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宝亮饶洪桥
栏目：吃透精神统一思想增强团结抓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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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济南部队前卫歌舞团和话剧团，联系创作和演出的实践，认真学习《决议》，总结经验教训。
他们感受较深的一点，就是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非常必要，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尊重党的领导。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前卫歌舞团和话剧团创作和演出了四百多个音乐、舞蹈、歌剧、话剧和曲艺节目，着重反映部队生活、歌颂党和人民军队，宣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
为迎接党的成立六十周年，歌剧团赶排了《党的儿女》，当时有人认为“不合时宜”，他们坚持搞下去，演出后受到了群众欢迎。
“舍己救人的好战士”孙家进的英雄事迹一出现，他们就去采访创作，赶排了《壮丽的青春》，对部队开展“四有三讲两不怕”活动起了很好的作用。
1979年以来，他们共演出了一千二百一十多场。
他们回顾这些情况，深深感到：文艺作为党的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健康发展，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他们说：思想上和党中央同心同德，创作和演出自觉遵循四项基本原则，没有这个思想基础，就会觉得有束缚，搞得不好就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就会脱离党，脱离人民。
时刻不忘文艺要对党和人民负责，自觉地主动地把自己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这是他们的一条共同体会。
这两个团的创作计划，都向党组织汇报，演出的剧目，也都虚心听取领导和群众的意见。
话剧《历史的审判》曾反复听取领导的意见，讨论、修改了十一次，其它剧目一般都有三五次修改。
他们把这看成党组织对文艺事业的关心，对社会效果负责也是对创作人员的爱护。
他们最近创作演出的话剧《随身携带的鉴定》，歌颂老干部严格教育自己的子女，努力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是根据领导同志提出的意见反复修改而成的。
他们说：所谓“文责自负”，不听领导和群众的意见，是缺乏对党和人民负责的表现。
（吕宝亮、饶洪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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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8月19日讯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天中午坐民航班机从广州回到北京。
赵紫阳总理是在圆满结束对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的正式友好访问之后，于8月13日从曼谷回到广州的。
他在广州逗留期间，曾视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姬鹏飞、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到机场迎接。
赵紫阳总理的随行人员外贸部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国务院副秘书长陈楚已先期从广州回到北京。
他们今天也到机场迎接。
到机场迎接的还有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以及新加坡驻华商务代表处的官员。
赵紫阳离开广州时，广东省、广州市党政军负责人和广州部队负责人任仲夷、吴克华、刘田夫、王猛、梁灵光、李坚真等到机场送行。
作者：如华晓林建国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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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9日讯 今天上午，空军领导机关和驻京部队，在空军体育馆举行欢迎黄植诚架机起义归来和宣布任职命令大会。
会场里气氛热烈。
主席台对面的看台上，悬挂着“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的巨幅标语，军乐队奏起了欢迎曲，三千五百多名指战员着装整齐，情绪饱满，喜气洋洋地前来参加大会。
当黄植诚和空军领导同志张廷发、高厚良等一起走上主席台时，全场响起了热烈掌声。
大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
两名少先队员在欢快的乐曲声中跑上主席台，向黄植诚献了花。
黄植诚高举着花束、频频挥动，向全场致意。
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在会上宣读了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关任命黄植诚为空军某航校副校长的任职命令。
空军政委高厚良在讲话中，代表空军领导机关和空军全体指战员向黄植诚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
他说，在我们党和政府政策的感召下，黄植诚怀着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毅然摆脱台湾当局的控制，驾机起义，回到祖国大陆。
他的这一行动，是爱国行动，充分说明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共同愿望，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反映了台湾人民和国民党官兵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深切怀念，对祖国统一的热烈向往；
反映了我们党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主张和一系列政策顺乎民意，深得人心。
高厚良说：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人民同大陆人民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黄帝的子孙。
民族义重，骨肉情深。
他希望台湾当局能够从黄植诚驾机起义的爱国行动中作出反省，认清形势，正视现实，顺应历史前进的潮流，尊重人民的意愿，响应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人大常委会关于和平谈判统一祖国的正确主张，为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积极贡献。
高厚良强调指出：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
不论什么人，不论过去做过什么事，只要爱国，我们就欢迎，就团结，就真诚相待。
他预祝黄植诚同志在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中，作出新的贡献。
原国民党起义人员代表徐廷泽在讲话中说，我曾在国民党军队里生活了十八年，饱尝了国家内战和分裂的痛苦，起义回到祖国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我十分信任和关怀，使我从一个国民党空军的旧军人成长为人民空军航空学校的副参谋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被选为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参与管理国家大事。
我在人民军队中也生活了十八年。
前后两个十八年，使我深深体会到，共产党好，人民军队好，社会主义祖国好。
黄植诚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
他说，今天，我在这里参加这个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大会，心情非常激动，也非常感谢空军的各级长官和同志们对我的关怀与鼓励。
我回到祖国大陆已经十一天了。
我从福州来到祖国首都北京，受到空军各级长官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款待，热情鼓励，和频频的教诲，更使我心中受到感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宣布准许我参加人民空军，成了一名革命战士，大家亲切地称我“同志”，我感到格外高兴。
今天张司令又宣布了我的任职。
今后，我将和大家一起，为祖国的强盛，为空军的建设作贡献。
我一定不辜负祖国和人民对我的关怀与期望。
（黄植诚讲话摘要见第四版）
出席欢迎大会的还有：空军副司令员成钧、何廷一，副政委黄立清、刘世昌，司令部参谋长王定烈，政治部副主任毕皓，北京部队空军副政委葛振岳。
原国民党起义人员代表黄友寿、唐世耀、阎磊、朱京蓉也参加了大会。
（如华、晓林、建国、武将）
图为大会会场。
本报记者 江志顺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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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八月十九日讯 驾机起义归来的原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考核官黄植诚，已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空军某航空学校副校长（副师职），定为行政十五级。
今天上午在空军领导机关和直属部队欢迎黄植诚起义归来和宣布任职命令大会上，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宣布了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关对黄植诚的这项任命。
作者：温德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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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总后勤部副政委陈煐深入青藏高原一些部队、医院、工厂和兵站，调查了解六中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情况，并为一千多名干部宣讲了《决议》。
总后这些单位分散在四千里青藏公路线上，他走一路宣讲一路，使指战员们尽快了解六中全会精神。
他还注意收集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帮助解决。
某管线管理团驻地非常分散，掌握干部战士的思想比较困难，陈煐同团党委研究，采取分片蹲点的办法，组织好部队的学习。
目前这个团已派出两个工作组下基层，抓好六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和贯彻。
有些单位弄不清楚学习《决议》与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关系，他就明确要求，把学习《决议》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结合起来，以学习《决议》为主，通过学习《决议》，提高干部战士维护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自觉性。
（温德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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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八月十九日电 辽宁省有八万五千多名男女民兵荣获省人民政府和省军区颁发的劳武能手证章。
辽宁省在民兵中广泛开展争当劳武能手的活动，对完成生产任务，加强民兵建设以及改变社会风尚，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铁岭县晓明公社的民兵，一年来为群众为集体在生产、生活上做了一万多件好事，种田、植树、积肥、打青草等农活，他们都干在前面。
东沟县北井子公社孙屯大队的六百多名民兵全力以赴闹春耕，使全大队今年的插秧活路完成得又快又好。
有的农村社队，还成立了以民兵为主体的作业组，承包生产队的关键地块或某项专业。
去年，全省民兵轻武器实弹射击成绩总评良好，高炮、高机连对航模拖靶实弹射击成绩总评优秀。
今年全省民兵的军事训练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涌现出许多军事技术过硬、思想作风过硬的民兵和单位。
作者：杨奇松蔡小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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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上旬的一天，在某师山地演习场上，硝烟还未散尽，干部战士就端着香喷喷的饺子，拿着热腾腾的馒头、花卷，高兴地吃了起来。
他们说：咱们的“野战服务中心”办得真不赖。
这个师的“野战服务中心”，是在平时“部队生活服务中心”的基础上试办起来的。
他们认真研究现代战争后勤工作的特点、原则和要求，从现有装备出发，经过反复试验和技术革新，办起这个中心。
目的是试验在战时如何保证部队吃饱吃好，提高战斗力。
这个“野战服务中心”的特点：一是各级保障配套。
上级配给团的主食加工车，烤制面包、糕点等食品，能满足一个团的需要；
本师自己设计、安装发给营的炊事车，保证一个营的供应；
自制的连队炊事灶，配有手摇吹风机，可做全连的两种饭菜和汤，比挖灶埋锅缩短七至十分钟。
二是各种机器、前送工具配套。
“野战服务中心”配有八种机器，包括包饺子机、电动豆腐磨、多用切菜机、发糕机等。
为把各种食品送上前沿，还相应地配有十多种前送工具。
三是各类食品配套。
既有上级后勤部门下发的各种罐头、压缩干粮，又有自己制做的面包和方便面，还有从市场上采购的各种辅助食品，品种繁多，五花八门。
记者在演习中看到，“野战服务中心”发挥了很大的优越性。
当“战斗”打响后，部队打到哪里，“野战服务中心”就跟到哪里，实施伴随保障，有着很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
后勤首长一声令下，团、营、连配套的炊事设备一齐上阵，各显神通。
其中营的炊事车，仅六人操作，在五十多分钟内就做出全营的各种饭菜，既缩短了时间，又节省了人力。
他们做出的饭菜，花样多、味道鲜。
同时，这些炊事设备便于伪装，整个演习场上看不到一缕炊烟；
达到了实战的要求。
（杨奇松、蔡小洪）
作者：耕田
栏目：思考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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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分组半决赛中，我国女排以○比三输给了古巴队，而仅仅时隔两天，就以三比○，利利索索地把冠军的奖杯拿了过来。
外国一些评论家对此迷惑不解，似乎中国女排有什么神通广大的法术……
其实，没有什么奥妙。
用女排队员自己的话说，第一次交锋，输是真输了。
最后决战的胜利，战术、技术发挥得好是个原因，但最根本的，是靠了不服输的精神，不甘输的志气，不再输的决心。
有了这个“三不主义”，就形成了强大的精神优势，也就能在挫折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激发昂扬的斗志，及时总结经验，妥善采取对策，扬长补短，避实击虚，百折不挠，团结战斗。
可以假想，如果没有这个精神优势，在技术水平不相上下的情况下，转败为胜将是很困难的。
我们不是精神万能论者。
但是，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上，重视和强调精神的作用，努力造成和发挥精神优势，是我们的一贯主张。
在我们许多方面的物质技术基础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搞四化建设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发挥精神优势的作用，更显得必要和急切。
女排的胜利是这样，我想别的战线的胜利也不会例外，打仗和搞好任何工作也是同样。
（耕田）
作者：李福明/李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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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沈阳部队某师改变过去“年初一锅烩，烩后吃一年”的老章程，按照部队各课目训练进度，实行分期分课目培训教练员，有效地提高了他们的教学水平，保证了训练质量。
这个师把原来年初统一集训的时间，化整为零，按照备兵种、专业课目的训练进度，在每个课目开训之前，提前一段时间，把任教的同志集中起来，进行短期单项培训，使受训的教练员基本达到单项“四会”，然后参加教学实践。
今年，从基础训练到合练、协同训练，他们共安排七期教练员培训班，到目前，已按部队训练进度培训了五期，学员们普遍反映学得深、钻得透。
40火箭筒射击中的迎风偏，是公认的难题。
今年分期单项训练，他们结合东北地区气象特点，组织教员反复备课，多次试讲，帮助参加集训的教练员在理论上弄清产生迎风偏原因，重点摸索出有风时怎样选择瞄准点、求取提前量和正确掌握打迎风偏操作要领的一套初步经验。
经过摸索总结，受训学员达到了会讲、会教、会操作、会示范的要求，结业考核的同志都取得了发发命中的好成绩。
这一措施的实行，给部队训练带来了明显变化。
不久前，师组织工作组下部队进行验收，考核了三十四个分队的四十六名连排干部和二百四十八名班长，按级任教能力都很强，参加40火箭筒和单兵火箭实弹考核的连队全部优秀，轻武器射击的优秀良好率达96％。
（李福明、李坤）
作者：侯保和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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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中午，回家探亲的某团二连班长张开林，突然出现在连部。
指导员刘锋又惊又喜，握着他的手，关切地问：“四川洪水那么大，你是怎么回来的？”
张开林家在四川雷波县。
7月初，他到家便遇上连降暴雨，从宜宾通往成都的铁路被洪水冲断了。
小张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焦急：如果成昆线再出点岔子，自己就要误假了。
假期没到，他就要起程归队。
父亲不放心地说，四处洪水一个劲猛涨，出去危险呀！
大姐也劝他，四川闹水灾，全国都知道，给部队发封电报，你晚回几天，领导也会原谅的。
可是张开林想：自己的连队已经两年没有误假的了，这个纪录决不能被自己破掉。
他说服家人，提前三天动身了。
张开林途经西宁河时，铁索桥上铺的木板路面已被洪水冲走许多，桥头的值勤民兵劝小张回去，他不肯，民兵们只好在他腰间拴根保险绳，把他送过河去。
张开林从雷波乘公共汽车到了昭觉。
昭觉汽车站贴出通告：由于洪水破坏，西昌至成都列车停运。
小张又返回雷波，改走新市镇到成都。
汽车开到新市镇，因前面塌方挡路，停驶了。
小张在到新市镇办事的姐夫帮助下，借了一辆自行车，两个人轮换着驮载对方，赶到成都搭火车。
他们越过五十多处塌方地带，涉过了齐腰深的四条河流，两天行程二百七十多公里。
小张终于赶上了洪水消退后成都通往北京的第一趟火车，按时返回了部队。
部队为表彰张开林严守纪律的事迹，给他记了三等功。
侯保和 李和平
作者：卢纯田
栏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这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得出的一条重要经验。
三十二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有过失误和挫折。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是不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头等重大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六页）无产阶级革命有着普遍的规律，有必须遵循的共同原则，马列主义为我们指明了这些普遍的规律和原则。
但是，任何国家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下，制定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找出一条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的道路。
对于我国的国情，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不能由共产国际来认识，而只能由中国同志自己来认识。
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在党的幼年时期，并没有很好解决。
当时我们党的一些领导人，没有认真地以马列主义作指导分析中国的具体状况，有的甚至只从“本本”出发，或者完全机械地照搬外国的经验，因而使革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杰出贡献，就是从投身革命开始，就致力于认识我国的国情。
他亲自作社会调查，分析我国的阶级状况和阶级关系，分析我国的经济、政治、自然、历史情况，为我国革命找到了一条从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因而全党和全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的奋斗，就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夺取全国政权，在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以后，我们又遇到了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
列宁曾经指出：“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业和农业中的雇佣工人占绝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的。”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二○三页）我国正是一个农民占人口极大多数，农村以小农经济为主，生产力水平、科学技术水平都很落后的国家，要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能不遇到许多困难。
但是，由于采取了适合我国国情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我们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按照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引导农民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对民族资产阶级采用赎买的政策，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取得了如《决议》所说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这个讲话的基本精神是，象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完全套用马克思、恩格斯一百多年前所提出的理论和原则，地不能完全以苏联的经验为模式，而必须根据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创造自己特殊的样式。
可惜的是，后来我们党没有能致力于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发生的多次失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从党的指导方针上看，就是没有如同在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那样，认真地、周密地研究我国的国情，以现实的政治、经济情况，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现在要问，指导我们党取得胜利的成功的经验，后来为什么由我们党自己加以抛弃，并采取一些错误的做法而迟迟不能纠正呢？
这有复杂的原因。
学习《决议》，回忆这一段的历史，我觉得主要是由下面几个原因造成的。
一、在胜利的形势下，滋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认为可以超越历史阶段，离开客观的实际可能，依靠群众运动，去完成历史发展尚未提供充分条件的任务。
这样，虽然看到了当时我国“一穷二白”的现状，但引伸出来的只是群众要求变革现状、要求革命的有利的结论，抹煞和忽视由此而带来的建设的艰巨性、长期性的不利因素，产生了一些脱离国情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做法。
二、党的民主传统、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
所谓国情，包括经济、政治情况，阶级状况、自然、地理情况、民情风俗、历史、文化传统，等等。
因而了解国情，是一个非常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这就不但需要党的领袖人物来做，而且需要全党并团结党外人士一起来做。
但是，由于个人崇拜，党的领袖被神化了，一切都依赖于党的领袖。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被破坏，使党的领袖凌驾于集体之上，不能依靠集体的智慧，分析国情，作出正确的决定。
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熟悉情况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又不能通过正常的民主渠道贡献自己的意见。
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考能力和创造性受到了严重的挫伤和束缚，这也是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脱离国情的一个原因。
三、离开了实事求是，滋长了浮夸作风。
国情和民心是一致的，叫“适乎国情，顺乎民心”，一切适合国情的举措，都必定得到人民的拥护，一切违反国情的举措，都必定是民心不顺，受到人民的反对、抵制。
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一些敢于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同志，往往被指为“右倾保守”而受到批判，致使客观的真实情况和群众的真实思想就很难得到表达，一些私心重的人，就用讲假话、汇报假情况来取悦领导。
有些方针、政策，措施，明明受到了群众的抵制，却硬说成是群众“如何一致拥护”，如何“深入人心”，因而一些违反国情的错误的东西也就不能及时纠正。
恩格斯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二五页）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采取一些违反国情的政策、措施，给我们带来严重的失误和挫折，也使我们学到了东西，增长了聪明和才干。
正是在违反国情遭受挫折的实际教训中，在历历在目的实际危害面前，通过总结经验，从中央到地方，从干部到群众，不但逐步认识到按国情办事的无比重要，也认识到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不但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而且懂得对马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原理，对待“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经验，也要作具体分析。
衡量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之是否正确，只能有一个标准，就是是否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是否为人民群众所拥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制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调整生产关系，改革经济体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前提下，扩大作为公有制经济补充的、受国家指导的城乡个体所有制经济，允许一定数量的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存在，扩大各级国营企业的自主权，在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这一系列政策，不但有许多是毛泽东同志所未曾提及过的，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中所没有的。
但因为它们符合实际，因而在实践中产生了显著的效果。
《决议》根据历史的经验，提出并阐明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主要点，这是有巨大意义的事情。
可以预期，只要我们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并且继续研究国情，总结经验，经过长期的努力，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作者：曹慕尧
栏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7月11日，报纸上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给雷经天的信，信中讲了为什么对黄克功要处以极刑。
四十四年前发生这个事件的时候，我正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四队学习。
我们队上开过军人大会，专门讨论了这件事。
参加公审大会前，又传阅了毛主席给雷经天信的手稿。
回忆往事，颇有所感，觉得有许多话要说。
刘茜初到延安时，先编入抗大十五队学习，黄克功担任该队队长，俩人谈起了恋爱。
不久，延安成立了陕北公学，十五队的学员全部调走，编入陕公。
黄克功调到六队担任队长。
分手之后，他们的爱情起了变化，刘茜不爱黄克功了。
黄克功紧追紧逼，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约刘茜在延水河边谈谈，结果谈不拢，黄克功一怒之下，将刘茜打死了。
我们讨论这件事时，开始意见有些分歧。
一部分人主张枪毙黄克功，认为杀人者偿命，这是普通的法律常识，尤其是在陕甘宁边区，更要维护法律尊严，保障妇女婚姻自主，为全国做出表率。
另一部分人却持有不同意见。
这要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说明。
那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大举进攻，国民党的军队一触即溃，祖国的大好河山大片沦陷，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我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开赴前线，挺进敌后，发动广大人民创建抗日根据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背脊骨上插了一根又深又长的钉子。
全国人民把抗日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身上。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人民缺乏组织和战斗经验，我们的军事骨干太少，前方到处都要人，后方派去的干部供不应求。
黄克功是一个斗争历史很久的红军指挥员，立过战功，有指挥作战的经验。
对于他惨杀刘茜，大家非常痛恨，认为确实应该处死。
但正当祖国危急存亡之际，非常需要这种人才，杀了又感到惋惜。
持另一种意见的同志从这些情况考虑，他们希望给黄克功一个为国报效带罪图功的机会，让他去抗战前线冲锋陷阵，比死在后方更有价值。
党中央、毛主席从革命的全局利益出发，决定对黄克功处以极刑。
他的信在抗大各队传阅宣读，统一了大家的认识。
在公审大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又宣读了这封信。
法庭判决后立即执行。
群众热烈拥护高等法院的判决。
对黄克功处以极刑，这件事生动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热爱人民、对人民负责、坚持原则、不徇私情的伟大正确的党，我们的军队是纪律严明的军队。
即使象黄克功这样从井冈山斗争就跟随毛主席闹革命，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立过很大战功的红军干部，一旦犯了死罪，也决不能享受任何特权，得到宽容，而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今天当我们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时候，应当从对黄克功事件的处理中得到启示，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和军队延安时期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处处维护群众利益的优良传统。
对黄克功事件的处理，还说明我们办事情要贯彻“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原则。
当时在延安有些群众希望给黄克功戴罪立功的机会，从局部看，是有些道理的。
但是从革命事业全局着想，如果那样做，就会影响人民对我党的信任。
记得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在西安办的报纸，造谣生事，大肆渲染，添枝加叶，极尽破坏我党我军声誉的能事。
由于党中央、毛主席及时处理了这个案件，堵住了反动派的嘴，使谣言不攻自破，人民更加信赖共产党和八路军，我党我军的威信更加提高。
当时，大批的进步人士、爱国学生、青年男女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潮水般向延安涌来，固然是由于我党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之感召，但是，我党我军纪律严明，作风正派，执法公允，不徇私情，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今天，我们正在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大道理。
不论什么人，犯了法就得惩处，绝不允许任何人为犯法分子说私情，找种种理由进行袒护。
作者：战士张启堂
栏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军的地位和作用作了高度评价，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我们党所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通过长期人民战争战胜强大敌人取得的。
没有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
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细读这段论述，一股强烈的光荣感和责任感在心中油然升起。
人民解放军战士所以光荣，是因为我军有着光荣的传统和光荣的历史，党和人民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和荣誉，深受党的信任和人民的爱戴。
最近，广西民族学院十位女大学生在给广西边防前线部队指战员的信中写道：“我们相信你们，就象相信我们自己一样！”
人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对我们的战士表示敬佩，没有任何理由不对我们的战士表示尊重”！
读着她们的信，我们深切地感到，广大人民对我们这支人民军队的爱是何等真诚啊！
我们每个革命军人，都应珍惜这些荣誉。
然而，这些年，也有的同志由于受一些错误思想的影响，对当兵光荣产生种种不正确的理解：有的把光荣感变成优越感，军装一穿，就觉得了不起，在与地方群众接触时，自以为是，盛气凌人；
有的在公共场所不注意礼节礼貌，不自觉遵守纪律；
还有的不知道当兵光荣所在，尽义务观念淡薄，认为当兵吃亏，没有前途。
凡此种种，是与我军的宗旨格格不入的，也是同党和人民对一个革命军人的要求不相符合的。
我们应该懂得，人民群众之所以把我军当作自己的亲人，无限信任和热爱军队，是由于我军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规定的建军宗旨，每一个干部战士都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处处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使我军在民众眼睛中完全是自己的军队。
在过去战争年代，我军将士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南征北战，不怕流血牺牲，为祖国和人民做出了贡献。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广大指战员发扬光荣传统，不被名利、享受之类的东西所诱惑，能吃苦，守纪律，讲义务，尽职责，比贡献，所以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爱戴。
如果我们只有光荣感，没有责任感，甚至居功骄傲，向党向人民伸手要名要利，这样怎么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爱戴呢？
因此，我们应该时刻牢记我军宗旨，牢记肩负的责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做一个“四有三讲两不怕”的革命军人，这才是我们每一个战士的光荣和责任所在。
“二月逆流”
1967年2月前后，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的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对林彪、康生、江青、张春桥一伙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搞乱全国的胡作非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林彪、江有一伙为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扫清道路，把这场捍卫马列主义原则和坚持党的领导的斗争诬为“二月逆流”，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炮制了一个震撼全国的大冤案，并把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推向全国，使全国动乱进一步加剧。
在1967年1月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几位老帅主要同林彪提出的要在军队搞大民主，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2月13日、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室，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的当时负责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保护老干部、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这样一些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这就是所谓两次“大闹怀仁堂”。
谭震林等同志在会上陈述自己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斗争的方式是符合党规党法的，他们的行动襟怀坦荡，光明磊落，体现了坚持真理，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和对干部高度负责的精神。
对于批所谓“二月逆流”，毛泽东同志也负有责任。
但在1971年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毛泽东同志就初步改正了自己的错误，指出：这件事搞清楚了，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郑重宣布，由于“二月逆流”事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同志一律平反。
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249名。
这次大会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召开的，即：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领导全党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武装政变，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力排干扰，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解放了一批干部，恢复和重申了一些正确的政策，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江青反革命集团仍在加紧破坏活动。
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选举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大会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总结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但是，由于毛泽东同志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又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干扰破坏，只许批极右，不许批极左，这就使左倾错误没有得到应有的揭露和批判，也没有真正从根本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
大会通过的党章也基本上继续了“九大”党章的错误，在个别地方还增加新的错误的内容，如说“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等等。
大会选出了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当选的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24人，其中混进了一大批“四人帮”的骨干分子；
同时也选进了一批久经考验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排斥和打击的老同志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
在8月30日召开的十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
张春桥也进入了政治局常委。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了加强。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利用其中共中央副主席及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权，同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搞“全面内战”、“打倒一切”，残酷迫害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群众，使全国出现了分裂和混乱的局面。
林彪这伙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企图乘混乱之机，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反革命集团向党发动突然袭击，迫不及待地篡党夺权。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及时识破并粉碎了他们的阴谋。
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反革命集团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继续策划反革命阴谋，成立了搞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别动队——“联合舰队”；
并于1971年3月，炮制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计划提出要用“上层集会”、“轰炸、543（一种武器的代号）、车祸、暗杀、城市游击小分队”等一切手段，谋害毛泽东主席，“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
9月8日，林彪悍然下达了反革命武装改变的“手令”，妄图乘毛泽东同志巡视南方之机，在上海附近杀害毛泽东同志，以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由于毛泽东同志对他们的阴谋有所警觉，突然改变行程，于9月11日，迅速离开上海，挫败了林彪的反革命计划。
于是，林彪又企图携带黄、吴、叶、李、邱等人，于13日晨南逃广州，阴谋另立中央，制造内战。
但是，9月12日黄昏，毛泽东同志突然回到北京，又一次打乱了林彪的反革命部署。
当晚十时半，周恩来同志根据来自北戴河的报告，追查了三叉戟飞机调到山海关机场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于9月13日○时三十二分，仓惶出逃，妄图投奔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结果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立即向全党通报了林彪外逃摔死的消息，并采取果断措施，清查了林彪留在国内的余党，随即在全党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彻底粉碎了这一反革命政变。
这一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
从1971年底到1972年秋，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先后在全国计划会议、公安工作会议、科学会议、出版工作座谈会、卫生工作会议等许多场合，多次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批判无政府主义。
1972年8、9月间，周恩来同志曾指出，左的批不透，右的还会来；
并针对一些单位的情况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周恩来同志的这种正确意见，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
周恩来同志的这一正确意见，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大为恼火，遭到他们的极力反对，也没有被毛泽东同志所接受。
毛泽东同志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
这样，就在全国开展了对林彪“极右”的批判。
结果左倾的错误仍然得不到纠正。
所谓“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同志批发了中央发出的1974年一号文件，转发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准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江青反革命集团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有其阴险的目的。
江青把自己打扮成反林彪的英雄，到处写信，作报告，送材料，自比吕后、武则天，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
1月25日，在中央国家机关万人“批林批孔”大会上，江青一伙对周恩来同志发动了突然袭击，并且企图把大会讲话的录音发至全国，煽起打击周总理的运动。
他们控制的宣传部门，大搞影射史学和阴谋文艺，不批林，假批孔，批宰相，批周公，批“当代大懦”，大肆宣扬所谓“懦法斗争史”，以此歪曲我们党内的斗争。
他们还把恢复老干部的工作，诬蔑为“复旧”、“请隐士”、“举逸民”，并在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发动所谓“反复旧”斗争，使许多刚刚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干部再次被打倒，身心健康遭到极大摧残。
全国局势又处于混乱中，工农业生产又受到严重破坏，周恩来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出现的各方面工作的转机，又遇到了很大挫折。
毛泽东同志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曾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
他扣住了江青一伙1月25日大会的录音，不准他们发往全国。
他指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
在“批林批孔”期间，有的地方和单位曾经清查了与林彪反革命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这同江青集团借“批林批孔”进行反革命活动是根本不同的。
解放军政治学院资料室供稿
作者：蔡小洪
栏目：军校园地
去年7月，本报曾对空军雷达学校作过连续报道，在全军各院校中引起了反响。
时隔一年，记者再访雷校，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师资队伍犹如长江流水，滚滚东去，息息不断。
自去年以来，教员的平均年龄从三十八点一岁下降到三十五岁；
教员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有了新的提高，德才表现好的和比较好的占教员总数的60％以上；
每个教研室都有二至三名业务尖子，成为学科的带头人；
过去只能讲授部分章节或某个课题的六十五名“章节教员”，已能独当一面，承担本专业的全部课程。
……由于有了一支整齐的师资队伍，雷校完成各项教学任务都游刃有余，他们再次扩大了收生名额，开设了多少新课，教学和科研活动都搞得热气腾腾。
通观全局的规划
雷达学校的师资队伍同其它院校一样，也是在十年动乱的废墟上重建起来的。
十年动乱结束后，学校领导多次对师资队伍进行全面考察，发现了一些潜在的问题：从纵的方面来看，老中青结构比例失调，三十岁到四十岁的教员仅占编制总数的18％，老教员年龄越来越大，掌握的某些知识也日趋老化，而大部分年轻教员又基础薄弱。
从横的方面来看，虽然专业技术教员保留得较多，但基础理论和实验教员所剩无几，战术教员来源缺乏，能够胜任四年制工程专业教学的人才更是凤毛麟角。
通观全局，学校党委明确了办校的主攻方向：把搞好师资队伍建设，作为一项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摆到日程上。
他们费尽苦心进行教员的选调和增补。
为了选得准，调得来，学校每年都派出五六批人，到军内外院校和雷达部队去物色人才。
今年，地方大学的毕业生考试还未进行，他们就根据事先“侦察”来的情报，提前“定货”，点名要人。
他们发掘人才，工作做得很细。
有一回，有人推荐四川省一家耐火材料厂的行政干部夏禹光是个不错的教员人选。
乍一听，耐火材料与雷达真是风马牛不相及。
但仔细一了解，夏禹光原是复旦大学数学系成绩较好的学生，十年动乱中被胡乱分配到这家工厂，干与他的专业毫不相干的工作。
经派专人去考察，他的业务水平与表达能力都合乎要求。
他们便说服厂方领导同志，将夏禹光调到学校担任数学教员。
去年夏禹光连续讲课四百多学时，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雷达学校不仅求贤若渴，而且在培养上也独具匠心。
他们深知，现代电子科学突飞猛进，知识总量翻倍速度加快，而教员的成长周期却比较长。
假如光是着眼于应付眼前，终究扭转不了被动局面。
副校长王士俊副教授对记者说：“我们总想多看出几着棋，使教学走在部队技术装备的前头，教员走在教学任务的前头。”
为此，他们把教员学知识的台阶定得大一些，重点课题选准后，相对集中地组织突击；
有计划地培养“种子”，组织小分队“先行”。
这些做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比如，刚刚恢复教学时，电子计算机已进入雷达系统，而不少教员还满脑子“电子管概念”。
他们在组织学习晶体管一般原理的基础上，立即转入数字电路学习，使大多数教员很快跃上“数字电路在雷达中应用”这个台阶。
以后我国研制了新体制雷达，当时学校还没有接到教学任务，人手也紧张，但他们还是派出十一人去学习，为后来开课准备了教员和教材。
就是凭着这种通观全局的战略性考虑，雷达学校逐步填平了教员配置上的缺口，基本上消除了青黄不接的危险，掌握了教学的主动权。
制度化管理的威力
雷达学校抓师资队伍建设，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认真按科学规律办事。
记者采访时看到，在教员管理的各个环节上，他们都有规章制度：选调教员，有考试制度；
教学工作，有教员工作量标准制度；
教员培训，有集训和进修制度；
在职自学，有学分制度；
年终，有全面考核、登记业务档案制度，等等。
这些制度，在师资队伍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就拿选调教员来说吧。
刚刚恢复教学那阵子，不少人看到雷达学校座落在大城市，纷纷要求来校工作。
他们敞开大门吸收了一批，大部分是好的，但也有一些或者业务能力不高，或者身体素质较差，不大理想。
学校党委发现了弊病，当即下决心严格把关，宁缺勿滥。
门照样敞开，但要设一道“门槛”，迈不进来的坚决不收。
他们首先规定了政治、业务和身体的选调标准，建立起考核制度：教员进校前一律由学校根据教学需要和应试人专长，指定课目进行考试和试讲；
试讲后由参与考核的同志作出评语，教研室主任签署意见，合格者由训练部和政治部审查，校党委批准。
制度既定，坚决实行。
雷达学校的领导同志本着对学校建设负责、对党的教育事业负责的精神，决不破例。
一次，学校政治委员薛瑛的一位老熟人介绍他的女儿到雷达学校任教，恳求说：“你是政委，批一下就行了。”
薛政委说：“考试制度是党委定的，我更要带头遵守。”
结果考试不合格，没有被接受。
几年来，通过各种途径要求来校工作的有二百五十多人，经考试合格录取的仅十二名。
今年大学毕业分配即将开始，又有一百多人向学校预先“挂号”，学校的态度仍然是一个字：“考！”
他们还实行了教员进修的学分制，促进在职自学，解决部分教员的学历问题。
他们按同类工科大学课程设置，分别定出各学科的学分标准，由学术委员会组织考核，累计学分达到标准者，确认为大学本科学历或专科学历。
这项制度一建立，立即成了全校瞩目的大事情。
教员们兴奋地议论：“这下子我们更有学头，更有干头了。”
许多教员同时攻读几门课程，业务水平迅速提高。
今年第一批考核，就有三十八名教员达到了大专毕业学历学分的标准，已上报待批。
切实可靠的保证
雷达学校师资队伍的建设为什么成效显著？
许多教员告诉记者，学校党委是一个热爱教育事业，懂得教学规律，关心和了解教员的内行班子，这是搞好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保证。
事实的确如此。
校长余永明是位多年从事学校工作的老行家。
几十年的办学实践，使他深知教员在学校工作中的作用和地位。
因此，他几乎逢会必讲：“无论教学任务有多重，也要把人才建设抓紧抓好。”
政委薛瑛虽然到学校年头不多，但他虚心向内行学习，较快地熟悉了工作。
三年中，他组织了两次对教员队伍的全面考察，把各级领导与教员队伍作为“两套班子”同时抓好。
其他几位党委成员，有的是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老院校”，有的是从本校教员中提拔起来的业务尖子，在抓师资队伍建设上，他们有共同的语言。
有了内行的班子，抓师资队伍的力量就有了保证。
过去没有专门机构管理教员，现在学术委员会设立教员组，负责制定教员业务学习规划，确定尖子教员的人选和培训措施，考核教员的学历。
训练部的教学研究科，直接负责教员的培训、使用和管理，教员工作过去仅仅是个别部门“跳光杆舞”，现在从上到下思想统一，齐抓共管。
大家都来关心教员的成长，事情就好办多了。
有了内行的班子，教员们的业务学习时间也有了保证。
副校长王惠霆对记者说：“知识分子积累知识，就是为革命事业积累财富。
保证教员们有六分之五的教学和业务学习时间，这不仅是教员的要求，也是事业的需要。”
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他们开展政治教育不搞“一刀切”，对教员与机关干部分别做计划，提要求。
为了给教员的业务学习挤出时间，他们充分利用教学间隙组织培训。
在教员的业务进修上，他们看得远，决心大，必要时宁肯“一个萝卜两个坑”，也咬咬牙安排培训对象去进修或参加学术活动。
有了内行的班子，教员们的各种待遇就容易解决。
近几年来，学校十分注意做好教员的定职、调级和奖励工作。
去年部分干部提前晋级，十八名中就有十二名是教员。
定技术职称，学校党委内部研究的五名副教授预选对象，与群众推荐的名单竟然完全一致。
此外，他们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教员们创造较好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努力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
这一点一滴的努力，如同粘合剂，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
教员们越来越热爱教学工作，热爱自己的学校，愿意为之贡献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
教员有了这样的精神面貌，学校的未来怎能不令人信心满怀呢！
本报记者 蔡小洪
作者：宏军刘杰
栏目：军校园地一周谈
总参顾问、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老院校”的孙毅同志在答记者问时，把教员称为“不求乌纱，但求革命”的行当，语言朴实，含意丰富而深刻，十分发人深思。
“不求乌纱，但求革命”，是对广大教员应有品质的恰当概括。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军队院校的广大教员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用辛勤的劳动培育出大批合格的指挥员和技术人才。
许多同志雪染双鬓，仍壮心不已，战斗在教学第一线；
许多同志积劳成疾，仍斗志旺盛，用有生之年培育人才；
许多同志曾蒙受冤屈，却义无反顾，甘心情愿当一辈子教员。
……曾在报纸上看到过通信学院教员莫文明的事迹。
他当教员三十余年，年逾花甲，且又身体多病，但仍然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精神。
外出开会，给他派车他不坐；
整理教案，给他配助手他不要；
要他边工作边休息，他不干；
他既教学员，又带教员，还编写教材，是全院最忙的教员之一。
近三年中，他两次荣立三等功，一次受嘉奖。
莫文明这些说来细小，但却感人的事迹，不正是“不求乌纱，但求革命”精神的结晶吗？
“不求乌纱，但求革命”的精神，体现着“老院校”对广大教员的殷切期望。
教员呕心沥血，学习和积累大量知识，不是为了自己成名成家，也不为了换取权力，而是要把它们献给社会与他人。
教员象蜡烛，燃尽了自己，照亮了别人；
教员似春蚕，吐丝献给人们，却默默地耗尽了自己；
教员象铺路的石子，为学员成才铺平了道路；
教员象梯子，让学员踏着自己去攀登科学的高峰。
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看重个人名利，无论如何是当不好教员的。
孙毅同志积几十年的切身体会，对广大教员提出“不求乌纱，但求革命”的希望是中肯而有针对性的。
亲爱的同志们，让我们想一想为我军院校的创建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老院校”们的殷切期望吧。
我们相信，“不求乌纱，但求革命”的思想之花，一定会在军校园地上越开越绚丽。
作者：李相民
栏目：军校园地
作者：南京陆军学校王学武
栏目：军校园地
6月10日，我这个新上任的干事，跟着张延年校长去一大队参加一个会。
天下着雾雨。
我们走到十字路口调整哨处，见一哨兵未穿雨衣，躲在教学楼的一角背雨，半蹲着。
张校长走到哨兵跟前，温和地说：“搞好军容风纪，我们卫兵要做好样子。
你的军容整洁，姿态端正，精神饱满，就给人们一种力量和鼓舞。
哨兵不成样子，来往军人对你有意见，老百姓觉得没军威。”
一席话，讲得这个卫兵脸上火辣辣的，他惭愧地说：“首长，我错了。”
校长看到哨兵认识到自己的缺点，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接着，他对我说：“小王，你给警通连打个电话，让他们立刻给哨兵送雨衣来。”
这位哨兵看到校长既严格要求自己，又如此疼爱士兵，非常感动，神态威严地站在哨位上。
张校长继续向前走，迎面碰到七中队去操课。
他看到带队的区队长帽子戴歪了，就给他指出来。
校长还告诉这位区队长：“建设一支精神文明的军队，就要讲军容，讲礼貌。
我们干部要从点滴严格要求自己，给部队做出好样子。”
学员见到此情此景，对老首长严格要求部队投来敬佩的眼光。
公路上，一个学员穿着衬衣，违反了“越大队范围，要着军装”的夏季着装规定。
张校长拦住他，说：“小同志，你停一下。”
那位学员见是校长，行了注目礼。
校长问道：“你怎么不按要求着装啊？”
学员支吾着。
校长接着说：“来学校不光要学军事技术和政治理论，还要学作风纪律的养成，要讲军容风纪。
良好的作风能出战斗力。
讲究着装不仅是为了整齐划一，而且也是培养有章必循的作风。”
校长讲到这里，那个学员会意地说：“我这就回去穿上军衣。”
在一千五百米的路上，老校长几次纠正军容风纪，有这样严谨的治校精神，学校的作风建设一定会面貌一新。
南京陆军学校 王学武
作者：李道全吴祖华
栏目：军校园地
书信与成绩，本来没有什么联系，但空军某航校飞行学员方安生的书信却和他的成绩发生了密切联系——
“传阅信”
“新兵信多”，方安生刚下飞行团那阵子，一天竟可收到四五封同学的来信。
方安生没有一一回信，却是合写一封，让同学们“传阅”，并请他们原谅。
是的，方安生珍惜时间是全校第一。
为了学习，在初教团的十个多月里，他没休息过一个完整的节假日。
结业离队前，领导安排一天时间让大家处理一下个人的事情，方安生却全用来整理学习笔记。
“安慰信”
方安生平时很少给家去信，这天却急匆匆地给父亲写了封信，说：“爸爸，说实话，我是很想回家看望你的，但我更懂得飞好每一个课目，对你将是更好的安慰，因为我没有忘记参军时你对我的嘱咐。
……”
原来，在起落航线放单飞前的紧张训练时刻，方安生家里来信说，他爸爸旧病突发。
方安生心里很着急，他想起弟弟不久前动手术，母亲身体也不好，真想向领导请个假回去看看，但马上又想到回家就要拉下飞行进度，这怎么能行呢？
当晚，他悄悄给家里写了封安慰信。
“问答信”
一天，方安生接到一封信，他边看边琢磨，然后又把它抄下来。
因为这是封“问答信”。
前段时间，方安生在飞行中碰到几个“难题”，他向教员请教，其中的难点动作虽然解决了，但在理论上他还解释不清，便写信求教于在远方工作的理论教员。
这就是那位教员的回信。
在这方面，他是舍得花时间的。
一次，大队讲评，表扬了一位学员一个高难动作完成得好，事后，方安生立即登门求教。
那位学员不好意思地说：“方班长，你飞得比我好，我能说啥？”
方安生说：“哎，我们要互相学习，谁哪一点好，就应向谁学习。”
在方安生的诚恳请求下，那位学员很实在地介绍了体会。
星期天，方安生还请他来辅导自己练习。
结业考试，方安生在同期学员中名列第一，荣立三等功。
李道全 吴祖华
作者：张高陵刘忠如善林亮生
栏目：军校园地校园钟声
最近，国防科委干部学校举行队列会操。
中途，突然下雨。
校长贾乾瑞、副校长杨学礼、政治部主任张葆实等领导，冒着大雨和全校人员一起坚持操练。
大家赞扬说：“领导作风这样扎实，学校建设定能搞好。”
张高陵
5月14日，某军校有个队实施实弹射击考核，共报弹着点679发，经查实，只中616发，虚报63发，虚报面多达12个班。
学校对此事发了通报，进行严肃处理：取消这个队射击考核成绩，重新进行考核；
对四名负有直接责任的干部分别给予处分；
对学员进行教育，以戒今后。
刘忠如
前不久，福州部队军医学校办公楼前添了块留言牌。
用途是：凡校内的管道、电路等设施坏了，住户只须在牌上留言，当日管理科便派人上门维修。
如教员外出，可预约时间，仍按期服务上门。
自设牌至今，无一家耽误。
善林 亮生
作者：李光运张风和冉庆华宋科武瑞臣
栏目：军校园地院校简讯
西藏军区教导大队，针对战士学员中有百分之六十没有担任过正副班长职务的情况，让他们在学员队轮流当班长，并让队干部进行传帮带，以锻炼大家管理教育和带兵的能力。
学员反映，这个方法好。
（李光运）
空军后勤学校组织军械班的学员到部队进行武器装备大检修，既提高了学员的业务技能，又为连队培养了军械员，受到部队欢迎。
（张风和）
海军第一水面舰艇学校二十四队，从去年开始建立了学员身体锻炼登记卡，规定把每天的锻炼内容、运动量填写在登记卡上。
训练部门可根据卡片了解学员身体锻炼的情况并进行指导。
通过半年多实践，学员体质明显增强，普遍感到学习精力旺盛。
（冉庆华）
铁道兵学院迎接新学员入学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新学员的文具、营具都按编制人数备齐，住房进行了调整。
学员到校，学校将派专车昼夜接站，院内还设有服务站。
（宋科）
汽车管理学校协助蚌埠供电局办了一个汽车专业培训班，学校抽调三名教员去任课。
经过两个半月学习，工人们平均取得九十二分的好成绩。
（武瑞臣）
作者：郑继续张德安
栏目：天南海北戍边英雄录
1895年4月，腐败无能的清王朝被迫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我国的宝岛台湾从此便沦为日本殖民地。
台湾人民不可侮。
他们纷纷组织起来，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直到1945年日本法西斯统治覆灭，斗争也从未停止过。
尤其是以台中云林大坪顶山民族英雄柯铁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歼敌最多，坚持最久，影响最大。
柯铁是造纸工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台湾时，他才二十二岁。
日军进至云林时，他与同伴们一起逃进大坪顶山；
敌人在山下烧杀殆尽之后，又向山上“扫荡”，眼看许多妇孺同胞无辜惨死，柯铁忍无可忍，拿起平时狩猎用的鸟枪，向敌射出了仇恨的子弹。
当时敌人有五百多人，柯铁只身凭着矫捷的身手和准确的枪法，声东击西，连连击中敌人。
日暮山深，敌人不敢恋战，狼狈下山，柯铁又尾随敌后以冷枪射杀，打得敌人连尸体都不敢拖回，争先恐后逃下山去。
在柯铁的英勇行为鼓舞下，许多青年纷纷拿起大刀长矛来到他的身边，在大坪顶山建立起一支抗日义军。
第三天，恼羞成怒的敌人又纠集了大批人马搜山。
柯铁率领义军巧妙地埋伏在敌人必经之路上，等到日军进入伏击圈时，一声令下，大家排枪齐放，日军两名守备队长、五十余名士兵当场毙命。
等到敌人清醒过来时，柯铁已经带着队伍钻进密林深沟。
次年6月，日军又纠集嘉义、彰化和台中各处驻军，再次“扫荡”大坪顶山。
柯铁依靠抗日民众的力量，神出鬼没地与敌人周旋，避其锋芒，击其不备，数月间使日军三百余人葬身于荒野。
大坪顶山抗日根据地成了侵台日军的心腹之患。
1897年1月3日，日军调来精锐的第二旅团，发狠要“彻底荡平大坪顶山”。
可是当数千敌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攻上山时，却连一个人影也未见到，原来柯铁得到情报后，早已将队伍化整为零地分散隐蔽起来。
敌人正在惊疑不定时，深山密林中突然处处响起枪声，敌人向东扑来，东边立时杳然无声，西边又射来枪弹；
敌人转而向西，东边又枪声骤起，日军“扫荡”一整天，也没见到一个义军的影子，而许多日军却糊里糊涂地送命丧生。
敌人这才明白，大坪顶山决非轻易可得，便决定采取围困战术。
柯铁不与敌人争锋，率队暂时退入内山，只以小股兵力不时袭扰敌人。
1月21日深夜，柯铁率领义军突然向分散在各处的敌人发起突袭，凶横不可一世的第二旅团被打得顾此失彼，落花流水，十分狼狈。
敌人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只得调集大批军警，将大坪顶山团团围住。
柯铁的抗日斗争，深受台湾广大群众拥护和支援，人民亲切地称呼柯铁及其战士为“铁虎”，把大坪顶山称作“铁国山”，远近抗日志士纷纷投奔大坪顶山，加入义军行列。
柯铁审时度势，认为突击敌人的时机已到，便在1898年1月2日夜间，突然向围困大坪顶山的日军发起全面攻击。
他们用“火箭”“火鼠”射入敌营，霎时间，敌营内烈焰腾空，四周杀声震天，日军争相逃命，这时预先埋伏下的枪手从容开枪射杀，敌人不死于大火，即死于枪弹，或跌入深谷。
这决定性的一仗，围困大坪顶山的数千“驻屯军”被消灭过半，两年多的“围剿”终被粉碎了。
郑继续 张德安
作者：张志荣
栏目：天南海北边陲览胜
在祖国西北边疆的额济纳旗北部，一片辽阔无边的草原上有两个美丽的湖泊，象一对闪闪发光的明镜，镶嵌在绿草红花之间。
这就是有名的居延海。
居廷海位于海拔一千米左右高原上，沿湖转一圈，正好七十五公里，当地蒙古族牧民称为“一驼程”（骆驼一天的路程）。
沿湖周围，梧桐茂密，红柳丛生，成群的野鹿、野马和黄羊在林中栖息，野鸭和鱼类在水中嬉戏，鸿雁、大雕在湖的上空飞翔。
居延海地区是一片肥美的牧场，这里水源充足，土地肥沃，地下矿藏丰富。
居延海是蒙古高原通往河西的必经之路。
汉朝皇帝曾派路博德将军到居延海附近的破城子、黑城子一带建立县治，屯田戍边。
西汉时，从今玉门镇附近的祁连山麓，沿弱水西岸至居延海南岸，修筑了坚固的长城，防御匈奴南侵，时称“遮虏障”。
唐代诗人王维对居延海作了这般描绘：“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
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
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
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
如今的居延海，风光更是美丽多姿。
蓝天白云，花红柳绿，黄黄的戈壁，清澈的湖水，相映成趣。
每当战士们巡逻来到岸边，饮饮军驼，整整军容，更是令人心旷神怡。
张志荣
栏目：天南海北风土人情
赛马，这蒙古族人民传统的习惯活动，文献记载已有千年历史。
平时，草原人们用这种方式进行文化、经济交流，并用以迎送客人，招待贵宾。
今天的呼和浩特，就有这项专门的设施——赛马场。
它设有两千米长的跑道，拥有上万人座位的观看台，正中的主席台是蒙古族风格的“包式”建筑。
它的面积之大可与举世闻名的天安门广场相比。
骑术高超的名手骁将，常在这里争雄角斗，把代表草原人民热情心意的精彩表演献给国内外客人。
赛马紧张热烈，内容风彩，蒙古族人民十分喜爱。
他们习惯分大马赛、叼羊赛和马术赛等不同项目。
大马赛是六七岁的“壮年”马，分走赛和跑赛；
距离一般走赛二十里，跑赛五十里不等。
在草原上，牧民们为了参加赛马，往往提前数十天开始准备，调马加料，精心饲养。
赛日，主人把赛马乔装打扮，马头用红绸扎彩，马尾用红绸缠裹，甚至把尾巴缠得象木棍一样竖立着才好。
值得提及的是，如此紧张惊险的跑马赛骑手一般都是些七到十三岁以内的小孩，走赛才是成年人。
参加跑赛的小骑手，不备鞍装，仅要一块小毡垫和一根肚带，穿着背上刺绣有马的主人名字的鲜艳赛马服，手举珍爱的藤马鞭（牧民最爱惜这种马鞭，平时不舍得使用，多用木或皮马鞭），象一团团夺目的彩球，贴在时速高达五十里的飞马背上，拚命向终点冲刺！
相比之下，走赛却成了慢赛，而这种慢赛仍然是要快，为了慢中快，智慧的蒙古族人民从实际中摸索很多办法，比如，在马鞍后头压一个十几斤重的沙袋，待到马出汗时立即扔掉沙袋，用此减轻赛马在消耗体力时的重量，保持负荷正常，使马的行速始终如一。
按习惯，夺魁者获得奖励，多以羊和其它皮毛制品为常。
奖品是归马的主人所得，如果骑手不是马的主人，那奖品就得如数交给马主，而骑手只能在马的主人那里领得赏赐。
至于马术赛，则是另一种难度大、内容复杂的比赛，包括马球、跨越障碍、马上体操和马上斩劈等等，总之，赛马是一项紧张而精彩的活动，难怪蒙古族人民把赛马冠军视为“巴特”（蒙古语，英雄），把立功的好马护养起来，不让拉车。
作者：时流
栏目：天南海北边海防之最
我国西藏长芝冰川附近、珠穆朗玛峰北部的一个小湖，是世界上最高的湖。
它位于海拔六千一百六十六米处。
我国藏北羌塘高原上的一个大湖，藏语称纳木错、蒙语叫腾格里海（都是天湖的意思），是世界上最高的大咸水湖。
它位于海拔四千六百五十米处，东西长七十公里，南北宽三十公里，面积达一千九百九十三平方公里。
它仅次于青海湖，也是我国的第二大咸水湖。
时流
作者：童友华祥
栏目：天南海北边海防趣闻
傍晚，我们驱车跟随电影组到一个傣族寨子放映电影。
车子越过一座大山，前边的路就变窄了，忽然，驾驶员小罗紧急刹车，喊道：“大象，大象！”
我们向前看去，在离我们十五米的地方，一头大象小山似地站在路中间，长鼻子左右甩动着，两眼怒视着我们的吉普车。
听当地傣族群众讲：“人不犯象，象不犯人，如果触犯了它，那可不得了，长鼻子一甩，汽车都能掀翻。”
我们只好屏住气，等大象走开。
可是，天已快黑了，大象不但没走开，还对我们发出吼叫，车上的人都紧张起来。
小罗了解大象的脾气，忙说：“快，大象是要我们让呢。”
刚说完，大象的长鼻子一扬，路边碗口粗的一棵栗树拔地而起，又一甩鼻子，“哗啦”一声，栗树抛在离吉普车一米远的地方。
这是大象对我们发出的警告。
小罗急忙把车往后退五十米。
路让开了，大象才不紧不慢地从我们车旁走过去，并回头向我们叫了两声，大概是对我们主动让路表示满意吧。
童友 华祥
作者：副科长陈文华干事曾毓善干事罗发钟
栏目：家乡喜讯
我国广大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历来有着爱国爱家乡的光荣传统。
近几年来，由于贯彻落实了党的侨务政策，更加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
请看这组来自福建省晋江侨乡的报道吧。
集资建校舍
在晋江石狮镇，宽仁小学新建的一幢三层教学楼格外引人注目。
这是旅居在海外的华侨集资捐建的。
这些年，宽仁小学由于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原有的教室已不够使用，县人民政府正准备扩建。
这时，石狮镇宽仁街旅居在海外的侨胞闻讯后，便奔走相告，议论捐款事项。
他们召开了华侨同乡会，纷纷认捐建校资金，并组成建校访问团专程回国，请求捐建新校。
侨胞爱国爱乡的热情，受到了家乡政府和人民的支持。
县建筑部门根据他们的意愿，很快设计出建设方案。
经过十六个月的紧张施工，一所新的校舍很快落成，它为素称“侨乡明珠”的石狮镇增添了光彩。
新校舍落成之时，海外侨胞又组织了一个六十一人的回国观光团，回乡参加落成典礼，并向学校赠送了教学、文艺、体育等器材，还设立了奖学金和助学会，用以奖励教、学成绩优异的师生。
一位华侨老人说：“我们捐款建校，也是想对子孙后代进行一次爱国爱乡的教育，使得他们不忘自己是唐山华人。”
侨胞们的爱国精神，博得了故乡人民的赞扬，他们在教学大楼的门楣上铭刻记事，使之千古流芳。
副科长 陈文华
尽心助工厂
踏进晋江第一美术工艺工厂的大门，就被一派繁忙的景象吸引住了：高大的厂房里，机器有节奏地发出声响；
在针织毛衣车间，香港技术员正在给新工人上技术辅导课。
厂长告诉我们，这个厂原来只有不到三百平方米的小厂房，生产珠绣拖鞋。
1978年10月，本县旅居在香港的一位同胞回乡探亲，看到自己的国家正走上安定团结、建设四化的轨道，深感欣慰，决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祖国建设出力，为家乡人民办好事。
于是，他便同美术工艺工厂签订了提供针织毛衣加工原料的合同，以尽自己为祖国四化出一份力的心意。
当时，因为搞来料加工这种形式刚刚开始，有人曾劝他等一等再说。
这位同胞回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故乡的富裕，我愿意带这个头！”
他毫不犹豫地从香港运来了三百多台针织机等设备，还派来四名技术员培训新工人，自己也亲自来厂进行指导。
这样，不到一个月时间，工人们就掌握了操作本领。
自从承接来料加工以后，这个厂的生产得到了很大发展，目前加工毛衣的年产量已上升到四万七千三百打，合格率达百分之百，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有吸引力。
两年来，全厂仅加工费收入就达一百零二万多元，获取利润六十多万元，固定资产从原来的四万元发展到七十八万元，并安排了四百三十七名青年就业。
工人的每月平均工资从原来的四十多元增加到七十多元，最高的达一百五十多元。
另外，还在二十二个大队、街道组织了一千二百一十五人搞厂外加工。
干事 曾毓善
争先添“砖瓦”
晋江县安海公社灵水大队旅居海外的侨胞，虽同故乡远隔千山万水，但对故乡的建设却十分关心。
他们争先为家乡的发展添砖加瓦，在当地传为佳话。
为了促进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侨胞们慷慨捐资四十多万元，兴建起了小学和中学。
为了家乡的电力发展，他们还两次捐资十三万六千多元，建起了小型火力发电站，架起了五公里长的高压线路。
从此，家乡有了电灌站，户户安上了“夜明珠”。
灵水大队这几年生产发展很快，粮食产量1979年比1978年增长三成，1980年又比1979年增长一成多。
家乡的变化，更加鼓舞了侨胞支援家乡建设的热情，他们对灵水大队的各项建设都要争着出力。
大队有三个生产队要联合建二座瓷厂，侨胞积极捐资七万多元，帮助他们建起了工厂。
还有两个生产队准备联合办一个茶饼厂，很快就有两位侨胞投资两万五千元，分文利息不要。
大队有一座灵源山，现已栽上了一万多株果树。
侨胞们看到昔日荒山变成了果树林，很为高兴，特意带上山上产的柑桔返回侨居国，让同乡华侨分享。
大家吃着甜甜的柑桔，对家乡的变化赞不绝口，经过一番议论，又决定捐资六万元，在灵源山修建一条盘山公路。
如今，美丽的灵源山又披上了一条彩带。
泉州电视机厂，是在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热情帮助下兴办起来的，现在日产五百多台。
图为整装车间一角。
黄少波、林平摄（照片）干事 罗发钟
回祖国大陆，是我久已向往的心事。
我在台湾生活了二十九年，在国民党空军里干了十二年。
由于台湾当局长时期地封锁大陆的消息，作了许多不实宣传，使台湾人民无法正确了解大陆的真实情况。
可是，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
有一次，我从一份外国杂志上看到一幅上海的图片，印象很深：一座壮观的大桥，下面行船，上面有电车，行人骑自行车，街道也很干净，使我对祖国大陆多了一二层之认识。
今年春节期间，大陆的空飘气球在桃园机场上空爆炸，跑道上撒了许多传单，我看到一张图片：一个家庭里，老小都穿着不错，红光满面，家中摆设也很好，不象台湾说的那样穷。
我还听过大陆电台的广播，接触过被大陆释放回去的人员，了解大陆的一些政策。
这一连串的事情，引起我思索，有一个想法在滋长着，台湾是在欺骗我们。
可是，台湾呢？
我生活了二十多年，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社会、经济、民心、士气，我都很清楚，感受也很深。
我看到它的经济发展了，生活的享受水平也很高，可是台湾没有石油，没有煤、铁，更没有资源，一切依赖进口，依赖外国的投资，台湾的一条高速公路修得很不错，那是借外债修起来的，所以高速公路的收费一涨再涨。
台湾一些轻工业产品也不错，但市场靠外销。
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景气，严重影响着台湾，物价飞涨，经济呈现暗淡景象，大部分经济被台湾几个财团垄断，社会贫富不均更加悬殊。
台湾的社会风气糜烂，咖啡馆、酒吧间、餐厅、舞池到处是，流行曲、摇摆舞，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流氓阿飞横行，抢劫凶杀不断发生。
所以造成了严重社会问题。
在这样一个腐朽的社会里，一些青年人迷惘、苦闷、沉沦，另一些人却在痛苦地思索。
军队中的“政治细胞”，也无处不在，无孔不入。
因此，人们噤若寒蝉，不敢谈论国事。
可是，无言胜似有言，一些知心朋友在一起时，就常发泄牢骚而不满。
那时，我常想，我们的祖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国家，国土那么大，人口那么多，物产那么丰富，却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蹂躏，令人痛心。
我们应该富强，应该振奋。
我暗自思考，有时也与人探讨，大陆上人们生活虽然艰苦，却很有志气，艰苦中还做了许多的建设，还狠狠地打击了那个忘恩负义的越南侵略者。
于是，我逐渐产生了一个很深刻的信念，祖国有伟大的潜力，祖国未来的发展是无限的。
我暗自下了决心，决心飞向光明，早日飞回祖国大陆，把我的青春、热血、知识、才能贡献给祖国。
那时，我知道要飞回大陆，自己要下很大的决心，因为在台湾岛上有我的许多亲人，六十多岁的慈颜老母，义重情深的哥哥、姐姐，还有许多情同手足的同学、同事，我的生活也是比较舒适而富裕，再说，回来时也要冒着生命危险。
可是，当我想到祖国，我就有了很大的勇气和力量。
我一定要回去。
虽然，我和台湾亲属将要分离，但我想这只是暂时的，祖国终将统一，台湾一定会归回祖国，亲人一定能再见。
这十几天来，我的心情一直很激动。
我见到了许多高级长官，接触了许多同胞，游览了名胜古迹，受益非浅。
这次来京，经过了七个省市，北国江南，到处是一片繁忙的生产景象，纯朴的民风，使我大开眼界，耳目一新，觉得祖国真是伟大可爱，根本不象台湾所作的歪曲报道。
我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两个社会有很大的不同，我选择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台湾与祖国大陆已经分离了三十多年。
只要是有国家民族意识的中国人，我想他们都是非常赞成台湾早日回归祖国，早日实现统一，这次我回到祖国大陆，也同样有这样一种感觉，而且更加强烈。
我从福建到北京，所到之处，所接触的人群，我感到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和信念，那就是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
两岸亲人，一个心愿——求团结，求统一。
我觉得这正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一大长处，也是我国文化得以发展、炎黄子孙得以延续万世的原因。
我觉得，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统一大业，是人心所向，历史所趋，只是个时间问题。
现在祖国政府早已提出一系列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
我从这十几天的亲身感受，觉得祖国政府完全是一片诚意，台湾当局应该做出积极的响应。
今后我要从头开始，努力学习。
我是一个飞行员。
我十分热爱飞行事业。
我一定要把自己的技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亲爱的祖国，贡献给我们人民空军的建设事业。
两名少先队员给黄植诚献了鲜花。
图为黄植诚举着鲜花向战友们招手致意。
本报记者 江志顺摄（照片）
新华社8月19日讯 中国儿童和少年基金会最近在北京成立，康克清任会长，朱学范、华罗庚、荣高棠、胡子婴、谢冰心等任副会长，沈粹缜、庄明理、吴雪、杜近芳、杨鉴清、卓碧玉等为理事。
儿童和少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后备大军，他们的健康成长，关系到祖国的命运和前途。
抚育、培养、教育儿童和少年是一项社会事业，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办好。
许多热心人士纷纷表示愿为培育下一代出力出钱，作出贡献。
为了妥善进行和合理安排这项工作，由中国福利会、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全国妇联，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中国文联、中国科协、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全国侨联、全国工商联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儿童和少年基金会。
基金来源由个人捐赠，以及企业、军队、机关、团体等单位的集体捐赠。
基金会也接受个人或集体捐赠的物资。
基金将直接用于儿童和少年必需的活动设施，并尊重捐赠者的意愿。
日前，东方歌舞团已为基金会举行了义演，其他文艺、体育团体也表示要为基金会筹款义演。
不少干部、教师、学生、解放军指战员、退休职工也闻讯给基金会捐赠。
中国儿童和少年基金会的帐号是：中国，北京，中国人民银行东四南分理处八九○一——二○一。
栏目：祖国四方
内蒙古自治区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大力发展民族工业。
现在各地市场上，蒙古袍、蒙古刀、马靴、金银手饰、蒙古包里陈设的各种日用家具、毛线、毛毯、地毯等毛纺织品以及乳制品等琳琅满目，货源充足。
1979年以来，内蒙古工业管理部门认真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从实际出发，大力恢复和发展以畜产品为原料的民族工业。
自治区有关部门压缩基本建设，挤出了五百多万元资金；
银行也密切协作，实行无息贷款，使全区六十多个民族特需用品企业，不同程度地得到扩建，或更新改造了设备。
（据新华社）
栏目：祖国四方
多年“吃粮靠回销，生产靠贷款，花钱靠救济”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陶乐县二十一个生产队，今年春天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后，夏粮总产量比去年增长65.3％。
社员夏季分配口粮每人平均四百斤，比去年增长了一倍。
陶乐县共有七十九个生产队，其中“三靠队”有二十一个，占四分之一多。
1980年，陶乐县及时总结了少数“三靠队”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后粮食产量明显提高的经验，并决定在全县二十一个“三靠队”全面推广。
今年从春播到夏收，虽然有部分队遭受洪涝等自然灾害的袭击，但是，由于社员们干劲比往年足，地种得好、管得细，队队获得了夏粮丰收，增产幅度小的有两、三成，大的达六、七成。
不少队光夏粮的产量就超过去年一年粮食的总产量。
（据新华社）
栏目：祖国四方
浙江省舟山地区已敷设起四条海底通信电缆，初步形成了舟山群岛电缆通信网，增强了各海岛之间、海岛与大陆之间的通信能力。
舟山群岛位于我国东海前哨，有四个海岛县份。
过去，舟山与大陆之间，只有一条从舟山本岛定海通往宁波的海底电缆，通信容量很小。
去年十二月份以来，定海至镇海、定海至岱山，岱山至大衢、大衢至嵊泗四条海底电缆先后敷设完工，并迅速接通了陆上电缆，为海岛建设和人民生活提供了许多方便。
（据新华社）
栏目：祖国四方
往返北京、上海的21/22次旅客特快列车，已从8月15日开始，正式使用空调可躺式客车车厢。
这在我国铁路客运史上还是第一次。
这种空调可躺式车厢，每辆车体长二十五点五米，比一般旅客客车长一点九米。
车厢内设有温度自动调节控制系统，夏天可以制冷，冬天可以供暖；
车内安装了六十八个沙发软椅可坐可躺，十分舒适。
每辆车厢还装有一部自动电话，一个不锈钢的电热水炉。
这种空调可躺式车厢，是我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
它采用了许多新工艺、新材料，车体结构合理，性能良好，行驶平衡，制动可靠。
（据新华社）
栏目：祖国四方
只有八十户社员的包头市郊麻池公社城梁四大队，以蔬菜生产为主。
由于认真实行生产责任制，蔬菜连年获得好收成，社员收入逐年增加。
去年，全大队每人平均收入达到四百四十八元，有三十四户纯收入都在两千到三千元以上。
社员们收入增加后，对文化生活提出了新要求。
最近一次购买七十二台电视机，成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电视村”。
（据新华社）
栏目：祖国四方
沈阳市房地产局从去年6月开始，在市内12个居民点先后兴建商品住宅楼68栋，共23万多平方米。
首批230多户购房群众已欢欢喜喜地搬进新居。
（据新华社）（照片）
栏目：祖国四方
青海省汽车运输公司汽车一场，在长途班车上实行招手就停、随车售票的新办法，受到各族旅客的欢迎，企业也由连年亏损转为盈利。
汽车一场担负全省二十五条线路的客运任务。
过去，旅客要到设站的地方才能上下车。
这种规定，不能适应地域辽阔、交通不发达的青海地区的需要，各族旅客感到十分不便。
由于班车宁肯放空行驶也不中途搭乘旅客，也造成企业连年亏损。
自去年2月份实行了这个新办法以后，不仅旅客满意、驾驶员增加了收入，企业也摘掉了连续九年亏损的帽子。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8月19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加拿大外交部长马克·麦圭根及其一行。
应客人的要求，李先念介绍了中国的国内情况。
他说，当前的政治形势很稳定，经济形势也不错。
他说，我们党中央强调集体领导，集中大家的智慧把工作做好。
他说，摆在我们党面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把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以保证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今天中午，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和麦圭根外长出席了高文大使举行的宴会，双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8月18日电 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鉴于列·拉乌图的直系亲属要求最终离弃祖国定居国外，决定解除他的罗共中央政治执委和罗共中央党校校长的职务。
这项决定是8月18日在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会议上通过的。
会议指出，拉乌图目前的家庭状况同他作为党的领导成员的身份是不相容的。
会议认为，党的干部和党员应对自己的亲属、尤其是对子女进行爱国主义的和革命的教育，并对他们的劳动、生活和社会表现以及遵守社会主义道德准则负有责任。
因此，要在这方面对党的干部和党员提出严格要求。
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主持召开的这次会议还研究和批准了关于今年头七个月国家预算和其它财政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会议决定减少农工统一委员会的数目，把多余的领导和行政人员重新分配到生产第一线，以提高经济效率。
齐奥塞斯库还向会议报告了他不久前在克里米亚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会晤的情况。
据新华社名古屋8月19日电 历时四天的第十三届亚洲举重锦标赛，今天胜利闭幕。
中国队以总分三百二十一分取得团体第一名，并且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和三项亚洲纪录，获得了十八枚金牌、十枚银牌和一枚铜牌。
取得团体第二名的是南朝鲜队。
它的总分是二百三十六分。
日本队以二百二十四分的总分居团体第三名。
在闭幕式上，日本举重协会向打破五十六公斤级抓举世界纪录和亚洲纪录的中国运动员吴数德颁发了荣誉奖牌。
在晚上举行的告别酒会上，日本举重协会还向获得团体前三名的中国队、南朝鲜队和日本队颁发了奖杯。
新华社8月19日讯 新德里消息：阿富汗游击队8月11日袭击了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卡尔迈勒的家乡卡马里村，烧毁了他老家的住宅，打死了执政党内属于卡尔迈勒旗帜派的三十四名重要成员。
卡马里村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南五公里处。
据美联社援引喀布尔人士18日提供的消息说，这次袭击是由邻近的洛加尔省的游击队在当地人民的协助下发动的。
游击队在发动突然袭击之后撤回了丛林密布的山区。
接着，苏军武装直升飞机对卡马里村周围地区进行了狂轰滥炸。
新华社伊斯兰堡8月18日电 据阿富汗新闻社报道，侵阿苏军8月8日出动武装直升飞机，在喀布尔省卡拉特吉勒宰市和沙赫朱伊市之间五十多公里的地带进行猛烈轰炸，致使当地居民数百人受伤或死亡。
这是在阿富汗自由战士在7日的一次轰击中击毙了三十八名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人员后，苏军和卡尔迈勒军队采取的报复行动。
这次轰炸还使大批房屋、牲畜、庄稼和果园被毁。
苏军武装直升飞机在同一天还对加兹尼——坎大哈公路两旁十至十五公里范围内的一些地方进行了密集轰炸。
另据报道，上星期在阿富汗游击队与政府军进行的一场长达四小时的激战中，自由战士杀死杀伤十一名卡尔迈勒士兵，缴获了五挺轻机关枪。
游击队在8月1日还用火箭炮击毁了坎大哈市的两辆坦克。
新华社8月19日讯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柬埔寨国民军和游击队最近在菩萨到马德望的铁路线上破坏铁路路基十处。
8月13日夜间十点半，菩萨省国民军和游击队在菩萨市以东邦诺车站到克多车站之间的铁路线上破坏铁路路基八处。
第二天，越军前来追击时，又踩中游击队埋设的地雷，被炸死三人，炸伤两人。
8月5日，马德望省国民军和游击队在索县格劳普卢村以东破坏铁路路基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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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黑樱同志1935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终年六十四岁。
作者：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