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利林/范廷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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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一套从班到师的战术协同训练教材，已在某军诞生。
9月上旬，北京部队在这个军召开协同训练现场研究会，研究推广这套教材和有关组织协同的方法。
来自各大单位的训练行家们拿着这本教材连声称赞说：有了这本“棋谱”，咱们的“车马炮”管保越练越红火！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之后，这个军在探索诸兵种协同训练的实践中，曾先后临时编组“合成营”施训，进行“加强步兵团合成训练试点”，建立合成训练基地轮训部队。
为使合成训练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高度，在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帮助下，这个军抽调二十多名具有一定作战训练经验和写作能力的干部，组成协同训练教材编写组。
他们认真总结近三年来进行合成训练的经验，研究有关院校和兄弟部队研练协同作战的成果，借鉴外军组织诸兵种协同的一些做法，用四个月的时间编写出了从班到师的协同训练教材。
这套教材初稿写出后，他们就为某步兵团配属了两个炮兵连、一个坦克连、一个工兵连、一个导弹连、一个防化排，拉到合成训练基地，对教材的内容和方法进行逐章逐节的实兵试验。
在三个月的实践中，他们从教材的结构到每课的内容做过多次调整和修改，产生了《部、分队战术协同训练教材》。
这套教材阐述了有关协同的理论、原则，按照循序渐进，分步细训，先基础后应用的要求，编出了从班到团的协同训练作业指导法，并制定了质量标准。
拿着这个本子，从班到师的各级指挥人员，便可组织部队（分队）进行诸兵种协同作战训练。
来自诸军（兵）种的训练行家们，听到会议决定将这套教材印发各单位试行的消息后，兴奋地表示：这么搞，合成训练就有了章法，战术训练中的这个重点就不愁“重”不起来！
（本报通讯员 文利林 本报记者 范廷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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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9月27日讯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同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铃木善幸今天上午举行第二轮会谈。
据悉，双方就当前国际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交换了看法。
赵紫阳阐述了中共十二大提出的中国对外政策的原则立场。
他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决不依附任何大国。
中国确定自己对外政策的原则立场，不仅是从自身的利益考虑，而且是从世界战略全局考虑，决不会因一时一事的变化而改变政策。
他指出，当前国际形势依然动荡不安，国际形势的发展证实5月份中日首脑会谈对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
他向铃木首相介绍了中国在发展同美国、苏联等国家关系中的原则立场，以及对亚洲局势和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
铃木首相对中美间采取的建设性的措施以消除严重分歧的做法给以高度评价。
他介绍了日美关系和对亚洲形势的看法。
双方还就中东形势交换了意见。
据悉，中日两国政府首脑的正式会谈于今天结束。
双方对这次会谈的结果表示满意。
今天下午，国务委员兼外长黄华同日本国外务大臣樱内义雄举行了会谈，就一些国际问题交换看法。
作者：郑茂生/唐平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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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福州部队领导同志认真学习十二大文件，深刻领会对部队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抵制外来腐朽思想侵蚀的重要性，并研究了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深入持久开展下去的措施。
福州部队领导同志在学习邓小平同志开幕词中关于“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的论述和胡耀邦同志报告的第三、四部分时，联系本地区和部队的实际，研究了腐朽思想侵蚀的特点。
明确了在部队中有效地开展反腐蚀教育和斗争，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清除精神污染，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
我们务必保持清醒头脑，不断提高拒腐防变的自觉性。
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怎样才能有效地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
大家认为，共产主义思想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也是战胜资本主义思想的强大武器。
许多同志谈到，部队这几年先后进行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革命人生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法制教育等，使广大指战员增强了拒腐防变的能力。
一些地区，特别是沿海一带，在外来腐朽思想污染一度严重，走私贩私、投机倒把相当猖獗的情况下，我们许多单位不仅顶住了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袭，而且涌现出了许多闪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新人新事新风尚。
梅林大队民兵营、“鼓浪屿好八连”等先进典型，屹立“南窗风口”，出污泥而不染，靠什么？
靠的是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靠的是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无限热爱。
大家说，有了共产主义思想作精神支柱，我们就能在艰苦环境中排除万难，夺取胜利；
在邪风浊浪面前，一身正气，毫不动摇。
由此可见，加强对部队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是我们贯彻十二大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十分迫切、重要的任务。
学习中还就怎样对部队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抵制外来腐朽思想侵蚀，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大家提出：（一）要认真组织学习十二大文件，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教育，使干部战士树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等几个基本观念，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明辨善恶、美丑、荣辱等界限。
（二）继续抓好打击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活动，认真抓紧各种经济案件的清查和处理，并注意运用正反两方面的事例对部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法纪教育和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使干部战士自觉遵纪守法，保持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本色，敢于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
（三）广泛宣扬闪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老英雄、新模范，特别注意表彰那些大公无私、先人后己、埋头苦干、在平凡岗位上做出贡献的先进人物，用凛然的革命正气克服歪风邪气。
（四）以十二大精神为动力，深入开展“双先”活动，根据本地区本单位的特点，采取各种形式，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开创部队建设新局面。
（郑茂生、唐平岳）
作者：直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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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7日讯 在建国三十三周年前夕，总政治部机关和直属单位举行了阅兵式。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在阅兵式上说，认真学习和贯彻十二大的精神，是总政治部当前的头等大事，务必切实抓好。
他要求总政全体指战员在十二大精神的指引下，为开创总政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
阅兵式开始，余秋里同志乘坐敞篷车检阅了指战员们组成的二十三个方队。
余秋里同志在阅兵式上讲了话。
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军队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只要我们坚决依靠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坚决依靠集体的聪明才智，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集中正确的意见，坚定地走群众路线，我们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更好。
余秋里说，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七大以来一次最重要的会议。
七大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引向了胜利；
十二大将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引向胜利。
他要求大家一定要认真学习、宣传和贯彻好十二大精神。
余秋里说，现在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举国上下，意气风发。
我们一定要在十二大精神指引下，振奋精神，齐心协力，鼓足干劲，艰苦奋斗，为开创总政工作的新局面，为把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而共同努力。
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甘渭汉、黄玉昆、颜金生、朱云谦、史进前、华楠等也参加了今天的阅兵式。
（直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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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国务委员余秋里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前往机场送行。
据新华社东京九月二十七日电 在天高云淡、桂花飘香的金秋时节，中日两国迎来了邦交正常化十周年。
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前副总理王震为团长的中国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访日代表团，今天乘飞机抵达东京。
今晚在东京为代表团举行的欢迎晚餐会上，日中协会会长茅诚司作为接待方面的代表致欢迎词说：“看到日中两国的交流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我和大家感到由衷的喜悦。
在我们两国之间，是民间的交往奠定了友好的基础，政府间的往来在这一基础上开了花。
今后，应该继续加强两国的民间往来。
因此，今天迎接以王震为首的中国访日代表团是很有意义的。”
他最后说：“日本有句谚语：‘雨后地更坚实’。
让我们吸取教科书的教训，把日中友好推向前进。”
王震在致答词时说：“今天在座的都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也都是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发展中日友好作出过宝贵贡献的人士。
大家欢聚一堂，畅谈中日友好经过的曲折历程，感到分外高兴和亲切。”
“长期以来，朋友们和中日两国人民一起为促进中日友好，发展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不辞劳苦、坚持不懈，努力克服层层障碍，在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功绩，我们中国人民是永远铭记在心的。”
他说：“虽然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十年，但我们两国民间友好团体的历史使命是艰巨而光荣的，我们要做的事还很多。
为了建立一个长期稳定、不受国际风浪影响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我们之间还必须继续紧密合作，共同努力，排除可能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障碍，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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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9月27日举行的全国第五次“质量月”授奖大会上，有二十八项军工产品荣获国家质量奖，其中两项获金质奖，二十六项获银质奖。
另外，还有六项民用产品获银质奖。
总后勤部所属军需工厂，有四项产品荣获国家质量奖。
栏目：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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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大向全党发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号召，我们军队的各行各业都有一个如何开创新局面的问题。
最近，北京部队某军经过反复试验，编写出了一套从班到师的协同训练教材，初步解决部队合成训练的燃眉之急。
他们在开创训练新局面的道路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成果是怎样取得的？
主要是他们坚持了“实践——认识——实践”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探索合成训练的道路上，努力实现了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这样两个可贵的飞跃。
他们把“合成营”、“加强步兵团合成训练试点”、“合成训练基地”的大量感性材料，及时地上升为理性认识，写出了协同训练教材的初稿；
这个“毛坯子”出来之后，又及时交给部队，让它在指导合成训练实践中发挥作用，接受检验。
如此循环往复，既能深化对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规律的认识，又能使教材修改得更加适应部队合成训练的要求。
有的单位在训练中往往忽视搞两个飞跃，甚至是两个停顿：要么年年老一套，年年无创新，不大考虑如何实现从实践到认识的第一个飞跃；
要么对已经成文的东西生搬硬套，照本宣科，不知道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检验和充实改革的成果，很少想到“本本”在实践检验之后的第二个飞跃。
应当说，这正是有的单位劲没少使、汗没少流，而军事训练却长期起色不大的症结所在。
现代战争如同世间其它一切事物一样，都处于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之中，它最忌机械呆板、墨守陈规。
在铁面无情的战争面前，谁保守谁就落后，而落后就会挨打。
从这个意义上讲，某军在编写协同训练教材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可贵的求实精神，很值得提倡。
我们在训练工作上，要自觉地坚持两个飞跃，防止两个停顿。
作者：邵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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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6日下午，浩瀚戈壁的一个沙丘上，站着一小群人，注视着茫茫沙海。
其中一位已年近花甲，学者风度。
他那宽阔的肩背一动不动，他那下垂的双手捏成了拳头，显示出此刻紧张的心情。
下午三点，一声巨响，戈壁深处腾起一团烟尘，壮丽的蘑菇云升向蓝空。
这时，这位学者的手指松开了，从墨镜后面冒出两行泪水，沿着红润、方正的脸盘流下来。
他仿佛没有觉察到周围同志们的欢呼，嘴里喃喃自语着：“成功了，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他，就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迄今，已经十八年，王淦昌也已经七十五岁高龄了。
从旧社会到新中国，王淦昌经历了一个从爱国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历程。
他一生的向往、劳动、苦恼、欢乐，好比一支昂扬的进行曲，溶合在建设伟大祖国、向共产主义理想进军的大合唱中，在亲爱祖国的大地上留下了坚实的脚印。
要象吴老师那样……
1928年深秋的一天，北京清华园一间小小的教室，坐着十多位同学。
站在讲台上的是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
他正在主持一次测试，出的题目是：
假定光是由名为光子的微粒组成的，那末，当一个光子射到一个静止的电子上被散射到另一个方向时，它们的能量变化将若何？
一个瘦弱的江南口音的青年，最早做出答案。
他就是王淦昌。
吴有训教授看了非常满意，连声说：“很好，很好。”
后来，其他同学也纷纷得到了正确的结果。
吴老师特别高兴。
他告诉大家：这种散射就是“康普顿效应”，他在美国时曾经和康普顿一起就这个问题做了一系列实验。
所以，有时人们也称之为“康普顿——吴有训效应”。
老师的热情教导，在王淦昌心里激发起远大的志向：要象吴老师那样，让更多的中国人的名字，列入世界著名科学家之林。
王淦昌在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成为它的第一期大学生，毕业时是物理系仅有的四个学生之一。
在第四学年，刚从美国回来的吴有训到清华任教，开了一门新课，叫近代物理。
从此，密立根的油滴实验，汤姆生的气体放电研究，卢瑟福的粒子散射实验等，一系列近代重要的物理实验和结果，把王淦昌引入一个崭新的实验物理王国，使他心旷神怡，留连忘返。
一颗理想的种子，埋进王淦昌心田：我们不仅要从书本上去了解前人已经认识的世界，我们还要通过自己的实验去认识未知的世界。
1929年，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王淦昌在吴有训教授指导下，用自己制作的简陋仪器，测量了清华园周围氧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写出了清华学生第一篇用实验方法做的毕业论文：《北京上空大气层的放射性》。
这大概也是有关我国上空放射性的第一篇论述。
从此，王淦昌便与实验核物理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是科学家，但我首先是中国人
如果说，在青年时代，王淦昌就立下了攀登科学高峰的宏愿，那末，对祖国的热爱，则是早就深藏在王淦昌心中的淳朴感情。
1930年，王淦昌考取江苏省的官费留学，到柏林大学攻读物理。
三十年代的初期，正是原子核物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
一个新事物层出不穷的微观世界，展现在王淦昌面前。
小小的原子，它的直径仅仅是一亿分之一厘米，在一滴水里就有几十万亿亿个。
然而，在这小小的世界里，却是奇峰迭起，明珠璀灿，等待着不畏艰险的有志者去攀登、采撷。
王淦昌以其辛勤的劳动，漫游在广阔无垠的科学之宫，探索自然的真谛，取得了博士学位。
但是，王淦昌并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
他在埋头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同时，也从社会上的风云变幻中，探索着人生的真理。
到柏林的第二年，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这一事件一时成了校园里议论的中心。
有的说：“日本是侵略者，应该受到谴责。”
有的说：“中国政府腐败，咎由自取。”
有的却说：“强大的民族统治无能的民族，是不可抗拒的规律。”
无论是轻蔑的嘲弄，恶毒的讥讽，还是正直的义愤，善意的同情，都促使王淦昌决心以爱国雪耻为己任。
1933年，希特勒上台了。
不久，法西斯专政的恐怖笼罩德国，许多进步人士和犹太人遭到残酷的迫害和屠杀。
王淦昌的导师——著名核物理学家梅特纳女士，因为是犹太人，也开始受到迫害，后来被驱逐到瑞典。
王淦昌开始懂得：什么“科学没有祖国”，“科学不介入政治”，都是欺人之谈。
他从小失去父母，深知一个孤儿的痛苦。”
这时，他更以儿子眷恋母亲的深情，时刻思念着灾难深重的祖国。
学习没有期满，他决定提前回国。
有人劝他：“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你是科学家，中国没有你需要的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
王淦昌回答说：“科学是要为祖国服务的。
我是学科学的，但我首先是中国人！”
中微子，你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发现？
1934年，二十七岁的王淦昌满怀报国的壮志回到祖国，先是在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后来到浙江大学任教授及系主任。
被称为浙大“四李”的李政道、李寿楠、李天庆、李文铸，就是他任教的物理系的同班同学。
抗日战争开始后，浙江大学一迁再迁，从钱塘江口的杭州，一直避到大西南，分散在遵义、湄潭等地。
那时节，王淦昌已有五个孩子。
微薄的薪水，要维持一家七口，生活十分艰辛。
他的身体越来越瘦弱了。
孩子们在屋后的山坡上养了一只羊，想挤点奶给他增加点营养，可是总不出奶。
为了生计，有的教师兼做生意，有人劝王淦昌也这样做。
王淦昌笑笑说：“国难当头，吃点苦是应该的，做生意，不是做学问的人的事业。”
他把结婚时保留下来的一点金银首饰，全部作了抗日捐献。
为了对抗日战争作出更直接的贡献，王淦昌开设了一门大学里从未有过的课程，叫《军用物理》。
他自编讲稿，自己讲授，学生自由听课，结果，听课的比哪门课程都多。
教授工作之余，王淦昌便沉浸在微观世界的迷宫之中，猎奇探险。
三十刚出头的年轻人，正当精力充沛，思想敏捷。
他勇敢地深入粒子科学的前沿，去叩击未知世界的大门；
他细心观察起于青萍之末的风向，在山穷水尽之境开拓出柳暗花明之路。
当时，在世界核物理领域里，有一个叫做“中微子假设”的难题：三十年代初，人们从原子核的贝塔衰变中，发现了一种无法解释的现象，与能量守恒律发生了矛盾，曾使一代物理学家困惑莫解。
有人甚至由此怀疑过能量守恒律。
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奥地利科学家泡利于1933年提出了存在一种人们尚未发现的粒子——中微子的假设，但是长期没有得到实验的验证。
在湄潭城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简陋平房里，王淦昌日思夜想。
门前街道上，行人摊贩，喧闹嘈杂；
后门屋檐下，妻子做饭，烟熏火烤。
这一切，都打不断他的思路。
每当深夜，睡在阁楼上的孩子们一觉醒来，从木板的缝隙中看到，在微弱的菜油灯光下，他们的父亲仍伏案工作。
经过刻苦钻研，王淦昌终于设想了用观察轻原子K俘获过程中的核反冲方法来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
但是，在这国破家亡的年代里，连最起码的实验设备也不具备。
他曾经设法从比利时买到十毫克镭元素，准备用作实验的放射源，结果却只能把它放在破烂的行李箱里。
他根本没有条件来进行自己所设想的实验。
没法子，1942年，王淦昌只好把自己的设想写成论文，送到美国的《物理评论》发表。
半年后，美国科学家阿伦根据这个方案第一次确切地证明了中微子的存在。
这是人类认识微观世界的一个里程碑。
阿伦在论文中明确说明了他是采用了王淦昌的建议。
到1952年，在布拉特与韦斯柯夫合著的第一本全面讲授核理论的教科书中，也指出了王淦昌提出K俘获在验证中微子假设中的作用。
但是，王淦昌自己在提起这件事时，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遗憾甚至酸辛：“中微子的存在，为什么不能首先在中国得到验证？”
多么美好啊，新中国！
1949年3月，人民解放军渡江的前夕，王淦昌提着简单的行李，跨下一艘外国海轮，登上喧闹的上海黄浦江码头。
两年前，王淦昌得到一个国际组织的资助，到美国搞研究工作。
今天，他怀着期待而又有些疑虑的心情，踏上祖国大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终于要垮台了，但是，即将到来的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新局面？
事实很快给了他回答：祖国新生了，祖国的科学事业也获得新生了！
国民党丢下的烂摊子，百废待举；
抗美援朝战争，艰苦激烈。
但是，党和国家没有忘记科研事业，没有忘记科学家，从生活到工作，都作了很好的安排。
1950年，国家创办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开展了核物理、宇宙线和放射化学的研究，王淦昌被调去任研究员，主持宇宙线研究。
1953年，在王淦昌领导下，在云南建立了海拔三千多米的宇宙线观测站。
1955年初，在近代物理所的基础上，开始筹建原子能研究所。
那是多么美好的年代啊！
老年人变得年轻了，小孩子变得更活泼了，人们工作的劲头变大了，脑子变得聪明了，连脾气都变好了！
……王淦昌，这位习惯于严格地根据事实作出结论的科学家，从自己亲身经历的大量事实中，认识到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如果把人的一生比作一首歌，那么，一个人的理想，便决定着这首歌的基调。
这时，对学术的追求，对祖国的热爱，对共产主义的憧憬，在王淦昌心中得到了美好的和谐。
他似乎觉得，长期被捆绑的四肢舒张了，长期被束缚的翅膀展开了。
他的聪明才智，从来没有得到这样充分的发挥。
1956年上半年，王淦昌作为中国的代表，到当时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建立的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地点在苏联）任研究员，后来又兼任副所长，从事基本粒子的研究。
1960年，他领导一个以中国物理学家为骨干的小组，取得了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这项国际上公认的重要科学成果。
这是实验上第一个发现的荷电反超子，它丰富了人们对于反粒子的认识，填补了粒子——反粒子表上的一项重要空白，使理论上关于任何粒子都存在其反粒子的预言得到进一步证明。
二十二年之后，今年7月18日，我国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宣布，这项科学成果，同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的研究、歌德巴赫猜想的研究等共六项，获得了一等奖。
六十年代初，王淦昌五十岁出头，学术上正处在丰收旺季。
他拚足劲头，集中精力，向着微观世界的更高峰冲刺！
但是，祖国更需要的地方在等待着他。
当祖国召唤的时候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和苏联领导集团的背信弃义，外患内忧，使得我们正在发育成长的人民共和国，得了一场重病，遭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1960年，王淦昌回国开会。
行前，他把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一万四千卢布，交给我国驻苏使馆，要求转交给国家。
使馆工作人员劝阻时，他说：“游子在外，给父母捎家用钱，理所应当。
现在国家遇到困难，我难道不应该尽点心意吗！”
王淦昌啊，你挂念着祖国，祖国也想着你！
由于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退专家，使得我国刚刚起步的核工业和核科学技术发展受到了干扰。
他们扬言，中国人靠自己的力量二十年也掌握不了核技术。
面对着超级大国的核讹诈和卡脖子，中央决定抽调一批著名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专家，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科学技术。
王淦昌就是其中的一个。
王淦昌的专长是实验核物理，长期从事基本粒子的研究，搞核工业技术，就意味着要改变专业，不能再集中精力于自己心爱的、熟悉的专业。
对于一个五十多岁的在本专业有了相当成就的人，这种改变不是轻而易举的。
但他懂得，这不是一般的工作调动，这是在困难的时刻祖国发出的召唤。
马克思说过：“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
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
王淦昌想：当祖国和人民遇到困难的时候，想到自己，需要自己，那就不仅应当认识到自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应当感到是真正的幸福。
他写信给留在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同志，替他办理了离所手续，便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1961年初，他担任了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副所长。
是战场，又是课堂
工作内容变了，环境也变了。
长期习惯于穿着白大褂，趿着拖鞋，在清静的实验室里工作的王淦昌，现在穿着蓝布袄，粗布鞋，同年轻小伙子一起，奔走于长城内外，跋涉在荒山野岭。
1962年秋，中央批准了在1964年至迟1965年上半年实现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目标。
王淦昌又和同志们一起，离开大城市，在祖国西北的高原上扎下了根。
一位五十多岁的、没有脱离过教室和实验室的科学家，现在整天餐风沙、沐烈日，喝的是温吞水，吃的是夹生饭，甚至呼吸也感到困难。
这是多大的变化啊！
但是王淦昌觉得，这是他所工作过的最好的环境。
因为，他置身在火热的斗争中，坚强的集体里。
对他来说，这里是战场，又是课堂。
他看到，在那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度艰难的日子里，同志们有的消瘦了，有的浮肿了。
可是，听不到怨言，听不到牢骚，也听不到叹息。
大家怀着远大的理想，必胜的信念，深信那美好的未来就在自己手中，不顾疲劳，忍着饥饿，不分昼夜地坚持工作。
那时候，党组织和领导的任务就是督促大家休息。
而这是多么困难的任务啊！
他看到，那些肩上挑着比谁都重的担子的领导人，和人民过着同甘共苦的日子，却又那样亲切地关怀着科技工作者。
六十年代初，一位老师知道大家生活艰苦，便设法给大家增加一些大豆，一点羊肉，数量虽少，这里却包含着党和人民的情意啊！
到了大西北，尽管国家还在困难之中，各种生活设施逐步建设起来了，专家们陆续住进了楼房。
可是，行政领导和党委书记们却仍住在帐篷里。
王淦昌——这位世界上第一个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的著名科学家，现在看到了一种最宝贵的东西。
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品质，中华民族的风格，人民共和国的志气。
他更深切地感受到了：新中国的科技队伍多么好，党的领导多么好啊！
这时他真正懂得了，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事业，艰苦是光荣的，斗争是幸福的。
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到加强国防建设的伟大事业中。
“596”，这个以1959年6月苏联领导集团撕毁协议的日子为代号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冲破重重困难，势加破竹，节节前进。
1964年10月16日，也就是赫鲁晓夫下台两天后，试验成功了！
这真是绝妙的巧合。
但是，在这历史的偶然之中，不正是包含着历史的必然吗！
乘着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势头，研制氢弹的任务很快上了马。
甚至连“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浪头，也未能削弱它前进的势头。
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
这些巨大的成就，是在我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独立自由地发展核工业和核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实现的，它凝聚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劳动，其中就有王淦昌同志的一份重要贡献。
科学家的品质
周总理曾经采取多种措施，千方百计保护我国发展核工业和核技术的工作免受摧残。
但是，这些措施怎能挡得住“文化大革命”的阵阵狂风。
到1968年底以后，大家所熟悉的那个动乱年代的一切，在王淦昌同志所在的单位不仅应有尽有，而且有过之无不及。
因为，这里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啊！
于是，王淦昌这位原来作为“保护对象”的高级知识分子，也享受到了应有的“待遇”。
至于事情的起因，就同这个“史无前例”的运动中的许多事情一样荒唐可笑。
那时候，王淦昌是一项工程的技术负责人之一。
有一次，他到洞里检查工作，发现氡气（含有放射性的有毒气体）含量较大，便提出，到洞里工作的人员要加强防护措施。
并具体规定，进洞一定要戴口罩，不准在洞里吃饭。
事情汇报到“无产阶级司令部”派来的代表那里，已经年逾花甲的王淦昌便被“揪”出来了，每天搬个小板凳去接受批判。
罪名是：一、“活命哲学”，二、“扰乱军心”。
整天到洞里去检查指导工作的王淦昌成了“活命哲学”，而那位批别人“活命哲学”的堂堂代表却从来不敢到洞里去。
大家心里自然不服。
有位同志议论说：“王淦昌那么好的人，批什么？”
于是也立即被抓起来，要他交代与王淦昌的关系，还被拉出去搞了假枪毙。
对于那些不愉快的往事，王老自己已不愿再提，也不必细说了。
使大家敬佩的是：在那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日子里，在王淦昌的身上，更加鲜明地表现出了一个正直的科学家的品质，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他们批判王淦昌“用生产压革命”，因为他曾提出：要把每周四天搞运动、两天搞业务颠倒过来。
王老坚持说：口号喊得再响，还得看行动，不搞业务怎么行。
他们批判王淦昌是“洋奴”，因为他提出过要注意一个现象，而说明这个现象的理论是外国人提出来的。
王老说：我总有一天要通过实验来证实，这个理论是正确的。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风越刮越凶的日子里，有一次到北京开会，会议要组织大家去清华看大字报。
王老公开反对：“去看那个干什么，浪费时间！”
在大大小小的所谓批邓会议上，王淦昌从不发言，也不举手喊口号。
他说：“我觉得邓小平没有错，叫我喊口号手举不起来。”
在那些“轴承脖子弹簧腰，头上插着试风标”的人看来，王淦昌实在太“书呆子”气了。
然而，这是多么可贵的“书呆子”气啊！
一时的乌云，没有动摇王淦昌对党的信任；
个人的屈辱，深有影响王淦昌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赤诚。
就在王淦昌“靠边站”的时候，周总理指示，要做好一项工程的总结。
研究所为此成立了办公室，要王淦昌出来负责。
他立即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可是，在经过一场浩劫之后，大批的科技工作者被关、挨斗、靠边，他们有的怕再犯“错误”，有的怕接触机密，有的怕当“业务尖子”，有的缺乏搞好工作的信心，人员组织不起来。
王淦昌东奔西跑，走家串户，一个个动员，一次次说服，用自己一颗火热的心，去烘暖同志们一时冷缩的胸膛。
工作班子就这样组织起来了，总结工作顺利地展开了。
1976年1月9日，出差到北京的王淦昌，同往常一样很早起床，锻炼身体。
然后，他伏在案头给研究所的一位同志写信。
突然，广播里传来了哀乐。
他放下钢笔，再也举不起手来……
这时有一位同志走进来，看到王老跌坐在沙发里，喃喃地说着：“总理去世了，怎么办？
怎么办？”
“那天总理问了我三个问题，我当时只回答了两个，还有一个本想以后再告诉他，可是，他却去世了，怎么办？
……”
清明节快到了！
王淦昌同其他几位出差的同志一起，抬着献给周总理的花圈，从六部口步行到天安门广场，恭恭敬敬地安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天安门事件爆发了！
王淦昌也成了受审查的对象。
他们追问：“是谁指使你去送花圈的？”
王淦昌提起笔来，用白纸黑字作了回答：花圈，是我自己要去送的；
目的，是为了悼念敬爱的周总理！
科学家的责任
1980年8月14日，中南海清风习习，碧波荡漾。
怀仁堂的一间会议室，今天做了课堂。
为了带头学好科学技术知识，中央书记处特地邀请一些专家给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同志讲课。
现在进行的是第二课。
年逾古稀的王淦昌教授站在讲台上，手执教鞭，指点着放映出来的幻灯图像，侃侃而谈。
他今天讲的题目是《核能》，从原子核的裂变、聚变，一直讲到我国如何发展核电站。
一排排坐在课桌上的，是担负着党和国家重要职务的领导同志，他们象小学生那样，聚精会神，虚心求教。
此情此景，令人不禁回想起那个把知识当罪过、以文明为耻辱的年代，两者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二十五年前，那个令人怀念的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中央政治局的其他领导人，曾在中南海请钱三强教授讲过一次原子能科学技术。
眼前的这一幅图景，不正是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我们国家的奋发向上吗！
这天讲课的共有三人。
讲完课已是十二点半。
胡耀邦、方毅、杨得志等同志和老师们共进午餐，亲切交谈。
王淦昌对耀邦同志说：“建国初期，我去川北参加土地改革，在你领导下工作过。”
胡耀邦风趣地说：“你是中央来的，‘钦差大臣’啊。”
耀邦同志联系王淦昌讲的课，谈到自己的体会说：所谓能源危机，其实是科技危机。
能源就在地球上，取之不尽，从历史发展看，总是新能源代替旧能源。
关键是科学技术水平，也就是人类研究、开发能源的水平。
科学家的担子重哪！
王淦昌把耀邦同志的这番话，看作是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
其实，这正是王淦昌一生为之奋斗的愿望。
大家知道，原子在“裂变”和“聚变”的过程中，都会释放出很大的能量。
现在，人类已经能够利用原子能反应堆，来控制裂变，使裂变产生的能量得到利用。
但是，人类居然已经能够利用聚变来制造氢弹，却迄今未能控制聚变，不能把聚变能用于其它目的。
而一公斤氘氚混合物聚变释放的能量，为一公斤铀一235裂变释放能量的四倍多。
聚变材料来源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海水。
所以，实现可控聚变反应，是人类解决能源的最终途径之一。
早在六十年代初，王淦昌就在研究实现可控核聚变的问题。
现在国际上公认，是苏联人巴索夫于1964年提出了用激光作驱动器，促成惯性约束核聚变的概念。
其实，在这同时，王淦昌也已独立地提出了这项建议。
他没有在公开的刊物上发表，而是向国务院领导写了一份书面报告。
在他的建议促进下，我国激光核聚变的研究工作较早就开展起来，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1978年开始，王淦昌担任了二机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
此外，他还担任着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十来个职务。
但他始终没有脱离科研第一线。
他亲自指导一个研究室，开展带电粒子惯性约束可控聚变反应的研究。
无论是论证物理方案，讨论物理设计，研究工程设计和实验装置调试，他都亲自参加。
人们称赞说，象王老这样年事已高、身兼多职的著名科学家，能够这样坚持在科研第一线，勇敢地探索本科学领域的前沿课题，实在少见。
今年国务院精简机构，王老不再担任副部长。
他还打算辞去其它行政职务。
但他表示，有一项工作他是永不辞职的，就是作一个研究员，和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一道，进行实现可控聚变反应的研究。
他说：“搞科研，创造科学成果以造福于人民，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的本分，也是我们的责任。”
要快，要快些拿出成果来
王淦昌不爱看戏看电影，与棋类扑克无缘，电视也不常看。
他不愿为此耗费太多的时间。
他唯一的爱好，就是每天早晨起来散步、跑步，以便从中获得更旺盛的精力，投入创造性劳动。
但是，在全国科学大会期间，有一天，他却兴奋地对他过去的一些学生们说：“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个好电影。”
学生们感到奇怪，问老师看的是什么电影。
王老说：“巴甫洛夫到八十多高龄还能从事科研，我要能象他那样就好了！”
大家笑了，原来老师看的是《巴甫洛夫》，他说的“好”就“好”在这里！
1979年12月，王淦昌在他七十二岁高龄的时候，实现了平生最大的愿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精神矍铄，体态健壮，好象变得年轻多了。
对党的信任，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心，在王淦昌的思想上进行着“聚变”，成为使不尽的“能源”，鼓舞他为远大理想奋斗不息。
他每天很早起床，一直工作、学习到深夜，坐在汽车里也在思考问题。
他抓紧生命的每一分钟，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在人生的五线谱上标记着生命的旋律。
他决心在有生之年，把生命之歌谱写得更美好。
有一次，他在一份谈到“时间就是金钱”的文件上批道：“依我看，时间就是生命，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对此深有感觉。
……要来个‘拚命的工作’，把科研搞上去！”
他对搞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同志们说：“要快，要快些拿出成果来，我不能再等了！”
去年生日，他的学生给他打电话表示祝贺，他回答说：“对我来说，最好的祝贺就是快些拿出成果来。”
王老的办公室非常朴素，没有任何装饰。
只是在靠近办公桌的墙上，有一幅书法家的墨迹，写的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王老把它贴在这里，想必是以此自励吧。
可是，这不正是对王淦昌教授的生动写照吗！
王淦昌（中）在实验室里。
核工业部宣传处供稿
核物理学家（版画）刘云生作（选自核工业部美展）RW：王淦昌；
物理学家
作者：朱峻峰
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指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项新发展。
怎样理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呢？
（一）社会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有机结合。
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是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统一体。
过去人们讲到社会主义的特征，强调剥削制度的消灭、生产资料的公有、按劳分配、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以及最终会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等等。
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
但总还是只讲了经济和政治的方面，没有讲到思想文化方面的状况。
所以，还没有完全反映出社会主义的特征。
作为完整的社会主义，还必须有思想文化上的特征，这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曾指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后的所建立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4页）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讲的文化，指的是“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同上）。
当然，它也包括社会思想的因素，因而可以说，内容有些近似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神文明。
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时，自然也必须从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统一中去把握，把社会主义看成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有机结合。
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总是相辅相成、互相作用的。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和根本保证，思想文化则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很大影响和作用于政治和经济。
十二大的政治报告，在确定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时，科学地、完整地阐述和处理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的关系。
报告规定，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并把它们作为我们的根本目标、根本任务。
报告指出，在经济建设上，我们要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要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坚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我国经济的基本制度。
在政治建设上，要把社会主义民主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保证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
在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上，要建设起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这三方面不可缺一。
缺少了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科学的和完整的社会主义社会。
正如报告深刻地指出的，没有以在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二）社会主义的高度文明是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统一。
自从人类社会脱离了愚昧野蛮状态，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任何社会的文明，都是一定的物质文明和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的精神文明的统一。
所谓文明，就是指社会的进步状态。
一定社会的文明，就是这一社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即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
物质文明是指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进步程度，精神文明是指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的进步状态。
人类要生存并发展，首先要进行物质生产，解决吃、穿、住、用的问题，然后也必须有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社会生产分为物质的生产和精神的生产，把劳动分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讲到“整个世界的生产”时，特别在括号中注明“也包括精神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页）。
物质文明是一切文明社会的基础；
但没有一定的精神文明，文明社会也不可能存在和发展。
正因为这样，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有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上的高度文明，还必须有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上的高度文明。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
在人类文明史上，依次出现过奴隶社会的文明、封建社会的文明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标志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但是，这三个时代的文明，都是建立在阶级对抗和阶级剥削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在许多方面是矛盾的。
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压迫和剥削，因而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高度文明。
列宁指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达到而且真正达到了高度的文明。”
（《列宁全集》第30卷第374页）这种比资本主义的文明高得多的、真正意义上的高度文明，自然成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说过，俄国培植社会主义的历程，是先进行了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然后进行文化变革，并且指出：“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
又说：“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国的文盲很多）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文明国家，就必须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必须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非常困难的。”
（《列宁选集》第4卷第687—688页）显然，列宁在这里讲的文化革命，决不是我国十年内乱的那种谈不上任何革命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列宁的这些话，不仅指明了一个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发展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极端重要性，而且把它作为“完全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
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问题。
这是完全正确的。
（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本质方面。
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除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外，还有一条，就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道德和生活方式等根本对立，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些落后国家取得胜利，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国家的物质生产仍然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现在，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还不高。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两个方面即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我们的科学文化还较落后。
但是，思想建设决定着精神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赵紫阳同志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发展这种思想方面的精神文明，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和以往任何剥削社会的重大标志”。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科学技术的水平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思想则极端腐朽。
资产阶级把一切剥削阶级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观念发展到顶点，他们唯利是图、投机钻营、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践踏了一切人间美德，不仅支配了资产阶级的行为，而且支配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于是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发展和矛盾状态：一方面是财富的巨大积累，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是精神危机日益加重，思想颓废，道德沦丧，社会风气败坏，吸毒卖淫盛行，凶杀抢劫猖獗，成为“不治之症”。
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私有制的消灭，公有制的建立，实现了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因而能够建立与发展人与人之间团结互助友爱的新型关系。
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要求人们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有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主人翁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有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权利义务观念和法纪观念，有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和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有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等等。
同时，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将日益增多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普遍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优越条件。
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文化水平终将有一天把资本主义社会抛在后面。
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将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
显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正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的体现，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的标志和重要的特征。
（四）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
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最终是要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去的。
从革命导师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要求之一，是人的全面发展。
那时，人们不但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而且掌握高度的文化科学技术。
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的，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列宁选集》第3卷第254页）。
这就可以看出，从实现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也绝对离不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首先，它是造成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生产力要高度发达，离开教育、科学、文化的发达是不可能的。
列宁说：“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
（《列宁选集》第4卷第357页）一切轻视文化、轻视教育、轻视科学技术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其次，显而易见，要改变“现在的庸人”，还要求人们不断地提高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加强组织纪律观念，等等。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政策与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结合起来。
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比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它是在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剥削的基础上实行的。
但是，人们必须以社会主义主人翁的劳动态度，“各尽所能”地为国家多做贡献，才能保证按劳分配制度的正确执行。
否则，唯利是图、“向钱看”、“按酬付劳”等歪风就会盛行。
单靠按存分配，抵制不了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建不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更实现不了共产主义。
因此，必须大力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
在坚持按劳分配的前提下，提倡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
列宁指出，要克服那种“凡是劳动都应当付给一定报酬的习惯”（《列宁全集》第31卷第104页），以便把共产主义思想灌输到群众中去，使他们打破狭隘眼界，为社会多作贡献。
共产主义劳动态度，不可能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的那一天在所有劳动者身上突然具备，必须在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中，加以提倡、支持和培养，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不断努力，逐渐普及。
我们不可不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区别，混淆这两个历史阶段的不同性质，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
也不可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不懂得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必须在社会主义阶段为未来向共产主义过渡逐步准备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
作者：王长存
果真是这样吗？
回答是否定的。
讲实惠好不好？
这应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所谓实惠，无非是指实际的利益，实际的好处。
共产主义者难道就不讲实惠吗？
讲的。
“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1页），“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
赵紫阳同志去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建设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
共产党人如果不是为了争取人民的实际利益，还干革命作啥？
但是，共产主义者讲的实惠和个人主义者讲的实惠是有本质区别的。
个人主义者所讲的实惠，只是自己的现得利。
这里的“利”，是和社会公共利益相脱离的狭隘的个人私利，和长远利益相脱离的短暂的眼前利益。
在个人主义者看来，只有自己能马上拿到手的利益才是实的，其他一切都是空的、虚的、假的。
这样的实惠观，和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共产主义理想当然格格不入。
共产主义者所讲的实惠，则是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是每个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统一，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1页）显然，在共产主义者看来，个人利益是实的，公共利益也不空。
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后者的表现。
没有各个劳动者的个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就是空话；
而没有社会的、人民的公共利益，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就失去了基础。
眼前利益是实的，长远利益也不虚。
前者是后者的起点，后者是前者的继续。
没有一定的眼前利益，长远利益就无从谈起；
而抛弃了长远利益，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明天和后天的眼前利益。
只有把以上两个方面的前者和后者都统一起来，兼顾劳动者个人的眼前利益和公共的长远利益，当个人眼前利益与公共的长远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不惜牺牲前者，维护后者，以从根本上争取和保卫人民的实惠。
这样的实惠观，和共产主义理想非但不矛盾，恰恰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革命理想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它本身并不等于现实。
但它却能给现实的实践以坚定正确的方向和强大持久的动力。
共产主义理想一旦变成群众的实践，就能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物质力量，从而给广大人民带来实实在在最大的利益。
这已是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
正是在共产主义理想的指导和推动下，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尽管经过艰难挫折，终于取得了胜利，建立起新中国，使全国人民从根本上摆脱了受压迫、受欺侮的深重灾难，翻身当了国家的主人。
正是在共产主义理想的指引和推动下，我们胜利地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尽管也走过曲折的道路，但终究消灭了剥削，国家经济日益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提高。
这难道不都是明摆着的实惠吗！
古人说过，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可见，不谋求长远利益，就谋求不了眼前利益；
不谋求全局的利益，就谋求不了局部的利益。
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然只有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才能站得高，看得远。
如果只盯着个人眼皮底下的一点小利，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干出“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蠢事和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坏事来。
我们只有用共产主义的思想看实惠，把求实惠的愿望和共产主义理想联系在一起，才能求得真正的和最大的实惠，而不致误入个人主义的歧途，不致在资本主义思想侵蚀面前腐化堕落下去。
作者：许声宏
栏目：学习问答
一、工农业的年总产值二十年翻两番，是否要求各种产品的产量都翻两番？
有些产品如粮食总产量能翻两番吗？
答：这里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总产值问题，一个是产品结构问题。
十二大报告中说的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是说，把我国工农业产品的年总产量换算成货币计算，其总价值额翻两番，由1980年的七千一百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二万八千亿元左右。
而某种产品的产量要不要翻两番，能否翻两番，这就要作具体分析了。
这要看社会对某种产品的需求和可能增产多少，要视当时社会产品的合理构成比例而定。
如谷物产量，因耕地和自然因素限制，二十年不可能翻两番，而论需要，若能翻一番，全国人口消费和工业用粮也就足够了。
而一些牧、副、渔业产品，就需要翻上两番甚至更多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
据专家计算，工业生产中的一些重要生产资料，如能源总产量，钢、水泥、化肥、棉纱、纸等的产量，到2000年，要翻两番却难以做到。
而机械工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就有可能增长三至四倍。
民用工业品中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一度是人们需要的热门货，增长的速度应当越快越好，但当生产的绝对数量达到饱和点之后，增长的速度就应降下来。
所以，各种工农业产品的产量究竟翻几番，增长多少，不能一概而论。
实现“二十年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必须处理好各种比例关系，不断发展新技术，开拓新兴的生产部门和产品种类，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绝不是按原有的产品结构一律把产量翻两番。
二、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总额是不是一回事？
如果不是一回事，后者是否也能翻两番？
答：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总额有密切的联系，但不是一回事。
工农业年总产值是用货币单位计算的一年内生产的工农业产品的总量，而产品总值扣除掉用来补偿已经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其余部分才是国民收入总额，即该时期内创造出来的新价值。
（国民收入的计算方法，各国不大相同，资本主义国家还包括了银行保险业、政府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收入，我国不包括这些，仅是指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所创造的净产值。）国民收入总额比工农业总产值小。
如1981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为七千四百九十亿元，国民收入总额则为三千八百八十亿元。
一般地说，如果经济效益不变，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时，国民收入总额相应地也该大体翻两番。
如果经济效益明显提高，生产等量产品所耗用的生产资料减少，则国民收入总额的增长比率还会大些。
三、怎样理解到本世纪末人民生活可达到“小康水平”？
答：“小康”一般指家庭经济尚宽裕，可以安然度日。
拿来指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则是说按人口平均国民收入达到世界的中等水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比较丰富。
现在，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属于低收入的国家。
到本世纪末，如果实现十二大提出的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总人口控制在十二亿，那么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将会是不很小的，肯定，我国那时会由低收入的国家上升为中等收入的国家。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同时必须十分认真地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增长率。
（许声宏）
多种经营
指在农业生产中，以一业为主，同时经营多项生产的农业经营方式，是相对单一经营而言的。
过去在“左”的错误影响下，长期片面局限于粮食种植业，以致路子越走越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对于发展农业的方针是，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
从此逐渐纠正了单一经营的偏向。
实行多种经营，可以充分发挥农林牧副渔各业之间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作用，可以充分利用劳动力、生产资料、资金、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做到人尽其材，地尽具利，物尽其用。
实行多种经营，必须根据当地农村的自然、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地确定主要生产部门和辅助生产部门，宜粮则粮、宜棉则棉、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渔，一业为主，同时合理安排好其他各项生产，建立起合理的生产结构，实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各项农业生产全面发展。
这样，既可以为全社会提供更多的农副产品，又可以大大增加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使农村逐步富裕起来。
工业结构
指工业内部各部门的经济联系和比例关系。
主要有：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
原材料、燃料、动力工业与加工工业的关系；
民用工业与国防工业的关系等。
只有正确处理好工业内部各部门间的经济联系和比例关系，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国力，能保证生产稳步增长和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的工业结构，才能保证工业生产的正常发展。
我国的工业结构，较长时期来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钢铁工业过长，原材料、燃料、动力工业过短，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对工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和改组，特别着重解决轻重工业的比例失调问题，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使轻工业得到迅速发展。
与此同时，原材料、燃料和动力工业也得到了较快地发展。
经过调整，我国的工业结构正朝着合理的协调的方向发展。
市场调节
指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起调节作用，即由市场供求变化引起的价格涨落，来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
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
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
但是，由于我国还存在着多种经济形式，社会需要又复杂多样，国家计划不可能无所不包。
因此，在实行计划经济为主的同时，还要发挥市场调节为辅的作用，即对一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让企业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自行安排。
由市场自发调节的这一部分产品范围，由国家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划定。
例如多种多样的小商品，就应由市场调节。
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可以弥补国家计划的不足，有利于人民生活，对社会主义经济是必需的、有益的。
市场预测
市场预测是对未来市场前景的展望和推测。
其基本任务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影响市场需求变化的诸因素进行调查，分析和预见它们的发展趋势以及变化情况，掌握国内外市场供求变化的规律，为经济决策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市场预测一般应包括社会需要预测、市场占有率预测、资源预测和技术预测等。
在我国，市场预测目前仍是一个薄弱环节，提出这一问题的时间还不长，经验还不多。
但是在抓市场预测的初步实践中已显示出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指令性计划
我国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一种主要形式，指国家下达的具有行政约束力的计划。
国家对于国营经济中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分配，尤其是对于关系经济全局的骨干企业，必须实行指令性计划。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在生产的组织和管理上的重要体现。
对于集体所有制经济也根据需要下达一些具有指令性的指标，如对粮食和其他重要农副产品的征购派购。
指令性的指标包括产量、质量、产值、利润等各项经济指标。
各个执行单位接到指令性的指标后，必须严格遵照执行，保证完成。
其中国家有限制性规定的计划，严禁突破。
如果情况发生变化，需要变动计划，必须报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
指导性计划
我国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又一种形式。
指国家下达的生产和销售指标对生产和销售部门只起指导和参考作用，不具有强制性。
对这些计划、指标，有关执行单位有权根据市场需要和企业本身的情况作适当变动，安排自己的生产或销售计划，报主管部门备案。
如果有关执行单位安排的计划有损于全局利益，上级主管部门有权进行干预。
但主要不是用强制的办法，而是自觉运用价格、信贷、税收等经济杠杆来引导企业实现国家计划的要求。
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
指国家用价值形式（货币单位）计算的工农业生产部门在一年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总量，是工业总产值和农业总产值的总和。
从价值构成上看，它包括工农业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生产资料转移到产品中的价值和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
由于受到产业组织结构的影响，工农业总产值中，存在着物质消耗的不同程度的重复计算，因而不能精确地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然而它在一定程度上还能综合反映一个国家一年时间内工农业生产的总的规模和总的发展速度。
我国现行的计划、统计制度长期以来都以工农业年总产值作为计算生产发展速度的主要标志。
随着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将会代之以更精确的计算国民经济的方法。
但计算到本世纪末的经济发展水平时，为了与过去的计算方法有个衔接和比较，党的十二大仍采用了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这种计算方法。
国民收入总额
指的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在一定时期（通常指一年）内新创造的价值总额。
从实物形态看，是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同期内已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以后，余下来的那部分社会产品。
创造国民收入的物质生产部门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货物运输业、直接服务于生产的科学研究工作和邮电业，以及作为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继续的那部分商业（如分类、包装、加工和保管等）。
计算方法各国不尽相同，资本主义国家则把银行业、保险业、政府等许多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收入，也归入国民收入之中。
国民收入总额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综合指标。
一个国家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的多少，基本上可以反映这个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基本上可以反映这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
决定国民收入增长的因素主要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数量的增加和社会对生产资料耗费的节约。
应用科学 基础科学
应用科学又称技术科学，是相对于基础科学而言的，一般指跟人类生产或生活直接联系的科学。
应用科学研究加强了基础科学理论同生产实践和人类生活的联系，加速了科学转变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可直接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或直接用于新产品的开发。
基础科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探索、发现以及阐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并不以直接的生产目的为主要任务。
基础科学理论大多具有抽象的形式。
基础科学理论是应用技术产生的理论依据，作是应用技术发挥作用的必不可少的知识基础。
它虽不象应用技术那样直接地用于生产或生活，但对一个国家的科学、经济、文化直至人们的精神状态，都起着重要的深远的影响。
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并且可以互相转化的。
从发展的观点看，有些基础科学本身，或迟或早会直接用于生产或生活。
同时，在每一门学科中，又都有各自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发展研究工作。
管理科学
是一种研究管理的科学。
管理科学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在于通过对属于某生产系统或企业的时间、物料、信息、能源和人员以及它们周围的社会、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等的研究，找出最优的科学管理方法。
其基本步骤大致有：提出要解决的问题；
建立一个相应的数学模式即实际事物的简化表现；
求解模式，得出方案；
对方案进行比较、验证；
建立对方案执行过程的控制；
把方案付诸实施。
管理科学最先被运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指挥作战。
战后，西方国家一些大企业又运用于企业的组织管理上。
随着运筹学、控制论、计算机理论和其它科学理论的蓬勃发展，使管理科学不断完善。
在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加强对管理科学的研究和运用，能减低经营管理中的不确定性，使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
商品率
商品率是指商品总值在产品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
农民交售给国家和社会的农副产品总值与农民生产的全部农副产品总值之间的比率，称农副产品商品率，商品率高，表示农民生产的产品，除本身消费外，为国家和社会提供的产品多，有利于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和提高城乡人民生活水平。
建国以来，我国农副产品增长速度虽然略高于农村人口增长的速度，但仍有70％左右的农副产品用于农民自己的生活需要，交售给国家和社会的仅占30％左右，商品率很低。
为了不断满足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并使国家有必要的储备，还必须努力提高农副产品的商品率，主要途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要注意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
（政治学院图书资料馆供稿）
栏目：要闻简报
全国第五次“质量月”授奖大会在京举行
全国第五次“质量月”授奖大会，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国家领导人向1982年度获得国家质量奖的优质产品、优质食品、优质工程项目、优质工程企业和优秀质量管理小组，分别颁发了奖章、奖杯和奖牌。
国家经委副主任吕东主持了今天的大会。
国务委员薄一波，国务委员、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以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了大会。
张劲夫在大会上讲了话。
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在讲话中对今后工作提出五点意见。
《铁托——思想、言论和事业》图片展览在京开幕
《铁托——思想、言论和事业》图片展览27日上午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幕，共展出了四百幅有关铁托生平的照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出席了开幕式。
南斯拉夫驻华大使萨瓦·奥布拉多维奇致开幕词。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驻南斯拉夫第一任大使、第一次革命战争时期的老战士伍修权在开幕式上讲话。
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的换文签字仪式在京举行
关于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1982年度贷款的换文签字仪式27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赵紫阳总理和铃木善幸首相出席了签字仪式。
换文确定，日本政府在1982年度向中国政府提供总额为六百五十亿日元的贷款。
国务委员兼外长黄华和日本外务大臣樱内义雄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字。
日本首相铃木在京进行友好访问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铃木善幸和夫人由外交部副部长吴学谦陪同，27日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
27日下午，铃木首相和夫人参观了中日友好医院工地，同工地上的职工亲切见面。
他说，这所医院是大平前首相1979年访华时为纪念日中友好而赠送给中国人民的。
今天我能亲眼看到施工现场感到高兴。
他希望这所医院建成后能名副其实地成为日中友好的象征，为中国人民的卫生保健事业作出贡献。
下午，铃木首相还会见了中国留日学生。
晚上，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铃木善幸和夫人出席文艺晚会。
中国和安哥拉决定互相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决定互相承认，并已指定了他们各自的代表从1982年9月27日起，在巴黎就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和建立外交关系开始接触。
（均据新华社）
新华社9月28日讯 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受中共中央委托，于9月28日发表公告。
公告如下：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和胡耀邦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时候，承蒙一些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一些国家元首和政党领导人，一些友好团体和友好人士发来贺电贺信，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
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受中共中央的委托，谨表示衷心感谢。
作者：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魏礼群
栏目：学习经济建设战略问答
解决好教育和科学问题也是党的十二大确定的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
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不仅对于今后二十年的经济发展，而且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昌盛、兴旺发达，都将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
把教育和科学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首先是由它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决定的。
我们知道，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和现代化的国防。
而教育事业则是为四化建设培养和造就人才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仅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基础，也是整个现代化事业的基础。
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但反过来又能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据有关资料介绍，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60％以上是靠科学技术的进步。
现在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智力竞争，即人才培养和科学技术发展竞争。
各发达国家为了保持经济上的领先地位，都极为重视教育和科学的发展。
如从1960年到1975年，日本用于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经费分别增长了十倍和八点八倍，西德则分别增长了六倍和七点六倍。
如果我们不加快教育和科学事业发展的步伐，我国经济就难以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把教育和科学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是走出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实现今后二十年宏伟目标的关键措施。
我国的耕地和其它农业资源相对于人口来说都不多，能源紧张，资金不足，今后经济的发展必须充分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尽可能地减少物资和资金的投入，从提高社会生产经济效益上求得较快的速度。
为了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并且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对科学技术和人才培养提出的任务是很艰巨的。
今后二十年，我们一方面要对现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采用新的设备、工艺、材料，使产品得到不断更新，并积极开展科研项目的攻关，使一些重要和急需的生产技术接近或达到国外先进水平。
另一方面要加强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研究和应用，使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水平和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有一个大的提高。
同时，还要依靠新的科学技术成就，建立和发展一批如电子、信息、石油化工等新兴工业部门。
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发达的教育和科学事业这个重要条件。
把教育和科学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还由于我国这方面现有水平远不适应经济建设的要求，而改变它们的落后状态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
建国以来，我国教育和科学事业虽然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由于过去一个时期中存在着不够重视科学文化建设的偏向，特别是十年内乱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摧残科学和教育事业，使我国人才培养和科技发展受到严重损害。
目前，我国主要科学技术领域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落后了许多年，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成果的推广应用也存在不少问题。
教育和科学事业不发达，各种专业人才严重不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建设的发展。
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都具有周期长的特点。
人才的成长，就是从小学到大学，再到实践中发挥作用，也需要十几年、二十来年时间。
许多重大科研项目从探索到发明、发现，再到实际应用于生产领域，往往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可见，为了尽快改变我国目前人才缺乏和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教育和科学事业。
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保证今后二十年宏伟目标的胜利实现。
（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 魏礼群）
9月27日，中、日关于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1982年度贷款的换文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
赵紫阳总理和铃木首相出席了签字仪式。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和日本国外务大臣樱内义雄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换文上签字。
新华社记者摄
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前副总理王震为团长的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访日代表团，9月27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日本进行友好访问。
图为习仲勋、余秋里等同志前往机场送行。
新华社记者摄
新华社利马9月26日电 中国女子排球队队长孙晋芳在中国女排荣获第九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之后对新华社记者说：“这次比赛中我们遇到的困难是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参加这次比赛的体会比我参加过的历次比赛都深。
我们经过严峻的考验，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取得了胜利，真是其乐无穷。”
孙晋芳是中国女排最老的队员之一，曾参加过1977年和1981年两届世界杯赛及1978年第八届世界女排锦标赛。
在去年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赛中，她被评为最佳运动员，并获得优秀二传奖。
这次她又带着伤病为祖国荣誉奋力拚搏，立下了新功。
孙晋芳首先把本届锦标赛和去年世界杯赛的情况作了对比。
她说：“去年世界杯赛虽然也有困难，但是那时放得开，就是一个劲儿地冲，冲上去就是了。
但是，获得世界杯赛冠军以后情况就不同了，人家眼睛都盯着你，你成了‘众矢之的’。
特别是预赛中以○比三负于美国队以后，困难就大得多了。”
她接着说：在对美国队比赛前，我们只想到美国队会发挥得很好，要认真对待；
没有想到比赛时她们改变了战术，结果我们输了。
当时，我们的心情都很压抑。
在复赛阶段中我们不能再丢一局，每场比赛都要数着比分打，真象是在走钢丝。
因为我们都认识到，这届世界锦标赛能否夺得冠军不仅关系到参加奥运会，也关系到参加下届锦标赛的资格。
她说，在同上届锦标赛冠军古巴队和奥运会冠军苏联队比赛之前，代表团的领导、领队和教练同我们一道分析形势，认清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大家心里就有了底。
“经过讨论，全队统一了思想，共同认识到要出线不能靠别人，要靠自己；
不能立足于保，而要立足于搏。”
她接着说：对古巴队和苏联队的比赛终于拚下来了，我们以两个三比○获胜，为出线扫清了道路。
这说明我们队的思想作风是过得硬的，同时也表现了我们的实力。
如果没有大家平时的苦练和扎实的基本功，这两仗是拿不下来的。
现在排球运动发展很快，没有新战术、新招数就很难取胜。
只有不断创新，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孙晋芳最后表示，这次女排的胜利来自全队的共同努力，来自祖国人民的支持和关怀。
她代表女排向抚育她们成长的党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据新华社成都9月26日电 1982年全国射击分项（成都赛区）比赛，今天在成都结束。
射击选手们在这次比赛中超过一项世界纪录，打破五项全国纪录。
河南队的李莉、张喜兰、刘艳香以四百中的成绩超过女子飞碟多向靶三百九十五中的团体世界纪录（同时打破了三百八十中的全国纪录）。
这次比赛是9月20日开始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共二十三个射击队的一百九十三名运动员参加。
据新华社巴西利亚9月26日电 历时九天的巴西国际男子排球邀请赛咋天在里约热内卢市结束。
巴西队和苏联队分获冠、亚军。
中国队以三比○胜日本队后获第三名。
在决赛中，巴西队和苏联队打得难解难分，双方激战了近三个小时。
最后巴西队以三比二取胜。
这是巴西队多年来首次战胜苏联队。
在决第三、四名的比赛中，中国队以三比○胜日本队。
日本队名列第四。
中国队在分组预赛中的成绩是五战四胜一负。
中国队先以三比一（十五比十二、十二比十五、十五比十二、十五比三）胜加拿大队，三比○（十五比四、十五比七、十五比十）胜阿根廷队，三比一（七比十五、十五比四、十五比十二、十五比十）胜罗马尼亚队。
中国队在同苏联队交锋时，以快速多变的战术，突破了对方的高个拦网，连胜三局（十五比十三、十五比十一、十五比八），但在小组最后一场比赛中却以二比三（十五比十、十一比十五、十一比十五、十五比十一、七比十五）负于捷克斯洛伐克队。
据新华社罗马9月26日电 中国体操运动员吴文莉和姜薇，今天在意大利卡塔尼亚结束的第四届卡塔尼亚国际女子体操邀请赛上，获得两项冠军。
中国、美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等七个国家的十四名选手参加了这次历时两天的比赛。
在25日进行的个人全能比赛中，吴文莉以三十七点五○分获得冠军。
在26日进行的个人单项决赛中，中国选手姜薇获得平衡木冠军。
据新华社上海九月二十六日电 名将、好手云集的一九八二年全国羽毛球单项比赛，经过八天紧张、激烈的争夺，今天晚上在上海体育馆结束，辽宁队的陈昌杰、上海队的张爱玲分别夺得男、女单打冠军。
男女双打冠军分别为江苏的孙志安、广东的姚喜明和福建的林瑛、吴迪西获得。
混合双打冠军是福建队的林江利和林瑛。
作者：浩然/张挺
本报讯 1982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26日上午十一时五分在北京举行。
这次比赛有十九个国家和地区的三十八名外国运动员和一百四十四名中国运动员参加。
朝鲜运动员李宗亨最先跑完全程——四十二公里一百九十五米，获得冠军。
他的成绩是两小时十四分四十四秒。
中国运动员许亮在十五公里时处于领先地位，他因身体状况不好，没有跑出他的最好成绩——两小时十三分三十二秒，只获得第十二名。
（浩然、张挺）
本报讯 离职休养干部、三九○○一部队原副部队长周承重同志，因病于1982年6月25日在沈阳逝世。
终年六十九岁。
周承重同志是江西吉水县人。
1930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区空军高炮指挥部司令员等职。
RW：周承重；
逝世
本报讯 工程兵工程学院顾问蒲公才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2年6月26日在南京逝世，终年七十二岁。
蒲公才同志系广东省儋县人，1936年11月入党，1938年6月入伍，历任区委书记、县委委员、副团长、海南军区副参谋长、训练总监部处长、某科研所所长等职。
RW：蒲公才；
逝世
据报道，示威群众挥动“我们要和平”、“贝京和（国防部长）沙龙下台”等标语牌，并不断高呼“贝京滚蛋”等口号，从特拉维夫市的大街小巷拥向市政厅广场上，他们抗议在贝鲁特屠杀巴勒斯坦人的罪行，并要求以色列军队立即撤出贝鲁特。
这次示威规模之大，群情之烈是以色列历史上罕见的。
以色列当局出动了大批警察、军队，以图镇压，但示威群众秩序井然，没有发生冲突。
本月16、17、18三天在黎巴嫩贝鲁特西区南郊的两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发生的大屠杀使以色列人民反战情绪不断高涨。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反对党工党和其他一些小党派联合组织了这次示威。
工党领袖佩雷斯昨天在集会上发表讲话，认为贝京政府对贝鲁特惨案负有责任，贝京和沙龙必须辞职。
以色列的一些议员昨天谴责国防部长沙龙，要他立即辞职。
另据报道，昨天约有一千名穆斯林在东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附近举行示威，抗议屠杀巴勒斯坦人。
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的居民也举行游行，哀悼被屠杀的巴勒斯坦男女老幼。
据新华社莫斯科9月26日电 据塔斯社报道，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今天在阿塞拜疆共和国首都巴库的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
勃列日涅夫在谈到国际问题时，首先讲了苏联同印度的关系。
他说，“我们对在莫斯科举行的苏印最高级会谈感到很满意”。
为发展两国的合作，“已采取了新的步骤”。
在谈到苏联同中国的关系时，他说：“我们认为，在明智、互相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使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并逐步改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作者：朱幼棣林楠
栏目：通讯
这些日子，在太平洋彼岸进行的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牵动着亿万中国人民的心。
北京时间9月26日中午，当中国女排夺得第九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秘鲁首都利马的阿玛乌达体育馆内奏起中国国歌，徐徐升起五星红旗的时候，祖国各地聚集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们，无不感到自豪。
此刻，您可曾想到，在收看激动人心的电视的时候，那些为电视转播工作忙碌的人，已度过了多少紧张的不眠之夜！
这次女排世界大赛的东道国秘鲁，远在太平洋彼岸，从那里播发的比赛实况要先通过大西洋通信卫星，由意大利卫星地面站接收后再发给印度洋卫星，才能传到我国接收、播出。
这种通过两颗卫星的电视转播，用术语表达叫“双跳”。
为了在同一时间租用两颗卫星的信道进行电视转播，要由中国、秘鲁、意大利的有关单位同时申请得到批准才行。
它涉及的环节多，输送的距离远，技术上要求高，通常要一个多月前向国际卫星组织登记。
但是，锦标赛的场次事前难以排定，有些场比赛的电视转播只能提前四、五天申请、登记，哪个环节上出了故障都将影响转播的时效和质量。
这就要求电视台、电信局的工作人员充分预计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准备好各种应变的紧急措施。
分组复赛进入高潮后，电视观众们普遍关心中国队对苏联队的比赛。
中央电视台预告将于北京时间21日上午九时转播比赛实况的消息。
这场比赛电视转播的准备工作本来是很正常、顺利的，可是转播刚刚开始，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人们发现，电视屏幕上闪现的，根本不是中、苏比赛的场景，而是另外两个国家一场比赛的画面。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性急的观众一个接一个地给电视台打来了电话。
原来，象这样比赛的电视实况转播，在国际通信卫星上要租用四条电路；
一条图像电路，三条声音电路——反映现场气氛的背景声电路、解说和评论电路以及用于电信联系的协调电路。
眼下，最重要的图像电路由于外国技术上的原故而错传了。
中央电视台的总编室当即作出决定，在停播图像电路的同时，继续播出背景声和解说、评论的声音电路。
他们想，这样做尽管电视观众看不到比赛的实况，但可以让大家从宋世雄同志那熟悉的解说、评论声音中，从发自球场上的各种背景声响中，了解中、苏女排比赛的进展情况。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交涉仍无结果。
这场扣人心弦的比赛进入了第三局，可是画面电路还未接通，节目传送科的负责人急得嗓子都哑了。
他通过协调电路了解到比赛实况已经录了像，便急中生智，很快又作出了一个新的决定：比赛一完，立即通过卫星把录像传送过来，越快越好。
这样，上午十一时十六分，有声有色的中、苏女排比赛情景，终于出现在广大电视观众面前。
亲爱的读者，当您在电视机前观看一场场精采的世界女排锦标赛的时候，当您面对电视屏幕上中国女排姑娘为国争光的拚搏场景而欢欣鼓舞的时候，请记住，忙于电视转播的工作人员这种忘我劳动、排难化险的事情多得很哪！
在转播女排锦标赛电视的日日夜夜，有多少默默无闻的同志，把自己的工作同祖国的荣誉紧紧地联在一起，在为传送我国女排获胜的电视而操心受累啊！
北京供电局的工人中，排球迷可多哩。
可是为了让千家万户看好电视，他们许多人在转播时间宁肯自己不看电视，也坚守生产岗位，一丝不苟地工作，保证正常供电，源源不断地把电力输送到电视发射台，输送到一部部电视机上。
北京无线局微波中心的二十名值班人员，年龄大都在二十七、八岁之间。
这些朝气勃勃的年轻人，把卫星地面站传来的女排比赛的电视接收下来送到中央电视台，又把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微波站播发的电视传送出去，他们的工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工作质量是高水平的。
北京郊区沙河卫星地面站的职工们，在女排锦标赛期间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着。
他们精心保养、检修设备，确保接收系统畅通无阻，把中国女排为祖国赢得荣誉的比赛实况，从印度洋卫星接收下来，传到中央电视台。
第九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结束了。
中国姑娘们的胜利，再一次在全国人民心中激起了巨大的爱国主义热情。
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应该深深地感谢那些为这次电视转播工作而辛勤劳动的同志们。
新华社记者 朱幼棣 林楠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