故事演讲会和一次“共产主义因素就在我们身边”的赞颂会，赞颂了七个先进人物的事迹。
他们还让战士现身说法，自己教育自己。
五班长李新华对实行现行政策与实现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理解比较深刻，连里就请他谈体会。
他列举了农村执行现行政策带来的巨大变化，生动说明衡量执行现行政策离共产主义是远了还是近了，根本标志是看现行政策是不是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的道理，使大家深受教育。
运用多方面的事实论证，使理论学习不断深化。
有的同志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问题，感到不好理解，他们就结合实际从各个方面进行论证。
他们请二班副班长石力峰介绍自己家乡江西余江县的情况，引导大家分析十年动乱时期搞“穷过渡”造成的危害，组织干部战士到驻地参观，并联系三中全会后农村出现的大好形势，说明只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才会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道理。
通过这样反复论证。
使理论观点在战士头脑中扎了根。
（陈常光、刘世军）
作者：唐永生/肖德臣
本报讯 今年4月，驻辽宁省义县的某部，开展爱我们守卫的地方的教育，激发了干部战士从爱义县到爱祖国的爱国主义热情。
在教育中，他们组织部队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革命烈士陵园，观看纪录影片《东北最后一战》，请参加过解放义县战斗的原师后勤部政委周忠杰作报告。
通过这些活动，使干部战士了解到，义县是座历史久远的古城，当年为了解放这里，本部队千余名干部战士英勇献身，长眠在这块土地上。
同志们从中受到深刻教育，通信连战士杨宏写下一首长诗《我爱我守卫的地方》，诗中写道：“我爱我守卫的地方，它是英雄的土地，这里有先烈的足迹，它是我的第二故乡。”
特务连新战士曾强国家住湖北省洪湖地区，通过教育，他说：“家乡可爱，驻地也可爱，要爱国，就要热爱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和每一寸土地。”
他和二十二名南方籍战士一起向全团发出倡议：祖国需要我们驻守在这里，我们就要在这里贡献青春和力量。
他们还请解放战争时的老支前模范刘杰作报告，讲述当地人民奋勇支前的事迹。
干部战士查阅有关资料，算了一笔当地人民给国家的贡献帐，大摆人民群众拥军的模范事迹。
通过这些活动，使大家认识到，义县人民群众和全国各地人民一样，都是可亲可爱的。
干部战士自觉地为驻地群众服务，做了大量好事。
工兵连战士赵井林去医院看病，路遇一辆马车，马受惊狂奔，车上坐着一名抱小孩的妇女。
在危急关头，他冲上去，拼命拉住惊马，使马车停了下来。
他们还组织干部战士到当地建设总体规划展览馆参观，使大家看到这里的发展远景。
许多同志说：“我们驻在义县，不能当局外人，要为实现义县远景规划做出贡献。”
今年以来，全团为驻地植树四千五百多棵。
各营连主动同地方挂钩，共建文明村、文明学校、文明车站、文明敬老院，受到群众好评。
（唐永生、肖德臣）
作者：戴韵涛
某部侦察排担负着边防对敌斗争的任务，同志们机智勇敢，多次粉碎越军武装挑衅，保卫了祖国的尊严。
图为指战员苦练山岳丛林地机动作战本领。
戴韵涛摄
作者：杨振京
今年3月，信阳陆军学校应届毕业学员周强，来到三三六五六部队实习，被分到二连一排当副排长。
听说来实习的副排长是个参加全国高考被录取，又在陆军学校学习了三年的学员，战士们真是又高兴，又羡慕。
周强刚到排里，战士们就围住他问长问短。
只有二班长赵祖顺没有多言语。
二班长是一个事业心强，军事技术和管教能力都有一套的老班长，住过师教导队，还被评为优秀学员、神枪手，去年荣立过三等功。
此时，他已经和新到的副排长打过招呼，正站在一旁，望着这个满脸稚气的周强，心里似乎在想着什么。
这天，天气晴朗，连长在射击地线上宣布了参加摸底考核的人员编组名单后问道：“有没有漏掉的？”
“有！
还有我们副排长呢！”
队列里二班长应声而答。
其实，这并非连长疏忽，而是觉得周强刚来，没赶上练习而有意作出的安排。
听二班长这样提出问题，连长略一迟疑，说：“好吧，把周副排长也编上。”
这天考核的课目是射击第五练习，全程六百米，要在十分钟内打掉不同距离、不同种类的五个目标，难度是比较大的。
考核开始了，第一个上场的就是二班长。
嗒嗒——，第一个点射响过，没有命中。
接着第二个点射，又未命中。
赵祖顺毕竟不含糊，沉着地打了第三个点射，消灭了目标。
其它四个目标也都按照规定的时间、弹数打掉了，成绩优秀。
周强最后一个上阵。
他一上来，战士们屏住呼吸，瞪大眼睛。
是呀，连二班长都打了三个点射才……
就在这时，只听嗒嗒——，周强一个点射就打中了目标，队列里的喝彩声还没落，余下的四个目标也全部按规定打掉了。
战士们佩服得直叫好。
二班长笑了笑，没吱声。
又过了两天，连里组织射击预习，二班长看了看周强这个比自己小三岁，还不足二十的实习副排长，脑子一转，说：“副排长，请你帮助检查一下我的动作。”
说着，把检查镜安在冲锋枪上。
赵祖顺连续瞄准击发五枪后，转过头来问周强：“你看怎么样？”
二班长心里有数，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五枪，里边藏着三个考题。
这时，周强从容他说道：“前三枪瞄准点、击发时机和要领，都没问题，可以命中目标。
第四枪偏左下，是跑靶弹；
第五枪稍偏右下，也是发打不中要害的废弹。
如果要打分，只能是三分成绩。”
二班长听罢，点了点头，依然没有做声。
这天，排里组织双杠四、五练习训练，二班长又当众提出了一个考题：请副排长给做个示范。
周强笑着环顾一下大伙说：“我试试看，怕做不好。”
只见他搓搓手，跃上杠，一口气做完了两个练习，动作准确、轻巧、利索。
战士们高兴地鼓起掌来，站在一边的二班长也禁不住连声叫好，脸上显露出发自内心的钦佩的笑意。
老班长的三考使周强“露了脸”，也给他顺利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
战士们说：“咱们副排长到底是院校出来的，还真有两下子呢！”
杨振京
作者：岳城
总政治部歌舞团建立于1953年5月。
三十年来，总政歌舞团在中央军委和总政的领导下，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下，坚定地贯彻执行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继承和发扬我军文艺工作的光荣传统，把自己的艺术青春献给了伟大的人民和英雄的军队。
这个团拥有一批作曲、作词、舞蹈、指挥方面的艺术家，如时乐濛、魏风、胡果刚、胡德风等，并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创作、舞蹈、音乐、舞台美术等工作的优秀人才。
这个团的同志不但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而且访问过亚、非、欧、拉美等三十多个国家，为增进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
从五十年代的朝鲜战场到八十年代的扣林山阵地，从风雪高原到海防前线，总政歌舞团的同志曾冒着炮火硝烟，不辞千难万苦，为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把鼓壮军威、振奋人心的歌舞艺术送上阵地，送进哨卡，送到战士身边……
三十年的艺术实践，使部队文艺工作者深深地懂得文艺是时代的号角。
他们自觉地站在时代斗争的前列，感受人民群众的斗争精神和思想脉搏，努力反映先进思想，塑造先进人物形象，鼓舞人们的斗志。
五十年代，在进军大西南的征途上诞生的歌曲《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作的舞剧《罗盛教》、舞蹈《不朽的战士》；
六十年代，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谱写的大合唱《祖国万岁》，在部队传统教育中产生的舞蹈《狼牙山五壮士》；
七十年代，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出现的歌曲《再见吧，妈妈》、《一束山茶花》、《怀念战友》，舞蹈《爱情之歌》；
八十年代，在国防现代化进军中涌现的歌曲《当兵乐》、《祖国啊请检阅》，舞蹈《海燕》等许多优秀节目，都在艺术舞台上留下了时代前进的足迹。
总政歌舞团的作品和演出具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他们深入了解部队丰富多采的生活，同时广泛吸取民族文化艺术的丰富养料。
在继承民族传统、借鉴外来艺术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即浓郁的民族色调和鲜明的部队特点相结合。
他们的作品，如《姐妹们来呀》、《小河淌水》、《尕马令》、《小青马》等，是在民歌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
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他们创作的合唱《不朽的战士黄继光》、大合唱《祖国万岁》、舞剧《湘江北去》、舞蹈《战马嘶鸣》、故事合唱《一束山茶花》等，都是通过深入民间采风，吸取了民族民间的音乐舞蹈素材而创作的。
总之，他们植根于乡野沃土，采风于祖国四面八方，成功地创作出一大批以军事题材为主，丰富多采、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
六十年代中期，歌舞团的建设，无论是政治思想，还是业务技术都已走向成熟。
可是正当歌舞团兴盛发展之时，他们遭受十年动乱的严重摧残。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为文艺队伍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新的艺术活力。
歌舞团的同志们满怀战斗豪情，奔赴广西、云南边防前线，为自卫还击凯旋的英雄翩翩起舞，向胜利飘扬的战旗婉转扬歌。
接着，他们又踏上中原大地，开进茫茫的沙海深处，慰问那里的雄师劲旅。
在一面火红的锦旗上写着：“艺术精湛，作风朴实，全心全意为兵服务”。
这是前进在国防现代化征途上的人民军队给予他们的新的荣誉。
当前，歌舞团的同志正乘着改革的春风，以崭新的姿态，为开创文艺工作的新局面而辛勤地工作。
他们的“学雷锋义务演出小分队”，身背乐器，用小车推着钢琴，步行到连队演出，受到广大指战员热烈欢迎。
在党的十二大精神鼓舞下，全团同志决心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创作出更多的、具有高度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歌舞艺术作品，培养出更多的优秀艺术人才，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精神生活需要。
在伟大祖国向四化进军的征途中，他们将为繁荣和发展我军的歌舞艺术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克峰/雁舜
本报讯 济南部队某炮团三连连长李忠顺，帮助八名战士由后进变为先进，使连队避免发生各种事故，荣立了三等功。
去年这个连没有指导员，李忠顺在抓好军政训练的同时，尽心尽责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
有个战士入伍后因父母双亡，情绪消沉，经常卧床不起。
李忠顺和其他干部研究了做好这个战士思想工作的突破口，一方面开导他要看到农村的大好形势，对美好未来充满信心，做生活的强者；
一方面了解到这个战士爱好摄影，就买来有关书籍，领着他到照相馆拜师求艺，让这个战士尽快掌握了一门技术。
这个战士觉得生活有甜头，有奔头，便抓紧时间学习，为战友和驻地群众理发七百多人次，年终受到嘉奖。
（克峰、雁舜）RW：李忠顺
作者：书忠
辽宁省盖县驻军某部积极帮助驻地经济条件比较落后的青石岭公社腰岭子大队改变面貌，从生产收益中拿出四千元，买来苹果、桃、李等树苗万余棵，投工万余个，在腰岭子大队附近的荒山上建立了一个果园。
为感谢子弟兵为民造福，公社决定把果园命名为“爱民果园”，并树碑撰文：“官兵一致齐奋战，荒山变成花果园，吃水不忘打井人，致富不忘解放军”。
书忠摄
作者：石世印
当前，经济改革正在广泛深入地展开，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形势很好。
但发展还不平衡，有些地区、部门和单位不能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个别的甚至借改革之名化大公为小公，使改革的部署受到干扰，名声受到损害。
为了保证改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大力提倡和发扬全局观念是非常必要的。
在经济改革中坚持全局观念，首先是要端正改革的指导思想，明确改革的根本目的。
改革就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调整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方面和环节，调整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某些方面和环节，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协调地向前发展。
通过改革，要把广大人民建设四化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科学地组织起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因此，各方面的改革工作，包括一切方针、政策、措施、办法等，都要把有利于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最基本的出发点和归宿。
也就是说，要把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全局利益，作为衡量改革对与不对的标志。
改革头绪纷繁，涉及各方面的职责、权限和利益，而且情况千差万别，人们的认识又往往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局部与全局、目前与长远之间发生矛盾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这就要求我们树立全局观念。
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九一页）只看到本单位、一个局部，不考虑国家、整体，各自为政，各唱各的调，势必造成混乱，甚至偏离改革的方向。
在经济改革中坚持全局观念，做到局部服从全局，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是必须坚持贯彻的。
小建设要服从大建设。
近年来，国家作了很大努力，调整基本建设投资比例，强调集中必要的资金，分别轻重缓急，保证国家重点，尽可能地使建设规模和国力相适应。
但是，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猛的情况仍未根本改变，主要原因是地方、部门和单位上了不少国家计划外的建设项目。
不急需甚至重复的建设项目大量增加，结果造成资金分散，计划外项目挤计划内项目，小项目挤大项目，真正急需的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得不到保证。
这种情况不利于国民经济协调稳定的发展，也不利于提高基本建设投资效果。
我国是计划经济，其优越性就在于能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建设，过去国家集中过多，统得过死，限制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也使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不能充分发挥。
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限，目的就是为了更有利于发挥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充分发挥中央、地方、部门、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而不是要削弱计划经济，脱离国家计划的集中统一领导。
根据党的十二大确定的方针，前十年要集中搞好以能源、交通为中心的重点建设，为后十年经济振兴打好基础。
陈云同志指出：“为了给后十年比较快的发展创造条件，由中央适当集中一笔资金，加强能源、交通和科学、教育等薄弱环节，保证重点项目的建设，是完全必要的。
这是大革命，大建设，是从全面利益出发的。
当然，地方上的小革命、小建设也要搞，但必须以大革命、大建设为主，这也就是局部服从全局。”
为了集中财力，保证国家的大建设，压缩地方、部门和单位的一些小建设是必要的。
如果国家的重点项目得不到保证，能源、交通等大建设搞不上去，地方的小建设上得再多，整个国家建设也不可能持久地稳步前进。
必须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保证“国家得大头”。
当前经济建设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同国民经济的增长很不相称，财政平衡仍然紧张。
财政收入少的主要原因，是地方、企业以及职工个人得的多，国家得的少。
比如，有的地方和企业留利水平超过了应有的限度，减少了国家收入；
有的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截留税利；
还有的利用改革机会，压低上交税利的基数，要国家让税让利。
这说明，在改革中一方面要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限，使之拥有一定的机动财力，另一方面还必须适当集中，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财政是国家赖以行使其职能的经济力量。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反作用于经济。
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才能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文化、国防建设，发展科学技术，否则，必然影响整个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即使某个地方、企业一时“富”了，也不能持久，甚至会带来严重后果。
因此，坚持“国家得大头”，这是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需要，违背这个原则，是和改革的目的不相容的。
各个地方、部门和企业都应牢固树立局部服从全局的观点，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把维护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决不能只讲个人富、企业富，而不讲国家富。
生活和建设要统筹兼顾。
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关系，是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过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曾过分偏重于建设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采取许多重大措施，如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增加工资，实行奖励制度，广开就业门路等，千方百计解决人民生活方面的困难，使城乡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
这些措施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但是，应当看到，我们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基础差，底子薄，处理生活和建设的关系的基本方针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
就是说，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二者必须统筹兼顾，不能顾此失彼。
既不能象过去那样竭泽而渔，一味地追求高积累，也不能超过国力的可能，对生活提出过高的要求。
必须在保证生活逐步有所提高的同时，还要有余力进行建设。
如果生活方面步子迈得过大，工资、福利和奖金增加过多，国家必需的建设资金无法保证，势必影响四化建设，影响人民的长远利益。
尤其在目前我国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的情况下，人民生活的改善只能在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逐步实现；
在国民收入中，用于建设的部分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和比重；
人民购买力的增加也要同消费品供应的增长保持平衡。
所有这些，都是合理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改革分配制度中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为此，要经常教育广大人民体谅国家的困难，懂得不能离开生产发展水平讲生活水平的提高，要依靠长期的艰苦奋斗，发扬共产主义劳动态度，以主人翁的姿态，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为国家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不能不给国家创造更多的利润，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来用之于其他方面，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用之于基本建设，进一步加快我们发展经济的速度。”
搞活微观经济也要服从宏观经济要求。
既要把微观经济搞活，又要加强宏观方面的计划指导，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过去，我国经济体制存在的主要弊端是对微观经济统得过死，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
近几年，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适当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实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对搞活经济，调动生产经营单位的积极性，起到了明显效果。
但是，我们实行本单位的每一项改革，不仅要看对本单位是否有利，还要看对国家是否有利，不仅要计算微观经济效益，还要认真计算宏观经济效益；
不仅要考虑到近期的效果，而且要考虑到长远的影响。
比如，工厂实行超产奖励，有利于挖掘潜力，提高效率，但是，如果盲目生产，产品滞销，卖不出去，超产越多积压浪费就会越产重；
煤矿搞计件工资，有利于调动工人积极性，大大增加产量，如运输能力跟不上，运不出来，仍增加不了社会效益；
商业上实行承包后，商业职工叫好，如不严格遵守物价政策，损害消费者利益，老百姓就不满意。
这都说明，微观经济活动必须符合宏观经济要求，才能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
如果只顾局部搞活，不顾全局的统一，把微观经济所实现的局部利益建立在损害宏观经济利益之上，那就完全违背了改革的目的、原则和要求。
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
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
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九一页）
改革中的全局观念，实质是共产主义思想在改革中的体现。
因此，在整个改革过程中，要把改革同建设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起来，既出物质成果，又出精神成果。
为了端正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要加强对党中央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部署的学习，深刻认识改革的性质、目的和重大意义，努力避免由于对中央的精神不理解而产生的各种盲目性，还要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树立全局观念，克服本位主义，以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关系错综复杂，政策性很强，只有从实际出发，经过深入调查，广泛占有第一手材料，在对客观情况全面了解的基础上，经过系统的研究、比较和反复试验改进，才能制定出符合全局要求的改革方案，有效地避免由于对实际情况一知半解而采取主观片面的改革办法，把改革工作做得卓有成效。
作者：樊慕曾
毛泽东同志在1931年《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
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这就是说，虽然发言权来自调查，倘若是不正确的调查，仍然没有发言权，由此去指导工作，同样是要失败的。
那么，怎样才能进行正确的调查呢？
最近，细读了陈云同志的《青浦农村调查》，以及有关同志关于这次调查的回忆文章，深受启发，从中学到了许多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调查的科学方法。
客观世界是错综复杂的，要了解事物的真相，认识和掌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能靠走马看花、道听途说，而是要扎扎实实地从抓点开始，从典型调查入手。
陈云同志在青浦调查中，为什么把小蒸公社作为调查的起点？
那是因为这个公社有典型性，它的经济和生产情况在太湖流域地区的代表性较大，加上这个地区又是陈云同志和调查组里两位同志在1927年搞过农民运动的地方，与当地群众比较熟悉，群众能讲心里话，也就是说从中可以了解到真实情况。
根据这两个条件选择小蒸公社作为调查典型，对于搞好这次调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个公社，从全局来说是一个点，但对更基层的单位来说仍是一个面，因此还要从中选择适当的点进行调查。
陈云同志在小蒸公社了解一般情况之后，又选择了农林牧副渔和农民吃穿住用等各个方面的点，进行实地调查，观看和了解早稻秧田、抽水站、五金、糖果、水产以及农具门市部的情况，并和群众进行自由交谈，还到当年秋收暴动的农民军曹样林老同志家中进行访问，了解了许多实际情况。
陈云同志正是依据这些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议题，并形成了《青浦农村调查》的主题。
在了解一般情况之后，怎样才能把调查深入下去呢？
从《青浦农村调查》可以看到，算细账是个好方法。
陈云同志抓住了几个有关搞活农村经济、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重要问题，一一进行算账对比，把问题分析得更加明确、透彻，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
例如对于双季稻和单季稻的争论的调查，当地农民认为种双季稻是“明增暗减，得不偿失”，这在当时是近乎右倾机会主义的言论，接触这类问题常常会是“湿手沾面粉——摔也摔不掉”。
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调查报告既作了历史考察，又作了现状了解；
既分别计算了种子账、肥料账、稻草账、劳力账，又计算了总产量账。
经过全面的算账，情况就清楚了：种双季稻比种单季晚稻每亩多收稻谷二百二十斤左右，但是，种双季稻的各项费用加在一起，则合三百一十至三百三十斤稻谷。
两相比较，种双季稻显然是得不偿失，农民的意见是确有道理的。
算细账是求实精神的具体体现。
辩证唯物主义要求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既要注意质的规定，又要注意量的分析，量的分析有助于对质的认识的深化。
算细账的方法，乃是通过对事物量的具体分析，深入认识事物本质的科学方法。
陈云同志在《青浦农村调查》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母猪私养比公养好”，“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等符合实际的正确主张，都是运用了细算账这个量的分析方法，这时我们搞好调查是很有启示的。
从一个点上调查得来的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这不是主观想象所能判定的，需要放到更大的范围中去考察。
通过与其它地区的比较，从异中见同，从同中见异，进而更全面、更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性，使调查的结论更准确。
陈云同志在青浦农村调查之后，并没有立即作结论，而是去杭州、苏州，找了与青浦情况相仿的嘉兴地区几个县（如嘉兴，嘉善），苏州地区几个县（如吴县、吴江、昆山）的县委书记和若干大队支部书记交换意见，之后，又找了与青浦土地、人口、气候条件不同的萧山和无锡两县的县委同志交换了意见。
通过与这些地区作比较之后，视野开阔了，对于当时涉及群众生产和生活关系密切的养猪、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等三个政策性问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这样就使得从青浦县里的一个公社、一个大队调查得来的结论，能在更大范围里具有指导意义。
在作比较时应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不要“先入为主”，要特别注意对那些不同情况和不同观点的分析、研究，以使原有的认识更加全面。
比如，从小蒸公社调查中了解到双季稻面积虽然已缩小到7.5％，农民仍嫌种得多，结论是“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
可后来在萧山县了解到虽然已经种了60％的双季稻，仍然有可能获得丰收。
那么原来的结论是否不可靠呢？
究其原因，由于这个地区无霜期比较长，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加上又是半水稻、半棉麻地区，农忙季节劳力可以错得开，种一部分双季稻有利于增产，但也要适量，种得过多群众就会很不满意。
经过这样反复比较之后，认识就更加全面了。
正如调查报告中指出的：“种不种双季稻，种多少，主要决定于无霜期的长短，以及人口和耕地的比例等因素。”
这样得出的结论就具有更普遍的指导意义了。
抓点、算账、比较——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在调查中的具体运用。
陈云同志在青浦调查中，运用这些科学方法，把当时农村的真实情况调查得一清二楚，指出了当时某些“左”的错误，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今天读来尤感亲切，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着许多新情况，这就要努力发扬毛泽东同志开创的调查研究之风，学习老一辈革命家注重调查、勇于实践的求实精神，把我们所担负的各项工作做好！
作者：席小乐
目前，随着农村经济改革和以联产承包为核心的生产责任制的推行，不少农副业承包者个人或联户纷纷购置一些有限的生产资料，如农副产品加工机具、拖拉机、汽车等等，这是当前农村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个崭新事物，我们对它应该有个正确全面的认识。
允许农村劳动者个人或联户购买机械一类的生产资料，顺应了农民改变繁重体力劳动方式的要求，是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的一项重要措施。
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收入也显著增加。
他们手头有了钱，必然要求购置一定的生产资料，以改变原来笨重的甚至原始的劳动方式。
这样做，不仅可以减轻人的体力劳动；
而且以动力机械代替人力、畜力，可以成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更有利于劳动者完成他们所担负的承包任务。
据安徽省嘉山县太平公社调查，1979年实行生产责任制前，全公社只有大、中型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一百三十二台，到1981年实行责任制两年后，各种拖拉机迅速增加到五百七十四台，比原来增加四百四十二台，这些新增加的拖拉机中，绝大多数是劳动者个人或联户集资购买的。
社员们有了拖拉机，承包生产的能力大大提高，对发展农业生产是有好处的。
允许劳动者个人或联户购置有限的生产资料，也是国家回笼、吸收闲散资金，增加国家扩大再生产能力的一项有效措施。
目前，资金不足是我们经济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我们应该集中国内一切可能利用的闲散资金，包括回笼利用存滞于劳动者个人手中的资金，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但对于劳动者手中的闲散资金，我们不能采取国家强令征缴的办法，而只能采取列宁指出的商品交换的办法，用国家的商品去换取农民手中的资金，把农民自愿地和国家经济建设连在一起。
这样，既满足了劳动者需要生产资料的要求，又使国家回笼部分货币；
同时，由于劳动者有了机械、动力等较好的生产条件，可以提高生产效率，生产或加工出更多吏好的农副产品同国家的工业品相交换，并多向国家上缴税利，这显然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农民个人或联户购买机械、动力等生产资料，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经营，使农民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呢？
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我们知道，农村劳动者个人购买一些生产资料，这不过是从他们的劳动所得中扣除了一部分投入再生产，是他们的一部分劳动收入的物质转化形式，目的是提高个人或联户的劳动生产率，更好地完成承包任务，他们的生产效率提高，收入当然也会相应增加，但这仍然是他们的劳动所得，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
而且，按照党中央《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劳动者个人或联户购买生产资料仅限于农村产品加工机具、各种拖拉机以及汽车、小型机动船等等。
劳动者个人或联户购置拖拉机、汽车等生产资料以启，必须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从事各项生产、经营、运输活动。
只要我们严格执行中央关于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加强市场管理、运用行政、法律和各种经济手段加强监督，就可以做到活而不乱，保证这些劳动者个人或联户的社会主义经营方向。
总之，我们的政策允许劳动者个人或联户购置有限的生产资料，是在我国国情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益的实践和探索。
几年的实践证明，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以后，劳动者个人或联户作为一个承包单位，购置必要的生产资料，是完成承包任务的重要条件。
有了这个条件，农民必将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的范围，提高农副产品的商品率，有利于发展农村的商品生产，疏通流通渠道，活跃农村经济，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栏目：理论之窗
《中国社会科学》今年第二期发表了成有信、李克敬《论知识分子阶级地位和社会作用》的文章。
文章提出把“家庭出身”与“阶级成分”互相混同，用“家庭出身”取代“阶级成分”，这是对我国的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作出错误的判断，造成歧视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的一个“理论根据”，现将有关内容摘编如下：
家庭出身与阶级成份是有本质区别的。
所谓个人的阶级成份，是指成年以后或独立生活以后在长时间内（在政策上可以规定一定的时间）取得生活来源的方式，即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是剥削他人，自食其力，还是受人剥削），而不是他的家庭出身，不是说他出身在什么阶级的家庭中，他就是什么阶级成份。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个人长期所处的经济地位才是形成他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的决定性因素，家庭的阶级成份只能是影响他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的第二位因素，实践证明，家庭的阶级成份决定个人阶级成份的理论是错误的，是小生产者的观点，至少深深地打上下小生产者思想的烙印。
因为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由于家庭职业父子相传，变动很小，剥削阶级的财产和地位，甚至官爵都是世袭的，个人的经济地位和家庭的经济地位，个人的阶级成份和家庭的阶级成份往往是一回事，因而就误认为个人的阶级成份一般地是由家庭的阶级成份决定的。
其实不然，个人的阶级成份仍然是个人的经济地位决定的。
在社会关系迅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中。
家庭出身决定个人阶级成份的错误是很容易看出的。
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个人的阶级成份同家庭出身不一致的情况比比皆是。
旧中国的黑社会分子和地痞流氓属于反动的剥削阶级的一部分，但他们中的不少人却出身于劳动者阶级的家庭。
这就证明对个人阶级成份起决定作用的是他们个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生活，而不是他们的家庭出身，由于我国不少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是剥削阶级，因而用家庭出身决定论而不用个人经济地位决定论来看待他们个人的阶级成份，成不适当地、过高地强调家庭出身的作用，就成为歧视这些知识分子的重要“理论根据”。
但这种“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栏目：理论之窗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目前我国理论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着人道主义，甚至是彻底的人道主义。
所谓人道主义，简单地说，就是重视人的价值的观点。
这种学说虽然由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首先提出，但是，不能说人道主义只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马克思在创立自己学说的过程中，确曾批判过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但是，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人道主义。
他历来重视人的价值，把无产阶级革命一共产主义同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解放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真正找到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的现实根据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现实的人道主义。
另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
科学共产主义虽然也有人的价值、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等用语，但对于人的理解，它和人道主义是不同的，人道主义从唯心史观出发，把人看成是孤立的抽象的人，而马克思主义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人是具体的现实的人，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总和中的人。
马克思在创立自己学说时，是批判地继承了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人道主义学说，但它是经过限制成改造而被包括在科学共产主义之中的。
因此，决不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降低共产主义的水平。
（摘自1983年4月13日《工人日报》）
栏目：理论之窗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如何理解和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理论界过去就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随着改革的深入，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
现将田禾同志介绍的关于按劳分配问题上的一些不同观点摘编如下：
一、什么是按劳分配的“劳”
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马、恩、列的论述，“劳”应是劳动中体力和脑力的支出，只有按照劳动时间的长短，劳动强度的大小，劳动复杂程度的高低来确定劳动报酬，才符合“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原则。
第二种意见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劳”只能是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有一定数量和质量，并为社会所承认的劳动产品。
如果只有体力、脑力的消耗，而没有提供为社会所需要的产品，这样的劳动就失去了社会意义，不能领取报酬。
否则，就会助长不讲劳动效用、出工不出力的现象。
而且，离开劳动成果，就无法衡量劳动者究竟消耗了多少体力与脑力。
第三种意见认为，“劳”应是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劳动复杂程度和劳动效用的统一。
不看劳动成果是不行的，光看劳动成果也不行。
因为在劳动条件好、自然资源优越的情况下，同样的体力和脑力消耗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单纯以劳动成果作为分配尺度，会使分配渗进许多“非劳”因素、离开“按劳分配”原则。
再则，有些劳动，例如某些科研工作，很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形不成成果，甚至失败了。
但花费在其中的劳动并不能说是无效的，因为获得了经验，增长了知识，这样的劳动应当得到报酬。
二、非生产领域的劳动者按照什么原则领取报酬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所说的按劳分配，是将社会总产品经过六项扣除之后剩下的那部分消费资料，以劳动为尺度分配给生产领域中的劳动者。
非生产领域中的劳动者所得的工资，属于社会总产品的扣除部分，不属于按劳分配范围。
对这部分人应实行巴黎公社薪金原则，参照生产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使其薪金数量与同他资历、水平差不多的生产劳动者的工资数额相接近。
另一种观点认为，“按劳分配”原则对国家公职人员、非生产领域的劳动者也完全适用。
①社会总产品经过扣除后分配给生产劳动者，并不妨碍在社会扣除中拿出一部分对非生产领域中的劳动者以劳动为尺度进行分配。
这里只是消费基金的来源不同，并不涉及“按劳”还是“不按劳”的问题；
②在公有制下，生产劳动、非生产性劳动都是为了满足共同需要的劳动，都带有直接的社会性质，都是体力、脑力的支出，只是形式不同，因而都构成向社会领取消费品的凭证；
③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分工不同的劳动者，在权力上是平等的，在经济上，平等权利则表现为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分配消费品，社会完全应当根据他们劳动贡献的大小，给予相应数量的消费品；
④巴黎公社原则在分配方面强调反对的是资产阶级特权，并不排斥按劳分配原则。
三、复杂劳动创造的更多价值应当归谁
一种看法强调应归于社会。
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从事复杂劳动的知识和技能是国家开办学校培养出来的，教育训练费用主要由社会负担，技术设备条件也由社会提供。
当然，考虑到个人努力也是获得知识与才能，创造更多价值的一个因素，所以社会给予适应的奖励是必要的，但从事复杂劳动的个人没有理由根据“按劳分配”要求得到更高的报酬。
另一种意见认为，恩格斯关于“复杂劳动创造的更多价值应归于社会”的设想今天还行不通。
因为：①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复杂劳动的培养费用不可能完全由社会负担，私人或家庭还要承担相当一部分；
②复杂劳动能创造更多的价值，也同个人努力有关，如果将复杂劳动创造的更多价值全部扣归社会，不利于鼓励人们钻研业务和技术，也不利于生产的发展；
③实行按劳分配，是以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为前提的。
如果把复杂劳动创造的更多价值全部扣归社会，实际上否定了这种差别的客观存在。
第三种意见认为，复杂劳动创造的更多价值都归个人是不对的，全部扣归社会也是不合理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作适当的扣除。
确定扣除的比例要用累进的办法，创造的价值越大，扣除的比例也要随着提高。
栏目：理论之窗
《福建论坛》今年第一期上发表周义澄的文章，认为：科学是认识现象，也是社会现象。
近现代科学的突飞猛进，使它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更加突出。
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应当把科学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加以研究。
文章从以下三方面作了具体论述：
第一，在现代，科学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理论、实践活动，已经发育成熟并日益成为与人类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密切相关的基本活动了。
正如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以生产方式为中心的人类经济活动，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人类政治活动一样，历史唯物主义也应当研究人类的科学启动，阐明人类科学活动最一般的发展规律。
第二，科学对社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历史唯物主义应当把科学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来研究，结合科学发展史，研究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资本主义的兴衰，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
第三，历史唯物主义在评价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时，也应当充分评价直接从事人类科学活动的科学劳动者，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高度，明确、充分地论述科学劳动者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据新华社6月3日讯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由主席奥利弗·坦博率领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团时说，中国坚决支持南非人民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斗争，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
赵紫阳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美国的包庇、支持下顽固阻挠纳米比亚独立和威胁南部非洲独立国家的安全表示严重关切，他重申，中国反对把纳米比亚独立同古巴从安哥拉撤军联系起来。
坦博对中国的立场表示感谢。
他说，代表团几天来同中国方面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
他表示，非洲人国民大会将继续把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斗争推向前进。
赵紫阳总理今年年初访问非洲时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同坦博主席举行了会晤。
今天在北京的重逢使宾主都十分高兴。
赵紫阳祝愿南非人民的正义斗争不断取得新胜利。
RW：赵紫阳
===== 我外交部照会抗议蒙古迫迁和驱赶华侨-严正指出，蒙方的行动完全违反国际法准则和国际惯例，为改善两国关系设置新的障碍？
中国方面正密切注视事态发展
新华社6月3日讯 今天中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刘庆有召见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彭茨克·沙格达尔苏伦，向对方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致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的一份照会，就蒙古迫迁和驱赶华侨，向蒙古外交部提出抗议。
照会全文如下：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馆致意，并谨申述如下：
自1983年3月9日至6月1日，蒙古有关当局先后通知居住在乌兰巴托市的二百九十四户、一千七百六十四名华侨在接到通知之日起十四天以内迁往外省农场。
自3月30日起又开始成批地把他们驱逐出境或限期离境。
对被迫离蒙返回中国的华侨，蒙古海关没收和扣留他们的财物，甚至进行赤身侮辱性检查。
尽管中国方面曾就此向蒙古方面进行多次交涉，但蒙古方面至今仍在继续扩大迫迁和驱赶华侨。
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提出抗议。
必须指出，蒙方的行动严重地侵犯了华侨的正当权益。
这些华侨居住在乌兰巴托市几十年，遵守蒙古法律，与蒙古人民友好相处，有合法居留权和正当工作，为蒙古的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蒙方采取突然迫迁和驱赶的行动，给这些华侨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巨大困难，使他们在精神上遭受极大痛苦。
在被迫迁的华侨中，有的有正式工作，被无理解雇和停发工资；
有的家庭有老人、病人、孕妇和婴儿，蒙方也不给予应有的照顾；
蒙方规定的十四天期限，使被迫迁的华侨根本来不及作搬迁准备和处理财产。
当华侨申述自己的困难时，蒙方非但不予考虑，反而出动警察威逼，并胁迫华侨按蒙方意图写“不去农场，要求回国”的字据，然后即宣布驱逐出境或限期离境。
中国方面对蒙古方面突然挑起这一事端很难理解。
为了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为了中蒙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关系的改善，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曾向蒙方进行了十四次交涉，再三表示希望蒙方不要扩大事态，建议通过协商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并提出了具体建议和设想：对蒙方组织有劳动能力而确无工作的华侨去农场劳动，只要蒙方妥善安置、华侨自愿，中方无异议；
对搬迁华侨中的老人、病人、孕妇和正在上学的子女以及财产的处理，要有妥善安排；
搬迁后对华侨来乌兰巴托市探亲提供方便，等等。
中方的态度是克制的，提出的建议是积极的、真诚的和合理的，但蒙方完全拒绝，并继续扩大事态。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蒙方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是蓄意迫害华侨。
这是蒙方长期执行歧视华侨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蒙方一方面在口头上一再声称愿意改善中蒙两国关系，一方面又挑起事端迫害华侨。
中国方面不能不严正指出，蒙方无理迫迁和驱赶华侨的行动完全违反了国际法准则和国际惯例，为改善两国关系设置新的障碍。
中国方面对此感到愤慨。
中国方面正在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并再次郑重要求蒙方立即停止迫迁和驱赶华侨，停止没收和扣留离蒙华侨的财物及对他们进行侮辱性的检查，交还已被没收和扣留的离蒙华侨的财物，保证留蒙华侨的正常生活和工作。
否则，蒙方必须对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顺致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1983年6月3日于北京
作者：孙振宇
出席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我军代表团组成。
图为代表们在一起开会。
本报记者 孙振宇摄
作者：朱茂盛吴君
六届人大代表赵趁妮（中）、段兰英（右）和张雪银三位拥军模范在一起亲切交谈。
朱茂盛 吴君摄
据新华社6月3日讯 来自小麦主要产区的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到达北京后满怀喜悦地告诉新华社记者：今年夏熟小麦长势十分好，如果近期内没有灾害性天气，总产量将超过历史最高纪录。
从陕西省咸阳地区来的人大代表王保京、许宝善、史可训、蔡菊云，兴奋地向记者讲述丰收喜讯。
他们说，尽管去冬今春连续干旱一百多天，今年的小麦长得出奇地好，全地区五百多万亩小麦，总产比去年增产一成以上，是建国以来的最高产量。
人大代表、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李修仁说，今年山西全省一千四百二十四万亩小麦，预计比1982年增产7％左右，总产将创历史最高水平。
小麦丰收，集市上的粮价下跌，群众家家户户都吃上了白面馍馍。
安徽省的夏粮总产量今年也将比丰收的去年有较大幅度增长。
人大代表、凤阳县委第一书记陈庭元兴奋地告诉记者：凤阳县正全面开镰、紧张收割，只要老天再帮几天忙，全部丰收果实就拿到手了。
全县只此一季小麦，就可以留足全年口粮，并且超额完成国家全年的征购任务。
小麦种植面积居全国首位的河南省，今年小麦总产量将比历史最高水平的去年又有较大突破。
人大代表、河南省省长何竹康昨天早晨五时来到首都，稍事休息后，上午就急匆匆地赶到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求上调五亿斤小麦。
人大代表、山东烟台地委书记王济夫自豪他说：我们地区今年小麦实种面积超过历史任何一年，田间管理好于历史任何一年，社员们争取总产超过历史任何一年。
前些日子各国驻华大使到烟台参观，不少人翘指称赞小麦长势好。
人大代表、河北省吴桥县前郭大队党支部书记王连柱说：我们今年的小麦亩产可以达到六百斤，各家各户社员纷纷买缸、打水泥柜准备存放小麦。
据新华社济南6月3日电 （记者南振中）山东省莒县三万多农户遭受风、雹灾害，十几万农户竞相支援。
灾后十天，被冰雹砸坏的七千多间房屋大都修复，许多绝产的麦田已翻种成夏播作物。
5月20日下午，狂风暴雨夹着鸭蛋大小的冰雹、袭击了莒县的夏庄、小店、刘官庄等四个公社。
公路两旁的树木被刮倒、拧劈，十八万亩农作物遭受损失。
莒县99％的生产队实行的是“大包干”责任制。
冰雹刚住，有的社员就跑到自己的责任田里，望着被砸倒了的小麦掉泪。
三万多承包农户遭灾的消息传开以后，莒县无灾和轻灾社队的十多万农户争先恐后地支援受灾户。
有的社员从自己的苗床上剪下最好的地瓜秧，有的从集市上买来菜栽子，五天之内，千家万户凑集起来的八百多万棵地瓜秧和各种菜苗就相继运到灾区社队。
受灾户急需夏播作物的种子，许多社员凑集了玉米种、花生种和棉花种，尽管县委和公社党委一再说服群众不要捐赠现金，可是，在运到灾区的地瓜秧子里面还是发现了不少用塑料薄膜裹着的人民币，既不留姓名，也没有地址。
还有的专业户开着拖拉机，把自己加工的水泥瓦捐赠给百里以外的重灾户。
夏庄公社大荒大队砸毁房屋二百多间。
在大队党支部书记丁来芬的带领下，村里的三十多名瓦工和二十多名党团员组成了四个修房队，只用了两天时间，全村被砸坏的房屋就翻修一新。
莒县县委和县政府十分关心受灾的承包户，先后派出一百多名干部深入到灾区社队帮助群众抗灾、救灾。
县民政部门拨给重灾社五万多元救济款，商业、供销部门给重灾社送去了化肥和柴油。
栏目：国际简讯
△柬贡布省群众反对越军伐木筑路
△印尼要求苏联召回从事间谍活动的外交官员
△安德罗波夫接见美前驻苏大使
但是安德罗波夫接着攻击美国政府无视战争危险，谋求对苏联的军事优势，破坏两国信任的基础。
△以色列军队大肆镇压黎南部人民
栏目：农村经济政策问答
二十二问：为什么说搞活商品流通是当务之急？
答：目前我国农村正在由自给半自给经济转向大规模的商品生产。
为了实现这个转变，当务之急是搞活商品流通，以适应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
这主要是由于现行农副产品收购制度不能适应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要求。
我国现行农副产品收购制度，是在五十年代伴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逐步建立起来的。
它的主要特征是对绝大部分重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派购，并且实际上是由国营商业独家经营农副产品购销业务。
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这种收购制度对于保证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的基本需要，割断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促进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通过价格形式从农业中积累必要的建设资金，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是，这种收购制度也存在一些弊端。
一是收购农副产品过程中运用行政手段过多，忽视经济手段在农副产品收购中应有的作用，在一定时期内虽然可以收购到较多的农副产品，但是从长远看则不利于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
二是国营商业部门统得过多，管得过死，国营商业以外的城乡商品流通渠道被堵塞，国营商业部门内部也互相封锁。
由于收购制度存在以上弊病，就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
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二十多年中，我国农副产品的商品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从1957年的40.5％下降到1978年的35.6％。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措施，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情况和特点，使现行收购制度同商品生产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
第一，全国农村99％的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其中实行以包干到户为主的家庭承包制达80％以上，农业生产活动普遍由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经营转变为以农户为单位的分散经营。
这就要求尽快改变过去那种收购单位只与合作经济组织打交道的收购方式，转变为既要与合作经济组织打交道，更要直接与千千万万个农户打交道。
第二，全国农村多种经营迅速发展，由过去单一经营粮食种植业转变为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业，各种各样的专业户、重点户不断出现并且逐步增加，几乎所有农副产品的商品量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1981年全国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额达到九百五十五亿元，剔除提价因素后比1978年增长23.6％。
农副产品的商品率也上升为40.5％，已经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
原有的流通渠道已经远远容纳不下，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卖难买难”的问题，一方面是农民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卖不出去，一方面是消费者所需要的农副产品很难买到，从而影响了农村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这就要求疏通和增辟流通渠道，尽快搞活商品流通，使农民生产出来的商品及时卖出去，以推动农村商品生产的持续发展，为社会需要提供更多的农副产品。
二十三问：为什么要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
答：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保证我国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搞活农材商品流通、促进商品生产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的一条基本方针。
所谓计划经济为主，就是把有计划进行生产和流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体；
所谓市场调节为辅，就是允许对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起调节作用。
市场调节部分是有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有益的。
我们是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
农业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首先是由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所决定的。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所提供的各种农副产品，同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需要之间客观存在着相应的比例。
全国十亿人口的生活必需品，80％以上是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
轻纺工业所需要的原料，70％左右要靠农业来提供；
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50％左右的外汇是靠出口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换取的。
农业所提供的各种农副产品能否同人民生活、轻纺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多种需要相适应，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能否协调发展。
农业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也是由我国农业面广量大的特点所决定的。
广义的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副业和渔业，在种植业内部又分为粮食和经济作物两大类，在粮食和经济作物两人类中各自又分为不同的种类，林牧副渔业各自内部也同样存在类似情况。
在全国范围内农林牧副渔业究竟怎样布局比较合理，农林牧副渔业各自内部的不同种类的发展比例如何确定，这是一个队、一个社、一个县甚至一个省所不能解决的，必须由国家根据全国各地的自然条件和资源情况，进行全国的和地区的合理规划，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并且考虑到加工、运输、储存条件以及国际市场的变化情况，作出大体适当的安排，直至对某些重要农副产品下达统购、派购等指令性的收购计划，确保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的主要部分有计划地进行。
同时，也要对计划外农副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实行市场调节，增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活力。
农业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又是由普遍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
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农业生产活动已经由过去的集体经营转变为以家庭经营为主，农民在生产和流通方面有了自主权，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但是，由于广大农民分散在农村，他们既不能及时了解各种农副产品的供需状况，更不可能准确预测市场行情的发展趋势，再加上农业生产周期较长，不可能对市场行情变化作出灵活的反应。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松计划指导，任凭价格规律自发地调节农业生产，就有可能造成有的产品供大于求，卖不出去，而有的产品求大于供，市场严重短缺，这样不仅会破坏社会经济生活的稳定，而且也会使产品积压的农民在经济上吃大亏。
只有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对某些重要农副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实行计划指导，把农民的经营自主权同国家计划要求协调起来，在不冲击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允许农民自行生产和销售上部分农副产品，才能保证农村商品生产的健康发展。
二十四问：如何调整农副产品购销政策？
答：调整农副产品购销政策，是为了搞活农村商品流通、促进商品生产发展而实行的一项重要改革。
调整的方向是相应放宽农副产品购销政策，在坚持计划经济为主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农副产品，如粮食、棉花、油料、黄红麻、甘蔗、甜菜、烤烟、茶叶、肥猪、牛羊肉、水产品、主要林产品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二类农副产品，在一定时期内仍要继续实行统购、派购，统购、派购的品种不宜过多，应当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而逐步减少，扩大议购议销商品的范围。
对某些紧俏农副产品实行统购派购时，一般不宜采取全额收购的办法，有的规定收购基数，有的规定购留比例，都应给予生产单位和生产地区一定的处理权。
同时要逐步推行农副产品购销合同制，把农民的交售任务用合同形式落实下来。
合同一经签订，必须严格信守。
对于农民完成统购、派购任务后的农副产品（不包括棉花）和工业消费品（不包括烟酒专卖），以及国家计划没有规定任务的一切商品，允许国营、集体、个体商业通过各种流通渠道，采取各种方式经营。
中央一号文件中规定：“国营商业要积极开展议购议销业务，参与市场调节。
供销社和农村其他合作商业组织，可以灵活购销。
农民私人也可以经营，可以进城，可以出县、出省。
撤销农副产品外运由归口单位审批的规定，凡属收购任务以外的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可以有升有降。”
参与市场调节的农副产品，虽然品种繁多，但是它们的产值在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却比较小，与国家统购、派购的部分相比，仅仅居于次要的地位，是国家计划的必要的补充，其范围多人为宜，是由国家统一计划划定的。
调整农副产品购销政策，在价格上也要相应放开。
对计划收购的品种，应当继续执行国家牌价；
完成计划以后，可以实行议价。
国家计划没有规定的其余品种的价格，可以逐步放开，随行就市。
价格放开以后会不会导致物价全面上涨、把市场搞乱呢？
从近几年的实际来看，是不会的。
例如，小商品价格放开后，并未引起市场很大波动；
有些丰产地区允许粮食上市后，某些品种的市价已经低于国家议购价格。
市场价格的升降是受商品供求关系制约的，并不完全取决于是否放开价格。
同时也要看到，放开价格有利于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市场商品丰富就有利于价格的稳定。
只要国家在宏观经济上把握住基本的商品供应和市场购买力的平衡，放开价格是没有多大危险的。
在农副产品购销政策调整中，要注意运用价值规律促进生产、平衡市场的积极作用。
这几年国家提高了烤烟、棉花、油料作物的收购价格，农民种棉花、烤烟、油料作物的积极性就比较高，生产很快上去了。
（待续）农牧渔业部政策研究室编写
据新华社6月3日讯 记者从国家物资局获悉，今年全国将更新五万辆技术性能落后、耗油量高的老旧汽车，改造八万辆汽车。
汽车的更新改造，是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重要内容之一。
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现有各种民用汽车二百多万辆，一百六十多种车型，其中需要更新的占四分之一。
这些老旧车辆大部分已行驶二十年或五十万公里以上，油耗高于新车的一倍，年维修费平均每辆达五千至八千元，修两次就可以买一辆新车。
目前我国各种汽车消耗的汽油，约占全国汽油消耗总量的90％。
因此，有计划地更新改造老旧汽车，每年可节约油料六十万吨左右。
今年国家下达的更新五万辆汽车的计划，经过各地区、各部门的努力，已完成8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