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宝江
版面：头版
列车在急驰，车厢里传出播音员充满激情的声音：“正当‘五讲四美’鲜花在祖国大地上争艳开放时，我们迎来了亲人——沈阳部队某坦克团退伍老战士。
他们退伍不褪色，人人讲文明，个个象雷锋，一上车就不顾旅途的疲劳，帮列车工作人员打扫车厢，为旅客让座、倒水、送饭……，把樆民解放军的好传统带到了火车上。
让我代表列车工作人员和全体旅客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感谢。”
这是列车长李冬菊写的表扬稿。
这些退伍老战士是怎样把文明之风带上旅途，为我军增添荣誉的呢？
下面就介绍其中的几件事。
四次让座位
列车在天津站停稳后，退伍战士陈俊郎看到一位大娘被挤到上车的旅客后面。
小陈赶忙跑下车去，搀扶着大娘上了车，并把自己的座位让给她。
然后，又是帮大娘放东西，又是给大娘端开水，还拿出毛巾为她擦汗。
看到这一老一小那股亲热劲，不知情的旅客还以为小陈是大娘的亲人呢。
一路上，由于车上人多，象这样让座位的事儿，小陈已经是第四次了。
第一次，让给了一位年龄较大的部队领导同志；
第二次，让给了一位老大爷；
第三次，让给了一位带着小孩的女同志。
从兴城上车到北京的七百多里旅途，小陈整整站了六百里。
陈俊郎把座位让给老大娘。
（照片）
街头三人行
瞧，天安门广场上这三名穿着崭新军装、没戴领章帽徽列队行进的年轻人，他们走得多整齐。
许多游人投过好奇的目光。
他们是谁？
是刚入伍的新兵？
不。
他们是退伍老战士张祖华、秦有志、金德书。
虽然退伍了，但他们还象当战士时一样，按照队列条令的要求，无论走到哪里，都坚持三人成行，始终保持军人的严整仪表。
象这三名战士一样，一路上，这个部队退伍老战士的着装从头到脚还是清一色的战士穿戴；
军容风纪也按照战士的标准，没有丝毫的改变和放松。
图为退伍战士张祖华、秦有志、金德书走在北京的大街上。
（照片）
编外服务员
开午饭了，一个穿着军装的小伙子，正在推着饭盒车为旅客送饭。
他就是退伍战士金德书。
小金在部队是炊事员。
上车不久，餐车开始为旅客准备午饭。
他见厨房的师傅们一个个忙得满头大汗，便主动操起菜刀帮助切菜。
开饭了，小金又热情为旅客端菜送饭，擦桌洗碗。
就餐的旅客见他动作那样麻利，还以为他是一个跑车多年的“小师傅”哩！
图为金德书在为旅客送饭。
（照片）
车厢“小值日”
照片上这个正在协助列车员整理行李架上包裹的青年，是退伍战士高芳文。
在连队，小高严格遵守条令条例和各项规章制度，曾被评为“三讲”的好战士。
上车后，他按照连队一日生活的习惯，主动担当起车厢里的“小值日”。
他经常协助列车员，擦桌子、扫地、整理行李架，使旅客有一个清洁舒适的环境。
图为高芳文在帮助列车员整理行李架。
（照片）
道声“对不起”
“我在部队是‘三讲标兵’，归途一路更要讲文明。”
这是退伍战士刘光宾上车前向党支部表示的决心。
上车后，他一会儿拎起水壶为旅客送开水，一会儿帮助年大体弱的老人买饭端菜，他还帮助擦拭车厢。
一次，小刘拖地，由于列车进入弯道突然晃动，拖布碰到了一个青年旅客的油光的皮鞋上。
那个青年飞了一个“白眼”。
见此情景，小刘忙说：“同志，对不起！”
说罢，还掏出手绢要给他擦鞋。
那个青年有些不好意思了。
目睹这个场面的旅客，发出一阵赞叹声。
刘光宾在擦拭车厢。
（照片）
“还是我留下”
列车徐徐开进北京站，在这里换乘要等几个小时。
这几个小时，对退伍老战士来说该多宝贵呀！
谁不想趁这个机会看看北京，买些东西，但是，大家携带的行李物品这么多，谁来看管呢？
这时，退伍老战士彭正轩主动提出：“过去我探家时在北京转过车，还是我留下吧！”
其他同志知道他这次也想买点东西，都提出自己留下，但他说啥也不肯，直到有的同志提前归队，他才到附近商店转了转。
是彭正轩。
（照片）
送送老大娘
这是在山海关车站的天桥上，那位老大娘叫王淑兰，青年人是退伍战士秦文友。
王大娘是去山海关郊区某菜社找二十多年未见面的姐姐，但不知什么时候弄丢了写在信皮上的地址。
秦文友了解到这个情况，便利用在山海关停车的十七分钟，把王大娘送过天桥，找到一位车站服务员，说明情况，请她帮助寻找。
那位服务员被小秦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深深感动，对他说：“你放心地上车吧，这件事包给我了，一定把大娘的姐姐找到！”
秦文友在送王大娘过天桥。
（照片）
提前三分钟
前些日子，退伍战士秦有志的未婚妻听到他要退伍的消息，特地从湖北老家来信，要他路过北京时买些结婚用品。
到了北京，小秦请了三个小时的假，急急忙忙赶到王府井，跑了几个商店，还差一双鞋没有买到。
这时，同伴劝他再到西单商场去看看。
可是，小秦一看表，离归队的时间只差半个多小时了，要是去西单，就要超假。
他想，自己是受部队培养教育多年的老战士，讲纪律、听指挥是革命战士的美德，便毅然放弃了去西单的念头，提前三分钟赶回火车站。
其他外出的老战士也都提前或按时归了队，没有一个超假的。
秦有志在向带队干部销假。
林宝江报道 陈启轩摄影（照片）
版面：头版
新华社济南10月11日电 山东沂蒙山区十六万青年报名要求应征入伍，占适龄青年总数的85％，城乡到处呈现出当年那种父母送儿、妻子送郎上战场的热烈场面。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给征兵工作带来了一些新问题。
但是，具有革命光荣传统的沂蒙山区广大群众，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踊跃把子弟送到部队为保卫祖国尽义务。
父母送子参军，哥哥姐姐替弟弟报名，“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好儿女站出来让祖国挑选”，成了整个地区的良好风气。
被中央军委授予“无私无畏的人民战士”称号的孙家进烈士的父母，听到征兵的消息后，立即领着二儿子来到征兵办公室，恳求说：“家进为人民牺牲了，就让他弟弟去接过哥哥的枪吧！”
河阳公社凤泉官庄大队转业军人郭日永，带着儿子到大队部报名后，又特意跑了几十里路到县里给儿子递上了申请书。
适龄青年杨桂祥，父母年事已高，家里缺少劳动力，但他在亲人们的鼓励下，也愉快地报了名。
今年的征兵工作一开始，当地政府和各个生产队就对应征青年入伍后，责任田怎么种、工分怎么补贴、家庭副业怎么搞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保证使军属不减少家庭收入，积极为应征青年消除后顾之忧。
作者：袁祥/李坤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某军召开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交流会，着重研究如何克服涣散软弱状态，进一步提高基层政治工作的战斗性和原则性。
到会的三百多名指导员，学习邓小平、胡耀邦同志关于思想战线问题的谈话和讲话，分析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交流了经验。
大家认为，要使基层政治工作坚强起来，就要坚持原则性。
某团七连有个战士，觉得部队生活苦，产生离队思想，三次私自跑回家。
有的同志不敢进行必要的批评，主张哄着干两年算了。
指导员刘观方坚持用革命道理说服教育他。
这个战士的父亲是从部队转业的老干部，指导员便把他父亲请到连队一起做工作，给他讲新旧社会的对比和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精神。
这个战士增强了保卫祖国的责任感，思想有了明显转变，在同期入伍的同志中第一个入了团，两次受到连嘉奖。
会上，大家着重分析了这样的情况：同样的兵员，同样的条件，有些问题在有的连队感到很“棘手”，而有些连队却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这是为什么？
某团四连做战士思想工作的经验有四条：一是动之以情，处处体现连队大家庭的温暖；
二是努力用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
三是因人而异，在提高思想觉悟上下功夫；
四是抓住反复出现的问题，坚持一帮到底。
连队出现了无私自离队，无超假误假，无小拿小摸，无打架斗殴，无顶撞领导，无贪污腐化，无打骂战士，无等级事故的可喜局面。
大家说：对于连队建设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只要认真摸索，工作到家，方法对路，是可以解决的。
（袁祥、李坤）
作者：仲崇设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济南部队空军某部，不到两年培养了八名年轻飞行指挥员，使飞行指挥员队伍后继有人。
这些年轻指挥员大部分是飞行大队长。
以往，个别领导同志担心年轻指挥员指挥会影响飞行安全，不敢放手让他们登塔台，拿话筒，大多数时间还是安排在飞行上了。
现在他们纠正了这种偏向。
6月份，济南空军举办指挥员集训班。
当时这个部队某团正在进行空战课目训练，很需要带队长机。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抽出两名正在担任长机的大队长参加了集训。
对一些有发展前途的年轻指挥员，他们作重点培养。
现在这八名年轻指挥员都能胜任正常指挥任务，有的还有较强的特殊情况处置能力。
（仲崇设）
作者：李慎明苏新发
版面：头版
风雪中，一辆军用卡车载着四名年轻战士，在艰难地向冰峰雪岭深处的某边防站爬去。
他们就是被边防战士誉为“帕米尔高原放映尖兵”的乌鲁木齐部队边防某团放映组的同志。
缺氧、高寒、交通不便，帕米尔啊，你给边防战士带来多少不便！
为了让我们可爱的祖国卫士生活得好，放映组的同志想方设法，把欢乐送到哨卡。
他们担负的放映点，平均海拔三千五百米以上，如果把所有的放映点都跑一遍，行程长达一千多公里。
要保证每个边防站都能按规定看上电影，这副担子可不轻啊！
第一任放映组长温体越曾昏倒在放映机旁；
现任放映组长刘国琪入伍几年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跑边防、钻山沟上了；
上一任组长石汉武一次连续放映两昼夜也不下机；
驾驶员杜家财一有时间就爬到车底下，擦擦这儿，修修那儿，行车近十万公里从未出过事故。
边防战士们说得好：“一年四季，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我们放映组的车轮总是转啊，转啊，从来没有停过。”
有一次，电影车送修了，放映员郭龙书、王全福就到处搭便车，照样一场不少地保证了边防连队每月看四部电影。
有一个放映点不通车，途中还要过四道冰河，爬一个达坂，他们每次都骑着骆驼去放映。
有的地段下雪后路面太滑，骆驼不敢过，他们就用衣服兜土垫路，坚持把电影及时送到哨卡。
为了让战士们看好每一场电影，放映组的同志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
道路不平，车辆颠簸，他们专门制作了防磕碰的机器箱，每次行车总是把易损机件抱在怀里。
一次，他们下边防放映途中车子陷进了水沟，洪水不断上涨，眼看就要淹没机器和影片，情况十分紧急。
放映员姜国福奋不顾身跳进洪水中，把放映机和影片逐一搬到岸上，保证了安全。
还有一次，放映组在途中遇到了大雨，为了保护机器，放映员郭龙书和王全福把皮大衣盖在机器上，他们自己让雨淋了一路。
放电影是他们份内的工作，但只要是为了边防，不管是份内份外，他们总是抢着干。
有回放映组到达七连时，正赶上连队施工，他们一下车就跑到了施工现场，和战士一起干起来了。
驾驶员杜家财为了让连队战士都能看上电影，经常替连队站岗放哨，人们都叫他“义务哨兵”。
帮助边防连队传递信件，购买生活用品，早已成了放映组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李慎明 苏新发
作者：王科军张德才
栏目：工作研究
最近，我们下部队了解训练情况，发现一种倾向：有的单位在组织指挥员战术集训、分队战术训练和合成军协同作战演习中，不论是图上想定作业，还是现地实兵实弹演练，选择的地形大多是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
搞防御的，选的地形往往是易守难攻；
搞进攻的，选的地形又往往是易攻难守。
地形，是敌对双方作战的必要条件，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
防御的一方占据了有利地形，有时能造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进攻的一方占据了有利地形，有时能选成“居高临下，犹如劈竹”之势。
这样说，只是强调一下地形的重要，并不意味着占据了有利地形就必然稳操胜券。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越军隐蔽于高山丛林，又有天然洞穴做掩体，地形可谓有利；
然而，我们一采取小群多路，挖“地老鼠”的办法，就制服了他们。
这就证明，在不利地形上只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困难，仍然可以取胜。
战争是极其复杂的，在不利地形上作战是常有的事。
我们在平时的训练中，既要学会在有利地形上同敌人作战的本领，更应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学会在不利地形上同敌人作战的本领。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战场上取得较大的自由权，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不能把阵地防御与地形之利划等号。
有些领导同志觉得，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我们在未来战争初期主要是以阵地防御的作战形式与敌人作战，而防御作战对战场有较大的选择自由。
因此，不重视在不利地形上进行战术演练。
这种把防御作战与有利地形等同起来的看法，是片面的。
固然，防御能够选择预定战场，占据有利地形，这是一个突出的优长。
但是，这只是从战争的全局出发，把进攻和防御这两种作战形式加以比较而言的；
并不是说，防御者在每一个地点，每一个时间都能独享地形之利。
从预定战区的地形特点来看，整个战区地形有利于我不利于敌，可是，在局部地区也有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地形。
我们还应当看到，未来战争初期，我们虽然主要是以阵地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同敌人作战，但必须辅之以运动战、游击战这些带有进攻性质的作战形式。
战争中期和后期，主要是靠进攻战消灭敌人。
这就决定了我们非得学会在不利地形上同敌人作战的本领不可。
即使是担负防御作战任务的部队，其中也有依托阵地坚守的，有机动作战的，还有打空降和打不远离阵地的运动战的。
这也决定了我们非得学会在不利地形上同敌人作战的本领不行。
要改进训练方法，不能把在院校和上级战术集训中学到的东西，照搬照套到部队训练中来。
有些单位之所以喜欢在有利地形上搞战术演练，大多是因为这些单位的领导干部在组织战术演练中，搬用的是在院校和上级战术集训中学到的一套。
院校和上级战术集训中搞的攻防战术科目，为了说明问题，便于理解战术原则，往往选择在比较典型的地形上进行。
这在院校学习和上级战术集训中是可以的。
但如果把它照搬照套到部队训练中来，那就势必要脱离实际。
因为各部队战区的特点不同，实际的地形要素比那几个典型地形要复杂得多。
因此，我们应当从本部队战区的地形特点出发，灵活地运用院校学得的战术原则，特别是要学会在不利的地形上怎样选择阵地，怎样利用和改造地形，怎样部署兵力和配置火力，怎样灵活运用战术等。
要有计划地变换训练场地。
部队战术演练，每年都是按上级的统一安排到指定的训练区域内去搞，常常是在相同的地形上搞演练。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各级首长和机关在确定各部（分）队战术演练区域时，要长远计划，科学安排，不断调整、变换部（分）队的训练区域和场地。
今年这个部（分）队在这个区域，这个地形上搞；
明年这个部（分）队又到那个区域、那个地形上搞。
这样，每个部（分）队在各种复杂的地形上都能得到训练。
要改变考核方法，不能以一种考核标准衡量各种地形上的战术演练。
地形特点不同，战术演练的组织方法和效果也不一样。
在不利地形上进行战术演练，其组织实施要比在有利地形上难度大得多，战术思想和战术动作也不如在有利地形上好体现。
因此，各级领导机关在进行战术演练科目的考核验收时，不要拿一个标准去套。
有利地形和不利地形，山地、平地、水网稻田地、沙漠草原地都应有所区别。
作者：郑旷/肖春明
本报讯 南京政治学校以《决议》为指导，认真加强政治理论教学，初步摸索到一些经验。
大家通过总结教学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明确了以往政治理论教学深不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上没有统一认识，遇到理论难题往往是“跳过去”或“绕道走”。
《决议》中阐明的基本结论，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理论教学指明了方向，也为解决近几年来理论教学中的难题提供了科学依据。
他们用《决议》统一思想，认真清理和修改过去教学中过了时的结论，用《决议》中的观点代替原来不准确的观点；
适当调整了教学计划和课程内容，使教学内容与《决议》的基本结论一致起来；
用《决议》中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克服以往政治理论教学中的片面性。
过去政治教学中，在估价建国三十二年来经济建设时往往讲成绩少，比较笼统；
讲错误多，比较具体；
讲失误教训细，比较详细；
讲成功经验少，比较概括；
批左倾思想，但忽视了对右的和其它错误思潮的批判。
这些片面性，都已经从教学思想上得到了清理。
他们在教学实践中，按照《决议》精神做到既讲错误，又讲巨大成就；
既讲失误教训，又讲成功经验；
继续批左的指导思想，又重视批右的和其它错误思潮，用《决议》的基本结论，统一学员的思想。
过去在理论教学中遇到的七十多个难题，通过学习《决议》，大多数已找到答案。
《决议》发表以来，他们还针对教学中出现的新的难题，写出了二十多篇学术研究文章和体会文章，并把这些成果运用到教学之中。
其中，有十五篇已被报刊采用。
学员普遍反映，用《决议》指导理论教学，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领会得更深刻了。
（郑旷、肖春明）
作者：彭质文/盛沛林
本报讯 西安政治学校在教学中，不断加强同部队的联系，紧密配合，密切协作，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最近，在学习《决议》时，他们抽调党史教研室十多名教员到驻陕部队进行宣讲、辅导，既帮助部队解决学习中的难题，又了解部队的实际情况，从而充实和丰富了学校教学内容，改进了教学方法。
西安政治学校主要担负部队机关政治干部、理论教员和政治指导员的轮训与培训任务，学员来自全军各部队，毕业后又返回部队工作。
因此，学校重视加强同部队的联系，争取部队的支持和帮助。
他们利用招生、分配毕业学员等机会，主动向部队了解情况，征求意见。
学校还先后三次派人到几个野战军和省军区、铁道兵、基建工程兵等单位，调查了解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现状和招收对象的特点、素质，听取部队对办学方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以及培训对象的意见和要求。
有一次，他们派人下部队了解情况，发现有些干部战士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例如农村实行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存在一些模糊认识。
回来后，他们便对政治经济学课程进行了调整充实，在教学中注重引导学员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正确理解党的经济政策。
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还多次到兰州、北京部队学习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鲜经验。
北京部队优秀指导员薛晓明、政治委员赵言舟在做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有创新，他们就登门求教，汲取好经验，贯彻到政工教学中去。
学校还专门邀请昆明部队某军领导同志来校介绍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请武汉部队、兰州部队政治部和一些野战军的领导同志来校做关于机关政治工作业务的专题报告。
这个学校和部队挂钩，把院校教学和部队建设联系起来了。
三年多来，他们多次派出教学骨干到兰州部队某军、陕西省军区、铁道兵驻西安办事处等单位，担负一些读书班、轮训队的理论辅导任务。
学校在物质方面有困难，驻地部队也大力帮助解决。
部队的同志说：“我们把‘苗苗’送到学校，学校把‘苗苗’培养成材，部队和院校确实是‘两亲家’。”
（彭质文、盛沛林）
作者：倪莫海/于道明
这次被分配到基层工作的转业干部，有很多是入伍时间较长的老同志，他们不向组织讨价还价，以身作则，带头服从分配。
1958年入伍的营长许潘永，这次分到远离县城的一个公社派出所，当领导上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今年干部转业数量大，地方安置有困难，但大部分同志被安排到县以上单位，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军队干部的关怀。
我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同志，更要体谅国家的难处。”
对于家庭成员思想不通的，转业干部本人积极主动地做好思想工作。
副教导员张焕北被分配到离县城较远的一个劳改队工作，爱人想不通，待业的女儿也嫌爸爸干的工作名声不好听。
张焕北对爱人和女儿说：“我经常教育战士正确对待革命分工，现在轮到自己了，怎么能挑肥拣瘦呢？”
他耐心地给爱人、女儿讲道理，打通她们的思想。
同时，他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成绩突出，受到上级通报表扬。
一部分家庭有些实际困难的同志，也都能以革命利益为重，服从地方的安置，集中精力搞好学习。
（倪莫海、于道明）
作者：齐国
作者：孙其海/王春升
这个队的同志对分到政法战线工作，深感责任重大，都决心充分利用现有的学习时间，努力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上课时，大家聚精会神听课，下课后，每人都把听课内容重新整理一遍，抄写清楚。
他们除了学好统一发的教材外，还利用课余时间自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问答》、《民主与法制》、《法律小词典》等十几种课外书籍，加深理解课堂学习的知识。
司法队的优秀成绩是同志们克服种种困难，刻苦学习所取得的。
师司令部收发员张素萍，家里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无人照看，开始她每天跑六七里路抱着孩子来上课，后来老家来人帮她看孩子，她每天早出晚归，从不迟到早退。
这次考核，她取得了优秀成绩。
政治处副主任张桂祯是1957年入伍的，当了十二年的副主任，这次被分到一个边远公社法院，他愉快服从。
学习中他认真听课，经常利用课余时间整理笔记，默背民法原理。
大家说他取得优秀成绩比年轻人要多付出一倍的气力。
（孙其海、王春升）
作者：刘志清张树清
栏目：今日特种兵
晨之歌
科尔沁草原的夏日，曙色刚刚驱走黑夜，战士们便三三两两走出营房，消失在灰蒙蒙的晨雾中。
“7021、4012……”各种各样的嗓音交织一起，打破了草原的宁静。
这是吉林省军区守备某师炮团指挥连的报话兵在练背密码。
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唱出了一天中第一个优美的乐章。
报话兵机下密语通话要快速、准确，这是实战的要求。
年轻的报话兵们都深深懂得，要达到这一标准，只有下功夫苦练，为了成为时间的优胜者，他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死记硬背。
当初，一些战士也曾有过畏惧和自卑。
那么多密码，要见码成文，见文成码，咱脑瓜笨，能行吗？
对此，班长孙玉恒总是给大家讲起“刘福颜笨功创能手”的故事。
小刘去年入伍，刚拿起密语表，有一大半字不认识，心里暗自泄了气。
孙班长看出了他的心思，同他结成帮学对子，发动骨干帮助他攻克难关。
小刘是个要强的小伙子，他没日没夜地写呀背的。
年末，小刘机下密语成绩超过优秀标准，成为二级技术能手。
孙班长讲的故事，渐渐在大伙心中扎了根；
刘福颜的“笨功夫”精神，也在无线排传播开来。
艰苦的训练生活开始了。
如果你来到草原，有幸看到他们背诵密语的场面时，你一定会从他们的语声中，听到另一种心声：珍爱这美丽的早晨，珍惜这火红的青春吧！
骄阳颂
草原上的报话兵们，专爱选恶劣的天候训练。
夏天，烈日当空，没有一丝风，整个草原闷在巨大的蒸笼里。
越到这时，战士们越来劲，身背报话机，汗水淋淋，脸上手上不时被蚊子、小咬叮起一个个大包，这些他们全然不放在眼里。
就说“机下练习明密报底”的产生吧，那还是副连长柏承志和同志们研究、改革的成果。
1978年夏天，柏承志当班长的时候，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感到速度没有多大的突破，便和同志们总结摸索，编写出“机下练习明密报底”。
这种方法打破了原密语表的程序，重新编排，使每个词反复在报底上出现，从而加大训练难度。
这种训练方法为有一定基础的报话兵插上了翅膀，训练成绩顿时突飞猛进。
年末师里组织报话员考核，他们的成绩名列前茅，柏承志获得全师机下密语通话第一名。
是的，骄阳晒黑了报话兵的皮肤，但同时，又赋予了他们纯熟的技术。
按报话员成绩评定标准，三分钟收发一百组为优秀，指挥连的报话员全部达到这一标准，其中半数同志只用四十秒。
小夜曲
这里没有著名作曲家舒柏特《小夜曲》的乐章，却有另一番动人心弦的意境。
夜练开始了。
报话兵们披着漆黑的夜色，向高山阵地进发。
这是一座陡峭的山峰，莫说背着二十多斤重的机器，就是徒手爬上山顶，也会气喘不已。
可是我们的报话兵全副武装到达阵地后，就立即开机联络：“黄河黄河！
我是长江。”
呼吸平稳，语气沉静，动作轻捷，好象在白昼，在平野。
但你可曾知道，这一切都是他们用汗水换来的。
他们在荆棘丛生的山顶上踩出了一条条羊肠小道，在泥泞的沼泽地里印满了一串串的足迹……
此刻，新战士冯健和班长姜春衡正在按实效距离沟通。
突然，耳机里一团杂音，是“敌人”在施放干扰。
他俩凭着平时练就的抗干扰技能，透过刺耳的干扰，继续进行联络。
片刻，小冯觉得耳机里口音异常，他警惕地询问对方暗令，只听对方支支吾吾，无言以对。
小冯立即判断出，是狡猾的“敌人”一计不成，又施一计，冒充我机，从中作祟，以假乱真。
于是，他和班长巧妙地按原来预想的方案调频，甩掉了“敌人”的纠缠。
夜，繁星闪烁，战斗胜利结束了，报话兵出色地完成任务返回了驻地。
“同志们，来一支快乐的曲子，庆贺我们的胜利！”
一个战士的话音刚落，几个带着口琴的战士便欢快地吹奏起来：“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啊，这是报话兵心中的“小夜曲”。
刘志清 张树清
作者：何华景
作者：傅衍栋/王常仁
栏目：人物新闻
本报讯 八八七○九部队一机连器材员谢通明，时刻把国家财产挂在心上，避免了一次严重失火爆炸事故，使五十多万元的财产免遭损失。
最近，连队给予他嘉奖。
七月二十四日深夜两点多钟，被雷雨声惊醒的谢通明，隐约听到“啪啪”的异常声音。
是不是连队修理间、器材库电线漏电了？
强烈的责任感使他警觉起来，跑出来一看，紧挨着器材库和油库的修理间的两根电线直冒火花，已把屋顶的油毡和屋面板引着。
谢通明急忙跑过去切断了电源，又跑回连队叫起同志们。
在大家的努力下，及时把火扑灭了，避免了一场重大事故。
（傅衍栋、王常仁）
作者：王继贤
栏目：人物新闻
本报讯 总后勤部某工程部队一连志愿兵路会来，二十四年如一日，精心维护机械，被誉为“爱机模范”。
九月一日，部队给他记三等功，并通报表彰了他的事迹。
一九五七年，上级拨给一连一台电焊机，领导决定由路会来使用保管。
他刻苦学习业务技术，严守操作规程，对电焊机妥善保管，精心使用，及时修理，想方设法延长机械的寿命。
电焊机怕受潮，他就自备一块雨布，不管天阴天晴，用完后即盖好。
电焊机经常随作业点变动搬移，他又自己动手，用废料改装一辆特制的手推车，减少了电焊机来回装运移动时的碰撞。
由于他精心维护，这台电焊机工作了二十四年。
上级同时拨给所属其它部队的同类电焊机早已报废，他使用的这台电焊机仍完好无损。
八月中旬，部队有关技术部门对这台电焊机进行大检查，认为还可使用五年以上。
（王继贤）
作者：李树泉
栏目：人物新闻
本报讯 五二七七九部队六连技术员陈建喜，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
他负责技术工作的各条坑道，经过验收，均达到良好以上质量标准。
为此，他荣立了三等功。
陈建喜抓施工质量，丁是丁，卯是卯，半点不马虎。
一次，连队进行坑道被覆作业。
灌注前，陈建喜按照图纸认真地检查了配模和钢筋编扎质量，发现有个地方漏扎了钢筋，就立即拿起钢筋和铁丝，趴在拱顶上把它编扎好。
还有一次，连队进行灌注，运来一车水泥，急需卸下来。
一位连队干部主张停止灌注作业，大家去卸水泥，陈建喜当即指出灌注期间停顿，会出现施工缝，降低被覆层强度，影响工程质量，建议作业队继续灌注，抽出部分人员卸车。
连队干部采纳了他的正确意见。
（李树泉）
作者：晓竹
栏目：思想战线
在研究解决领导上存在的涣散软弱状态时，有的干部有些埋怨情绪：怨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其他各种错误倾向，给部队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怨某些有片面性的宣传，给部队思想工作帮了“倒忙”；
怨某些文艺作品内容不健康，助长了歪风邪气……。
这种埋怨情绪究竟对不对呢？
应该承认，这些埋怨确有事实根据。
对某些不健康的作品和片面的宣传表示不满，是正当的；
对于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有所抵制和批判，是应该肯定的。
广大干部尤其是政治工作干部，天天都在苦口婆心地做人的思想教育工作，对某些“帮倒忙”的事情，埋怨几句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要看到，如果只是停留在发感慨、怨别人上面，是不可能解决本单位存在的“软”的问题的。
与其埋怨客观，不如加强主观努力。
这里的关键，是要拿出行动来，用扎扎实实的工作来治“软”。
前些日子，讲到纠正不正之风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口号，叫做“从我做起”吗！
现在，要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战斗力，克服涣散软弱状态，也应当提倡和发扬这种“从我做起”的主人翁精神。
对于客观上的影响，如果过分强调，很容易掩盖我们的主观原因。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对一个单位一个人来说，能否抵制外来的不良影响，关键不在影响本身大不大，而在本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过硬不过硬，干部战士反侵蚀的能力强不强。
驻守在侨乡鼓浪屿的某部八连，受到外来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影响可谓大矣，但他们身居“南风窗口”，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常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有效地抵制了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袭和影响，连队出现了许多闪烁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动人事迹，群众赞誉他们是“海上花园好八连”。
我们有的单位所处的社会环境并不比八连复杂，为何思想教有的效果却会被一场电影就“冲掉了”呢？
原因不正是主观努力不够吗！
作为一个思想战线上的指挥员，与其埋怨别人，还不如先“怨”一下自己：我这里的思想政治工作究竟如何？
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得怎样？
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了没有？
当然，有一个良好的客观环境，更有利于部队开展思想教育工作。
但这个良好的环境，也须大家都“从我做起”才能创造出来。
别的单位会影响你，你这个单位也会影响别人，互相构成社会影响。
如果大家都从各自管辖的单位或部门出发，从各自负责的工作入手，主动去解决自己应该解决而又能够解决的问题，自觉克服本单位的涣散软弱状态，那么整个部队乃至整个社会的思想领导就会逐渐坚强起来，各种不良倾向就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制止。
相反，你看我，我等你；
光责怪别人，不反省自己；
要求别人做好，自己又不带头身体力行，那么，各个单位存在的涣散软弱状态何时才能改变？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一点，有的同志所以光埋怨客观，恐怕主要还是由于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
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贯彻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方针政策，在人们思想上提出了大量的新问题，也给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许多新课题。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在实际工作中的影响，我们一些同志至今还只习惯于用一个调子上政治课，按一个模式做思想工作。
对于如何在“思想解放”、“百花齐放”、“对外开放”的情况下，针对各种必然出现的错误思潮和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针对各种复杂的新的思想问题，摸索和做好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却往往不重视、不摸门。
面对那些外来的不良影响，往往束手无策。
在这种情况下，你强调要克服涣散软弱状态，他就埋怨外界影响对付不了，埋怨上级领导不给办法。
鲁迅有一段名言：“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
万不可单是不平。”
这些同志要改变涣散软弱状态，必须首先端正和改变自己的思想路线，继续清理“左”的影响，这样，才能以极大的热忱和兴趣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按照新时期的要求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其战斗力。
“坐着谈，何如起来行！”
让我们进一步振奋革命精神，为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领导，迅速改变涣散软弱状态，积极主动地、满腔热情地从我做起，从本单位做起吧！
作者：葛恒伟/李森
单位：济南陆军学校
栏目：思想战线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问题解答
答：
官僚主义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腐朽的思想作风，它违背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和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有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当然应该反对和克服。
但是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些干部身上存在的官僚主义，与旧社会中那种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以剥削压迫人民为主要特征的官僚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
有些干部滋长官僚主义的作风，主要是由于群众观念不强，调查研究不够，同时也与我们的一些制度和工作环节上还有某些缺陷有关。
有官僚主义的干部，绝大多数属于人国内部矛盾，应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思想教育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来逐步解决，而不能采取对待敌人的态度和办法。
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说过，反对官僚主义必须划清“延安”与“西安”即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否则，就会“从根本上犯了错误”。
“文化大革命”中，在如何对待官僚主义的问题上，恰恰违背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重要思想。
在党内左倾错误理论的指导下，对各级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一些官僚主义、特殊化等问题，无限夸大，任意上纲：许多领导干部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打成“党内的资产阶级”，受到残酷的打击、迫害。
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内斗争的原则，也不符合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的基本状况，严重混淆了敌我界限。
结果，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很大损失。
有的同志也许会说，“文化大革命”只是在方式方法上有缺点，但它要反对官僚主义，冲击和解决干部中的不正之风，这样一个“大方向”总应该肯定。
我们说，不能这样看。
“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标和“大方向”究竟是什么？
当时，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说得很清楚，这就是：要发动群众批判所谓“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与一大批混进党、政、军和文化领域等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作斗争，向那些已掌握了相当大的一个多数单位的领导权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可见，这场所谓“大革命”的根本目标和方向，并不是什么要解决领导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不正之风的问题，而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重新夺权，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这种“大方向”和目标，恰如《决议》所指出的，“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它只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混乱、灾难和倒退。
我们怎么能说“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就是要反对、冲击和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并且肯定它具有进步作用呢？
从实践的结果看，“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冲击掉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反而使它有了恶性发展。
本来，我们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三大优良作风。
有些干部身上存有官僚主义等问题，只要估计恰当，方法对头，也不难解决。
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却利用我们党的左倾错误，一方面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激烈的群众运动的方法，把许多热爱人民、作风民主、深入实际、努力工作的好干部罢官、撤职，与此同时，他们则“诱以：官、禄、德”，把一大批投机分子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并且大肆宣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庸俗的思想作风，大搞以帮划线，封官许愿，拉拉扯扯，使党的优良作风遭到严重践踏、破坏。
这样，“文化大革命”的实际结果，根本不是反对和冲击了官僚主义，而是削弱、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败坏了社会风气，官僚主义、特殊化等不正之风反而进一步泛滥起来。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有了恢复、发扬，党风和社会风气都有所好转；
但在一部分干部身上，也确实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采取适当的措施去解决，而不能再使用“文化大革命”中那种大轰大嗡、大批大斗的做法。
《决议》指出：“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
这是我们应该牢牢记住的经验教训。
可以相信，只要我们全党重视，采取恰当的方法，就一定能够逐步割除官僚主义这个毒瘤，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一定会大大发扬起来。
济南陆军学校 葛恒伟、李森
作者：乔建忠
栏目：思想战线
某团今年事故较多，上级要他们写一份报告，分析原因，堵塞漏洞。
起草报告的一位军务参谋犯了愁，去找团长请示怎么写。
团长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走！
到下面去听听反映。”
他们到基层开了二十多个座谈会。
干部战士你说我议，给团里领导以及机关提了不少意见，找了许多原因，也帮助想出了一条又一条堵塞漏洞的妙计良策，军务参谋笑了，拍了拍脑袋说：“下面看问题真准哪！”
有句古语说：“屋漏在上，知之在下”。
意思是：修补漏屋，在屋顶上看，瓦片排列整齐，很难找到漏洞；
而从下朝上仰望，漏洞就很容易发现。
那位团长，工作中出了问题，到连队去找原因的做法是对头的。
因为基层的同志对于上面工作中的漏洞，往往是看得一清二楚的。
有人说：“基层的情况是领导的一面镜子”，此话不无道理。
“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寓意并无艰深之处，然而我们有些同志却未必懂得，也不会做。
他们工作中出了问题，有了漏洞，不是到基层去请群众“横挑鼻子竖挑眼”，而是少数人坐在办公室里左分析，右分析。
这样做也许能找到一些大的漏洞，但一些若明若暗的漏洞就不容易发现，结果往往是“补了大洞，漏了小洞”，有时甚至把漏洞的位置找错了，该补的不补，不该补的倒补上了。
这样的同志，难道不应劝其走下“屋顶”，进到“屋里”，扎扎实实地搞一番调查研究么！
当然，寻找工作中的漏洞较之于漏屋找洞要难得多。
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放下官架子。
倘若我们懒于下去找“漏洞”，或者虽然下去了却并不虚心求教，听到几句刺耳的话，就一蹦三尺高，这样，难免还会两眼一抹黑，或者身在屋中不见漏。
我们看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万里迢迢，下到工厂农村，向群众请教.调查研究，解决问题，制订政策，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倘若我们的各级领导者都能仿效，蔚然成风，我们的工作一定能做得更好。
作者：董祥坤
栏目：思想战线工作方法杂谈
最近看到某单位的一份文件，里面针对当前部分战士不安心服役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解决的办法。
为了推广，我们又特意到这个单位了解文件下发后的反映。
接触到的人，几乎无不称赞：“这份文件很管用。”
连队的同志还一再表示，欢迎上级多发这样的好文件。
一份普普通通的文件，为什么受到如此欢迎呢？
就因为它不仅提出了任务，而且交给了如何完成任务的具体办法。
现在，有的文件往往通篇是任务和要求，对怎样完成任务却一句不提，即使讲了，也是几条干巴巴的原则，这样的文件不受欢迎是在意料之中的。
“上级布置任务，下级想法落实，这有什么错？”
作为具体落实单位，确实不应一切坐等上级拿办法，吃现成饭，而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想方设法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但这决不能成为我们发文件时只提任务不交办法的一种借口。
我们不是一直讲领导机关要为连队服务吗？
你只管把一个一个的任务往基层压，却一点不想着连队能不能落实，怎么去落实，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来指导和帮助他们，这究竟是在为连队服务还是在出难题？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就讲过“过河”与解决“桥”和“船”的关系问题。
一个劲儿地催连队“过河”，却不帮他们找“船”搭“桥”，能说是好领导吗？
光提任务，不交办法，看起来是个工作方法问题，实际上也反映了一种不好的作风。
这就是过去一些年里形成的一种光空喊不落实的坏习气。
那些年里，听到上头有了什么精神、指示，或者布置了什么任务，首先想到的就是赶紧表态，调门越高越好，行动越快越好，至于采取什么措施真正落实，那就不管了。
于是，一份又一份空喊的文件只是用作压抽屉了。
这在林彪、“四人帮”横行之时，倒也不失为是一种对他们消极抵制的办法。
但现在可不该如此。
搞现代化建设，非得真干实干不可。
光空喊，别说到2000年实现不了四化，恐怕再过2000年，四化也实现不了。
可惜我们有些同志的作风却似乎并未随着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而迅速转变，依然习惯于当“原则领导”，满足于照抄照转，对于落实的办法考虑甚少。
办法从何而来？
“脚板底下出办法”。
只要我们真正深入实际，扎扎实实地调查研究，办法就会源源而出。
这些道理谁都懂，问题全在做。
所以，说来说去关键还在有没有真把心思用到部队的现代化建设上，有没有一股苦干实干的劲头。
作者：左文恕
栏目：思想战线
“站好最后一班岗”，这是即将退伍的老战士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善始善终的豪迈口号。
现在，我们有一部分干部要转业了，此时此刻，该怎样要求自己呢？
有的同志提出：临“解甲”之前，要给部队“上好最后一堂课”。
这个要求提得好！
“上好最后一堂课”，当然不仅仅是指你站在讲台上来它个“一二三四”什么的，主要是希望你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用一个经历过多年军营生活的老战士应具备的优秀思想和良好作风去教育和影响部队。
我部三炮连排长曾祥明，曾被一次意外爆炸炸坏了双手。
当组织上确定他转业以后，仍然尽力工作，连队修鸡圈，他不能上山搬石头，就帮助砌墙、和泥；
连队种菜，他不能挖地，就用三个指头栽菜苗；
连队搞大扫除，他把扫帚夹在腋下，靠身体移动一下一下地扫。
最近，他正在整理《兵器理论》，准备留给连队。
曾祥明同志用自己的模范行动给战士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但是，也有的同志不是这样。
当组织上决定他转业以后，一夜之间判若两人，连队的日常工作他撒手不干，军装还没脱掉，他就变成了老百姓，什么军容风纪、组织纪律、政策规定，对他似乎都不大起作用了。
这些同志的“最后一堂课”就“上”得不大好。
“反正是快离队的人了，稀拉一点关系不大。”
这样来原谅自己恐怕不好。
目前，在一些单位，由于个别即将转业的同志行为不够谨慎，已经在战士中产生了消极影响。
有的战士说：“干部也就是那么回事”，“到头来还不是原形毕露”……。
同志，当你听到这些反映后又作何感想？
过去，你也许工作积极主动，在战士中享有较高的威望；
你也许针对战士的现实思想，不厌其烦地讲过许多革命道理；
你也许因为个别战士不能善始善终，而想方设法教育他们“站好最后一班岗”。
那么今天，你自己怎能甘愿给战士留下一个虎头蛇尾、言行不一的形象呢？
你给部队留下的这种不良影响难道“关系不大”吗？
当然，一个即将转换工作环境的同志，会有这样那样的实际问题需要解决，有些移交工作需要处理。
这期间，组织上不能苛求他们与在职干部完全一个样。
但是，我们自己却应当牢记，既然我是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带兵的人，任何时候都要有一个带兵的样。
部队有个说法，叫作“新兵看老兵，战士看干部”。
我们的干部是战士的师表。
我们过去为部队建设做出过不少贡献，今天，在离开火热的军营之前，仍然应该给部队留下一个让战士仿效的榜样。
因此，希望即将转业的同志们以对部队建设应有的责任感，给战士们“上好最后一堂课”吧！
作者：勋国
栏目：思想战线星火小集
最近国务院召开了一次全国工交工作座谈会。
会上，不安排与会无关的活动，不搞形式主义，不搞特殊化，整个会议开得十分紧凑。
会风为啥这样好？
原来主持会议的领导同志坚持一条：“党风就是我们的会风”。
党风就是会风，这是顺理成章之事。
因为党风应贯彻于党的一切活动和党员的具体行动之中，开会当然不能例外。
会风不好不仅使会议开得松松垮垮，还滋长了讲排场、比享受的不良风气。
“少数人在小范围搞点特殊化影响不大，只要会后能抓好工作就行”。
其实不然。
到会的人虽少，但都是领导骨干，他们在会议期间沾上的不正之风，很快会传播到会外去，产生不良影响；
更何况领导作风不正，也不可能振作精神，抓好各项工作。
因此，从端正会风入手端正党风，不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办法。
作者：覃醒荣
栏目：思想战线星火小集
全国劳动模范、青年厨师陈爱武继去年揭发丰泽园饭庄吃“客饭”的事件之后，最近又揭发了北京市第一服务局“五讲四美”检查团违反《准则》吃特殊饭的问题。
广大群众称赞他是“无私无畏的党的哨兵”。
纠正不正之风，当然要靠各级领导以身作则，自觉带头遵守《准则》。
但是，现实生活中总有少数单位和个人明知故犯，我行我素，缺乏自觉性。
对此，必须有一批为维护我们党的党风“站岗放哨”的同志，发现谁个搞不正之风，就及时向上级报告和揭发。
这是纠正各种不正之风所必不可少的。
《准则》强调：“必须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党内和党外相结合的方法，加强党组织和群众对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的监督。”
可以设想，如果不仅在丰泽园，而且在其它凡有可能搞歪门邪道的地方和部门，都有象陈爱武这样的“哨兵”时刻警惕地监督，那么，任何不正之风都是可以纠正和克服的。
栏目：思想战线理论之窗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一些同志就毛泽东同志对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作的贡献进行了研究，这些同志的意见是：
一、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列的论述，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科学概括。
二、毛泽东同志对实践的含义和内容作了新的概括。
三、毛泽东同志把马列提出的实践是认识论的基础的原理具体化了。
四、毛泽东同志具体地论述了列宁关于认识的辩证途径的原理。
五、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列的论述，把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又一贡献。
六、毛泽东同志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并把这一原则运用于各项实际工作中，极大地丰富和具体化了这一原则的内容。
（摘自《哲学研究》1981年第5期）
栏目：思想战线理论之窗
今年广东哲学学会就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有关问题，举行了两次讨论会。
讨论中涉及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有以下几种意见：
（一）认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归根到底就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
物质文明是本原、第一性；
精神文明是派生的、第二性。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本原与派生、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
精神文明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发展，精神文明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对物质文明有反作用。
（二）认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根源于生产方式，归根结蒂是由生产力决定的。
它们是属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三）认为任何社会都有三种生产，即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生命生产。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分别产生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是社会的两种生产，是两个不同的层次。
它们是同时产生和存在的，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四）认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不能是本原与派生、第一性与第二性、决定与被决定、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而只能是相适应和不相适应的关系。
（五）认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是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
最后一种意见认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不论是决定与被决定、反映与被反映、制约与被制约、相适应与不相适应等等，实质上是一致的，都离不开哲学的基本问题的原理，只是分析的角度不同罢了。
（据《新华文摘》1981年第8期）
栏目：思想战线理论之窗
前不久，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首届年会，对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归纳起来有四种意见：
（1）活生生的、现实的、作为诸种社会关系总和的负担者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目的。
理由是：第一，从产生历史过程来看，马、恩实现自己世界观的转变，创立新世界观的历史起点，可以说就是从研究人的本质和人的解放问题开始的。
第二，从实现目的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实现的是无产阶级以至全人类的彻底解放。
（2）人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历史起点，但不是他们创立新哲学的逻辑起点。
新哲学的逻辑起点是实践。
因为：第一，实践是人的本质的决定因素，实践观的确立使人的问题得到了科学的说明。
第二，实践是主体客体统一的桥梁，实践观的确立从理论上实现了主体客体的有机统一。
第三，实践观的确立结束了自然观、认识论、历史观相割裂的状况，使三者成为完整的统一体。
（3）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不是人，只能是物质生产、经济关系。
从形成过程看，马克思的确有过从人本主义出发研究问题的阶段，但从1845年《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就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物质生产和经济关系出发来阐述社会历史了。
马克思关于人的观点，经历了几个阶段：理性、思辩的人，现实的人，即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我们绝不能把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阶段，孤立地抽象地夸大为成熟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来反对从抽象的人出发的。
只有从经济关系出发，才能弄清什么是人的权利，什么权利是合理的；
离开经济关系的分析，甚至连谁革命谁反动都分不清。
把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权利当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中心，实质上是抛掉历史唯物主义。
（4）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有两个出发点。
马、恩创立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不是人，而是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这种活动赖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
然而马、恩在早期经历了一个急剧的思想转变过程，其中最根本的转变是从抽象的人的观点转变到现实的人的观点。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实际上有两个出发点，一方面，从无产阶级所处的现实经济地位出发；
另一方面，又是从理想化、抽象化了的人的本质出发。
和这相适应，也存在着两种逻辑，即从现实出发的客观的逻辑和从人的抽象本质出发的思辩逻辑。
这个出发点和逻辑上的矛盾构成了马、恩早期著作的基本特点，而随着他们对经济关系和物质利益问题的深入研究，最后终于克服了这种矛盾，于是就完全抛弃了抽象的人的出发点而采取了现实的人的出发点。
（据8月24日《文汇报》）
栏目：思想战线理论之窗
近年来，我国经济界对兴办农工商联合企业是不是当前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持否定态度，认为社会越进步，分工就越细，专业化程度也越高；
如果兴办农工商联合企业，一个单位既搞农业，又搞工业，还搞商业，这是向“小而全”、“大而全”发展，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因而不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兴办农工商联合企业，是当前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因为，就我国来讲，生产力还没有达到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国家的水平，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认识和自觉运用客观规律，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既发展分工和专业化，又加强协作和联合经营，这样既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又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病。
为了加快农业发展和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增加农业资金积累，安排多余的劳动力，而实行农工商联合经营，兴办联合企业，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大措施。
（据《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
作者：金同珍
栏目：新中国的新兴工业（1949-1981）
人们防病、治病、康复保健、计划生育所用的药品，通常分为中药和西药两类。
中药在我国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兴旺发达起了重要作用。
西药即化学药品，在我国生产、应用的历史，相比之下要短得多。
化学制药作为一门工业，基本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从无到有，由小而大，迅速发展起来的。
旧中国——“黄金有价药无价”
解放前，我国长期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外国帝国主义一面对我国宝贵的药材资源进行野蛮掠夺，一面又以大量“洋药”向我国倾销。
日本的仁丹，德国的阿斯匹林，英国的苏打、鱼肝油，美国的凡士林……充斥了我国城乡的广大市场。
据当时海关统计，1946年向我国倾销化学药品的有二十五个国家，总值达一千八百多万美元。
而国民党政府从来没有投资办过药厂。
我国沿海大城市仅有的一些作坊式的私营小药厂，从厂名到生产结构都深深地打上半殖民地的烙印，例如什么“中英药厂”、“中法药厂”、“华美药厂”等等，名为“药厂”，实际上只能靠进口原料药加工一些较为简单的针剂和片剂。
在这种状况下，我国广大农村和城镇严重缺医少药。
“黄金有价药无价”，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
据有关史料记载，解放前夕的北京，一两黄金只能买三、四瓶链霉素。
广大劳动人民有病无药医，有药没钱买，天花、鼠疫、霍乱、疟疾、伤寒、血吸虫病、黑热病等各种传染病和地方病，长期流行，严重危害着人民的健康。
仅疟疾，全国每年发病人数就有三千多万（当时全国人口为四点五亿），每年死于疟疾的人多达三十万以上，那时，我国人口的死亡率为千分之二十五，其中婴儿死亡率为千分之二百，是世界上人口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迅速的发展 巨大的进步
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保障人民健康的医药事业，遵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中西医药结合”的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积极措施，使我国的化学制药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在东北、华北、华东、西北、西南各地，人民解放军一进城，就以原来解放区的一些部队药厂为基础，接收利用了敌伪留下的一些破烂厂房，迅速扩建成一批制药厂。
经济恢复工作一开始，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封锁，解决医疗上急需的“盘尼西林”（即青霉素）供应问题，陈毅同志亲自抓了我国第一个抗菌素厂——上海第三制药厂的建设。
“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又重点建设了一批大型抗菌素和磺胺药厂。
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目前我国共有化学药厂一千五百多家，医药工业研究院（所）八个，大型药厂研究机构十四个，此外还有属于中国科学院系统、卫生部系统的一些药物研究机构，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规模、大中小企业结合、科研与生产结合、原料与加工基本配套的制药工业体系。
化学药品的生产不仅产量大幅度增加，而且门类品种日趋齐全，药品质量也不断提高。
现在，我国能生产的化学原料药已达一千多种，针、片等各种制剂药品达三千多种。
可以说，凡是外国有的、疗效肯定的、医疗上又需要的药品，基本上国内都能生产。
原料药和制剂不仅可以自给，而且有相当数量出口，许多产品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的声誉。
以磺胺药为例，它是最早应用于预防和治疗细菌感染的化学药物，1950年我国只能生产两个品种（磺胺脒、磺胺噻唑），总产量只有五吨多，到1960年，就能生产二十多个品种，总产量达到二千六百吨，1971年产量又增到九千一百吨，二十一年间产量增长一千六百多倍。
七十年代以来，由于抗菌素生产迅速发展，磺胺用量有所减少，但临床实践证明，磺胺药的一些新品种在治疗伤寒、菌痢、流行性脑炎、猩红热、肺炎、泌尿道感染等疾病方面，疗效比某些抗菌素更为显著。
目前，我国生产的磺胺药，不但质量好，而且成本低，品种、产量都占世界第一位，出口行销许多国家。
一切为人民着想
医药事业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仅是经济事业，更主要的是人民的保健福利事业。
医药部门的职工，把让人民群众有病用得上药、用得起药、用上好药作为自己工作的奋斗目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为了人民的健康，医药工业部门、科研单位用很大的力量创制和仿制了许多疗效好的新药。
如治疗结核病的利福平、乙胺丁醇，抗细菌感染的半合成抗菌素、增效磺胺，抗钩端螺旋体病的咪唑酸脂，防治血吸虫病的呋喃丙胺，等等。
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平均每年都有几十种新药鉴定投产。
一九八○年，全国共鉴定新药三十种，其中上海第五制药厂试制的“磷霉素”，是一种全合成广谱抗菌素，具有疗效高、毒性低的优点，目前世界上只有很少几个国家能够生产。
近年来，我国医药科研单位还积极致力于防治心血管疾病和抗癌药物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为了改善我国广大农村的医药供应，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组织药品下乡。
现在全国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医药供应网，其中县以上的医药批发单位有二千六百多个，县以下的医药专业经营点有五千四百多个。
此外，广大农村的公社卫生院和许多基层供销合作社都是药品的代销点。
建国以来，在发展生产、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化学药品的价格不断降低，大幅度的降价就有八次。
目前化学药品的销售价格比解放初期下降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计划生育药品和有些防治地方病的药品，还实行了免费供应，从而大大减轻了人民的经济负担，提高了人民健康水平。
这充分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由于社会主义医药事业的发展，一些在解放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有的已基本消灭，有的得到控制。
我国人民的平均寿命比解放前大大延长了。
当然，我国化学制药工业在发展中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目前同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相比，在生产条件、技术水平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医药部门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坚持按需生产，积极整顿药厂，大力提高产品质量，已经收到了显著效果。
今年五月二十二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医药管理的决定》，进一步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医药事业的性质、任务和基本政策，指明了我国医药事业的发展方向。
今后，我国的化学制药工业必将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更快地成长，为保障广大人民的身体健康，促进四化建设，振兴中华民族，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栏由金同珍撰文
西南合成药厂的技术人员在作药物分析工作。
图为湖北药厂全景（照片）
据新华社10月11日讯 叶剑英委员长10日打电报给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就尼泊尔遭受严重水灾表示深切同情和慰问。
电报说：“获悉最近尼泊尔中部和西部的一些地方发生严重水灾，致使人民生命和财产遭受损失，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陛下，并通过陛下向灾区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问。
我相信，在陛下的领导下，尼泊尔王国政府和人民定能克服这一灾害带来的困难。”
在辛亥革命时期，许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推翻清朝君主专制制度，争取民族独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
他们爱国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本报已专题介绍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现对其他几位辛亥革命著名人物作简要介绍。
陆皓东
陆皓东（1867——1895），近代民主革命者。
广东中山县人。
1895年与孙中山共同组织香港兴中会机关，计划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因叛徒出卖被捕。
陆皓东被捕后，遭受清吏的严刑逼供。
他宁死不屈，当庭挥笔写下一篇痛斥清政府腐败专制、投降卖国的“供词”，毫不隐讳自己决心推翻清王朝反动统治的决心和意志，慷慨表示“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
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始终未吐露一个同志。
清吏气急败坏，更施以钉子插手足和凿齿等酷刑。
他虽多次死而复苏，仍坚贞不屈，严厉呵斥清吏道：“你们虽以严刑加我，但我肉痛而心不痛，其奈我何！”
11月7日英勇就义。
孙中山后来称誉他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
黄兴
黄兴（1874——1916），近代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领袖。
湖南长沙人。
1904年2月与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组成华兴会，被推为会长。
1905年7月，黄兴与孙中山会晤。
他拥护孙中山联合兴中会、光复会和华兴会等革命团体，组成中国同盟会，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任执行部庶务，居协理地位。
同盟会成立后，黄兴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武装起义上。
1911年4月，与赵声领导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
4月27日晨，黄兴向党人写了绝命书，表示他效命疆场，视死如归的革命决心。
当日午后五时半，广州起义发动。
黄兴带领林时塽、方声洞、林觉民、朱执信等敢死队百余人，急攻总督署。
攻入后堂，发现总督张鸣歧已逃跑。
返出东辕门时，与水师提督李准调来的卫队遭遇，展开激战。
许多革命党人牺牲，黄兴受伤。
他仍指挥队伍奋勇杀敌，且战且走，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
后逃到香港养伤。
武昌起义后，他被推为革命军总司令。
1912年南京临时革命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黄兴任陆军总长。
1913年7月，黄兴由上海到南京，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流亡日本。
1914年夏，黄兴离日本去美国养病，仍积极策动讨袁。
1916年袁世凯死后回国，同年10月31日，因病在上海逝世。
章炳麟
章炳麟（1869—1936），号太炎。
浙江余杭人。
近代民主革命家、著名学者。
1897年开始政治活动。
1902年6月，他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驳斥了保皇派的改良主义谬论，宣传革命。
同时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
因此被清政府勾结上海租界当局逮捕，判处监禁三年。
1906年6月出狱后，孙中山派代表迎至日本，主编《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
后在东京讲学，发表学术论著。
辛亥革命后，于1911年11月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
“五四”运动后，他渐入颓唐。
1924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以讲学为业。
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他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强烈反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赞助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6月14日，在苏州病逝。
邹容
邹容（1885—1905），近代民主革命家。
四川巴县人。
1902年留学日本，参加留日学生爱国运动。
在章炳麟的帮助和影响下，出版了他在东京时就开始写的宣传民主革命的著作《革命军》，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
《革命军》号召推翻清朝统治，提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
这是当时中国系统地阐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第一篇著作。
《革命军》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起了“震聋发聩”的号角作用。
《革命军》的发行，引起清朝政府的恐慌与仇恨。
1904年5月，清廷判决邹容入狱二年。
1905年4月3日，邹容在帝国主义迫害下，死于上海租界狱中，时年方二十岁。
（未完）
新华社10月11日讯 我国渤海中日石油勘探开发合作区传来喜讯，又有一口探井出油。
这口井，是继今年5月中日合作打成第一口高产油气井之后的第二口探井。
它位于渤海南部海域，井位所在的海水深度为二十米。
今年5月22日开钻，9月12日完钻，钻井深度为四千米，是由我国渤海六号钻井船承包钻探的。
这口井从井深三千三百五十五米到三千四百四十七米，共有十个含油气层。
从9月20日到10月9日，对三个层段分别进行了试油。
试油结果折算日产原油三百六十多吨，天然气二万七千多立方米，原油含硫低，质量好。
石油专家对记者说，这口探井是在一个新的构造上打出来的，含油地层初步确定为中生代的砂岩，预示着可能找到一个新的油田。
栏目：学人民
新华社哈尔滨10月11日电 进入10月以来，黑龙江省六百多万职工学习齐齐哈尔市开展“万人拣黄金”活动的做法，在全省广泛开展“拣黄金”节约活动。
齐齐哈尔市发起的“万人拣黄金”活动，要求全市每个职工在今年最后三个多月里为国家节约百元或几十元。
中共黑龙江省委和省政府认为这一做法具有普遍意义，为此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党委和政府按照齐齐哈尔市的做法，迅速组织广大职工把这一群众性的节约活动开展起来。
通知指出，要全面完成全省今年工交生产计划，尤其是完成财政上缴任务，还存在不少困难。
但是，企业的潜力很大，“遍地皆黄金”。
问题是不少领导干部对企业普遍存在的物资、资金等方面的浪费现象熟视无睹，一提起要增加收入，又认为“潜力挖光，增收无门”。
这种状况必须坚决改变。
通知要求各地迅速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做出具体部署，组织好各企业、车间、班组的干部、工人制订节约目标，把节约指标作为实行经济责任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将节约成果同职工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推动群众性节约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新华社沈阳10月11日电 中共抚顺市委和市人民政府8日召开工业干部大会，热情支持本市二百多名劳动模范提出的开展“挖潜力，拣黄金”活动的倡议，号召全市职工鼓足干劲，埋头苦干，为完成今年国家计划和财政任务作出贡献。
这项倡议书是国庆节前夕作出的。
倡议书提出：一、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加“挖潜力，拣黄金”的活动；
以共产主义劳动态度，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
各行各业的职工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四化作贡献。
二、要针对本企业、本系统历史最好水平、国内先进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找差距，查漏洞，提措施，切实做到个人保班组，班组保车间，车间保全厂，工厂保国家，努力实现增产增收，减产也要力争增收，全面完成各项经济技术指标。
三、坚持勤俭节约的原则，从节约一块煤、一滴油、一滴水、一度电、一张纸、一颗钉、一分钱做起，积少成多；
坚持修旧利废，把各个角落的“浮财”收起来，把遍地的“黄金”拣起来；
每个职工都要做出节约规划，定期检查，保证实现；
要从每项设计、每道工序、每项施工、每项开支和办每项事业中查浪费、堵漏洞、求节约。
四、努力搞好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不断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搞好企业整顿，改善经营管理；
在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节约能源、降低原材料消耗、降低成本、大搞综合利用等方面，人人动脑筋，献计献策。
这个倡议发出后，得到广大职工的热烈响应。
目前全市许多企业已经行动起来，层层制订“挖潜力，拣黄金”的规划和措施。
新华社杭州10月11日电 浙江省金华市水电局会计陈克仁因贪污公款七万多元，最近被司法机关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陈克仁从1968年起，就趁十年内乱之机，利用工作之便进行贪污活动。
他从劳保用品到仓库物资，从几角钱的电影票到上千元的现金，都不择手段地捞。
十多年里，他共贪污公款七万三千三百零六元九角九分。
金华市司法机关现已追回赃款五万二千多元。
陈克仁的妻子吴凤丹，对陈克仁贪污一事，不仅知情不揭，而且还积极为他出谋划策，转移赃款，司法机关依法判处吴凤丹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本报讯 原公安部队四川省总队总队长杜灵同志，于1968年1月22日在执行任务返回途中，不幸光荣牺牲。
时年五十二岁。
杜灵同志1935年3月参加革命，同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华社开罗10月10日电 已故埃及总统萨达特的葬礼今天上午在首都开罗隆重举行。
覆盖着埃及国旗的萨达特总统的灵柩从玛迪医院由一架直升飞机运到开罗东南的纳斯尔城，然后放置在一个炮架上。
十一点四十五分，灵车在六匹马的牵引下开始向无名战士纪念碑的葬地移动。
埃及三军仪仗队在灵车前导引，一批士兵抬着大型花圈走在前头。
紧跟在灵车后面的是一支长长的送葬队伍。
埃及临时总统塔列布，总统候选人、副总统穆巴拉克，萨达特的儿子贾迈勒·萨达特以及内阁成员们走在送葬队伍的前面。
八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了今天的送葬行列。
中国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参加了送葬行列。
苏丹总统尼迈里，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法国总统密特朗和前总统德斯坦，西德总理施密特，美国国务卿黑格和前总统尼克松、福特、卡特以及许多国家的总理、副总理、外交部长等参加了送葬行列。
萨达特总统夫人吉汉·萨达特坐在纪念碑附近的台上，并接受参加葬礼的人们的吊慰。
大约下午一点钟，鸣礼炮二十一响，棺木徐徐放进陵墓。
这座陵墓是在穆巴拉克的监督下二十四小时内建成的。
在黑色的墓碑上刻着：“忠实的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总统，战争与和平的英雄。
他为了和平而活着，为了原则而在胜利日牺牲。”
在广场上陈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副总理姬鹏飞敬献的花圈。
广场外挤集着埃及各阶层人民群众，他们举着白色的旗帜和横幅，呼喊着：“我们将沿着萨达特指引的道路走下去”。
新华社开罗电 据开罗报纸9日报道，埃及总统候选人、副总统穆巴拉克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评论员发表了重要政策谈话，重申他将沿着已故总统萨达特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穆巴拉克谈到了埃及和美国的关系，他说：“如果没有美国，我们难以或者不可能达到已经取得的成就。
我们将坚持合作，甚至要大大加强同美国的关系。”
他希望美国给予更多的经济援助。
他重申，关于美国在埃及建立军事基地的问题，他将继续萨达特的作法，即拒绝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但同意提供军事设施。
他认为，目前中东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地区之一，欧洲各国和美国在这一地区拥有利益，因而美国不会放弃它的利益。
他敦促美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雷达预警飞机。
他说：“如果美国国会拒绝出售，那将产生不好的反响。
萨达特总统曾经指出，沙特阿拉伯是美国在阿拉伯世界最密切的朋友中的一个。”
“如果美国不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雷达预警飞机，那将使人非常沮丧。”
穆巴拉克在谈到埃及和以色列关系时说：“我们承担我们签署了的戴维营协议中规定的一切义务，不会背离这些协议。”
他说：“我们尊重我们的诺言。
我们已做出决定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我们将信守这一决定。”
他在谈到埃以关系正常化进程的速度时说：“这需要时间”。
关于埃及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问题，穆巴拉克持一种等着瞧的态度。
他说：“谁都不会给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制造任何麻烦。”
他说，在1982年4月25日以色列最后撤出西奈的日期前后，埃及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将会发生变化。
他说，对此，他不着急。
在谈到国内问题时，穆巴拉克说，主要的问题是粮食生产、住房和基本建设。
他说：“萨达特总统已经开创了门户开放政策，我们必须继续下去，因为我们没有其他途径。”
新华社开罗十月十日电 应埃及邀请出席观看十月六日十月战争八周年军事检阅的中国专家张宝玉同志，在发生袭击萨达特总统事件时不幸中弹受伤，不治逝世。
张宝玉同志为中、埃两国人民友谊献出了宝贵生命。
埃及有关方面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悼念，并把他隆重地安葬在开罗烈士墓。
前来参加萨达特总统葬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副总理姬鹏飞，在中国驻埃及大使刘春和埃及外交部公使阿赫迈德的陪同下，今天下午前往张宝玉同志的墓前献了花圈，并表示深切的悼念。
栏目：国际简讯
霍梅尼任命哈梅内伊为总统
伦敦发生炸弹爆炸事件
这枚炸弹被安放在一辆停放在伦敦市中心军营外的货车内。
这是自一九七九年艾雷·尼夫议员被炸死以来，爱尔兰共和军在不列颠制造的第一起造成死亡的炸弹爆炸事件。
智、美海军联合演习
洪都拉斯和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据新华社东京10月9日电 日本《产经新闻》今天援引有关方面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苏联在萨哈林（库页岛）新设空军司令部。
报道说，这件事表明，苏联正在远东地区步步加强“临战态势”。
这家报纸指出，苏联为了加强远东军的指挥系统，已经在1978年底在贝加尔湖附近建立了远东战区司令部，以便统一指挥远东军区、外贝加尔军区、西伯利亚军区、驻蒙古部队以及海军和空军。
这次新设空军司令部也是加强远东统一指挥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