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邬坚毅/刘德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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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部队某师党委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敢于解决部队党的政治生活中那些棘手的问题，有力地提高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
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某些涣散软弱状态，是该师党委在学习《决议》中联系的实际问题。
当前全师范围普遍存在、亟待纠正的，是对不良倾向不敢批评，甚至对违法乱纪行为不敢处理或处理不力，特别是对干部的管理教育不力。
某团一位领导干部，由于忽视思想改造，律己不严，随着职务的上升，严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家属子女长时间和左邻右舍不团结，他不严加管束教育，有时甚至姑息放纵，以至发展到动手打人，在群众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明显地损害了领导班子的团结和部队的建设。
类似这样的事使师党委成员们很受触动：问题存在不止一天两天了，能管的不想管，想管的不敢管，一怕得罪人，二怕撂挑子，因而迁就敷衍，久拖不决。
再拖下去，既要害了干部，也要脱离群众。
他们下决心从帮助这个干部改正错误着手，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
8月中旬，师党委派出师长康虎振、副政委许甫、政治部主任郑任等领导干部，带着工作组来到该团。
他们首先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先后找了团的八名领导干部、七户家属子女和部分干部战士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实事求是地查明了事情的起因、经过和后果。
随后，师的三位领导同志又分别找这个同志谈心，从他儿子打人一事谈起，摆事实，讲道理，既充分肯定他工作积极，作战勇敢的长处，同时严肃地指出他思想作风骄横的缺点，耐心地启发觉悟。
一次不行，就再谈一次。
经过耐心严肃的批评帮助，终于使这位同志逐步认识了自己的缺点错误，在团党委扩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撞响一口钟，警策千百人。
这件事的解决，教育了当事者本人，也使干部战士十分高兴。
大家说，对不良倾向护短，只能越护越短，师党委敢于坚持原则，揭露矛盾，为我们作出了好样子。
师党委严肃处理了这件事，带来了积极的连锁反应。
许多准备“上交矛盾”的基层党组织纷纷动了起来，也都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主动积极地纠正解决本单位存在的不良倾向。
据有关部门了解，截至9月上旬的二十多天里，先后妥善处理了多起干部战士间的纠纷问题，部队正气大大发扬。
实践深刻启发了师党委：贯彻落实《决议》精神，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必须紧密联系部队实际，认认真真地解决一两个问题。
（邬坚毅、刘德伟）
编后 三点启示
由成都部队某师解决棘手问题想到了：
（一）棘手问题可能同思想政治工作的软弱无力是共生的。
要使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坚强起来，就要敢于接触敢于解决那些影响大而又久拖不决的问题。
（二）敢于开展批评，善于开展批评，最后都是要能解决问题。
所以要提倡敢于批评，是因为不这样就不能纠正错误，解决问题。
但是，只顾批评而不问实际效果，那不是真正的坚强。
同样，提倡善于批评，也是为了纠正错误，解决问题。
方法倒很讲究，就是问题老拖在那里解决不了，这也不能算是善于批评，而很可能是一种软弱的表现。
（三）有一种看法，在对待和处理干部战士的问题上，对干部主要是管理教育不严不力，对战士主要是方法简单了。
是不是这样？
要从各个部队的具体实际出发，不能一刀切。
但是，这有相当的普遍性。
不严不力和简单从事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都没有好好拿起批评的武器，所以都不解决问题。
现在看来，首先要从干部做起。
成都部队某师党委就是这样做的，其结果是上行下效，连锁反应，基层也就能够自己解决好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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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运送新老战士将改变长期以来以棚车（俗称闷罐车）为主的状况，老战士全部乘客车，新战士部分乘客车。
这是铁道部副部长赵文普在9月16日铁道部、总后军交部联合召开的布置新老战士运输工作的电话会议上提出的。
长期以来，新战士入伍、老战士退伍，除零散走的外，集体运送一般都是用棚车。
棚车在卫生、食宿、御寒等方面条件都比较差。
今年，在中央军委和总部领导的关怀下，在铁道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运送老战士全部用客车；
由于客车运输任务重，运送新战士，陇海路以北用客车，陇海路以南用棚车。
（用客车运送新老战士，有关乘车事项，与乘棚车不同，铁道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就这个问题回答了本报记者的提问，详见今日本报第二版。）（本报记者）
作者：文华/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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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闽南9月24日讯 近日来，福建省龙溪地区受台风影响，暴雨成灾山洪暴发，九龙江水位陡涨，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
福州部队陆空军迅速派出六千多名指战员，出动五百多台车辆，赶赴抗洪救灾第一线，奋战两昼夜，救出大批群众。
这次洪水是二十年来最大的一次，受灾面积达四县、一市。
22日，山洪一暴发，福州部队就命令驻闽陆空军指战员迅速投入抗洪抢险。
副司令员朱跃华带领机关人员连夜赶赴现场，与省、地领导同志一起研究部署抗洪救灾任务。
各抢险部队接到命令后，分别从福州、厦门等地火速赶到。
某军王副军长对九龙江沿岸受灾点一个个检查，组织部队抢险。
某军任副军长带领六个舟桥连和步兵分队赶到受灾最重的南靖县，冒雨抢救被洪水围困的群众，为他们运送干粮。
参加抗洪救灾的五十多名团以上干部，坚持在第一线指挥，同战士们战斗在一起。
某舟桥团从三百多公里外赶到灾区，听说江溪决口，有五个村庄被淹，不顾疲劳和夜间行船的危险，驾舟逐个村庄抢救社员群众。
福州部队空军某指挥所先后出动飞机十六架次侦察灾情，并空投了七千多斤食品。
最先赶到灾区的某师，担负了九龙江四十多公里地带的护堤围堤任务。
他们挑选水性好的干部战士，组成抢险突击队，往返在激流中，很快把被洪水围困的一千多名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这个部队的许多战士已一昼夜没吃东西，却把自备的三千多斤干粮全部分送给群众。
群众激动地说：“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危急的关头，我们越发感到子弟兵好、子弟兵亲！”
目前，参加抗洪救灾的部队正日夜严守在九龙江堤岸上，监视汛情发展。
同时，与地方政府研究如何帮助群众尽快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文华、达三）
作者：张思成/刘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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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福州部队高炮某师以团为单位召开战士代表座谈会，直接听取战士对部队建设的批评和建议。
基层同志说，师团党委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上带了个好头。
为了开好这次战士代表座谈会，师党委统一作了部署，先由各个连队的干部战士推荐出战士代表，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带到座谈会上。
各团党委成员和司、政、后机关的领导同志亲自到会，面对面地听取战士的批评意见。
对于战士的批评，他们虚心地认真地对待。
有些意见和建议牵涉到上级有关部门，就及时整理上报。
有些意见与司、政、后机关部门有关，就由各部门负责研究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向代表们报告。
凡是能马上解决的，立即解决；
不能马上解决的，就拿出解决的方案。
有些意见涉及到领导同志本身，这些领导同志本着“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的原则，当场作自我批评，承担责任。
某团一些战士批评机关干部作风有些散漫，要求下边做到的自己没有做好。
这个团的领导同志当面检查了以身作则不够，模范作用差的缺点，并说改就改，及时组织机关干部重新学习《内务条令》和有关军容风纪的规定，提了具体要求。
某团连队干部缺编多，在职在位少，而机关干部又下连帮助指导不够。
座谈会上，战士们就这个问题向党委提出了批评。
这个团党委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出了三条措施，即：减少电话、少开会议和精简文书，并很快组织了七个工作组到连队帮助工作。
（张思成、刘培明）
作者：甘步初/安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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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某师转业干部政法集训中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解决实际问题，让转业干部安心学习。
目前，全中队一百六十三人，除一人请假外已全部参加集训。
这个师在前一段对转业干部教育的基础上，集训开始后又以三天时间进行思想动员，反复讲清加强政法战线与实现四化的关系，参加集训与到地方做好政法工作的关系，并邀请驻地公安局副科长、原本师炮团参谋敖魁武等到集训队作报告，介绍自己努力学习业务知识，由外行变内行的体会。
他们还表彰了八名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克服家庭困难，积极参加集训的好同志，对少数学习不够积极的同志，师、团领导逐个谈心，疏通思想。
通过教育，二十四名原来对到政法战线有顾虑的同志定下了决心，十二名原来打算回原籍去联系调整工作的同志也愉快地来报到学习了。
这个师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注意帮助转业干部解决实际问题，使他们摆脱家务牵扯，安心专业学习。
对家属上班、孩子年龄小的同志，对妻子患病的同志，都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使他们无后顾之忧。
集训队还加强管理，严格各项制度。
他们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作用，班有小组，区队建立支部，中队设立党委。
转业干部定期过组织生活，汇报思想情况，开展思想互助。
（甘步初、安集办）
作者：武敏杨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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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9月20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一组空间物理探测卫星。
这是运载火箭点火。
新华社记者 武敏摄
发射前，科学工作者对将发射的空间物理探测卫星十号进行测试。
新华社记者 杨武敏摄（照片）
作者：范咏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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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鲁迅就开始与我党的先驱者取一致的步伐。
在《新青年》时期，他便和李大钊同志结成了“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
这充分体现在对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政治态度上。
当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一传到中国，李大钊同志就立刻欢呼了这“庶民的胜利”，欢呼“这些消息，都是这新纪元的曙光”，“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
与此同时，鲁迅也“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赞扬了列宁所领导的苏联的“有主义的人民”，唤醒人们“抬起头”来，迎着“曙光”前进（《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
他还在《随感录五十六“来了”》一文中两次提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
这一时期的鲁迅，积极地参加了党领导的实际革命活动。
如1926年北洋政府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鲁迅以大无畏的气概与反动的军阀当局直接对垒，为此而遭免职。
当时，北平学联和女师大的党组织无法公开活动。
而在斗争中公开出面的往往是鲁迅。
尽管鲁迅在当时尚未完成世界观的转变，但已经先自将身心投入了他所认定的“新的”革命。
鲁迅不是那种“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的“革命家”（他认为这样的“革命家”是连投机家都不如的）。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广州则发生了“四·一五”清党。
事变发生以后，他拍案而起，以他的地位和声望，作了救援共产党人的最大努力，直至愤而辞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等职务，表现出义无反顾的阶级抉择。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直到1937年新的革命时期开始，这十年，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空前残酷，也是党的极端困难时期。
以反文化“围剿”这条战线而论，“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六三页）。
而鲁迅却正在这时，来到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用笔作武器，迎战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以坚韧的战斗精神，领导着一条重要的革命阵线，给正在作艰苦的军事斗争的党以有力支持。
当共产党被反动派描绘成杀人灭性，共产共妻的时候，他却对红色根据地极其神往，对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摧残红色根据地的罪行，予以愤怒的揭露〈如杂文《文章与题目》、《中国人的生命圈》、《天上地下》，如诗歌《湘灵歌》等），并且为配合和鼓舞人民革命战争而翻译《毁灭》、编校《铁流》，扩大着革命的影响，帮助着党。
尤其是党的瓦窑堡会议以后，鲁迅更是无条件地完全接受了毛泽东同志为我党制订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著名的“三答”：《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病中答客问》、《答杨cūn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成为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高度成熟、无产阶级立场高度坚定的标志。
以鲁迅这样一位被称为具有“不驯”个性的革命家，终于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甘作党的一名“小兵”，原因不在鲁迅有什么先知先觉，而在鲁迅所说的，由于“事实的教训”。
这种“事实的教训”主要有两次。
一次是辛亥革命的成果被篡夺后。
辛亥革命的胜利，使鲁迅以一个民主革命先锋战士的资格，参加了革命后的第一届政府的工作。
其时，正是他反封建统治的“所志已达”，意欲“大有作为”的时候。
但是辛亥革命刚将清朝的皇帝推翻，领导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就立刻转过头来向伪装拥护共和的大军阀袁世凯妥协。
鲁迅目睹了军阀政权的黑暗。
号称“五族共和”的政府里，朝臣暮贼，忽上忽下，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并不是要办什么“共和”的事业，而是代表自己的一派封建势力来占地盘。
军阀连年混战，受苦的依然是人民。
鲁迅“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
事实的教训使他痛感到中国的事情须得“从新做过”，这正是他热情欢呼崭新的革命——十月革命的原因。
第二次“事实的教训”是蒋介石背叛革命。
在此之前，由于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三大政策，国共进行合作，鲁迅曾将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国共合作尤其是国民党身上。
因为那时包括国民党右翼，也是“颂苏联，赞共产，无所不至”。
鲁迅便是怀着这样热切的希望，奔赴革命的策源地广州的。
然而，迎接他的是血腥的“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而已集·题辞》）。
反动的新军阀在“清党”的名义下“用共产青年，共产嫌疑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建立起血腥的统治。
这样一个血腥政权在民族危亡关头推行的是极端反动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鲁迅对国民党政权反共反人民、媚帝卖国的反动本质作了彻底的揭露。
当他眼见了“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的中国共产党人，了解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后，自然感到非常喜悦，立刻站到了党的旗帜下。
鲁迅在一篇纪念李大钊同志的文章中说过这样的话：“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
正是这种“铁铸一般的事实”，使他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希望这样一种“洞若观火”的认识。
可以说，他是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从辛亥革命以来宝贵的革命传统和中国共产党相拥抱的！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流传过许多杰出人物找党的佳话。
鲁迅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的方式和这些同志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事实的教训使他们确信，在中国革命中，只有同共产党相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力量，最充分地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
这一点在今天特别富有启迪意义。
我们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包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文艺工作和作家来说，决非外加之物，更不应看成是一种“束缚”。
借用鲁迅的一句话说，就是“无须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
加强党的领导，接受党的领导，所依据的只是过去和现在铁铸一般的“事实的教训”。
如果我们的作家特别是某些党员作家视四项基本原则为“外加”，为“束缚”，岂不是忘记了中国革命以血换来的教训吗？！
二
鲁迅一旦以无产阶级阶级战士的姿态出现，我们就从他身上看到一种自觉的、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
他给自己的写照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句话很好地说明了他的党性。
即：对敌对友，态度了了分明；
原则斗争，是非未可模糊。
这正是鲁迅精神的精髓。
正是鲁迅，在极端险恶的环境里，用自己的身子，肩住了各种流言，谣诼，攻击，诬蔑，保护了人民事业和革命政党。
鲁迅最不能容忍对革命事业一丝一毫的戕害和腐蚀。
他说：“青蝇的脚上有一个霍乱菌，蚊子的唾沫里有两个疟疾菌，就说不定会钻进谁的血里去。”
因此，当他一旦发现了这“霍乱菌”、“疟疾菌”的传播者，哪怕是原来的朋友或战友，也要毅然决然地同他们进行原则的斗争，以至分手。
他一生中这种“分手”的事情是很多的。
早期的朋友如钱玄同、刘半农。
钱、刘二人都是鲁迅“五四”时期并肩战斗过的战友。
当顽固派攻击新文化运动时，二人曾演出过一出著名的“双簧戏”。
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报上发表谬论，攻击《新青年》。
这时，早已准备好的刘半农便针锋相对地写了洋洋万言的《复王敬轩书》，将“王敬轩”驳得体无完肤。
这一举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当胡适之流对这样的做法不以为然，企图加以否定时，鲁迅站出来赞誉这是一出“大仗”。
“五四”过后，钱、刘二人功成名就，一心保住学者教授的地位而不再前进。
鲁迅公开在文中表示了“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
至于钱玄同，则进一步发展到和胡适成为知己，反对在大学里讲授马克思主义。
说什么：“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
更表明这位“昔之称为战士者，今已蓄意险仄”。
鲁迅立刻作《教授杂咏》诗刺之，和他分手了。
其后如林语堂。
鲁迅曾说，语堂是他的老朋友，1926年鲁迅去厦门大学任教，便是应这位在厦大任国文科主任的老朋友之邀。
但是后来林语堂办起《论语》、《人间世》，鼓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把小品文当作小摆设，为国民党反动派粉饰太平时，鲁迅便在《“滑稽”例解》、《“论语一年”》、《小品文的危机》等文章中，对这位“日见陷没”的老朋友展开了不留情面的笔伐。
就是对于同一战线的战友，鲁迅在坚持党的正确纲领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面，也是毫不含糊的。
如1935年，我党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时，党内发生了是坚持还是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
左联内部也存在这个问题。
涉及到这个原则问题，鲁迅虽在重病之中，还是明确地申述了自己的意见。
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
这对于当时那些“在作相反的‘美梦’”的同志，是一付清凉剂。
鲁迅曾这样剖白过他的心迹：“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
“但读者不察，往往以为这些是个人的事情，不加注意。
或则反谓我‘太凶’。
我的杂感集中，《华盖集》及续编中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
这是鲁迅自述的他进行斗争的原则性，事实也正是这样。
人们都知道他同创造社有过一场不愉快的笔墨之争。
但是，当他看到创造社中某些人“化为实践的革命者”后，却转而对他们表现出一种感人的同志爱。
他1927年到广州，本来是抱着和郭沫若相见，“结成同一战线”，展开一个新的文化战场的。
但其时郭沫若参加了北伐。
鲁迅每每以未能见到郭沫若，是广州之行的最大遗憾，而当1933年成仿吾同志由苏区再次回到上海时，鲁迅毫无芥蒂，象接待亲人一般会见了他。
对于这次会见他很兴奋，回来对家人说，今天见到了成仿吾，从外表到内里都成了铁打似的一块，好极了。
列宁说，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斗争的随行者和结果”（《列宁选集》第一卷第六六五页）。
它是阶级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并进而发展为政党斗争的产物。
在阶级的对垒中，战斗者没有这种坚强的党性是不可设想的。
鲁迅常说，最使他痛心的是那种同一阵营中从背后射来的暗箭。
因为这种暗箭既然不分目标，乱射一气，必然自己乱了自己的阵营。
他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对这种丧失党性、丧失立场的人加以鞭笞。
鲁迅自己，则正由于在革命斗争多次的高潮和低潮，胜利和失败，聚合和分化中，锤炼了他那“公开的、诚实的、直率的、彻底的党性”（《列宁选集》第一卷第六四七页），才在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
不了解鲁迅的党性，便无从了解作为革命强者的鲁迅。
我们今天学习鲁迅，首先要学习他那是非分明的党性立场，如果忽视了这一点，甚至拉鲁迅为例子，来证实那种不分时代，“凡属伟大的文学家都是与当权者对立的”的荒谬论点，那就必然会走到邪路上去。
毛泽东同志早在延安就针对借鲁迅笔法嘲讽革命政党和根据地人民的论调说过：“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
1957年，他又针对着当时那股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思潮再一次举鲁迅为例说：“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
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这是对鲁迅精神，鲁迅的党性立场的精辟阐述。
陈毅同志在他《读时下杂文，因忆鲁迅，为长歌志感》一诗中对妄“学”鲁迅的危害也作了一针见血的批评：“近来杂文多，固然很可贵。
但应加区别，有对与不对。
……只是据传闻，夸大加几倍。
仿佛这几年，样样都倒退。
自己乱阵容，敌人喊万岁。
那里象鲁迅？
活活王实味！”
这些论述和批评，是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
鲁迅十分注重作品的社会效果。
他曾经向他的读者亲切地说过一件事：一次，有一个学生到书店来买他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鲁迅的手上，鲁迅从那还带着体温的钱上，感到“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
“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写在“坟”后面》）。
这种因充分顾及文章的社会效果而产生的举笔谨慎和踌躇，充分表明了对人民、对人民事业的极端爱护。
三
鲁迅接受了党的领导，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后，影响到他的文学成就，其作用是积极的，而绝非消极的。
鲁迅在自论《野草》时曾说：“……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
又曾对一位作家说：“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我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
这里，正是把作家的思想放在比“技术”更重要的地位的。
鲁迅由党那里得到了先进的世界观、革命的立场，并与他的技术相结合，他的作品便出现了新的“战斗的意气”。
关于这个问题，需要有更多的文章加以探讨，本文只在这里简略地提出两点。
其一是：他杂文中克服了片面性。
片面性是一种残缺的、不彻底的思维，因而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
鲁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前，更多的是向西方寻求精神武器。
他曾笃信进化论，也曾受到尼采哲学的影响。
反映到他前期的杂文中，导致他只是从一般抽象的“国民性”上去考察人，并没有触到阶级斗争的实质；
对人民群众的作用认识不够，对群众的集体主义重视不够。
反映在他的小说与散文创作里，便是一种深刻的寂寞感和孤独感。
如《野草》中的某些作品。
《彷徨》也影印着这样的情绪。
正如他自题《彷徨》的四句诗说的那样：“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这显然限制了他早期的某些作品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战斗的作用。
鲁迅在接受了马列主义后，消除了这种“偏颇”。
敌人各按其阶级序列，在鲁迅杂文里被制成标本。
如革命场中的小贩，徒徙华洋之间的西崽文人，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从指挥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等等。
由于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的洞察力“取类型”，因而才取得了“论时事不留面子”的战斗功用。
正如鲁迅后来自己说的：“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
他后期的杂文，不仅仍然保持了尖锐泼辣的风格，在思想与艺术的结合上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更以思想的深刻正确而做到了前无古人。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正确指出的：“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
其二是：他的现实主义更富于动能了。
人们知道，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果戈理对鲁迅在创作自己的现实主义作品上有过明显的影响。
但鲁迅却由于听从了“不主张消极”的“主将”的将令，并没有停止在批判现实主义上。
如果说鲁迅的《狂人日记》较之果戈理的《狂人后记》，只是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上“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而依然令人感觉不到光明的前途的话，那么到鲁迅创作《药》和《明天》时，鲁迅的现实主义已经更向前进了。
他“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
于是人们便从《药》里跟着华大妈那“吃了一惊”的眼睛，看到瑜儿的坟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花也不很多，圆圆的排成一个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齐”，从而领会了革命者的精神不会泯灭，他们的事业总会后继有人；
也便会在《明天》的结尾所写的“只有那暗夜为想变成明天，却仍在这寂静里奔波”，感到明天的希望。
这些听从将令的匠心安排，不是更能体现出时代精神吗？
在鲁迅后期编定的创作小说集《故事新编》中，我们更可以感受到他那现实主义发生的某些变化，这时他更加致力于英雄的歌颂了，更加着力于表现我们民族性的伟大了。
如《铸剑》写了富有反抗和复仇精神的英雄眉间尺及黑色人，他们的头颅在沸腾的鼎水中向“王”复了仇后，三头悉烂，不可分别，得以“和王一同享受祭礼”，何其壮烈！
在《理水》、《非攻》里，鲁迅着意刻划了大禹、墨子的伟大。
这些都说明，他已将自己的现实主义引上歌颂“中国的脊梁”的更加富有动能、因而也是更加广阔的道路。
有一种议论说，鲁迅接近党以后，便没有写出《阿Q正传》那样伟大传世的作品。
如果这是意在说明党对鲁迅的领导或鲁迅接受党的领导是不成功的，显然是错误的。
鲁迅后期确实没有写出第二部《阿Q正传》来，但他对此是有自己的认识的。
他认为，在新的革命环境和形势下，再写那样的“揭出病苦”的作品已经很不够了，倘不密切结合于无产阶级现实的斗争目标，那么“倘写下层人物……所谓客观其实是楼上的冷眼，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的布施，于无产者并无补助”。
也就是说，可能还是止于一般的人道主义和怜悯主义。
这是多么精到的见解！
三十年代在上海，有过“左翼产生不了托尔斯泰”的议论。
有人针对鲁迅问道，俄国为什么能够有《战争与和平》这类伟大的作品产生？
而我们的作家呢？
岂有永远写写杂文而引为莫大的满足么？
……对这样的问题，鲁迅回答得很好：“左翼也要托尔斯泰、弗罗培尔。
但不要‘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因为他们现在是不要的）的东西’的托尔斯泰和弗罗培尔。
他们两个，都是为现在而写的，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
……而且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
鲁迅正是遵奉着党和阶级的将令，从“为了现在”而写的杂文和其他作品中成长为无产阶级的但丁，这正显示了党领导文艺的实绩。
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说：“工人的政党应当纪念赫尔岑，当然不是为了讲些庸俗的颂词，而是为了阐明自己的任务。”
我们纪念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鲁迅，也是为了沿着他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正确方向继续前进。
当前，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存在着领导涣散软弱的状态，存在着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自由化的倾向。
这种错误倾向中的某些东西，正是鲁迅当年与之作过斗争，而今又在新条件下重新泛起的沉滓。
这就更需要我们以鲁迅精神为武器，对它们进行再斗争，直至胜利。
我们相信，只要文艺界的同志们为了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切实做起来，错误是不难克服，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一定会更好地“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列宁选集》第一卷第六五○页）；
一定会在四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它应有的战斗作用。
鲁迅（木刻） 刘汉禹作（图片）
问：听说为了改善今年退伍老战士和入伍新战士的乘车条件，各方面都尽了很大努力，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答：
问：今年用客车运送新老战士采用了哪几种方式？
答：
二、从现有的旅客列车中选一些和增开部分旅客列车，集中运送新老战士，在运送新老战士期间，这些列车停办客运业务。
其中没有餐车的，也要在军供站就餐。
三、在各次旅客列车中预留一至两节硬座车运送新老战士。
因为特快列车大都是卧铺车，硬座车很少，所以除乌鲁木齐到北京和福州到北京的特快列车可预留一节硬座车外，其它特快列车不办理预留。
四、不足整车（百人以下）的，采取零星购票的方式，可以优先购票，优先进站。
问：办理订票手续有些什么要求？
有的战士需要中转怎么办理？
答：
乘旅客列车不象乘专列可以直接到达预定地点，中转量将比往年大大增加。
对二十人以上需要途中换乘的，在日期、车次安排落实之后，即由铁路部门用电报将到达日期、车次、人数预报中转站，由他们在可能的情况下安排就近车次中转。
有中转换乘任务的部队，当始发站安排并发出电报后，应派人到中转站安排食宿、短途运输和中转换乘事宜。
二十人以下的，由个人按照一般旅客的中转手续办理。
问：乘坐客车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答：
其次，乘车一定要严密组织，保证准时。
旅客列车是严格按照时间运行的，一分钟也不能等。
集体乘车，人员多、东西多，要提前做好准备。
特别是中途上下车，停车时间短，更要抓紧，快上快下，以保证列车正点运行。
再就是老战士携带行李、物品、书籍等，要严格遵守铁道部、交通部、总参谋部、总后勤部的有关规定（四个部已联合下发文件）：铁路、水路每人准予免费携带三十五公斤，另外还可以托运三十五公斤，凭收据由原单位按实报销，超过此重量的托运费自理（注：公路准予免费携带二十五公斤，有公路途程者，公路段还可增报十公斤托运费）。
退伍战士乘车不准携带自行车、缝纫机等大件物品，有这些大件物品的，在退伍期前，凭团以上机关介绍信，由本人自行到车站办理托运，费用自理。
为了保证运输安全，严禁托运和携带武器、弹药以及易燃、易爆物品。
记者：
答：
上海市党政领导人代表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政协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委员会，向鲁迅墓献了花篮。
全国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委员会、文化部、对外文委、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也向鲁迅墓献了花篮。
鲁迅先生的儿子周海婴和他的一家也在墓前献了花篮。
代表全家献花篮的是鲁迅的孙女周宁。
她也参加了扫墓仪式。
作者：孙致厚黄树英
栏目：学军事
（一）
战场态势，是实施指挥和运用战术的客观依据。
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在敌人的主攻方向和我们的战役防御区域里，将会形成怎样的态势呢？
如果要绘制一幅战争轮廓图的话，它将是包围中的反包围，穿插中的反穿插，分割中的反分割，突破中的反突破，这样一个犬牙交错的态势。
这个态势可能会很快形成，但不会很快消失。
反侵略战争最精采、最复杂、最激烈的斗争篇章，也将由此作起。
这一犬牙交错的态势，是由敌我双方的攻防特点所决定的。
例如，我坚持重点设防、重点守备；
敌强调多路多方向、实施大纵深的快速穿插。
我以多层次的筑垒固守迟滞敌人，以坚守要点分割敌人；
而敌人既不与我逐点争夺，又要为打开我锁钥地带的门户拚命“拔钉子”。
敌将以空降配合地面突破，夹击我前沿要点；
我将以反空降预备队配合阵地坚守部队，速决全歼空降之敌。
我要长期坚守，拖住敌人；
敌要侧后迂回，快速突破……。
因此必然造成这样一种局势：在敌人地面部队被我阻于阵地前沿的同时，其空中力量可能已占领了我纵深内的小块平原地区，而这些空降之敌又处于我围歼之中；
在敌正面进攻部队遭我层层打击的同时，其穿插迂回的部队可能已从两翼和侧后分割了我防御体系，而这些穿插迂回之敌又处于我一、二或二、三道防御地带兵力的夹击之中；
在敌小股突出冒进的部（分）队被我在阵地内围歼的同时，其重兵集团可能已占领了我部分表面阵地，包围了我一些前沿要点，而这些包围之敌又同时处于我要点与要点、转入坑道内的坚守部队和反冲击预备队的反包围之中。
如果再加上我派向掩护地带的各种游击分队的活动，这幅犬牙交错的战争图就更加壮观了。
（二）
未来战争初期在战役范围内形成的犬牙交错，比之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讲的犬牙交错，有许多不同的新特点。
空间大小不同。
抗日战争时期那种犬牙交错的态势，是在战略范围内形成的。
无论是敌占区和根据地，空间区域都比较大，敌我双方都可以广泛地回旋机动，我可以在运动中创造战机，歼灭敌人。
而未来战争初期，战役范围内形成的这种犬牙交错，敌我双方所占据的空间区域比较小，无回旋余地，我只能在相应的固定线上作战。
作战目的不同。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主要是以时间换取空间，即通过持久的游击敛，小口小口地吃掉敌人，一个一个地夺回被敌占领的城市和乡村，逐步扩大抗日根据地，直至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未来战争初期，我们主要是提高防御空间的磨擦力，以有限的空间换取时间。
即在预设战场上，通过长期坚守，顽强抗击，拖住敌人，掩护国家由平时转入战时体制，掩护战略战役预备队的机动展开。
此外，两者相比，还存在着主要作战形式的变化，攻防手段的不同，以及敌我力量的强弱，武器装备的优劣等情况。
（三）
在战役范围内形成的这种犬牙交错态势，总的来说，利于我多而利于敌少。
有的同志看到敌人的垂直突破、立体包围很厉害，对自己有点信心不足，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看透问题的本质。
垂直突破，目的还是为了解决地面突破；
立体包围，黑压压从天而降，最终还是要落到地面上来。
而这里的地面正是我们长期建设的战场，便于固守的阵地。
敌人机械化部队从我防御阵地的侧后和中间薄弱部穿插分割，我一些要点可能会被围困，处于孤立作战的不利境地。
但也要看到，它们采用多路多方向的穿插分割战术，本身也就分散了自己，使自己变大群为小群，化“洪峰”为“细流”，强敌也就变成了弱敌。
我坚守要点的部队，预先备有较充足的粮、弹、水，而被阻隔分散的敌机械化“细流”，其后勤保障和补给是不易一一解决的难题，协同计划很容易被破坏。
敌向我战役防御的浅近纵深实施空降，我反空降预备队向前机动实行奔袭作战，固然会遇到很多困难，难以达到以快制快。
但也要看到，敌人在我战役防御腹地里空降，是不会找到“真空”区的……
（四）
毛泽东同志把抗日战争时期敌我双方在犬牙交错的态势下那种包围与反包围的作战比作“下围棋”，认为谁能打破对方的包围，同时又能包围对方，并尽可能多地吃掉对方的棋子，谁就能够争得主动，赢得胜利。
在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战役范围内形成的犬牙交错，也是一场精采的“围棋”比赛。
要下好这局“棋”，从总的方面看，应当在指导思想上处理好这样几个关系：
一，守住阵地与歼灭敌人的关系。
坚守防御作战要以空间换取时间，固然不能忽视对敌人有生力量的歼灭。
消灭敌人是守住阵地的有效手段，守住阵地是消灭敌人的最终结果。
但是，在坚固阵地防御中消灭敌人，与过去那种以运动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无论从性质、规模、手段和目的上讲，都有着原则的区别。
二，打敌坦克与打敌空降的关系。
敌人在实施垂直突破时，地面集群坦克的进攻和在我战役浅近纵深的空降，是动摇我防御体系的两股最大的威胁力量。
当两种情况同时出现时，我们应从稳定防御体系的全局出发，冷静地分析情况，集中兵力对付对我威胁最大的敌人。
一般来说，空降之敌深入到我一定防御纵深，处在我四面包围之中，便于我捕捉战机，速决全歼。
所以，坚守要点的预备队，应十分注意积极配合反空降预备队迅速消灭空降之敌。
三，打敌头与断敌尾的关系。
正面抗击敌进攻的洪峰浪头，我有坚固阵地作依托，这是主要的。
但敌机械化兵团进攻，有头重尾巴长的特点，我在正面抗击的同时，应派出侦察支队、独立支队、先遣支队以及游击炮队，深入敌后，积极开展釜底抽薪的游击活动，切不可认为这些都是地方武装的事情。
四，“分洪”与“截流”的关系。
坚守要点以“分洪”，使敌人大群化小，势头减弱。
同时要针对被分割的突入冒进之敌，适时地使用预备队，打一些依托阵地和不远离阵地的小歼灭战。
虽“分洪”而无“截流”的攻势行动，最终还会使敌人分进合击，造成我被敌人分割围歼的被动局面。
（五）
未来的这局“围棋”比赛，既然是在战役棋盘上进行的，是在坚守防御作战中展开的，那么，一切战术技术的发挥，既不能离开坚守防御作战的目的，又不能离开坚固阵地作文章。
弱军以积极防御来对付强敌的进攻，战争初期都有一个通过疲惫敌人来创造战机的问题。
过去我们疲惫敌人，采取过“蘑菇”战术。
在未来的坚守防御作战中，疲惫敌人则需要采用“磨盘”战术，依托我环形支撑点、袋形阵地和筑垒地带，通过层层阻击、反复争夺，一点一滴地把敌人消耗掉。
过去，我们在战役战斗上主张速决的歼灭战，反对持久的消耗战，而坚固阵地防御则是一场持久的消耗战役。
当然，在犬牙交错的“围棋”比赛中，也要力争多打一些小规模的歼灭战，但总的防御目的是要拖住敌人，消耗敌人，而不是同敌人进行决战性的拚杀。
这样，我们就必须依托良好阵地去创造性地运用战术，例如敌打我钻，敌攻我阻，敌进我进（前出到支撑点前的网状阵地或短洞伏击敌人），敌占（占领我部分表面阵地）我反，敌人（进入我要点侧后间隙地域的预设网袋）我歼等。
对付优势装备的敌人，许多难题如果离开阵地去思考答案，是无法合理解决的。
比如有的同志提出，使用直瞄火炮、反坦克导弹打坦克，何时占领阵地好？
若待敌炮火转移再占领，敌坦克已进入我死角区，若不等敌炮火转移就占领，又不便于保存自己。
真成了“哥德巴赫猜想”式的难题。
其实，依托阵地发扬火力，我们的各种反坦克火器都可以隐蔽在坚固的工事里打，这就不存在什么占领阵地的难题了。
还有一些传统战法，比如反冲击，反复争夺，许多同志主张不宜再用，认为敌人掌握有炮火优势和空中优势，“反”得不好容易吃亏。
这也是离开了我们的阵地条件，按照过去那种“拉锯式”的“反法”看问题。
其实，我们未来作战中的支撑点，不仅与周围的战斗村有坑道相连，点与点也有坑道和隐蔽的交通壕相通，反冲击也好，反复争夺也好，并非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你来我往的“拉大锯”，而是如猫捕鼠，秘密突然地扑向敌阵，杀他个措手不及。
敌人的强击群（一种专门破坏坑道的特工分队）堵住你的坑道口怎么办？
敌人实行原子化学袭击怎么办？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只能从战场建设和战术运用的结合上求得解决。
“矛”的发展，总是要促使“盾”的改进。
我们未来的阵地战，正在综合吸取过去打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山地游击战等诸种战法的优点，铸造出一种崭新的战法。
这样，不但要点可以守得住，而且在犬牙交错的“围棋”比赛中，我们定能打破敌人的包围，多吃对手的“棋子”。
作者：本刊编者
栏目：学军事
《从犬牙交错的态势中争取主动》一文，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辩证法，分析研究了未来战争初期坚守防御作战中的主动性问题，有实在的论据，有自己的见解，值得一读。
今年以来，军队报刊上发表过许多研究坚守防御作战的学术文章，这对于贯彻落实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实事求是地探讨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指导规律，可以说开了一个好头。
坚守防御作战是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的主要作战形式，威武雄壮的活剧将由此而进入高潮。
我军过去在这方面经验不多，况且未来战争又有许多新的特点，因此需要下大力研究这个摆在全军面前的共同课题。
现在突破口已经打开，希望大家连续作战，把这一研究引向纵深。
研究坚守防御作战的理论和对策，仍然要靠毛泽东军事思想作指导。
我们要正确运用毛泽东同志研究战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着眼未来反侵略作战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努力探讨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新原则、新战法，使我们的军事科学有一个新的发展。
作者：李德鹏/吴富贵
栏目：学军事军事书林
1998年7月3日下午九时零四分左右，纽约市中央公园上空飞来一个奇怪的物体。
聚集在公园附近庆祝第二天独立纪念日的人们，好奇地眺望着这个拖着发光的尾巴、以飞快的速度飞来的长条物体。
物体在空中盘旋了三圈之后，朝联合国大厦方向飞去。
霎那间，伴随着耀眼的闪光发生了强烈的爆炸，曼哈顿岛亮如白昼。
联合国大厦被夷平了，纽约市政府和警察局也被夷平了。
九时零八分，白宫接到纽约被毁的报告，立即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情报证实，爆炸物是原子弹，可能与苏联有关。
随后又收到芝加哥和洛杉矶被炸的报告。
总统担心贻误战机，毅然决定对苏宣战。
七百枚“民兵”导弹和一百四十枚大型弹道导弹轰鸣着拔地而起，飞向苏联导弹基地，于是爆发了一场核大战……
这便是日本军事著作家土井宽在《1998年的导弹战争》一书中根据假设所作的描写。
此书中译本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作者在书中用夹叙夹议的方式和引人入胜的史料，对导弹的历史、战术技术性能、使用方法及其发展趋势，作了通俗具体的介绍。
它对了解未来导弹战争的样式，增长现代军事知识，有一定价值。
（李德鹏、吴富贵）
作者：尚武/国群/办华
栏目：学军事以劣胜优战例选议
1950年11月25日，我志愿军发起了第二次战役。
在我军于26日攻占德川，打开了战役缺口后，敌即发觉我之企图，由进攻转为仓惶退却。
为配合正面我军主力分割歼灭敌人，志愿军某师于11月27日十一时，奉命向三所里实施战役穿插，任务是断敌退路，阻敌北援。
三所里，地形险要，由平壤到价川的南北公路从这里通过，是西线美第八集团军的腹地。
它距顺川的伪第二军、慈山的美第九军和安州的美第一军等指挥机关都较靠近。
因此，能否控制三所里这道“闸门”，阻止西线美、伪军北进南逃，便成了第二次战役成败的关键。
为了能在一夜之间沿着崎岖山路疾进一百四十五华里，部队进行了轻装，他们攀陡崖，越深涧，渴了喝点溪水，饿了嚼点干粮，于28日拂晓赶到距三所里仅有十五公里路程的松洞。
这时敌机沿江飞来，在我上空盘旋。
师首长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去掉伪装，沿公路成纵队跑步前进。
敌机果然上当，以为是从德川败下阵来的李伪军。
他们通知三所里的伪军准备咸鱼、米饭和开水，然后放心地飞走了。
八时，三三八团前卫二营发起突然冲击，全歼三所里守敌一个多连，全团先敌五分钟抢占了周围的制高点和有利地形，构筑了工事，象一把钢钳，钳住了美骑一师和土耳其旅的退路。
从十时起，我接连打退了美军一个团在数十辆坦克、上百架飞机掩护下的十余次攻击。
敌见此路不通，调过头来转向西北方向。
这时我发现三所里以西二十公里的龙源里也是敌南逃退路，师首长即令三三七团向龙源里急进，令三三九团三营在安州、肃川方向炸桥破路。
从29日八时到30日黄昏，美骑一师五个多营企图从龙源里南窜。
我军英勇阻击，粉碎了敌人数十次进攻，南逃北援之敌虽相距不到一公里，终不能会合。
此次穿插作战，不但堵住了敌人，还取得了歼敌三千、缴获汽车五百余辆的战果，对西线我军大量歼敌起了重要作用。
穿插迂回战斗，关键是把目标选择在敌人后方安危相关的薄弱之点上。
穿插部队一旦占领了这些要点，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就能立即打乱敌人的部署，使其陷入混乱、恐慌和腹背受击的苦境。
一般地说，穿插迂回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直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是通过断敌退路、阻敌增援，保障正面作战。
但是，许多成功的穿插迂回战斗在战役全局中所起的作用，有时是正面作战所不能比拟的。
古今中外的许多成功战例，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未来反侵略战争，我军的主要作战对象虽在装备上占有优势，但也有难唱之曲。
穿插迂回仍将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有效战法之一。
我们在借鉴历史经验的同时，努力探讨现代条件下穿插迂回作战的新特点，将会大有裨益。
（尚武、国群、办华）
作者：燕鸣
栏目：学军事
问：你就是沾满阿富汗人民鲜血的苏军摩步连吗？
答：
问：你在进攻中担任哪些任务？
答：
问：战斗中你可以得到哪些加强？
答：
问：你采取什么样的进攻队形？
答：
问：你是怎样组织进攻的？
答：
作者：王秋喜
栏目：学军事
栏目：外军了望
苏军要求单兵和分队的基础训练与合练有三分之二时间在野外进行。
单兵通常演练在各种情况下的接敌运动、搭乘战斗车、克服各种障碍、隐蔽伪装、构筑掩体、战斗射击等。
分队在战术作业的基础上，进行各种复杂条件下的演练。
据透露，近年来苏军各类演习十分频繁，除举行陆海空军的大规模联合演习外，还多次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出动大批坦克、装甲车和飞机、大炮，举行以我国为作战对象的实兵演习。
苏军师以上规模的演习，参加兵种一般都在五个以上，持续时间为一周至半个月左右。
他们强调在演练中必须掌握原子化学条件下的防护方法和战术手段。
1967年以来，苏军在原子化学条件下和常规条件下的演习，大约各占一半。
苏军最近举行代号为“西部—81”的军事演习。
这是参加演习的地对空导弹部队。
（新华社发）（照片）
作者：王爱民
栏目：外军了望
9月14日起，北约军队举行“秋季熔炉”演习。
图为美军车辆正在渡河。
（新华社发）（照片）
作者：国良
栏目：外军了望
作者：朱惜年/石志远
栏目：外军了望
据英国报刊报道，伊拉克在同伊朗的战争中，使用了一种“V型”毒剂，它能使神经中枢瘫痪，从而使受害者失去活动的能力。
即使只有几滴“V型”毒剂溅在皮肤上，如不及时注射解毒药，也会致命。
报道还说，“V型”毒剂是苏联与东德联合研制的。
东德是伊拉克的主要供应国。
伊拉克第一次使用“V型”毒剂，是今年1月份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阿瓦士——提斯孚尔地区，毒死了大约一百名伊朗人，使伊朗的反攻未能成功。
（朱惜年、石志远）
作者：吴瑛
栏目：外军了望
作者：肖尘
栏目：外军了望
作者：奚根勇
栏目：外军了望
九月三日至九月七日，澳大利亚海军的“天鹅”号护卫舰在我国最大的港口——上海港进行了五天友好访问。
这是澳大利亚海军舰艇首次访问我国。
“天鹅”号护卫舰，属于澳大利亚的“亚罗”级，一九七○年六月开始使用。
舰上装备有：一座四联装“海猫”舰对空导弹发射架，一座“伊卡拉”远程反潜导弹发射架，一座三联装“林波”深弹发射机，两门一百一十五毫米火炮。
电子装备有对空、对海、导航、炮瞄雷达、火控系统，以及可以改变深度的声纳等。
全舰乘员二百五十人。
澳大利亚海军创立于一九○九年，现有兵力一万六千五百人，拥有各种舰艇五十艘左右，总排水量约十三万吨。
这支海军规模不大，但由于参战次数较多，具有一定的作战能力。
澳海军建设的重点是发展一支以轻型航空母舰为中心的反潜部队。
主要作战舰艇包括一艘两万吨级的航空母舰，六艘潜艇，四艘驱逐舰和七艘护卫舰，一些老舰都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
海军航空兵有各种飞机、直升机六十至七十架。
主要海军基地有悉尼、墨尔本、达尔文港、阿得雷德、布列斯本和弗里门特尔等。
（奚根勇）
栏目：外军了望
老挝地处亚洲大陆中南半岛北部，是一个内陆国家，北面与我国云南接壤。
从1979年以后，老挝凯山集团在苏越唆使下，积极配合越南反动当局进行反华、侵柬活动，加紧扩军备战，制造边境紧张气氛。
目前，老挝军队已基本完成对原右派、中右派军队的改编工作，并将一万余人分别补充到各军兵种，从事机场、公路的扩建和维修工作。
同时，增设训练基地，开办军事院校，加强了对部队的训练，并派出大批人员到苏联、越南学习，因而老军的战术和技术水平有一定提高。
老军武装力量，包括陆军、空军和内河部队，总兵力为四万八千人。
其中陆军占四万余人，编成五个团部、一百二十七个营、七十三个连；
空军约二千五百人，编成六个航空局（配属各军区）、十二个飞行队和一个通信营，共有各种类型飞机一百四十架；
内河部队五百人，编成四个艇队，河艇约一百艘；
新兵和原右派部队约五千人。
新华社9月24日讯 新华社通讯员李威尧、记者黄奉初报道：我国海洋地质工作者已经完成了一百万平方公里的近海石油地质调查，先后发现了六个大型含油气盆地，展示了我国海上油气资源的广阔前景。
这六个大型含油含气盆地是渤海盆地、南黄海盆地、东海盆地、南海珠江口盆地、北部湾盆地和莺歌海盆地。
渤海海域，是地质部门最早进行海洋石油地质调查的一个区域。
海洋地质勘探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面积为八万平方公里的储油气丰富的盆地，它是华北盆地上的胜利、大港、辽河等油田向海洋的延伸部分，海底与周围陆地含油气盆地相连，它的海陆总面积达十八万平方公里。
石油部门已在这里详查勘探，并打出了一批高产油气井。
南黄海盆地，是江苏北部含油气盆地向海底延伸部分，陆上与海上共同构成苏北—南黄海盆地，仅海底部分的面积达八万七千平方公里，盆地内有四十多个可能储油气的构造，生油岩的厚度达到五千米。
地质部门先后在这里打了八个钻孔，发现了与苏北含油气盆地类似的生油岩系。
海洋石油远景最好的东海盆地，面积有四十六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松辽盆地和华北盆地面积的总和。
盆地内由西部、中部和东部三个部分组成。
西部北起北纬三十四度，南到台湾海峡的澎湖列岛，长一千二百公里，面积约二十六万平方公里，海底沉积岩厚度达万米以上，已发现四个有利的储油构造带。
仅西部的“浙东长垣”构造带，面积五千平方公里，是我国石油地质普查勘探史上前所未见的巨型构造带。
获得多层油砂和高压天然气的东海第一口石油普查井，就是今年2月在这个构造带上打出来的。
面积有十五万平方公里的珠江口盆地，发育有巨厚的第三系含油气地层。
经过大量的地质、地球物理钻探等综合调查，已经完成了油气远景评价。
我国的海洋石油地质调查，是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的。
当时只有一百多名海洋地质人员，主要是靠打鱼船和陆地上石油普查的仪器设备进行工作。
现在，我国海上石油地质调查队伍已有四千多人，拥有各种调查船二十多艘和一批先进的测深、地震、磁力、重力等仪器和先进的钻探平台，从事从近海到远海，以石油为主的海底矿产资源综合地质调查工作。
新华社联合国9月23日电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今天说，苏联霸权主义的侵略和扩张仍然是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依然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首要课题。
他说，如果把苏联的“和平攻势”看作是苏联已经处于防御地位，甚至认为它的处境已经十分困难，正在考虑退却，那是不符合国际形势的客观实际的。
章文晋是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发言时讲这番话的，他是出席本届联大的中国代表团团长。
章文晋指出，过去一年的事实证明，苏联称霸全球的政策未变，为此而推行的南下战略未变。
不过，它由于不断遭到挫折，本身又有许多弱点，因而在继续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同时，又加紧玩弄花招，提出什么“裁军”建议和什么“政治解决”方案等等，发动新的“和平攻势”。
其目的在于转移人们的视线，掩盖自己的霸权主义面目，欺骗和麻痹各国人民。
章文晋说，“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在世界全局中占居头等重要的地位。”
“苏联所以进兵阿富汗，并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不仅是要奴役这两个国家，而且要把它们作为苏联进一步向外扩张的跳板，以便包围中东油区，进逼马六甲海峡，进一步威胁到周围国家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因此，不制止对阿富汗和柬埔寨的侵略，听任苏联继续推行南下战略，世界上将有更多的国家蒙受其害。”
他说，中国赞成争取实现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但要做到这一点，首要条件是一切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和柬埔寨。
“只有当侵略者在战场上遭到越来越重的打击，在国际上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才有可能迫使它们考虑撤军。
因此，从各个方面加强对侵略者的压力，正是为寻求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积极准备条件。
反之，如果想用削弱乃至于瓦解反侵略武装斗争，损害甚至牺牲受害国人民利益的办法，去诱使或换取侵略者作出某种‘让步’，那只能助长霸权主义者的气焰，不可能有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
他说，联合国大会关于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的多次决议，以及今年1月的“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2月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和7月的“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所通过的宣言，都强调：必须从柬埔寨和阿富汗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必须以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让各国人民在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为指导原则，来解决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
但是，苏联及其支持下的越南，却顽固坚持要赖在阿富汗和柬埔寨。
这就是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至今得不到解决的根本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阿富汗和柬埔寨人民必然要继续开展神圣的卫国战争。
国际社会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继续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和援助阿富汗和柬埔寨人民的正义斗争。
他重申中国政府的立场：必须立即、无条件地从阿富汗和柬埔寨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恢复这两个国家的独立和不结盟地位，让阿富汗和柬埔寨人民自由选择自己的制度和政府。
在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按照上述原则获得解决后，有关国家应共同参加一项国际保证，不以任何方式干涉阿富汗和柬埔寨的内政，不占领这两个国家的领土，不利用这些领土去侵犯各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章文晋在谈到中东局势时，谴责以色列顽固坚持扩张主义立场，不仅继续阻挠中东问题的合理解决，而且更加疯狂地破坏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犯下了新的暴行。
他强调，以色列必须撤出1967年占领的阿拉伯土地，包括耶路撒冷；
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包括重返家园、实行自决和建立国家的权利，必须恢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有权作为平等的一方参加中东问题的全面解决；
中东各国应该普遍享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利。
他谴责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继续非法霸占纳米比亚并在南非加强种族隔离制度，而且一再向前线国家发动武装进攻，甚至大规模入侵安哥拉。
他表示，中国坚决支持刚刚结束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联大紧急特别会议通过的决议。
章文晋说，以色列和南非的罪恶行径，不仅直接使这些地区的国家和人民受到严重的损害，而且为霸权主义的进一步渗透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借口，给中东和南部非洲乃至于世界的和平带来更大的威胁。
以色列和南非所以如此嚣张蛮横，美国的支持和庇护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他说，美国一再表示愿意同第三世界国家改善关系，愿意同第三世界国家一道维护世界和平。
但是，对以色列和南非这种猖狂破坏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做法都不加谴责，反而予以偏袒和支持，使自己处在同几亿阿拉伯和非洲人民以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对立地位。
人们不禁要问，那些表示过的意愿究竟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章文晋在谈到世界面临的严重经济问题时说，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之后要求经济独立，这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
主要发达国家拒绝适应这一潮流，改变它们同发展中国家不平等、不公正的关系，这就是南北经济矛盾日益尖锐化的症结所在。
他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困难和由此而引起的国内政治动乱，以及南北矛盾的加剧，都会为霸权主义施展种种阴谋打开方便之门。
因此，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独立的经济，推动国际经济秩序进行相应的改革，逐步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不仅仅是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到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重大政治问题。
他呼吁主要发达国家从世界全局出发，认真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愿望和要求，在本届联大和即将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就早日开始全球谈判达成协议，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紧迫需要，为改善南北关系，作出应有的响应。
章文晋强调说，“和平不能乞求，而只能靠斗争赢得。
要维护世界和平，就不能不反对霸权主义。
为此，各国人民需要联合起来，从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协调行动，互相配合。
为了加强这种反霸的联合，就必须互相尊重有关各方的主权和利益，在相互关系中平等相待。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一些国家没有及时认清威胁来自何方，未能有效地联合起来对付这种威胁，使世界人民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这个历史教训是沉痛的。”
本报讯 我国于9月20日首次用一枚运载火箭发射三颗卫星的消息公布后，引起国际上广泛反响。
连日来，西方通讯社和报刊纷纷报道，并评论我国发射卫星的重大成就。
了不起的成就
意大利《信使报》21日刊登的电讯说：“中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第一次成功地用一权火箭把三颗卫星送入围绕地球的轨道。
西方专家强调指出，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它证明自北京1970年4月24日发射第一颗卫星以来，中国工艺技术所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成就。”
日本《朝日新闻》的消息说：“一次发射了三颗卫星的，除美苏两国外，是第一个。”
美联社援引外国的科学观察家的话说，“这是一项重大的成就”。
空间技术发展迅速
路透社记者报道说，中国用一枚火箭把三颗卫星送入轨道，“是这个国家空间计划的一项技术发展”。
他说，“西方专家认为，这次同时发射三颗卫星需要很高水平的技术，而中国以前还没有表现出这种技术”。
《朝日新闻》的消息说：“随着电视普及，中国也开始关注研制通讯卫星了；
随着争取实现工业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政策的确定，综合性的宇宙研究工作正在受到重视。
首次同时发射三颗卫星，使人看到了中国对于宇宙开发的积极态度。”
日本《读卖新闻》说：“中国的宇宙开发工作，在技术、资金两方面都被迫面对着严峻的条件，然而，尽管如此，开发速度似乎并没有减缓多少。”
路透社的消息说，这种火箭所使用的燃料的制造“技术是很难的，只有美国和欧洲空间机构——由十一国组成的财团——掌握了这种技术”，这“能使中国同世界上大部分空间国家竞争”。
时事社驻香港记者的消息说，许多人认为，中国研制新式火箭的速度“和美苏相比是非常快的”。
具有重大的军事意义
日本时事社发表述评说，中国发射复数卫星的成功，“表明它的战略武器研制工作正在以超乎预想的步伐前进”，“可以说将为研制侦察卫星开辟道路；
对于这个方面今后的动向，人们的关心也增大了”。
《读卖新闻》报道说，北京的西方军事人士认为，中国“这次成功表明，分导弹复核弹头的研制技术相当地先进，因而予以注意”。
“不言而喻，这次卫星发射成功具有重大的军事意义”，“和去年洲际导弹发射试验成功合起来，中国已经在研制分导复核弹头方面越过了一个里程碑”。
据新华社9月24日讯 国家农委和民政部最近联合向各省、市、自治区发出通知，转发《安徽省委关于做好扶贫工作的通知和来安县扶贫材料》。
要求各地把扶贫工作列入议事日程，认真抓好。
通知指出，我国农村大多数地方在实行生产责任制过程中都重视对贫困户的照顾，积极开展扶贫工作，在社员普遍增加收入的同时也使许多贫困户改变了贫穷面貌。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这项工作没有跟上去，致使某些贫困户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这是值得注意的。
满腔热情地扶助贫困户，使其逐步富裕起来，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既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当前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发展大好形势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希望各地也象来安县那样，把扶贫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统筹安排，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因地制宜地采取多种有效办法，把这项工作切实做好。
据介绍，安徽来安县扶贫工作的主要做法是，对困难户在政治上帮助，生产上互助，经济上支持，技术上指导。
全县普遍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对困难户进行了摸底登记，并且通过认真讨论，确定了扶助的对象。
在此基础上，实行了干部包干到户，责任到人的办法。
今年以来，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为了破坏我四化建设和阻挠台湾回归祖国，通过各种手段向大陆派遣特务，进行破坏活动。
今年3月前后一段时间，他们为了配合国民党召开“十二全大会”，派遣特务潜入大陆，鼓动内地的反革命分子投寄“贺信”并进行其他破坏活动，妄图虚张声势，扩大反动宣传。
这一阴谋活动为我粉碎和公开揭露后，他们又利用纪念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阴谋进行破坏和捣乱。
国民党特务分子林国川，原籍是广东省潮阳县河溪公社人，由于贪图物质享受，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教唆和引诱下，走上了反革命道路。
他按照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指使，发展了林淑利、黄雄世、陈镇隆三人参加特务组织。
他还先后多次向特务机关投寄密写情报信，接受特务活动经费，并被特务机关委任为“兵运工作组长”。
3月下旬，他企图偷渡到香港，转赴台湾，被潮阳县公安机关侦破，依法将其逮捕归案。
国民党特务机关还采取威胁利诱手段，在偷渡到港澳的人员中，招募和发展特务，甚至直接把台湾监狱里关押的刑事罪犯放出来，乔装打扮，潜入大陆。
派遣特务张岚，因在台湾犯抢劫和盗窃罪被判刑，服刑期间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招募参加特务组织，经过训练后，于今年3月中旬由一名特务监护从台湾偷渡到香港，然后冒名顶替“香港同胞”潜入广州、湖南等地，用请吃喝、送礼品等方法拉关系，寻找落脚点，企图长期潜伏，建立所谓“游击武装根据地”。
4月上旬，广州市公安机关经过缜密侦察，依法将其逮捕归案。
还有一些特务分子，由于慑于我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主动向我投案自首。
广东省陆丰县上护公社叶佐双，去年11月初偷渡到香港后，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发展参加特务组织，然后混迹在港英当局递解“非法入境者”中，被派遣回原籍，多次向国民党特务机长报送我军事、政治情报。
7月上旬，他慑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主动到陆丰县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政府给予了他宽大处理。
据新华社9月24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由罗伯特·弗雷尔空军上将率领的英国皇家国防研究院代表团。
伍修权在宴会上祝酒时赞扬中英两国军队之间卓有成效的接触与交往。
罗伯特·弗雷尔团长祝愿两国军队之间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出席宴会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徐信、军事学院副院长陶成章等。
英国驻华使馆参赞阿特金森、武官吉尔海德上校应邀出席了宴会。
作者：战士杨广庆
单位：五一一二六部队
栏目：家乡喜讯
农业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农民开始富起来了，可我心里还有一个顾虑：地都分了，社员的心会不会散呢？
这次回家乡山西襄垣县探亲，所见所闻，象一阵清风，吹散了我思想上的疑云。
五一一二六部队战士 杨广庆
责任制不是叫咱各顾各
踏上通往咱村的大道，只见三三两两的社员分别在自己的责任田里劳动。
见此情景，我心里正开始嘀咕，突然听到身后一声“驾！”
扭头一看，原来是队里的小伙邢春生赶着马车追上来了。
他一把拉我上了车，便同我亲热地拉起呱来。
我把心里的嘀咕跟他一说，他把头一仰，哈哈笑着说：你呀，可把咱农民的觉悟估计得太低了。
我讲一桩事给你听听吧。
播种季节到了，女社员孙桂香突然患了感冒，在炕上躺了半个月还起不来。
别人家的地都拾掇利索，就等着下雨播种了，可她承包的责任田一点还没动，心里十分着急。
有什么法子呢？
丈夫在外做工作，总不能把他拉回来种地吧。
她强撑着身子来到地头，不觉一愣，只见眼前的四亩责任田已精耕细耙好了。
这是谁做的好事？
一打听是大队长邢道红帮助干的。
原来，邢道红知道桂香病了，起不来炕，便自个儿赶着牲口，扛着犁耙，到桂香地里，用了五天半的时间，把那四亩地拾掇得利利索索。
当桂香明白了事情的经过，向邢道红道谢时，邢道红说：“大嫂子，什么你呀我的。
俗话说，牛角挨着牛耳朵，是分离不开的。
搞生产责任制是为了把生产搞上去，又不是叫咱各顾各。
你家有难处，大家帮个忙，这完全是应该的。”
就这样，大队长一没要桂香付工钱，二没要她酬谢，帮她把庄稼全种下了。
两家拆了“隔心墙”
社员邢安锦和李树文两家是一墙之隔的邻居。
过去，两家三天两头吵架。
真凑巧，队里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他两家又是合用一匹马。
我估摸着，为使用牲口的事，这两家又得吵翻了天。
这天，他两家真的为使用牲口的事吵起嘴来了，我急忙过去想劝说一番，出乎意料的是，他们这次吵嘴不是你争我夺，而是你推我让。
邢家说李家承包的地多，牲口应当由李家先使用；
李家说邢家劳力少，牲口应当由邢家先使。
两家相让半天，还是不分上下。
看到这个场面，真使我感动。
邢、李两家怎么变得这样团结了？
乡亲们说，这是政策结同心啊！
原来李家劳力多，邢家劳力少。
过去，李家总嫌邢家没人干活白占劳力多的便宜。
邢家就是不认账，说你劳力多有什么用，工分挣得多，粮食打得少，还能给别人沾光？
就这样，两家憋着一股气，稍不顺心就争吵。
如今实行了生产责任制，真正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原则，两家不但气消心顺，而且团结得很紧了。
他们说：和气生财。
互帮互让，才能共同把责任田种好。
就这样，两家多年垒起的隔心墙一下子被生产责任制这政策给推倒了。
“宁啃骨头不吃肉”
一天，我从一片地旁路过，看见地头插着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邢乐明责任田”。
我不禁暗暗赞叹：邢乐明风格真高，这地多瘦，可他就偏偏承包了。
这时，六十开外的邢双全大爷来了，他乐呵呵地对我说：乐明这后生是“宁啃骨头不吃肉”啊！
这块瘦地原先是承包给我的，可他硬是拼命揽过去了。
开始，我觉得这样他要吃亏，便不答应。
可他在大伙面前说什么：“邢大爷上了岁数，腿脚不灵活，承包的地应该拣土质好一点，浇水施肥方便点的。
我年轻力壮，就包这块瘦地吧。”
这一席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最后依着他，把他那原先的好地换成了这块瘦地。
新华社9月24日讯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阿富汗游击队已控制了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的几乎所有地区。
阿富汗游击队上星期袭击了这个有二十三万人口的坎大哈市，并同苏联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据参加战斗的一位游击队领导人说，9月18日，五百多名游击队战士进入坎大哈市行政中心，并放火焚烧市政大厅。
政府军向机场撤退，并炮击市区，摧毁了许多民房和商店。
经过几天的激战，游击队控制了坎大哈市的几乎所有地区。
政府军仅仅控制着一个兵营和政府主要办公楼。
他还说，在激战中，游击队击毁了八辆苏联坦克。
阿富汗游击队击毁的苏制装甲车辆和军车。
新华社发（照片）
新华社9月24日讯 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在柬埔寨国民军和游击队的打击下，侵柬越军于9月19日被迫撤离设在柏威夏省恰普县洛布河沿岸的安龙斯马、安龙彻达、安龙亨等六个营级据点。
广播说，柏威夏省国民军和游击队首先切断了这些越军据点的交通运输线，把越军包围在据点里，然后不断炮击龟缩在据点里的越军，使这些据点里的越军有生力量不断遭到消耗，无法支撑下去而被迫撤离。
国民军和游击队已完全控制了这六个据点。
据新华社9月24日讯 世界杯足球赛亚大区预选赛决赛第一场比赛，中国队对新西兰队今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踢成零比零。
新西兰队在今晚比赛中采用了以守为主的战术，重点防中国队两名快速的边锋；
进攻时利用队员身高的优势长传高吊。
中国队进攻是以两翼快速突破。
但由于对方身材高大，防守严密，中国队在门前的穿插和接应常常受到破坏。
全场比赛双方踢得很拘谨，虽然都有几次射门，但无建树，比赛比较平淡，没有出现高潮。
亚大区预选赛决赛的全部比赛将于今年12月结束。
根据最后比赛结果，选出两个队参加1982年在西班牙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决赛。
据新华社9月24日讯 据合众国际社华盛顿消息：美国官方人士23日说，苏联在今年头九个月中向古巴运送了近五万吨军事装备，比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任何一年都多。
这些军事装备包括一艘二千一百吨的科尼级反潜护卫舰，这是苏联迄今向古巴提供的舰只中最大、最新式的舰只。
美国国务院认为，在加勒比海地区使用这种舰只证明“苏联和古巴无视加勒比海的稳定”。
这些军事装备还包括地对空导弹、T—62型坦克、装甲运兵车、攻击潜艇等。
这些人士指出，去年全年苏联运到古巴的军事装备只有两万吨。
他们认为，古巴获得更多的装备，可能是作为古巴军队的储备，也可能是转运给其他拉美国家，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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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法新社报道，在南朝鲜所负全部外债中，美国占25.1％，日本占19.2％。
（均据新华社）
本报讯 山东省军区离职休养干部、原顾问易积贵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1年9月9日在济南逝世。
易积贵同志1931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六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