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益军吴世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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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和特约记者在广西法卡山前线采访，每当谈起这次战斗的胜利，许多领导同志都深有感触地说，“党的政治工作在法卡山上又一次显示了强大的威力，它真是我们军队的生命线啊！”
从5月上旬到7月初，边防某部指战员们坚守法卡山的战斗已经持续了五十多个昼夜。
在长二百米、宽一百多米的山头上，越军先后倾泻了数以万计的炮弹，动用了从一个连到一个团的兵力，一次又一次地轮番发动进攻。
在严峻的考验面前，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给了边防部队干部战士以巨大的精神力量。
他们人人懂得为谁而战，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抗住越军炮弹的狂轰滥炸，多次粉碎了越军的猖狂进犯，连战连捷，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凯歌。
这次法卡山战斗中，充分发扬了我军政治工作群众性、战斗性、顽强性和灵活性的优良传统，做得及时、扎实、生动活泼。
用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两不怕”精神武装每个指战员，普遍叫响了几句战斗鼓动口号，使杀敌烈火在指战员胸中熊熊燃烧。
强调发挥共产党员和干部的模范作用，冲锋在前，退却在后；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组织讲传统，开展学英雄，把上甘岭精神注入心田。
提倡人人开口，个个都当“指导员”，战斗越激烈，战场鼓动越活跃。
（本报通讯员 何益军 本报特约记者 吴世斌）
作者：梁兴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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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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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18日和19日，政治学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认真讨论研究了5月份总政发出的关于加强政治学院建设的指示，制定了加强学院建设的具体措施。
党委扩大会是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召开的。
会议重点研究了贯彻《指示》中提出的“全军办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院校教育与部队建设相结合、教学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办校方针问题。
与会同志认为，《指示》中提出的“全军办校”，不仅是对全军各级领导机关和部队提出的要求，也要求我们要主动取得全军的帮助和支持。
今后学院应采取各种措施征求领导机关和部队对学院建设的意见。
大家分析了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当前理论联系实际，最重要的还是要搞好理论教育同党的方针政策的紧密结合，各门课程都要及时研究和回答学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中遇到的问题。
当前，还应当强调抓好学理论与改造世界观的结合，引导学员端正思想路线，清理“左”和右的思想影响，树立革命人生观。
会议还根据《指示》精神，下决心解决一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
会议强调，落实总政指示一定要改进领导作风，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不说空话，不说大话，多做扎扎实实的工作。
党委要求各部门在对照《指示》检查工作时，把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提出来，排排队，本单位能解决的尽快解决，需要统一思想的问题，拿到院党委常委会和院办公会讨论解决。
院党委常委带头改变作风，在落实总政指示过程中已经听取了五个教研室的工作汇报，具体帮助教研室领导研究改进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组织领导等问题。
（孙勇民）
作者：赵可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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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法卡山前线，干部战士传颂着共产党员、连长陈宝祥烽火沙场度蜜月，英勇杀敌立战功的动人故事。
4月中旬，连长陈宝祥同家乡太行山下的一位农村姑娘罗荣远在广西边防前线结婚了。
就在这时，越军经常向我法卡山地区开枪开炮，打死打伤我边民多人。
保卫边界的战斗已迫在眉睫。
一天晚上，陈宝祥抱歉地对新婚的妻子说，本来想陪你看看祖国南疆的大好河山，照张纪念像，可是敌人太猖狂，要时刻准备对付敌人入侵。
罗荣远微笑着说：“你不是常对我说，党和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么，你能这样做，我很高兴。”
崇高的爱国主义热情在这一对新婚夫妇的胸中激荡着。
5月5日，陈宝祥结婚才十多天，越军在法卡山地区越境进犯，战斗打响了。
新娘一边帮丈夫整理行装，一边说：“不要惦记我。
立个功回来。”
一位摄影干事拍下的这个镜头就成了他们最有意义的结婚照。
陈宝祥在战斗中表现得十分英勇。
他负责指挥炮排，多次以准确猛烈的炮火大量歼灭入侵之敌。
5月16日，敌人又以一个团的兵力向我法卡山阵地冲击。
陈宝祥冒着敌人的炮火，爬上阵地顶峰观察目标，干脆利落地发出一连串口令，及时指挥炮排以准确猛烈的炮火消灭敌人，打退敌人的多次进犯。
兄弟分队一致为他请功。
经过连日激战，上级命令一部分同志撤下阵地休整。
在陈宝祥的主动要求下，他和炮排获准继续坚守阵地。
他在纸条上写了几句话捎给在营房的新婚妻子：“我们打了胜仗，请你同我们一道分享这胜利的喜悦！
我继续留下战斗，是上级党组织对我的信任，也是对你的信任！
上级已给我报请二等功，如果批准，我将把立功奖章献给你。”
新娘罗荣远也时时关心着激战中的爱人，胜利的捷报传来，她高兴得热泪盈眶。
这天，她捧着这张纸条，幸福的感情涌上心头。
她为有这样英勇的丈夫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她把早就准备好的糖果、香烟和一瓶酒托人捎到前线。
妻子的深情，给陈宝祥更加增添了杀敌的力量。
陈宝祥在阵地上整整战斗了四十个昼夜，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身体明显地消瘦了。
上级首长很关心陈宝祥，几次在电话里催他回家一趟。
陈宝祥说啥也不肯，一直坚守在阵地上。
最后，团首长下命令了，他才趁战斗的间歇回营房休息了三天。
6月14日，记者访问了这对新婚夫妇。
陈宝祥用深沉的语调说：“我们共产党员、革命军人，并不是不懂得爱情，也很想愉快地度过一生一次的蜜月。
但我们更懂得，只有我们边防战士舍得生离死别，勇于浴血奋战，祖国千千万万的年轻伴侣才能安宁欢聚，幸福地生活。
想到这些，就感到我们的蜜月是最甜蜜的，它将在我们一生中留下美好的记忆。”
陈宝祥早已重返前线，现在带领战士们日日夜夜警惕地守卫在法卡山上。
（本报记者 赵可铭）
何华景摄（照片）
作者：尹郑/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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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先从我们这些人做起。”
贵州省军区领导抓部队勤俭节约，做出成绩，受到上级领导的赞扬。
1978年以前，省军区每年水电费开支很大。
司令员任应、政委贺明发现这个情况，经过党委讨论，决定个人生活用电逐户安装电表。
他们说：我们是省军区主要领导人，安装电表，就把我们做为“第一户”。
上行下效。
1980年省军区所属各单位安表节电风很快就吹开了，全军区1980年比1979年减少用电六十六万多度。
几年来，私事用车交费在省军区领导中已形成制度。
为了节油，能不用车尽量不用。
原副政委韩辰住在离机关较远的地方，他一直坚持走路或坐公共汽车上下班，风雨无阻。
一次，省军区在离城四十多公里的地方搞军事汇报表演。
当省军区领导和机关干部集体乘坐“面包车”和大车来到表演场时，人们都说，“司令员、政委集体外出不带小车，这个头带得好。”
省军区许多部门和师团领导干部到基层工作，尽可能坐火车或公共汽车，不用或少用小车跑长途。
贵州是名酒之乡。
自从贯彻《准则》以来，贺明走到哪里，第一件事就是向接待他的部队领导交代：不喝招待酒，不吃招待饭，不住地方招待所。
从1980年5月以后，全军区师以上单位没有出现用公款请客的事。
在执行财经制度上他们也很严格。
一次，省军区召开科技会议，有关同志写了报告给一位副司令员，要七百多元钱做奖品和纪念品，一百多元钱照相。
副司令员同意了。
财务部门认为这笔开支虽然不多，但不够合理，就找到副司令员作了说明。
副司令员一听有道理，便立即撤回原来的批示，修改了发奖办法，并作了自我批评，表扬财务部门这个关把得好。
（尹郑、罗玉）
作者：李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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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共产党员、原总参谋部某部副部长王光华离休以后，主动要求到河北省易县山区，进行家禽家畜养殖试验，把余年献给四化。
不久前，他向有关部门写材料汇报自己的研究情况和提出大力发展农村畜牧业的建议，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赞扬。
王光华南征北战几十年，为革命做出了贡献。
十年动乱中，他遭到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
1978年12月，他得到彻底平反，因年老体弱，组织上决定他离休。
他表示：不做“官”还应做事，还能为人民服务，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他到自己曾战斗和工作过十七年的河北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决心搞家禽家畜养殖工作，为改变农村面貌贡献力量。
去年9月底，王光华经河北省委领导同志介绍，来到易县阳谷庄公社。
这个公社到处是荒山秃岭，条件很差。
两年前，河北省科委曾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山区综合治理试验区。
王光华把自己看作试验区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
开始，领导考虑他年已七十，又有疾病，准备专给他请一位炊事员，安排个好一点的住处。
王光华执意不肯。
他说：“在这里，我和大家都一样，你们吃什么，住什么，我也吃什么，住什么。”
他始终在食堂排队买饭，同司机小王住在一个屋子里。
他来后不久，天气渐冷，农村的鸡都不下蛋了，市场上的鸡蛋供应比较紧张。
王光华决定进行户养鸡冬季产蛋试验。
他走乡串户，分析农村鸡不下蛋的原因，提出建立保温鸡舍、改变饲料成份、改进喂养方法等一系列措施。
他到保定畜牧局联系买回来一百只来亨鸡，一半分给社员试验户喂养，一半自己喂养试验。
他每天都定时到鸡场去检查和指导，把有关的数据详细记录下来。
每隔几天，他翻山越岭，到试验户检查一次，发现问题马上研究解决。
春节过后，他对试验户进行了解，除个别情况外，一般产蛋率都在50％左右，高的达到70％。
戎马大半生的王光华到了畜牧战线，一个突出的困难就是不懂业务。
他给自己规定了一条：“干到老，学到老”。
他先后到保定畜牧场、河北农大农场等单位和石家庄市养鸡先进户参观学习。
每到一处，他都详细观察，仔细询问，把好经验记在本本上，有的还拍成照片，画出图形。
他特别注意收集国内外有关畜牧业的资料。
他同国家畜牧总局和国家农学会建立了联系，取得有关资料。
报纸杂志上刊载的家禽家畜养殖经验，他都抄下或剪下来保存。
他把在试验区工作的农大教员和技术人员作为老师，遇到问题就虚心请教。
经过努力学习，王光华对于试验区和农大进行的一些试验项目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建议。
他提议和参加进行的四项家禽家畜养殖试验，已取得了良好成果。
王光华同试验区的同志还考虑了进一步的计划，打算明年试验户养鸡大部分达到五十只，一部分达到一百只。
他还提出发展奶羊和优良种兔，最近正在多方引进种羊和筹建种兔场。
（本报记者 李谦）
栏目：部队新闻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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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云南西双版纳某部指战员，自觉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保护好当地的珍贵野生动物。
野象是我国为数很少的珍贵动物。
战士们上山遇着象群时，不鸣枪，不轰赶。
野象爱吃竹笋、芭蕉、三楞草。
战士们空闲时，还把这些东西割来，放在象道上，让野象食用。
有一次，炮连连长徐守龙带领战士们乘车到岔河口拾柴。
突然，一群公象和母象带着幼象从山上走下来，为了不惊动象群，连长立即叫停车，让象群走过后再开车。
（据新华社）
作者：金相
栏目：部队新闻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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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武汉部队沉湖农场用飞机直播水稻成功，5月份进行了五十多个架次的航播，面积达两千五百亩。
通过实地观察，稻种撒得均匀准确，密度适宜。
播后，又随即进行了早期飞机撒药灭草。
目前禾苗已基本出齐，长势良好。
（金相）
作者：赵光文/徐佳荣
栏目：部队新闻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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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部队某部九连炊事班尽心尽责地搞好炊事工作。
他们根据不同季节和任务的变化调剂饭菜，使干部战士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卫生，多次被评为“模范炊事班”，十二年内连续十五次立功。
（赵光文、徐佳荣）
作者：蔡小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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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一路颠簸，风尘仆仆来到空军司令部招待所，就会听到服务员热情亲切的招呼：“同志，您好！”
“同志，您辛苦了！”
这是空军司令部招待所开展“三讲”活动，贯彻礼貌用语以来出现的新气象。
这些礼貌用语有：首长，同志，请您，谢谢，对不起，再见等。
在与住所同志日常会话中“请字当头，您字当先”，做到热情周到，举止大方。
现在，这二十六字礼貌用语已经贯彻到服务工作的各种场合和各个环节中。
住所同志一上楼，楼层服务员迎上前亲切地说：“您辛苦了”，“我来替您提行李。”
进了房间，服务员主动介绍本所的规章制度、作息时间、通信地址、电话号码，以及餐厅、礼堂、医务室的位置。
到餐厅吃饭，餐厅服务员热情地招呼：“请坐。”
住所同志要乘车外出，汽车司机热情地打开车门，主动问：“您上哪儿去？”
住所同志往往会遇到一些意外，比如外出回来晚了，耽误了开饭时间，值班服务员同样热情接待，送上热饭热菜。
有时天下雨，住所同志到礼堂看电影没有雨具，有的服务员就打着伞将客人送去。
住所同志离所返回原单位，如果行李较多，服务员就替他送到大门口或汽车站。
有一天，七十多岁的胡学元老人到招待所探望客人，但记不清客人住房号码。
九层服务员廖筠、武晶为老人搬来椅子，端来热茶，然后到各楼层查询，终于查到客人住在五层，但他外出看电影了，她们便陪着老人聊天，直到客人回来，又将老人送上电梯。
本报记者 蔡小洪
作者：刘世华
栏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1921—1981）
贺龙同志的光辉事迹人们并不陌生：从传奇式的“两把菜刀闹革命”到担任南昌起义总指挥，从创建湘鄂西根据地到解放大西南，戎马倥偬大半生，叱咤风云数十载。
当我们跨进展览大厅，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贺老总那亲切平易的风貌。
一张张珍贵的图片，引人怀念；
一个个战斗的故事，令人神往。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革命形势转入了低潮。
白色恐怖冲击革命队伍，有人消沉，有人背叛。
可是贺龙同志却作出了另一个抉择——参加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恽代英、周逸群、李立三等同志参加了贺龙同志的入党宣誓仪式。
你瞧，这幅油画多么传神：鲜红的党旗下，贺龙同志紧紧握住周恩来同志的手，激动，兴奋，感慨，千言万语凝成了一句话，党叫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就是把我的脑壳砍了，我也要跟共产党走到底”。
从此，贺龙同志把自己溶化在党的事业之中。
革命生涯几十年，哪里需要他就到哪里去；
他到哪里，哪里的革命事业就一片红火。
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遵照党的指示，到湘鄂西创建革命根据地。
1928年3月至7月，几经周折，先后组织了三千多人的工农革命军，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1933年12月，蒋介石派反动政客熊贡卿“游说”贺老总，贺老总怒发冲冠，光明磊落，忠贞坚定，在龙山茨岩塘处决了熊贡卿。
事后中共湘鄂西分局将此情况报告了中央。
事隔三十年之后，林彪、江青一伙竟编造谎言，诬陷贺龙同志。
可是，照片、文物俱在，贺龙同志对党的耿耿忠心，是任何谎言所诋毁不了的。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贺龙同志与二方面军其他领导同志立即致电党中央表示坚决服从统一领导。
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一声令下，贺龙率领八路军一二○师奔赴冀中，转战晋察冀。
全国解放后，1952年底，党中央让他担任国家体委主任，他又立即到职，迅速培养和造就了一支浩大的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
贺龙同志坚强、纯洁的党性，远在三十年代对左倾路线的斗争中就充分显示出来了。
展览大厅中央陈列着一张摄于1935年底的照片——肖克、王震等红六军团的领导干部合影。
一位熟悉这段历史的老同志指着照片说：你们看，中间穿大衣的那个人，就是鼎鼎有名的夏曦。
此人是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代表，在湘鄂西搞肃反扩大化，错杀了几千名革命同志，还擅自决定解散军队中的党、团组织，取消政治机关。
贺老总质问他：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没有各级党组织行吗？
支部建在连上，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中央也肯定过，为什么又不算了呢？
贺老总把遭受左倾路线迫害的几千人名单，派“特别交通”送给了党中央，及时抢救了大批革命骨干。
说起贺老总的党性，人们也永远不会忘记这样一段历史记载：1936年6月，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实行分裂主义的张国焘，油印了一份《干部必读》的小册子，内容是反对毛泽东同志、另立中央和分裂红军。
贺龙发现后，双眉紧锁，立刻严肃地向所属各师团指出，这个材料是错误的，一律不准下发。
以后，他和红二方面军的其他领导同志一道，坚决听从党中央的指示，和红四方面军一块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
一切荣誉和功劳归于党，把自己看作只是沧海一粟。
这是构成贺龙优秀品格的一个重要侧面。
在参观中记者听到有人在说：
“撰写红二方面军的战史时，他再三强调要把功劳记到党的帐上，不准突出写他。”
“一提到南昌起义，他总是说起义是党领导的，是周总理领导的，如果没有党，我个人能做些什么呢！”
让我们再听听讲解员小张朗诵贺老总1964年11月20日写的一封信吧：“这次出国回来，看到洪湖县委宣传部10月28日来信，要我对《洪湖革命史》提出审查意见……书的内容我没有看，只翻了翻前几页，发现一张我的照片，并登了1957年该县要我为烈士纪念碑题的词，这些宣传个人的东西，都是错误的。
编写革命史，应该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不应该强调哪一块根据地的作用。
中共党史，中央已决定组织编写，我看洪湖革命史就没有必要再去编写了。
1958年编发的这本《洪湖革命史》不知印了多少本，发给了哪些人？
我建议省委要督促他们一律收回销毁。
……”贺龙同志把自己的精力和生命全部贡献给了党和人民，却不愿意别人夸他的功绩。
在十年动乱中，黑云压城，人妖颠倒。
这对所有共产党人都是一种特殊的考验。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贺老总在生命的最后一息，表现出他的无产阶级党性更加坚强、纯洁。
请看展览室的最后一个橱窗里的几件遗物：
一塑料袋低劣的烟叶。
一个生锈的洗衣大铁盆。
一件脏旧褴褛的薄棉袄。
“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四十八年前，周恩来同志以这句评语庆祝贺龙同志入党；
四十八年以后，周恩来同志在追悼贺龙同志的时候，又用“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这句话总结了他的一生。
一个共产党人既有轰轰烈烈的开始，又有洁白无瑕的晚节，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本报记者 刘世华
1937年10月，我八路军一二○师挺进晋西北后，于雁门关伏击日军，击毁敌汽车上百辆，取得辉煌战果。
图为贺龙和关向应、周士第、甘泗淇同志在雁门关前线。
1949年11月，贺龙同志率领第十八兵团和第一野战军的七军等部队入川，这是贺龙、周士第、王维舟同志在进军途中。
（本版照片、雕塑均为军博供稿）（照片）
栏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1921—1981）
1896年3月22日
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
1916年春
为反对当地官府的敲诈勒索和苛捐杂税，率领二十多个农民，两把菜刀闹革命，砸了芭茅溪盐局，夺得武器，从此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活动。
1926年7月—1927年6月
参加北伐战争。
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独立第十五师师长，二十军军长等职，是北伐军中著名的左派将领之一。
1927年8月1日
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
同月于瑞金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1936年
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红二军团总指挥、红二、六军团总指挥兼湘鄂川黔军区司令员，以及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等职，并率部参加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1937年—1948年
任八路军一二○师师长兼晋绥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员等职。
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949年—1952年11月
任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
后率十八兵团等部入川，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局第三书记等职。
1952年11月—1969年
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疯狂诬陷和残酷迫害。
1969年6月9日
在北京含冤逝世。
作者：世钦/王邸
本报讯 成都部队后勤某物资仓库把“讲礼貌”落实到文明优质服务上，变“三难”为“三好”，受到用户好评和上级表扬。
把“门难进”变为“门好进”。
他们发动干部、战士、职工开展“如何为用户大开方便之门”的讨论，修订了一些不合理的发货规定。
现在延长了每天的服务时间；
建立健全了值班接待制度；
改变了过去学习日、党团日、工休时间不办公不发货的作法，做到用户随到随办，随要随发。
一次，西藏军区后勤采购站，因急需星期日到库提货，库里二话不说，马上发货，还动手帮助装了车。
把“脸色难看”变为“脸色好看”。
现在用户来了，值班同志主动热情地打招呼。
用户到办公室或库房，也热情让座，端茶倒水，介绍情况。
需要食宿的，主动提供方便。
仓库附近没有旅社，过去来库办事人员，中午只得在路边树下坐等，有时只好在汽车上过夜。
现在管理股的同志把办公室腾出来作接待室，供来库人员临时休息。
他们还从机关专门挤出两间房子，安置了床铺，供远道来的提货人员住宿，并热情为他们打饭送菜。
接待中，有时遇到比较挑剔的用户，他们也注意不计较对方的态度、言词，坚持以礼相待，态度和蔼。
把“事难办”变为“事好办”。
过去钢板只能整张供应，铜棒只能论根发货，玻璃要整箱卖出，供大不供小，用户感到很为难。
现在他们对四十多个品种、一百五十个规格的机电、化工、金属、玻璃等原材料，都根据用户的需要开零供应。
某科技单位在一项革新中，需要几十种规格的小块钢板和小截钢材，他们就自己动手，帮助将钢板切割应块，钢材截取成节，满足了革新的需要。
对用户急需而库房短缺的物资，他们还想方设法帮助用户找货。
今年以来，他们先后派出人员，为三十多个用户订到了急需物资。
过去用户提货是自带装卸工或者花钱顾请临时工装车，现在他们主动揽活、免费为用户包装、捆扎、装车。
还为用户代发、代运、代结算。
今年头四个月，为二十五个单位送货上门一百五十吨。
（世钦、王邸）
作者：倪永明/沈顺根
本报讯 海军第二炮兵学院于最近召开庆功大会，表彰学院干部战士积极支援地方群众扑灭一场大火的事迹，其中三百多名同志光荣立功受奖。
4月14日中午，学院附近的果品公司突然失火，学院干部战士闻讯后奔向火场，顽强地与烈火展开搏斗。
现场许多群众看到解放军为救火不怕苦不怕死，激动地说：“你们真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呵。”
（倪永明、沈顺根）
作者：高林/洪良
本报讯 昆嵛山深处的宋家庄大队，最近村里街道整洁，社员家窗明几净。
这是驻军和群众一起开展“文明山村”活动的成果。
6月8日，参加济南部队某部召开的群众工作经验交流会的同志和当地县、社领导参观了这个大队，一致表示赞扬。
宋家庄大队是个较偏僻的山村。
以前村子里垃圾多，道路年久失修，坎坷不平。
某团二营和宋家庄是近邻，营党委经过研究，决定帮助宋家庄建设“文明山村”。
干部战士组成一个个宣传小组，深入到社员家庭宣传“五讲”、“四美”，张贴宣传画。
营里组织干部战士帮助整理村容，美化环境。
村里的大路，坑洼不平，路旁堆满了土堆、草堆、粪堆，炮连一排的同志星期天拉来黄沙和土，填平了坑洼，把路修得平平整整。
村后有个垃圾堆，由于地势较洼，雨水排不出去，成了污水坑，有十多年没有清理了。
干部战士用五天时间，帮助清除了垃圾，开挖了排水沟。
在整理环境中，二营出动了近六百人次，消除土堆、草堆、粪堆一百三十多个，垃圾五十多立方，平整了两条大街，七条胡同，开挖了四条排水沟。
群众说，现在村里村外干干净净，清清亮亮，心里感到舒服多了。
他们还帮助宋家庄建起了一个“青年之家”，赠送了近百本青年读物和扑克、象棋、跳棋等。
这个村原有一个幼儿园，条件比较差。
二营的干部战士主动帮助幼儿园粉刷墙壁，平整地面，张贴儿童画，还购买了儿童玩具和儿童图书送给小朋友们。
（高林、洪良）
作者：姜春生
四月二十八日晚，在全国手球甲级队联赛第一阶段比赛中，海军手球队和广东手球队为罚球问题发生冲突打架。
事后，海军手球队立即集中十二天时间进行认真的检查整顿，制定改进措施，决心在今后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在海军体工队进行的这次思想整顿中，手球队学习《运动员守则》和《教练员守则》，学习了有关加强组织纪律性、培养良好的体育道德的材料，按照“四有、三讲、两不怕”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围绕这次事件，紧密联系个人和全队的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认识，检查错误，认真总结教训。
负有直接责任的同志在检查中认识到，自己违犯赛场纪律，发生打架斗殴事件，这不仅影响了我军体育队伍的声誉，同时也损害了人民解放军在群众中的威望，令人十分痛心。
通过整顿，运动员、教练员们认识到这次打架事件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表示一定要接受教训，把坏事变好事，在今后的比赛中发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处处表现人民解放军的好思想、好作风，做遵纪守法、讲文明、懂礼貌的运动员。
（姜春生）
作者：张静惠/赵书三高喜
栏目：施工简讯
铁道兵施工部队实现了经费自给
本报讯 五月份，国家批准了铁道兵一九八○年财务决算报告。
决算表明，铁道兵施工部队已实现经费自给，为国家减轻了财政开支。
过去，铁道兵施工部队的衣食住行等生活费用一直由军费开支。
为减轻国家负担，铁道兵党委根据上级指示，于一九七九年初提出自力更生，千方百计在两年内实现经费自给的奋斗目标，并采取经济核算活动、承揽民用建设项目等措施，终于实现了经费自给。
（张静惠、赵书三）
关心施工部队生活
本报讯 北京部队某师今年接受了一项战备施工任务，干部战士在会战中体力消耗大，衣服磨损快，部队党委从关心部队生活入手，决定从积蓄中拿出五千多斤白面，两万多斤粮票，九百多斤麻油，还购买了四千多斤榨菜，两千多斤海带等生活用品补贴给施工连队，并由司政后机关组织各种服务小组携带淋浴车、影片、缝纫机和组织理发人员等深入施工现场，送货服务上门。
领导机关的关心，更加激发了干部战士大干的热情，使工程进度和工程质量创造了历年来最好水平。
（高喜、何文亭）
安全优质修复一条报废坑道
本报讯 某团党委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带领干部战士奋战七个月，战胜塌方一百四十七次，安全优质地抢救了一条报废坑道，为国家挽回十万元的损失。
（文潮）
三营不乱挪用施工材料
本报讯 五二九三八部队三营在国防施工中教育干部战士爱护施工器材，并建立一整套出入库房登记、剩料当天回收和门岗严格检查等制度，几个月来，各种施工材料无一丢失、挪用和“送人情”。
五月中旬，受到部队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表扬。
（邓高如、王建国）
作者：刘向东/徐光辉
本报讯 参加全军部分院校体育工作座谈会的代表们，联系各院校的实际，提出“要象抓好德育智育那样抓好院校的体育锻炼，培养更多的合格人才”。
6月中旬，全军部分院校体育工作座谈会在济南召开。
到会的十六个大单位二十所院校的代表，就如何搞好院校的体育工作交流了经验，提出了一些较好的意见和设想。
如院校可结合体育课的教学，对学员进行机能、素质测定，逐步建立起学员的体育活动档案和健康档案。
各院校开展体育活动，可根据不同年龄、专业和特点进行，不搞一刀切。
加强体育教员队伍的建设，培养一支体育骨干力量，带动整个院校体育活动的开展。
（刘向东、徐光辉）
作者：周兴李曾
栏目：思想战线
前些时办《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读书班，听到有些参加学习的同志反映：“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越学越没有信心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读书班为了使大家能够充分认识按照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办事的重要性，在几次辅导中，反复讲了建国三十二年来经济建设中违背客观规律、造成挫折和损失的教训，而对三十二年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经验却没有去讲或讲得很少。
这样，就妨碍了部分学员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形成了“社会主义很难搞好”的印象。
由此想到，如何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现在，党的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了。
这个决议，回顾了党的六十年的战斗历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三十二年来的历史，对党的工作的功过得失，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总结。
为我们正确认识党的工作和我们国家的状况，为我们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决议》对三十二年的历史作基本估计时，列举十个方面的事实，充分肯定三十二年的历史是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指出这个时期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主要的，这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今后继续前进的基础。
然后再指出，在这期间，我们党也犯过不少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使得我们没有能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
《决议》对这三十二年中的各个阶段情况的分析，也始终坚持两点论。
比如对“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既肯定了这十年开展大规模建设的成就和积累的经验，是这个期间的主导方面，同时也指出这十年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如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1958年轻率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等。
对“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分析也是客观的、全面的，虽然着重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但也没有完全否定这十年的一切，仍然肯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我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
《决议》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论述，更是全面、客观地分析问题的榜样。
《决议》一方面深刻地指出和分析了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严重错误，同时又强调指出，就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
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决议》用大量篇幅阐述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多方面对容，强调指出：经过实践证明为中国革命正确理论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决议》的这种态度，才是总结历史经验的科学态度。
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学习中，联系我国实际，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讲讲三十二年经济建设中的失误和教训，是完全必要的。
这不但能使我们加深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解，弄懂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重要性，而且能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党的各项现行经济政策的正确性，清除左的指导思想和其他各种错误思想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但是，应当注意，决不能忽视讲清我们的成就与经验。
因为三十二年经济建设中的失误毕竟是次要的，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则是主要的。
如果只讲失误，不讲成就，那就会混淆主流和支流，这既不符合历史真实，也不利于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有的同志觉得，只有多讲经济建设中的失误和教训，才能认识客观规律。
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客观规律不仅反映在失误的教训中，而且反映在成功的经验里。
失误材料固然能说明许多问题；
大量成功的事实，更能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能说明怎么做是正确的。
《决议》所列举的三十二年巨大成就的数字，以及从建国以来的经验中概括出来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主要点，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国度里搞社会主义建设，在没有现成的经验和先例的情况下，出现偏差，受点挫折是很难完全避免的。
问题是要在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中摸索规律，不应因此而失去前进的信心。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得好：“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
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
我们一定要如实地全面地看问题，要看到错误的一面，更要看到正确的一面；
要看到损失的一面，更要看到成绩的一面；
要看到受挫折的一面，更要看到经过拨乱反正、经济调整而继续前进的一面，认清主流和支流。
这样，我们才能对三十二年来建设的得失作出恰当的评价，才能真正从中看到客观规律性，更加积极更有信心地为消除挫折的影响，为创造更大的成就而努力奋斗。
作者：李鹏
栏目：思想战线
党的六中全会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同心同德，排除万难，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这个号召，把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远大目标联系起来，是很重要的。
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接着举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历史经验，使全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统一到正确路线上来。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以“愚公移山”为题，致了闭幕词。
他号召全党同志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正是在毛泽东同志号召的愚公精神鼓舞下，全国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排除万难，英勇奋斗，终于挖掉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现在，我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全党把思想和行动进一步统一到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上来，同心同德进行四化建设，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在这个时候，党又一次号召发扬愚公移山精神，这同样必将对夺取我们事业的胜利起重要的作用。
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什么也要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在四化建设的道路上，有许多困难也象大山一样阻碍我们前进。
没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不努力去克服困难，四化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有的同志认为，四化建设需要的是科学技术、先进设备，愚公精神似乎不那么重要了。
这是一种误解。
不错，四化建设是需要科学技术和先进设备的，但是首先不能没有愚公精神。
我们在四化建设中遇到的困难，不仅有科学技术落后的困难，还有林彪、“四人帮”长期干扰、破坏所遗留下的多如山积的问题。
没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对困难没有正确的态度，不积极向困难作斗争，就很难改变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也很难解决其他问题，实现四化又从何谈起？
愚公移山的精神，就是不怕困难的精神。
愚公面对两座挡道的大山，不是悲观叹息，无所作为，而是立志用自己的劳动去铲平它。
凭着一双手和一把锄，要挖平两座山，其困难是可以想见的。
然而他既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吓倒，也没有因智叟们的讥笑而却步，而是坚决与困难作斗争。
这种英雄气魄不正是我们干革命需要的吗？
现在，我们要在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搞四化，其困难也好比挖两座大山。
我们对这种困难采取什么态度？
是当愚公，还是做智叟？
是下定决心，艰苦奋斗，战胜困难，还是害怕困难，悲观失望，怨天尤人，议论讥笑？
这对我们每个同志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愚公移山的精神，就是艰苦实干的精神。
愚公要移山，不是把这个愿望作为口号，整日泛泛而论，侃侃而谈，而是说干就干，率领儿子们用实际行动去实现自己的宿愿，从一锄锄、一筐筐挖起。
这种实干精神，不正是我们今天所迫切需要的吗？
四化也不是靠耍嘴皮子所能“化”来的，只有通过脚踏实地、兢兢业业的实干，从“一锄锄”、“一筐筐”做起，四化的实现才有希望。
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同志，他们把四化当作一个口号喊，作为一个遥远目标来议论，而并不见诸实际的行动，不愿意扑下身子，扎扎实实地做几件有益四化的事情。
这些同志所缺乏的正是这种实干精神。
愚公移山的精神，就是持久奋斗的精神。
实干一阵不难，要能持久奋斗却不容易。
愚公对挖山的困难有充分的估计，并且有率领和鼓励子孙后代长期“挖山不止”的决心和毅力。
因此能够感动“上帝”。
我们现在搞四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更是任重而道远，决不是一个战役、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同样需要前赴后继、“挖山不止”的精神。
我们有些同志对四化的实现充满向往和憧憬，这是好的，可是对实现四化缺乏长期奋斗、“挖山不止”的思想准备，而是犯了一种“急性病”，总想“一口吃成胖子”，干那么一阵子就能享到四化的成果。
一旦出现一些没有预想到的挫折和曲折，或者干了一阵还无多大“实惠”，便丧失信心，不想再苦干下去了。
这种急于求成的想法，对于四化事业是很有害的。
我们一定要认识社会主义事业的艰巨性，为实现我们的伟大目标而奋斗不息。
只要我们全体党员首先当愚公，下定决心，“挖山不止”，带动亿万人民群众一齐来干下去，我们就一定能挖掉贫穷落后这两座大山，建设成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作者：张全启
栏目：思想战线
某部二连和一连分别接受了某工程的坑道掘进和架桥任务。
二连接受任务后，感到坑道掘进是老本行，有经验，技术骨干比较强，只看到有利条件，认为完成任务有把握，没考虑到新战士还没施过工，三个排长缺乏组织指挥能力等不利因素，因而既没有进行动员，又没有研究具体措施，就干了起来。
结果，由于思想工作没有跟上，管理不善，纪律松弛，有的不按操作规程办事，不但没有完成任务，还出现了工程质量事故和伤亡事故。
与此同时，一连在任务新、技术要求高、时间紧的情况下，对施工中存在的不利条件和困难作了充分的估计和研究，并且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订措施，提要求。
还组织骨干到地方工程队学习，请技术员和老工人讲解。
施工开始后，领导组织严密，思想工作及时，大家严格按操作规程办事，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提前完成了任务。
为什么很有把握的单位却砸了锅，困难不少的单位任务倒完成得挺好？
每一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它的客观规律，按照这个规律，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就有了发展和变化的可能性。
但是，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
可能性要变为现实，还要靠人的主观能动性。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
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论持久战》）正确的方针，就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方针。
有了正确的方针，主观努力就会有效，就不是蛮干。
由于方针正确和主观上努力，原来难办的事情就会办到，成为现实；
相反，由于方针不正确或主观上不努力，原来容易办到的事情反会办不到，不能成为现实。
某部两个连队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就是一个例证。
二连对完成任务的有利与不利条件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思想麻痹，工作不认真，没有使有利条件得到充分的发挥，便失去了成功的可能。
一连虽然不利条件多，由于他们思想重视，措施得力，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使不利条件向有利方面转化，可能性便变成了现实。
可见，不论有利条件还是不利条件的作用，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一个发展中的事物，往往都既有向好的方面发展的可能性，也有向不好的方面发展的可能性。
当我们对待这事物采取正确的方针，并作了主观努力的时候，不利条件的作用可以减小以至消除；
反之，当我们对待这些事物采取错误的方针，放弃主观努力的时候，有利条件就不能发挥。
这种现象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是常有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经过拨乱反正，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
这个任务，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且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因而确有实现的可能性。
这是没有疑义的。
但是要把这个可能性变为现实，却离不开认真摸索规律和切实艰苦奋斗这个主观条件。
看不到可能性，对实现四化信心不足，显然不对；
承认这种可能性，却不愿为之实现而努力奋斗，同样不能把可能性变为现实。
总之，一方面，我们不能单凭主观愿望，勉强去办那些目前尚不具备客观条件，尚无现实可能的事情；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已经具有客观可能性的事情，也不能消极地坐待其成，而必须千方百计地尽力去促其实现。
只有把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才能促进事物的进步转化，为四化建设作出贡献。
作者：张凤华
栏目：思想战线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这句话用来强调模范作用的重要性，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以“做出样子”，来代替“动嗓子”，忽视必要的宣传教育工作，那却是不对的。
不久前，我到一个连队了解他们进行经济调整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讲课情况，连长和指导员告诉我：没有讲。
并且直言不讳地说：“战士们天天看报纸，这些大道理用不着罗嗦。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嘛！”
这种情况值得我们注意。
“动嗓子”和“做出样子”，指的是思想政治工作中言教和身教两方面。
我们应该把二者恰当地结合起来，不能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
前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政治工作中形式主义严重，说空话、大话、假话盛行。
为了拨乱反正，着重强调“做出样子”，强调政治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无疑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现在仍然没有做得很好，仍要继续强调。
但是，决不能因此得出结论，似乎宣传教育等等都不重要，都可以不搞了。
思想工作光有言教，喊破嗓子而不做出样子，显然是没有力量，不会受欢迎的。
反之，如果只管自己做好，而放弃了必要的宣传教育，这对政治干部来说，也是一种失职。
譬如在当前，我们的政治干部，不但要以实际行动，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而且还要看到，在群众中，对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方针政策，仍然有不少糊涂认识，需要我们去做宣传解释工作。
要是光靠战士们自己看报纸就能解决所有思想问题，那还要我们干部干什么？
有的同志认为，现在战士对大道理不感兴趣，再讲也不起作用。
其实，有许多时候，并不是战士们不爱听大道理，而是我们干部自己不愿讲，不敢讲，或者讲得不得法，不善于结合战士的思想实际去讲道理，而习惯于照本宣科。
因此，问题在于要了解战士的思想情况和心理特点，改进讲大道理的方法；
决不能“因噎废食”，该讲的也不讲了。
言教的作用同身教一样，不能忽视。
在战场上，指挥员要指挥和带领大家完成战斗任务，自己带头冲锋陷阵固然重要，动员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也决不可少。
电影《上甘岭》中有这样的场面：八连连长带领全连进入阵地时，面对艰险的局面，他镇定地对战士们作了一番动员：“同志们，这块阵地是兄弟连队用鲜血换来的，现在交给我们了，我们一定坚决守住它，人在阵地在，让祖国人民放心！”
这段话，说得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
生动有力的宣传鼓动，给战士们增添了多大的精神力量呵！
现在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仍然需要发挥宣传教育工作的动员、激励、鼓舞作用。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七九五页）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都有一个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政策的任务，应该积极主动地去完成。
作者：赖从玉
栏目：思想战线星火小集
《中国青年报》载：北京市委书记李立功同志说，北京市五、六月份“五讲四美”活动要首先解决乘车拥挤、一些公共场所脏和乱的问题，集中力量先抓好一条街——东西长安街；
一条线——一路公共汽车；
一个公园——中山公园；
一个体育场——工人体育场；
一个商店——百货大楼；
一个车站——北京火车站，抓好一点，来推动全盘。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从一抓起的做法值得提倡。
有些同志老是泛泛讲抓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果犹如老虎吃天，不知从哪里下口。
毛病就是不会把任务具体化。
过去，我们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蒋家王朝，任务不能说不大。
然而，办起来，总是一仗一仗地打，一个一个地消灭敌人，最后终于赢得伟大胜利。
所以，大任务一定要具体化，从一做起，一点一点地去做。
否则就会成空话。
作者：胡嘉义
栏目：思想战线星火小集
有人问足球“球王”贝利：“你哪一个球踢得最好？”
他回答：“下一个。”
当他踢进一千多个球，获得观众崇高评价时，再问他：“你哪个球踢得最好？”
他的回答还是：“下一个！”
“下一个”。
这回答听起来平淡，寓意却很深，反映了不自满和不停滞的精神。
我们有的同志正好相反。
他们总是津津乐道于“想当初”有过什么成绩。
假如你问他哪个球踢得最好，他一定会答道：“上一个！”
这认为“下一个最好”和“上一个最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
一个立志前进，一个固步自封。
我们要学习那种不留恋上一个球、而始终一心一意把下一个球踢得更好的进取精神，奋斗不息！
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
这是指拥护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人。
当时，国民党左派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其中著名的人士有床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
宋庆龄同志是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她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忠贞地继承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长期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与我党长期合作，跟随着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在临终前被接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
陈独秀虽然对我党的创立起过重要作用，在我党创立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对中国革命也作出过重要贡献；
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却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使革命遭到了失败。
当时，陈独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他的右倾思想由来已久，早在1923年，他就提出了“二次革命论”的错误观点，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胜利后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
待资本主义发展后，无产阶级再发动第二次革命，从资产阶级手中夺权，建设社会主义，1924年，国共合作以后，随着工农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陈独秀的右倾思想也进一步发展。
他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统一战线中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
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一再妥协退让：对农民运动则采取阻挠和压制的政策，否定工农的主力军作用，反对武装工农。
在党内实行家长制的领导。
到1927年初，他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在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紧要关头，陈独秀交出了工农武装。
他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党和人民对反动派的进攻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致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
南昌起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于1927年7月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
在党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1927年8月1日，举行了起义。
参加起义的部队有：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二十四师，朱德率领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共三万余人。
起义部队经五小时激战，全歼守敌一万余人，占领了整个南昌城，起义宣告胜利。
接着，颁发了《八一起义宣言》、《中央委员宣言》等文件，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朱德任第九军副军长，聂荣臻任第十一军党代表。
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军队，包围南昌，企图消灭起义部队。
8月5日，起义军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发，沿途多次作战；
9月底到达潮州、汕头，又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部队损失惨重，大部被打敌。
一小部分部队，退到海陆丰，与东江农民军汇合，参加了海陆丰的革命斗争；
由朱德、陈毅率领的第二十五师保留下来的一部分队伍，转入湘南，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发动了湘南起义，又壮大了力量，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武装革命的开始。
8月1日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八七会议”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举行的紧急会议。
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李维汉、毛泽东、任弼时、苏兆征、张太雷、陈乔年、罗亦农、顾顺章、李震瀛、陆沉等，及湖南、湖北和共青团的代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决议，撤消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纠正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并决定在湘、鄂、赣等省组织农民，举行秋收起义。
这次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明确了今后的斗争方向，对中国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会议在着重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同时，没有注意到党内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并加以防止，因而助长了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以至形成了后来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秋收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湘、鄂、赣、粤等省的农民，在党的“八七会议”号召下，于1927年秋收季节举行的一系列武装起义。
其中最著名的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或称秋收暴动）。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达湖南，改组了省委，制定了秋收起义计划，并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
9月9日，举行湘赣边界武装起义。
起义的主力部队，是卢德铭率领的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王新亚率领的安源工人纠察队，及浏阳、平江的农民自卫军，总兵力五千人。
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
经过激烈的战斗，起义部队于9月19日，在浏阳文家市胜利会师。
会师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向湖南、江西交界的井冈山进军的正确主张。
9月29日，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领导部队进行了改编。
把一个师编编成一个团，即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
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支部建立在连上，营、团设党委，连以上各级均设党代表；
并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成立士兵委员会。
三湾改编，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
10月间，部队胜利到达井冈山地区，创立了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广州起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于1927年12月11日，在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下，在广州举行的武装起义。
起义的主力部队，是叶剑英率领的第四军教导团，周文雍率领的广州工人赤卫队（共七个联队，徐向前为第六联队队长），加上罗绮园率领的广州郊区的农民军，总兵力共三万余人。
张太雷为起义总指挥，叶挺任军事指挥部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
经过激烈的战斗，起义军打败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占领了市内绝大部分地区。
成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并颁发了《苏维埃政府对内对外政纲》。
12日，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帝国主义的支援下大举反扑，起义军英勇奋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于13日被迫退出广州。
起义失败后，所剩的武装，一部分到达东江，参加了海陆丰的革命斗争；
一部分到左、右江一带，和农民起义武装会合，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广州起义，是1927年中共领导的三大起义之一。
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除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三大起义外，中国共产党还在全国各地，先后发动了二百多次武装起义，创建了各地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对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中著名的有彭湃等领导的海陆丰起义；
杨靖宇等领导的确山起义；
唐澍、谢子长领导的清涧起义；
吴光浩、潘忠汝、曹学楷、戴克敏等领导的黄麻起义；
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的弋横起义；
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的闽西起义；
王维舟、杨克明、李家俊、李光华等领导的川东起义：刘志丹、唐澍、谢子长领导的渭华起义；
贺龙、周逸群、贺锦斋、段德昌等领导的湘鄂边起义；
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贺国中等领导的平江起义；
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叶季壮等领导的百色起义；
赵博生、刘振亚、董振堂、季振同等领导的宁都起义等。
中央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要革命根据地，又称“中央苏区”，包括赣南、闽西两地区的二十一个县，人口二百五十万。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在当地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配合下，开辟了赣南根据地。
同年3月至12月，红四军又三度进入闽西，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开辟了闽西根据地。
红军这时又先后成立了第三、十二、二十等军。
1930年6月，红四军、红三军、红十二军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
8月，红军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会师，组成了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
红一方面军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发动的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到1931年9月，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11月，在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毛泽东当选为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周恩来、朱德、张鼎丞、彭德怀、方志敏、贺龙、陈毅、谭震林、刘少奇、任弼时等六十三人为政府执行委员。
中央根据地建立后，开展了土地革命和经济、文化建设，扩大了红军。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被迫于1934年10月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留下的一小部红军，在项英、陈毅、刘伯坚、贺昌等领导下，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解放军政治学院资料室供稿
作者：之豪
作者：郗永年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召开，给农民带来了新的喜悦。
七月一日上午，记者来到兰州市郊区安宁公社安宁堡大队，遇见的第一个社员名叫路富中，记者问他知道不知道中央最近召开了什么会？
他说：“中央开了个齐心会，会上决定的事情朝农民的心上来了。”
站在旁边的大队党总支书记柴德庆说：“这几年农民心中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会，一个是三中全会，再一个就是这次会议。
大家把三中全会叫‘解放会’，把这次会叫‘齐心会’。
‘人心齐、泰山移’啊！”
在大队办公室里，参加大队召集的座谈会的干部、群众谈得更热闹。
大队党总支副书记朱福说：这次会最服人的地方是说了公道话，这样上下齐心了，党内外齐心了。
过去，林彪对毛主席胡吹瞎抬，群众说他没安好心。
现在中央说了话，大家心服了。
队里那些青年说，现在中央有话了，往后别再为这些事争得脸红筋粗，在生产上争高低吧！
大家对中央总结经验的做法，也很赞赏。
女社员柳桂兰说：会议总结了我们党和领袖的功过是非，不是用找岔子、翻老帐的办法，而是对事不对人，把前人的错误变成后人的镜子，这一点就站得高，叫人佩服。
在我们农民眼里，过去的错误有两点：一是搞斗争过了头，把生产误了；
二是领袖光信自己，不信大家。
现在中央扎扎实实抓生产，搞集体领导，这也是叫我们高兴的地方。
大队文书朱廷有说：“前些年我们常说，中央一开会就是政治问题，啥时候能把生产当成大事研究就好了。
从这次会议的安排看，这个希望要实现了。
中国人面前有座‘一穷二白’的大山，不移开它，休想翻大身。
这次会议号召大家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搞四化，真把人心摸透了。
我们是愚公的子孙，真干下去，中国前途大着哩。”
大家越谈越高兴，几个不爱说话的老农也开了腔。
他们说，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为了咱们农民过好日子，操了不少心，办了不少事，现在农民这一头基本稳住了。
六中全会一开，话都说了，事都顺了，该是人人为国家出力气，干实事的时候了。
新华社记者 郗永年
新华社7月4日讯 从昨天早晨到今天上午，华北、东北和西北部分地区普遍降了中雨到大雨，局部地区降了暴雨。
这样，从去年上半年以来，我国北方出现的长期干旱现象，已基本解除。
这场雨对秋熟作物生长十分有利。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这场雨的降雨量，到4日上午五时止，北京一百零五毫米，河北塘沽一百十六毫米、沧县一百十七毫米、黄骅一百六十一毫米，陕西佛坪一百零六毫米，天津七十四毫米，河北中部和南部、山东西北部、山西大部，黑龙江、四川的雨量都在五十毫米以上。
据新华社7月4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自由党参议员戴维·约翰·海默率领的澳大利亚议会代表团。
李先念向澳大利亚客人介绍了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不久前结束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情况，并就中澳双边关系问题同他们交换了意见。
他说，近年来，中澳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是令人满意的，希望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这种关系。
海默说，代表团中有执政党和反对党的议员。
尽管我们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在理解中国的重要性和发展澳中友谊方面，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他说，我们都非常关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新华社7月5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黄华一行，圆满结束了对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的正式访问后，今天下午乘飞机回到北京。
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外支部副部长韩念龙，印度和斯里兰卡驻华使节，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科伦坡7月4日电 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黄华今天下午从马尔代夫回到科伦坡时在机场说：“我对印度、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访问是令人满意的。”
他在回答《每日新闻》记者的问题时说：“中国和三国都感到，从八十年代开始以来，国际形势变得更为动荡紧张。
亚洲，特别是南亚，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因此，我们所有的国家都珍视和希望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友谊和合作，以维护这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这将有利于我们各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
这是我们访问过的三国所有领导人和人民的一致希望。”
黄华说，这也就是他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
黄华说：“尽管在这个地区的国家之间存在着这种或那种分歧，有一些需要化时间去解决的重大问题，然而，一切国家都希望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和隔阂，加深相互了解，发展友谊。”
他在谈到中国和斯里兰卡关系时说：“在重大问题上，我们持相同的观点，双方将继续努力维护这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他有谈到对马尔代夫的访问时说，访问的结果是同样的。
“中国和马尔代夫间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
马尔代夫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在重要问题上，马尔代夫坚持国与国之间相处的原则。
它采取了独立的立场并阐述了自己的立场。
马尔代夫在南亚地区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7月4日电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机关报《共产主义者》周报7月3日发表的署名评论指出，中国革命给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带来的变化和影响使中国革命成了二十世纪最光荣、最重大、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事件之一。
这篇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发表的评论回顾了中国革命所走过的艰苦的途程。
评论说，中国革命新的发展阶段称之为“四个现代化”。
这一阶段政策的特点是思想意识体系非教条化，整个政治制度民主化，重视法制，同时在各个方面对世界开放。
评论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敢于公开正视现实，正为建设未来创造良好基础之后说：只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作用，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对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责任的党，才可能对本国革命采取这种态度。
评论说，中国共产党在整整六十年中依靠自己的力量为自己开辟通向更美好的未来的道路。
新华社讯 民主柬埔寨国民军6月份后半个月在全国各地袭击越军，歼敌万百余人，击毁汽车四辆。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报道，6月15日，国民军在西北部的马德望省特莫博县大小通路上埋设地雷，伏击扫荡的越军，战斗持续了一整天，歼敌二百余人。
18日，国民军又主动袭击诗梳风县斯罗桑岐约越军据点，歼敌二十五人。
24日，他们在拜林咖啡园附近袭击一连越军，歼敌四十五人，其中打死连排级军官三人。
在西南部的戈公省，从6月16日到6月底，国民军先后在斯雷安比县芝卡村、芝卡水库和恰伊达附近多次袭击越军，歼敌八十余人，其中打死连排级军官各一人，击毁汽车一辆。
在南部的贡布省，国民军特工队于6月15日潜入杜密县卡塔村越军据点，歼敌九人，缴获了一批武器和物资。
20日，国民军在韦连以东磅占村的三号公路上击毁越军汽车一辆，歼敌二十人。
22日，他们又在达尼村村北的四号公路上，击毁越军汽车一辆，歼敌十一人。
在北部的柏威夏省，6月18和19日，国民军接连袭击了恰普镇附近的两个越军据点，歼敌二十六人。
19日，国民军特工队潜入君克汕县萨艾村附近的越军据点，歼敌十三人。
21日，国民军在恰普县克汕村附近歼敌十五人。
24日，他们袭击了藏哈村越军据点，歼敌十三人，击毁电台一部和82迫击炮一门。
在暹粒和奥多棉吉两省，从6月18日到23日，国民军接连在斯雷罗卢、斯楞和克顿村等地打死打伤越军六十余人，其中打死连级军官一人，击毁越军汽车一辆。
在中部的磅同省，国民军于6月23日和24日接连在斯当县克戈村和安龙格罗村附近伏击越军，歼敌三十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
据新华社7月5日讯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昨天和今天连续报道，柬埔寨国民军6月底在马德望省的中部和南部地区歼灭越军百余人，炸毁铁路桥、涵洞、仓库和营房共九座。
栏目：国际简讯
波兰议会举行八届十四次会议
会上通过了总理雅鲁泽尔斯基提出的对政府改组的建议；
修改了1981年波兰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
审查了国营企业法和国营企业职工自治法。
巴尼萨德尔在伊朗西南部某地向记者发表谈话
自从6月16日以后，巴尼萨德尔的下落一直不明。
有消息说他已在国外，也有消息说他仍在伊朗。
报道说，巴尼萨德尔呼吁伊朗人“以各种方式随时进行反抗”。
日本抗议苏联在日北方海域进行打靶训练
苏联同利比亚签订了一系列军事协定
报道说，这些协定除了双方有一项几十亿美元的武器交易外，“还包括对协调行动以及在利比亚遭到外来攻击时苏联将给予它支持的谅解。”
报道指出，“苏联要求获得在利比亚的空中和海上的军事方便。”
（均据新华社）
新华社7月5日讯 长达十天的越南第七届国会第一次会议昨天选出了一个几乎原封不动的国家领导班子。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原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当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
原政府总理范文同当选为部长会议主席：原国家代主席阮友寿当选为国会主席。
去年12月，越南通过一项新宪法，规定改变国家组织机构，按照苏联的模式成立国务委员会和部长会议。
越南的这次国会是6月25日开始的。
会议没有涉及越南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唯一议题是选举国家最高领导机构和领导人。
长达十天的会议最后选出了一个几乎原封不动的领导班子。
越南国务委员会由阮友寿（兼）、黎清毅、朱辉珉、春水四人任副主席。
部长会议由素友、范雄、武元甲、黄晋发、武志公、杜梅、阮兰和陈琼八人任副主席。
各部部长的人选没有变动。
此外，还选出了由长征、范文同、范雄、文进勇、素友五人组成的国防委员会；
选出范兴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陈黎为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
这次选举中唯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素友的晋升。
素友现年六十一岁。
长期以来他被认为是黎笋的一名亲信。
外国通讯社在评论越南这次选举的结果时指出，黎笋依然是越南的头号实权人物。
6月25日，黎笋以越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在这次国会上发表讲话，一方面大肆反华，另一方面表示要加强同苏联的“全面合作”，全力履行对柬埔寨和老挝的所谓“国际主义义务”。
作者：纪殷
栏目：越南透视
越南当局进行的侵柬战争，不仅给柬埔寨人民带来了一场浩劫，而且使十分脆弱的越南经济更加糟糕，给越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在上个旱季中，有五千二百多名越南士兵因不甘当侵柬炮灰从柬埔寨战场上逃跑。
从下边摘录的留在侵柬越军尸体上的家书中可以看到，越南人民对这场肮脏的侵略战争是何等的憎恶。
盼夫归 梦魂里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柬埔寨国民军2月中旬，在戈公省北部战场上，从一个被击毙的名叫黎文光的越军士兵身上，发现了他的妻子阮氏钟从越南清化省农村寄给他的一封信。
信中说：“自你走了以后，我每天都在哭泣中度日。
我已怀孕临产，但我孤独一人，没有谁能帮助我。
你知道，我第一胎难产，这一次更是凶多吉少。
我多么需要你的照料啊！
我希望你尽快请假回来，但我又不抱什么幻想，因为咱们国内还在继续征兵。
看来请假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你得想办法逃回来。”
可是，阮氏钟哪里知道她的丈夫已成为异国之鬼！
望弟回 成泡影
在柏威夏省君克汕县，从被击毙的越军士兵阮文富的身上，发现了他姐姐阮氏明从河内寄出的一封信。
信中说：“为了给妈妈治病，我把家里的东西都变卖了，换得的钱还不够买十瓶药。
我很惭愧，由于心有余而力不足，咱妈终于病逝了。
我一个月的工资买不了十公斤大米。
物价这样一个涨法，哪里有钱给妈妈买药啊！
妈妈病中一再嘱咐，一定要把你叫回来，好使咱们姐弟俩相依为命。
我现在没有任何依靠，夜里担惊受怕，因为现在小偷很多，常听说一些人不知什么原因就失踪了。”
阮氏明最后告诉她的弟弟：“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回来。”
父呼唤 儿早亡
4月2日，国民军攻克了菩萨省列县安龙列西部梅杜河沿岸的四个越军据点。
在被打死的越军士兵中，有一具尸体骨瘦如柴，头发稀疏，明显是患有严重的疟疾。
他叫阮金龙。
从他身上发现了他父亲阮文落自河内寄给他的一封信。
信中说：“逃回来的人告诉我说，你正在发疟疾。
我边给你写信边哭，心在剧烈地颤抖。
逃回来的人偷偷地告诉我说，我们越南士兵在柬埔寨死了很多，如果不是被打死，也难躲开疟疾这个病魔，这使我非常担心。
如果你病好了一些，你一定想办法跑回来。”
“咱们家生活困难极了。
自你妈死了以后，更是缺少东西，家庭的重担压在爸爸一个人身上。
我现在年老体衰，加上粮食和蔬菜天天涨价。
这样下去，我和你弟弟就没法活下去了。”
这位老人在信的最后写道：“孩子啊，不要当兵了，免得把骨头徒劳地扔在异国他乡。”
阮金龙死了，这位老人的担心终于成了现实。
孤儿苦 啼饥寒
4月5日，国民军在贡布省戈斯拉县戈斯拉乡毙伤越军三十六人。
在打扫战场时，国民军从一个名叫邓玉清的死者身上，发现了一封寄自河内郊区的信。
信中说：“我到处打听你的消息，今天才从逃回国内的士兵那里得知你在柬埔寨战场上。
弟弟啊，你的妻子死了，是在她分娩一周后死的。
她分娩时，咱们村响起了枪声，发生了盗窃案。
她受惊后，整天胡言乱语，神志不清，滴水不进，到她断气时，已是骨瘦如柴。
你的婴儿由于无奶喂养，也死了。
你的三个幼子现在由我抚养，但由于营养不足，他们都面黄肌瘦。”
“现在各种商品都在涨价，我一个月的工资还买不了十公斤大米。
我孩子也多，现在再养两三个侄儿，总有一天揭不开锅。
弟弟啊，不要当兵了，赶快回来养活你的孩子吧。
我和你的孩子都时刻在盼你归来。”
除了邓玉清一家之外，这场侵略战争又使多少越南儿童沦为可怜的孤儿呢？
母病老 姐贫忧
4月11日夜间，国民军在上丁省他拉巴里华县的源公河沿岸的安龙斯外村，打死打伤越军六十人。
国民军从一个名叫邓玉成的死者身上，发现了他的姐姐邓氏黎寄给他的一封信。
信中说：“你大概还记得，在别人带你走的时候，妈妈哭着哀求人家，不要让你在外边呆得太久，因为咱们家很穷，人手又少，没有顶门立户的人。
当时人家说，只是让你在国内修路，一、两个月就会回来，现在却把你送到柬埔寨打仗去了。
弟弟啊，妈妈知道这个消息后，由于想你和为你担心，愁得病倒了。
我现在也很难过，不知怎么办好，现在连一个住处也没有，咱们家以前住的房子人家不让住了，因为咱们家没钱交房租。
现在妈妈和我，这住几天，那住几天，没有固定的住处，上班的地方又很远。
我的工资，人家也给减了，连买米的钱也不够。
妈妈和我现在困难极了。
你赶快回来吧，不要当兵了。”
年六旬 丧五子
国民军在奥多棉吉省三隆战场作战时，缴获了一批文件，其中有一个名叫阮氏谢的妇女写给柬埔寨北部越军第四七九前线司令部的一封信，要求不要让她的儿子阮文石继续当兵。
人们从阮文石的尸体上发现了这封信。
信中说：“我六十三岁了，住在胡志明市。
我有一个要求，请不要让我的儿子阮文石当兵了，让他回家来吧，以便养家糊口和照料他年老的双亲。
我谨向你们报告，我有五个儿子，四个儿子被征入伍，并于1978年年初在（柬埔寨）柴桢战场上先后死掉了。
现在只有一个儿子阮文石，他在1980年底被征入伍，又被送到柬埔寨战场去了。
家中只剩下我和他父亲两个老人，他父亲已病倒，卧床好几个月了。
现在，没有人供养我们，没有人照料我们。
自阮文石到柬埔寨打仗以后，我们老两口困难极了，一方面物价上涨，另一方面家里无人工作，因为我们两个人都老了，更没钱买药。
因此，我请求让我的儿子阮文石回家来，不要让他再当兵了。
如果得不到允许，我们两个人就会被饿死。”
（纪殷编译）
本报讯 济南部队后勤部顾问何海如同志因患脑溢血症医治无效，于1981年6月8日在济南逝世。
何海如同志1935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终年六十五岁。
作者：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