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07月02日
张老师来，我告诉了他我昨晚的一些症状，四肢无力，一动就淌鼻涕！
问他是否感冒了？诊脉后，他告诉我，不是感冒了，是劳累过度，以继续服用以前那副药，我穿上毛背心都感觉凉，他可只穿一件麻沙汗衫，看了真叫人惊羡。
理疗回来后，一气写了两封信：而复、任钧两位的信都已算作复了。
正写完信，济生同《小说界》那位编辑同志来了，并赠《西线轶事》一册。
我们谈到克非同志的作品，谈到长篇《风萧萧》和对《芙蓉镇》的意见。
特别对于后者，我谈得最多，并说，曾请托作者将谈话记录整理一份寄我；但未透露我已收到这份记录，因为他们显然想要去发表。
我谈到给《风萧萧》的作者最近还写过信，他们也想发表：但我以只是一封短简信，没有同意，老实讲，对《芙蓉镇》的谈话记录，倒可发表，但尚需修改补充，而我现在却没有这份精力，乃至兴致。
因为仔细想来，颇有使人疑为以教导者自居之嫌。
不过，经过六中全会文件的学习，我倒觉得自己的看法并不算错。
在谈到克非时，我深以他陷在或可能陷在“运动”的柜子里为可虑，李劼老的《大波》所反映的社会面貌，这比一村一乡，乃至一县的“互助合作运动”广阔多了。
我也谈到《许茂》的得失，他们也颇以为然，其实也是在那封公开通信上谈到过的。
济生告诉我不少巴公的情况，他最近已暂时放下长篇创作，为赠送北京图书馆的外文书籍进行分批装箱，以便运送北京。
这消息，不免叫人感到一阵心痛：这也是料理后事啊！
送走他时，我一再表示，至迟，明年春天，我一定给《小说界》一篇回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