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祥建生光声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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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集体风气正
排长邵选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六连。
班长陈川山见他的领章是用粘胶粘的，就个别找他提意见说：“作为一个干部，一举一动都要给战士拿个好样子，钉领章也不能马虎。”
集合部队，邵选拿着哨子从一排吹到四排，吹了一遍又一遍。
战士陈为民把他拉到一旁，悄声说：“排长，我们连队吹哨子，也有个讲究，历来只吹一遍。
你这种吹法，时间长了，会把作风吹疲的。”
邵选两次听到批评，心里佩服六连战士的责任心强。
他逢人便讲：“六连的战士都姓‘管’！”
六连党支部培养战士树立主人翁精神，是从“责任感”三个字入手的。
平时发现战士以连队为家，为国家着想的事，那怕再小也提出表扬，而且不厌其烦，出一次表扬一次；
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由主义不负责任态度，也及时给予教育批评，还特别注意抓住典型事例开展分析讨论。
一次，战士吴红光发现哨兵擅自离开哨位，当即提出批评，哨兵不服，还说了一些讽刺话。
党支部就组织全连分析讨论：吴红光管得对不对？
连里表扬了吴红光的负责精神，擅自离开哨位的同志在班务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象这样的分析讨论会，六连去年以来开了六次，大大扶持了正气。
与此同时，连里还注意从组织措施方面跟上去，配备骨干掌握一条标准：一定要选革命责任心强的同志。
他们今年配备的十六个正副班长，都是在这方面表现突出的。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气氛：只要是关系到党和人民的利益，就有人出来管。
副班长郑杰从家信中发现，家乡大队的主要干部对生产责任制有些想不通。
郑杰及时回信做工作，还利用星期天到驻地附近责任制搞得好的大队走访，整理了三份实行不同形式责任制的经验，寄了回去。
今年春节，郑杰探家，又宣传党中央制定这项政策的科学根据，共产党员应该带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后来，生产责任制在这个大队贯彻了，许多社员说：“应该给郑杰记一功！”
战士杜元春发现驻地附近四个小孩调皮逃学，他“毛遂自荐”，经领导批准当了小学的校外辅导员，他帮助辅导的班成为“红领巾模范班”。
乐为连队献才智
六连的战士说：我们是连队的主人，理应管好连队的事。
六连有个“智囊团”，主动为连队建设出谋献策。
它有三个组：一是研究军事训练的，一是突破政治教育难点的，一是搞科学文化学习辅导的。
今年初，六连进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教育，连里讲了几次，有的同志对三中全会后的大好形势还是感到不好理解。
负责研究政治教育难点的小组听到议论，想出了一个主意。
他们向党支部建议：让干部战士给家里写信，请家里谈谈三中全会前后有什么变化。
“智囊团”的同志们汇集家信中的情况，画出一张三中全会前后干部战士家庭生活情况对比表。
指导员齐有为领着大家看了表上的数字，又把连队派人调查的几个工厂和街道的情况向大家作了介绍。
这堂课，摆事实，讲道理，战士们说：“一比就明白了，中央领导对形势的估计恰如其分，我们思想通了！”
一天夜晚，副指导员陈建华查铺来到三班，手电一亮，发现班长耿平的床底下藏着个鸟笼子，关着几只麻雀，不由一怔：刚搞过作风整顿，怎么玩起鸟来了？
第二天上午，陈建华来到三班训练场，只见全班同志围着一个小小玻璃罩，里面几只麻雀有的流口水，有的翻白眼，他顿时恍然大悟：哦，原来他们在帮助连队克服毒剂教学“空对空”的问题。
后来，连里办了一个防化训练试验场，各种毒剂的功能通过动物和植物的反映，真实、形象地展现在大家面前，大大增强了教学效果。
六连担任师打坦克先训任务，场地窄、器材缺、教员少、干部急，战士也急，熄灯号响了，三三两两还在议论。
军事训练研究组的孟启荣等三个同志，一有空就上机关，访连队。
星期天上午，他们第四次来到师侦察科，从一本军事资料上发现一种很有参考价值的训练方法，就一口气抄了下来，回到连队俱乐部琢磨。
孟启荣的一位老乡开玩笑说：“你一个小兵，成天忙乎啥！”
孟启荣说：“连队好比一个家，干部是兄长。
看着兄长为家务事操劳，弟弟在一旁偷闲，那还算一家人吗？”
经过干部战士反复研究和试验，一种最大限度地发挥场地、器材、教员作用的“定点流水训练法”产生了。
他们只用了八天时间，就使全连人员学会了过去二十天才能学会的课目，取得了优秀成绩。
目前，这种训练方法已在六连所在的军普遍采用。
去年以来，六连在参加上级组织的军事、政治、文化考核十六次，九次夺得了第一。
每项第一里，都渗透着“智囊团”的心血和汗水。
有的同志说：“连队工作千难万难，老兵退伍的工作最难！”
前年底去年初，有些即将退伍的战士要求给安排工作，要求多给医疗费，连里费了不少劲。
去年，六连加强了思想工作。
党支部经常教育全连同志想全局，顾大局，把“振兴中华，战士有责”的口号变成自觉的行动，情况起了很大变化。
去年底今年初老战士退伍时，医生拿着评残诊断书，找到战士金卫钟，亲切地说：“你在训练中骨折了，经检查，可以评为三等甲级残废。”
小金笑道：“我的伤早好了，没有评的必要。”
党支部又根据有关规定给他报请医疗费，小金连夜写了一封信说：“现在国家困难这么大，该花钱的地方多得很。
我是一个革命战士，要为国家多分担点困难。
党的温暖和关怀我收下了，但这份待遇，无论如何不能收，让它在四化建设中发挥一点作用吧。”
党支部研究决定给六个困难最大的老战士救济，他们谁也不要，三番五次找干部说：现在，国家财政赤字大，为国分忧，人人有责。
留下这点钱，也算我们尽了一份心。
去冬今春，六连协助制片厂拍电影。
党支部进行了一次专题教育，战士们明确了要把为国分忧的思想落到实处。
从驻地到拍摄现场有十多里路，上级派来两台车供他们往返乘坐。
六连的同志说：“现在国家汽油缺，我们能少用一点是一点。”
他们顶风冒寒走山路，为国家一滴又一滴地节约着汽油。
在严冬季节，上级拨来取暖用煤指标，六连的同志说：“现在国家煤炭紧张，我们能少烧一点是一点。”
他们利用星期天和工作间隙，翻大山，钻老林，四出拾柴，为国家一两又一两地节约着煤炭。
有段时间，十二班住在一个远离连队的山头上看守拍摄现场和物资。
摄制组提出给他们买一套炊具，单独开伙。
六连的同志又说：“现在国家资金不足，我们少花一点是一点。”
他们不顾疲劳，坚持回连就餐，为国家一分又一分地节约着经费。
苦累，图的啥？
请看战士写的豪迈诗章吧：“人民战士胸怀阔，国家困难装心窝，点点滴滴为四化，苦点累点算什么！”
甘愿“吃亏”为人民
六连党支部认为，主人翁思想，说到底是个人生观问题，是为什么活着、怎样做人的问题。
他们组织战士学理论，比先烈，学英模，树标兵，一事当前想想怎样做才对。
六连党支部为帮助战士树立革命人生观，付出了大量心血，取得的成绩也是显著的。
班长杨子奎探家时找对象。
头一个，听说他穿的是“两个兜”，摇头了；
第二个，见他家住的是茅草屋，扭头走了；
第三个了解到他当了三年兵还挂着“团徽”，也不再见面了。
这事，村里有各种议论：“这娃扛了几年枪，太吃亏了！”
母亲听了风言风语，和儿子商量：“给部队预导说说复员回来吧！”
为了说服儿子，母亲还请他的一位要好同学帮忙。
那位同学邀请杨子奎到家作客，先领着他参观新盖的三间瓦房和成套的家俱，还把未婚妻的彩色八寸照片拿出来让他看。
午饭时，同学亮了底：“子奎呀，你当了三年多兵，亏吃得可不小，现在农村政策是多劳多得，凭你这身子骨，干上一年半载，我有的你全会有，还是快点回来吧！”
杨子奎胸有成竹地回答：“是啊，比起你，这几年，我失去的东西确实不少。
可是，你想过没有，不是党的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好，你能富得这样快吗？
没有成千上万个当兵的失去一些东西，换得国家的安宁，广大人民群众——也包括你在内，能无忧无虑地过日子吗？”
杨子奎探家归队前夜，亲戚朋友、队里干部都来送别，坐了满满一屋子。
远道而来的姐姐想再劝劝弟弟。
杨子奎没有直接回答。
他给大家讲了本连在战争年代涌现出来著名的十五名战斗英雄的壮举，讲了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中战友肖祥悦结婚五天就上了战场，光荣牺牲的事迹。
讲着讲着，杨子奎两眼泪水夺眶而出，母亲抽泣了，在场的人也不停地用手擦着湿润的眼睛。
杨子奎噙着泪水说：“革命先烈为了今天的幸福生活，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有的连名字也没留下，要说吃亏，这个亏该怎么算法？
我比起他们，又算吃了什么亏！”
这些话语，在大家的心底掀起了层层波澜。
队长站起来拉着杨子奎的手说：“你站得高，想得远，在部队安心干吧，家里的困难，咱们大伙包了！”
在六连，象杨子奎这样的战士，犹如长串明珠，颗颗光彩照人。
去年以来，四名干部苗子因提干制度改革未能提起来，他们想通了：“没提干，照样干”；
十三名党员发展对象因控制发展比例尚未入党，他们认清了：这是好事，我们党就是要吸收个顶个的名副其实的党员。
1976年入伍的老战士吕振团，一直代理排长，因年龄偏大，失去报考军校的资格，但他处处以革命利益为重，兢兢业业地工作，带领全排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夺得了五面红旗，本人受到团的通报表扬。
林祥 建生 光声 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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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9月16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今天上午会见了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陛下。
邓小平热情欢迎国王和王后前来我国进行访问。
他说，瑞典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我相信，国王和王后的这次访问将对进一步发展中瑞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产生重要影响。
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说，瑞典和中国的关系有着很长的历史，二百多年前，两国就有商业往来。
他说，瑞典人民都知道中国在世界政治事务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中所起的作用。
邓小平还同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就共同关心的一些国际问题交换了看法。
随同国王和王后来访的司法大臣卡尔·阿克塞尔·佩特里，劳工、能源大臣英厄马尔·埃利亚松，国王军事参谋长斯蒂格·辛内格伦将军，瑞典驻中国大使斯滕·松德费尔特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黄华，中国驻瑞典大使曹克强等。
会见后，邓小平设午宴款待国王和王后等瑞典贵宾。
陈慕华副总理也出席了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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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兰州9月16日电 新华社记者邓国添报道：人民解放军兰州部队工程兵某团和炮兵某团一千二百多名指战员，提前完成刘家峡水库主坝和副坝加高加固工程受到甘肃省委、省政府表扬。
刘家峡水库防汛指挥部要求这两个团在9月16日以前完成水库大坝加高加固的全部工程。
指战员们于9月12日下午两点钟到达刘家峡水库后，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连夜冒雨投入战斗。
年过六旬的兰州部队炮兵副司令员铁峰在工地上指挥；
这两个团的十多名领导干部，全部在工地上跟班作业。
9月13日，一千多民工赶来助战。
军民齐心协力，在15日十三时完成了主坝和副坝加高加固工程，抢到了特大洪峰的前头。
目前，指战员们正密切注意上游水情变化，随时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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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银川9月16日电 新华社记者张宏文报道：宁夏军区和驻军各部队相继派出六千多名指战员奔赴黄河西岸险要地段，奋力投入防汛抢险战斗，被自治区回汉族人民誉为“抗洪先锋”。
9月11日夜，石咀山区的第一道防洪堤被冲垮，滚滚洪水直扑第二道防洪堤。
一旦这道防洪堤失守，塞上煤城石咀山将有被淹的危险。
这时，宁夏军区立即加派八个连队，连夜赶到现场，全力以赴加固加高第二道防洪堤。
为了确保包兰铁路不中断，驻军某部已派出一个营驻守南部险要地段——中卫县胜金关。
他们一方面固堤修坝，防止洪水漫溢到铁路上；
一方面严阵以待，做好抢险的准备工作。
9月12日凌晨，吴忠县陈袁滩公社进水，社员群众的生命财产遇到严重威胁。
在这里抗洪的兰州部队两个团的指战员，发扬“河水涨一尺，干劲增一丈”的精神，固守堤防三天三夜，终于使八千多名回汉族社员转移到安全地带。
9月9日晚，黄河水位猛涨，秦渠公社秦坝关大队两名回族社员被围困在河心的一个小岛上。
某部舟桥连闻讯后，连夜派出水上快艇前去抢救。
六名战士不畏月黑浪急，不畏险滩暗礁，几次跳入浅滩，推舟前进。
终于使这两名回族社员安全脱险。
栏目：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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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重要观点。
实践表明，即使象硬六连这样全军闻名的先进单位，如果不重视全面建设连队，稍微放松思想政治工作，也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
六连党支部不愧为“先进党支部”。
当某些不良倾向一冒头，他们就敏锐地发现，及时地研究，理直气壮地抓，切实地采取措施。
他们大力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使军事训练、作风建设等继续保持先进，连队建设得到了全面加强。
在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以后，必须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不能丝毫削弱。
硬六连这个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
我军政治工作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但是如果只是照旧沿用，也不够了。
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在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着眼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六连党支部把握住了这一点。
他们认真研究了年青一代干部战士的思想特点，把培养主人翁精神作为加强连队政治工作的一项基本建设来抓。
一方面，出现问题后，党支部不是涣散软弱，而是敢抓敢管，发扬政治工作的革命性、战斗性；
另一方面，重视从实际出发，加强教育引导，努力发扬政治工作的主动性、创造性。
这个经验，也是有普遍意义的。
作者：吴文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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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刘家峡9月16日电 建筑在刘家峡水库大坝中的刘家峡水电厂，在受黄河洪水威胁时安全发电，厂内五台发电机组都按照生产计划正常运转，每天将一千三、四百万度的强大电力输往西北各地。
9月14日上午十时，水库放水量一度达到五千秒立米，从溢洪道和泄水道放出的洪水掀起巨浪，猛烈地震撼着水电厂厂房底层，冲往三三○开关站的十米高、六米宽的大铁门，如果洪水破门而入，整个电厂在几分钟之内就会被洪水吞没。
在这万分紧急关头，机械分场、电气分场和水工分场的二百多名职工赶到现场，奋勇抢险，终于保住了大门，从而保证了正常安全发电。
目前，刘家峡水电厂职工正密切注视黄河水情的变化，加强大坝基础安全观测，加强闸门开闭系统检修，为保证电厂继续安全发电而日夜奋战。
作者：方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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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北京部队某通信总站，自己动手，安装成一个较大规模的有线电通信枢纽，而且一次试验成功，保证了通信联络畅通无阻。
自己安装通信设备，这对通信总站的同志来说，还是第一次。
按照分工，通信工程分队负责安装，通信总站只负责维护和使用。
为适应战备工作的需要，北京部队通信部要求这个通信总站用本身的技术力量，在一个月内安装一个较大规模的有线电通信枢纽。
为了保证这一任务完成，总站党委从全站各单位抽调了四十六名技术骨干，组成安装队伍。
这些同志中绝大部分过去只搞过维修工作，其余的也只安装过小项目，大家都没有经验。
他们把安装同训练结合起来，边干边学，很快就学到了安装本领。
安装前，有一百五十吨设备，重的有四百公斤，轻的也有一百公斤，要用人力运到安装现场，全体安装人员齐上阵，争先恐后，手搬肩扛，不少人肩膀压肿了不叫苦，仅用两天时间全部搬完。
安装中，大家以极端负责的精神认真细致地工作。
焊接点近三万个，对线七万多对次，机房布线达四点五公里。
安装完毕试验调整，一次成功。
从开始安装到交付使用，仅用十几天，比北京部队通信部要求的时间大大缩短。
交付使用后，设备性能稳定，受到前来参观的通信专家的赞扬。
（本报记者 方航）
作者：韩京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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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福州空军某场站空勤灶，用自己辛勤的汗水，把伙食办好，赢得了飞行人员的热烈赞扬。
从1972年以来，这个空勤灶先后八次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集体二等功。
最近，福州空军后勤部在这个空勤灶召开了现场会，推广他们的经验。
这个空勤灶担负着过往驻训和执勤飞行人员的就餐任务。
在就餐人员流动性大的情况下，他们克服各种困难认真搞好伙食调剂。
老班长周志国经常带领炊事员征求飞行员对伙食的意见。
为了让飞行员吃上营养价值高的时鲜蔬菜，他们经常骑着自行车跑遍大街小巷去采购，从不叫苦叫累。
为了让在外场值勤的飞行员也象在家里一样吃好，他们在机场跑道旁边开了个小食堂，不管什么时候，只要飞机一响，小食堂就开张，面条、水饺、烙饼，应有尽有，飞行员非常满意。
空勤灶的同志还很注意勤俭节约，不浪费一点一滴东西。
飞行员体力消耗大，需要的营养多，国家给的伙食费也比较高，但他们却不因为伙食费高而大手大脚。
平时他们克勤克俭，连个空罐头盒子、酱菜瓶子、桔子皮、鸡鸭毛等都舍不得丢掉，收集起来送到废品站和药店卖掉后，换来钱再加到飞行员的伙食费里去。
鱼肚，是飞行员爱吃的佳肴，他们把鱼肚摘出来洗净晒干，为飞行员添上一盘好菜。
（韩京承）
作者：袁占先/季力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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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沈阳部队炮兵采取多种形式，普及经过上级机关检验和批准的三十四项训练改革项目。
这个部队把训练改革和推广成果同时纳入年度训练计划，既重视抓改革，又重视抓推广，使改革成果变成部队的共同财富。
他们经常组织在训练改革中取得显著成果的同志，到各单位巡回传经送宝。
各师已先后组织了六次，参加对口学习两千多人。
7月份，这个部队组织三十九名训练改革成绩突出的教练员，到三个点上给五个大单位进行对口传经，其中重点普及的有《七○九电台遥控通话》、《利用火控点对运动坦克进行转移射》、《三七高地连对武装直升机射击》等改革项目。
这个部队所属各师、团多次组织现场会，结合实兵实弹演习，由建制单位现场表演，普及一些改革项目。
他们还举办了一些专题集训班，请改革的骨干当教员，以改革的内容为教材，重点推广难度较大，技术性、理论性较强的项目。
（袁占先、季力加）
作者：张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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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献生郜名芳
栏目：新事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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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上旬的一天，细雨蒙蒙。
一辆军车从塞北某地一个村子里穿过时，从一家老百姓院里突然跑出一只大白鸡，钻入车下，被后轮压死了。
主人周大爷赶出门，看到车已经走远了，那只心爱的芦花白躺在泥水中，心里十分痛惜。
他刚想说什么，转念一想，一定是部队的同志执行任务走得急，天气又不好，没发现这只鸡，可不能为这点小事惊动他们。
周大爷一声没吭，把鸡提回了家。
这个情景恰好被驻在村里的装甲兵某部六连指导员宋有旺看见了，他有点生气：这个驾驶员怎么这样粗心，压死了群众的鸡都不知道？
他想记下车号，隐隐约约地只看见前面两个号码，知道是兄弟部队的车。
再看看周大爷的行动，多好的群众啊！
这事怎么办？
向上级汇报，让兄弟部队查找这辆车，可如果一时查不清，这事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部队内部虽然有单位之别，可在群众眼里都是解放军啊！
对！
这事自己应该出面处理，挽回影响。
宋有旺立即来到周大爷家，诚恳地说：“周大爷，刚才我们的车不小心压死了您的鸡，车有任务先走了，这五元钱是赔偿费，请您收下！”
周大爷十分感动，再三推辞不过，只好把钱收下。
宋指导员临走时又把那只鸡留下，让周大爷补养身子。
张献生 郜名芳
作者：龚育之
《决议》为什么不用“路线斗争”、“路线错误”的提法，本文对此作了具体的阐述，供学习《决议》时参考。
——编者
要正确地分清历史是非，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抛弃不科学的方法。
所谓科学的方法，就是实事求是地对具体历史过程作具体分析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方法；
所谓不科学的方法，这里指的就是形式主义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
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没有提路线斗争、路线错误问题。
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我的体会是，路线一词，究其本来的含义，不过是指总的、根本性的、全局性的指导方针。
在这个含义上，《决议》用了这个词。
比如，肯定党的七大、八大、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正确。
人们会说，正确与错误相比较而存在，有路线正确，就有路线错误，为什么说路线正确可以，说路线错误就不可以呢？
应该说明，同正确路线相比较而存在的，可以是不同程度地偏离正确路线的各种错误，不一定构成总的指导方针的错误。
要是果真构成总的指导方针的错误，那么，路线错误这个词未始不可以使用。
但是，在政治生活中，一个词汇并不一定是按它字面的本来含义起作用，往往是按历史形成的习惯上实际赋予它的含义起作用。
所以，如果想就路线一词的原义来讲路线错误，那我们用别的词汇（例如全局性的指导方针的错误）也能确切地表达所要表达的意思。
而多年来我们党内生活的历史赋予路线错误一词的含义，却是既乱又滥的。
这是由于：（一）过去批路线错误，多次混淆了是非（对彭德怀同志一次，对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一次，后来对邓小平同志又一次）；
（二）过去把一切被认为是严重的错误都归结为路线错误，既模糊了各次错误的不同情况、不同性质、不同程度，也忽略了一次错误、一个犯错误的人在历史上起变化的曲折过程；
（三）在过去路线斗争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形式主义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
我们必须摆脱这种混乱，抛弃这种不科学的方法。
为此，我们今天宁可不用已经同这套方法难解难分的路线斗争、路线错误的提法。
路线、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些词汇，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基本词汇，历来都用，非用不可的。
有同志作了一点调查，得到的结果是：“路线一词，马恩列都少用，在他们的主要著作中未用，在其他著作中用时也未给予何种严重意义。”
斯大林倒是历来比较喜欢讲两条路线，二十年代后期逐渐把路线问题提到非常严重的地步。
但在1938年他主持下编辑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中，路线、路线斗争字样仍不多用，更没有计算过路线错误的时间和路线斗争的次数。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党的成立到第一次大革命，党的文件中没有用过路线一词。
八七会议和党的六大以后逐渐用开来，但也不象后来那样频繁，没有给予特殊严重的意义。
直到共产国际提出反立三路线，王明抓住这个东西，才在我们党内大讲路线斗争。
王明写的那本书，题目就叫《两条路线》。
他不光是批立三路线。
李立三同志犯错误，1930年6月到8月达到高潮。
不久瞿秋白、周恩来同志回国，9月就开始纠正立三的错误。
很快立三同志离开了在中央的领导岗位。
但是，王明不看这些情况，不支持中央纠正错误的工作，反而是挑剔，捣乱，大闹特闹，说你们没有讲李立三是路线错误，没有把问题提到路线高度，这本身就是路线错误，叫作调和路线。
结果就把六届三中全会后正在纠正立三错误的党中央给推翻了。
通过四中全会，王明上了台。
上台之后，扯起国际路线的旗号，无休止地开展斗争，打击大批干部，“改造”党的各级机关，说你们犯了这个那个路线错误，都该打下去。
另一方面，极力标榜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
王明搞的这套路线斗争，就是自我吹嘘、排斥异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党内造成很恶劣的影响和很严重的后果。
这是一段历史。
延安整风中批评了王明的错误，包括他在党内斗争问题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党内批评的正确方针。
这就是划清两种界限（敌我界限和是非界限）的方针；
弄清是非、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方针；
不着重于追究个人责任，而着重于分析历史，分析环境，分析错误的内容和根源，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的方针；
“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不要“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的方针；
对犯错误的同志一斗二帮，与人为善，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团结他们一道工作的方针，等等。
这一套正确的方针、方法，和王明那一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否定一切（对他人）、肯定一切（对自己）的方法，是正相对立的。
在延安的时候，没有对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本身提出问题。
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仍然用了这个提法。
因为有毛泽东同志确立的党内批评的正确方法在，所以，沿用这个提法在当时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从延安整风以后，一直到1959年八届八中全会以前，在我们党内生活里面，也遇到过这种那种争论，批评过这个那个同志，纠正过这种那种错误。
但是，毛泽东同志都没有强调过这是路线斗争，那是路线错误，谁是路线头子，应当把谁打倒。
除了阴谋分裂活动属于另外的性质以外，凡是工作中的、包括带有指导方针性的错误，都是就错误本身具体地加以分析。
批评错误是为了纠正错误，不是为了整人。
犯了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继续给予工作。
对于错误的分析和批评，有时候也有用语过重以至判断错误之处。
重要的是没有就此展开一次又一次冲突甚剧、株连甚广的路线斗争。
这种正确地进行党内批评的方法，保证了我们党内生活的正常、和睦、民主、团结，使革命事业得以顺利前进。
这是又一段历史。
从1959年八届八中全会对彭德怀同志进行错误的批评开始，我们党内又大讲路线斗争，到“文化大革命”而登峰造极。
这样做的后果大家记忆犹新。
有同志说：“路线错误、路线斗争两个词，不知害了多少同志。”
“过去已用了若干年是事实，但那样用法的害处也是事实。”
这话说得很沉痛，也很发人深省。
在这些年中，围绕路线斗争逐渐积累起一套固定化的观念：
党的历史被简化为路线斗争史。
路线斗争被一律看作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甚至被迳直看作是在党内进行的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内路线斗争被进一步看作是阶级斗争最集中的表现，党内被指为错误路线的分子成了主要革命对象。
时时、事事都有路线斗争，都要“上纲上线”。
被指为犯路线错误的，就一切皆错，他的任何一件事情都错，他在历史上也从来都错；
而正确路线的代表呢？
就一切皆对，不可能有错误。
争论一提到路线上，就没有分析余地。
错就绝对的错，对就绝对的对。
一方必须压倒另一方。
不能探讨双方是否还有共同点，是否互有对错的地方。
对被指为犯路线错误的领导人，不相信他们能够改正错误。
（其实历史上犯错误的领导人后来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更不用说被错误地批判的同志了。）
在路线斗争中“上挂下连”。
上揪后台，下扫爪牙，瓜蔓株连，震动全党。
计算过去路线斗争的次数、序号和每次错误路线起止的时间；
预测未来路线斗争的次数和每次爆发间隔的时间。
如此等等。
这一套路线斗争的程式，在我们党内为害多年。
这是再一段历史。
这套程式，我们许多同志不单身受其害，头脑也受其害，以至于我们的思路一下子还不容易从中解脱出来。
所以，这次《决议》不光是要对过去搞错了的具体事情平反，还要同过去习惯了的这种非科学的党内斗争的方法决裂。
不再从一套关于路线斗争的固定框框出发，而是实事求是地对历史的各个方面和错误的复杂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决议》所体现的对历史过程作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大体说来包括六个方面：
一、分清指导思想上的正确和错误。
过去以一个人的判断作为真理的标准，在许多时候混淆了是非。
现在一定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分清是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二、指导思想正确时不能肯定一切。
不能因为指导思想正确，就不承认工作中有任何错误。
也不能因为工作中有错误，就推论总的指导思想必定错误。
三、指导思想错误时也不能否定一切。
还要作种种具体分析，包括：（一）错误是支配全局的还是局部性质的；
（二）错误在一个历史阶段是不是占了主导地位；
（三）错误是不是得到过纠正；
（四）这种纠正是不是彻底，等等。
只有在具体分析错误的种种不同情况的基础上，才能把错误摆在恰当的位置。
四、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同全党全国人民的工作和努力既相关联，又相区别。
指导思想错误会严重地影响和损害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
但是，在全党全国人民中对错误有抵制和斗争。
错误的指导思想，不可能完全支配所有人的思想和行动。
不能因为党的主要领导人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而全盘否定全党全国人民的工作和努力。
五、对错误的责任要作分析。
什么情况下责任更多在个人，什么情况下责任在集体。
集体的责任中包括个人的责任。
不能把错误的责任简单地归于个人。
六、对错误的原因要作分析。
包括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个人原因和社会历史原因。
这六个方面的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分清历史是非。
拿《决议》对1956年以后、“文化大革命”以前这十年的分析来说吧。
这十年是比较复杂的十年。
这十年中我们确实犯了好些错误。
如果按照过去形成的思路想问题，就容易只看到这些错误而看不到历史过程的其他方面，对错误在历史上起变化的复杂情况也不作分析，来一个“由点到线”，几个错误的“点”串起来就是一条错误路线，再来个“由线到面”，路线错了一切皆错，于是就把十年看成漆黑一片。
再把这十年同“文化大革命”十年连在一起，等量齐观，甚至进一步向前向后延伸，得出结论：一条错误路线统治二十多年。
这种方法是形式主义的，《决议》反对这种不科学的方法。
《决议》明确地指出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及其深远影响，但是不以偏概全，不认为这个错误就是整风反右的全部，更不认为这个错误就是1957年工作的全部。
《决议》明确地指出了“大跃进”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和它造成的巨大损失，同时又指出了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开始的对错误的纠正。
这种纠正并不彻底。
但在直到庐山会议前期的七个多月里，错误毕竟不是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而是向正确的方向转变。
庐山会议“反右倾”是完全错误和后果严重的。
从1960年冬天发布关于农村问题紧急指示信和确定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开始，我们又从错误向正确方向转变。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经济调整的方针一直基本上得到贯彻执行，经济、科学、教育工作逐渐恢复和发展。
错误的纠正也还不彻底，但比1958年冬以后那一段较为彻底，也有效得多。
这是决定这一段时间工作全局的。
这个期间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又有一系列错误。
这些错误的积累和发展直接联系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但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些错误还没有支配全局。
因此，不能无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把各种错误简单地串成一线，看成一条错误路线统治十年，看成十年一切皆错或错误占主导地位。
这是形式主义的综合方法，不是建立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的科学的综合方法。
对错误加以具体分析，对历史进程的各个方面加以具体分析，再综合起来，就可以看出，就这十年的整体上来讲，错误是第二位的，成绩还是主要的。
这表现在建设成果的总计方面；
表现在建设经验的积累方面；
表现在建设人材的培养和锻炼方面。
这是运用科学的分析和综合方法得出的科学结论。
分析这十年的历史，还要对错误的责任有个公正的评判。
中央负责同志反复强调，不能认为“文化大革命”以前那些错误责任在一个人，别人都正确。
这样看问题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共产党人的道德。
当我们追溯“文化大革命”的由来的时候，容易着重于考察“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错误同“文化大革命”的联系。
应当承认，看不到这种联系，“文化大革命”便会成为突如其来的不可理解的事物。
另一方面，如果过分地夸大这种联系，以至于看不到“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同“文化大革命”的区别，那就离开了实际。
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以基本上否定建国以来十七年为标志的。
那种把“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看得同“文化大革命”几乎一样都是错误的指导思想占统治的观点，无法解释：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至于“文化大革命”，它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同志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是错误的，它在各方面选成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
《决议》毫不隐晦地指出了毛泽东同志的严重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但是，《决议》首先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同我们党、我们的同志犯的错误区别开来，同时也不把“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我们党和国家看成一片黑暗。
由于从领导到群众，许多人以各种方式抵制错误，在工作中不同程度地限制了错误，继续执行了一些正确的东西，所以，尽管在全局上犯了错误，我们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思想错了，他在全局上始终未能认识和改正错误，但是他也还有过一些正确方面。
对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作用也不能完全作否定的估计。
《决议》对“文化大革命”错误所作的批评，所下的结论，是很严厉的，丝毫也没有因为不用路线错误的提法而减轻对错误的严重性质的揭露和估计。
《决议》所摈弃的只是过去批路线错误时习用的否定一切的方法。
《决议》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完全错了，但“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国家的工作不能全盘否定，人民努力取得的成绩不能否定。
总起来看，对建国最初七年指导思想正确的时候，对“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那个复杂的情况，对“文化大革命”中指导思想错误的时候，对近四年多拨乱反正的历史转折过程，《决议》都做了具体分析。
错误充分揭露，党和人民在各种情况下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绩都把它细致地分析出来。
不单是指导思想正确的时候有很大成绩，指导思想有过错误的时候仍然取得不少成绩，就是指导思想在全局上错误了的时候，也不是没有取得任何成绩。
这样三十二年总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很严重，但是第二位的，这样一个历史的结论就从科学的分析中自然地得出来了。
抛弃在我们党内斗争中已有长久历史、形成沉重负累的那一套不科学的方法，确立对历史是非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的科学的方法，这件事情的意义恐怕远远不限于作出这次历史决议本身。
如果这次作出《决议》以后，由于《决议》的权威和范例，在我们党内的争论、批评和斗争中，从此开一代新风，同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的旧习惯分手，在民主、和睦、团结的正常气氛中，通过科学的、原则性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我们党内在今后的征途上总是要发生的是非争论，这对于我们党内政治生活的健康发展，对于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定会发生深远的影响。
作者：南京高级陆军学校教员陆仁海
栏目：军校园地
目前，指挥院校在战术教学中存在着偏重组织指挥战斗的一般工作程序，忽视谋略训练的现象，值得引起重视。
指导思想要重视培养指挥员的谋略。
计划内容要突出培养指挥员的谋略。
训练方法要适应培养指挥员的谋略。
对敌情的研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战出发，正视敌人的长处和特点，考虑敌人的现状和发展。
战术训练中对敌情的设置要从难从严，多变逼真，确实把敌人的顽固性和狡猾性体现出来，必要时还可设置一些假情况。
这样，才能促使指挥员开动脑筋，不搞简单化和模式化，不是凭着一厢情愿去实施作战指挥，从而有利于增强培养指挥员谋略的实效。
在战术想定中，指挥员的决心和对情况的处置方案，是指挥员谋略的集中体现。
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准备多种预案，作为广泛讨论后的结论基础，但不应拘泥于这些预案，而要广开言路，发动大家各抒己见，分析对比，然后集中正确的意见，作出合理的结论，以此帮助指挥员把战术练活，达到进一步提高谋略的目的。
想定作业要从有什么地形打什么仗的实战需要出发，组织指挥员在不同的地形上进行反复演练。
现在，指挥院校的战术训练中，在编写不带实兵的一般战术课题想定时，往往非常强调训练场地（地形），说这块场地只能搞这个课题，不能搞那个课题；
那块场地只能搞那个课题，不能搞这个课题，这是不符合实战要求，因而也是不利于培养指挥员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把渡江河进攻战斗放在没有江河的地区训练，把城市进攻战斗搬到荒野去练，我的意思只是说不应受江河、城市大小和形状的限制。
我认为，除实兵指挥训练要在规定的场地进行外，其他战术课题，尤其是团、营、连这些小的战术课题，都不应过多地挑剔训练场地（地形），而应该尽可能多地编写一些不同地形的战术想定，以帮助学员在作战指挥上善于利用各种地形，在战术战法中更好地运用谋略。
南京高级陆军学校教员 陆仁海
作者：蔡子军栾开明张菲洲
栏目：军校园地学员信箱
编辑同志：
军校学员爱军校，这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爱军校爱什么呢？
有的学员说，军校所以可爱，是因为学员待遇好，又能学到知识和技术，毕业后当干部，薪金也高一点。
编辑同志，把对军校的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能牢固吗？
第二航空机务学校学员 蔡子军
子军同志：
新的一代军校学员，是在祖国中兴、宏图正展的时候开始走向生活的。
他们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对未来张开了理想的翅膀。
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在孩提时代就立志当一名解放军战士，在他们报考军校之前，对军校存有多少瑰丽的幻想啊！
当他们如愿以偿，真的成为一名军校学员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兴奋喜悦，又多么光荣自豪！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员对光荣和自豪都有正确的理解。
我们说，军校所以值得爱，是因为它是培养造就建军人才的地方。
拿我们大家都熟知的抗日军政大学来说吧，它曾以独特的雄姿和战斗的风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我军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军院校有了很大的发展，为培养建军人才作出了新的贡献。
人们不会忘记，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后，我们的一些院校学员，尚未毕业就同边防部队一道开赴前线，他们训练有素，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充分发挥了战斗骨干作用，许多人荣立战功。
如今，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在我军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到处都有军校学员的足迹，到处都闪现着他们矫健的身影。
他们象种子一样，在全军的各个战斗岗位上生根，开花，结果。
爱军校，就应该爱它是培养人才的革命熔炉。
有的学员爱军校，是爱“四个兜”，爱毕业后可以当干部，这种从个人地位和前途出发的“爱”，根基是不牢固的。
我们接触过这样一位学员：入学前，他做梦都想上军校，可是入校后，对紧张的生活、严格的训练，感到难以适应，又后悔不该来军校，以至发展到想溜回家去。
在组织的关怀帮助下，他逐步端正了入学动机，认识到入军校学习，不能只想到个人的地位和待遇，应该时刻想到部队建设的需要，应该把党和人民的关怀化作鞭策自己前进的动力。
仅仅半年多的时间，他就从一个思想上的“落伍者”成长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
从这位学员的前后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学员，爱军校爱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能否正确解决，不仅影响到能否顺利地完成学习任务，而且影响到毕业后能否成为一名合格的指挥员。
有的学员说：“穿四个兜的衣服容易，当一名合格的干部难。”
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军校学员绝大多数毕业后都是要当干部的。
但要真正做一名合格的干部，做一名能带兵打仗、能经受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以至未来战争考验的干部，又是很难的。
要达到这个标准，不从现在就开始刻苦锻炼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应该热爱军校这个革命熔炉，珍惜这段宝贵的学习时间，敢于千锤百炼，使自己成为一块“好钢”。
我们感到，只有这样，才是对军校真正的爱。
子军同志，你说对吗？
“爱军校，爱什么？”
这个问题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青年追求什么，向往什么。
现在，“热爱伟大祖国，立志振兴中华”，已成为八十年代我国有志青年的最崇高的理想和光荣使命。
我们军校学员要把爱军校的感情和爱党、爱祖国、爱人民融为一体，并把这种真挚可贵的爱，化作发愤学习、刻苦锻炼的强大推动力。
栾开明 张菲洲
作者：王新斌
栏目：军校园地
亲爱的新战友，当你跨入军校的大门时，你可曾想过应该怎样生活、学习和工作？
这里向你介绍南昌陆军学校三位青年学员的事迹，希望有助于你在成才的道路上前进。
首先当一名出色的战士
“砰，砰，砰！”
十环，又是十环！
五发子弹都在靶中央开了花。
在场的领导和教员都走过来向射手表示祝贺。
他就是青年学员衷建华，今年刚十八岁。
别看他个头比步枪高不多少，可他学过的军事课目，动作准确娴熟，还练出一手好枪法，入校以来的十二次实弹射击考核，次次优秀，荣获“特等射手”的光荣称号。
1979年8月，十六岁的衷建华成了一名光荣的军校学员，他心里象喝了蜜一样甜。
紧张的训练开始后，他对每一个课目的动作都格外认真，教员要求练两三遍的动作，他却要练七、八遍。
有的同伴劝他说：“咱们将来要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对这些简单的军事动作不必那样傻练。”
衷建华却笑着说：“万丈高楼平地起，要成为一名优秀指挥员，首先要是一名出色的战士，不然，将来怎能带兵打仗？”
他练习射击，象纪昌学箭那样从严从难。
为了增加臂力，他在枪刺上挂上手榴弹，从一个加到三个，直练到单臂据枪不颤为止。
他专拣阳光最刺眼的中午练习瞄准，一边练习还一边写下心得体会。
衷建华对每一个课目都舍得花力气。
学军事地形学课，他把各种地形符号做成卡片带在身上，一有空就学几遍。
靠着这种刻苦的精神，几百个地形符号，他背得滚瓜烂熟，用图、标图，准确无误。
在知识的海洋中游泳
十三队的光荣榜上，有一位因成绩优异而引人注目的学员，他名叫李志坚。
学校进行的二十五次军政训练考核，他二十三次优秀，两次良好，是学员中数得着的“尖子”。
李志坚考入军校后，给自己制订了一个自修计划，除完成正课学习外，还要系统地钻研战争史、军兵种知识、军事理论和指挥艺术等军事书籍。
他阅读的书籍包括《东周列国志》、《军事典故》、《三十六计》以及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袭击珍珠港》、《中途岛海战》等。
有关激光、电子、通信、卫星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杂志，他都一本一本地读，一点一滴地积累自己的知识。
两年来，李志坚把所有节假日都用在学习上，写下了五十多万字的读书笔记。
做一个能带兵的人
汪爽，是一位初露头角的学员班长，他把学员队的一个班带得生气勃勃，各项军政考核成绩在全队名列前茅。
当领导决定汪爽第一批担任学员班长时，有的同志为他捏把汗：十七岁的娃娃当班长带兵能行吗？
但江爽勇敢地接下这副担子。
他处处留心别人带兵的方法和管理经验。
他还着手研究古今中外著名军事家的传记和名著，象《拿破仑传》、《孙子兵法》等；
钻研老一辈革命家的军事著作，象毛泽东同志的“十大军事原则”等，研究他们带兵打仗的高超艺术和指挥才能。
勤奋的学习给了江爽以智慧和胆量。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他果然积累了一些带兵的经验，使自己带的班成为学员队的先进班。
汪爽在部队实习锻炼时担任二班长。
正当全团准备大考核的时候，原来的班长因病住院，江爽运用所学的指挥训练原则，带领二班同志实行科学练兵。
全团八十多个班参加考核，江爽带领的班夺得了打坦克的三个项目的第一名。
作者：李新政
栏目：军校园地教员手记
在商品经济中，必须十分重视供给和需求的关系。
由于忽视对这一关系的研究，货不对路、盲目生产、积压浪费和供不应求之类的现象便大量出现，造成市场混乱，影响国计民生。
由此我想到，课堂教学中也不可忽视实际存在着的“供”“求”关系。
比如，一个教员如果根本不了解学员的需要，而是照本宣科，空泛而论，即便是再卖力气，其结果还是由于“供”“求”不符，得不到好的效果。
我在教学中就曾有过这样的经验：第一次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时，由于不了解学员思想中的需求，只顾死抠教材，从理论到理论，结果学员感到乏味，课堂效果很差。
第二次我同样讲这一章，由于事先弄清了学员想要得到回答的问题，如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我国生产发展速度不慢，而人民生活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
为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体现明显，以后却没有充分体现？
……然后，根据教材内容，结合三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从理论和实践上加以回答。
结果，课堂上学员们精力集中，表现出很高的学习兴趣。
这两次教学实践告诉我，课堂上教员的“供给”，一定要力争符合学员的“需求”。
只有正确处理了课堂上的“供”“求”关系，才会收到较好的课堂效果。
当然，学员求知的“需求”并不是自然产生的，有时还需要教员去开发，去启迪。
比如，讲课过程中有意识地设疑、激疑和提问，都是向学员头脑里灌输疑点的有效办法。
当学员面对一个个问号而不能回答时，就自然转化成对教员求教的“需求”，为教员的“供给”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另外，学员对解疑的“需求”会随着知识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加，教员必须根据这种不断提高的“需求”调节教学内容的深度，提高“供给”的质量，这样才能使学员越学越想学，始终保持高昂的求知积极性。
作者：刘景阳
栏目：军校园地
===== 尖子是怎么选出来的？
-——石家庄陆军学校评选优秀教员的调查
作者：范田
栏目：军校园地
一些院校的领导常为选拔“尖子”教员，树立教员典型而犯愁，认为“尖子”难选，“选出来了，大家往往也不服气”。
教员自己呢，很多人也不愿当“尖子”，怕遭到各种非议。
这种现象，过去在石家庄陆军学校也存在。
然而，这个学校去年年底评出二十五名优秀教员后，情况却大有改变：教员们对被评上的优秀教员从心眼里佩服，并且觉得当上优秀教员是一种光荣。
教员中刻苦钻研教学，争当优秀教员的风气，正在逐渐形成，领导上也不再为这件工作犯愁了。
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呢？
用教员们的话说，主要是评选优秀教员的标准具体，过硬；
评比的方法走群众路线，使人信服。
过去，学校树过几名“教员标兵”，由于没有明确具体的条件，很多情况下是从印象出发，特别是从个别领导的印象出发，因此，尽管一些平时表现较好的同志也能评上，但人们并不把他们真正作为“标杆”去奋力追赶，甚至还觉得“就那么回事”。
至于那些缺乏群众基础，被硬“树”起来的“尖子”，那就难以避免有人嘲讽了。
总结这些教训，去年这个学校重新具体地制定了优秀教员评比条件，比如，热爱教学工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刻苦钻研教学业务，按《教学大纲》要求圆满完成教学任务；
所授课目的教案全部由自己编写，一年完成两篇以上对教学有指导意义的学术论文；
讲课方法灵活，教学成绩显著，年终考核本人和授课单位的成绩均为优秀，等等。
在评比的方法上，坚持走群众路线。
首先由教学组严格按评比条件提名，教研室通过后，被提名的同志交出自己年终考核时撰写的学术论文和一份教案，并根据各自的专业和课目进行一次示范教学作业，由校、部和教研室领导统一组成的验收小组验收。
验收小组在验收过程中，广泛听取学员队的反映，全面衡量，择优选走，最后由校党委批准，并颁发优秀教员证书和证章。
这样评选出来的优秀教员，“过五关，斩六将”，业务上过硬，大家看得见。
那些没有评上的同志，从中看到了自己的不足，讽刺、挑剔和不服气的现象自然大大减少了，被评上的同志也放下了担心遭到非议的思想包袱，工作更加积极。
这样，树立先进典型，评选优秀教员的活动，真正起到它应起的作用。
范田
作者：成庶
栏目：军校园地一周谈
一次，某军校一些学员对我说，他们想读点战争史或研究战术、战略问题的书，到教研部门的资料室去借，结果碰了钉子，说是只供教员教学用的，不借给学员；
后来他们及到文化部门的图书室去借，又没有这样的书，于是叫苦不迭。
前不久，我还听到一些军事技术院校的同志也抱怨类似的情况。
因而，我想就军校的图书服务工作说几句话。
按理说，军校的图书资料既然是为教学服务的，那么就应该在为教员服务的同时，也为学员服务。
当然，对教员需要的有关教学的图书资料是要优先保证的，为此设立专门的图书资料室也是必要的。
不过，若把教学图书资料一概规定只让教员看，不让学员看，就未免太绝对了。
军校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学员，让学员循着教学训练大纲的基本要求，结合自己的求知需要，多读一些参考书籍和资料，以扩大知识面，益多而弊少，何乐而不为呢？
有些同志说，学员在校时间不长，学习内容又多，啃完教材就毕业了，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再读另外的书。
这种说法显然把课堂学习同课外阅读对立起来了，忽视了课外阅读对课堂学习的补充作用。
其实，再好的教材所含的知识也是有限的。
学员根据各自情况选读一些书籍资料，开阔视野，有助于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提高学习质量。
况且有的教材编写的质量不高，如不看点辅助资料还弄不明白。
至于说有的学员贪读课外读物妨碍学习，那只是个别现象，只要妥善引导，也就能变妨碍为促进，收到出人意料的好效果。
也有些同志讲，现在图书资料少，借给了学员，教员就看不上，这不影响教学吗？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解决的办法应该是积极的，而不应采取简单不借的办法。
我认为，只要认清图书资料工作的性质、任务和意义，许多思想认识问题解决了，管理技术问题是能想法解决的。
目前，有的军校藏书多摊，管理分散，人力、物力和财力使用上确实有不当之处，因而改善图书管理，提高服务水平，满足教员和学员的需要，是一个值得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希望能够引起院校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作者：戎疆
栏目：天南海北戌边英雄录
在保卫祖国边关的战斗中，既有一批赫赫有名的英雄，也有一批没有留下姓名的勇士，卡伦山无名炮手就是千万个无名英雄中的一位杰出的人物。
卡伦山，地处黑龙江省边陲重镇黑河屯（即今黑河镇）和瑷珲城之间，中横驿道，北临黑龙江，斜对精奇里江江口，地控水陆要冲，是进狂瑷珲城的沙俄侵略军必争之地。
山上林木茂密，地形盘桓曲折，利于防守，这就更加提高了它的战略地位。
卡伦山阵地守将、统领恒玉把炮兵阵地修筑在山顶，骑兵驻扎在森林中，步兵阵地从山坡直修到驿道，牢牢地扼住沙俄侵略军的魔爪。
1900年8月3日早晨五点钟，沙俄侵略军在其头目苏鲍季奇少将指挥下向我卡伦山发起攻击，在山下展开一场恶战。
沙俄侵略军在渡江作进一步入侵之前，把我海兰泡（今苏联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和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七千余人残杀或赶进黑龙江活活淹死；
把黑河屯夷为平地，没有逃脱的中国和平居民被全部杀死或投入火堆中烧死。
沙俄侵略军的这些罄竹难书的残暴兽行，极大地激发了卡伦山守军的民族义愤和爱国热忱。
沙俄军的先头部队一到达，中国守军就以密集而又准确的火力射向入侵者，炮兵打得尤其出色。
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炮手坚定沉着，把一颗颗仇恨的炮弹推入炮膛，炮弹就象长了眼睛一样在敌群中爆炸，沙俄军留下一排排尸体后狼狈溃逃。
以后，沙俄军又以四个骑兵连的兵力向卡伦山发动多次凶狠的攻击，但同样被打得大败，沙俄军实在没办法，只好等待它的炮兵到来。
中午，苏鲍季奇率沙俄侵略军主力到达，投入兵力达一万余人，骑兵和步兵轮番冲击，集中所有炮火猛烈轰击我卡伦山阵地。
沙俄军大炮喷着火舌，冰雹似的炮弹倾泻在山上山下。
从精奇里江江口驶出的沙俄兵舰，也集中炮火轰击卡伦山的侧翼，给我守军阵地造成水陆夹击的困难局面。
硝烟烈火弥漫长空，阵地上守军伤亡过半。
山上的炮兵损失尤为惨重，一门门大炮被打成哑叭，一个个炮手倒在血泊之中。
最后只剩下那位二十七八岁的无名炮手，他直到打完最后一发炮弹，仍然坐在大炮旁边的火药箱上，不肯离开阵地一步。
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清军所有的阵地都被大火吞没了，官兵伤亡越来越多，恒玉只好收拾残军陆续撤出战斗，向瑷珲城进发，卡伦山上的枪炮声逐渐零落沉寂下来。
沙俄军骑兵连长沃尔科夫上尉以为阵地上清军都战死了，便率领骑兵高喊着“乌拉”，得意洋洋地向山顶冲过来。
无名炮手坚如磐石般地坐在火药箱上一动也不动，等待沙俄军靠近些，再靠近些。
当沃尔科夫挥起马刀，向无名炮手夺取大炮时，这位无名英雄毅然地引爆了坐在他身下的火药箱。
霎时间，天地轰鸣，夕阳无光，祖国的无畏勇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沃尔科夫和与他同行的几个哥萨克匪徒，也当即被炸成jī粉！
这时残阳西沉，黑龙江呜咽着向东流去，沉痛地悼念这位无名英雄；
八十年来，浩荡的黑龙江奔腾直泻，一直为这位保卫祖国的无名英雄高唱英雄的赞歌。
戎疆
作者：赵乃良
栏目：天南海北边陲览胜
作者：包赵顾
栏目：天南海北风土人情
“勒勒”是蒙古族人赶车吆喝牲畜的号子。
蒙古族原分为山林和草原两部，勒勒车是适应山林蒙古族的自然条件和生活习惯而制造出来的一种交通运输工具。
这种车长四米左右，车轮直径可达一米四十，分有篷和无篷两种，除沙漠地带用骆驼外，其它牧区均用牛拉车。
1275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到中国周游旅行时，在他的《马可·波罗行纪》中介绍了当时元朝使用勒勒车的情况，并附有一幅蒙古官员乘坐骆驼拉的勒勒车的插图。
由此可见，早在元朝以前，这种车就已经在牧区存在，并被广泛地应用。
蒙古族以畜牧业为主，过着不定居的游牧生活。
每户牧民都有一辆或几辆勒勒车，以便迁居时携带帐篷和其它一些生活用品。
同具它车相比较，勒勒车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车轮大。
牧区冬天雪深过膝，夏季草深林密，沼泽地多，如果车轮小，就会陷进沼泽地和深雪之中。
二是车体轻。
全车均用木材制做，没有一点铁器，车轮和车轴也是木材做成，车体轻便灵活。
当整个部落迁居或聚会时，前后相连，颇为壮观。
古代战争中，勒勒车经常作为战车，驮载军队的辎重。
随着历史的演变，勒勒车的形状、称呼不尽相同，但基本上大同小异。
勒勒车作为一种传统交通工具，至今仍在一些交通不便的偏远牧区使用着。
包赵顾
作者：马国兴
栏目：天南海北边海防之最
我国最大的内陆河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的塔里木河。
它由阿克苏河、叶尔羌河、和田河汇合而成，全长两千一百七十九公里。
我国最大的沙漠是位于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塔里木盆地中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它仅次于非洲的撒哈拉大沙漠，居世界第二位。
它东西长约一千公里，南北宽约四百公里，面积三十二万四千平方公里，比三个浙江省还要大。
马国兴
作者：杜元合
栏目：天南海北边海防趣闻
作者：战士赵辉碧空
栏目：时事信箱
编辑同志：
对为什么要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我们好多同志还不太明白。
请《时事信箱》说说这个问题。
战士 赵辉
赵辉同志：
对您信中提出的问题，编辑同志要我作一答复，这里就谈一点粗浅认识吧。
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是我国工业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
它对于调动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改善经营管理，挖掘现有企业潜力，搞好生产，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7月国家经委召开的企业整顿座谈会，提出要把推行经济责任制作为企业整顿的突破口。
最近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工交工作座谈会，再次强调经济责任制势在必行，要在全国普遍推广。
为什么工业企业要实行经济责任制呢？
经济责任制是把经济责任、经济效果同经济利益直接挂钩的一种经营管理制度。
大家知道，这种制度首先是从农业生产开始实行的。
近几年来，由于各地农村普遍实行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或到劳）、包干到户和专业承包等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开创了农业发展的新局面。
这就给人以启示：在工业生产上能不能搞经济责任制？
当然，工业比农业要复杂一些，农村的一套做法不能简单地照搬过来，但基本的原则却是共通的。
即都要依靠和调动生产者、经营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要把经济责任、经济效果同企业和个人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
也就是说都要有一定的责任制。
这里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说说这个问题。
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改变吃“大锅饭”现象的有效措施。
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是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的一个好形式。
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是调动职工社会主义积极性，树立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的好办法。
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也是挖掘现有企业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增产增收的重要途径。
总之，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势在必行。
这是适应我国当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管理水平和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的一项重大改革。
当前，就整个工业战线说，经济责任制才刚刚开始实行，我们的经验还不多，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本身也不完善。
在推行过程中，要注意防止和解决“一刀切”、“一阵风”及其它可能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但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它的深入发展，必将推动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当前的国民经济调整和今后的经济发展，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碧空
新华社9月12日讯 新德里消息：阿富汗游击队最近袭击了喀布尔近郊政府军的两个据点，打死政府军士兵约一百五十名。
据美联社11日发自新德里的消息说，阿富汗游击队袭击的这两个据点是在谢瓦基和比尼希萨尔村，那里距离巴拉希萨尔苏军驻地仅有六公里。
另据报道，游击队9月7日深夜袭击了喀布尔郊区的卡尔特瑙。
战斗持续了约四小时，有二百名政府军士兵倒戈，参加了游击队。
阿富汗游击队成功地伏击一支苏联侵略军和阿富汗傀儡军的混合运输车队，这是被游击队击毁的车辆。
新华社发（照片）
新华社9月16日讯 罗安达消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9月15日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发表的一份公报说，纳米比亚游击队正在纳米比亚境内加紧反对南非占领军的武装斗争。
公报说，今年6、7月份，纳米比亚游击队在战斗中共歼灭敌军一百五十名，并且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南非当局为维持对纳米比亚的军事占领，每天要花费约一百万兰特的军费。
据新华社联合国9月15日电 第三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于今天下午在这里的联合国总部开幕。
在临时议程上待审议的一百三十四项议题中，包括有阿富汗、柬埔寨、中东、南非和全球经济谈判等问题。
来自一百五十四个成员国的代表出席了由第三十五届联大主席、西德代表冯·韦希马尔主持的开幕式。
大会选举伊拉克外交部次长伊斯马特·凯塔尼为本届联大主席。
大会批准了由包括中国在内的九个国家组成的全权证书委员会。
根据安理会的推荐，大会一致通过接纳新近获得独立的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为联合国的第一百五十五个成员国。
据新华社联合国9月15日电 民主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秀蒲拉西今天要求联合国大会全权证书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民主柬埔寨代表团出席第三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的代表权问题，并且立即向大会作出报告。
针对金边伪政权提出的所谓代表权问题，秀蒲拉西在给第三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提出了上述要求。
在此以前，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于9月10日在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转达了金边政权要求以柬埔寨人民的“唯一的真正合法代表”的身份出席联合国大会，从而对民主柬埔寨在联合国的正当权利提出了挑战。
据新华社平壤9月16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9月16日发表评论，谴责美国用最新式F—16战斗机装备驻南朝鲜美军是对北方的严重挑战和威胁。
据报道，这八架美国F—16战斗机是9月14日飞抵南朝鲜的。
美国今后还将陆续运送四十架F—16战斗机到南朝鲜。
据新华社沈阳9月16日电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委托，干9月15日到辽宁南部水灾地区慰问那里的干部群众，勉励他们振奋精神克服困难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谷牧一行从大连出发，沿途慰问了金县、新金县、复县、庄河县的部分地区，重点看望了新金县的同益、安波两个重灾公社。
谷牧同志对当地干部说：我们一路上看到了广大社员群众在严重的灾害面前，所展现的勇于战胜困难的精神风貌，完全没有旧社会遭灾时那种凄凄惨惨、流离失所的景象，这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说明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谷牧同志希望大家抓紧对受灾群众，特别是重灾户的生活安排，要过细地一家一户地落实，使受灾的兄弟姐妹都能过好冬天。
尤其是对牺牲者的家属，要妥善照顾。
对在这次抗灾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要大力宣传表彰，特别是解放军在洪水的严重考验面前表现出了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和共产主义道德。
要振奋精神，抓紧恢复生产的工作，既要安排好灾后补种荞麦、抢收苹果这样的紧迫任务，又要有整治河道、恢复田园的总体规划和安排。
据新华社9月16日讯 为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首都文艺工作者将上演六台根据鲁迅作品改编的戏剧、歌舞节目。
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的七幕话剧《阿Q正传》，是陈白尘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
《咸亨酒店》是梅阡根据鲁迅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编写而成的四幕话剧。
在这部话剧里，狂人、孔乙己、阿Q、祥林嫂等同时出现在舞台上。
蒋祖慧编导的四幕芭蕾舞剧，使鲁迅笔下的著名人物祥林嫂第一次出现在芭蕾舞台上，引起了人们的注目。
这个舞剧是中央芭蕾舞团决心创芭蕾的中国学派方面所取得的一个可喜成果。
由施光南作曲、中国歌剧舞剧院演出的歌剧《伤逝》，演出以来受到观众的好评。
中国评剧院一团将再度公演评剧《祥林嫂》，中国歌剧舞剧院将演出一台歌舞节目，其中有舞蹈《祝福》、舞剧《伤逝》双人舞。
新华社联合国9月14日电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凌青今天在这里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署了《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并向联合国副秘书长埃里克·瑟伊递交了一份中国政府就签署公约发表的声明。
这一公约于1980年10月10日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会议上通过，迄今已有四十三个国家签了字。
凌青递交的声明说，中国政府认为上述“公约的基本精神反映了世界广大国家和人民要求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具有过份伤害力和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的合理主张和善良愿望，也符合中国的一贯立场，有利于反对侵略和维护和平的目的”。
声明指出，“但是，公约没有规定对违约行为进行监督和核查，这影响了公约的约束力；
有关《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水雷）、饵雷或其他装置的议定书》并未体现既能严格限制侵略国在他国领土上使用此类武器，同时又充分保障被侵略国采取必要的自卫手段的权利。
《禁止或限制使用燃烧武器议定书》没有提到限制对战斗人员使用这种武器。”
声明最后说，“对这些不足之处，中国政府希望在适当时候能予以改进。”
新华社联合国9月15日电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柯克帕特里克昨天向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递交了一封信，通知他根据美国最近掌握的材料，表明在老挝、柬埔寨和阿富汗的冲突中使用了致命的化学武器。
柯克帕特里克要求把这封信作为联大正式文件散发，并要求秘书长立即采取步骤到有关地区进行实地调查。
据报道，最近美国国务卿黑格和副国务卿斯托塞尔都曾指出，美国已掌握足够证据，证明苏联及其盟国在柬埔寨、老挝和阿富汗使用了三种烈性真菌毒素。
据新华社开罗9月15日电 埃及内阁今天开会决定，驱逐苏联驻开罗大使弗拉基米尔·波利雅科夫和使馆其他六名外交人员，宣布他们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他们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开埃及。
这次由副总统穆巴拉克主持的内阁会议还决定关闭苏联驻开罗的武官处并同时关闭埃及驻莫斯科的武官处，宣布驱逐两名苏联驻埃及记者，要求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埃及。
内阁决定解除有苏联专家参与的有关国际合同，要求在钢铁和制铝等工程项目工作的苏联专家在一周之内离开。
据报道，目前在埃及工作的苏联专家总数约一千五百人。
1972年，埃及曾赶走了两万名苏联专家。
埃及要求苏联大使馆及所属机构的人数减少到与埃及驻莫斯科大使馆及所属机构的人数相等，并在一周内实行。
埃及内阁会议发表的一项声明说，苏联对埃及采取敌对行动，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和苏联驻埃及大使馆人员勾结一些国际和埃及国内的“左派”组织一起搞阴谋，目的是开展反对埃及政权、民族统一和破坏埃及社会治安的敌对活动。
这项声明列举了苏联干的下列勾当：一，企图招募埃及各界人士来收集大量的政治、宗教、经济和军事情况，扰乱国内治安；
二，发动反对埃及攻势并散布谣言，攻击埃及的内外政策；
三，安排埃及国内一些政党的敌对分子同国外一些党派分子进行接触，利用这些人来执行苏联的计划；
四，煽动埃及国内的教派冲突。
埃及今天还决定驱逐匈牙利驻开罗大使馆一名人员，因为他参与了苏联策划的反对埃及的活动。
据新华社开罗9月14日电 据埃及《消息报》和《五月》周报报道，埃及国家安全机构破获了一个受苏联操纵的组织，其目标是企图颠覆埃及现政权。
据《五月》周报报道，埃及国家安全机构经过三年深入的调查，发现一些前政界人士、大学教授等结成了一个代号为“沼泽”的秘密组织，在工人、农民中间从事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暴动、传播谣言和进行颠覆活动，以达到推翻现政权的目的。
这两家报纸指出，参加这一组织的有前副总理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扎耶特以及一些前部长、大学教授和新闻工作者。
扎耶特是这个秘密组织的领导人。
据报道，扎耶特在开罗和莫斯科同苏联情报机构官员举行过秘密会议，苏联情报官员要“沼泽”组织起来推翻埃及政权。
作者：徐林兴
六、扎赫勒解围 基督徒后退
6月30日清晨，四百名身穿深绿色军服的黎巴嫩政府军，徐徐开进扎赫勒。
顿时，城内大小教堂的钟声齐鸣，市民们拥上街头，向政府军献花送食。
不一会儿，一队基督教民兵的装甲车，在黎巴嫩政府军的护送下，开到城外安全哨所。
他们向政府军交出大炮、迫击炮、重机枪等武器后，向贝鲁特进发。
随后，围困扎赫勒的叙利亚军队，也撤到了远郊山麓。
扎赫勒三个月的激烈冲突，造成二千五百多名平民伤亡和至少四十亿美元的财产损失。
扎赫勒之围是怎样解除的呢？
以色列轰炸伊拉克核设施之后，黎巴嫩冲突各方和整个阿拉伯世界更加清醒了。
他们感到：只有消除内部纷争，才能共讨外部敌人。
这无疑为黎巴嫩问题的解决，增添了新的动力。
在这有利的形势之下，阿拉伯联盟黎巴嫩委员会于6月23日在沙特阿拉伯的红海沿岸城市吉达举行第二轮会议。
沙特外交大臣在会上提议，首先解决扎赫勒冲突，然后再谋求全面解决黎巴嫩问题。
这一提议取得了各方同意。
会后，经过一连串的紧张谈判，被困三个月的基督教民兵终于同意交出武器、撤离扎赫勒；
叙利亚也相应地承诺解除对扎赫勒的包围。
双方还同意该城治安交由黎巴嫩政府军负责。
扎赫勒问题的基本解决，使人们对全面解决黎巴嫩危机增加了信心。
阿盟黎委会决心趁热打铁，7月5日再次在贝特丁举行会议。
会上，黎巴嫩总统萨尔基斯提出包括实现黎巴嫩民族和解、加强黎巴嫩政府军的地位、撤走阿拉伯威慑部队（主要是叙利亚军队）、断绝同以色列的联系、调整黎巴嫩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关系等项内容的解决黎巴嫩问题的方案。
这个方案涉及不少棘手的问题，因此，会议一开始就不顺利。
叙方坚持首先要“关上以色列这扇门”，如果基督教民兵不明确保证停止从以色列获得军援，叙利亚就不参与实质性谈判。
叙利亚所以死死抓住这个基督徒一直不肯松口的问题不放，是想借此使萨尔基斯提出的方案搁浅，因为它包括叙利亚军队撤离黎巴嫩的要求。
基督徒则坚持只有在制订出叙军撤离计划、黎巴嫩各派都保证不接受外来武器供应的情况下，它才参与进一步的政治谈判。
会议陷入僵局。
但在信奉基督教的黎巴嫩总统力劝之下，基督教民兵司令杰马耶勒考虑到他们在黎巴嫩毕竟是少数派，有一个安定的局面，对自己并非无益。
因此，他申明，只要叙利亚答应最终从黎巴嫩撤走，穆斯林武装也不再从外部接受武器供应，基督教民兵就同以色列断绝一切关系。
这就使解决黎巴嫩危机又前进了一步。
（徐林兴）
本报讯 安徽省军区离职休养干部、安徽省芜湖军分区司令部原参谋长赵振山同志，因病于1981年8月4日在合肥逝世，终年六十九岁。
赵振山同志1932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作者：许福瑞
栏目：世界各地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由十四个小岛和半岛构成，傍山临水，环境幽美，景色瑰丽，舟轮如织，桥梁纵横。
它是瑞典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商业和工业中心，也是经常召开国际会议的地方。
诺贝尔奖金的发奖仪式就在这里市中心的音乐厅礼堂举行。
图为斯德哥尔摩郊区皇后岛上的“中国宫”外景。
这里保存和展出大批中国文物。
新华社记者 许福瑞摄（照片）
栏目：世界各地
现在世界上有八亿人是文盲。
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姆博在巴黎举行的第十五届国际扫盲日仪式上宣布的。
姆博在仪式上发表讲话说，经过十年的努力，世界文盲率已从1970年的32.4％下降到1980年的28.9％。
但是，“目前全世界成年人中既不会读也不会写的仍占四分之一以上。
尽管文盲的百分比下降了，但绝对数字还在增加。
1970年文盲有七亿四千二百万人，现在已有八亿多。
这种趋势如保持下去，到本世纪末还将增加一亿文盲”。
他说，世界上四分之三的文盲在亚洲，这就是说，在亚洲居民中，有38.4％的人不会读和写，这个比例在非洲占60.6％，在拉美占20.3％。
（据新华社）
栏目：世界各地
由于到新加坡的船只增加，目前新加坡已超过日本的横滨，仅次于荷兰的鹿特丹跃居世界第二大港口。
1979年到新加坡的船只，总注册吨数为二亿二千七百万吨，而横滨仅有二亿一千二百万吨。
去年，新加坡造船和修船业职工达到二万六千多人。
新加坡的海事工业总收入为十九亿新元（一美元合二点八新元）（据新华社）。
栏目：世界各地
据印度报纸报道，印度是世界上童工人数最多的国家，约占世界童工总数的四分之一。
印度政府劳工局的调查资料指出，童工不是工会组织的成员，也没有进行过正式的训练。
他们一般从事没有技术的工作，劳动条件很差，工资很低。
每天劳动的时间往往超过八小时，有些单位甚至多达十四、十五小时。
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全世界童工总人数达五千二百万，印度约占四分之一。
（据新华社）
栏目：世界各地
据上届联大主席冯·韦希马尔15日下午在第三十六届联大开幕式上说，去年9月至12月第三十五届联大会议期间共印刷了两亿三千六百万页纸的文件，如果把这些文件一份一份地连接起来，可长达三万三千公里，等于赤道长度的五分之四。
去年的联大会议共开了三百五十四次会议，整理这些会议的综合记录需要四千六百零二个工作日。
一份会议记录的平均费用相当于三千六百四十八美元。
而每一页综合记录的费用比那些最不发达国家按人口平均的年收入还要多。
（据新华社）
栏目：世界各地
由于石油价格上涨，美国人不再象过去那样经常开汽车了，越来越多的人将小汽车放在家里而改骑自行车。
在美国，已出现了空前的自行车热。
现在，美国大约有一百零五万人骑自行车集体旅行、举行竞赛或其它形式的活动。
在今年肯塔基汽车大赛后第一天举行的自行车赛中，参加比赛的自行车爱好者就从四年前的二百人增加到一万三千人。
由于美国的小汽车太多，骑自行车的人遇到很多麻烦。
他们穿插在小汽车中行驶，交通事故频频发生。
去年有一千三百名骑自行车的人死于车祸。
纽约市长访华时对北京的无数辆自行车很感兴趣，也很受启发。
去年夏天，他在纽约的曼哈顿开辟了自行车道。
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娱乐和体育用具，在美国还会继续发展。
为了急于夺回被外国占领的百分之三十的自行车市场，美国的自行车制造商们正在制造十五档和时速可达五十五英里以上的自行车。
（据新华社）
栏目：世界各地
美国1977年每个农业劳动力一年生产十四万斤粮食，比我们高出七十倍。
而每亩地的产量只有四百八十八斤，比我们1976年的四百九十一斤还低。
美国的畜产品产量也是很高的，但美国生产一斤牛肉要消耗七至二十斤粮食。
美国1976年生产了二点五亿吨粮食，其中一点六七亿吨都做了饲料，畜产品基本上是靠粮食转化过来的。
1976年加拿大每亩产粮三百零三斤，比我国同年平均亩产还低一百八十八斤，但加拿大每个农业劳动力能生产粮食十八点八万斤。
同年法国亩产四百五十二斤，每个农业劳动力产粮三点二万斤。
既然我国单位面积产量高，为什么农产品还缺乏呢？
因为我们人多地少。
我国每人平均不到二亩地，澳大利亚每人平均五十二亩，加拿大人均三十二亩，美国人均十四亩，法国人均五点三亩。
（据新华社）
栏目：世界各地
大约一百八十头鲍鱼9月8日冲上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的东北部海滩，到8日夜间，绝大部分已经死去，只剩下少数几头还活着。
这是今年来第三次大批鲸鱼在这里集体自杀。
世界各国的海洋科学家们对这种鲸鱼集体自杀的现象至今仍然困惑不解。
通常的解释是，当为首的鲸鱼在海滩搁浅时，其它鲸鱼出于恐慌而冲入浅滩，搁浅后失去了自我保护能力而死亡。
另一种看法认为，鲸鱼冲上海滩是由于控制行动方向的中枢神经系统受到损害。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