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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央军委于2月18日向全军发出关于学习和宣传《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的通知。
通知说，为了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由军委审定并报经中央批准的《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军事科学院编辑），已正式出版，将陆续发给全军团以上干部。
通知指出：《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选编了毛泽东同志1927年至1958年期间的重要军事文献，包括他起草的指挥我军重大作战行动的电报四百余份，绝大多数未公开发表过。
这本书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等各个方面，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军事、政治教科书，各单位应认真组织干部学习。
通知要求：一、全军团以上干部，应利用军事学习时间和其它时间，自觉地认真阅读，争取在年内通读一遍，并结合各项战备任务精读有关文章。
学习哲学亦可从中选学有关论著。
院校团以上干部学员也应适当安排学习。
具体计划，由各大单位自定。
二、学习中，应着重领会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解决现代条件下我军建设和作战方面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三、各单位要加强对学习的领导，各级军训、宣传部门要注意掌握学习情况，加强具体指导，使学习收到实效。
军内报刊应注意做好这项学习的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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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2月21日讯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天晚上在欢迎乔森潘率领的民主柬埔寨代表团的宴会上，赞扬民主柬埔寨政府为促进柬各派爱国力量实现联合所作出的努力，并祝愿柬埔寨爱国力量在北京的会晤取得积极的成果。
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政府总理乔森潘在宴会上讲话时说：“我们代表团此次来北京，是抱着促进并实现所有柬埔寨民族力量联合的最真诚的愿望而来的。”
宴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赵紫阳和乔森潘先后在宴会上发表了热情的讲话。
赵紫阳在讲话中向正在为反对越南侵略、捍卫祖国独立而英勇战斗的柬埔寨军民表示崇高的敬意。
他说，过去的一年里，在民主柬埔寨政府领导下，柬埔寨人民的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民主柬埔寨国民军和游击队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有力地打击越南侵略者的气焰。
他说：“柬埔寨军民所取得的胜利，不仅捍卫了本国的独立和民族的生存，而且对遏制苏、越的侵略扩张，维护东南亚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说：“民主柬埔寨政府发起联合抗越并坚持这一正确立场，积极同柬埔寨其它爱国力量进行了多次会晤和商谈，为促进柬各派爱国力量实现联合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我们衷心祝愿柬埔寨爱国力量在北京的会晤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有助于促进柬三派爱国力量联合抗越的正义事业。”
赵紫阳总理强烈谴责越南当局仗恃有苏联的支持，仍然顽固坚持侵略扩张政策，妄图吞并整个柬埔寨，进而实现它地区霸权的狂妄野心。
他说，“面对这一形势，一切主持正义、关心世界和平和维护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国家，都应支持柬埔寨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赵紫阳重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反抗越南侵略的正义斗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乔森潘在宴会上讲话时说，柬埔寨的斗争形势越来越好，越南侵略军越加陷入了困境。
他说：“民主柬埔寨政府和柬埔寨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自1979年以来就一直坚持并努力执行民族大团结的政策，并同柬埔寨其他派别一起寻求联合的基础，以便在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加强反对越南侵略者的战斗力量，而不能影响当前正在进行斗争的力量。”
乔森潘说：“今天上午，西哈努克亲王和我们在相互谅解的气氛中举行了会晤，双方在联合的一些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我们相信，在柬埔寨各方的努力下和在中国政府以及其它友好国家政府的关怀下，柬埔寨所有民族力量的联合必定会向前迈进一步。”
宴会开始之前，赵紫阳总理亲切会见乔森潘总理和由他率领的民主柬埔寨代表团。
参加会见和宴会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中国驻民主柬埔寨大使孙浩，民主柬埔寨驻中国大使毕姜。
赵紫阳总理会见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政府总理乔森潘。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作者：宋时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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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由军事科学院编辑的《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以下简称内部本），业经党中央、中央军委审定批准，在军内出版发行。
这本书选收了毛泽东同志从1927年至1958年之间撰写的一批重要军事文献，其中包括他起草的组织指挥我军重大作战行动的电报四百余份，共约四十五万字，多数未公开发表过。
全书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收入单篇文章、谈话和电报（包括围绕一个主题的成组电报）六十八篇；
下编收进他组织指挥十一个重要战役的较为系统的电报。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军事科学体系。
过去已经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它集中在公开发行的《毛泽东军事文选》中），着重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在军事理论方面的贡献。
然而，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反映在他的军事理论著作中，同时也体现在他的军事实践中。
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实践活动，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指导战争，解决战争问题，从而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生动表现。
内部本正是为着更好地帮助我们从实践方面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而编辑出版的。
它与公开本，既有联系又不重复。
把这两本书的主要内容结合起来学习，便于我们更好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来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的基本内容及其发展过程。
这部重要著作的出版，为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提供了新的条件。
内部本所收文稿，涉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组成部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从军队建设（包括军事建设、政治建设和后勤建设）到战争指导，从战术问题到战役和战略问题，从游击战争到正规战争，从国内战争到世界战争，从国内作战到出国作战，其内容是广泛而又丰富的。
这里，从以下三个方面简要谈谈初步学习的主要体会。
第一，关于军队建设问题
在建军方面，内部本收进了许多重要文献。
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8月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见《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4页。
以下引文所注页数，均为这本书页码）这一著名论断。
内部本收进的毛泽东同志为红四军党代会起草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是他总结红军创建时期的丰富经验，系统论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军思想的最早文献。
此外，在《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关于发展军队的生产事业》、《中共中央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央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四个训词》等文章中，也都集中论述了我军建设问题。
从上述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同志早就指明了要把我军建设成为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正确方向。
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我军在革命战争中，不得不同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作战，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游击战争的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建设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具有较多的游击性，并且要依靠发挥游击性的长处去战胜敌人。
但是，我们不能总是停留在建军的低级阶段，游击性毕竟不是我军的发展方向，只要客观上具备一定的条件，我们就应当毫不犹豫地向着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方向前进。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深刻地指出：“在现在，实际上战斗着的是大数量的低级武器，因此，我们应该号召全国军队与人民武装，相信低级武器也能胜敌，提高政治精神，改善作战方法，发展游击战争，以补新式技术之不足。
不在这方面着重致力，我们就忽视了当前的实际问题，无以克服目前的困难。
在将来，为着准备战略反攻，非提高新式技术建设新式军队不可，须知没有现代新式技术装备的足够数量的军队，要实行反攻，收复失地是不可能的。
不在这方面提高注意力，并就可能范围内认真开始去做，我们就只看见现在，忘记了将来，无以克服前途的困难”（第168页）。
1939年，他指出：“加强技术装备以便战胜敌人，成为八路军在抗战新阶段中的严重任务”（第202页）。
日本宣布投降后，毛泽东同志立即指示各地，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解决敌伪和准备用于制止内战方面。
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毛泽东同志又提出“必须使各野战军进一步地正规化”（第329页）的任务。
他指出，这主要是加强炮兵和工兵，使用铁路、公路和水路运输的近代运输工具，加强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加强司令部工作和后勤工作，并把我军极为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总结起来，制成条例成章程，以便普及全国，成为定制。
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明确地向全军提出了“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第359页）的光荣任务。
他强调指出，在中国人民获得全国胜利之前，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军事建设尚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也就是处于装备的简单低劣，编制、制度的非正规性，缺乏严格的军事纪律，和作战指挥的不集中、不统一及带游击性等状况，这些在过去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正确的。
可是，自从中国人民获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之后，这种客观情况已经起了基本的变化，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客观条件已完全具备了这种可能，只需加上不疲倦的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
但是，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现代化、正规化”被当成错误口号加以批判，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遭受了挫折。
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
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军队的政治工作，重视政治工作对我军各项任务的保证作用。
例如，在部队执行作战任务时，他强调“政治工作保证全军指战员都具有粉碎敌人进攻争取更大胜利的坚强斗志和高昂士气”（第355页）。
在部队执行生产任务时，他指出：“部队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就是保障部队生产计划与教育计划的完成，及在实施这两项计划时保障自己部队与党政民发生正确的关系，保障自己部队上下级的正确关系，保障经济干部的纯洁。
政治工作如果在这些方面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那末，这种政治工作就是失败的”（第246页）。
当部队进行军政整训时，毛泽东同志又指出：“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整个整训任务的完成”（第253页）。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司令机关在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的作用。
他在给军事学院的训词中指出：“为了组织这种复杂的、高度机械化的、近代的战役和战斗，没有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富于科学的组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不可”，“过去那种只重视政治工作（重视政治工作是对的，今后也还必须重视），而忽视参谋工作的现象，必须加以坚决的改变”（第358页），“今后必须挑选优秀的、富于组织和指挥才能的指挥员到各级司令机关来，以创造司令机关新的作风和新的气象”（第359页）。
在战争年代，他十分关怀司令部建设，他所起草的数量可观的电报，除了具有丰富的军事思想内容外，还表明他是司令部工作的楷模。
关于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决议》中确定了在党委领导下“平行地执行工作”的原则。
他指出：“凡给养、卫生、行军、作战、宿营等项，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之指挥。
凡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之指挥”（第35页）。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同志日益重视我军的后勤建设和后勤保障问题。
红军创建时期，他就体会到“山上粮食万难，款子万难，伤兵医药万难，正随时解此难关”（第6页）。
1934年，他指出，充实给养与供给，组织军事运输和卫生治疗，“同是对于革命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事业”（第64页）。
在抗日战争中，他要求部队采取各种可行的办法“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第167页）。
解放战争时期他指出：“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勤务工作的组织性和效率，在可能和必需的基础上加强起来，以便有效地支援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各省的大进军”（第330页）。
建国后，在给后勤学院的训词中，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对于现代的军队，组织良好的后方勤务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并提出要“研究朝鲜战争中后勤工作的状况和经验，以达到我军后勤工作现代化和正规化的目的”（第360页）。
第二，关于战略反攻和进攻问题
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只完成五章，尚有战略进攻等问题，因为西安事变，没有工夫再写，就搁笔了。
实际上，土地革命战争只有一个战略区带战略性的战役进攻，在整体上没有经历过战略反攻，更没有战略进攻。
抗日战争只有战役进攻和战略反攻，也没有战略进攻。
只有解放战争经历了长达两年多时间的战略反攻和进攻阶段。
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又经受了在现代条件下实施战略性进攻战役的锻炼。
经过这两次战争实践，毛泽东同志关于战略反攻和进攻的理论得到空前的发展。
内部本收进了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以后的十一篇文章，和指挥济南、辽沈、太原、淮海、平津等五个战役的电报，以及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四篇文章和指挥第一次、第二次战役的电报，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战略反攻和进攻的思想。
解放战争进到1947年6月，国民党随着军事上的失败，在政治上、经济上也日益被动和困难，陷入全面危机。
这时候，党中央果断决定以我军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
毛泽东同志在给刘伯承、邓小平两同志的电报中，要求他们“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在该区长期立脚”（第304页），“取得变化全局之作用”（第311页）。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行动，揭开了我军战略反攻的序幕。
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
在我军处于战略防御时，毛泽东同志要求我军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强调“不性急，不分兵，用各个歼击方法打破敌人进攻”（第300页）。
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后，毛泽东同志要求全军“学会宽大机动的战略思想”（第456页），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用全副精神注意于运动中大批歼灭敌人，一切依靠打胜仗”（第310页）。
我军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和进攻阶段，一共举行了八十六次重要战役，占解放战争全部战役的64％；
歼敌六百九十万，占歼敌总数的86％。
交战规模和歼敌数量为我国战争史上所罕见。
大规模歼灭战直接引起了军事政治形势的深刻变化，推动着全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
极大地注重阵地战。
我军实行外线作战，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敌人扼守的城市和据点。
能否广泛地夺取这些城市和据点，关系整个战争的进程。
在转入战略反攻后，毛泽东同志立即指出：“一切守备薄弱之据点和城市则坚决攻取之，一切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又环境许可之据点和城市则相机攻取之，一切守备强固之据点和城市则暂时弃置之”（《毛泽东选集》第1129页）。
以1947年冬攻取石家庄为起点，我军开始夺取敌人守备强固的大中城市，连续举行了四平、运城、临汾、洛阳、兖州、开封、济南、太原、天津、上海等攻城战役。
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攻取城市和据点的大量经验，创造性地提出和运用了一些新的战法。
例如，有的“采取地道作战与地面作战相结合的方法”（第463页），有的“构筑多层包围阵地、长围久困”（第609页），有的“隔断诸敌之联系”（第616页），“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第617页），等等。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攻城与打援的兵力运用艺术，他指出，“必须同时在兵力部署上和作战方法上保障取得阻止援敌及歼灭援敌的胜利”（第463页），依据城敌与援敌两方面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变化，可以酌量调节攻城与打援两方面的兵力，在某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打援方面，在另一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攻城方面。
这就把攻城和打援两项任务，在歼灭敌人的前提下辩证地统一起来了，成为我军进攻作战的重要原则。
适时举行有利决战。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东北战场形势比较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
在全国各解放区中，东北区的经济力占第一位，军力仅次于华东区而占第二位。
党中央决定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并把决战的第一个战役放在东北战场。
毛泽东同志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第457页），要求东北我军“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第473页）。
在《关于辽沈战役的电报》里所收进的四十六份电文，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组织指挥作战的艺术。
由于他的坚强意志和正确的组织指挥，使战役获得全胜。
辽沈决战的胜利，连同其它战场上的胜利，使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标志着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已经迫近。
在这种有利形势下，毛泽东同志以雄伟气魄连续发动了战略性决战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
他不仅要求平津战役“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第582页），而且在淮海战役时指出，现在不是让敌人退至淮河以南成长江以南的问题，而是第一步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第二步歼敌余部于长江以北的问题，“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第549页）。
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精心组织指挥下，淮海、平津两大决战歼敌一百余万，解放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反动统治集团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完全实现了毛泽东同志的预言。
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
1949年初，毛泽东同志指出：“整个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崩溃，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是处在极大的混乱和崩溃的状态中”（第327页），提出了到南方去作战的战略任务。
4月，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发表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军胜利地举行了渡江战役。
5月，毛泽东同志部署各野战军分路向中南、西南、东南和西北地区之敌进攻。
针对当时敌军狡猾地进行战略机动防御，作战谨慎，非万不得已不和我决战的特点，毛泽东同志要求向中南、西南前进的我军，“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第342页），“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第339页）。
这就要求我军不要采取正面推进的战法，而首先抢占其后方，迫敌最后在内线中和我决战。
据此，我第一、第二、第四野战军以大迂回动作向广东、广西、云南地区之敌攻进，封锁国境，切断敌陆上和海上退路，攻歼敌军多达一百三十余万人，解放了湘、鄂、赣、粤、桂、云、贵、川、康等九省广大地区，彻底粉碎了敌人割据西南的企图。
加强后勤保障。
转入战略进攻后，我军日益远离解放区，作战行动的广泛机动，作战规模的日益扩大，向后勤保障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
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关注后勤保障。
济南战役期间，他要求“不但在兵力上，而且在弹药和粮秣上均有办法战胜敌人”（第439页）。
在组织准备淮海战役时，他要求“对全军作战所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内，有充分之准备，方能开始行动”（第519页），并指示华东局和中原局“用全力组织支援工作”（第546页）。
据此，组成了华东支前委员会，做到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保证了战役的需要。
第三，关于毛泽东同志战争实践活动的基本特点
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毛泽东同志战争实践活动的基本特点。
在战争指导上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规律，并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
内部本对毛泽东同志组织指挥我军的二十六次重大作战行动，有直接的反映。
通过这些军事行动，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而且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毛泽东同志在战争实践活动中是怎样坚持实事求是的。
毛泽东同志向来注重对敌我力量进行全面的客观的分析和比较，权衡利弊。
他写的许多文电，往往一开始就是对敌我双方的有利和不利、主动和被动、优点和缺点等各项因素进行透彻的分析。
在这方面，学习《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关于坚持华北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和部署》、《论新阶段》、《皖南事变前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战略方针》、《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等文，进而学习下编的十一个战役的电报后，能够使我们得到深刻的启示。
毛泽东同志善于通过科学的分析，预见战争的基本进程，从而提出作战指导的正确方针和办法。
他说，“指出我们国家与我们战争的长处与短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并指出长处与有利条件在全战争中占居着优势，号召全国努力奋斗，发挥自己的长处，增强自己的有利条件，克服自己的短处与不利条件，为争取最后胜利而斗争”（第133页）。
“如果对于整个抗日战争变化发展的行程没有一个大概的估计，我们就只能跟着战争打圈子，让战争把自己束缚起来，而不能将其放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加之以调节整理，造出为战争所必需的条件，引导战争向我们所要求的方向走去，争取战争的胜利”（第136页）。
毛泽东同志善于照顾战争全局，抓住关键，解决战争全局中的主要矛盾。
他精辟地指出，应当“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第70页）。
1948年，当他在酝酿辽沈战役时，一方面要求在东北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同时要求华东我军避免打很大规模的歼灭战，每次歼敌不超过一两个整编师，以便抑留敌人于东北加以聚歼。
当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平津战役即将发起时，毛泽东同志电告太原前线“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
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第507页），以免使敌感到孤立而自动放弃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等地，向南或西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
同时，要淮海前线在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集团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第617页）。
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作战指导必须预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种种可能情况，从这点出发去克服困难，争取光明与胜利的局面，而不是把顺利和乐观情况当作出发点。
要准备对付一切情况，任何一种情况都要有办法。
他要求我军“凡行动不可只估计一种可能性，而要估计两种可能性。
例如调动敌人，可能被调动，亦可能不被调动；
可能大部被调动，亦可能只有小部被调动”（第301页）。
1949年，当我军胜利地向全国进军时，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第328页），并赋予二野“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第337页）之任务。
他要求我军“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第90页）。
“说服干部不要急于求赫赫之名，急于解决大问题，而要坚忍沉着，随时保持主动”（第319页）。
“不要浪打，打则必胜”（第275页）。
不但要用成功的经验教育全军干部，而且要确实注意“引证不良战例以为鉴戒”（第322页）。
考虑我军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作战指导上的一贯思想。
但是，在实际运用时，他十分注意从实际出发，活用歼灭战的原则。
例如，解放战争时期，他在《给敌以歼灭与给敌以歼灭性打击必须同时注重》和《采取于运动中半歼灭半击溃之作战方针》两篇文献中指出：“在敌军分数路向我前进，每路相距不远，或分数路在我军前进方向施行防堵，每路亦相距不远之条件下，我军应当采取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针”（第314页），以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为目标。
处于内线作战时，也可采取于运动中半歼灭半击溃之作战方针。
这是对歼灭战思想的重要补充和发展。
在内部本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谦虚谨慎、倾听下级意见的优良作风。
在我军建设初期，他就大力提倡军事民主，反对军阀专制主义。
在战争中他信任下级，重视按照下级的正确意见来补充或修正自己的决定。
在他起草的文电中常常有这样的话：“以上是否适宜，请你们考虑提出意见”（第341页），“望酌情机断行之”（第548页），“我们对作战有如下建议，请考虑”（第672页），等等。
在淮海战役期间的一份电报中，他写道：“完全同意六日二十一时电所述攻击部署，望你们坚决执行。
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
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第533页）。
这些电文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对下级的鼓励、支持和信任，恰当地反映了前线与后方、下级与上级、民主与集中之间的正确关系。
毛泽东同志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十分重视与各方面进行充分的酝酿和协商，在这方面做出了好榜样。
内部本从一些侧面反映了这种情况。
例如，在淮海战役后期，他电请刘伯承同志来中央商议战略方针，要求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位同志开一次会，“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
如粟谭不能分身到总前委开会，则请伯承至粟谭指挥所，与粟谭见一面，了解华野情况，征询粟谭意见，即来中央”（第566页）。
在《必须坚持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一文中，他语重心长地说：“一鼓作气，往往想得不周，我就往往如此，有时难免失算”（第364页）。
毛泽东同志在战争指导上这种良好的作风，保证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正确性。
因此，毛泽东同志指导战争的活动，不只是他个人的实践，而且包括了当时当地全党全军和全体革命群众的战争实践。
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理论，是战争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是战争实践的指南。
它真实地反映了一定时间和空间条件下敌对双方斗争的行动规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伟大的科学的真理。
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军干部的长期任务。
学习内部本要联系已经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军事著作中的基本理论，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才能加深对这一科学体系的理解。
内部本着重反映了毛泽东同志的战争实践，学好内部本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战例，但是内部本不能取代具体战例。
内部本所收电报，可以反映一系列重大问题是怎样决策的，却不可能反映战役指挥全过程和所有细节，甚至有些文电与实际作战经过会有某些不同。
因为战场情况的不断变化，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也不影响我们理解毛泽东同志作战指导的精神实质。
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内部本较之他的其它军事论著，更带有具体历史条件的特点。
我们要着重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生搬硬套他的各种具体结论。
毛泽东同志曾经批评思想僵化的同志说：“许多同志不去注意情况的变化，不去注意新事变的特点，以为事情还是和过去一样，把自己的思想停留在过去阶段，拿过去的观点来看新的事变，遗弃了新事变中所包藏的性质上的变化，因而不自觉的陷入了完全错误的境地”（第218页）。
内部本所收文稿，距现在最近的也已二十多年。
“新的环境要求我们发布新的意见，解决新的问题”（第124页）。
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现代条件下军队建设和作战的一系列重大课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争取建军和作战的新胜利，这才是我们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根本目的。
作者：沈阳部队某师干事李家万侯殿佐
栏目：采访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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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们在某团采访时，了解到有一名立三等功的战士，在本连受到一些人的歧视和讽刺，心情非常苦闷。
他一见到我们就说：“真没想到，立了三等功，倒给自己带来这么多的苦恼，要知道这样，我早就不干了。”
说到这里，他流了眼泪。
这个战士名叫沈伟成。
他去年年初入伍后，在国防施工中吃大苦耐大劳，争作贡献。
半年总结时，团党委给他记了三等功，并树为全团的标兵。
可是，这样一个战士却受到一些人的歧视和冷嘲热讽。
比如，连里看电影时，需要留人执勤，有的战士就说：“让三等功的在家。”
晚上，工地上的炸药、器材需要有人看管，有的战士也说：“让三等功的去看。”
一次，沈伟成干完活刚下山，半路上遇到一个来换班的战士，硬要拉他上山连续干。
对此，连里干部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顺水推舟，对沈伟成说：“你立过三等功，大家相信你，你就去吧。”
更令人寒心的是，当沈伟成因家庭问题有了思想压力，头疼，请假休息了半天，连里不仅没有一个干部去关心他，安慰他，反而说他“不想再立功，要吃老本了”。
连里个别战士也说风凉话。
听到这些话，沈伟成很难受，一连三顿没有吃饭。
有些战士看不下去，私下议论说：“象这样，坏事不敢抓，好人不吃香，我们还有什么干头！”
这个问题引起了团的领导和政治机关的重视，专门组成工作组到这个连队了解情况，帮助连队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状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并对全连进行了教育，使干部战士端正了对先进典型的认识。
小沈本人也表示要经得起各种考验，工作干劲比以前更大了。
最近，大家一致评选沈伟成为学习雷锋积极分子。
沈阳部队某师干事 李家万 侯殿佐
栏目：短评
版面：头版
在部队建设中，需要有无数英雄模范、先进分子带领大家前进。
先进人物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创造了突出的成绩，发挥了带头、骨干和桥梁作用，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效法。
敢当先进、争学先进，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体现，我们应当大力提倡。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一种非常不利于发扬先进分子作用的现象，这就是在少数单位有的先进人物往往遭受讽刺、打击甚至受孤立。
这里报道的《一个立功战士遇到的苦恼》，就是一个例子。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个别人对先进人物不服气的现象总会有的。
有的人始则“不服气”，继则不气馁，向先进看齐，默默地迎头赶上去，这是值得称道的。
但是也有个别人，自己不求上进，还嫉妒别人前进，看到别人用勤奋劳动换来荣誉，便品头论足，百般挑剔。
有的甚至冷嘲热讽，致使不少人怕当典型，不敢争先进。
对于这种不正之风，各级领导应当理直气壮地加以纠正。
我们应当兴起一股敢当先进、争学先进的好风气。
各级领导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满腔热情地支持、关心、培养和正确地选拔先进人物，帮助他们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发挥应有的作用。
沈阳部队某团、南京部队某坦克团领导和政治机关，能够旗帜鲜明地批评错误思想，对讽刺、打击和孤立先进的不正之风，敢抓敢管，加强教育，切实克服领导软弱涣散的状态，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当然，先进分子本身也应当对自己一分为二，善于联系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
要认真听取来自群众的批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要随时警惕和防止脱离群众的现象，同时要经得起个别人歧视、孤立和打击的考验，挺起腰杆勇往直前。
作者：周继忠/张斌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南京部队某师党委给坚持原则、埋头苦干的营房助理员石逢迎记了二等功。
干部战士赞扬说：师、团党委理直气壮地扶持正气，批评歪风，这样做太好了。
某坦克团营房助理员石逢迎，敢于坚持原则，抵制不正之风，对自己掌管的物资把得牢，抠得紧，不管是领导、战友、还是老乡、亲属，都未能用不正当手段从他手中捞走东西，被人们誉为“铁公鸡”。
他五次立功，去年被南京部队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
石逢迎的正派作风和工作精神，赢得了干部战士的尊敬，但也得罪了一些人。
个别的甚至当面嘲讽挖苦他，在工作中故意刁难他。
去年年终总结，团后勤处在研究给石逢迎的奖励时，意见分歧较大。
团党委对讽刺、刁难先进的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根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给石逢迎报请二等功。
团里还把石逢迎的事迹印发到连队，运用幻灯、广播等形式进行宣扬，推动全团出现争学先进，争当先进的可喜局面。
（周继忠、张斌）
作者：冬青
栏目：思考笔谈
版面：头版
广东省海丰县四艘缉私艇上的人员，执法犯法，合伙贪污私分缉私物资，分别受到党纪国法惩处。
实在大快人心，也颇引人深思。
它说明了，在一定意义上，钢弹易躲，糖弹难防。
钢铁炮弹打来，人们常常本能地加以规避。
而糖衣炮弹袭来，有人却舒舒服服地饮弹而倒。
放开来说，这不仅是个人的私事，而且是关系到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大问题。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早有古训。
明朝末年，季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北京时何等骁勇，可是曾几何时，由于内部生活腐化，利令智昏，最后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毛主席在世时，曾多次谆谆教导我们，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要接受李自成的教训。
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前途，我们革命军人必须紧握钢枪，警惕糖弹，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愧是英雄，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也不愧是好汉。
（冬青）
版面：头版
据新华社2月21日讯 国防科委一些试验基地摸索出一套沙漠植树造林的经验，在戈壁沙滩上建起了一片片绿洲、一座座花园。
某试验基地开始创建时戈壁滩上只有稀稀落落的马兰草。
如今，营区林带纵横，绿树成荫，八十万多株各类树木在这里扎根、成林、成材，被人们称誉为戈壁滩上“绿色的城”。
某试验基地原来荒山荒坡成片，风沙为害，水土流失严重。
以后，他们营造防风林一千亩，水土保持林二万五千亩，成片造林二百亩，还栽种了大片果树。
群众称赞这个试验基地的指战员把一块不毛之地改变成一个“林木成行，鸟语花香”的好地方。
作者：谢新华/麦步初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广州部队积极响应全国人大关于开展义务植树的号召，在搞好营区绿化的同时，大力支援地方植树造林。
今年一月初到二月上旬，各部队共支援地方植树造林二十五万多株，挖树坑十一万多个。
（谢新华、麦步初）
作者：吴生辉
版面：头版
作者：林发新/杨奇松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北京部队某团在支援地方植树造林活动中，想方设法改善灌溉条件，先后帮助驻地社队开挖了三万多米引水渠道，打了九眼机井，提高了植树成活率。
去年以来，他们为社队植树七万多株，成活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
（林发新、杨奇松）
===== 此路不通！
-——某守备师配合地方打击走私活动的故事
作者：徐文国春
某守备师驻守在闽南沿海，海上渔船来往频繁，是一些走私贩私的犯罪分子活动猖獗的地区。
这个师干部战士积极配合地方有关部门打击走私贩私活动，受到地方政府和群众的赞扬。
下面是发生在这个部队的几个故事。
雾海帆影
驻在海岛前沿的某部观察所干部战士，无论是白天黑夜，还是浓雾多雨时节，都机警地巡视着海域，对观察范围内的海岸、滩头、港湾、岛屿的可疑迹象，及时登记并报告有关部门。
不久前的一天傍晚，一艘渔轮在大雾中向内海海面的一艘渔船驶来。
不一会儿，两船靠拢，躲进附近的岛屿海湾里去了。
战士们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了这一情况。
很快，一艘公安快艇风驰电掣般地向那个岛屿的海域驶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搜索，把这两艘船抓获了，查出大量走私物品。
去年，这个观察所向地方有关部门提供了海上走私情报二十五起，对打击走私活动起了重要作用。
奇怪的“摄影师”
去年9月3日上午，在通往某团一营营区的公路上，走来一个年轻人。
他手提两个鼓囊囊的旅行袋，胸前挂一架海鸥牌照相机，自称是照相馆的摄影员，来连队为战士拍照的。
此人的一举一动，引起了正在一营蹲点的师保卫科廖干事的深思：这个人既是照相的，为什么随身携带这么笨重的提包呢？
廖干事坚持要检查。
他无法，只好颓丧地打开旅行袋，原来里面装的是录音带、自动伞、衣服等走私物品。
廖干事马上打电话给当地派出所。
经审查，此人长期以照相为名，进行走私活动。
有关部门还在这个走私犯的临时住处，搜出了两麻袋三用机、手表、录音带等走私物品，全部予以没收。
闪光的金戒指
春节前夕的一天下午，师直步兵营一连五班长林兴干，途经三明火车站。
一个身着旧军装的中年人来到小林的身边，悄悄地说：“同志，要不要买金戒指？”
他告诉小林，随身带的钱全被扒手偷了，连路费都没了，只得拿戒指换几个钱回家。
这时，一个留长发、穿喇叭裤的年轻人出现在面前，问卖戒指的人：“这么好的金戒指，多少钱一个？”
林兴干注视着这两个人的表情、神态，觉得可疑，便问卖戒指的人：“你是哪里人？”
他说：“浙江义乌人。”
小林一听不对劲，听口音分明是闽南人，便说：“你不是浙江人，是闽南人。”
那人一听慌了神，想溜走。
小林上前盘问，不料留长发的人拦住去路，解开上衣，指着腰间的三角刮刀说：“你也太不够义气了，想让刀见血吗？”
在凶器威胁面前，小林毫不畏惧，大喊一声：“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干什么？”
周围群众马上聚拢过来，车站的公安人员赶来拘留了这两个人。
经过审问，原来他俩是福建晋江县人，合伙在外搞走私、贩私活动。
徐文 国春
栏目：思想战线
编者按：
最近，参加空军宣传工作会议的部分同志召开座谈会，座谈如何排除思想障碍，加强思想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
物质生活水平与精神文明的关系
精神文明是建立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并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发展的。
但是，物质文明指的是社会生产发展的状况，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进步状况，而不是个人的物质生活水平。
参加座谈的同志指出，把物质文明理解为个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进而认为“物质生活水平低就从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完全错误的。
邓小平同志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
大家认为，小平同志这里说的，是着重指的思想方面的精神文明的主要内容。
思想、理想、信念等等属于社会的意识形态，它决定于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反映，而不决定于物质生活水平。
我国已经建立了以国家、集体所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客观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我国人民只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理想，共同的道德准则，共同的奋斗目标，即使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暂时还不够高，人民的生活还不很富裕，也完全有可能建设在思想方面的高度的精神文明。
某航校政治教研室主任费中指出，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生产停滞，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生活必需品严重不足，但正是此时，却涌现了以雷锋为代表的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大批先进人物，在随后掀起的“学雷锋、树新风”的活动中，全国出现了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助人为乐、团结互助的社会新风，这用当时的物质生活水平是难以解释的，只有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才能作出科学的说明。
某部宣传部副部长袁升科说：共产主义精神、集体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基础，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普遍生长。
当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对思想道德的提高会有积极的影响。
但是，个人的物质生活水平的高低并不能决定人的思想、道德的高低，在同样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各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可以大不一样，甚至截然相反。
某雷达学校政治教研室主任朱天相联系反走私、反投机倒把的实际情况说：搞走私活动，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人，极大多数都不是因为生活困难，缺吃少穿，相反有的人生活是很富裕的。
他们的问题已越出了精神文明的范围，有的已触犯刑律，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但它同样说明人的思想、道德、品行并不是由个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所决定的。
我国民间流传这样两句话：“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
它们从两个不同的极端说明人的思想品德决定于个人的物质生活水平。
大家认为这只是片面的经验性命题，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对于社会的政治变革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只能到经济关系中去寻找原始的根源，而不能离开经济关系单纯用物质生活水平来作解释。
如果认为饱暖就必定会思淫欲，我们又何必为搞四化，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努力？
如果饥寒就一定起盗心，就无法解释一些坚定的革命者逆境贞节，穷而弥坚，在极其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始终保持革命的斗志和高尚的品德的客观事实。
对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无论是在生活优越和生活艰苦困难的情况下，都要保持优良的无产阶级作风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建设精神文明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这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提出的两大根本任务，也是振兴中华的基本内容。
座谈中大家谈到，这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每个同志都密切相关。
就建设精神文明来说，经过十年动乱，加上实行开放政策以后外来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一些青年缺乏理想，精神空虚，不讲公德，不守纪律，有的崇洋媚外，丧失民族自尊心，这就要通过抓精神文明，帮助他们“立志定向”，陶冶情操，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即使是参加革命比较早的老同志，有的也滋长了脱离群众、贪图安逸、追求享受，搞特殊化和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这也只有通过抓精神文明，整顿党风才能解决。
因而精神文明建设人人有责，谁也不能当处身事外的“评论员”，做“局外人”。
大家指出，端正党风，在建设精神文明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党是执政党，党员的言论、行动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同志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
我们的许多党员都处在领导岗位上，自己的模范作用好，就会影响一大片；
也只有自己带头了，才能理直气壮地同一些不正之风、不文明行为进行坚决斗争。
某部宣传处长陈植兴致勃勃地谈到，解放初期我军进驻上海等大城市，为了不惊动群众，干部带头同战士一起露宿街头，一身正气进入花花世界，把我党的优良党风和根据地的淳朴民风，一下吹进了“十里洋场”，形成了改造整个社会风气的巨大的精神力量。
可见，认为讲精神文明是青年人的事，与领导干部无关的想法是不对的。
但是，大家认为也要防止另一种倾向，就是认为抓精神文明就是抓党风，抓党风就是抓特殊化，并以领导干部要带头作借口，为自己搞不正之风、干不文明的事情打掩护。
有的人指斥别人的不文明行为和不正之风怒形于色，显得十分痛恨，自己不文明的行为很多，搞不正之风搞得很凶，却毫无自责之心；
有的人则以一部分党员的党风不正为理由，认为自己的不文明行为和不正之风就合法化了，这都是不正确的。
党员有不正之风、不文明的行为是不对的，可以也应该提出批评，但不能以此为自己的不正之风、不文明行为作辩护。
大家认为建设精神文明的过程是两种思想、两种作风、两种伦理道德斗争的过程。
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国，不知耻的人总是会有的，他们干各种不道德的事毫无羞愧之心，问题是要敢于和他们作斗争，不要让他们得势。
某部宣传处长文焕勋说，目前搞不正之风、不文明行为特别凶的是少数，敢站出来与之进行斗争的也是少数，大多数人是对搞不正之风不满但又不敢、不愿斗争。
这种“两头小、中间大”的状况，使某些人的不文明的行为受不到有力的抵制而越来越放肆。
大家认为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仅仅做到“洁身自好”是不够的。
建设精神文明必须解决信心问题
大家谈到，建设精神文明是全国人民共同的要求，现在大家对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都不满意，都要求改变，问题是普遍感到缺乏信心。
正是因为缺乏信心，有人看到歪风邪气，只好听之任之。
有人觉得大家不文明，我何必讲文明，也就跟着同流合污，因此建设精神文明必须解决信心问题。
为什么缺乏信心？
同志们认为，主要是一些同志不能全面、正确地看待问题，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的正气仍然占主导地位。
在有些人眼里，人都是自私的，每个人都是“为自己”，“雷锋”是没有的。
空军政治学校干事徐永谦批评了这种看法。
他说，由于“四害”横行，黑白颠倒，荣辱易位，党风受到践踏，社会风气也确是被败坏了。
但是我们党固有的优良传统在人民群众中深深扎根，也还是出现了象吕士才、栾fú、李俊甲等无数舍己救人、一心为公的先进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人被落后意识蒙住了眼睛，把先进人物克己奉公的动人事迹看成是“傻气”。
有的是嫉妒心理作怪，生怕人家先进了，会显出自己的落后，自己不象样，也不让别人冒尖，或对别人的先进采取不承认、不服气的态度。
有的同志指出，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单位思想领导涣散软弱，对先进典型不宣传不支持，让他们“自生自灭”。
这样，即便有了“雷锋”，也被掩盖了。
认为上级领导抓精神文明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是一阵风，这是某些同志缺乏信心的另一条原因。
大家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某部宣传部副部长邱汉文列举了当前党中央着力抓的几件大事：煞吃喝风，党中央在近两年举行的新年茶话会、春节团拜会上，都是清茶一杯；
精简机构，党中央决定首先从中央机关、国务院做起，给下面做出样子，走出路子；
打击走私、受贿等严重犯罪行为，党中央明确指出，越是涉及负责干部的大案件，越要抓住不放，从严处理，而且正在雷厉风行地抓这件事。
这说明党中央对改变不正之风，对精神文明建设不仅下决心抓，而且身体力行，处处走在前面，决不是“说说而已”，也决不会是“一阵风”。
大家还谈到，建设精神文明是党心、军心、民心之所向。
现在建设精神文明，改变社会风气已成了上上下下议论的中心，普遍的话题，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
可以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愿。
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人的认识是一致的，是非界限也是很清楚的，这是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
一件事情只要绝大多数行动起来了，不管有什么阻力，总是可以办成的，这是我们信心的最基本的依据。
我们要引导广大群众把对歪风邪气的不满情绪变成与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的实际行动，使精神文明的艳丽花朵开遍祖国大地。
（黎嫩整理）
作者：杨保军
栏目：思想战线
陈云同志在“七大”发言中指出，为了解放全中国，当时全党的任务是要增加力量。
“增加力量的方法很多，……对于个人来说，要增加又要减少，增加就是要学习，减少就是要把‘包袱’放下，放下‘包袱’也是增加力量。
这个力量的增加是不可估计的。”
这段话对于我们当前面临的任务，仍然很有现实意义。
在四化建设中，大家都共同感到：经验不足，知识不足。
因此，只有抓紧学习，增加知识，才能增加搞四化的力量。
这点人们是比较清醒的。
可是，对于“又要减少”的一面，对于“放下‘包袱’也是增加力量”这一点，却不是人人都有充分认识的。
由于十年内乱的影响，有些同志沾染了一些不好的东西，该增加的反而减少了，该减少的却又增加了。
比如，党的观念，党性原则，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少数人脑子里是减少了，而那些所谓“向钱看”、“讲实惠”、“关系学”、“走后门”，以至居功骄傲、摆老资格之类的东西却增多了。
这些东西一多，就堆成了“包袱”，把他们原有的理想、抱负、聪明、才智都压缩了，把已有的力量也抵销了。
这怎么能为四化多做贡献呢？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有“包袱”的同志不但不承认自己身上有“包袱”，反而视“包袱”为“财产”，不愿把它抛弃。
因此，提醒这些同志自觉地正视“包袱”，放下“包袱”，实在是当前增加力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有过徒步行军体验的人都知道，背着包袱走路是很吃力的。
一旦放下包袱，便会精神大振，力量倍增。
从这个意义上讲，放下包袱，减少负担，其重要性不亚于直接增加力量。
每个想为四化增加力量的同志都应时时检点自己：我身上有没有“包袱”？
多了什么，少了什么？
应该减少些什么，增加些什么？
作者：李雪安
栏目：思想战线
讲个人情面是一种庸俗的作风。
可是，也有人说：“讲情面是对人的尊重。”
我们是提倡尊重同志，与人为善的。
但是，尊重同志，是在共同思想基础上的平等待人，赤诚相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决不是无原则的你好我好，一团和气，更不能为了照顾熟人、朋友的个人面子，拿原则作交易。
尊重同志与尊重真理、坚持原则是一致的，前者又是以后者为前提的。
哪个同志违背了原则，失掉了真理，那就应该打破情面批评他，使他幡然悔改，回到真理和原则上来。
这既是对原则、对真理的尊重，也是对同志的尊重。
相反，明知同志违背了原则，违背了真理，却碍于情面不予批评，甚至替他掩饰和辩护，那不是尊重同志，而是害了同志，使他在错误中越陷越深，离真理越来越远。
这样的讲情面，于公于私都有害无益，为什么舍不得抛弃呢？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这是一部分人的信念。
有些人喜欢“讲情面”也是这样，其实并不全是为了“尊重人”，而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或“情面”。
可谓“私心”当头，“情面”难却吧。
陈云同志说得深刻：“如果我们的同志都把心摆得非常正，非常实事求是，毫无个人主义，可以抵得十万军队，一百万军队，这是无敌的力量。”
能不能打破情面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个心摆得正不正的问题，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问题，也是关系到党的战斗力的问题，决不可等闲视之！
作者：田之明
栏目：思想战线学习方法漫谈
叶剑英同志有一首诗说：“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
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我们青年同志都有为实现四化而学习的远大理想，只要我们下定“苦战”的决心，敢于“攻城”，象过河卒子那样百折不挠，踏踏实实地前进，就一定能取得学习上的胜利。
作者：胡殿楼
栏目：思想战线工作方法杂谈
到城里学习，住在三层楼上。
早晨起来打水，水管“吃吃”地响，滴水不出。
我们急于用水，就转身下到二楼。
这里虽有水，但流得既少且慢，还有人持壶等待，于是又下到一楼，这里水流喷泻而出，立等即可取足。
当我们提水上楼时，只见原在二楼取水的同志还在接水，三楼的盼水者壶内仍然空空如也。
目睹此景，不禁心头一动。
随着四化事业的发展，新情况、新问题正大量涌现，许多人都感到缺少新办法、新经验，其焦急心情是可以想见的。
然而经验何处出，办法从何来？
这就要象楼上急于用水者一样，不妨迈动双腿，深入下去，到接近水源的底层去。
然而，面对缺水，人们的态度并不一样。
有的人也感到缺水，但不想自己去取，而是等着别人给他送来，等不到就牢骚满腹，怨天尤人。
有的人也想去取，但只在三楼二楼取，不愿下到一楼去，结果由于楼高水小，费时不少，所得却不多。
只有那些一下到底，深入到底层去的同志，才能很快取到所需的水。
取水如此，要取得解决新问题的新办法、新经验，何尝不是如此！
任何新办法、新经验，都只存在于广大群众的实践中，远离实际，蹲在高楼上，是等不到也取不到什么新办法、新经验的。
即使能够得到一些新办法、新经验，也会象高楼取水一样，所得既少且慢。
而且，经验还不同于水，爬过几层楼，很容易走了样。
当然，一切譬喻都是跛脚的。
下楼取水，只要肯动腿，肯费劲，走下楼去，就可以取到。
要取得解决新问题的新办法、新经验，却不象取水那么简单，一下去就能信手取来。
水是现成的，新办法、新经验却不是现成的，而是蕴藏在大量的实践中，要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取得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并对这些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提炼、加工，把那些零碎的感性的东西上升到理性的认识上来，才能取得适合实际需要的新办法、新经验。
这就不但要动手动脚，而且要动脑才行。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只要我们各级干部在四化建设中坚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勇于探索，善于总结，就一定能不断提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作者：宋仕敏
栏目：思想战线星火小集
一位支部委员将支委会讨论的事透露给要好的同志后，再三说：“这事可不能外传，咱们哪说哪了。”
谁知，那位同志同样以“哪说哪了”收尾，又把话传进了第三者的耳朵。
没几天，竟闹得人人皆知了。
本想要“哪说哪了”，结果却了犹未了，这首先要由那位支部委员负责。
你有你的知己，他有他的朋友。
你能透信，他便可露风。
大家都重“友情”，不重原则，还能不一传十、十传百？
把不该透露的或者尚未决定的事，通过小道透露出去，不仅极容易走样，而且会闹得风风雨雨，给领导造成被动。
这种歪风非刹不可。
咋刹呢？
要讲严格的组织纪律。
该守口如瓶的事，任是至亲好友，一概点滴不漏。
谁若违犯，必加严究。
这虽是老话一句，但只要铁面无情，执法如山，就一定能刹住这种歪风。
作者：余勋国
栏目：思想战线星火小集
“要说是向组织伸手，我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有的同志在转业、退休或离休时，往往这么说。
这话对吗？
向组织伸手总是不对的，不管你是“第一次”还是“最后一次”。
我们要向王建安、罗舜初等同志学习，不论资格多老，贡献多大，一辈子不伸手。
当然，这些同志也有可贵之处，那就是他们以往没向组织伸过手。
但是，更难能可贵的是永远不开这个“戒”。
伸手这种事情常常是得寸进尺的，一旦突破了不伸手的防线，第一次之后很可能就会跟着第二次、第三次，手就会越伸越长了。
我们要把没向组织伸过手作为激励自己永不伸手的动力，而绝不可把它当成一种伸手的资本。
作者：刘敏
栏目：理论之窗
我们党一贯重视防止党和国家机关官僚化的问题，并多次以精简机构为手段，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明确提出精兵简政的目的是为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官僚主义”。
建国以后，在“三反”、“五反”、党的整风运动和六十年代初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又不断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和精简机构问题。
作为代表人民行使各种权力的各级国家机关，如果过于庞大繁杂，就很容易使一些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高高在上，不明下情，难免出现各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
这不仅直接影响国家机关的职能和效率，而且实际上阻塞了群众的呼声，削弱了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力。
因此，在现设机构中，应根据四化建设的需要和提高效率的原则，把那些虚设的机构减掉，同类的合并，不利于发扬民主的废掉，过于庞大的缩小，以实现国家机关政简效高的目的，有利于冲刷官僚主义作风。
在我国宪法中，除规定人民的选举权外，还规定了监督权和罢免权。
但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包括现设机构臃肿、部门林立、层次繁多，因而不利于人民对干部的监督，更不利于使人民及时地发现、揭发和罢免严重失职的官僚主义者。
只有通过精简机构，才能有利于国家机关直接面向群众，服务于群众，随时倾听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防止官僚主义的滋生和蔓延。
目前，就我们干部队伍的现状来说，数量无疑是不少的，但以四化建设的要求来衡量，质量则是比较低的。
这主要表现在部门林立，各级领导班子副职虚职过多，使一些领导干部泡在会议文件里，纠缠于琐屑杂事中，不能独立发挥他们的知识和才干，形成了职责不明、好坏不分、工作效率低这类难以容忍的状况。
要提高干部质量，燃眉之急是通过精兵简政，把那些思想政治好、有业务知识和实践经验、有领导才能的优秀中青年干部，从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有计划地选拔到各级国家机关和领导岗位上来，并对部分干部进行有计划的培训，逐步提高政治和业务知识水平。
这才可实现国家机关和领导人员的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才可大大减少官僚主义，有效地担负起领导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任务。
显而易见，精简机构，绝不是简单地、单纯地减少几个单位和一批干部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能不能更好地坚持国家机关的社会主义性质，关系到能不能有效地领导四化建设的大问题。
（摘自1月29日《甘肃日报》，作者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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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哲学研究工作的一个特点，是紧密联系实际，努力为四化服务，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积极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为党和国家制定方针政策提供理论根据。
比如，研究关于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清醒地认识我国国情，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点、道路、特殊规律，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的变化规律等问题。
（二）努力运用哲学观点揭示客观事物的规律，正确解决四化过程中出现的矛盾。
比如，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形势很好与潜在危险的关系，调整国民经济中“八字”方针的相互关系，上与下的关系，退与进的关系，经济调整与政治安定的关系，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加强集中统一和搞活经济的关系，等等。
（三）不断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美学教育群众，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全国开展“五讲四美”活动，哲学工作者也认真参加了这方面的工作，发挥自己的应有作用。
（摘自1月2日《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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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兵简政，是党外人士、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
党中央对此特别重视，毛泽东同志把这条提案一句一字抄在本子上，还加了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会议闭幕后，成立了编整委员会，给各分区、专署及县市发了指示信。
经过缩编，精简了各级政府工作人员。
但在机构、制度方面仍存在很多缺点。
随后，于一九四二年又进行了第二次精简，缩减了边区一级的机关人员，健全了乡政府的组织。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明确规定了这次精简除地方武装外，要把政府系统（学校在内）脱产人员缩减到七千五百人。
这三次精兵简政工作，在精兵方面：一部分人员充实到战斗单位；
一部分送到学校去学习；
一些老弱残疾人员转到生产战线及其他部门工作。
在简政方面：边区政府各厅、处、院内部机构裁并了四分之一，边府直属机关从三十五个减少至二十二个，专署及县府内部机构从原来的八、九个减至四、五个。
边区裁并机关及科室一百余处。
（摘自《人文杂志》一九八一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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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我国人口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的时候，纵观我国二千年来的人口发展的踪迹，看看人均曾占有多少耕地，多少粮食，很有意义。
从有文献记载的汉代到今天，我国人口从近6千万增加到10亿，人均占有耕地从近十亩减少到一亩半，人均占有粮食从1，300多斤降为640多斤。
根据记载，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我国人口约为5，959万，耕地面积约57，700万亩，人均占有耕地9.68亩，亩产粮食140斤，由此推算，人均占有粮食1，355斤。
七百多年后，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人口为5，291万，耕地面积11亿多亩（有人认为是66，000万多亩），按6亿亩计算，人均占耕地12.6亩，亩产140斤，人均占有粮食1，764斤。
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全国人口为6，054万，耕地面积7.7亿多亩，亩产增到250斤，人均占有耕地12.7亩，占有粮食1，905斤。
清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全国人口为2，502万，耕地面积6，907万亩，人均占有耕地2.6亩。
从康熙五十八年到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仅一百多年时间，我国人口就猛增到40，100万，耕地面积增加到85，000万亩，粮食亩产为280至300斤。
由于物的生产和人口增加比例失调，人均占有耕地下降到2.1亩，人均占有粮食下降到448斤。
1947年，全国人口为46，100万，耕地面积127，487万亩，人均占有耕地2.7亩，亩产在300斤左右。
1980年，我国人口增加到98，255万（台湾省除外），耕地面积14.9亿亩，人均1.52亩，平均亩产420斤，人均占有粮食648斤。
近两千年，我国的耕地面积由5亿亩增加到15亿亩，亩产由140斤增加到420斤，各自增长两倍，而人口却增长了十五倍多。
不难看出人口增长过猛，超过生产的增长。
（据2月7日《中国农民报》）
新华社福州2月21日电 在福建省近年来走私贩私比较严重的晋江县，永宁公社的梅林大队党支部成了反走私斗争的坚强堡垒。
这个大队有八百多渔民常年在台湾海峡作业，同台湾渔船在同一水域捕鱼，由于党支部领导坚强，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全大队没有一人走私，还协助政府查获了价值八百多万元的私货。
最近，晋江地委号召全区基层党组织向他们学习。
梅林大队党支部的主要经验有以下几点：
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
党支部七名支委，坚持每月一次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自身思想作风建设抓得很紧。
大家互相谅解和支持，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979年3月走私活动在晋江沿海蔓延时，梅林大队个别人以为走私并不是犯法行为，而是在同海峡对面搞“三通”（即通商、通邮、通航），还可以致富，党支部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即召开支委会、党员会、干部会和渔民会，通过学习党和政府的政策，分清了对台“三通”、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同走私贩私的界限，并开展了“应该靠什么致富”的讨论。
同时，请老渔民进行新旧社会对比，激发大家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制度的热情；
请人介绍邻近公社有人因参与走私而上当受骗，以及生产和社会治安受到破坏的情况，使大家认清走私的危害。
党支部进行的这些工作，在干部和群众中开始筑起了抗腐蚀的思想长城。
有一次，生产队长、共产党员邱家和同另一个同志出差，走私分子要将半斤黄金卖给他们，这是一笔转手就可获暴利五千元的交易。
他们断然拒绝了这个违法的买卖。
防微杜渐的工作做得及时
梅林大队党支部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及时制订了不准走私的规章制度。
但他们不是消极地等到出了问题才去处理，而是一发现苗头就及时制止。
二号机船机器老旧，耗油大，产量低，有人想搞一趟走私赚点钱用于修船。
党支部抓住这个问题，及时组织学习，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分清是非，同时拨款五千元帮他们修船，这样，不仅从政治思想上提高了大家抗腐蚀的能力，而且使生产中的困难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一次，附近一些社队的走私分子企图以高价雇船出海运私货。
“海带一号”机船的一些同志被花言巧语所诱惑，准备答应走一趟。
党支部知道后，立即组织全船渔民学习，引导他们认识走私是一种害己害国的行为，并以此为例，向党员和群众进行遵纪守法的教育。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得好
反走私，不仅常常涉及左邻右舍、亲戚朋友的利害得失，而且还会遇到走私分子的恐吓和报复。
梅林大队的四十七名党员经受住了这些考验，有二十八名表现突出的党员受到了县政府和厦门海关的表扬。
一天夜晚，梅林大队配合海关抓住了附近一个队的三条走私船。
这个队出动一二百人包围梅林大队民兵队部，逼着放人。
梅林党支部一班人，义正词严地展开说理，并将气焰最嚣张的两人送到派出所，同时耐心做群众工作，很快平息了事态。
一号船的船老大是党员，曾为海关和边防部队导航，抓到一只走私船，查获价值一百六十万元的私货。
事后，走私分子声称要“狠狠揍一顿”。
但他毫不畏惧，反走私干得更出色，受到有关部门的表扬。
附近一个队的一艘机船，为了报复，竟驶船将梅林大队的一只木船撞沉。
事后，广大党员表示，我们做的事是对党对人民负责，风浪再大，也要把反走私的斗争进行到底！
据新华社2月21日讯 本社今天播发了题为《筑起思想上的长城》的评论员文章。
文章说：
福建省晋江县梅林大队党支部反走私的经验，明白地说明了一个道理：抓紧政治思想教育，对于当前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有的人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灵活措施，就不能搞得太严了。”
还有人说：“放宽政策，就不能在纪律上扣得太紧。”
意思就是说，打击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活动，就实行不了开放政策、灵活措施；
只有承认走私贩私等犯罪行为为“合法”，才能实行开放政策、灵活措施。
这些论调，显然是在为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盗窃国家资财等犯罪行为辨护，因而都是完全错误的。
众所周知，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我们打破了长时期中、特别是十年内乱期间那种闭关锁国的状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一些地方采取了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开始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近年来，在一些地方出现的走私贩私、投机倒把等犯罪活动，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不能把国家实行正确的对外开放政策，同某些人借此牟取私利、进行犯罪活动混同起来。
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出现和蔓延，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我们政治思想教育等工作没有及时跟上所造成的苦果。
荷花出污泥而不染，苍松遇严冬而更劲。
数千年前，我们的祖先曾经修筑起雄伟的万里长城；
今天，梅林大队的事迹给我们以启示，我们需要而且完全可能筑起思想上的长城，以抵御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新华社2月21日讯 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乔森潘今天在北京开始举行正式会谈。
双方在上午的会谈中达成了三点协议。
这三点协议是：（一）一旦三方联合，就必须有一个最低的政治纲领；
（二）如果成立三方联合政府，那么这个政府必须在民主柬埔寨的合法范围内，而民主柬埔寨是联合国的正式成员国；
（三）乔森潘、西哈努克和宋双所代表的三方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方法方面将充分享有他们各自的独立和自由。
但是，如果三方成立联合政府，三方将有共同的准则、权利和义务，以便能够合作，并使三方和谐一致。
这三点协议是西哈努克亲王和乔森潘在一个半小时的会谈之后，共同向在北京的中外记者宣布的。
会谈在西哈努克的住所举行。
西哈努克说：“我们希望，乔森潘和我有可能同宋双举行会晤，即使我们不能举行一次象去年9月新加坡三方会议那样的正式会议的话，至少也应该举行一次三方会晤。
如果说我们还有分歧，那么这正需要我们在一起讨论我们的观点。
希望宋双考虑我们的愿望，尽快来北京。
乔森潘说过，他在柬埔寨很忙，要同越南人作战等等。
他不能在中国停留很久。”
他说：“我已经发出电报邀请宋双，乔森潘也赞成我的电报。”
乔森潘也对记者说：“我刚才告诉亲王说，我愿同西哈努克亲王一起尽快地会晤宋双前首相。”
西哈努克还向记者宣布，他和乔森潘的下次会谈将在2月23日举行。
今天早上，在乔森潘来到西哈努克的住所后，西哈努克对乔森潘说：“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共同战斗，今天是家庭式的聚会。”
乔森潘说：“我能同亲王就联合抗越问题进行商谈，感到很高兴。”
作者：杨木
栏目：述评
越南出兵侵占柬埔寨是苏联南下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越南此举的战略目标是：消灭民柬，完全占领柬埔寨，组成“印支联邦”，进而侵占泰国，攫取马六甲海峡，控制东南亚。
越南的侵柬战争打了三年多，遇到了民柬等抵抗力量越来越顽强的抵抗。
因为这场战争危及东南亚的安全和稳定，破坏泰国的独立和主权，因此又受到泰国等东盟国家的反对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普遍谴责。
面对着外交孤立、军事上难以取胜及经济困难，越南仍顽固地坚持其战略目标，但却不断变换手法。
它对东盟的手法可概括为硬软兼施或“大炮加笑脸”，即军事压力、政治欺骗、外交分化并用。
1980、1981年是如此，今年更是这样。
积三年之经验，越南运用这些手法的近期目标在于阻止世界人民对民柬的声援和支持，破坏柬埔寨各抗越力量的团结、东盟内部的团结及中国等爱好和平国家同泰国等东盟国家的团结，以便各个击破。
值得注意的是，越南始终把泰国当作眼中钉，因为泰国受越侵柬战争之害最深，斗争也较坚决。
越南对泰国政策的实施，是它两面手法的大暴露。
1980年，正当民柬部队刚站稳脚跟、泰国炳总理为首的新政府刚成立并在探索外交上的新问题的时候，越南在耍弄软的一手的同时却侧重硬的一手。
6月初，在苏越授意下，金边伪政权伸出橄榄枝，在声明中要求同泰国政府“立刻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以解决两个邻国间发生的一系列问题”。
泰国政府立即表示拒绝。
6月23日，越军就入侵泰国巴真府的暖马木等三个村子，大肆抢掠烧杀。
泰国军民奋起击退越军，东盟及国际舆论严厉谴责侵略，但越南当局却竭力狡辩，气焰仍甚嚣张。
1981年，越南在柬泰边境保持军事压力的同时，却侧重软的策略的运用。
在泰国东部边界，越军寻衅不断，其中较突出的一次是越军于1月3日拂晓潜入巴真府达帕耶县沙岩村以东地区的事件，当时，泰边防军在反击入侵者时阵亡两人，重伤一人。
泰外交部向越政府提出抗议后不久，印支三方却于1月27至28日召开“第三次外长会议”，提出几项建议，包括只要不支持民柬、越便将“部分撤军”，召开“印支三国”同东盟的“区域性会议”以便签订一项“关于东南亚和平与稳定”的协定，等等。
这些“和平”建议，都被东盟回绝。
今年刚刚过了五十多天，印支半岛上空的乌云滚滚，泰柬边境炮火连天。
2月上、中旬在这个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
2月6至8日，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继访问河内之后又到达金边，企图加强苏越军事联盟，策划新的阴谋。
11日，一架苏制的具有侦察性能的安——二六型的越南军用飞机蓄意侵入泰境并在巴真府沙交县被迫降落。
17日，近三百名越军进犯占他武里府磅南隆县萨达里村地区，包围驻守在那里的十五名泰国边防警察，越军虽被击退，但泰国五名警察死亡。
在亚兰以南，越军猖狂开炮，放催泪弹，施化学毒剂，极其猖狂。
与施以严重的军事压力的同时，2月16至17日在万象举行的印支三方“外长第五次会议”却假惺惺地重新提出所谓“部分撤军”的“和平”建议来了。
对于这些旨在分化东盟、诱使泰国承认金边伪政权、使越南占领合法化的建议，泰国外长西提于17日夜率先表态拒绝。
三年的实践表明，越南对泰国的“大炮加笑脸”的外交策略，始终是为其战略目标服务的。
而随着国际及东南亚地区反霸局势的发展及苏越处境的日益困难，越南耍弄的两手策略就更加凶残和狡猾。
泰国、东盟乃至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已看清这一点。
越南利用东南亚及世界其他一些地区存在的对苏越的模糊认识来推行其两手策略，但历史的潮流却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将从苏越这些反面教员的教育中清醒过东。
越南大炮前面的笑脸会起一定的欺骗作用，但笑脸后面的大炮却会使人从妥协之梦中苏醒。
本报天津专稿 “进行生动具体的经济形势教育，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为广大职工的自觉行动。”
这是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20日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一项要求。
袁宝华说，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在经济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为改善人民的生活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不仅广大农民的生活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和提高，城市大部分职工也从提高工资、实行奖金制度、扩大住宅建设、增加劳动就业以及国家采取的各种财政补贴中得到了实惠。
这些情况过去没有及时向群众讲清楚。
只要讲清楚事实的真相，职工们是会很快地认清形势，摆正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的关系，更好地振奋精神干四化的。
袁宝华要求各地都要学习天津、辽宁等地的经验，领导干部亲自出面讲形势，引导群众用算细账的办法，使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国家的经济情况确有好转，人民生活确有提高；
但我们的国家底子薄，生活不能一下子提高太多，要懂得“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道理，只有发展生产才能逐步改善生活。
要使老工人、老模范敢于讲话，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正气扶起来。
加强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
袁宝华还提出，要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经济工作中去；
要加强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
他强调说，我们就是要根据中央的指示，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抓好精神文明建设。
据新华社2月20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张廷发今天晚上举行宴会，热烈欢迎由空军司长阿布德里少校率领的阿尔及利亚国家人民军空军代表团。
张廷发司令员和阿布德里少校先后在宴会上讲话，共叙中国和阿尔及利亚两国人民和两国军队的友谊，表示进一步发展两国空军的友好关系。
阿尔及利亚国家人民军空军代表团是应我国国防部的邀请，于昨天到达北京的。
今天上午，在空军司令部举行了欢迎仪式，张廷发司令员陪同阿布德里少校检阅了空军仪仗队。
接着，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中阿两国空军之间的友好关系进行了亲切的会谈。
据新华社2月21日讯 由空军司长阿布德里少校率领的阿尔及利亚国家人民军空军代表团今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张廷发的陪同下参观了空军某部和某航校。
今天上午，阿布德里少校一行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
RW：张廷发；
宴请阿尔及利亚空军代表团
新华社福州2月21日电 厦门今天举行民族英雄郑成功纪念像奠基典礼。
一块刻有“民族英雄郑成功纪念像奠基——1982年2月”字样的方石，埋设在面向台湾海峡的鼓浪屿升旗山麓。
这是福建省各界为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和逝世三百二十周年而举行的一个活动。
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伍洪祥和厦门市委书记陆自奋等厦门市党政军负责人、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少先队员以及当地驻军代表共约五百人参加了奠基仪式。
RW：郑成功；
民族英雄
作者：黎启榕
栏目：图片新闻
2月21日，中国北京高中生运动员于全林（1号）在日本举行的第十六届青梅马拉松长跑比赛十公里比赛中，以三十一分十四秒的成绩，获长跑比赛第一名。
黎启榕摄（传真照片、新华社稿）
据新华社广州2月20日电 对抗党报批评、到《南方日报》驻深圳记者站寻衅闹事的深圳市和平路街道党委委员、和平路街道联合企业公司副经理林敬谊，19日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党籍。
罗湖区委和区政府已批准了对林敬谊的处分决定。
和平路街道党委和街道办事处对林敬谊的处分决定指出，林敬谊抗拒党报批评，扬言要向香港报刊申诉，把记者站的牌子拆走，是严重的打砸抢行为，是对当前打击走私贩私活动宣传工作的公开挑衅，违背了党的安定团结的政治路线，造成了恶劣影响，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应有的政治立场和品质。
为此，决定给予林敬谊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
RW：林敬谊；
受处分
新华社2月21日讯 华盛顿消息：19日凌晨，在苏联航空公司驻华盛顿办事处外面爆炸了两枚炸弹，办事处正门的玻璃被震碎，但无人受伤。
爆炸地点离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大约六十米。
哥伦比亚特区警察局发言人后来证实，两个“爆炸装置”在这个办事处正门附近先后爆炸。
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为此发表的一项声明说，它已就“这个恐怖主义的恶行”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了强烈抗议。
声明指责美国当局没有采取措施来预防这种行动。
栏目：国际简讯
南人口达二千二百四十一万多人
美国工业生产继续大幅度下降
苏联进行今年第一次地下核试验
巴黎盗窃发案率创世界最高纪录
去年全世界大地震显著减少
（均据新华社）
栏目：今日台湾
台湾《青年战士报》报道，最近新出版的《八闽全鉴》，受到各界人士的好评，认为这是一本台湾同胞深刻了解自己祖先“根在大陆”的好书。
报道说：“《八闽全鉴》一书，指出我们祖宗源自中土，台湾同胞的祖先大都来自福建，台湾同胞的根，可以向八闽之中寻找得到。
闽南语系的台湾同胞的祖先大多来自泉州、漳州及福州与兴化等府三十多县，客家语系则来自汀州之长汀、连城、上杭、永定等县。”
书中“有系统叙述祖先南迁福建，开拓八闽之史实，移居台湾繁衍的情况；
台湾二百多姓脉出炎黄后裔，一一加以举例说明，台胞可以在八闽九府找到祖先居住之乡村，觅到祖先光荣事迹，可以说是台湾同胞的上半部族谱。”
（岩竹供稿）
栏目：今日台湾
四年一度的台湾几项公职人员“选举”已于去年底收场。
选举期间争夺激烈，竞选怪招层出不穷，丑态百出。
右面几幅漫画是今年1月份台湾《自力晚报》、《中国时报》分别刊登的，从中可见一斑。
（岩竹供稿）
作者：福台
栏目：今日台湾
近年来，台湾人民的捐税负担日重，广大中低收入的家庭“谈税变色”，对现行税制的不合理深感不满。
台湾的税收，名目繁多，主要的就有二十余种。
按一九八一年度预算，台湾当局通过各种税收可搜刮到三千一百多亿元，约合八十七亿美元，平均每人合四百七十多美元。
台湾报刊承认，在每个家庭的捐税负担中，“低所得的家庭相对地偏高，且所得愈低者负担愈重”，资薪阶层尤其负担过重。
由于近来台湾当局大幅度地提高所得税，加之通货膨胀加剧，民众更是叫苦不迭。
据统计，台湾综合所得税率的成长率维持在百分之二十左右，一九八○年成长率猛增到约百分之四十，物价上涨率百分之十八，而一般受雇员工的工资收入只提高百分之十七，这就造成了台湾居民的实际收入逐步降低的局面。
去年，台湾就有十多个“省议员”揭露，“现行所得税有专门对付中低收入之嫌”，所得税“超额征收”，对一般民众“是一笔负担颇重的开支”。
（福台）
栏目：今日台湾
（岩竹供稿）（图片）
栏目：今日台湾
为了助长声势，职业“拍手队”应运而生，他们大都由助选员带头，找空当制造音响效果。
据说每场代价是一百元，当候选人离场，这些“拍手队员”亦跟着转移阵地。
（岩竹供稿）（图片）
栏目：今日台湾
（岩竹供稿）（图片）
栏目：今日台湾
竞选活动结束了，各竞选人现在正作结算，数目大得惊人，有人花二百万元，有人花六、七百万元，其中以高雄县最激烈，平均用去了三百万。
竞选人目睹这份帐单，都怪当初为了拉选票昏了头。
（岩竹供稿）（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