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先厚/严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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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边防某部十三连一班被广州部队党委命名为“遵纪守法模范班”，在所在部队引起强烈反响。
干部战士认真学习这个班的模范事迹，赞扬他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光荣战士，祖国放心的忠诚哨兵。
一班驻在广东省深圳沙头角镇，担负桥头口岸检查过往人员证件，协助海关缉查走私的任务。
他们忠于职守，按章办事，不徇私情，在这里执勤的十一年里，卡住不符合规定要求进镇的人有近万人次。
有的人为了过境去香港或搞走私活动，采取种种手段对战士进行拉拢、贿赂。
他们立场坚定，不为金钱、女色所动。
去年4月的一天晚上，一个女青年来到桥头，先是拿出一叠港币要送给正在执勤的战士韦昌明，遭到拒绝后，又扭捏作态地要和小韦跳舞娱乐，韦昌明正色严词斥退了她。
还有的人看到当面送礼不收，就把钱夹在证件里，借过境交验证件的机会送给战士，但都遭到一班战士的拒绝。
一班战士面对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严守法纪，拒腐防变，一尘不染，始终保持无产阶级的正气。
海关扣下的非法带进的物品，小至香烟糖果，大至电视机、收录机，他们自觉做到香烟一支不抽，糖果一粒不吃，东西一件不拿，黄色刊物一本不看。
尽管沙头角镇用港币买东西十分便宜，战士们不利用自己所处的特殊条件兑换港币买东西。
一班的营房就在街上，除了节假日派代表去商店买日用品外，都自觉不去逛商店。
1978年以来，全班拾金不昧就有一百六十五起。
这个班平时十分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增强战士拒腐防变的能力。
在连队党支部的组织下，他们经常进行两种社会、两种军队和两种人生观的教育；
讲传统、忆先烈、学雷锋的活动不间断。
有个从城镇入伍的新战士刚到部队的时候，一天抽一包烟，早中晚喝三杯“乐口福”，经过班里老同志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和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使这个新战士进步很快，改掉了不好的生活习惯，养成了节俭的作风，家里寄来的钱也自觉退了回去。
有一次，他拾到一个装有一千五百多元港币的钱包，原封不动地还给了失主。
在一班，以遵纪守法为乐，艰苦朴素为荣，已经形成风气。
大家都是公家发什么穿什么，发什么用什么，衣服破了自己补，营具坏了自己修，头发长了互相理，吃的蔬菜自己种，烧的柴草自己打。
前年以来，一班同志收获蔬菜两万多斤，为全连缝补衣服八百多件，全班存款近千元。
十一年来，尽管战士换了一茬又一茬，始终保持了人民战士的光荣本色，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全班荣立集体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先后有七人立功，一百八十五人次受奖。
（杨先厚、严揠美）
版面：头版
新华社1月4日讯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月3日发出通知，要求各级纪委干部认真学习陈云同志《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的重要讲话。
通知说，去年12月31日，经党中央批准发表了陈云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一部分《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
这篇三十七年前的发言，现在公开发表，是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这篇发言所讲的道理，在我们为争取党风能有一个决定性好转的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通知指出，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端正党风是不可能的，而没有“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的精神便不能进行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应该是人所共知的真理。
通知说，党的每个纪检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务必反复阅读，认真学习陈云同志这篇发言，并身体力行。
要响应中央最近的号召，勇敢地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正确地对待功劳和错误，清除自己身上的政治灰尘、政治微生物。
有准备地进行“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切实改进领导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克服领导工作中的涣散软弱状态；
纠正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摆正人民、党和个人的关系；
大力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更好地担负起党所交给我们的任务，“搞好党风严肃党纪”；
更有力地和一切不正之风作斗争，争取党风在不久的将来有一个决定性的好转。
栏目：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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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本报刊登的“遵纪守法模范班”的事迹，十分感人。
在这些普普通通的战士身上，闪烁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光芒。
他们十一年如一日，坚持用无产阶级的正气，去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的侵蚀，形成了以艰苦朴素为荣、遵纪守法为乐的良好风气，是十分可贵的。
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口号，对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有很大的号召力，在政治上起到了很好的动员作用。
一年来，我们军队开展以“四有、三讲、两不怕”为中心内容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对于干部战士确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道德风尚和严格纪律，对于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建设，都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项长远的宏大的战略任务，要靠长时期地坚持不懈地抓，使之形成风气。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我们党和军队许多优良传统形成的过程，就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要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完成一项大的任务，总是要搞好思想发动。
要建设起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就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造成强大而持久的舆论，零零星星、软弱无力是不行的。
我们已经造了一些舆论，但是还不够。
我们要继续大讲开展“四有、三讲、两不怕”活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把报纸、刊物以至部队的广播、黑板报、墙报等舆论工具充分利用起来，大力表扬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新风尚，运用活生生的事实，大张旗鼓地扶植正气，打击邪气，使大家懂得什么是光荣的，什么是耻辱的，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低下的。
这样的舆论要多少年持续不断地造下去。
现在，部队的任务很重，要做的工作很多，在工作的具体部署上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不能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放在应有的位置，而很好地坚持下去。
应该认识到，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决不能放松精神文明的建设，因为它是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抓好精神文明的建设，可以推动军队其他各个方面的工作。
否则，错误的倾向得不到有力克服，优良的思想和作风不能很好地发扬，军队建设就搞不好，甚至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
我们一定要把精神文明的建设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
只有这样，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才能获得强大的动力，精神文明建设本身也才能长久不衰，逐渐形成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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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一九八一年的最后一个党日，总政领导同志给总政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党员讲了党课，提出要认真学习陈云同志《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的重要讲话，勇敢地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应该怎样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总政领导同志在讲课中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是一个范例。
我们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光明磊落的科学态度，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革命精神，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实践证明，这样做，党的威信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
陈云同志的讲话指明了一个真理：党的威信，个人的威信，是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不断提高的。
我们共产党人要的是真理，而不是个人的面子；
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的是真理，丢掉的是玷污我们肌体的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使一些人不愿意搞批评，更不愿意搞自我批评。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如陈云同志指出的，是在相当多的干部中滋长着一种骄傲之气，不能摆正个人同党和群众的关系，听不得批评，妨碍了正确的和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为了提高对批评和自我批评重要性的认识，总政领导同志从发展党的事业，搞好军队建设，做好革命工作以及加强党性锻炼、推动自己的进步等方面，阐述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就象空气和水一样重要，是我们须臾不可离开的，是推动我们各项工作前进的动力。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做不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做不到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现在，我们党和国家正处在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新的历史时期，在我们国家和军队的建设中，新的事物层出不穷，需要我们去探索、研究、解决。
在我们的社会里，资产阶级思想、封建残余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仍有相当的市场。
特别是经过十年内乱，派性、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不正之风，对我们的影响和侵蚀，绝不能忽视。
解决这些问题，要求我们必须勇敢地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联系实际，经常检查思想，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这样才能适应党和人民的需要。
总政领导同志希望总政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认真学习陈云同志的重要讲话，把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大事来抓，使它经常化、制度化，切实端正党风，严肃党纪，改进领导作风，进一步把总政机关整顿好。
RW：陈云；
总政领导；
言论
作者：赵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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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部队某师邹师长深入部队抓条令条例的贯彻落实，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
这是他在给战士纠正持枪动作。
赵忠路摄
作者：陈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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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某护卫艇中队在配合海关执行海上缉私任务中，严守纪律，在金银财宝面前，不沾一分一毫。
东海舰队领导机关表彰他们高尚的社会主义情操。
这个中队在东南沿海多次配合地方有关部门在海上打击走私活动。
他们先后出动近二百艇次，检查可疑船只六百七十多艘，截获走私等违禁船五十七艘，查获走私物品价值五百多万元。
在这些财物面前，干部战士严格遵守纪律，自觉抵制腐蚀诱惑，表现了革命战士应有的高尚情操。
（陈大鹏）
作者：赵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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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波恩1月3日电 中国八一女子排球队1月3日在西德不来梅结束的第三届不来梅国际女子排球赛中，四战三胜一负获得冠军。
队员李文秀获得最佳运动员称号。
本届比赛是1月1日开始，采取双循环的方式进行。
参加比赛的还有西德队和南朝鲜队。
中国八一队在同西德队进行的两场比赛中，均以三比○获胜。
在同南朝鲜队比赛中，中国八一队胜第一场（三比一）负第二场（二比三）。
南朝鲜队也以三比○战胜了西德队。
最后中国八一队以净胜局数上的优势夺得冠军，南朝鲜队获亚军，西德队名列第三。
在这次比赛前，中国八一队去年12月30日还在哈根获得了第十届西德施韦尔特国际女子排球赛冠军。
作者：兰书臣/李培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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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去年12月24日，基建工程兵某部为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修建的手术大楼，经检查验收，被评为全优工程。
了解情况的人们都说，这是基建工程兵某部把批评变成改进工作的动力，艰苦奋战的结果。
去年7月，承担手术楼施工任务的基建工程兵某部，因故打算将合同规定年底交工的手术楼工程推迟到今年完工。
整形外科医院院长想到许多患者等待做整形手术，心里很着急，便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反映了这个问题。
信发出三天，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批示。
基建工程兵领导同志对此非常重视，指示部队工期不能拖延，必须保质保量赶在年底以前交工。
基建工程兵领导同志带领机关干部到手术楼工地参加劳动，干部战士加班加点，忘我奋战。
整形外科医院的领导和职工目睹这种情景，十分感动。
去年12月25日，整形外科医院院长参观了新建成的手术楼。
他感慨地说：当初，我虽然写了信，但想到中央领导同志工作那么忙，不一定能管得那么具体。
没想到，中央领导同志和解放军对我们的意见和呼声这样重视！
有了这种作风和劲头，不愁实现不了四化。
（兰书臣、李培才）
作者：张志荣孙成斌
版面：头版
在昔日“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的西北边疆某地戈壁滩上，近几年出现了一片片绿洲、一座座新房和一条条水渠，到处是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这是某守备师指战员帮助边疆各族人民植树造林，保护野生植物，改善自然环境带来的丰硕成果。
这个师为了尽快改造恶劣的自然环境，变戈壁为绿洲，向部队提出了“四不准”：不准砍沙枣和红柳，不准采集骆驼草、芨芨菜，不准乱开荒地，不准乱牧骆驼和羊群。
他们还号召干部战士每人每年至少民栽保活一棵树。
十几年过去了，全师共植树三十多万棵，建苗圃十五亩，移栽红柳六万多棵，帮助牧民建立大小草场七个。
指战员处处注意爱护树木。
某团一连驻地吃水用水很困难，战士们几个人合用一盆洗脸水，把节约的水用来浇灌树木。
近两年来，在戈壁滩上盖起了一栋栋青砖瓦房，与绿色的草地、白色的羊群交相辉映。
这是这个师帮助牧民建设的戈壁新村。
前年，花花牧业队准备给牧民们建新房，指战员帮助群众运来了石头、砖瓦，抽调了三十多名会泥瓦工活、木工活的战士支援建房。
在军民共同努力下，仅用两个多月时间就盖起了五十六间新瓦房。
牧民苏吉尔想盖两间房子，但缺少人力。
这个师的炮团知道后，立即从九连抽调了十五名战士，运来材料，帮助苏吉尔盖起两间漂亮的瓦房。
戈壁滩上，有大片良田和草原，守备师组织干部战士在一条大河的上游修了五座拦水坝，储存了大量雪水，为当地群众广开水源。
他们还帮助牧民打机井十五眼，修水库三座，挖水渠三百五十多米，架设电线一万六千二百多米，使许多地方都可以抽水浇地。
去年驻地严重干旱，草场和农作物受到很大威胁，师里经请示上级批准，抽调两门高炮支援地方进行人工降雨。
当地政府和牧民群众高兴地说：解放军为我们降下了及时雨。
张志荣 孙成斌
作者：李谦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北京部队计划生育工作去年又取得较好成绩，独生子女率、计划生育率、节育率都在99％以上，受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赞扬。
北京部队的经验是：领导重视，教育深入，措施得力。
他们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重视对专职干部的培养教育；
各有关部门互相配合，齐抓共管；
许多单位千方百计落实对独生子女户的优待照顾。
此外，还注意把工作标准定在防止计划外怀孕上。
（李谦）
作者：华宝
版面：头版
作者：克蕊
王存富补麻袋立了三等功
在新疆伊犁地区有个部队农场，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位年轻的战士，蹲在营房前大树下补麻袋。
他就是去年初入伍的某部三连战士王存富。
小王所在的班担负着农场库房站岗的任务，常常是晚上站岗白天休息。
小王想：“农场请职工补一条麻袋要花两角钱，我如果每天利用一点休息时间补麻袋，不是可以给农场节省一点开支吗？”
于是，他主动找保管员谈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保管员的支持。
刚开始，小王每天补五条麻袋，后来熟练了，逐渐增加到十条、十五条。
有的同志对他说：“你这是何苦呢？
补得再多还不是白干，钱又不给你。”
他却笑着回答：“钱我是不要的，我只想为四化建设献点力呗！”
一年来，王存富在完成站岗任务的同时，为农场补麻袋九百条，给农场节省开支一百八十元。
最近，部队党委给他记了三等功。
克蕊
在生活的挫折面前
——记某部直属排战士谢兴华
年轻的战友，当你在生活道路上遭到不幸的时候，是消沉悲观，还是鼓足勇气继续前进？
请看第二炮兵某部司令部直属排战士谢兴华是怎样回答的吧。
谢兴华入伍后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
1979年9月的一天，谢兴华同乡战士的哥哥来到部队，发现小谢对他父亲半年前病故的事还不知道，便告诉了他。
小谢怀着沉重的心情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不久母亲回信写道：“你爸爸是在3月16日去世的。
他临终时要我先别告诉你，怕你太伤心影响工作。
孩子，你不要太悲伤，安心工作，家里的事我会操持好的。”
读到这里，小谢的眼泪一个劲往下掉。
他想到患病的母亲和不满十六岁的弟弟，今后的生活怎么过？
他很想回去探望安慰母亲。
可是转念一想：排里正在修建伙房，人少活多，现在回去岂不辜负了父母的希望？
于是他打消了回家的念头，把痛苦埋在心底，照常上班执勤。
父亲去世刚刚一年，突然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1980年5月11日下午，谢兴华正在营房门口执勤，突然营门左侧一段两米多高的围墙倒塌了，砸伤了他的左小腿，被送进了医院。
第二天，当他得知自己左小腿胫骨和踝骨粉碎性骨折，想到自己今后的生活和工作时，伤心地哭了。
领导和战友们来看望他、安慰他。
陪伴小谢住院的卫生员常继林找来一张《解放军报》，指着上面一行醒目的标题说：“这个战士叫白洪普，是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的排雷英雄，他失去了一条腿……”战斗英雄白洪普伤残后，仍以顽强意志勤奋工作的事迹，深深感动着谢兴华。
谢兴华决心向英雄学习。
伤愈后，他以顽强的毅力拄着双拐练走路，摔倒了，爬起来继续练。
三个多月过去了，小谢出了医院。
他找指导员要求：“给我安排个工作吧，不能成天这样闲着！”
在他的再三请求下，领导同意他到炊事班帮助工作。
小谢来到炊事班，样样工作抢着干。
他的腿伤痊愈后，一个人主动挑起养猪的担子，每天从早忙到晚，很少休息。
他到炊事班一年，除了喂好猪外，还为战友们修理手电筒。
他这种以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战胜生活中的挫折的精神，受到干部战士的热情赞扬。
张尚文 邹林海
王怀春代理排长尽职尽责 全排后进变先进工作出色
本报讯 一度处于后进状态的沈阳部队某炮团二连指挥排，在代理排长王怀春的带领下，经过一年的奋发努力，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专业技术考核在全师获得第一，军农生产任务在全连完成得最出色，行政管理夺得流动红旗。
去年年终总结时，全排人人受奖，王怀春被团里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
王怀春是1977年入伍的老战士。
1979年10月，由于工作需要，党支部决定他代理排长。
当时，这个排的问题比较多，王怀春下决心改变全排的面貌。
他多次召开骨干会，发动大家查原因，订措施，并在训练和日常生活中处处以身作则。
仅三个多月，就使指挥排的工作出现了新气象。
正在这时，调来一名新排长，王怀春愉快地回到无线电班当班长。
回班前，他主动向新任排长汇报全排每个战士的思想和工作情况。
新排长业务不熟悉，王怀春就注意在训练中帮助排长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不久，排长因公外出，连队又让王怀春代理排长，他二话没说，继续履行排长职责。
去年6月，排长进校学习，王怀春第三次代理排长。
这时，家里为他找好了工作，他的对象也多次来信劝他退伍，但是王怀春仍一心扑在连队建设上。
针对有线电班收放线训练基础不扎实的问题，他及时和班里同志研究，摸索出一套快速收放线的经验，使训练成绩由良好提高到优秀。
对无线电、侦察专业训练中的一些难点，他和大家一起攻关。
在前年师团组织的两次专业考核竞赛中，他们排都获得了第一名。
去年9月，王怀春带领全排到农场执行收割、抢运小麦任务，上级要求他们每天每人收割一亩半，王怀春带领全排连续奋战，每人每天割小麦三亩，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农场的嘉奖。
（张哲、李选清）
时钟的性格
——记北京卫戍区警卫标兵王玉振
首都电报大楼上的钟声深沉悠扬。
在这钟声最响亮的地方执勤的战士——王玉振，入伍两年多来，就象那报时钟一样，兢兢业业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他扶老携幼，拾金不昧，奋不顾身制止不法分子的破坏活动，保护群众人身安全，被评为北京卫戍区警卫标兵，北京市维护社会治安积极分子。
一个朔风凛冽的上午，王玉振正在电报大楼附近执勤，发现一个小男孩哭喊着寻找妈妈，小王解开大衣将小孩抱起来，搂在胸前。
原来，这孩子跟着他妈妈到商店买东西时失散了。
刚满四岁的孩子只知道自己的家在南边，院里有一棵大树。
小王向负责带班的班长报告情况后，怀抱小孩，一个胡同一个胡同地查找，终于在北新街的一个胡同里找到了小孩的家。
另一次，一位六十来岁的老人骑着自行车，行至离小王哨位不远的地方摔伤了。
小王赶紧截住一辆小轿车，将老人背上去，请司机送到医院。
老人伤愈出院后，打听到是一位警卫战士救了他，十分感动，让儿子写了一封表扬信送到王玉振所在单位。
王玉振积极维护首都社会治安的事迹也很突出。
一天下午，电报大楼对面的首都电影院散场后，有一伙不正派的青年在打闹，小王上前制止。
一个青年挥着菜刀说：“谁拦我，我就砍谁！”
王玉振毫不畏惧迎上前去，抓住歹徒的手腕，将菜刀夺了下来，一场严重的流氓打架被制止了。
两年来，有的女青年在小王的保护下，摆脱了流氓的纠缠，有的游客幸免了扒手的偷窃。
他们都称赞：解放军好！
刘常宝 董诚
“这样的忙我不能帮”
——战士姚秋贵坚决不买走私品
一天深夜，空军驻广东某部场务连战士姚秋贵，接到告急电话：一位同乡买走私的一台收录机和二百元钱被检查站扣下了，要求小姚设法去找回来。
小姚当即回答说：“对不起，这样的忙我不能帮！”
姚秋贵的家就在离部队四十多公里远的海门镇。
近两年，那里出现一些走私活动。
有的同志见小姚有这种“便利”条件，便动员他请假回家买点便宜货。
但是，小姚严格要求自己，坚决不和走私的事沾边。
去年春天，连里批准他回家和父母团聚，有几个战士要求他帮助买手表、录音带和尼龙伞。
小姚坚持原则，回家没有买任何走私品。
他这种严格遵守政策的精神，受到了连队的表扬。
不久前，他光荣地入了团。
鲍嗣祥 李永超
连长张福栋入伍十二年立功十四次
驻守在塞外高原的五一○七○部队生产连连长张福栋，带领全连种水稻。
为了抢季节，他和战士们一起拚命干，经常“连轴转”，被战士称为“铁疙瘩连长”。
他们注意摸索生产规律，科学种田，水稻连续四年亩产超千斤。
他入伍十二年两次荣立二等功，十二次荣立三等功，被军师党委树为“新长征中的学雷锋标兵”和“模范共产党员”。
赵中心摄
饲养员付恩义光荣入党
八八七三四部队一连饲养员付恩义自荐当“猪倌”。
他养猪75头，产肉二千六百二十四斤。
部队党委给他记了三等功，被评为优秀义务兵，最近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朝龙摄
康贺仁千元巨款归还银行
驻海南岛崖县海军某部营房股保管员康贺仁，于1981年12月7日到榆林银行分理处提取现金，回到部队后发现多了一千元。
他立即将此事报告财务股，然后分文不差地将一千元送回榆林人民银行分理处。
王振松摄
朱栋良兢兢业业设计营房图纸
武汉部队后勤部基建营房勘测设计所副所长朱栋良，对工作精益求精，三十年如一日。
他设计、审核的基建营房图纸上万张，没有发生过一次差错。
有的重要设计项目，他不但亲自动手设计，还深入现场进行指导，受到同志们的好评。
他先后荣立三等功三次、受嘉奖十多次，去年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
周凤仪摄
战士魏宜才扑烈火保民房
去年12月18日上午，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孟家埝公社八里沟大队社员谭秀玲家不慎失火。
路经这里的济南部队某部机枪连战士魏宜才见到后，奋不顾身扑打烈火。
经过二十多分钟奋战，终于扑灭大火，受到当地群众赞扬。
魏宜才所在部队党委给他记了三等功。
图为小魏来看望谭秀玲一家。
高伯海摄RW：魏宜；
付恩义；
王存富；
张福栋；
谢兴华；
姚秋贵；
康贺仁；
王玉振；
朱栋良
作者：保生
八一体工大队以昂奋向上、搏击不息的精神，走过了三十年的战斗道络。
走进八一体工大队荣誉室，丰富多采的展品，使人目不暇接。
那一幅幅图片，一面面锦旗，一个个奖杯，一枚枚金牌，记载着我军体育队伍战斗的业绩，闪耀着攀登者胜利的光彩。
这些展品，使人看到了我军体育健儿为祖国争光，为我军争光的艰巨而光荣的历程！
1951年4月，八一男女篮球队成立。
随后，八一体工大队又相继建立排球、足球、手球、乒乓球、田径、游泳、体操、举重、自行车等九个项目队。
三十年来，他们硕果累累。
从展览室里可以看到这样的数字：田径、游泳、体操、举重、自行车和乒乓球六个队，获得全国团体冠军三十八次，单项金牌四百六十七枚；
田径、游泳、举重、自行车队，打破一百○八项全国纪录。
在国际体育竞技场上，八一体工大队也是成绩卓著。
三十年来，他们出访了五大洲五十三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一百零三次访问比赛活动。
在国内同五十三个国家的二百零二个体育队伍进行了比赛。
田径、游泳、体操、举重、自行车和乒乓球队共获单项金牌二百九十二枚。
有三人四次获三项世界冠军，两人三次打破两项世界纪录。
乒乓球队的部分队员参加国家乒乓球队，在国际比赛中获得二十六次团体赛冠军和两项世界冠军。
不久前，我国女排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其中有我军三名选手：曹慧英、陈招娣、杨希。
篮、排、足三大球和手球的队员们获得的奖杯，反映了大打大球翻身仗的英勇气概。
他们四个队获得全国冠军五十一次，执行了七百多场国际比赛任务，获得洲际冠军八次。
男篮自组建以来，在国内先后获十五次全国冠军。
在国际比赛中也是战绩辉煌：1959年他们勇克苏军认。
1979年又两胜美国国家队。
在去年第一届世界男子篮球俱乐部冠军锦标赛亚洲选拔赛中，又七战七捷，荣获冠军。
再看男女排的战绩。
女排不仅培养出曹慧英等世界冠军队的成员，而且在国内比赛中，先后获得八次全国冠军。
男排也先后获得五次全国冠军。
在近年的第十、十一届国际军体排球锦标赛中蝉联冠军。
足球队1979年获得泰国王后杯比赛冠军。
去年又以最高总分获得全国冠军。
来到这个小小的荣誉室，人们会深深感到这三十年是多么不平凡。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1956年在上海体育馆，我军的举重选手陈镜开，以一百三十三公斤的成绩，打破了由美国运动员温奇保持的一百三十二点五公斤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成为我军第一个世界纪录的创造者。
在1979年二十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中，我军体操运动员马燕红，又成为我国第一个夺得体操世界冠军的姑娘。
当美国记者来采访的时候，她自豪地说：“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运动员。”
李振恃，四次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和战友们合作夺得过两次世界团体冠军，两次男子双打冠军。
童玲，在去年的第三十六届世乒赛上，获得世界女子单打冠军，成为我国历届获得这个冠军荣誉的最年轻的运动员。
漫步在荣誉室里，回忆着体育健儿们光辉的战斗历程，会时时被这些战士的拚搏精神所感动。
在展品中，最使人感兴趣的是分别写着：拦网奖、敢斗奖、优秀运动员奖的三个灿烂夺目的大奖杯。
这是我军著名排球女将曹慧英在第二届世界杯女排比赛中独得的。
去年，她又和战友陈招娣、杨希为我国女排获得世界冠军立下了汗马功劳。
至于手球队、乒乓球队、田径队、游泳队、体操队、举重队、自行车队……每个队都有强手、名将，都有金牌、奖杯、锦旗，每个队都有令人难以忘怀的比赛场面。
正是由于别具特色的各个项目队的共同努力，才使得八一体工大队成为一个光荣的集体。
八一体工大队成立三十年来，始终是以勇攀高峰、为国争光为明确的奋斗目标，苦练过硬本领，保持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和战斗作风，坚持思想领先的原则，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严格要求，认真训练，刻苦钻研。
在比赛中，他们英勇顽强，敢于拚搏。
足、篮、排三支队伍初建时，条件很差，伙食不好。
但是，不论严寒酷暑，训练从不间断。
至今这种艰苦创业、刻苦磨练的精神，仍在许多运动员、教练员身上保持着。
乒乓球队童玲曾在训练中连续挥拍五百次，不叫苦不叫累。
游泳队张志欣去年游了二百万米，体重掉了十五斤，仍苦练不辍。
陈招娣手臂两次骨折，愈后再练。
有的带伤带病，不下火线。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要为祖国、为我军争光，就得吃大苦，耐大劳。
展览室里繁花似锦的奖杯、金牌、锦旗，正是运动员们的汗水和智慧的结晶。
同时，八一队的运动员们多次深入基层为部队服务。
从舟山群岛到乌鲁木齐，北至黑龙江，南到西双版纳，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在执行紧张繁忙的训练和比赛任务的国时，他们积极为部队作巡回表演，进行辅导，受到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祝我军这支英勇善战、成绩斐然的体育队伍，戒骄戒躁，乘胜前进！
保生
作者：伍修权
栏目：革命回忆录
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当时，我为共产国际派到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作翻译，列席了这次会议。
由于工作关系，对会议的情况，尤其是对李德的问题，有一些了解。
现根据个人记忆和少许资料，谈谈当时的情况。
其中可能有遗漏和不准确处，希望同志们提出批评、订正和补充意见。
1933年初，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等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同年10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也到达根据地中心瑞金。
当时我正在红军学校第五期任团改委，因为我二十年代曾经在苏联学习和工作过，对俄语比较熟，中央决定调我去为他作翻译。
临时中央和李德等人来到后，完全排斥了毛泽东同志对红军的领导，推行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面对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实行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与敌人拚消耗”等消极防御方针，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眼看根据地一天天地缩小，敌人一步步地逼近，形势越来越坏。
1934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谈话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
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
第一是在根据地扩大红军，建立新的兵团，新成立了好几个师的部队。
有以周昆为军团长的八军团，以周子昆为师长的三十四师，还有少共国际师等部队。
为了扩大红军，除了把地方游击队整连整营地整编扩充到主力红军外，还把根据地的青壮年几乎都动员参了军，有的农村里只剩下妇孺老弱。
根据地的人民对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第二是进行武器弹药等物资准备。
当时根据地有个小兵工厂，能自己制造子弹和手榴弹。
后来转移时，这些兵工厂的机器，还有印刷厂、印钞票的机器都准备带走，只有军粮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
为了拆搬这些东西，实际上作了近半年的准备。
军事部署上也作了准备。
当年6、7月间，就派出新编成的红七军团北上到达赣东北根据地，同方志敏等同志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
8月，又命令湘赣根据地的红六军团转移到湘鄂西，与贺龙等同志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开创新的根据地。
这两处红军的行动，都是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的大转移。
长征开始时，主力红军有一、三、五、八、九共五个军团，还有三十四师等部队，为了转移，又成立了一个中央机关纵队，代号为“红星”纵队，由邓发同志任司令员。
董老、徐老等老同志都编入了中央纵队行动。
整个部队共约八万多人，号称十万大军。
这次战略大转移，只是中央领导核心的少数几个人知道。
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不能完全说成是仓促行事，但是，对于各级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和广大部队指战员来说，确实是没有准备的。
在进行这样大的转移之前，不仅没有作群众性的思想动员，连政治局都没有讨论过，相反作了严格保密。
项英、陈毅等同志，当时就不知道这一重大战略意图。
有些左倾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根据地打游击。
如瞿秋白同志，他的身体根本不适应游击环境，结果不幸被俘牺牲；
何叔衡、贺昌、刘伯坚等同志也是这样被甩掉而致牺牲的。
象董老、徐老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主力红军行动，安全到达了陕北，都被保存了下来。
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弄到雩都去搞调查研究。
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
如果毛泽东同志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为另一个样子。
1934年10月中旬，长征开始了。
军委总部从瑞金出发的日期，我的印象是10月10日。
那时，我们养了几只小鸭子，它们天天钻在周围的水稻田里，吃的是青蛙，长得特别快。
出发的前几天，我们就赶紧吃鸭子，总部出动的那一天吃了最后一只。
在此同时，驻扎在江西雩都和福建长汀、宁化等地的红军，也先后分别出动。
所以，这些地方和瑞金一样，都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
长征开始的时间，则从军委总部出发的日子算起。
部队出发以后，在李德等人的瞎指挥下，采取“甬道式”的搬家方式。
第一、第三两个军团为左右前锋；
第八、第九两个军团两翼掩护；
第五军团殿后压阵，中间是军委总部、中央纵队和从根据地带出来的各种“坛坛罐罐”。
这样前呼后拥的大队人马，负担笨重，行动迟缓，沿途只能消极避战。
由于敌人对我实行多方围追堵击，红军部队只好象“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似地不断战斗。
结果是处处挨打，伤亡惨重。
为了行军和作战便利，笨重东西都没有办法带了，只得把千辛万苦从根据地搬来的机器等大件东西往山沟里扔。
渡湘江时，连电台的发电机、蓄电池和X光机、印刷机，以及几门小山炮，都忍痛埋掉了。
有的运输员从江西出发的时候思想本来就不大通，这时，把东西一扔，就自动跑回家去了。
加上战斗减员，部队很快就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兵力。
过湘江后，只剩了三万多人。
当时，李德已经无法全面指挥，只能根据各部队来的电报提些意见，真正在部署作战行动的是周恩来同志。
那段时期，只听到从各个纵队来的报告，说部队不断减员，特别是中央纵队不断来报告说，人都散了，机器都丢了。
面对这些情况，李德一筹莫展，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他那副惊慌失措的狼狈相，我至今还历历在目。
可是，此人毫无自知之明，自己不负其责，反而迁怒于人。
当时，周昆的八军团和周子昆的三十四师，由于部队大多是新编入红军的地方赤卫队和农民，未经过训练和实战锻炼，在连续的苦战中，整个部队几乎全被打散、拖垮了。
到遵义以前，部队在一个地方停留时，李德还掌着权，他把周子昆痛骂了一顿，还命令警卫班马上把他绑起来，要把他送军事法庭审判。
可是，警卫班的同志就是不肯动手，李德大为恼火。
当时博古和毛泽东同志正好在场，还是毛泽东同志出来解了围，说把周子昆交给他去处理，这才使李德下了台阶。
李德的这种蛮横粗暴的作风，早在他刚到根据地时就表现出来了。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肖劲光同志正在闽赣军区任司令员，由于敌人来势较猛，他手上只有一个警卫连，驻防在黎川。
敌人用了三、四个师的兵力围攻他们，我军主力又来不及赶去，肖劲光同志面临被敌人全歼的危险，只得将自己的少量部队撤出黎川，避开了敌人的攻势。
李德知道了此事，不问情由，就说这是退却逃跑，搞了一个军事法庭，对肖劲光同志进行公审，判了他五年徒刑。
毛泽东同志知道后，认为肖劲光同志早年革命，立有战功，这样判处他是不公正的，表示坚决反对。
他当时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就利用自己的影响，将肖劲光同志调到红军学校干部队作军事教员，没有执行李德的决定，保护了肖劲光同志。
直到遵义会议以后，才给肖劲光同志正式分配工作。
从李德来到根据地，我们就不断领教他这种专横粗暴的作风。
他处处以“太上皇”自居，凌驾于我党中央之上，对同志没有一点革命感情，毫不尊重别人，尤其使人反感的是，他经常训斥甚至辱骂干部，很不讲理。
上自我们的总司令朱德同志，下到我们一般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几乎没有一个他瞧得起的。
有一回，他竟无理训斥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说他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军事学院学习了几年，话很难听。
我听了很反感，故意不给他照原话翻译，只说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
可是，刘伯承同志自己懂俄语，事后他对我说：“你真是个老好人啊，他骂我的话都没有翻译。”
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
李德的这种作风，正如后来的遵义会议决议中指出的：“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个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
这里的华夫就是李德，当时没有直接点他的名，是对他留了点余地。
我们早就领教了他的上述作风，所以在他那儿工作的几个同志，常常闹思想情绪，多次要求调动工作，实在不愿与李德共事。
我自己也曾对中央组织部长罗迈（李维汉）同志说：“李德简直是个帝国主义分子，我完全是凭着党性，才来给他作翻译工作的。”
但是，组织上总是做我们的思想工作，一再要求我们顾全大局，继续安心工作。
李德等人的所作所为，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迫使人们苦苦思索面临的问题，为什么在临时中央和李德来到根据地以前，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能够以三、四万人的兵力，粉碎敌人一、二、三次“围剿”，还扩大了根据地，发展了红军。
周恩来等同志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继续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作战，也取得了胜利。
到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红军已发展到十万人以上，中央根据地更加扩大和巩固了。
但是，在李德等人的指挥下，红军苦战一年，结果反而是“兵日少而地日蹙”，最后来了个大搬家，丧失了整个中央根据地不算，八、九万大军只打剩了三万来人，使党和红军面临绝境。
惨重的失败，险恶的环境，使人们对李德那一套由怀疑到愤怒，许多指战员忿忿地说，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
他们痛心地问：这样打下去，结果会怎么样呢？
长征开始后，彭德怀曾经气愤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象个打仗的样子？”
他批评李德等人“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
事实教育了人们，王明等人自称“百分之百”的正确，却打了败仗，被他们批判排斥了的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却越来越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人们在胜利时认识了毛泽东同志，在失败中又进一步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
中央的领导同志，包括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陆续有了觉悟。
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在一次军委会议休息时，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同志跟我说：“这样打下去，我们能有胜利的前途吗？”
这表明，他当时已经对李德的军事路线产生了怀疑。
到广昌战役后的一次讨论会上，他就提出“不该同敌人死拚”，结果同博古同志闹翻了。
李德对这件事很“关切”。
他要博古向张闻天同志转达他的意见：“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
意思就是说，博古和张闻天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内部不应该闹摩擦。
张闻天同志没有理会李德这个“劝告”，不怕他们排斥打击，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这次大搬家后，他对李德等人的错误，看得更清楚了。
王稼祥同志也早就觉察到李德等人的军事错误。
他那时是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在第四次反“围剿”时，他负了重伤，长征开始后就坐担架随队行动。
当时毛泽东同志也因病坐担架，经常同王稼祥同志同行。
他们就天天一边行军一边交谈，商谈了许多有关党和军队前途的问题。
王稼祥同志向毛泽东同志坦率地表示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
毛泽东同志很赞赏他的想法，并针对现实情况，谈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
这给了王稼祥同志很大的启示，也更加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决心。
这时，他们就商谈了准备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
周恩来同志当时也是军委副主席，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同李德接触较多，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
特别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
周恩来同志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的优势和机动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
但是，李德拒不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正确建议，使分兵把口的红军被敌人的强大兵力各个击破。
进行这些争论时，我经常在场，有时由我从中翻译，有时周恩来同志直接用英语对李德讲。
他对李德的错误最了解，只是由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坚持左倾错误，尤其是支持李德的独断专行，周恩来同志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国内，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进行适当的补救，尽量减少红军的损失。
周恩来对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本来就是了解和赞佩的，所以他当然是支持毛泽东同志的。
毛泽东同志在长征途中，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有关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用事实启发同志们的觉悟，使大家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
这一切都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打下了思想基础。
此外客观形势也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
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知道我们的意图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正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
面对这一严重情况，李德竟然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把已经遭到惨重伤亡的三万红军，朝十几万强敌的虎口里送。
如果按照这个意见办，中央红军可能会全军覆没。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
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主张，很快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中央迫于形势，只得接受了这一正确建议。
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被通过了。
于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指导和周恩来同志的具体措挥下，红军挥戈西指，改向贵州进军，这就一下打乱了敌人的原来部署。
从这时开始，红军突破乌江，攻下遵义，战局出现了转机，红军恢复了活力。
在进遵义以前，王稼详同志最早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的倡议。
他首先找张闻天同志，谈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同志来领导。
张闻天同志也在考虑这些问题，当即支持了他的意见。
接着，王稼祥同志又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一一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这些同志的支持。
聂荣臻同志因脚伤坐担架，在行军途中听取并赞同了王稼祥同志的意见。
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历来就尊重毛泽东同志，在临时中央打击排斥毛泽东同志时，他们也未改变对他的态度，这次也毫不犹豫地支持了王稼祥同志的意见。
正是在此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再加上毛泽东、王稼祥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召开遵义会议的条件乃臻成熟。
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准备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至此，遵义会议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1935年1月上旬，红军胜利攻占黔北重镇遵义。
中共中央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的公馆二层楼上，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陈云和刘少奇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朱德、邓发和凯丰（即何克全），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
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
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
五军团长董振堂和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迟到，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
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
李德只是列席了会议，我作为翻译，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中途彭德怀和李卓然两同志，因为部队又发生了战斗，提前离开了。
九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为部队没有渡过乌江，未能参加会议。
会议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开会，一直开到深夜。
因为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日常事务。
当时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就注在会址院内和小楼上。
毛泽东、王稼祥等同志住在离会址约两里的新城内的一条小巷里。
他们每夜开完会回到住处，也就快天亮了。
会场设在公馆楼上一个不大的房间里，靠里面有一个带镜子的橱柜，朝外是两扇嵌着当时很时兴的彩色花玻璃的窗户，天花板中央吊着一盏旧式煤油灯，房间当中放着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炭火盆。
会场是很简陋狭小的，然而正是在这里，决定了党和红军的命运。
会议开始不是由博古主持，他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上。
别的参加者也不象现在开会这样有个名单座次，那时随便找个凳子坐下就是了。
会议开了多次，各人的位置也就经常变动。
开会以后，首先由博古作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主要报告。
他也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但是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
接着，由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稍后，毛泽东同志作了重要发言。
象通常一样，他总是先听听人家的意见怎么样，等他一发言就几乎是带结论性的了。
他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同别人的发言比起来，算是长篇大论了。
他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说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问题，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消极防御”方针和它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
他还尖锐地批评了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
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略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他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指出，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牺牲。
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同志。
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严厉地批判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上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
张闻天和朱德同志接着也表示了明确态度，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
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周恩来同志在发言中也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的领袖。
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他的发言和倡议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
会上的其它发言，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
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很严厉。
彭德怀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都是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的。
其余同志在当时的形势下，也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林彪本来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等等，也是林彪所热心鼓吹的。
1934年6月，他还写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推销李德的货色；
行动上他更是积极执行王明在军事上的左倾错误主张。
会议上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他，但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左倾错误中，他确是一员干将。
他在会上实际上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所以基本上是一言不发。
聂荣臻同志长期与他共事，对他早就有所认识，那时就看出了他的毛病。
会上被直接批判的是博古，批判博古，实际上就是批判李德。
因此，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
当时，别人基本上都是围着长桌子坐，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我也坐在他旁边，他完全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上。
别人发言时，我一边听一边翻译给李德，他不断地抽烟，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
由于每天会议的时间都很长：前半段会我精神还好，发言的内容就翻译得详细些，后半段会议时精力不济了，时间也紧迫，翻译就简单些。
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及王明在军事上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别人身上。
不过这时他已经理不直、气不壮了。
事后有人说他在会上发脾气，把烤火盆都踢翻了，把桌子也推翻了，这我没见到。
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李德本人也意识到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只得硬着头皮听取大家对他的批判发言。
会议前后共开了三、四次，开会的具体日期，我印象是在1月12日左右，不会太前。
据说遵义会议决议上印的日期是1月8日，我看是不准确的，可能是1月18日之误。
因为那时部队刚进遵义，还没来得及召开会议，决议不会那么早就作出来。
会议的后期，委托张闻天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精神，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指出，博古和李德（用华夫代名）等人“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
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
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一部分的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
应该指出，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决议》还就博古、李德等在组织路线、领导作风上及利用敌人内部冲突等等问题一一作了结论。
这个决议在会议上被通过了。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改组了党和军队的领导，解除了博古同志的总书记职务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选举张闻天同志为总书记，选举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并参加书记处。
接着又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有周恩来、王稼祥同志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
全党信服毛泽东同志，把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系到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指挥大权托付给他，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这是遵义会议的最大成就，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作为亲身经历这一转折的老战士，每当回忆起这次会议，很自然地总是深深怀念毛泽东同志。
遵义会议以前，王明等人脱离群众、远离实际，只是机械地搬用书本和外国的经验，甚至倚仗根本不懂中国国情和斗争特点的李德来指挥红军，结果把我国的革命几乎引入绝境。
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使我国革命走上了胜利的道路。
今天，我们回忆遵义会议，正是要铭记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党血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的这一伟大真理。
尽管毛泽东同志晚年有过错误，但是他的光辉革命实践，他在中国革命危难时刻的伟大历史功勋，是永垂不朽的。
伍修权同志这篇关于遵义会议的回忆录，全文共约一万七千字，《星火燎原》丛刊已预告在1982年第一期上刊出。
本报特节选其中一部分先行发表（文字上略有改动），以纪念遵义会议召开四十七周年。
——编者
作者：姜石修
栏目：革命回忆录
1943年秋末冬初，我在新四军三师二十二团当连指导员，部队驻在苏北的阜宁、东坎一带。
11月间的一个黄昏，我们连奉命参加攻打百禄沟敌人据点的战斗。
出发前，连长范德胜布置了战斗任务，由我作战前政治动员。
我正讲着，肚子忽然疼痛起来，便用手捂着肚子继续动员。
讲完了话，部队就以急行军的速度出发了。
当肚子疼得厉害时，我就在路旁的砂堆上趴一会儿，为了能参加上这次战斗，也为了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部队，我没有把自己的病情告诉任何人，一直忍受着、坚持着。
战斗结束后，我才去检查病。
但因为当时医疗条件很差，一时不能确诊。
团参谋长王信虎听说我病了还坚持战斗，特地赶到连队来看我。
这是一位曾在日本留过学的朝鲜同志，中等个头，瘦瘦的，满脸络腮胡子，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一见我，他就急切地问：
“姜石修，你得了什么病？”
“参谋长，我就是肚子疼，不知啥病。”
他把袖子一挽，便动手给我检查起来。
他不是学医的，但他是个很有知识的人。
很快，他诊断我的病是盲肠炎。
我头一回听说这病，不懂得它的厉害，表示连队还有好多事等着我做。
他连声说：“已经耽误了！
耽误了！
我的好同志，马上送走！”
他派了四个人，用一块门板把我抬着，连夜送往师部休养所。
到了休养所，已经是半夜了。
检查结果，果然是盲肠炎，马上动了手术。
当时我是全麻，什么也不知道。
事后听同志们说，我的盲肠炎耽误的时间太长，肠子已经穿孔化脓，没法治了，医生只得把打开的刀口又缝合起来。
我静静地躺在房东家的门板上，心里老在琢磨：我这个盲肠炎究竟会怎样呢？
休养所党支部书记刘珩来到我身边。
她蹲下来，从衣服口袋里掏出笔和小本，先问我是哪儿人，把我家的通信地址记了下来。
接着，她轻声细语问：
“姜指导员，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只有老母亲一个人了。”
她把脸扭过去，避开我的眼睛，低着头在小本上写着什么。
从她的语气、表情和动作上，我感觉出我的情况不妙，暗暗难过起来，差点流出眼泪。
她走后发生的事情，我当时是不知道的。
后来，人们断断续续地告诉了我。
在师部当参谋的老战友王扶之，当时也因伤口发炎在这里养伤。
听说我快不行了，他出于战友之间的深厚情谊，悄悄地给我买来一口上好的棺材。
刘珩以党支部书记的名义，向休养所全体医护人员沉重地询问：“是不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有一对年轻的医生刚从新四军军部分下来，男的叫刘德懋，在师卫生部当医务主任，女的叫丁志辉，在休养所当所长。
这对年轻的夫妇一开始就主张进行抢救。
当天傍晚，刘珩骑了一匹快马，赶到师部请示了师首长，经师首长同意，决定立即进行第二次手术。
我又被抬到了一家老乡的大车棚里。
四周拉上白布，这就算手术室；
两张方桌并在一起，这就算手术台。
把四五支蜡烛捆在一起作照明用。
给我重新开刀的就是丁志辉和刘德懋。
他们在其他医护人员配合下，进行了一次复杂的手术。
刀口缝合时，还留下两根管子，把肚子里的脓血不断地引流出去。
头几天，刘德懋亲自给我换药；
后来，一直由丁志辉组织护理。
不久，日寇伪军对根据地又开始了扫荡。
休养所凡是能够行动的伤病员都回部队去了，不能行动的伤病员换上便衣，分散在老百姓家“打埋伏”。
唯独我，由于需要治疗，由同志们用担架抬着，随着全所转移。
丁志辉不顾刀口的脓血臭味，每天给我换药、护理。
见我身子虚弱，她又用自己的钱从老乡那里买来一只老母鸡，煨好了鸡汤，端到我面前，亲切地说：
“姜指导员，补补身子，病会好得快些。”
“丁大姐，你自己……”我望着她那一天天消瘦下去的面孔，禁不住流出了眼泪，再也说不下去了。
就这样，前前后后几个月，我的病终于好了，成为三师盲肠炎手术成功的首例。
后来老战友王扶之见到我，还跟我开玩笑：“老姜呀！
我给你搞到一口好棺材，你不用啊！”
多少年来，我常常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向人们述说这桩往事。
战争年代这种烫人肺腑的同志情谊始终温暖着我，支持着我。
如果不是生活在党的怀抱里，不是党组织的深切关心，不是这些医务工作者的抢救和精心护理，我的生命也许早就结束了。
每当我讲到“同志”、“战友”这些神圣的字眼时，我就想得很多很多。
这些好同志，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
（王照运整理）
作者：洪炉
栏目：革命回忆录
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期间的办公室和住房
洪炉作
作者：张立宪
战友，你听说过“优抚联合服务网”这个新鲜名称吗？
它是我的家乡杭州市上城区城站街人民群众为了更好地为烈军属服务而成立的。
这个“优抚联合服务网”为街道几百户烈军属做了大量好事，恰似一朵鲜花，盛开在西子湖畔。
那么多同志在关照着咱的家
我不久前回家休假，到家第二天，刚吃过早饭，就来了一位热情的女同志，对我姥姥说：“您要买些什么？
肉、蛋还是肝、肠？
登个记，隔天我们就送上门来。”
这是立新路肉店的营业员，登完记，她就向另一户军属家走去，显然对这里每户军属都熟悉。
不一会儿，又有一位立新菜场的营业员，为军属一户一户地送菜来了。
他车上载的大都是刚上市的时鲜货。
这一天，红星医疗站的医生也送医上门，对我说：“你妈织退休在家，我们知道她有高血压，给她测测……”
过了几天，“优抚联合服务网”又主动登门征求意见来了。
他们当中有人民代表，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居委会领导，百货商店、粮店、菜场、燃料店等单位的代表。
姥姥、妈妈看着这些热心的人们，除了发自肺腑的感谢话之外，还有啥可说的呢！
这真是一人参军离家，众人关心送暖啊！
把党的温暖送到烈军属心坎上
我想了解他们更多的事迹，便对“优抚联合服务网”进行了采访。
那是前年“八·一”，城站街辖区内的商业、服务行业、机关、学校等几十个单位，为了表表拥军的心意，在街道办事处党委的组织下，成立了这个联合服务网。
它的宗旨就是把党的温暖和人民政府的关怀，送到几百户烈军属的心坎上。
“优抚联合服务网”成立后，他们摸清街道所有烈军属的不同情况，登记造册，从生活、经济到政治学习，大小事情都给予热情优待。
粮店送大米白面，医疗站上门打针、敷药、量血压，理发店上门理发，酱油店送油盐酱醋，百货商店的同志及时送来布匹衣料及其它日用品。
房管站坚持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照顾烈军属，先后为一百零九户烈军属维修、翻造和扩建了住房。
街道办事处还帮助解决军人亲属的就业问题，帮助六十九人安排了工作。
平时，办事处组织烈军属参加时事政治学习，吸收烈军属参加居民委员会的工作，还从军属中发展了三名党员哩！
他们热心服务，处处方便烈军属，逐步形成了一套制度。
例如，在送货上门方面做到：上门登记定时送，紧俏商品优先送，特殊需要随时送，实际困难包干送，逢年过节突击送。
出色的工作赢得了应有的荣誉。
城站街被评为杭州市拥军忧属的红旗单位。
一位优抚热心人
花儿朵朵表一枝。
这里着重讲一讲“优抚联合服务网”许许多多热心人中的一个——立新菜场的朱光荣。
朱光荣担任服务网的一个组长。
他把他所负责的七十户军属全装在心里了。
为了做好优抚服务工作，他不知牺牲了多少业余时间。
平时，他下班总要晚半小时或一小时，常常误了吃饭，误了休息。
遇到特殊情况，就起早贪黑，使送上门去的蔬菜保鲜保水分。
冬天大雪飘飘，夏天烈日炎炎，他都照送不误。
有一次，他孩子生病，住了一个多月医院。
那期间，他自己也感冒发烧，身体不舒服。
菜场的领导同志让他休息，照看一下孩子。
朱光荣想到，许多军属的口味我熟悉，有的军属干脆把钱和票证都交给我了，自己停了送菜怎么行呢？
于是，他仍骑着三轮车，一户一户地送菜去。
朱光荣为军属操了那么多心，费了那么多力，可完全是尽义务，没要过一分钱报酬。
老朱经常收到军属写的大红纸的感谢信、表扬信。
有位烈属老大娘说：“光荣比我儿子还要亲”。
前年，杭州市民意测验，许多军属和广大群众热情推选朱光荣为市优秀营业员。
从联合服务网的感人事迹中，我看到了崭新的社会道德风尚在熠熠闪光。
八一二五五部队 张立宪写文
“优抚联合服务网”所属“为群”副食品商店把桂圆、蜜枣等滋补品给烈军属送上门去，军属老汉、老奶奶笑开颜。
八一二五五部队 张立宪摄影
DW：八一二五五部队
据新华社1月4日讯 万里同志今天说：当前我国农村出现了一个十分可爱、可喜的形势，很多农民已经在生产中认识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要学科学、用科学。
各级党委和科技界要充分认识这种形势，站在这个形势的前头，带领农民向科学技术进军，促进这个大好形势。
万里同志是在会见正在召开的农业（包括多种经营）技术承包经验交流会的与会者时讲这些话的。
万里同志说，我赞成和支持总结农业技术承包责任制的经验，并希望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与推广这项活动。
他说，我国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第一条就是发展农业。
如果不把农业放在首位，放在基础的位置上，就谈不上四化建设。
发展农业靠政策，靠科学；
政策也是科学，是社会科学。
一句话，靠科学去发展农业，解决十亿人民的吃穿问题，解决发展中国的经济问题。
万里同志说，中国农民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科学家应当同农民相结合，把我国农业传统的技术经验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新路子。
他说，不要轻视农民中的技术专家、能工巧匠。
他们与高等学校毕业的专业科技人才，加上相当数量的中学生，就是一支重要的农业科技力量。
我们要用多种组织形式，把他们组织起来，共同攻关，用到农业发展最需要的地方去。
政府要在物质条件上给予支持。
万里同志特别强调普及农业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他说，现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起来了，还需要有个科学性，应该通过各种办法大力普及农业科学技术，使领导农业和从事农业的人都知道一定的农业科技知识。
记者最近在四川农村采访，看到许多烈军属家里粮满柜、猪满圈，男女老少喜笑颜开。
1981年，四川一些农村由于改进了烈军属优待工作，烈军属普遍感到“三满意”：一是满意吃粮水平和现金收入提高，普遍达到了或略高于当地社员的实际收入水平；
二是满意吃、穿、住、医等问题有保障；
三是满意劳动上得到了较好的安排。
四川农村去年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在新的形势下，为了保证烈军属户的实际收入达到或略高于当地社员的水平，一些地、市、县采取了新的优待办法：一、扩大优待范围，从过去只对无劳力、缺劳力的烈军属优待扩大为对烈军属（军属指义务兵战士家属）普遍优待。
二、适当提高优待标准，每户平均优待劳动日一般比前年提高了10％左右。
对遭受水灾的烈军属则实行了缺啥补啥、优先优厚照顾的原则。
三、根据新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优待办法。
实行包产到户或大包干的生产队，把评定的优待劳动日折成优待金和优待粮兑现。
有的地方独人参军的，其优待粮款全部由公社代为保存，待军人退伍时如数归还本人。
此外，在划分承包地时，对烈军属还尽量划近地、划好地。
对义务兵大都如数划给了一份承包土地。
许多地方还在资金、劳力、技术以及牲口、农具、化肥、种子等方面对烈军属予以照顾支援，帮助他们种好承包地、自留地和发展家庭副业。
四川省积极改进对烈军属的优待工作，受到了军民们的普遍欢迎，人们称赞这样做“合时宜，得军心，利征（兵）退（伍），益国防”。
适龄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全省去年圆满完成了征兵任务。
（新华社）
作者：陈明鉴胡林桥林水土
栏目：政策落实气象新
“凌波仙子”展新姿
“凌波仙子”是人们对水仙花的雅称。
又称为“金盏银台”。
花呆或洁白、或晕黄，芬芳沁人心脾。
她只靠一勺清水，几粒石子，便能生根发芽，开花报春。
早在宋朝，我国就有栽培水仙花的记载。
龙溪地区是“凌波仙子”的故乡，这里出产的漳州水仙花香飘四海，驰名中外。
培育水仙花，是这里人民的一项重要副业收入。
但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凌波仙子”却一度被打入“冷宫”，花乡蔡坂、新圹等六个大队的水仙花种植面积由三百多亩砍得只剩十八亩，花乡人民的生活陷入贫困。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花乡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合理调整了花粮种植比例，水仙花生产又兴旺起来。
每到7、8月间，花村格外繁忙。
花农们把水仙花头进行挑选排队，分为二十庄、三十庄、四十庄、五十庄等几个等级，装入标有传统商标的特制竹篓，然后车载船运，将一片绿意送往各地，还畅销国外。
1980年，仅蔡坂大队水仙花种植面积就扩大到三百四十亩，运往厦门供出口的水仙花达五十万头，1981年，又扩种了一百四十亩。
由于水仙花种植面积的扩大和销售价格的提高，花乡人民富起来了。
前年，只有二百来户人家的蔡坂大队，年收入五千元以上的就有一百一十五户，新盖房屋三百多间。
去年，全地区水仙花头产量达三百多万，比前年增长一倍。
“凌波仙子”又展现出楚楚动人的新姿。
蔡坂大队花农们在探索栽培水仙花的技术。
张伯偕摄
佳果美酒更香甜
荔枝被誉为“百果之王”，它香美爽口，甜润滋补，是鲜食的名贵佳果。
古代诗人曾盛赞荔枝，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诗句。
龙溪地区是荔枝的主要产地之一。
去年，当地人民政府放宽政策，把房前屋后的荔枝树归还给果农，集体果园建立了责任制，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人，充分调动了果农的生产积极性。
他们垦复老果园，增施有机肥，加强对果树的管理。
党的政策提高了果农对科学育果的重视，在科研部门的指导下，全区开展科研协作，解决了有的荔枝树只开花不结果的难题，使适龄荔枝树普遍结了果。
一九八一年全区荔枝产量达二十五万担，比前年增产了三万担。
由于政府进一步提高收购价格，果农们踊跃向国家交售鲜荔枝，收购站前一片兴旺景象。
漳州酒厂还研制出了富有特色的荔枝汽酒。
这种酒用鲜荔枝纯汁酿造，富含二氧化碳、糖分、有机酸和多种维生素，又保持了鲜荔枝的香味，产品一问世便大受欢迎。
去年头九个月出口一百六十八吨，首批运往香港，刚到九龙就被抢购一空。
（陈明鉴 胡林桥 林水土）
新华社1月4日讯 中国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副司长张德维，今天约见越南驻华大使馆参赞陈曰河，受权通知他中国将在春节前夕，释放被俘的越南军人梅青传等七人。
张德维说，这七名越南军人，是在侵入中国境内，进行侦察，破坏活动时，被中国边防部队和民兵俘获的。
经中国有关部门审查，他们都供认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
中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决定在春节前夕——1月15日在友谊关释放他们，使他们回国同亲人团聚。
张德维说，在这次释放被俘越军人员的同时，中国还将把越南渔民武成山等四人交给越南方面。
这些渔民是在非法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金银岛海面，他们的船只触礁沉没时被中国方面救起的。
张德维在这次谈话中，还受权答复了越南外交部1981年12月28日照会中提出的在春节期间双方“不在两国边境地区进行敌对武装活动、开枪开炮”的建议，张德维指出，“正如中国方面过去曾多次指出的那样，越南方面的这种‘建议’是虚伪的，完全是为了欺骗世界舆论，蒙蔽越南人民，掩盖其反华的罪恶行径。
中越两国边境地区出现的紧张局势，是越南当局推行反华仇华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造成的。
无论春节期间或者任何其它时候，只要越南方面不对中国边境进行军事挑衅和侵犯活动，中国方面就不会给予还击，中越边境地区就能得到和平与稳定。”
新华社沈阳1月4日电 辽宁省人民政府最近表彰了二十四个交售商品粮在一亿斤以上的县、区。
这二十四个县区是：昌图、海城、新民、铁岭、营口、大洼、东沟、法库、开原、辽中、黑山、锦县、台安、盘山、辽阳、灯塔、康平、复县、庄河、绥中、苏家屯、新城子、于洪、东陵。
其中昌图县已入库粮食十亿六千万斤。
1981年，这些县、区因地制宜地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努力提高科学种田水平，农业生产普遍获得丰收。
据新华社1月3日讯 我国体育战线丰收的1981年刚过，北京体育馆游泳馆里又传出喜讯——游泳健儿今晚在中国、丹麦游泳比赛中，创造了四项全国新纪录。
冯大伟以二分九秒四八的成绩，刷新了二分九秒五二的男子二百米个人混合泳全国纪录，这个成绩也是目前亚洲的最好成绩；
陈伟英刷新了女子一百米仰泳一分七秒八的全国纪录，成绩是一分七秒七三；
黄国华刷新了男子二百米自由泳一分五十七秒三的全国纪录，成绩是一分五十七秒一。
由李莎、陈伟英、樊悦、李妙荷组成的中国队，在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比赛中，取得了四分四秒四八的好成绩，比去年全国最好成绩缩短了一秒三九。
据新华社1月4日讯 为适应日益增长的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经中央宣转部批准，在文化部领导下正式成立电视剧艺术委员会。
今天上午，由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与会同志研究、讨论了电视剧艺术委员会的方针、任务。
大家一致认为，电视剧艺术委员会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双百方针，协调有关电视剧创作各方面关系，加强组织戏剧界、电影界、文学界的创作力量，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大力发展和繁荣电视剧创作。
据新华社拉萨1月4日电 去年10月下旬和12月中旬，西藏那曲地区东部和昌都地区北部的一些牧区下了二三十年来罕见的大雪，但由于事先对抗御雪灾作了充分的准备，大大减轻了牲畜所受的损失。
新华社1月4日讯 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今天晚上乘飞机到达北京。
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和夫人到机场迎接。
RW：西哈努克亲王；
访华
新华社华盛顿1月3日电 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今天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向全国”的广播节目里发表讲话，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先进飞机。
他说，美国不应当向台湾出售先进飞机，因为“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根据对（台湾）海峡两边军力对比的性质和当前形势所作的理智判断，来采取行动”。
他说，现在在台湾海峡并不存在任何冲突加剧的危险，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向台湾出售先进飞机。
他强调指出：“毋庸讳言，我们需要同中国保持良好的战略关系。”
新华社纽约1月3日电 一些正在中国讲学的美国学者于1981年12月20日投书《纽约时报》，要求美国政府在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上认真听取中国的警告。
这封信刊登在今天的《纽约时报》上。
信中说：“我们在同中国人的日常接触中得知”，拟议中的美国向台湾的新的武器销售“是一个关系到中国主权的问题，激起了中国领导人和人民的强烈感情。”
信中说，中国人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民族独立而不惜在六十年代断绝了同苏联的关系；
今天，“如果上海公报的精神遭到破坏，那么任何人也不应当低估中国人再次单干的决心”。
信中强调，美国的轻率行为有可能使两国来之不易的良好关系的建立毁于一旦，因而是违背两国的长远利益的。
据新华社1月3日讯 华盛顿消息：《洛杉矶时报》最近发表文章，强调美国不能因为要向台湾出售武器而使美中关系遭到破坏，并认为美国政府应当认真地对待中国政府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所作的明确表态。
文章说：“美国同中国的关系对美中两国都太重要了，不能让这种关系由于向台湾提供并非真正为其自卫所需要的武器这个实际上不相干的问题而遭到破坏。”
文章指出，“在目前或可以预见的将来台湾没有受到军事威胁的情况下”，美国没有必要向台湾提供更多的装备。
文章说：“北京已经明确表示，它对提供零件的交易感到不悦。
北京还已明确表示，它认为向台湾出售先进飞机问题是对它同华盛顿的关系的真正的考验。
美国的决策人应当认真地对待这种看法。”
新华社1月4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昨天透露，有一千四百多名联邦和地方官员由于涉嫌有受贿行为而处于审查之中。
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在接见美国广播公司和电视记者时说，这些被审查的人当中有地方的、州的和联邦的官员，他们被认为“利用他们的职权受贿”。
他说，仅俄克拉何马一个州就有一百三十五人承认或被证明犯有接受贿赂和佣金之罪。
据报道，迈阿密的一个大陪审团指控一名法官和一名律师接受了十五万美元的贿赂，从而对两名被告进行轻判。
作者：波涌
栏目：看图说事
苏联和越南的宣传机器曾经互相打气说：“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命运，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如果去掉那些肉麻的吹捧之后，细细加以玩味，倒也不失为维妙维肖的概括。
什么是苏、越之间的“共同事业”？
一个妄图称霸全球，一个做梦想充当东南亚的霸主，胃口虽有不同，霸欲却紧密相连。
因此，它们的这种“共同事业”不难理解。
至于说到它们之间有着“共同命运”，更是一点不假。
仅就它们目前在阿富汗和柬埔寨的境况而言，便有许多惊人的相同！
你看！
一个在阿富汗增兵近十万，一个在柬埔寨战场已投入二十多万的兵力，但结果怎样呢？
借用苏共中央新年祝词的话来说，叫做“发展令人担忧”。
而西方报刊更是形象地指出：阿富汗已成为苏联的越南：柬埔寨则是越南人的越南。
这就是说，苏越已经陷于当年美国侵略越南那样的困境。
既然情况如此不妙，苏、越会不会“鸣金收兵”呢？
不会的！
在这一点上，它们也是“共同”的。
苏联已经扬言，现在谈不上“苏联军人撤出阿富汗”的问题；
越南也表示要在柬埔寨呆到底的“决心”，是啊，下了偌大的赌注，而又输得急红了眼的赌棍，那能轻易罢休呢！
“进不得，出不来”。
这是苏、越在阿、柬的共同真实写照。
不过，这场蹩脚的“杂技”表演总是要收场的。
阿富汗和柬埔寨人民将通过自己的英勇战斗，给大小两霸再增加一个“共同”：可耻失败的下场！
进不得 出不来
徐进画
栏目：国际简讯
埃及总统批准新内阁
据宣布，新内阁保留了上届内阁的四名副总理，并撤换了一名副总理和九名部长。
越南西原游击队毙伤政府军十六人 民主柬埔寨电台4日援引来自越南的迟到消息报道，去年11月份，越南西原游击队在昆嵩地区毙伤政府军十六人。
南朝鲜伪内阁换马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南朝鲜伪总统全斗焕任命六十四岁的“韩国经济人协会”会长刘彰顺为新“总理”。
以色列飞机五天两次入侵伊拉克领空 巴格达电台广播说，以色列两架F—15型飞机3日下午侵入伊拉克西南边境马杰尔纳阿姆的领空六十公里，伊拉克战斗机当即予以截击。
这是以色列飞机在五天之内第二次侵犯伊拉克领空。
两伊军队又发生激战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日发表的战报说，在1月1日，伊朗部队袭击了伊拉克部队的阵地和在伊拉克境内托伊雷和比亚雷德（距伊朗边境城镇瑙苏德约五公里）的大本营，打死打伤敌人约七百人，俘敌一百余人，歼灭了驻在托伊雷的伊拉克第一百一十六旅。
（均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