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举办职业培训学校
据新华社上海2月06日电
上海市劳动局与招工用人单位联合举办职业培训学校（班），对待业青年进行就业培训，学习期满后不包分配，由各工厂企业择优录用。
许多用人单位称赞这是改革劳动就业制度的一项好措施。
从1980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全市已有99个职业学校（班），共培训了1．6万多人。
学制一般为一年，学生学习期满经考核合格后，发给结业证书。

中央机关改革走在前面
七千多老干部光荣离休
据新华社北京2月06日电（记者李尚志）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在进行机构改革、实现新老干部交替方面成绩显著：
到1982年年底，已有7，260名老干部退出各部委繁重工作的第1线，办理了离休手续，占应离休人数的81％。
其中部级干部有145人，占部级干部应离休人数的64％；
司局级干部有2，273人，占司局级干部应离休人数的88％。

为纪念“二七”大罢工六十周年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同志题词
新华社北京2月06日电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同志为纪念“二七”大罢工六十周年题词。
叶剑英同志的题词是：
中国工人阶级要发扬二七革命传统，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
邓小平同志的题词是：
中国工人阶级要发扬二七革命传统，为把我国建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推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奋斗！
李先念同志的题词是：
中国工人阶级要发扬二七革命传统，永远不忘过去，正确对待现在，努力创造未来！
陈云同志的题词是：
纪念二七大罢工六十周年，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北京郑州福建分别隆重集会纪念“二七”大罢工六十周年
发扬“二七”传统争当改革先锋
长辛店“二七”纪念馆举行奠基典礼，林祥谦烈士塑像在武汉落成
本报讯
记者鲁南报道：
02月06日，二七机车厂、二七车辆厂1，600多人，在北京长辛店隆重集会纪念“二七”大罢工六十周年。
党和国家领导人王震、韦国清、倪志福、邓力群、胡启立参加了纪念会。
今天的纪念大会由纪念“二七”大罢工六十周年筹备委员会副主任、铁道部部长陈璞如主持，筹备委员会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在会上讲话，当年英勇参加罢工的长辛店老工人刘在祥也在会上讲了话。
陈璞如首先向大家宣读了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为纪念“二七”大罢工六十周年的题词。
到会的工人代表们热烈鼓掌。
倪志福说：
今天我们纪念“二七”大罢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过去中国工人阶级站在民主革命的最前列，现在中国工人阶级要站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前列，在新的历史使命面前，继承和发扬“二七”革命精神，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破旧创新、立志改革，努力开创现代中国工人运动的新局面。
倪志福在讲到要加强工人阶级团结的时候指出：
当前，尤其重要的是搞好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团结。
加强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团结，不仅是四化建设的需要，也是提高工人阶级素质的需要。
当年在长辛店参加“二七”大罢工、现在还健在的48位老工人中，今天有10人高兴地参加了纪念大会。
年过八旬的刘在祥激动地说，当年的“二七”大罢工，是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一场伟大的革命斗争。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场革命斗争。
我们工人阶级应当以主人翁的姿态站在改革的最前头，当改革的促进派。
本报讯
记者鲁南报道：
02月06日，在“二七”大罢工六十周年前夕，长辛店“二七”纪念馆举行奠基典礼。
党和国家领导人王震、韦国清、倪志福、邓力群、胡启立出席奠基典礼，铲土奠基。
北京市长焦若愚在奠基典礼上讲了话。
长辛店“二七”纪念馆位于长辛店车站西北方向的“二七”烈士陵园旧址。
新华社武汉2月06日电（记者陶国栋）为纪念“二七”大罢工六十周年，出席湖北省职工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的700多名代表，今天来到汉口江岸，瞻仰了“二七”革命纪念馆，向“二七”大罢工的烈士们敬献了花圈。
二十六年来行车百万余公里无事故的湖北省特等劳动模范、武汉铁路分局江岸机务段司机长姚福年瞻仰后激动地说，“二七”大罢工是工人阶级在党领导下的一次伟大革命斗争，我们要发扬“二七”的革命传统，以主人翁的精神，按照党的十二大指引的航向，做改革的火车头。
新华社武汉2月06日电
（记者任兆英）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在“二七”大罢工中英勇就义的林祥谦烈士塑像落成揭幕典礼，今天在武汉举行。
中共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省、市人大常委会、省、市人民政府、政协，省、市总工会，武汉铁路局等负责同志和各界代表300多人参加了揭幕式。
林祥谦烈士塑像矗立在汉口江岸火车站一站台，距离烈士当年就义处约100多米。
塑像是仿红沙石结构，高5米。
烈士身着老式冬季装束，留平头，目视前方。
塑像基座正面镌刻着“林祥谦烈士”五个金字。
中共武汉市委第1书记王群和武汉市长黎智，林祥谦孙女林丽钦和孙儿林耀强，“二七”老工人代表黄正兴等分别向林祥谦烈士塑像献了花篮。
黎智在揭幕式讲话中说，今天，我们面对林祥谦烈士塑像，纪念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六十周年，心情十分激动。
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二七”革命传统，振奋精神，搞好各项改革，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新华社郑州2月06日电
（记者杨玉生）从2月01日以来，河南省会郑州市工交战线的广大职工，积极组织报告会、文娱晚会、火炬游行和访问“二七”老工人等多种活动，隆重纪念“二七”大罢工六十周年。
郑州是“二七”大罢工的策源地之一。
1923年02月03日京汉铁路工人在这里拉响了大罢工的第一声汽笛。
在纪念“二七”大罢工六十周年之际，郑州市的广大职工决心发扬“二七”革命传统，站在改革的前列，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郑州铁路分局团委在2月03日上午，组织了300多名新长征突击手和新团员，举行了“接过‘二七’革命火炬，让青春在共产主义实践中闪光”的宣誓活动。
位于二七广场，气势雄伟、造型优美的二七纪念塔，连日来，已成为人们开展纪念活动的中心场所。
纪念塔管理处的负责人对记者说，建塔十一年来，已有1，300多万人怀着敬仰的心情登上此塔，自觉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来自世界80个国家和地区的2万多名外宾，也慕名来此登塔瞻仰。
02月03日，郑州铁路局300多名青年工人，在参观了塔上“二七”烈士陈列馆后，心情激动地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工人阶级的地位，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
他们表示，一定要继承和发扬“二七”革命传统，把自己锻炼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建设人才，为振兴中华献出青春。
02月05日，郑州1，500多名职工，在当年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郑州“二七”纪念堂集会，隆重纪念
“二七”大罢工六十周年。
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张树德、于一川等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
于一川在大会上讲话，号召全省职工要继承和发扬“二七”革命传统，振奋革命精神，坚定地站在改革的前列，做改革的促进派。
据新华社福州2月06日电
（记者蔡清河）福建省和福州市各界群众1，300多人，今天在福州市隆重集会，纪念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六十周年。
中共福建省委第1书记项南等省、市党政军领导同志，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工人和“二七”烈士林祥谦家乡的代表、林祥谦烈士的后代等参加了大会。
大会由福州市委副书记苏里主持。
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程序在会上讲话。
他说：
“‘二七’大罢工在中国革命史、中国工人运动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福建是‘二七’烈士林祥谦的故乡。
今天我们回顾革命历史，缅怀烈士业绩，就要发扬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站在改革的前列，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他还在会上宣布：
将在福州建造林祥谦烈士塑像，让林祥谦烈士的革命精神在全省人民中代代相传。
在福州铁路分局工作的林祥谦烈士的孙子林耀武和福州铁路分局党委副书记沈永祥也在会上讲话。
连日来，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以及南昌铁路局、福州铁路分局，纷纷派代表到祥谦陵园，向林祥谦烈士敬献花圈，到祥谦公社探望林祥谦烈士亲属。

国家经委检查组深入现场贯彻中央领导同志意见
扯皮17个月的昌北港专用线通车
本报讯
开工修建了十多年于1981年建成的南昌昌北港，由于铁路和港口双方因用地租费等问题互相扯皮达17个月之久，两条已竣工的铁路专用线不能通车，收不到一点经济效益，水陆联运吞吐量只能使用20％。
中央领导同志了解这一情况后，要求总结枝城港中断行车事件的教训，要先通车，再讲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中断国家的铁路运输。
国家经委检查组1月21日到南昌后，召开了铁路、港口有关同志参加的座谈会，双方表示坚决按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立即行动，积极做好通车准备，并于1月26日通车。
　（详细报道见第2版）

在北京长辛店举行“二七”纪念馆奠基典礼。
新华社记者　李基禄摄

推选干部要强调文化程度
要放手大胆地吸收一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有科学文化知识，敢于创新的同志，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
推选干部，在注意革命化的前提下，对领导经验和文化程度二者，要着重强调文化程度。
领导现代化建设，没有较高的文化科学知识很难胜任。

提倡老爱新新尊老
所有离休的老同志，要把诚心诚意地爱护和支持新上来的年轻同志，作为自己晚年的最主要任务；
新同志也要诚心诚意尊重老同志，向老同志学习。
在大政方针问题上，老同志要积极发表意见，在具体问题上不要干涉过多，让年轻人放手工作。
只要新老同志亲密合作，团结一致，就一定能够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曹县各医院实行浮动工资制
工作效率和医疗质量明显提高
据新华社北京2月06日电
山东省曹县在县、社医院实行浮动工资制，一年来取得显著成效。
各医院实行浮动工资制以后，工作效率和医疗质量明显提高。
医务人员想方设法地作好工作。
全县增设了18个医疗点，设家庭病床130多张，建立了140多个新项目。
不少人送医送药上门，出诊人数达十万人次以上。
现在，这个医院的医务人员早上班、晚下班，工作兢兢业业，去年70％的公社医院被评为全县先进单位。

用改革精神开创科技工作新局面
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提出从八个方面进行改革
本报讯
记者柏生、郭龙春报道：
历时九天的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2月06日结束。
会议动员全院上下用改革的精神去开创科学院工作的新局面。
国务委员方毅同志到会做了重要讲话。
卢嘉锡院长在会议总结中提出，科学院当前要从八个方面进行改革。
一、搞好机构改革。
二、大胆重用、用好优秀中青年知识分子。
三、根据工作的不同性质和特点，试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
四、试行招聘合同制，逐步改革人事制度。
五、对某些研究课题试行课题组人员自由组合，由课题组长选择本组工作人员。
六、改革奖励制度。
七、允许科技人员利用业余时间到所外从事有益于四化建设的劳动，所得收入一般归本人所有。
八、试行浮动工资制。
卢嘉锡说，带头人的认识和决心是能不能搞好改革的关键。
各级领导要大胆、坚决，不要等待、观望；
要认真调查研究，一切经过试验，不要一刀切，不要一哄而起。
闭幕会上，全体代表通过了向全国科技界发出的倡议书。
倡议书希望科技界的五个方面军加强联系和合作。

田纪云同志发表文章指出
国营企业“以税代利”有利调动内部活力
本报讯
本报二版今天发表田纪云同志的文章，题目是《国营企业推行“以税代利”的一些认识问题》。
文章指出，我国企业在解放以来，基本上实行的是统负盈亏即吃“大锅饭”的体制，结果造成了勤懒不分，极大程度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在国营企业推行“以税代利”，自负盈亏，这是国家与企业之间、中央与地方各级之间分配关系的一项重大改革。
这一改革必将有利于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内部的活力。
文章就一些同志对推行“以税代利”的疑虑和问题作了解释和回答。

老干部思想解放见高识远四川省委选举杨汝岱为书记
省委新班子年龄结构和文化程度有重大突破
本报成都02月06日电
新华社记者王文俊、本报记者罗茂城报道：
中共四川省委四届一次会议02月05日在成都举行。
会议选举杨汝岱为省委书记，杨析综、聂荣贵、冯元蔚（彝族）、蒋民宽为副书记。
同时，中共四川省顾问委员会选举谭启龙为主任，鲁大东、杨万选为副主任；
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许梦侠为书记、王敖为常务副书记，王一纯为副书记。
现在，四川省委常委由原来的二十三人减为十六人；
省委正副书记由原来的十四人减为五人。
常委平均年龄由六十二点六岁降到五十七点一岁，常委中五十五岁以下的有九人，占一半以上。
省委书记、副书记的平均年龄由六十三点四岁降到五十二点八岁。
省委书记杨汝岱五十六岁；
四名副书记中，年龄最小的为五十岁。
省委常委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百分之十七点四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三点七；
省委正副书记中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由原来的百分之二十八点六上升到百分之六十。
在新选出的省委常委中，有一半是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参加工作的。
五名省委正副书记中，建国初期参加工作的有四人。
四川省委领导班子能够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在年龄结构和文化水平方面实现重大突破，省委领导核心中的老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原省委主要负责人谭启龙、鲁大东等老同志，从四川省的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主动要求退出主要领导岗位，积极支持年轻同志上来主持工作，表现了老干部的革命情操。
中央曾经表扬他们是“思想解放，见高识远”。
四川省委能够顺利实现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省委坚持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
省委在省级各厅（局）和地、市、州的六百多名领导干部中，对省委正副书记、常委的人选进行了民意测验；
同时分别召开了党、政、群各方面负责人参加的小型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

让“二七”革命传统在新时期发扬光大
今天是“二七”大罢工六十周年纪念日。
“二七”大罢工发生在1923年，是京汉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争人权、争自由、争工会权利，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一次政治大罢工。
这次大罢工有力地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伟大力量，在中国革命史、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
马克思在论述巴黎公社时曾经指出，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原则是永存的。
同巴黎公社一样，“二七”大罢工也失败了，但是，“二七”英雄们为实现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的共产主义精神，是永放光芒的。
共产党员林祥谦、施洋等革命烈士面对敌人屠刀，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和崇高品德，将为世代人民所敬仰。
“二七”革命斗争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
党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正是由于充分发挥了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伟大作用，才能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努力，党号召工人阶级站在改革的前列，支持改革、参加改革、领导改革，通过有领导、有秩序的改革，稳步前进，开创新局面。
那些不符合新的历史时期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不破除，那些长期以来“吃大锅饭”的经营管理制度不改革，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得不到发挥，党在新时期制定的总任务就有落空的危险。
我国工人阶级应当继承和发扬“二七”的革命精神，在经营管理制度的改革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要使改革取得效果，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必须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是与大批革命知识分子的努力奋斗分不开的。
在“二七”大罢工中光荣献身的施洋大律师，就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光荣代表之一。
在民主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尚且非常需要知识分子；
今天，在以实现四化为战略目标的新的历史时期，工人阶级就更加需要知识分子。
目前，我国知识分子已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成为四化建设的依靠力量。
我国工人阶级已有了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是无数革命先烈梦寐以求的。
随着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壮大，我国工人阶级素质一定会得到更大的提高，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将会发挥得更加充分。
继承和发扬“二七”革命传统，工人阶级要学习“二七”工人为人民事业献身的主人翁责任感，树立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为人民创造更好更多的财富。
现在，我国工人阶级队伍，已从1923年的300万发展到一亿以上，其中青年工人占职工总数的60％左右。
到本世纪末，我国能否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代跨世纪的青年工人。
我国这一代的工人是大有作为的，他们已经为国家的兴旺发达做出贡献，也一定会做出更大贡献。
我们要热情地支持青年，关怀青年，使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更大发挥。
同时，又要有针对性地进行生动具体的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工人阶级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使命。
继承和发扬“二七”革命传统，还要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
工会是党的助手。
“二七”大罢工时，工会在工人群众中享有很高威信。
今天，工会仍然是党联系工人群众的纽带和桥梁。
工会应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自己的活动。
要组织工人学科学、学文化、学技术。
要敢于替工人讲话，关心工人切身利益，带领工人同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作斗争。
要积极推行经营责任制，不断改进企业民主管理工作，以提高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
要组织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把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结合起来。
要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努力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居住条件、饮食卫生条件，积极开展各种互助活动。
当前特别要在动员和组织工人阶级进行改革方面做出新的贡献。
各级党委要支持工会工作，努力把工会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虽败荣犹著，英光永世红”。
董必武同志赞颂“二七”革命斗争的诗句，充分肯定了“二七”大罢工的历史功绩，鼓舞着我们继承和发扬“二七”革命传统，把工人阶级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调整领导班子步伐要加快
在选拔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领导班子的问题上，要下更大的决心，决不能犹豫不定，进度要快一些。
同时，要采取措施，让各地新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同志能够集中更多精力调查研究，做好工作。

国营企业推行“以税代利”的一些认识问题
内容提要：
解放以来，我国企业基本上实行的是统负盈亏，即吃“大锅饭”的体制，结果造成了勤懒不分，极大程度地障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实行“以税代利”，自负盈亏，则有利于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内部活力。
本文就一些同志对国营企业推行“以税代利”的疑虑和问题作了回答。
田纪云
目前，许多同志对加快“以税代利”的步伐，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并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
但是，有些同志也对此提出了一些问题和疑虑。
看来，需要深入研究，以便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
国营企业由向国家上交利润改为上交税收，这对企业有哪些好处呢？
解放以来，我国企业财务制度虽经多次变化，但就总体而言，基本上实行的是统负盈亏、吃“大锅饭”的体制，企业实现的利润基本上要上交国家，企业可以支配的财力很少，而且也很不稳定。
有同志说，这种办法是“收多收少全部上交，花多花少实报实销”，这正是对“大锅饭”的真实写照。
这种勤懒不分，极大程度地障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1979年以来实行利润留成的办法，使企业的财权有所扩大，财力有所增加，这同统负盈亏、吃“大锅饭”的体制相比，确实是前进了一大步；
但从建立健全企业经济责任制的要求来看，还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吃“大锅饭”的体制。
因为，在利润留成制度下，企业有了利润则得分成，利润少了无非是少得分成，或者通过“调整”计划利润指标等办法照得分成，发生了亏损，企业也不承担多少经济责任，因而对企业实实在在的压力并不大，企业的责权利没有紧密地结合起来。
可以说，落实企业依法规定的明确的经济责任，这是国家对企业一直没有解决好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
相比之下，实行“以税代利”，自负盈亏，有利于建立健全企业的经济责任制，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把责权利紧密地结合起来。
从试点的经验看，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企业实现的利润通过税收形式上交国家，其税率要比利润留成比例严肃而稳定，一般情况下不予调整，这既能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又能克服企业只负盈不负亏的包而不干的弊病；
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经营管理的改善，留给企业支配的财力也会稳定地增长，企业可以根据宏观经济决策的要求和市场需要，更自主地安排生产经营，特别是可以对企业的发展进行较长时期的规划，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把国民经济搞活；
三是企业及职工的经济利益与企业经营的好坏直接挂钩，可以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实行税后自负盈亏，企业的责任更加明确了，即企业要承担经营管理不善而带来的风险。
过去企业总是眼睛向上，依赖国家；
今后企业要想有所发展，职工物质利益要有所增加，就必须在改善经营管理上下功夫。
这就能够充分调动企业发展生产、革新技术、挖掘内部潜力，提高经济效益的积极性、创造性。
实行“以税代利”企业的一位厂长说：
“搞利改税后，担子直接压在企业身上，这一下我们当厂长的眼睛成天要盯着数字，盘算经营了。
当这两年厂长，比过去十几年都要紧张。”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尽快地把企业的经济责任制建立健全起来，把责权利密切结合起来，使企业外有压力，内有动力，从而使企业这个最基本的经济细胞发挥出更大的活力来。
而实行“以税代利”，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创造必要的条件，提供明确的依法规定的责任界限。
推行“以税代利”，能否使企业真正摆脱条条块块的束缚？
要使企业彻底摆脱条条块块的束缚，光靠利改税一项措施当然是不够的。
因为要解决条条块块对企业的束缚，关键是党和政府对企业如何进行管理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整个管理体制（包括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进行综合改革。
比如中央已决策的逐步建立以城市为依托的各种规模和各种类型的经济区，让中心城市来管理企业，以及改革市、地领导体制等，都将对解决条块分割的问题发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推行“以税代利”，将大大有利于减少因企业隶属关系和上交利润与地方、部门的经济利益挂钩所形成的对企业的多头行政干预，逐步消除各级对企业因利益划分而形成的所有制观念。
“以税代利”后，各级各类企业不论其原来的隶属关系如何，都要向中央和所在地方交纳同样的税收，尽同样的义务。
这样，就会使企业从条块束缚下逐渐摆脱出来，促进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和经济联合。
国家对国营企业的收入分配只采取税收一种形式，会不会改变企业的全民所有制的性质呢？
有的同志把税收和利润看成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范畴，认为税收是国家运用政治权力参与企业的收入分配，利润是国家以投资者的身份参与企业的收入分配。
其实，利润也好，税收也好，都是企业职工为社会提供的剩余产品的一种形态，从这个角度看，两者并无本质区别。
对国营企业由上交利润改为征税，仅仅是国家积累资金形式的改变，这并不会改变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这就如同目前农村普遍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会改变农村集体、合作经济的性质是一样的。
过去对国营企业采取上交利润的办法，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出发的：
国营企业是国家投资兴办的，它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都是国家的，因此，它所生产的产品也必须纳入国家计划统一分配，它所形成的资金积累也必须全部上交给国家财政统一安排使用，至于企业有什么需要，不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都要由企业通过主管部门层层上报，经批准纳入计划后由国家拨给。
这种办法，并非我们的发明创造，而是五十年代从外国学来的。
现在看来，也是我们在战争时期实行供给制的继续。
实践证明，这种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互相脱节的办法，并没有什么优越性，而其弊病则充分地显示出来。
实行“以税代利”后，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仍属国家所有，企业不能随意转让；
企业的主要产品由国家计划直接或间接安排；
企业主要领导人的任职仍由国家指派或批准；
企业用税后的财力增加的固定资产，其所有权也仍然是国家的。
既然如此，国营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就不可能因此而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
实行“以税代利”，会不会造成财力的分散，影响国家的重点建设？
这个问题应当引起注意，特别是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更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这就要求在税种、税率的设计上做到缜密合理，既不宜给企业留利过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
也不能把企业卡得过死，收得一干二净，影响企业积极性的发挥。
因此，在研究制订“以税代利”的方案时，处理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总的原则应当是：
首先保证国家多收，也要使企业能够在增产节约、提高经济效益、挖掘内部潜力中得到较多的利益，充分调动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
由于征税是以法律为后盾的，具有强制性，只要生产发展了，经济效益提高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肯定是会稳定增加的。
以1981年的数字为例，全国参加“以税代利”试点的456个工业企业，与1980年比较，总产值增长2．5％，销售收入增长8．9％，实现利润增长18％，上交国家税费增长13．6％。
销售收入的增长，明显高于总产值的增长，特别是实现利润和上交税费的增长，都大大高于总产值和销售收入的增长。
四川省达县地区从1980年开始，对百货商店、五金公司一门市部、烟酒公司门市部、国营糖果店试行“以税代利”，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果。
从1980年至1982年的三年中，销售总额、实现利润、向国家上交税收分别平均递增4．26％、8．6％和5．85％。
实现利润与上交税收的增长，也高于销售额的增长，企业也得到了较多的利益。
这充分说明了以税收形式集中资金的优越性与可靠性。
同时通过征税，可以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监督。
从征收所得税来说，它的课税依据是企业的实现利润，实现利润准确程度与所得税的多少形成密切的制约关系，课征所得税就必须对企业的生产过程、成本核算、财务活动进行监督，审查企业的决算，从而把对国营企业的经济监督与国家的经济利益挂起钩来，并使这种监督制度化、经常化。
这对纠正国营企业长期存在的浪费资财、管理松弛、财务混乱的现象，促进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今后必须加强法制观念，按税法办事，在其他政策措施的配合下，通过审查企业的成本核算，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堵塞各方面的“跑、冒、滴、漏”。
因而从总体上说，实行“以税代利”，是有利于国家生财、聚财的措施，而不会是分散财力，影响资金积累的。
实行“以税代利”后，企业可以支配的财力逐年增加，会不会造成盲目生产、重复建设呢？
近几年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地方和企业财权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盲目生产、重复建设的情况，但不能完全归罪于体制改革本身。
盲目生产、重复建设的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就存在。
当然，由于我们在改革过程中计划管理工作未跟上，经济杠杆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使这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了。
随着企业经济责任制的完善和进一步搞活经济，今后企业在增产增收的基础上自行支配的财力总量肯定是会逐年增大的，并且行业之间、企业之间支配的财力也会不断出现新的不平衡。
这是必然趋势。
要从根本上解决盲目生产、重复建设的问题，不能在把企业卡死上打主意，关键要在搞好经济信息和经济预测的基础上，加强计划管理和综合平衡，破除各种“部门所有制”、“地方所有制”和“大而全”、“小而全”的经营管理体系，并要从宏观上加以指导和控制，利用经济杠杆来引导企业的投资方向，使企业把钱真正用到固定资产的更新改造以及国家急需的建设项目上去。
盲目生产与重复建设，从根本上说，并不在于企业财力的多少。
实行“以税代利”，恰是有利于克服盲目生产和重复建设。
比如，通过征税的奖限措施，对新建扩建项目，分别不同行业和不同产品，征收一定比例的建筑税、投资税或能源交通建设基金的办法，并配合其他政策，就可以限制企业乱上基本建设项目，这样就有利于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以保证重点建设项目的建成。
此外，现在推行“以税代利”，如何为今后过渡到以税种划分财政收入的分级财政体制做准备？
实行“以税代利”，不仅是税制本身的改革，而且是为财政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作准备的。
因而现在税种的设计，要考虑到将来税收在各级财政之间如何划分的问题。
如果“以税代利”的第1步，只考虑增设所得税一项，就有在将来这个税归哪一级或如何划分税种的问题。
因此，在目前不改变现行财政体制的前提下，国营企业也可以实行向所在地方交纳地方税的办法，作为平衡地方财政支出的财源之一。
目前我国200多个大中城市，其工业产值和财政收入均占全国的70％以上。
由于国民经济长期比例失调，地方建设中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城市建设与城市所担负的任务很不适应，使城市超负荷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
如果以中心城市为主管理经济、管理企业，则矛盾将会更加突出。
如果我们从现在起抓紧建立地方税制，使地方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及其规定的支出重点，这对于有计划地搞好地方建设，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是大有好处的。
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地方税，然后再征收所得税，这对于今后逐步过渡到以税种划分财政收入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是有利的。
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的分级管理体制，只是侧重于各级收支总额的分配上，对于各级财政的收入渠道和支出范围及其责任，缺乏细致全面的研究。
因而各级地方领导和财政部门所关心的，不是某一项收支如何划分及其对经济的影响，而是更多地关心地方的机动财力和正常支出的总额是否受到影响。
这种体制不利于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加强地方对各项事业发展的责任心。
为了使地方有明确的、稳定的收入来源，能因地制宜地安排地方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要求我们逐步将各级财政的收支范围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实行“以税代利”，财政收入基本上靠税收，只要把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划分好了，财政的分级管理前提也就基本上解决了。
总之，对国营企业由上交利润改为征税，这是国家与企业之间、中央与地方各级之间分配关系的一项重大改革。
东欧一些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也走过“以税代利”的道路。
我们应当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结合我们自己的经济特点，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在总结以往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深入研究探讨，尽可能早一些制订出切实可行的“以税代利”方案来。

在繁忙的春节运输期间，北京站行装车间为方便大专院校学生托运行李，最近组织了接取行包服务组，登门到一些院校办理行李托运手续。
图为他们在空军学院接运行李。
　马洪中摄

对待扯皮要敢抓敢碰
本报1月21日刊登了中纪委调查解决湖北枝城水陆联运中断的问题，今天又报道了南昌路港双方扯皮问题的较快解决，这两件事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领导机关要态度鲜明，敢抓敢碰硬问题。
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情，无休止的扯皮，这是对我们事业危害很大的一种歪风邪气。
对待这样的原则问题，应当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魄，敢抓敢碰，坚决纠正。
这是改革中的一个大问题，也是整顿党风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但是，我们有些领导机关在处理扯皮问题上，往往表现软弱无力，不坚持原则，甚至姑息迁就，致使问题长期拖延，不得解决，给国家造成程度不同的损失。
南昌路港扯皮问题，本来是不难解决的。
国家花了那么多钱新建成铁路专用线，理应尽快通车投产，发挥经济效益。
先通车，这是大局。
部门之间的争议，纵然有这样那样的理由，也应当首先服从这个大局，然后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协商解决。
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处理昌北港的问题是这样，处理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扯皮问题，也应当坚持这个原则。
上边态度鲜明了，下边就好办了。
南昌路港扯皮十七个月，领导机关深入现场，认真一抓，几天之内就通了车，不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吗？

《市场》报就搞好春节供应发表社论
要让群众感到满意
本报讯
今天出版的《市场》报就搞好春节供应，发表《要让群众感到满意》的社论。
社论说：
今年的春节供应，由于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加上商业的体制改革正在逐步展开，各地都出现了一些喜人的气象。
这些气象是：
进货渠道和购销方式都多了起来，活了起来；
国营商业、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都在为活跃春节市场作出自己的努力；
许多商品除了计划内的牌价货源外，还有议购议销和农贸市场的货品作为补充。
因此，今年春节的商品供应，无论是数量和品种，都比往年要丰富。
一些往年供不应求的商品，今年能充分供应了。
有些地区还恢复了断档多年的传统年货，或者研制出一批年货新品种应市。
商品丰富了，这是做好供应工作的基础。
然而，要使群众感到满意，还有待于销售工作的改进，服务质量的提高。
就拿北京的副食品供应来说吧，群众有些议论是值得有关部门重视的。
其一，鲜鱼是定量供应的，每人两斤，其中黄花鱼半斤。
既然是凭本定量供应，就应当采取措施，保证大家都能买到。
有关部门不妨多组织送货上门，方便双职工和孤寡老人。
其二，牛肉仍然供不应求，平时，回民凭本供应，汉民很难买到。
现在过春节了，除保证少数民族的需要外，视货源情况，如有可能给汉族居民也供应一些，就好了。
其三，猪肉早就敞开供应了，不过常因有肥无瘦而令人摇头。
从往年的情况看，越是过节，瘦肉越难买，大年初一、初二、初三，肉铺里几乎都是肥肉守案台。
这种情况，今年能有所改变才好。
春节是我国民间最盛大的节日，春节供应的好坏关系到每一个人的节日生活，希望各地的春节市场能够呈现出商业改革的初步成果来，让群众感到满意。

货源数量充足　花色品种增多　供应方法改进
今年春节市场供应好于往年
本报讯
记者从商业部获悉：
今年春节主副食品货源充裕，供应比往年好。
粮油供应比往年好。
城镇居民细粮供应比例有所扩大。
各地节日补助食油比往年有较多的增加。
内蒙古、江苏、湖南、云南、宁夏、新疆等地还积极加工生产各种议价食品，活跃市场，满足群众节日需要。
猪肉货源比较充足。
猪肉除部分地区仍实行定量供应外，大部地区基本上敞开供应。
牛肉货源偏紧，但不少地方供应还比去年有所增长，羊肉多数地区可以敞开供应。
熟肉及腌腊制品的货源充足，品种增加，可满足需要。
家禽、鲜蛋货源比往年充足。
供应情况也比去年好。
蔬菜数量、品种都比过去增多。
大城市和工矿区鲜菜供应比去年多，细菜有所增加。
北京的大白菜、萝卜充分供应，青椒、蒜苗等各种细菜将比去年多，大菜市场供应品种可达50种左右。
上海、杭州、合肥、福州、南昌等地今年蔬菜受灾减产严重，为保证春节期间供应，从外地组织了货源，准备陆续投放市场。
此外，很多省、市还将增加一些豆制品供应。
糖果、糕点数量充足，质量提高。
食糖货源比较充足。
北京，在原有定量基础上每户增供二斤；
天津，每户供应食糖三斤。
上海、南京、郑州、长沙、昆明、西安，每人在原定量基础上增加一斤。
各地对农村供应也有不同程度增加。
广西、内蒙古、宁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根据当地不同的特点，安排了节日副食品供应。
年杂货类，糖果糕点，各地数量充足，品种增加，质量提高，可满足需要。
干、鲜果和烟、酒、茶都比去年有较大增长。
今年还特别注意对少数民族地区增加供应花茶和砖茶。
日用工业品数量多、品种多。
各地对节日期间工业品供应作了安排，特点是：
耐用消费品多，针织纺织品多，结婚用品及礼品多，节日商品多。
鞭炮、气球、机动玩具、红梅纸、乐器以及锅碗瓢盆等日用杂品，数量和品种规格都比往年多。
为了丰富农村节日市场，许多城市大力组织工业品下乡。
对农村需要的自行车、缝纫机、低档手表等各种商品优先安排，优先发运。
为做好节日供应，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注意充分调动集体、个体商业户的积极性，在进货手续上给予方便，利用他们的经营特点，把节日供应进一步搞好搞活。

路港扯皮十07月　铁路建成不通车
国家经委检查组调查解决昌北港通车问题
1981年，江西省南昌市建成一座年吞吐量100万吨的水陆联运港口——昌北港。
但是，由于南昌铁路分局与南昌市航运局为用地租费扯皮，港区内新建成的两条铁路专用线，从1981年08月15日基本具备通车条件起，到今年01月25日止，长达1年零5个月未通车投产，严重影响了港口经济效益的发挥。
昌北港位于南昌市赣江北岸，八一桥下游300米处，原来是铁路老牛行车站的所在地。
它与南浔铁路线的新昌北火车站相距8公里。
这里水域和陆域条件都适宜于建设水陆联运港口。
为了减轻江西省南北物资中转的装卸压力，1969年08月，南昌港务管理局（即后来的南昌市航运局，简称“港方”）、南昌铁路分局（简称“路方”）和南昌市公用事业公司三家，共同制订了建港规划。
港方同路方签订了“昌北建港工程协议书”，路方同意提供建港所需的铁路用地，港方负担整个建港工程费用。
此后12年，双方都履行了协议，港方提供了资金和材料，路方负责设计和施工。
1981年06月01日，即在港区铁路专用线基本竣工验收后，路方发出了“竣工验收交接纪要”，除提出铁路专用线存在的6项遗留工程需要处理外，还提出“应待使用铁路地亩问题协商妥善后，再考虑通车运行”。
因双方在用地租费问题上扯皮，致使国家花了514万元修建的两条铁路专用线和港口，不能通车和充分发挥效益，港口吞吐量只达20万吨，仅占设计能力的五分之一。
不仅如此，因双方扯皮，新建的两条铁路专用线，长期无人养护，已遭到严重损坏。
01月22日，记者随同国家经委检查组到现场察看，见到多处钢轨和固定钢轨的螺栓、道钉、垫板都锈蚀了，不少螺栓已经松动，有的垫板表面锈裂成纵横交错的深痕。
铁道上垃圾、沙粒、积水到处可见，有的枕木就泡在水里，任其腐烂。
港区新建的3座共3，280平方米的仓库内，只堆放着寥寥无几的水泥、化肥，基本上被闲置在那里。
自南昌铁路分局发出“竣工验收交接纪要”以后，双方扯皮愈演愈烈。
路方把解决用地租费问题，当作通车运行的先决条件，对港区铁路专用线验而不收，拒不通车。
港方对“纪要”提出的6项遗留工程，除完成4项外，其余两项只需几天时间就可搞完的小修小补项目，也不做了。
彼此都把精力用在“打官司”上。
南昌市航运局多次写报告要求省交通厅、省经委、省政府帮助解决纠纷。
为此，省经委于1981年06月06日召开了路、港双方协商会议。
会上，省经委明确提出要双方“先通车投产”，至于用地租费和专用线归哪家管理的问题则应通过调查，比较一下怎样做对国家更有利一些，再加以协商解决。
但是，由于双方各执一词，会议未能做出决议。
同年10月省人大会议上，有的人民代表曾就港区专用线通车问题提出提案，也因路方坚持己见，没有结果。
这次国家经委检查组到南昌进行调查，分别召开了座谈会，认真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分析了造成这一事件的原因和责任。
遵照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要求，国家经委检查组对路、港双方晓以大义，重申党纪国法，要求“火速通车，事后协商”。
从今年01月22日到26日，省交通厅督促航运局，组织工人、干部突击整修了铁路排水沟，清除了行车限界内的障碍物，设置了铁路与公路交叉路口的安全装置。
南昌铁路局责成分局连夜整修线路，更换道岔设备。
经过复验合格后，两条铁路专用线已于1月26日下午6时开通使用。
通车以后，国家经委检查组又召集南昌铁路局、江西省交通厅的领导同志及有关部门的干部共同协商，本着不纠缠于历史旧账，向前看的态度，从长远考虑，共同研究南昌水陆运输怎样布局，才能发挥最大经济效益的问题，并且还商定了解决两家目前纠纷的办法。
目前，路港双方对这次扯皮事件有关的人员，已各自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责令其作出检查。
本报记者　董焕亮　王毅

为党增光的“老八路”
——记离休老干部刘喜勤同志的事迹
本报通讯员　欧阳二利　本报记者　赵兴林
“远学雷锋，近学老八路”这句话，在北京市崇文区南河漕一带居民中流传。
我们在南河漕街道的小巷深处找到了这位“老八路”的家。
他叫刘喜勤，工人出身，1937年入伍、1939年入党，离休前担任北京部队空军某军后勤部长，如今又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离休后，老刘想，作为一名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党员，应当尽力为党做些工作，特别是在争取社会风气根本好转方面出一把力。
离休到家没过几天，老刘就来到附近的三转桥副食店：
“看你们店挺忙的，我来当个义务售货员吧？”
店领导说：
“你那么大年纪了，别干这又脏又累的活了。”
老刘说：
“我来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也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从第2天清早开始，老刘就成了副食店的一员。
菜组人手少，他帮助卖菜；
送菜的汽车来了，他帮助卸车；
有了空闲时间，他打扫卫生……。
了解点内情的人叫他“老八路”，许多人把他当成临时工。
直到部队来人，大伙才知道老刘在战争年代多次负伤，多次荣立战功，至今身上还留着没有取出的弹片，是位三等甲级残废的老功臣。
更受人称道的，老刘把党的好传统带进了店门。
个别青年职工不安心商业工作，有时甚至用乱摔黄瓜、西红柿来撒气。
老刘就主动找他们聊天，启发他们。
夏天店里进的西瓜多，有的青年职工不愿拉车到大街上叫卖。
老刘就拉起平板车，肩上搭条毛巾，招呼上两个青年职工跟车，边走边吆喝。
去年03月份，店里组织学雷锋小组，为双职工送菜上门，老刘积极赞助，并且建议把附近的双职工挨门登记造册。
现在，为双职工送菜上门的制度坚持下来了，送菜小组由一个发展到四个，把附近107户军烈属、孤寡老人的吃菜也包了下来，店内还为独生子女户设了售菜专柜。
两年多来，老刘以身作则，积极配合店领导纠正商品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他自己订有“约法三章”：
一是不搞“近水楼台先得月”，自己不从店里买快货，不要店里给特殊照顾；
二是不利用工作之便厚待亲友；
三是发现店内的问题及时批评帮助。
去年03月，街道居委会请老刘担任顾问，他活动的领域就更广阔了。
宣讲党的十二大文件的任务，他担负起来；
街道修花坛等义务劳动，他带头参加。
南河漕街道有5名孤寡老人，清扫卫生有困难，老刘带上几个人到这几家，帮助清扫得一干二净。
一次，崇文区房管所木工房不慎失火，老刘闻讯，立即赶到出事地点，爬上房顶泼水救火。
这些事，都受到群众的赞扬。
然而，每当谈及这些事情时，老刘总是谦虚地说，为人民做点事是应该的，是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
由于身体力行，他讲革命传统故事，很受青少年的欢迎。
即使平时不爱开会的小青年，听说“老八路”讲传统，也积极到会。
在老刘的带动下，不少退休老职工也承担了社会工作。
居委会几个负责同志对我们谈起刘喜勤的事迹，都交口称赞：
“看看刘大哥的工作劲头，我们对开创新局面的信心更足了！”

人民法庭
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
“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地区、人口和案件情况可以设立若干人民法庭。
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组成部分，它的判决和裁定就是基层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
基层人民法院包括：
县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法院，自治县人民法院，市辖区人民法院。
这些人民法院都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设立若干人民法庭。
人民法庭除了审判民事案件外，主要工作还是处理不需要开庭审判的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
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公社（乡）司法助理员的工作。
（石角）

保障和促进经济建设
夏河县公证处积极开展经济合同公证
本报讯
甘肃省夏河县公证处在县司法局的帮助下，积极创造条件，于1981年下半年起采取边学习、边宣传、边调查、边办证的方法，积极大胆地试办了经济合同公证工作，至1982年08月底已办各种公证文书249件，其中经济合同247件，财产继承一件，房屋买卖一件。
经济合同公证是一项内容广泛、细致复杂、政策性很强的工作。
审查合同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是办证的关键。
夏河县公证处在办理基建合同公证中，着重注意地基征用手续是否完备，基建项目是否经过批准，施工图纸是否符合要求，资金来源是否对路，有无法人资格，合同条款有无漏洞和是否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违约责任是否明确等。
合同内容不完善的，主动帮助其完善内容。
通过对这些合同的公证，保障了立约双方的正当权益，明确了责任，减少了不必要的纠纷。
为了检验办证的效果，县公证处和州司法局公证科的两名同志，还对县级水电系统、食品公司、燃料公司等单位签订的42件合同进行了回访，检查合同的执行情况。

为纪念二七大罢工六十周年，铁道部江岸车辆厂共青团员和青年在练唱自编的《二七后代之歌》。
这个厂是二七大罢工的策源地之一，著名的工人运动领导人林祥谦、曾玉良当年都是这个厂的工人。
新华社记者　张申明摄

把党史资料立准确
——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侧记
新华社记者　邹爱国
盖高楼大厦，需要坚实的基础。
要写好中国共产党党史正本，需要完整、准确的党史资料。
最近在天津召开的第2次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强调：
讲求党史资料的准确性、真实性，是搞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根本。
会议首先认真传达学习了邓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关于改革问题的讲话。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委员冯文彬要求大家以邓小平、胡耀邦同志的讲话精神为指导思想，破除老框框，创立新章法，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切切实实地搞出成果来。
“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有没有成绩，关键是看立准了多少资料，弄清了多少问题。”
这是代表们的一致看法。
同志们认为，我们党的历史十分丰富，同时资料散失情况也相当严重。
花大力气把党史上重大问题的资料搜集起来，查证清楚，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对一件事情不要担心认识不一致，看法有分歧，只要我们有确凿的事实，就可以统一认识，取得一致的意见。
大会期间，来自中央和地方的党史工作负责同志介绍了征集工作中许多行之有效的好经验。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从1981年起先后对一批重大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
他们在有关单位协助下，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访问了当事人，召开座谈会，经过整理、鉴别、核实，基本搞清了这些问题的背景情况和来龙去脉，使党史界长期争论的一些问题，有了切合实际的结论。
大家认为，进行专题调查是把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确的好形式。
各地采用这种专题调查的方法，也搞清了一大批党史上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重要会议和重点人物。
如湖南关于红军1930年两次攻打长沙的问题，江西关于王佐、袁文才之死的问题，福建关于十九路军事变的问题，山西关于红军东渡的问题，天津关于第三监狱的斗争问题等，都获得了相当丰富、比较准确的材料。
中央一位领导同志赞扬说，用专题调查的形式征集党史资料，这个办法好。
回忆录也要有，但是个人所写的回忆录不可能把历史的全部情况写出来，而且有些情况往往又记得并不完全准确。
用专题调查这个办法，可以把一些问题弄得比较准确，也比较全面。
在讨论中，河北的同志介绍说，最近他们在北京召开的晋察冀边区冀中分区党史座谈会就非常成功。
一些老同志听说是回忆党史，不顾年老体弱，纷纷赶来。
程子华、杨成武、吕正操、杨士杰、罗玉川等老同志在会上踊跃发言，有的兴致勃勃地谈了两天。
座谈时，老同志对冀中分区的建党、建军、建政和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军民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作了认真的回忆和相互补充，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这些扎实、可靠的资料，为编写冀中党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来自各地的代表在会上结合工作实际提出，现在一大批老同志退居二线，或者离休，各地党史资料征集部门要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发挥老干部的核心作用，把他们组织起来，参加专题座谈，核实和鉴别资料。
大家认为，老同志，特别是了解我们党早期活动情况的老同志，年事越来越高，人数越来越少，现在要抓紧时间，请他们提供、核实重要情况，把他们头脑中保存的党史“活资料”抢救下来。
这是一件大事，决不能耽误。
会上，代表们根据各自的情况，有的拟定了省与省、单位与单位进行协作的计划。

拐卖妇女儿童就是犯罪编辑同志：
我县城关居民徐介人劳改释放后，自1981年以来先后拐卖6名妇女、儿童。
去年04月，他拐走我的11个月的男孩，带到河南兰考县卖掉。
孩子被拐走后，孩子外公外婆痛不欲生，妻子精神失常。
我向单位请了假，在永康、金华和邻近几个县到处寻找，还登寻人启事，花了很多钱。
幸而公安机关积极破案，我的孩子也从兰考领回。
通过破案，查出了和徐犯有牵连的共犯多人。
徐犯拐卖妇女儿童，在我县造成极恶劣的影响。
请你们讲一下，怎样依法惩治这类犯罪分子？
浙江省永康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樊福森樊福森同志：
你所揭发的徐犯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事实，据我们所知，其他地方也发生过，而且有的犯罪分子很猖狂，公然用暴力劫持、绑架妇女儿童。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要保护公民人身权利，即人的生命安全、身心健康、人身自由、人格和名誉等不受侵犯。
拐卖妇女儿童是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行为，使受害者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
所以刑法规定，拐卖人口，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近几年来，我们对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进行了打击，收到一定成效，但从一些地方看，目前还存在打击不力的现象，如对这类犯罪分子有的处刑较少，有的处刑偏轻，有的制造种种借口为犯罪分子开脱。
为了保护妇女儿童，为了使社会风气、社会治安进一步好转，我们一定要对拐卖人口的犯罪活动进行坚决打击，从严惩处；
任何姑息、纵容、包庇的行为，都会有害于人民，有害于社会，是党纪国法所不能容许的。
来信提到，永康县公安局在捕获拐卖人口犯徐某后，还查出了与徐犯有牵连的共犯多人。
拐卖人口犯罪活动的一个特点是：
拐卖人口常常不是犯罪分子一个人所能独自完成的。
在进行这种罪恶活动时，有时需要有人为他们寻找隐蔽处所，贩卖时也需要有人牵线搭桥。
因此公安政法机关在破案时，必须除恶务净。
在人民法院审判拐卖案件时，要按不同罪行，分别主从，依法给以应得的处罚。
同时，对被害人遭受的经济损失，要根据情况判决拐卖人口犯赔偿经济损失，原则上要使犯罪分子人财两空。
对参与买卖人口的党员、干部，应视情节轻重，分别根据党纪国法，严肃处理。
对于收买妇女儿童的群众，也要进行批评教育，使他们认识到，收买妇女儿童，是一种违法行为。
惠　卿

杀贪官得民心
据报载，前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王仲，因利用职权，贪污受贿达6．9万多元，后果严重，被依法处决。
又载，中国农业银行广东分行吴川县支行浅水营业所原会计李竞芳贪污公款60多万元，也被处以死刑。
是否以法治国，违法必究，执法如山，是事关国家和民族兴衰的大事，古今无不如此。
古代中国就有八府巡抚杀贪官，包拯秉公执法斩污吏，为民除害的先例。
我党五十年代初期，对身居要职的大贪污犯张子善、刘青山依法处决，震慑了贪污犯罪分子。
如今，我们党和政府依法对王仲、李竞芳的经济犯罪实行严正判决，处以死刑，真是大大得民心。
处决王仲、李竞芳，完全体现了法律的威严，表明了党和政府将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鼓舞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斗志，震慑了经济犯罪分子。
王仲、李竞芳的可耻下场，再一次清楚地告诉人们，利用职权违法犯罪，贪赃枉法，必然要受到国法的制裁。
任何人，不论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功劳多大，一旦触犯刑法，都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我们每个社会主义公民，千万不要忘记这些教训，自觉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做一个自觉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南宁铁路分局　洪滔

王仲事件的另一面
王仲伏法，人心大快！
这一严正的判决，表明了党和政府执法如山，预示着党风的根本好转。
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
王仲侵吞缉私物资，大量受贿索贿等累累罪行，非今日所为，都是在其当海丰县委副书记、书记和县革委会主任时所干的。
王仲劣迹昭著，路人皆知。
据报道，海丰县的许多干部和群众早就同王仲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斗争，近两年群众纷纷写信检举揭发。
按理说，对这种独霸海丰，横行乡里的“地头蛇”，早就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警觉，特别是1980年海丰县打击走私贩私活动处于高潮的时候，在王仲的影响下，海丰县一些干部受腐蚀，一些基层组织烂掉。
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彻底查清王仲的罪行，严厉惩处，以平民愤，正党风。
然而奇怪的是，这条社会主义“蛀虫”，非但未损半根毫毛，反而官运亨通，于1981年08月荣升汕头地委政法委员会副主任，让他掌握更大的权力，逍遥法外，为非作歹，这岂非“小偷当了警察长”吗？
人们不禁要问：
是谁这样纵容他，赏识他，提拔重用他的呢？
王仲事件，暴露出我们在使用干部问题上的一些弊端。
党中央早就明确指出，要唯贤是举，把那些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以保证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开创社会主义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但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置若罔闻。
干部犯错误，只要不触及法律，处理起来很简单，仅仅调换一下工作单位，他还是他，照样当书记，依旧做主任；
更有甚者，犯过有功，摇身一变，不降反升，群众只能瞠目结舌，徒呼奈何了。
这种怪现象，难道能允许它继续存在下去吗？
王仲枪毙了，问题还存在。
是到了引起我们深思，亟待给予解决的时候了！
　南京二中　邢念萱

适应农村形势发展　增设人民法庭
衡水地区方便农民“打官司”
编者按：
在基层人民法院增设人民法庭，有利于群众诉讼和就地办案，有利于及时解决民事纠纷，防止矛盾激化。
希望有条件的地方，都能增设一些人民法庭，以解决群众诉讼难的问题，争取社会治安进一步好转。
本报讯
记者李成华报道：
去年02月以来，河北省衡水地区基层人民法院陆续增设一批人民法庭，解决了农民群众诉讼（俗称“打官司”）难的问题，促进了农村社会治安的好转。
去年02月初，中共衡水地委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检察分院、公安处的负责人，到农村调查社会治安情况时发现，由于实行“大包干”的生产责任制，农民真正当家作主了，过去那种由社队干部处理一些民事纠纷的作法已经行不通。
当社员群众在宅基地、婚姻、财产继承等问题上发生纠纷时，都想找人民法院给予公正的解决。
但是，法院都设在县城，人民法庭又少，群众诉讼很不方便。
即便农民进城到县人民法院诉讼，因民庭人员少，有的该立案的未立案，立了案的也得不到及时审理和妥善解决。
据冀县、景县、枣强三个县不完全统计，民事积案258件，其中一年以上的有97件。
当时，这个地区因民事纠纷得不到及时处理而引起的重大刑事案件占全部重大刑事案件的60％以上。
调查结束后，他们便跟各县县委、县人民政府以及县人民法院等有关部门商量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在各县农村增设人民法庭，解决农民群众诉讼难的问题。
经过十多个月的工作，衡水地区的人民法庭已由原来的35个，增设到目前的113个；
法庭干警也由119名增加到318名；
每个法庭由过去平均管辖五六个公社、七八万人口、半径达四五十里，缩小到目前每个法庭平均管辖2．2个公社、3万人口、半径不超过20里。
法庭辖区的缩小，大大方便了农民群众诉讼和法庭办案，使大量的民事纠纷得到及时解决。
据最近衡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统计，至1982年底止，全地区1市11县各人民法庭，共处理民事纠纷3，142件。
许多人民法庭从有利于社员群众生产出发，经常派人白天到田间地头，晚上到当事人家中，调查案情，查看现场，就地审判。
这样，一些可能引起矛盾激化的案件和纠纷，就能及时得到审理和解决，有效地防止了矛盾的激化。

重申了法律的尊严编辑同志：
王仲被处决，我举双手赞成。
王仲原为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后来又当了汕头地委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官”不是不大。
但由于他触犯了国家刑律，还是依法被处决了。
多少年来，人们向往、追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而旧中国办不到，西方世界不兑现，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却成为现实。
建国初期枪毙过贪官刘青山、张子善，如今惩处了王仲，它不仅无损于党的伟大，却更使人坚信党，进一步提高了党的威望。
杀掉王仲，重申了法律的尊严，将促进党风的根本好转。
河北省康保县卫生防疫站宋宪源

首都青年移风易俗节俭办婚事
昨日150对青年举行集体婚礼
本报讯
02月06日，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喜气洋洋，笑语盈堂。
北京市总工会、共青团、妇联、北京日报等单位在这里为全市150对青年举办热闹、节俭的结婚仪式。
这种集体婚礼在北京已举办过两次，参加人数达120对。
近几年来，首都广大青年积极参加有关单位举办的集体婚礼，仅去年就有5，554对青年参加，有的还采用班前班后会、茶话会、小型家庭会、歌舞会等形式，文明节俭地办婚事。
文明节俭办婚事受到许多青年家长的欢迎和支持。
石景山房管局共青团员陈宇峰结婚时，父亲的老同事提出要送礼，小陈全家谢绝了大家的好意。
原三机部副部长王振乾在儿子结婚时，告诫孩子保持艰苦朴素的传统，做移风易俗的表率，对同事凑的“份子”分文不收，礼貌退还。
全国总工会离休干部张天民、邮电科学研究院党委第2书记兼副院长宋普等同志，都支持孩子节俭办婚事。
中共北京市委领导同志最近要求有关部门继续办好各种类型的集体婚礼，满足广大青年和家长的要求。
　张　砚　袁建达

上海作协提出改革专业作家体制措施
作协会员要写作可申请创作假
假期内原单位留职停薪，工资由作协付给
新华社上海2月06日电
（记者赵兰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为繁荣文学创作，培养文学新人，最近对专业作家体制提出改革措施。
作协上海分会于1958年起确定一些作家为专业作家，经过二十余年的实践，证明这一体制弊多于利，必须进行改革。
他们提出的改革措施是：
一、作协上海分会原有19名专业作家，已有2人去世，2人退休，7人在有关单位负责一定行政领导工作。
除少数在文学创作上确有成就的老作家外，其它人员不再列为专业作家。
二、凡有写作能力并对拟写的作品已经酝酿成熟的作协上海分会会员，都可以向作协上海分会提交写作计划，申请创作假。
创作假需经作协上海分会常务理事会审查批准，时间分别为半年、一年、二年和三年。
三、申请创作假的作家，如在一年之内仍无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创作成果，即停止假期，回原单位工作。
四、创作假只限实际写作，不包括熟悉社会、体验生活的时间。
如作家对作品未酝酿成熟，不能申请创作假。
假期已满，又有新的写作计划，则可重新申请假期。
假期内，作家的工资由作协上海分会付给，原单位留职停薪。
五、作协上海分会建立组联室，与列为专业作家的少数老作家和请创作假的作家保持经常联系。
专业老作家和请创作假的作家每年须将自己的写作情况作一书面总结汇报。
作协上海分会的这些改革措施，是在听取许多作家的意见以后提出的。

今日报纸要目
《工人日报》△社论：
继承光荣传统，谱写新的篇章
《经济日报》△大庆油田改革过时的管理办法，推行内部经济合同
《中国日报》（英文）△评论员文章：
越南袭击泰柬边境的农占难民营激起世界人民的愤怒
《经济参考》△山东省牟平县西关大队从城市招聘70多名技术人才，集体和社员收入成倍增长
《四川日报》△省委书记杨汝岱在四川省党的四届一次会上强调，省和市、地、州都要组成两个班子，一个抓改革，一个抓日常工作
《解放日报》△上海市召开财贸干部大会，汪道涵市长要求加快上海的改革步子，大会向87位优秀店经理授证书、奖章和奖金
《解放军报》△济南部队某军请地方中学包教部队干部学习
《南方日报》△佛山地区鼓励个人用投标的办法承包开发荒山、荒坡、荒塘、荒涌、荒滩，鼓励发展商品生产
《体育报》△李梦华提出体育改革初步设想，从竞赛改革入手，促成绩，出人才
《陕西日报》△商南县水电站助理工程师任永海，七年来给职工业余义务讲课800多小时，为山区培训出100多名小水电站技术员

农工、民革、九三学社分别举行迎春联欢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02月06日电
（记者李尚志、何平）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九三学社分别举行拥军优属迎春联欢会、迎春茶会和春节联欢茶会，这些党派的负责人在讲话中，要求各自的成员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在新的一年里立志改革，开创本党派工作的新局面。
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沈其震、民革中央副主席屈武分别在迎春茶会上讲了话。

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彩色宽银幕故事片《城南旧事》，在马尼拉第2届电影艺术节获金鹰奖。
下图是《城南旧事》剧照：
林英子（沈洁饰）跟随着爸爸、妈妈，从台湾飘洋过海来到北京，住在城南的一条胡同里。
　新华社发

大连捕获一条50斤重大带鱼
01月31日，在大连湾渔港卸下一条长一丈二、宽一尺、重50斤的大带鱼，经有关科研人员鉴定，学名叫“勒氏皇”带鱼，它为研究鱼类分类学提供了实物标本，现收藏在大连自然博物馆。
这条罕见的大带鱼，是大连海洋渔业公司508号船1月下旬在黄海南部外海捕获的。
郝志东

帮助甘肃中部地区尽快改变干旱贫困面貌
畜牧师王素香提出承包种草养畜建议
冯纪新很赞赏这个创造性的建议，要求省有关部门积极支持
本报兰州6日专电
记者张述圣报道：
甘肃省草原工作队畜牧师王素香等3名科技人员，自愿组织“种草养畜技术服务公司”，用技术承包办法，为中部干旱贫困地区农民种草养畜提供技术服务。
他们立志改革、热心为农业服务的行动受到中共甘肃省委第1书记冯纪新的赞扬和支持。
王素香的这项承包建议提出，今后八年内，在通渭、会宁、陇西等县种草100万亩，使5，000个生产队改变穷困面貌；
到1990年，使承包社队人均产粮达600斤，现金收入200元，实现农业总产值翻一番到两番。
同时初步改善这一地区的生态平衡。
王素香1954年毕业于西北畜牧兽医学院，今年59岁。
她不留恋城市安逸舒适的工作条件，主动要求到干旱多灾的通渭山区搞种草养畜试点示范工作。
从1979年到1982年，她在这个县的陇阳公社申家山生产队帮助农民种植红豆草、沙打旺、苜蓿等优良饲草1，361亩，占耕地面积的45％，人均5亩粮、4亩草，实现了草田轮作，生态环境由恶性循环变为良性循环。
近两年，通渭接连大旱，邻近社队遭灾减产，申家山生产队农业总产值却增长了近两倍，农民现金收入翻了三番以上，大牲畜头数成倍增加，燃料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甘肃省委和省政府认为，王素香的实践为中部干旱山区开拓了一条治穷致富的新路。
申家山的变化打开了人们的眼界。
通渭县找王素香提供种草养畜技术服务的农民越来越多。
前不久，王素香专程从通渭赶回兰州，找到草原工作队副队长车文信、西北民族学院畜牧兽医系副教授金巨和，他们共同商定，以通渭为基地，成立“种草养畜技术服务公司”，并向省委递交了建议。
中共甘肃省委第1书记冯纪新看了王素香等自愿组织“种草养畜技术服务公司”的建议后对记者说，我们支持王素香的行动，欢迎有更多的农业科技人员象王素香那样为改变定西地区的贫困面貌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国在马尼拉电影节获六项奖
代表团载誉归来受到热烈欢迎
据新华社北京2月05日电
由文化部电影局局长石方禹率领的中国电影代表团，在参加第2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后，今晚回到北京。
中国导演和影片在马尼拉电影节获得六项奖。
代表团回京后参加了电影界体育界举行的“群星争辉迎春晚会”，受到热烈欢迎。

我国政府释放15名越南被俘人员
新华社凭祥2月05日电
中国政府今天上午在友谊关至同登公路零公里处，将被我俘获的11名越军人员和4名越南派遣特务释放回国。
黄春难等11名越南武装人员是因非法侵入我国广西、云南境内进行破坏、骚扰活动，被我边防部队俘获的；
何明州等4名越南派遣特务，是在潜入中国境内进行侦察、搜集情报时，先后被中国公安部门捕获的。
在审讯期间，他们均供认，他们受越南当局派遣，侵犯了中国领土，进行了敌视中国的非法活动。
35名被越南当局非法抓走和拘留的中国渔民，今天上午在同一地点由越南方面交还我国。

甘肃追授优秀化学家黄文魁为省特等劳模
据新华社兰州电
优秀化学家黄文魁教授的追悼会1月28日在兰州市举行。
黄文魁去年12月24日因故在广州去世，终年五十四岁。
黄文魁生前是兰州大学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
1979年和1982年先后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和甘肃省劳动模范。
最近，甘肃省人民政府又追授他为甘肃省特等劳动模范。

盖县狠刹建房分房中的歪风三个局长违法乱纪被停止工作
据新华社沈阳02月06日电
辽宁省盖县县委在开展党风党纪检查中，采取果断措施，狠刹建房分房中违法乱纪的歪风。
县委、县政府决定停止三个局长的工作，责令十五名干部搬出突击分占的住房。
被停止工作的三个局长是：
县工商局局长王祝文，县林业局党组书记、代局长高地，县林业局副局长张天民。
县委和县政府的这一决定，受到全县干部、群众的称赞。

舒尔茨的中国之行
中国重视中美关系，现在的问题是建立信任的问题。
要进一步改善关系必须消除台湾问题这一主要障碍；
美国没有严格恪守“八·一七”公报的规定，《与台湾关系法》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严重障碍；
在经济文化关系方面，美国对中国采取歧视和限制政策，不利于两国关系发展；
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双方观点接近，但中国方面也批评了美国的某些做法。
新华社北京2月06日电
（记者周立方、朱敏之）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为期4天的中国之行，使双方有机会充分交换意见，了解彼此的立场观点，对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不无裨益。
但是，在台湾问题上和中美双边关系方面的一些分歧仍然未能消除。
双方在一些国际问题上的观点是接近的，但中国方面也批评了美国的某些做法。
舒尔茨此行的意图，按他本人的说法，是“为了重新恢复对两国人民极为有利的对话”。
有些国际舆论认为，美国恢复同中国对话的目的之一，是在中苏会谈过程中实行某种牵制。
据悉，中国领导人在同舒尔茨会见时郑重指出，中国是重视中美关系的，然而，要进一步改善关系，必须消除障碍，其中最主要的障碍是台湾问题，特别是美国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
不解决这个问题，中美之间就无法建立相互信任，两国关系也不能健康发展。
舒尔茨在北京期间说，美国政府和里根总统对于发展美中关系十分关注，他们充分准备信守1982年08月17日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的一切条款。
中国方面指出，美国并没有严格恪守公报的规定。
美国官方人士对公报作了歪曲的解释，美国高级官员还出席台湾当局在美机构举行的伪“国庆”招待会，美国政府批准台湾“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在波士顿增设办事处，美国提出的售台武器的限额大大超过了美国政府部门自己公布的最高年度额。
中国领导人多次指出，只有严格履行“八·一七”公报，才有利于增进两国关系。
据了解情况的人士透露，舒尔茨认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符合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的。
中国方面认为，《与台湾关系法》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应予废除。
在经济、贸易、文化、技术交流方面，中国领导人指出，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歧视和限制政策也是不利于两国关系发展的。
他们对舒尔茨说，现在的问题是建立信任的问题。
发展关系，建立信任，不能靠空洞的声明和承诺，而必须见诸实际行动。
双方在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分析以及阿富汗、柬埔寨、军备控制等问题上，观点比较接近。
双方都主张从阿富汗和柬埔寨撤出一切外国军队，让那里的人民自己解决其内部问题。
但在另外一些问题上，中美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关于中东问题，中国方面认为，以色列之所以顽固坚持侵略、扩张政策，同美国对它的偏袒和支持分不开。
在南部非洲问题上，中国批评了美国支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做法。
中国反对把纳米比亚独立同古巴从安哥拉撤军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联系起来。
中国方面重申了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同第3世界的团结合作的基本立场。
舒尔茨在会见邓小平的时候说，他同中国外长的会谈是“非常良好、很有教益而且富有意义的”。
双方同意，中美之间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安定。

舒尔茨结束对我国访问离开北京
新华社北京2月06日电
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和夫人一行结束对我国的访问，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
外交部副部长韩叙、部长助理兼美大司司长朱启祯、即将赴任的中国驻美国大使章文晋和夫人张颖等到机场送行。
美国驻中国大使恒安石和使馆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雏鹰起飞奖》、《全国小学生》田径通讯比赛授奖大会在京举行
由中国田径协会、新体育杂志社、中国少年报社、人民体育出版社、全国体总群体部联合举办的1982年《雏鹰起飞奖》和《全国小学生》田径通讯比赛授奖大会02月04日在北京举行。
参加《雏鹰起飞奖》田径通讯赛的中学生，有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四百零九人获奖。
参加《全国小学生》田径通讯赛的小学校和小学生，有一百所学校和四千人获奖。

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会议
1983年01月10日至14日，中国人口学会在北京召开了理事会议，讨论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问题。
大家认为，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对于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和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设想，关系极大。
没有人口增长的有效控制，不仅影响城乡人民平均收入的增长，而且要影响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与实际效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人口科学的理论与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就。
但是，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切实提高人口质量，任务仍然相当艰巨。
今后若干年内我国处于人口增殖高峰阶段，每年将有两千多万男女青年进入婚育期。
这个新的形势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千万不能放松。
大家一致强调，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特别是“双包”责任制的实行，开创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局面，对于工业、交通、财贸各方面的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一点必须充分肯定。
但是，农村经济的这种新形势，也给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
由于各方面的工作没有紧紧跟上，许多地方计划生育工作有些放松，有的地方一度处于自流和半自流状态。
农村是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普遍提倡晚婚，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严格控制第二胎，坚决杜绝多胎生育。
会议提出，进一步加强人口科学的研究，既要加强人口基础理论的研究，又要加强人口方针政策的研究。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实际出发，建立有中国特点的人口科学。
要调查中国人口的新情况，研究中国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发展的新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我国的人口科学。
目前，我国人口科学虽然发展很快，但是总的说来，还是落后于人口工作发展的形势，开创人口科学研究的新局面，仍需做很大的努力。
会议认为，全国第3次人口普查取得了高质量的成果。
目前，人口普查工作已经进入汇总分析阶段，人口科学工作者继续参加普查工作，不仅是圆满完成人口普查的需要，也是提高人口科学研究水平的需要。
与会理事和学者认为，提高人口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十分重要。
研究人口科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加强中国人口问题的调查研究。
对于外国人口科学及资料要采取分析的态度，既不能照抄照搬，也不能一概否定。
要加强社会科学工作者同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合作，充分重视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
　（易　光）

“二七”大罢工史略
刘明逵
1923年02月爆发的“二七”大罢工，是京汉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政治压迫而进行的一次政治大罢工。
当时，中国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有了很大的发展。
罢工浪潮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从1922年01月至1923年02月，举行了一百多次罢工。
在这期间，在党领导下还建立了许多工会组织。
在1922年05月第1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之后，又着手建立地方总工会和产业总工会。
最先成立的是武汉工团联合会，跟着成立的有湖南工团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
上海、广州和其他地方的工人组织也开始进行了联合。
在中国铁路工人中，要求组织起来的愿望更为强烈。
北京早期的党组织在1921年初就开始了组织铁路工人的工作。
1921年05月，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成立了工会。
在这个工会的影响和示范作用下，各地铁路工人也开始成立组织。
党在组织京汉铁路工人的工作中获得很大的成就，到1922年底，全路沿线十六个大站都组织了工会，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条件日趋成熟。
经过全路代表的讨论，决定1923年02月01日在郑州举行总工会成立大会。
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恼怒。
吴佩孚撕掉了他的“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公然动用武力，禁止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召开。
工人们对军阀的无理行径表示了极大愤怒，决定如期召开成立大会。
01月31日，大会代表及来宾约200余人齐集郑州。
02月01日晨，郑州当局宣布全市戒严，军警沿街排列。
大会代表及来宾经过两小时的对峙，终于突破军警拦阻，拥入会场，宣布开会，宣告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正式成立，并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
但会场已被军警包围，直至下午4时，代表们才冲出会场，宣布散会。
晚上，军警又包围代表们的住所，并勒令他们立即离开。
会场内各团体所赠的匾和对联等物均被捣毁，总工会会址也被军警占领。
在这种情况下，大会已无法继续进行。
当晚总工会召集秘密会议，决定于2月04日举行全路总罢工，对军阀的暴力压迫表示抗议。
罢工决议上说：
“我们是为争自由作战，争人权作战”。
会上提出撤销京汉铁路局长赵继贤等人的职务、赔偿大会损失和退还总工会郑州会址等要求，并请求全国工人及各界同胞的支援。
为便于指挥罢工斗争，总工会移至武汉江岸办公。
02月04日9时，京汉铁路总罢工开始，到上午12时，仅仅三个小时，便实现了全路总罢工，所有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驶。
在罢工过程中，工人们都自觉遵守罢工纪律，坚决服从总工会命令。
06日，武汉各工会共派代表2，000余人，前往江岸慰问，并在江岸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慰问大会，到会者万余人。
会上京汉铁路总工会代表和武汉各工会代表相继演说，号召京汉铁路工人要在反军阀的战线上充当先锋，要勇往直前，坚持到底。
京汉铁路总工会代表最后在会上表示：
“我们此次大罢工，为我们全劳动阶级命运之一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我们是争自由争人权。
我们是自由和中国人民利益的保卫者。……在打倒军阀的火线上应该我们去作先锋！
只有前进呵！
勿退却！”
参加大会的工人高呼“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军阀”“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等口号。
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并且开进租界示威。
京汉铁路总罢工后，帝国主义驻华公使团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北京政府尽快使用武力解决罢工。
汉口英国领事也于6日召集湖北督军肖耀南的代表和外国资本家举行联合会议，策划镇压罢工的办法。
吴佩孚开始血腥屠杀工人。
02月07日，肖耀南的参谋长张厚生率领军队两营，在江岸包围总工会会址，开枪射击。
工人当场死37人，伤200多人，被捕60多人。
军阀从被捕的工人中找出了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再三逼迫他下令复工，并向他连砍数刀。
林祥谦毫不低头，忍痛高呼：
“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的头可断，工是不上的！”
林祥谦在敌人屠刀下壮烈牺牲，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先进战士的忠贞气节。
同日，长辛店工人也遭惨杀，死5人，重伤60多人。
其他各站也有屠杀事件。
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也被捕，15日被害于武昌。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得到了我国工人阶级和世界人民的广泛支持。
罢工一开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就发表了《告工团书》，指出工人阶级为争自由反抗军阀斗争的正义性，号召全国工人积极支援这一斗争。
“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号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倒压迫和残杀工人的军阀，为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自由而战。
惨案发生后，当天晚上，武汉工团联合会即下了罢工命令，抗议军阀的屠杀。
道清、正太、津浦、粤汉等路工人也举行了同情罢工。
湖南工团联合会领导各界举行了两万多人的大示威游行。
北京市民为援助2月04日的罢工，举行了示威游行；
惨案发生后，又举行了5，000多人的追悼大会。
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专为此事件发表宣言，一些外国职工团体也先后来电，表示声援和慰问。
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武汉工团联合会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于2月09日劝告工人忍痛复工。
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遂告结束。
这次罢工使中国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变到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的阶段。
这次斗争，向全国人民说明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
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要解除中国人民的痛苦，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除此而外，没有任何别的道路。
“二七”大罢工的失败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同盟军，如果没有革命的武装力量，在毫无民主权利的条件下赤手空拳地孤军奋战，是无法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的。

剥夺政治权利
刑罚中的剥夺政治权利，是指人民法院依法剥夺犯罪分子参加国家管理和政治活动的权利。
政治权利是公民参加管理国家大事的一项重要的民主权利。
我国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
例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担任国家公职的权利，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等。
我们在切实保障公民政治权利的同时，也要防止少数人滥用政治权利进行危害国家、人民利益的犯罪活动。
因此，对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某些刑事犯罪分子，在一定时期里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是完全必要的。
按照我国《刑法》第50条的规定，剥夺政治权利，是指依法剥夺下列四种权利：
（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
（3）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
（4）担任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剥夺政治权利可以附加适用，也可以单独适用。
附加剥夺政治权利适用的对象有两种。
（一）反革命分子。
反革命分子是人民的敌人，不应当享有政治权利。
因此，人民法院对反革命分子判刑时，除单独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以外，都一定要同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例如，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除分别判处主刑外，都附加判处剥夺政治权利。
（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
例如杀人犯、放火犯、抢劫犯、强奸犯、爆炸犯、流氓集团首要分子、严重经济罪犯等，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独立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对象主要是：
犯罪情节轻微的反革命分子，妨害公务、扰乱社会秩序、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伪造公文印信、聚众“打砸抢”、侮辱诽谤他人、国家工作人员徇私枉法等犯罪分子。
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一般为一年以上五年以下。
判处管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与管制的期限相等，同时执行。
例如某罪犯被判处管制二年，如果附加剥夺政治权利，那么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也应当是二年，与管制同时执行；
解除管制时，政治权利也同时恢复。
对于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是因为，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都是罪恶很大、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是他们应得的惩罚，也是从政治上对其加以彻底否定。
同时，这样判处的实际意义还在于，犯罪分子死后或剥夺终身自由以后，原来所享有的出版权和荣誉称号就不能再享有了。
判处死缓、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如果死缓、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就应当改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关于剥夺政治权利期限的计算，单独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从人民法院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
作为拘役或者有期徒刑的附加刑时，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应当从拘役、有期徒刑执行完毕或者假释之日起计算，在拘役、有期徒刑执行期间，其政治权利也当然被剥夺。
例如，某罪犯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实际上这个罪犯从判决执行之日起，有五年时间不能享有政治权利。
被判拘役、有期徒刑而未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在拘役、有期徒刑执行期间，虽还享有政治权利，但由于其人身自由被剥夺，所以政治权利也停止行使。
（二十三）

“弃农经商”的帽子应当抛弃
映光
长期以来，在“左”倾思潮影响下，“弃农经商”成了“资本主义”的同义语。
农民贩运农副产品，叫“弃农经商”。
对于“弃农经商”行为，轻则当成资本主义倾向加以批判，重则当成资本主义活动加以惩处。
这些做法，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堵塞了城乡流通渠道，妨碍了农业生产。
彻底纠正这些做法，除了实行正确的政策以外，还必须对长期流行的“弃农经商”概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弃农经商”的说法，是把农业同商业对立起来，把农业看成是绝对好的，把商业看成是绝对坏的，二者有如水火不相容。
这显然是一种误解。
商业同农业是相辅相成的。
农业作为独立的生产过程来说，是不能离开流通过程的。
农业在开始生产过程之前，要从流通领域获得必要的生产资料。
农业在结束生产过程之后，要通过流通领域出卖它生产出来的商品，否则就不能继续再生产。
这个道理说明，农业生产和再生产的不断进行，是不能离开商业的。
不仅如此，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还要从流通领域获得他们所不能生产的生活资料，舍此也不能继续再生产，这也是不能离开商业的。
“弃农经商”的说法，是只许供销社在农村搞商业，不许农民从事商业活动，以为只有这样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这也是一种误解。
诚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有国营商业发挥主导作用和供销合作商业发挥主渠道作用。
但是，从我国的实践看，在流通领域，单有国营商业、供销合作商业两条渠道是不够的。
在城市，国营商业不可能“一统天下”；
在农村，供销合作商业也不可能“包揽无遗”。
允许农民从事长途或短途的贩运活动，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需要，决不能视为资本主义。
“弃农经商”的说法，是主张把农民永远固定在耕地上，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农业生产。
这种看法和相应的做法，是不符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的，也是违反现代农业发展的规律的。
我国农业发展缓慢，主要是过去长期推行一套“左”的做法，违反经济规律，违反自然规律。
不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做法，农业是没有出路的。
应当看到，我国有三亿多农业劳动力，平均每人只负担五亩左右的耕地。
从种植业来说，不是劳动力不足，而是绰绰有余。
因此，发展我国的农业，不是把三亿多农业劳动力固定在耕地上，而是要使多余的劳动力向广大山地、草原、水面进军，向农产品加工、销售、农业生产资料经营方面进军，向农村科学教育文化事业进军。
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不应当阻挡。
“弃农经商”是我国封建社会长期流行的“重农抑商”思想影响的产物。
如同主张“重农抑商”反映的是小生产观点一样，反对“弃农经商”实际上也是小生产观点。
为了进一步搞活经济，是应该抛弃“弃农经商”这顶帽子了！

《斯大林哲学思想讨论文集》出版
《斯大林哲学思想讨论文集》是根据1979年12月在长春召开的斯大林哲学思想讨论会上的论文选编而成的，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文集对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集中于辩证法的四个特征和唯物主义的三个特征。
同时还涉及和讨论了苏联反对德波林学派斗争问题、知识分子问题、“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两个口号问题以及民族问题等等。
本文集讨论的问题，对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晓星）

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统计工作
薛暮桥
《中国统计年鉴》的出版，博得国内外经济学家和经济界人士的好评。
我国数以万计的统计工作者克服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为统计工作所造成的困难，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公之于世，使大家有可能全面了解我国的经济情况，并对过去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和今后经济建设的具体道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深入研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今后全党全国人民的主要力量转移到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特别是最近召开的党的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和人大五届五次大会，更为今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出了明确的道路。
我们全国统计工作者，都深深感到在现代化建设中自己责任的重大。
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经济建设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走我国自己的道路的新方针指引下，生气勃勃，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要求统计机关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提出正确的数据。
同时国民经济的情况也为我们的统计工作带来新的问题、新的困难。
全国统计工作者必须不断注视现实情况的变化，开动脑筋，提高工作水平，使我们的统计工作能够跟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我国的统计部门的计算工作基本上建筑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所以存在着经济建设需要我们及时提供正确的、全面的统计资料，而我们的主观能力却不能完全满足这种需要的矛盾。
近几年来，我们开始利用电子计算机，使统计工作从手工劳动向机械化前进。
我们已经有了及时提供正确的、全面的统计资料的可能性。
但把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还需要经过艰苦的学习，进行大量的工作。
不仅对电子计算机如何运用需要学习，更重要的是电子计算机所能够消化的数据比手工劳动多千百倍。
要充分发挥电子计算机的作用，就要及时提供大量的数据，这就需要大大加强我们的基层会计、统计工作。
更加重要的是，这些数据必须正确，投入错误的数据，决不能产出正确的统计资料。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同志说，计算机不能代替“测谎机”。
这句话对我深有启发。
整顿基层会计、统计工作，比建造一个计算中心还困难得多。
如果投入的原料不够，质量不好，要靠现代化机械来生产出又多又好的产品是不可能的。
其次，过去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在生产方面城市是全民所有制（大集体实际上也是小全民），农村是集体所有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共同劳动，共同分配。
所以，只要掌握了国营企业和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的报表，就基本上掌握了全国的统计资料。
现在，要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在城市中发展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在农村中出现了联产计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家庭经营各种专业户等。
在流通方面，过去城市是国营商业独家经营，乡村是供销合作社独家经营，生产资料是物资部门统一分配，对外贸易是外贸部门统一经营，收集统计资料比较简单。
现在都要增加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出现了厂商挂钩、自产自销等类多种多样交换方式。
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收集统计资料就不可能完全依靠原来的统计报表。
必须在原来的统计报表外，采取多种方法来收集分散的统计资料，这就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艰苦创造新的调查统计方法。
在这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统计方法可供我们参考。
最后，继续加强对统计资料的分析研究。
由于我们多年未公布统计数字，有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对统计资料不会运用，再加上统计资料的口径很复杂，象我这样多少懂点统计方法的人，利用统计资料来进行分析研究，有时也会发生错误。
因此，至少在最近一个时期，利用统计资料来进行分析研究的责任，就只能首先落在统计机关和统计工作人员的身上。
中央提出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来衡量和改进各方面的经济工作。
如何计算经济效益，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利用多方面的统计资料来综合研究。
经济效益不但要从微观经济（基层企业）来研究，作为统计机关，更重要的是从宏观经济来研究。
往往从一个企业来看经济效益很高，但从整个国民经济来看经济效益却很低，甚至是浪费。
经济效益不但需要研究目前，同时还需要从长期来看，有些从一时来看有利，从长期来看有害，或者利少害多。
由于我们目前的物价还没有合理调整，企业会计制度不够健全，即便对于统计机关来说，依靠现有统计数字来研究经济效益，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经济效益表现在投入和产出的对比。
投入方面是产品的成本，现在许多企业的燃料、原料价格由国家补贴，劳动者一方面工资很低，实际上靠物价、房租等补贴来保持现在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许多工厂人浮于事，把许多社会应办的事让工厂去办，这些开支都计入成本。
因此，投入的数字就很难正确。
产出（产值）受价格的影响很大，许多产品价高利大，或者价低利小，从而影响产出数字的正确性。
这样计算出来的经济效益，就不可能正确反映真实情况。
在物价和劳动工资制度没有改革以前，统计工作很难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但不妨作些典型调查。
现在价格研究中心编制的理论价格即将完成，不妨对若干企业改用理论价格计算经济效益，与用现价计算的结果互相比较。
这只是一个办法，其他办法一定还有很多。
从这方面可以看到，要保证统计资料和统计分析的正确性，必须进一步研究物价和劳动工资等制度的改革。
由于这种改革牵涉面太广，因此不能轻举妄动。
但从长远来看，这些问题必须解决，否则企业就没有正确的经济核算，不能从现在的核算来衡量企业的经济效益。
现在有关部门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正在研究经济体制（包括物价、劳动工资）的改革，希望统计机关结合有关部门，通过分析研究，为我们的改革提供数据。
我们共同努力来具体研究如何实现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方针任务，保证二十年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一定胜利实现。
（原载《统计月刊》1983年第2期）

南斯拉夫和印尼两国领导人
强调在不结盟运动原则基础上加强团结
新华社北京2月05日电
雅加达消息：
印度尼西亚和南斯拉夫今天发表联合公报强调，不结盟国家有必要在不结盟运动最初制定的原则基础上加强它们间的合作、协调和团结。
联合公报是在南斯拉夫联邦主席佩塔尔·斯坦鲍利奇结束对印度尼西亚为期五天的正式访问时发表的。
公报呼吁不结盟国家为实现“全面缓和”，阻止军备竞赛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两国还要求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和阿富汗，尊重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以及难民安全返回自己家园的权利。
两国领导人还认为，只有以色列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走，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中东问题才能得到持久和全面的解决。
双方强调，国际社会应继续对话并作出努力，以改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衡状态。
公报还谈到了两国的经济关系问题。
斯坦鲍利奇一行，已在今天离开印度尼西亚去缅甸。

印孟解决恒河水分配问题未获进展
新华社达卡2月04日电
在这里举行的印度和孟加拉国河流联合委员会部长级会议在分配恒河水的长期解决办法问题上没有取得进展。
这次为期三天的会议结束后，两国代表团团长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由于“时间不够”，这次会议不得不暂停，定于2月22日到25日在印度首都复会。
参加这次会议的孟加拉国农业部长奥贝杜拉·汗和印度灌溉国务部长拉姆·尼瓦斯·米瓦扎都表示，他们对于复会时在“复杂问题”上寻找“共同点”是乐观的。
恒河水分配问题是这两个邻国之间存在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为了增加恒河旱季的水流量，孟加拉国曾建议由尼泊尔、印度和孟加拉国三方合作，在尼泊尔境内修筑堤坝，为河流储存雨季的流水，以便克服旱季缺水问题；
印度曾建议通过孟加拉国开凿一条运河，使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水流入法拉卡一带的恒河里。
去年10月，两国首脑英·甘地和艾尔沙德在新德里举行会晤时同意，在两国达成长期解决恒河水的分配办法之前，就上述两个项目是否可行先进行研究。

国际简讯
美驻联合国大使访问拉美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4日下午抵达圣约瑟，对哥斯达黎加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
柯克帕特里克是从3日开始她的拉美之行的。
据透露，柯克帕特里克的这次出访，目的在于继续进行里根总统去年12月拉美4国之行所开始的同拉美国家间的磋商。
墨财长结束访美、日、西欧
墨西哥财政和公共信贷部长赫苏斯·席尔瓦在结束对美国、日本和西欧为期15天的访问后于5日晚回到墨西哥。
席尔瓦在回国后说，他的这次访问对墨西哥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国际金融机构对墨西哥的巨额外债问题表示理解。
匈牙利人口一千零七十万
据匈牙利报纸5日报道，匈牙利中央统计局发表公报说，截至今年01月01日为止，匈牙利全国总人口为1，070万，比去年同期减少10，500人。
十三斤的巨婴在智利出生
一智利妇女于3日生下一个重6．5公斤、长58厘米的巨婴。
这个经剖腹产出世的男婴身体非常好，生下刚刚两天，已经相当于正常情况下的4个月的孩子。
巨婴的剖腹临盆使当地医院所有的医务工作者为之惊讶。
负责接生的助产士说，这是她从事助产工作以来第1次碰到的“重磅巨婴”。
巨婴的妈妈既高兴，又“为难”，因为她为孩子所准备的整套衣衫全都没有用上。
（据新华社）

02月05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西区的萨达特大街发生一起严重爆炸事件。
图为爆炸现场。
　本报电视照片

尼日利亚政府驱赶大批外国非法移民
西非三国领导人呼吁尼日利亚重新考虑这一决定
新华社北京2月05日电
自1月17日尼日利亚政府对所有外国非法移民下达驱赶令以来，已有50多万加纳移民回到本国，还有大批移民正通过海陆空三个途径返回他们的国家。
当时，尼日利亚内政部长阿里·巴巴宣布，凡在尼日利亚非法居留和工作的外国移民都必须在两周内离开尼日利亚。
25日，尼日利亚政府又宣布，鉴于一些西非国家要求放宽期限，非法移民中的技术工人离境期限可延长到2月底。
尼日利亚政府在解释驱赶令时说，自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关于人员自由流动的议定书生效以来，绝大多数移民违反议定书的规定（即成员国公民在其他成员国旅行90天之内无需得到居留许可），不带有效的旅行证件在尼日利亚居留3个月以上。
政府的上述措施是为了扭转外国公民公然无视尼日利亚的法律而采取的。
此外，尼日利亚的犯罪率上升以及北部地区发生宗教骚乱，据认为也是这次驱赶非法移民的原因。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这次驱赶令还与尼日利亚石油收入减少和今年要举行全国大选有关。
据报道，在尼日利亚居留的300万外国移民中属于被驱赶的有200万人，其中主要的是100万加纳人和70万乍得人，其余的是来自多哥、贝宁、上沃尔特等国的移民。
这些移民是在尼日利亚石油起飞的七十年代涌入尼日利亚的。
来自尼日尔、乍得和喀麦隆的移民大部分在尼日利亚北方三个主要城市卡诺、卡杜纳和迈杜古里居住和就业。
来自加纳等国的移民主要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居住和就业。
这些移民大多在建筑、教育和服务性行业就业。
尼日利亚政府采取的措施受到尼日利亚多数舆论的欢迎，但也遭到一些雇主们的反对，因为他们可以出低工资来雇用这些非法移民。
非法移民在尼日利亚建筑工人中占80％，大批非法移民离境将使这个国家的许多建筑工地暂时陷于停工状态。
但尼日利亚的这一措施在西非国家引起了严重关注。
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三国元首曾联名致电尼日利亚总统沙加里，呼吁尼日利亚政府重新考虑驱赶外国移民的决定，并要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利比里亚政府2月03日决定为加纳提供2万美元的赠款，以便帮助安置回国的移民。
加纳1月29日暂时开放关闭了4个月之久的边境，派出大批车辆接运本国移民回国。
多哥、贝宁为了便利大量加纳移民过境也做了大量工作。
据报道，加纳已为接运第1批30万移民回国拨款600万美元。
加纳、乍得等国对尼日利亚的措施持克制态度，号召人民不要对尼日利亚在本国的侨民采取报复性措施。
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科乔也呼吁尼日利亚总统沙加里放宽非法移民离境的期限。
一些国际组织和团体向被驱赶的移民提供了食品、帐篷和医疗设备等援助。
目前尼日利亚政府对到期未能离境的非法移民也采取了较为和缓的措施。
据报道，尼日利亚内政部官员最近表示，对明确表示离境意向的非法移民将不予以逮捕、审讯和驱赶出境。
尼日利亚政府还将放宽驱赶非法移民的期限。
新华社联合国2月04日电
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法弗沃拉今天说，日益加剧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是尼日利亚政府命令所有非法外国移民出境的原因。
法弗沃拉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大批的非法移民给尼日利亚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安全方面的问题，这是政府不得不加以认真考虑的。
他估计，约有200万非法移民受到影响。
法弗沃拉批评某些西方国家的新闻工具歪曲报道了这件事。
他说，尼日利亚政府事先已经通知了有关国家。
据联合国发言人今天说，加纳昨天已经要求国际社会提供紧急援助，以解决大批来自尼日利亚的加纳移民回国后的困难。
据报道，联合国有关机构已经开始对离开尼日利亚的外国移民提供紧急援助。
（附图片）
自1月17日尼日利亚政府对所有外国非法移民下达驱赶令以来，已有50多万加纳移民回到本国。
本报电视照片

巴尼领导人呼吁外国军队撤出阿柬
冈比亚外长重申支持民主柬埔寨
新华社伊斯兰堡2月05日电
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和尼泊尔首相塔帕今天呼吁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和柬埔寨。
在齐亚·哈克总统在拉瓦尔品第为尼泊尔首相举行的宴会上，这两位领导人强调指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事务都不应受到外来的干涉和干预。
塔帕首相在谈到柬埔寨问题时说，尼泊尔认为，在联合国拥有席位的政府，是这个国家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显然是指由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
塔帕说，我们要求所有外国军队从阿富汗和柬埔寨撤走。
他还说，这一要求是根据尼泊尔的不结盟与和平共处政策提出来的。
巴基斯坦总统在致欢迎词时说，近年来，国际局势急剧恶化。
一种诉诸于武力、侵略和军事干涉的趋势已上升到危险的程度。
他说，阿富汗被外国军队占领已有三年了。
柬埔寨也正在遭受一个邻国的大规模军事干涉所带来的苦难。
在宴会上的讲话中，这两位领导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维护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塔帕首相是5日从印度到达伊斯兰堡的。
他将在巴基斯坦进行3天访问。
新华社达喀尔2月05日电
冈比亚外交部长拉明·基蒂·贾邦昨天在冈比亚首都班珠尔重申：
“冈比亚将继续在联合国、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以及所有的国际讲坛上支持民主柬埔寨。”
贾邦是在接见民主柬埔寨驻塞内加尔大使亨恩谈到即将在新德里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时讲这番话的。
亨恩向他转交了民主柬埔寨负责外交事务的副主席乔森潘的一封信。
贾邦还强调指出，“冈比亚谴责形形色色的外国侵略，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侵略。
因此，冈比亚从一开始就谴责外国对民主柬埔寨的侵略。”
他说，冈比亚完全支持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因为它来自柬埔寨人民，只有柬埔寨人民才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和选择自己的政府。

巴颂呼吁各国谴责越军袭击柬难民营
据新华社曼谷2月05日电
据《曼谷邮报》今天报道，泰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巴颂·顺西里，4日呼吁国际社会谴责越军对无辜的柬埔寨难民的袭击。
巴颂是在会见一些国际救援组织的代表时发出这一呼吁的。
另据此间报纸报道，越军昨天又向泰国巴真府达帕耶县昂西拉村对面的柬埔寨地区炮击了4个小时，7名柬埔寨难民被打死，许多人受重伤。
炮击期间，共有18发炮弹落到泰国境内。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
越南黑市猖獗厌战气氛蔓延
本报讯
日本《朝日新闻》1月26日刊登了该报前驻越南记者土井写的一篇报道，题为《黑市经济扩大了越南的贫富差距》。
报道说，越南政府在二年前实施经济自由化政策后，黑市经济横行无忌。
在胡志明市内的黑市场里，一百多家摊贩，从电视、立体声到苏格兰威士忌酒、手表、台式电子计算器等外国货堆积如山。
一个日本造的袖珍电子计算器的价钱是1，500元。
这个价格对一般工人来说只能是望洋兴叹。
听说这些外国商品大多是走私品。
报道说，这种黑市经济使越南社会出现了新的贫富差距。
在河内某西餐厅就餐时，一家越南人坐在我旁边。
这家西餐厅一份牛排要35元，菲律宾制的罐装啤酒每听要65元。
简单的一顿饭就将把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平均200元）化为乌有。
在老百姓根本不敢问津的高级饭店里同外国人一起就餐，买得起高档外国商品的阶层正在产生。
报道说，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主席梅志寿毫不掩饰地说：
“说老实话，对于走私、投机倒把的活动泛滥，真是束手无策。”
报道特别提到，在胡志明市还听到了这样的说法：
“儿子上柬埔寨战场了的农户等于被夺走了劳动力，厌恶战争的气氛正在蔓延。”
驻河内的西方观察家中很多人认为，“只要不改变在中越边境和柬埔寨陈设重兵的现状，越南的经济就难以真正好转。”
因为不仅需要军费，而且还需要粮食、运输工具，重建经济所需要的资源全被战争吃光了。
对于已经同战争打了40年交道的越南民众来说，要想提高生活水平，现在最需要的是“和平”。

智利一著名大教堂被大火焚毁
据新华社圣地亚哥2月05日电
据此间报纸报道，4日下午，一场大火把智利瓦尔帕莱索城一座最著名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堂化为灰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据报道，这场火灾是由于电缆着火而引起的。
市政当局动员了瓦尔帕莱索城及其姊妹城市比尼亚德尔马城的消防队员全部出动去灭火，但由于缺乏水源，火势蔓延达两个半小时以上。
除了圣弗朗西斯科教堂外，还烧毁了瓦尔帕莱索天主教大学的数学和音乐学院的教学大楼及附近一所中学。
圣弗朗西斯科教堂建于1851年，是智利著名的历史建筑物，曾被智利政府宣布为国家重点保护的文化古迹。

暖马木村纪实
本报记者　杨群
时值旱季，泰柬边境的天空，万里无云；
纵目四野，到处是枯草和已收割过的稻田。
一个时期来，泰柬边境地区局势紧张，为了让人们了解今日边境地区实况，1月下旬的一天，泰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新闻处组织记者来到泰柬边界附近的泰国巴真府达帕耶县暖马木村实地观察。
提起暖马木村，人们并不陌生。
1980年06月23日，侵柬越军突然对这里发起进攻，战火延烧到泰国境内纵深地带。
泰国军民英勇反击，粉碎了越军的进攻，很快收复了曾被越军占领的暖马木村。
两年半后的今日，我们来到这个村子采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刚刚修好的防弹掩体。
陪同我们的泰国边防军一位营长说：
“现在，柬埔寨境内正在激战，越军的炮弹不时打到泰国境内，所以我们整个边境地区的村庄都修筑了防弹掩体。
我们决不放松警惕，特别是我们军人，卫国守边更是义不容辞。”
几位村民站在一旁好奇地看着来访的记者，从他们镇定自若的神态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保卫乡土安全的决心和信心。
记者们很自然地与他们攀谈起来：
“你们感到害怕吗？”
“不怕！”
一个村民马上回答。
“为什么不撤到安全的地方去呢？”
他坚定地说：
“这里是我们世世代代生息的地方，我们要保卫她。
全村200多人没有一个要求后撤的。
现在我们都经过军事训练，并且修筑了掩体，越军如再入侵，就叫它有来无回！”
一位村民指了指我们站着的地方说：
“这儿就是两年多前曾被越军占领过的地方。
当时我们都在场，我们还同边防军并肩作战。”
接着，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争相向我们谈起今年旱季以来边境地区的种种情况。
今年的旱季来得较迟。
新年伊始，早有准备的越军就对柬埔寨抗越武装力量发动进攻。
越军炮弹经常落到泰国境内，给泰国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参观途中，我们来到一所房屋旁。
泰方陪同人员说，这房子建好不久，就在今年01月06日被越军的炮弹打坏了。
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屋顶上有个一米见方的大洞，地上弹痕清晰可见。
越南当局曾一再否认越军向泰国境内打炮，但人们只要看看眼前这间被130毫米大炮炮弹炸坏的房子，一切就会明白。
泰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巴颂·顺西里最近曾对记者指出：
“我认为，不论哪个国家的军队，都能控制自己大炮的射程。
现在越南人使用的射程为17—18公里的130毫米大炮的射程是完全能够掌握的。
越南自己知道民柬抗越武装力量在什么地方，柬泰边界线在什么地方，但是他们的炮弹却落到我们的村子里，这说明他们是有意的。
这一点，越南是否认不了的。”
参观结束前，记者在边界线附近举目东望，只见柬埔寨大地上黑烟弥漫。
偶尔传来的枪声告诉人们，在边界的另一边，民主柬埔寨抗越武装力量正在为民族的解放同越南侵略军浴血奋战。
一位泰国同行颇有所感地说：
“现在已是越南入侵柬埔寨的第5个旱季了，越军非但消灭不了民柬抗越力量，反而使抗越力量日益强大起来。
只要柬埔寨人民坚持抗越斗争，胜利的一天总是会来到的。
那时候，泰柬边境将会恢复昔日的宁静。”
我们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披着夕阳的余辉，离开这个令人瞩目的地方。

栾菊杰获莱比锡花剑个人赛冠军
新华社柏林2月05日电
中国运动员栾菊杰2月05日在莱比锡第6届国际女子花剑比赛中赢得个人赛冠军，并获得莱比锡市政府授予的最佳运动员称号。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运动员扬克取得了亚军。
莱比锡第6届国际女子花剑比赛是2月04日开始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体育城莱比锡举行的。
除中国女子花剑队外，还有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古巴等国家女子花剑队参加。
东道国民主德国派出了六个队参加比赛。
中国女子花剑队今年是首次参加国际比赛，也是多年来第1次出访东欧。
参加这次比赛的53名运动员中，有十多名曾进入过世界锦标赛前八名。
其中有世界锦标赛的亚军和第3名以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冠军和亚军。
匈牙利、罗马尼亚、古巴、波兰等国家击剑队曾获得过世界团体赛的前八名。
栾菊杰出国比赛前夕腰部扭伤，至今未愈。
她在面临强劲对手的情况下，顽强拚搏，从半决赛到决赛的各场比赛中，以不败的战绩夺得个人赛冠军。
她在比赛中表现出的精湛技术和优良风格受到好评。
在这次比赛中，中国花剑队其他四名运动员朱庆元、吴秋花、张家瑰、李华华等也都表现出新的风格和水平。
她们全部进入了半决赛。
李华华在第1轮比赛中曾以3∶5战胜了1982年世界花剑比赛的第3名曼迪·尼科劳斯。

民主也门主席访问坚定阵线三国
据新华社亚丁2月04日电
民主也门最高人民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总理阿里·纳赛尔结束了对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叙利亚3个坚定阵线国家的访问，于今天返回亚丁。
据称，纳赛尔这次出访的目的是，协调坚定阵线各方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挑战的立场，加强同这3个国家的双边合作关系。

纳粹战犯巴比被押解到法国
新华社拉巴斯2月04日电
玻利维亚内政部长马里奥·龙卡尔今天在这里宣布，纳粹战犯克劳斯·阿尔特曼（又名克劳斯·巴比）今天已被驱逐出玻利维亚。
龙卡尔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克劳斯·阿尔特曼现在正在一架前往唯一接受他的国家法国的飞机上。
他说，驱逐阿尔特曼的原因是由于他伪造证件加入了玻利维亚国籍。
这位部长拒绝作详细的说明。
阿尔特曼1月25日由于拖欠玻利维亚国营矿业公司的债款而在拉巴斯被捕。
昨天，他已把拖欠的一万美元交给了玻利维亚政府。
玻利维亚外交部长贝拉尔德2月03日宣布，阿尔特曼长期居住在玻利维亚“是一个政治事件和涉及国际法的事件”。
有消息说，阿尔特曼已经在今天下午获释。
阿尔特曼原名克劳斯·巴比，是前希特勒德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头目。
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法国里昂市的盖世太保头子，曾杀害法国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和数以千计的人们。
西德和法国都曾要求引渡这个战犯。
新华社巴黎2月05日电
纳粹战犯克劳斯·巴比今晚由一架法国军用飞机载到法国南部城市奥朗日，并随即被押解到里昂，关押在蒙吕克堡监狱。
巴比昨天被玻利维亚政府驱逐出境后，今天上午到达法属圭亚那的卡宴。
法国宪兵在卡宴机场将巴比逮捕，并把他押送到法国。

贝鲁特又发生爆炸数十人伤亡
新华社贝鲁特2月05日电
据此间电台广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西区萨达特大街今天发生一起汽车爆炸事件，临街大楼里的巴勒斯坦研究中心和利比亚大使馆的临时办公处被炸坏。
据报道，这次爆炸相当于250公斤梯恩梯的爆炸力，至少造成18人死亡，60人受伤。
去年巴勒斯坦武装力量撤离贝鲁特之后，巴勒斯坦研究中心成为巴解组织在贝鲁特的最重要机构。
在这之前，黎巴嫩中部什陶拉市的巴解组织领导机构所在地1月28日也发生了一次大爆炸，造成了30多人死亡。

齐亚·哈克表示希望改善巴印关系
尼泊尔印度就利用共同水力资源问题达成协议
新华社伊斯兰堡2月05日电
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说，巴基斯坦和印度在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应逐渐地从已达成协议的领域走向解决过去损害两国关系的问题。
齐亚·哈克总统说，他将利用出席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机会和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讨论一切有助于改善两国关系的事情。
今天上午，总统在开过联邦顾问委员会第1次会议之后同记者进行了非正式谈话。
有记者问，在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期间，总统是否会同英·甘地总理讨论克什米尔问题？
他说，这个问题是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最后总是要解决的。
他说，两国间的一切悬而未决的争端都必须和平解决，它们决不应该再打仗了。
关于联合国秘书长特使科多维斯为解决阿富汗问题所作的努力，总统说，联合国的努力是得到苏联默认的，美国也支持这种努力。
齐亚·哈克在联邦顾问委员会会议上说，他优先考虑的事有两件：
一是实行伊斯兰原则，二是推动本国经济向前发展。
新华社新德里2月05日电
尼泊尔首相塔帕结束了对印度的三天访问，今天下午离开这里。
02月03日和4日，塔帕首相和印度总理英·甘地举行了两轮会谈。
据印度联合新闻社报道，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双边关系以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等问题。
双方就利用两国共同的水力资源问题达成了协议。
塔帕将前往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继续进行访问。

从《新水浒》想到《译报》
梅　益
去年09月间，我接到谷斯范同志从舟山沈家门寄给我的《新水浒》的改写稿。
稍后我又收到他从杭州发出的信，信中说：
“不知你的健康情况怎样，还能抽出时间看一看，写一篇序文吗？
当年《译报》同人，最了解情况的只有你了。
《译报》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孤岛’是起了不小作用的，胡仲持、王任叔、林淡秋、恽逸群等同志先后去世，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我是希望你在给这个长篇写序文的时候，多谈《译报》，多谈当时的老战友。
至于这个作品的成败如何，读者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谷斯范同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是理解的。
当我读着《新水浒》的时候，我就不禁想起了当年“孤岛”的情况和在一起战斗的同志们，想起了王任叔同志和他主编的《大家谈》，想起了当《每日译报》没有经费，在报上呼吁大家捐助的时候，许多三轮车夫、小职员以及爱国青年排着长队踊跃捐款的情况。
《新水浒》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创作和发表的。
这已经是四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只有弄清楚1938年我们在上海的复杂的斗争情况，才能说明谷斯范同志创作《新水浒》和《大家谈》发表这部作品的意义；
才能说明它为什么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社会的重视。
1937年11月，淞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全线后撤了，小小的上海已完全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所包围，租界真正变成了“孤岛”。
挤聚在那里的几百万居民的思想情况非常混乱。
当时刚刚成立的党的文委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冲破敌人的新闻封锁，开展抗战的宣传工作。
要开办有自己的言论和新闻的公开报刊是根本不可能的。
由于英、美、法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存在矛盾，他们的通讯社和在租界出版的外文报纸经常发表一些不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言论和消息。
我们打算把那些有利于抗战的材料搜集起来，加以翻译出版，这样既可以冲破新闻封锁，又可以不负政治责任。
经过短时间的筹备，上海的报摊上终于出现了一份在世界新闻史上首创的、内容完全是译文的四开小报，这就是《译报》。
它向读者透露了一些象南京大屠杀一类的重大消息。
但是不到一个月，它就被迫停刊。
1938年初，我们采取英国人经营的形式，由一个英国商人在租界登记，改名为《每日译报》，继续出版。
《每日译报》已不是完全刊登译文的报纸，它有自己的社论、新闻、专稿，还有名为《大家谈》的副刊，由王任叔同志主编。
谷斯范同志的《新水浒》就是在《大家谈》上连载的长篇。
在一次文委的例会上，王任叔同志汇报了他们和谷斯范同志商议，用章回体小说的形式，针对当时上海市民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潮，以上海毗邻的江南地区正在展开的军事、政治斗争为题材，写一个长篇，在《大家谈》上连载。
上海读者是有阅读报纸上连载小说的习惯和兴趣的，虽然过去发表的都是“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
我们都同意他们的建议。
用旧形式写新题材，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它可以发挥新闻评论所不能起的作用。
《新水浒》形象地批驳了抗战必亡论、国民党正统论和抗战只能靠国民党，游击战是小打小闹，成不了大事等谬论，还戳穿了装出抗日面孔，实际是和日伪勾结、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武装，特别是“忠义救国军”的反动面貌。
它还热情地鼓励知识青年到群众中去，成为抗战的宣传者、组织者。
小说灌输了爱国主义精神，提高了广大读者的民族觉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宣传了党中央提出的为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路线。
当然，《新水浒》在题材的剪取和表现的手法等方面，还有不少缺点，总的说来是比较粗糙的。
差不多和《新水浒》发表的同时，根据上海文委的决定，由林淡秋、戴平万、杨帆和我合编的大型报告文学集《上海01日》，也一样存在上述缺点。
这对于当时只有二十几岁，各方面都不够成熟的我们这些青年人来说是难免的。
《新水浒》在发表了四十多年以后，又经作者修改，即将出版。
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作品。
它对于今天的青年读者仍然富有教育意义。
当年各种不同出身、不同倾向的知识青年，在抗日的大旗下，从实践中迅速成长，一同走上了抗战、团结、进步的道路。
爱国主义是贯穿他们的思想的一根红线，也是推着他们前进的动力。
我们全中国的人民，从来都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
我们只有一个祖国，正如我们只有一个母亲一样，我们热爱她，我们歌颂她，我们为她不惜牺牲一切。
历史条件不同，爱国主义的表现也不一样，打垮日寇、打垮国民党反动统治、打垮万恶的“四人帮”以及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目标，都是爱国主义的表现。
我们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爱国主义永远是我们文艺作品的不朽的主题。
我们期望我国有更多的歌颂爱国主义的作品问世。

怀念立波〔文艺回忆录〕
周　扬
人往往总有一两个和自己比较亲近，相知又最深的人，但就是对于这样可以称为知己的人，也不能说自己已经完全了解了他，能够对他作出比别人更正确的评价。
真正了解一个人是不容易的。
周立波同志的一生，以及他在文学事业上的贡献，虽然已经有许多同志写了文章，说得不少了。
但是以我和他相处之深，似乎还有一些话要说一说，以表达我对他蕴藏在内心深处的怀念之情。
由于我和立波长期的历史关系，虽然他离开人世已有三年之久了，但许多往事犹历历在目，不时涌现胸间，使人难以忘怀。
我和立波最初相识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那时他刚刚中学毕业，而我已是个大学生，使我感到惊奇的，他当时已经读完《资治通鉴》，知识并不比我少多少。
虽然在宗族辈份上是叔侄关系，但在年龄上相仿，更象亲兄弟。
他和我一见如故，结下了数十年如01日的甘苦与共的深交。
我永远不能忘记，1928年他和我相识不久之后，就毅然地抛弃家庭，离乡别井跟我到了上海，过着飘荡不定的生活；
我也永远不能忘记他为了寻找党的关系，不止一次伤心地暗自流泪。
而我当时也正失掉了党的关系。
我也听说过他在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曾经单枪匹马和外国巡捕搏斗。
他好容易考取劳动大学免费读书，不久却因从事革命活动而被开除。
随后在神州国光社当了一名小校对，为时不久，又因鼓动工潮而被捕。
他的所有这些活动，大多是自发的，带有盲目冲动的性质，但他要求革命的心却比天还高。
当他听到正式宣判二年半徒刑后，以及我和好友林通同志后来秘密去探监时，他虽然心情激动，但却神色坦然，安之若素，无所畏惧。
两年半的监狱生活对于一个年轻的革命者是最早的考验，他是经受起了这种考验的。
他当时当然不会想到要体验什么生活，更没有想到要当什么作家，到延安后他所发表的《麻雀》等五篇作品，却是这段狱中生活的纪实。
他刑满释放后，仍继续积极地寻找党的关系，没有半点灰心，半点后悔。
这时我已参加了上海中央局文委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的工作，我就把他引进了“左联”的组织。
从这时起，他就更自觉地以笔墨为武器，为革命事业而从事文学活动。
他写了大量的文艺论文、散文和诗歌，并翻译了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和基希的《秘密的中国》等外国文学作品，积极向读者介绍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和世界进步文学。
他对鲁迅十分尊敬，并曾有书信往还。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爆发，立波即与李初梨、艾思奇、何干之等同志和我一道奔赴延安。
途经西安，在留住八路军办事处期间，由党组织分配，他随同斯沫特莱去了前方，后来又一度为美国卡而逊将军任翻译。
同行的舒群也和立波一起到了前方。
当时我们一行中，数林基路最年轻，到了延安后，即由党分配到新疆工作，不久被盛世才所杀害，成为有名的烈士之一。
立波那时在西安给我的信中表示：
“我打算正式参加到部队去，烽火连天的华北，正待我们去创造新世界，我将抛弃纸笔，去做一名游击队员，我毫无顾虑，也毫无畏惧，我要无挂无碍地参加华北抗日战争。”
字里行间燃烧着炽烈的革命热情。
作为革命记者，他几乎走遍了华北的革命战场。
他写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最早地向全国人民介绍了以聂荣臻同志为首开辟的第1个抗日根据地。
可以说，立波不论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里，还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或是在后来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的日子里，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表现了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贞不二。
同时在各个历史阶段中，都可以看出他的创作步伐始终是和中国革命同一步调的。
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巨大规模及其所具有的宏伟气势。
如果说他的作品还有某些粗犷之处，精雕细刻不够，但整个作品的气势和热情就足以补偿这一切。
他的作品中仍然不缺少生动精致、引人入胜的描绘。
作者和革命本身在情感和精神上好象就是合为一体的。
立波首先是一个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然后才是一个作家。
立波从来没有把这个地位摆颠倒过。
他说，“我的笔是停不了的，这归根到底也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
许多同志说立波是一个“真正的好人”，这并非过誉之词。
他天真乐观，总是以微笑看待生活，从不为抚摸自己的伤痕而叹息，也很少炫耀自己的才华而表露自满。
他不务虚名，不追求名位，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勤勤恳恳地埋头写作。
他有书生气，而又天真得可爱。
他没有半点虚假，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弱点，总是把自己孩子似的坦率纯真表露在别人面前，这是立波最宝贵的品格。
立波在他的作品中，曾经一再用亲切的目光去观察并描写过牛，在党和人民面前，立波确实有着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他把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革命事业。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立波创作生涯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可以说，对立波的创作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虽然，在座谈会之前，立波是延安文艺界最早下乡的少数人之一，但毕竟还缺乏明晰的认识。
他自己回忆当时的情形是：
与老乡同住一个山坡上，“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这虽然说得有点过份，但也是真话。
座谈会后，他从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中受到启示和教育，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前进的方向更明确了。
他投身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坚决走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1944年冬天，以王震同志为首的三五九旅南征，他主动请缨，随军南行。
在立波的性格里，已经熔铸了不可战胜的顽强而又无限乐观的精神。
他总是以一个普通一兵的战士严格要求自己，自己背上解放军战士的背包，从不骑牲口，他用两只脚徒步走了七个省的广大战场。
解放战争时期，他也是以同样的工作精神深入东北农村，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他又怀着极大的热情，深入农业合作化运动，从北京回到了故乡农村，先后住了十来年。
他长期地坚持深入生活，珍视和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定执着，不加更易，数十年如01日。
作为一位三十年代就活跃在文坛上的老作家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又是多么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啊！
立波深入生活，他没有把自己置于一个特殊地位，作生活的旁观者；
而是首先以一个普通劳动者，一名战士的身份出现，做到真正与群众在生活上、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
在湖南农村，年已半百的立波，和农民一道耕田、锄草、挑泥、晒谷、种树、施肥。
他说，“心需要用心换的”，他与劳动人民真正做到了知心、交心。
正因为他能投身于群众的生活激流之中，不断地从群众生活中汲取激情和素材，获得创作的源泉，他才能写出气势磅礴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艺术上更臻成熟、风格特异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以及其他作品。
《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这两部名作，或从正面反映或从侧面抒写了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
立波以饱满的热情，描绘了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农村所进行的两次伟大的历史性社会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概括了我国亿万农民，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所走的主要战斗历程。
第2部作品所表现的时代，虽然还在进行中，在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原则下，正在不断改变和丰富自己的内容和形式。
但是，这部作品无疑是已经丰富了、增添了我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画廊的内容和色彩。
立波的创作力是旺盛的，随军南下后，他原计划要写一部记录那次可称为“新长征”的《南下记》。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他更兴致勃勃地准备动笔，无奈因病魔缠身，未能完成这个壮志。
但是，他在病榻上所写的《湘江一夜》，正是这部未完成的大作中的一件珍品，让一些随军手记存留下来。
立波十分赞赏赵树理“朴实无华，言无虚假”的风格。
也可以说，这正是他自己正直的人品和文品的写照。
五十年代后期，文艺创作和评论越来越受到“左倾”思潮的干扰，在批判所谓“中间人物论”的评论中，立波也多少受到牵连。
立波比较了解农村，了解农民。
他不满粉饰生活的虚假浪漫主义，坚持从生活实际出发，“从来不搞从无到有的蠢事”。
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一定要写，不写就不是现实主义”。
在中国作协1962年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他赞同邵荃麟等同志从当时实际出发提出的文艺创作要正确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在写好英雄人物的同时，要写好中间状态人物的正确主张。
由此而被说成是宣扬“中间人物”论，是错误的主张。
连当时这场论战中的某些正确观点也被一概当作右倾言论加以否定了。
立波一生勤奋努力，好学深思。
他常用“闻鸡起舞”的故事自勉规人。
他是一位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学识渊博而又勤奋的学者。
除了小说创作外，在散文、报告文学、文艺理论、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等方面，都有所贡献。
他广博深蕴的中外文化素养，给他的创作影响甚大。
应该说，立波在创作中，逐步形成的富有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既得力于他的生活之源远，也受益于他的文化素养之流长。
许多当时在延安鲁艺听过他讲课的同志，无不感受到他的教益。
立波同志与我们人天两隔了，他留下的不仅有着为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作出贡献的文集，还有他为革命文艺身体力行的优良品格，更有着可贵的贯穿他一生的共产主义精神。
立波是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他是属于人民、属于无产阶级的。
他为无产阶级、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了一生。
人民对他将永远怀着深深的尊敬和爱戴！

悼念江丰同志
胡风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人心激愤。
我创刊了《07月》，并准备迁到武汉去。
准备工作之一是搜集木刻画，想在武汉开个展览会。
因此认识了江丰同志。
记不得是谁介绍的。
见面后，他的态度使我感到很亲切，朴实，诚恳，没有一点虚饰。
他帮我搜集了不少木刻，当然有他自己的。
记得有一组走私奸商的连环画，画意、构图、刻法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预计的木刻展览会，后来在武汉开成了。
江丰同志的父亲母亲都是产业工人。
他的为人立场，为人态度和他是血统工人这个阶级成份是有深刻的联系的。
不久，他去了延安。
不记得他过武汉时见到没有。
但到延安后是通了信的。
《07月》发表了他的木刻《战士》，朴实、沉着、硬朗的线条和稳重的构图使人得到了一种不能磨灭的印象。
还发表了一篇论文《鲁迅先生与新兴木刻运动》，是抗战中少数谈木刻的论文之一，帮助了读者对木刻艺术取得正确的理解，坚持了鲁迅所开创的木刻的现实主义传统。
那以后，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紧张发展，断绝了联系。
解放后才在北京见了面，彼此都是高兴的。
只记得他从北京去杭州担任美术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路过上海时来看过我，很高兴地告诉我，他结婚了。
我听了也很高兴。
多年从事革命工作，通过了艰苦的道路，终于在私生活中得到了知己者，这哪能不高兴呢！
我后来在北京见到了他的夫人，她敦厚的风度和他们夫妇间朴实的感情表现，都是使我不能忘怀的。
后来我到杭州去了几天，就是住在美院。
我看到的都是和旧中国学校不同的校风和作风。
他创办的工作之一，是组织人翻译了欧洲的关于美术的古典论文，印出来供美术界和学生参考、学习。
他过上海时曾告诉我，当时有一种理论，说“单线平涂”是中国特有的民族形式，应该把它当作最重要的形式，反对、重视油画等外来的形式。
他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是反对这种理论的。
其实，“单线平涂”也是西洋的古老形式，后来才发展成了油画等形式。
如果否定了油画等形式，那就等于在美术上放弃了最好的武器。
现在他译印这些论文，就是为了在思想上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从深思远虑出发的工作，是为了远大的目标的。
他当时约我对学生们讲过话，他是想尽可能扩大学生的眼界。
后来，他被调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负责，也约我对学生们讲过话。
以后分别了二十多年。
1980年，我从成都回到北京后，这才又和他见面了。
这以后，还多次见面。
态度还是那样地质朴，他不忘记老友的情谊，使我感动。
想不到这样快地去世了。
江丰是工人阶级的儿子，他的经历和言行是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分不开的。
抗战前期，同在延安的他的朋友诗人天蓝同志曾在《07月》上发表了一篇诗，题为《G．F．木刻工作者》，那是以江丰为原型的，那里面表现了江丰性格上旷达的一面。
他性格的主要特点是谨严和沉着。
在全篇中，天蓝正是把他画成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形象的。
过去，我看江丰同志是一个诚实的共产党人和美术家，尊敬他；
现在，我看他的逝世是美术运动、美术教育上的一个重大损失，悼念他。
在与世隔绝的生活中，曾吟成了一些怀人的组曲。
下面抄出的就是怀念江丰同志的言行而吟成的一部分。
是我从他得到的印象，并不能如实地反映他的斗争经历和道德情操。
当时是怀念，现在则是借以补充表现我的悼念心情。
饱吸民间苦，童年惜美真：
耻生非份色，贪听不欺声；
语短能尖讽，思深但慢争；
且流廉价汗，默养爱憎心。
民情生善欲，感渴吸新知：
学画尝真意，归群动远思；
刻刀嗤兽道，色笔梦花期；
且洒输诚汗，求前辨是非。
绘画如诗道，写形为写心：
色新因感挚，线动见情真；
眼闪悲欢色，唇含喜怒声；
山河流热汗，草木哭苍生。
为破非非想，当张照暗灯：
线驱颓废感，色出健康心；
不作先民梦，羞知末世音；
好求人国道，善听大师声。
日月环天转，征程十度冬。
重逢声浪静，只见画箱空；
解冻曾生火，穷疑又捕风；
心长还手短，缘隔意难终。
大匠声常在，民情不可伤：
憎唇含圣热，爱眼放神光；
怒发能冲帽，冤胸敢炼钢！
老农忧岁歉，曾饿故防荒。

哀思和忆念
——潘汉年董慧同志二三事
唐瑜
八：
哀思
不久，我们的房子被“勒令”上交，全家扫地出门，去“干校”分住在几个小村“继续革命”。
一个风雨如晦的寒夜，外面朔风怒吼，竹棚被摇震得嘎嘎作响，我点燃了火盆旁的烧残炭火，眼光落在手里潘汉年同志送给我的打火机上，我又想起了潘和阿董。
此刻，你们身在何方？
昨天，有人还在批我“不肯退出历史舞台”；
今天，我说我希望退休，不要占着年轻人的位子。
于是，又有人批我想“停船靠岸”了，不革命了。
“停船靠岸”，多么诱人的字眼，我还是第1次听到，如果潘也能停船靠岸该多好，我们这一次可以一起上岸了，如此“革命”，不革也罢。
岸上不见得没有可以让我们做的有益的事吧？
我一下子想起许许多多事。
我十五岁那年作为你编辑的《幻洲》的读者时，最爱看你写的那些骂人的文章，骂吴稚晖，骂胡适，真解气！
我冒然给你写了一封表示倾慕的信。
你竟很快地给我写了复信。
你写的那封走笔如龙腾虎跃的复信给我指引的该不是上这样的船吧？
那时，我在一只巨轮的甲板上读着你的信，受了你信中的话的感染，顺手把张资平的无聊小说抛进巨浪滔天的印度洋。
多么神妙的大海，只是一两秒钟的工夫，一本厚书，变成细小的枯叶，然后吹刮无踪。
而现在，江青的那条破船，料必也不会在海面上颠簸多久吧！
1929年，我从仰光到上海时，通过书店的联系，你第3天就到北四川路余庆坊我的同学处找我。
我惊奇地望着你，由于语言不通，我竟怀疑站在我面前的翩翩少年不是你自己。
你在约略了解我的情况后，为我安排在西门书店当小伙计；
1930年04月，你带我到左联机关料理杂务。
在这里你使我认识了沈端先（夏衍）、华汉（阳翰笙）、冯乃超等许多人；
你给我第1个印象是一边开会，一边写文章，有时停下来针对别人的谈话发表自己的意见。
你督促我写作，但我根本没有写作的才能，后来勉力写了一些，你为了鼓励我，拿到革命互济会的小报发表了。
你带我到沈启予和郑伯奇办的日语夜校上学，你时刻在牵着我往前走……。
这一年，我参加了纪念“五卅”示威游行被捕，蹲了六个多月的监狱。
在狱里，我受到一位难友的教育，懂得第1件事是如何甩掉尾巴——盯梢的特务。
出狱后，我没有直接去西门书店和左联，而是送一封信匆匆交给光华书店的店员，等他翻过信封时，我已出门无踪了。
你赞赏我这一手和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你让尹五为我处理一些事，租了一个亭子间，我在那里收东西，到时间，也总有人来取走。
我和你没有直接联系，你不到我住的地方，但你总能和我在街上碰见。
柔石被捕那天，我和他住在同一个弄堂内，张瑛（安娥）在弄堂口交给我一包东西。
你知道了，叫我立刻搬家，屋里如果没有重要的东西，就不要回去了。
我说我刚买了一条新被窝。
你说：
“我另送一条给你。”
那时我每月有五元钱的生活费，由于安全的关系，时常要搬家，每搬一次，总要损失一些东西，我只好分别在余庆坊、洗衣店、当铺寄存衣物。
你又时常给我送一束束材料，一包包新书，以及冬衣、夏衣、日用品。

大地漫笔
顺着不办
对党的方针政策，除顶着不办者外，也有顺着不办的。
高谈揖贤而踞位不起，口头喊打破铁饭碗而偏要塞给子女铁饭碗；
声言不开大锅饭而吞着大锅饭；
说着知识重要，要依靠知识分子，而内心感到的仍是知识和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威胁……党的政策难以落实，“只听打雷，不见下雨”的原因，大抵在此。
顶着不办者显，顺着不办者隐；
顶着不办的硬脆，顺着不办的圆润；
顶着不办的承冲急而大，顺着不办的受力缓而轻，前者易碎，后者可全。
顶着不办的已被列入“五种人”中，无地自容了；
而顺着不办的不知名列何籍，却尚有立足之地。
识时务者为俊杰，顶着不办的学了乖，渐渐少了，而顺着不办的却多了起来。
对顺着不办的也要有善策，起码应使他们懂得顺着不办也是不行的。
　吴吉
换个提法
侯宝林说的相声，在旧社会买神像不能说
“买”，而必须说“请”；
忌讳“死”字，只能说“皇帝驾崩”。
听起来象是笑料，却让人想起玩弄语言的妙用。
时至今日，妙法也还在沿用。
禁止请客送礼，也就忌“请”了，还可以代之以“会餐”、“加菜”。
菜自然还是山珍海味，酒还是茅台大曲，只是主人在举杯时要频频祝词：
“今天难得几位领导百忙中参加会议，加了几个很不象样的菜”。
听一位朋友说，有位职务并不高的领导干部，在新年前后，收到的“纪念品”计有：
暖瓶六个、床单五条、钢笔十一支。
我不禁想：
换个提法就真能换掉一切吗？
　那大中

纯金
高深　回族
昆明部队某部战士农志金，1963年生，1979年在自卫还击战中英勇牺牲，被追记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我默立在你的墓前流泪——白发人哀悼黑发人你人生的路是那么短暂十六岁才是生命的早春没上过大学，没逛过北京也许只在梦中看过一眼天安门在家时还常跟妈妈撒娇穿上军装也只是觉着精神炮声响了，祖国在流血……你顿时懂得了军人的责任肩头的枪支与祖国同样沉重个人的安危融入民族的命运枪口死死地咬住了顽敌最后一口呼吸却要与敌同归于尽青春的热血给旗帜染一根红丝年轻的生命谱一曲祖国尊严的强音你走完了短暂而光辉的岁月之路你的路是生命的纯金铺成我默立在你的墓前止住泪水听你说，一个战士的责任……

送钱伟长教授履新
吕光光
清华大学照澜园的一座院落，钱伟长教授卜居这里三十余年。
最近，他带着一卷铺盖，一囊书稿，赴上海就任工业大学校长。
对这位日夜关怀祖国四化的革新者，是用不着以世俗之词给他壮行色的。
年前来自成都的一位老同志谈到：
连绵阳地区的农民，都在认真学习钱伟长教授有关科学种田的学术报告。
钱教授走到哪里，就会为当地的四化建设献策，这，我是知道的。
至于他的声音竟然远播于穷乡僻壤，我却未曾想到。
这样一来，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要用“松柏之姿，老而弥坚”一词，为之送行。
我用的词似嫌陈旧；
可我知道，许多陈旧的词汇，对当前的一些革新者来说，命意都更新了！
先说一个“老”字。
钱伟长同志寿高七旬，华发频添，垂垂老矣。
作为尊重客观事实的科学家，不久以前他向我谈道：
“到底岁月不饶人”，似已感到老之已至。
事实上，他对逼人而来的自然规律，却跟长年操作于厂矿、终身躬耕于陇亩、久历烽烟于疆场的老工人、老农民、老将军一样，既不服老，更不服气，端的要同时间争个长短，要为祖国在世界之林论个高下。
“莫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他怀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赤子之心，终于使年光倒流，青春长驻，而以他的聪明才智，化为瑰宝，化为珙璧，源源不断地输送进祖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宝库。
且看钱教授那一囊书稿：
就我所知，其中至少就有《穿甲力学》、《应用数学》、《电机设计计算的理论基础》、《奇异摄动理论》等四大部类约两百万字，这是定于今年一年之内，就要出版而公之于世的。
钱教授已是“著作等身”的学者；
看他旺盛的著作，好似不尽长江，滚滚而来，完全淹没了“老”字。
再说一个“坚”字。
老实说，我不了解钱伟长同志如何度过自己的日日夜夜，如何运用自己的分分秒秒。
然而，我可以说，人们容易了解这位祖国的骄子，这位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有心人。
他曾经被诬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六教授”之一，连落实政策的喜讯也对他姗姗来迟。
由此可见，他并没有万事俱备的工作条件，并没有万事顺遂的社会关系，不过一介书生，只凭“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就毅然以自己的全部思虑，全副精力，专注于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即便坐在冷板凳上，都干得出热气蒸腾的成果来。
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出：
我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心和事业心，是任何恶势力所不能抹煞、动摇、收买、摧毁的。
时间是容易打发的。
某些人尽可以欲壑难填，蝇营狗苟，甚或凭借权势，作威作福；
钱教授同这些虚掷自己的光阴以自戕、糟踏别人的光阴以自绝的人，迥然不同。
他从不孤芳自赏，更不愿意独善其身。
他衷心希望浩浩荡荡的科学大军，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把祖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丰碑树起来。
他之所以惜寸阴，惜分阴，正是因为他同热爱祖国的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样，明知社会主义是上帝不能恩赐，外人不会赠予，自己不容坐待的，于是乎他自己逼近垂暮之年，呕心沥血，风驰电掣般坚持跑在时间的前头。
老而弥坚，松柏情操！
行矣，钱教授，祝你一路雄风下江南。

铜　铃〔油画〕任川

韩素音的《凋谢的花朵》
冯亦代
1938年07月，韩素音用她仅有的积蓄，从法国马赛买了回国的船票。
她放弃了奖学金、医学、英俊的未婚夫和外祖父给她的股票和存款，而决心投身于祖国残酷的战时生活。
因为她内心里感到没有中国她活不下去，尽管人们说她只是个“半吊子中国人”，但是烽火遍地的祖国在召唤她。
十年后，韩素音又一次抛弃了她在英国伦敦待遇较好的工作，带着她的养女咏梅来到中国大门口的香港。
她之从英国回来抱着两个希望。
她是个中国人，又是个医生。
她希望为祖国和人民贡献她的医术，同时也希望能回到北平看看她那身已瘫痪的老父。
但是她没能马上回到北平，她在香港邂逅的老同学龚澎和乔冠华，也帮不了忙。
她在香港分享着中国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欢欣。
但是她歌颂解放了的新中国，却被英国殖民主义者和高等华人视为洪水猛兽。
1950年她的一位好友，在朝鲜战场上当新闻记者的伊安·摩里逊不幸死亡。
她在无尽的思念中开始写了《好事多磨》这本小说，而且1952年在英国出版，一举成名，奠定了她以后的写作生涯。
1956年05月01日，她终于达到了心愿，从香港过罗浮桥边哨来到广州，然后再乘火车北上。
旅行中，她处处看到正在变换中的祖国，沿铁路旁的幼树和田野里的农民，都使她感到新鲜。
火车进入河南，过了她的出生地信阳，然后抵达郑州。
在她的记忆里，河南是她几个弟弟妹妹埋骨的地方，也是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埋骨的地方。
她幼时听到的是饥馑、蝗虫、大水、旱灾等等的创痍；
而现在她眼见的却是健壮的年轻人在擦洗列车，车窗前摆着盆花，田野里有的是穿着圆领衫的农民。
新旧对比使她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短短几年中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为祖国脱离昔日苦难的阴影而发出欢呼。
她身上虽然有一部分欧洲人的血液，但主要的却是中国人的，她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尽管她在海外漂泊了那么多年，但是她今天回到了老家。
她会见了受政府多方照顾而恢复健康的老父。
过去她在海外每天的生活多少受到帝国主义反华宣传的毒害，她无法掩盖自己心头的疑虑。
而现在她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活生生的事实戳穿了恶意的谎言。
当然她还不能在短短的时日内接受所有的事物，但经过和各阶层人士的接触，从周总理、邓大姐、陈毅元帅、龚澎一直到基层干部和街头路上，她深信一个新中国确已诞生，贫穷困苦的旧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她为祖国美好的未来祝福，要在各色各样的恶意攻击中，捍卫新生的祖国；
用她的笔写，用她的嘴说，她给自己立下了这个宏愿。
二十多年过去了，她写了十多本著作，除了小说之外，极大部分是介绍祖国情况的，其中她的四部自传：
《伤残的树》（1966年），《凋谢的花朵》（1966年），《寂寞的夏天》（1968年）和《我家有两个门户》（1980年），虽然讲的是她的生活，但夹叙了中国现代的史实。
韩素音一向用英文写作，因此过去极少为国内读者注意，特别是林彪、江青横行之日，她的书在图书馆里被封存起来，直到“四人帮”倒台后开了禁。
1979年金克木在《读书》上介绍了她的几本自传内容，读者才要求翻译出版她的作品。
从1956年她第1次来新中国，已经过去了27个年头，这些年里韩素音在她所到之处，不懈地宣传祖国的新生事物。
近几年，国外某些人掀起一股反华浪潮，海外的友好人士备受攻击，她更是首当其冲。
特别是十年动乱时期，多少历史事实被颠倒混淆，即使我们生活在中国的人当时也搞不清楚，又怎能以文苛责一个长期居住海外的人呢？
这种攻击只是要证明中国人是不可信的，从而在国际舆论上破坏中国的声誉。
韩素音进行了坚决的反击，甚至与诬蔑她的人进行诉讼。
敌人打不倒她，可也使她蒙受了很多不白之冤。
《凋谢的花朵》最近由三联书店出版了，译者是殷书训，译笔流畅。
这是国内出版的第1本韩素音著作。
在这本自传里，写了她从十二岁到二十二岁这十年在国内读书，在比利时学医，在西欧参加华侨抗日活动的事实，她写了这个欧亚混血儿受歧视、鄙薄的辛酸遭遇。
她是朵几乎凋谢的花，只有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才能复苏，她会心地发出心声：
“回去，回去，回到我的中国去！
现在我知道，没有什么别的爱，比这种爱的力量更强大。”
祖国永远为她的儿女们敞开她的怀抱，她爱你，欢迎你，盼望着每个游子的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