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开谦/斌铭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在广西法卡山地区还击入侵越军的战斗中，新战士李映林为掩护排长，光荣献身。
这天，李映林和排长周其勇到前沿察看敌情，密集的炮火在阵地上不停地炸响，他俩时而卧倒，时而跃起，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迅速向前沿奔去。
突然，一颗炮弹呼啸而来，说时迟，那时快，李映林一跃上前，把周排长推倒在地，用自己的身子紧紧地压在排长身上。
“轰隆”一声巨响，弹片穿过李映林的胸膛，年轻的战士为了保护战友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李映林在战斗中已经多次舍生忘死救战友。
每当敌人炮击，他总是争着担任观察；
当战友负伤时，他总是冒着炮火冲上去救护。
一天中午，敌人的炮火突然向我阵地轰击，一些防炮洞被炸塌了，在排长周其勇和李映林附近，只有能藏一个人的猫耳洞。
排长让李映林进去，李映林坚决不干，使劲把排长推进猫耳洞。
就在这时，几发炮弹在周围爆炸，弹片从李映林的背后飞过，将他的衣服穿透一个洞。
（开谦、斌铭）
栏目：编后
版面：头版
新战士李映林用自己的牺牲去保护同志的生命，这是多么纯洁，多么崇高的战友之情！
同志爱，战友情，是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它植根于共同的理想，在共同的战斗中铸成。
它给人以温暖，以力量。
平时，它促使同志之间真诚相处，互相体贴；
战时，它鼓舞我们同甘苦，共患难，团结奋战，甚至为了同志的生存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
边防战友们在战火中表现出的同志情谊，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好榜样。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中，我们应该好好向边防的战友学习，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
当同志之间发生意见分歧或产生一些隔阂时，应本着团结的愿望，严于责己，互谅互让，自觉增强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和友谊。
版面：头版
新华社6月11日讯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圆满结束了对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三国的正式友好访问，于今天上午从昆明乘专机回到北京。
赵紫阳和他的随行人员李强、韩念龙、陈楚、连田峻等于6月8日从达卡回到昆明后作了短暂停留。
前往首都机场迎接赵紫阳一行的有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姬鹏飞，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外交部副部长宫达非等。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卡迪尔、尼泊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辛格、孟加拉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哈什姆等，也到机场迎接。
赵紫阳离开昆明时，云南省、昆明市党政负责人和昆明部队负责人安平生、李启明、刘明辉、张铚秀、刘志坚、李原等到机场送行。
版面：头版
据新华社六月十一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时说：“不管国际上发生什么新的问题，柬埔寨和阿富汗这两个问题决不能搁置在一边。”
邓小平指出，柬埔寨和阿富汗这两个问题的特点，都是一个国家用武力占领另一个国家。
联大对这两个问题都有决议。
如果容忍苏联和越南的军队继续占领这两个国家的领土，就等于否定了联合国宪章。
邓小平在谈到以色列悍然轰炸伊拉克的核反应堆的事件时，谴责了以色列这一违反国际法、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暴行。
邓小平说：当前国际局势更加动荡、更加不安，危险爆发点越来越多。
一切反对霸权主义和爱好和平的力量联合起来，可以对付各种困难局势，延缓战争的爆发。
如果能够制止战争的爆发更好。
瓦尔德海姆在谈话中也认为现在国际局势越来越复杂。
他表示，在解决柬埔寨和阿富汗问题上，他将按照联合国大会的有关决议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继续做出努力。
他说，他在同各有关方面进行磋商后，已初步确定于七月十三日在纽约召开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
邓小平对瓦尔德海姆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凌青参加了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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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昆明6月11日电 越军约两个连的兵力今天再次进犯我云南省麻栗坡县猛洞公社扣林地区，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十七人。
今天清晨五时许，越军以猛烈炮火袭击我扣林地区前沿阵地，仅在我边防战士守卫的一个高地上就落下各种重型炮弹四百五十多发，炸死我边防战士七人，炸伤十人。
在炮火掩护下，越军约两个连的步兵向我阵地发起进攻，企图侵占我领土。
我英雄的边防战士为捍卫祖国领土，奋勇还击来犯之敌。
至九时三十分，已接连打退敌人三次进攻。
越军在我阵地前沿留下二十多具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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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本报通讯员王锋报道：素有“天堂”之称的古城苏州，街头游客比前增多，而军人却比前减少。
5月31日是星期日，风和日丽。
上午八时，我从石路进入金门，在长达三里多的景德路上，车水马龙，人群熙攘，只遇到十九名军人（干部八名，战士十一名）。
来到最热闹的市中心的观前街，从八时四十分到九时十分，来往军人，看到有干部三十人次，战士二十二人次。
他们当中有身着海军和空军服装的，个别军人手里拿着苏州旅游图，显然是从外地来的。
6月11日上午八时，街头军人更少。
景德路上只遇见五名，二十分钟内出入观前街的军人也只看到了七名，绝大多数都是干部。
苏州街头军人减少的原因之一，是驻军改善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带来了变化。
现在，团的单位都建立有“战士之家”，连队普遍办起了军人俱乐部，电视机普及到连，文体活动丰富。
最多的一个连队拥有各种书籍八百一十册，干部战士订阅的期刊达五十二种（其中有三十六种是零售的）。
同时，营区的环境得到美化，连队伙食有了改善，军人服务社供应日用百货，服务态度也改进了。
军营深深吸引着干部战士，他们在节假日里过着有意义的文化娱乐活动，没有特别必要就不再上街了。
这种变化，一些连队干部感受最快。
某团七连副指导员李先锋说：“规定5％的战士星期天可以请假外出，从前这个数字不够用，现在这个数字用不完。”
在苏州街上值勤的民警有的也觉察到了，并问部队同志：“现在军人上街少了，是不是部队有了新规定？”
作者：傅廖/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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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福建省梅山镇驻军和当地政府、人民共同建设“文明镇”。
梅山镇是个侨乡，有八千多人。
今年3月，当地政府提出，要按照“五讲”“四美”的要求，努力把梅山建设成为“文明镇”。
驻军党委认为，部队与地方同心协力建设“文明镇”，既有利于地方建设，对部队工作也是个促进。
经军政领导共同协商，成立建设“文明镇”领导小组。
几个月来，他们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共同召集部队和地方工厂、学校、医院、商店、街道等单位的干部统一思想，向全镇军民发出倡议书，用幻灯、广播、墙报、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建设“文明镇”的意义。
部队和地方还分别开会，进行宣传教育。
二、制定规划。
确定将“五讲”“四美”作为建设“文明镇”的标准，力争在一二年内取得较大的成效。
他们确定了近期抓好的几件事：地方重点抓打击走私、赌博，取缔迷信活动，开展文明经商、文明行医，整顿市容；
部队在协助做好上述工作的同时，按照“四有三讲两不怕”的要求，着重抓讲军容、讲礼貌、讲纪律。
三、互相学习，互相促进。
梅山驻军多次登门向地方的先进单位取经，并将群众对部队的意见和建议通报所属各单位，认真改进。
军务部门每天派出纠察人员到镇上检查外出军人的军容风纪。
对地方在建设“文明镇”中遇到的困难，部队积极帮助解决。
今年4月，梅山镇要搞一次大规模的环境卫生，部队派出一部分车辆和人员前往支援。
驻军各单位还轮流每十天到镇上清扫一次。
四、建立制度，定期检查。
军政各单位每月向领导小组汇报一次，领导小组每月到各个单位检查、评比一次。
（傅廖、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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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6月11日电 湖北省党政军民协力抢救红安县莹石矿食物中毒的一百四十八名工人和家属。
6月6日上午，红安县莹石矿露天矿区职工食堂误将剧毒药物氯化钡作食用碱拌面粉做馒头，使一百四十五名工人和三名家属严重中毒，情况十分危急。
中共红安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县武装部当即全力组织抢救。
他们抽调了县医院、公社卫生院一百五十三名医护人员组成抢救队，派出救护车辆将中毒病人全部接到县城招待所，变招待所为临时病房，在这里展开了抢救工作。
6日下午五时许，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副司令周世忠接到红安县委告急求援的电话后，立即向武汉空军司令部、武汉陆军总医院、后勤卫生部、驻武汉各军队医院下达了救援任务。
七时许，武汉空军的直升飞机载着医药、器械和军队的医护人员从武汉飞往红安。
湖北省人民政府和黄冈行署的领导同志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当夜赶到红安组织抢救。
中共湖北省委领导同志连夜组织武汉制药厂、省医药公司赶制、发运抢救急需药品；
上海医药部门闻讯后迅速空运药品支援；
临近红安的麻城，河南省新县等地的领导机关也组织了医疗小组，星夜兼程，参加抢救。
当时红安县，真是人人为抢救操心，人人为抢救出力。
经过党政军民两天两夜协力抢救，中毒矿工和家属除四人抢救无效死亡外，其余都转危为安。
一位中毒工人脱险后无比激动地说：“要不是党的领导好，社会主义制度好，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作者：贺宝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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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1日，郑州驻军和当地民工联合开挖的黄河引水渠通水了，郑州市的缺水状况得到大大改善。
入夏以来，黄河三门峡水库为了防汛，将蓄水放光，担负郑州市主要供水任务的邙山提灌站引水渠断流，使居民生产、生活用水处于困难状况。
郑州驻军各单位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派出二千四百多名干部战士，和八百多名民工一起，投入了开挖黄河引水渠的战斗。
广大指战员头顶烈日，挥锹挖土，不少同志手上打起了血泡，肩膀磨肿了，仍然坚持苦干。
工程进行到最后阶段，渠内出现积水，战士们站在水里，一锹一锹地向外捞泥沙。
经过军民共同努力，提前完成了挖渠任务。
（贺宝彤）
图为军民挥汗劳动的情景。
孙耀和摄（新华社稿）（照片）
作者：张文龙/冯锡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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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下旬，南京部队工程兵某团派出三个连队、十八台机械开赴驻地农场和防洪工程指挥部等单位，帮助平整房基，加固堤坝，修筑公路，结合施工培训技术能手。
这是他们近年来摸索出的既省钱节油，又能进行技术训练的一个好方法。
今年，在训练经费压缩、油料减少的情况下，这个团主动地与地方需要机械支援的有关部门联系，严格按照每台机械每年规定的训练摩托小时，酌情与地方签订以工代训合同，由地方出油，部队出机，在施工中结合开展工程专业基础和应用训练。
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有不少好处：（一）可以省钱节油。
（二）解决了训练场地问题。
（三）在地方工地作业，地形复杂，作业难度大，可以掌握实际操作的真本领。
（四）支援了地方社会主义建设，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
去年他们派出四个连队、十九台机械，作业两千七百多摩托小时，完成了八项重要工程，受到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赞扬。
（张文龙、冯锡保）
版面：头版
新华社6月11日讯 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将于1983年9月在上海市举行，第五届冬季全运会将于1983年1、2月间在黑龙江省举行，筹备工作已经开始。
国家体委最近就此发出通知，全国运动会将每四年举行一次。
前几届全运会都是在北京举行的，为了推动各地体育事业的发展，今后的全运会将在全国各大城市轮流举行。
作者：南江
栏目：思考笔谈
版面：头版
在军营内外，有时看到一些同志因为一点小事发生口角，争得面红耳赤。
不用问，他们中的一方或双方，肯定是认为自己有理，有理就不能让人。
如果不弄个明白，争个高低，让对方认错服输，就感到憋气。
其实，得理不让人，甚至口出秽语，这本身就是无理的。
即使某一方本来有理，但有理不讲礼，原来的有理也会变成无理。
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事情并非什么原则问题，根本没必要争个你高我低。
只要对方都发扬点谦让精神，一个说声“对不起”，一个道声“没什么”，事情大概也就过去了。
文明礼让，是社会主义的美德。
为了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我们要破除“得理不让人”的旧习，树立“有理也要有礼”的新风！
（南江）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总政治部组织部就怎样正确佩戴奖章的问题给本报来信指出：
最近，我们从个别影片和新闻照片中看到，有的同志把英模奖章、立功奖章和略章同时佩戴，这种戴法是不对的。
怎样佩戴才合乎要求呢？
总政治部《关于颁发战时英雄模范奖章和立功奖章的通知》中规定：“奖章一律佩戴于军上衣左上方。
平时只佩戴略章，逢集会或重大节日佩戴奖章。”
荣获奖章的同志要注意按规定佩戴。
作者：罗觉强/张其虎胡秀堂
栏目：军训短波
版面：头版
不过关的课目进行“回炉”
本报讯 五月上旬，某团抽考了各类连队的基础训练，某些不过关的薄弱环节，重新“回炉”，然后才陆续转入新的训练阶段。
单兵应用射击在抽考中普遍比较差，全团作为重点的补课内容。
各营培训了教员，重新对这一课目进行复训，让各种火器的射手自己辨风向，测风速，判气温，选择标尺分划和瞄准点，自己选择地形地物锻炼独立作战的能力，为进行排以上课目的战术打下良好的基础。
（罗觉强、张其虎）
既当考官出题 又为“考生”解题
本报讯 某军军师团三级训练考核组在年中考核中，既当考官出题，又为“考生”解题，热情帮助连队解决训练中的问题。
某师张师长带领考核组在某团六连考核射击课目时，发现大纲规定的题目多，连队干部感到无从下手。
他和连队干部一起研究，把大纲规定的十九个题目，分成四个训练问题穿插进行，使连队干部组织射击训练很有章法。
考核组把发现的二十多个训练难题汇集在一起，召集在考核中解决这些问题比较好的进行表演和介绍经验，并组织了二十九名同志到有关单位具体帮助，使这些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
（胡秀堂）
重新验收“四会”干部骨干
本报讯 某团对去年评定过的一百一十六名“四会”干部、骨干重新进行考核验收。
在考核验收中，他们给连、营干部讲清了复试的意义与标准，并派出机关同志帮助基层严格按照推荐、评议、考核、审批的程序实施。
经过考核，淘汰了四十五名不合格的，合格的七十一名干部、骨干，荣获了“四会”证章证书。
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受到干部战士们的赞扬。
（谢安）
作者：何长工
栏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1921—1981）
半个世纪前，当中国革命还处于摸索阶段时，毛泽东同志就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第一支工农红军，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揭开了中国革命史的新的一页。
今天，当我们向四个现代化高歌猛进的时刻，怎么能忘记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走过的光辉的井冈山道路。
井冈山的功业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光荣史册。
（一）
开辟井冈山道路，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战斗里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挽救革命，党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之后，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紧急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
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相继爆发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起义。
但是，由于当时党中央推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无视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特点，轻视农民的力量，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认为以城市为中心搞城市武装暴动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有谁试图向农村发展，轻则被斥之为“小资产阶级意识”、“狂热性”，重则被认为是“右倾逃跑”、“以匪为伍”。
在当时，这种“城市中心论”使党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众人皆醉他独醒。
秋收起义部队受挫后，毛泽东同志毅然决策引兵井冈，开始向农村进发。
这一决策是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的，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路线，在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上，迈出了十分重要的第一步。
1927年9月19日，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的前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是一次决策性的会议。
我和杨立三同志做为会议的工作人员，有机会了解了会议的一些情况。
会议进行了一整夜，围绕着部队的进军方向问题，争论得很激烈。
余洒度等人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
他说，不打长沙就没有出路。
毛泽东同志不同意，他坚决反对再打长沙，主张把部队转向山区和农村，找一个落脚点。
他指着地图上罗霄山脉中段说：我们要到达这象眉毛一样的地方去当“山大王”。
罗霄山脉北段靠大江，又依托着武长和南浔铁路，太靠近大城市，南段地形不很理想，唯有中段系两省交界的结合部，距两省省会较远，军阀内部矛盾较大，你来我不往，我们有回旋余地。
开始也有不少人不理解或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觉得去做“山大王”，还叫什么革命！
毛泽东同志耐心地说服大家：我们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
中国经济不平衡、政治不统一、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生存、发展，最后方能成大气候。
毛泽东同志的话，深入浅出，寓意深邃，争取了大多数同志的赞成。
但余洒度等人仍持反对和怀疑态度。
这时，卢德铭总指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发表意见，坚决支持了毛泽东同志，他说：毛委员讲的对，现在如果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会议结果，绝大多数同志都支持了毛泽东同志。
在这革命成败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及时为工农革命军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向井冈山进军，开始了从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移。
“引兵井冈”这一战略转移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它把革命的力量从城市的必要退却（这种退却又酝酿着新的进攻），和向农村的积极进攻紧密结合起来，是具有伟大的战略眼光的。
在“引兵井冈”途中，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整顿了部队，建立了各级党的组织；
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
当部队到达宁冈县古城时，毛泽东同志在文昌宫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开展小军事行动（以后叫游击战争）的问题。
会后，毛泽东同志亲自做地方农民武装首领袁文才的工作，和他们交朋友，并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佑钧等同志到袁部工作。
又派我去作团结、争取另一支农民武装首领王佐的工作。
通过对袁、王部队的团结、改造工作，我军顺利地在井冈山地区扎下了根。
（后来，袁、王两个人都入了党。）为了进一步扩大红军，毛泽东同志十分注意发展地方武装，实行工农革命军、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三结合的武装体制。
以后，在作战、保卫红色政权，建设根据地的斗争中，赤卫队、暴动队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井冈山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攻打茶陵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了工农革命军打仗消灭敌人；
打土豪筹款子；
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工农兵政权的三大任务。
在我军扩大根据地，筹备粮饷的斗争中，正式提出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
（以后根据新的斗争经验，又不断的充实丰富，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项纪律”“六项注意”的提出，不仅更加密切了红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同时巩固了红军的本身，成为我军战胜一切强敌的源泉之一。
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
怎么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
正是在这艰苦频繁的武装斗争中，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这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的特点和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工农革命军必须采取的“游击战争的战术”，提出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等作战方针和原则。
工农革命军就是根据这一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发展壮大起来的。
它的壮大，使边界武装割据一天天扩大和巩固。
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毛选》第1卷第50页）毛泽东同志一到井冈山就着手恢复建立地方党组织，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并在红军所到之处建立红色政权，形成了边界武装割据的局面，为实行土地革命和扩大工农革命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从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井冈山好比绿色的海洋，红军好比红色的潜艇。
毛泽东同志把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有机的结合起来，用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用革命根据地支援红军进行长期而又残酷的斗争。
革命根据地不但是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消灭敌人的战略基地，又是建立革命政权的基地。
毛泽东同志这一创举，在马克思主义的宝库中是具有独创性的，引兵井冈，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真正做到了尊重实践和发展革命理论的统一。
他既有严格依据实践经验办事的求实态度，又有不吃现成饭的创新精神，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确立了具有中国革命特点的革命道路，这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二）
开辟井冈山道路是艰难的，坚持这条道路又谈何容易！
毛泽东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坚定不移地同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进行不懈的斗争，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1928年3月上旬，执行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热衷于城市暴动，派代表来到宁冈砻市，盲目批评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左”倾政策，并调工农革命军开往湘南，使边界被敌人占领一个多月。
为了坚持正确路线，毛泽东同志在率部进军途中，反复向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分析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讲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论述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
他指出：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
这次教育是对忽视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左”倾盲动主义的有力批判。
当红军到达湘南时，适逢湘南三月失败，毛泽东同志即率部掩护朱德、陈毅同志带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起义的农军转移到井冈山，再次开始边界的割据，挽回了这次失败造成的损失。
四月底，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会师后，虽然力量加强了，但由于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和湘南三月失败，红军和边界一部分人感到“前途渺茫”，发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论调。
为此，于5月20日在茅坪谢氏慎公祠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强调了建设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
他指出，现在我们有了“家”，就不要乱跑，要在这里“发家”，要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要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要不断扩大红色政权。
通过长期的反复斗争，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
这次大会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批判了右倾悲观思潮，保证了井冈山斗争的不断发展。
此后，毛泽东同志又在边界党的“二大”和给林彪的信中，批判了林彪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思想，指出产生这种情绪的思想根源，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的胜利信心。
1928年4月底，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军阀的“联合会剿”，打开了局面，根据地更加巩固了，队伍更加扩大了，民团再也不敢进犯了，两省敌人的矛盾也因此而加深了。
在这种形势下，本应安定下来，团结一致，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上级又来了个“左”倾盲动的湘南行动。
1928年6月底，我们在永新开特委、军委和永新县联席会议时，杜修经以湖南省委代表的身份，杨开明以湖南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身份，来到井冈山。
他俩一到就代表湖南省委宣布两条：一是“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进发”，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要“毫不犹豫的立即执行”；
二是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硬性指示“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
会议整整开了一天一夜，争论得很激烈。
毛泽东同志认为，目前没有任何条件改变对江西敌人取攻势、对湖南敌人取守势的策略。
因此，他不同意“打回湘南”的意见，主张红军主力继续留在湘赣边界。
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为绝大多数同志所拥护。
朱德同志也不赞成到湘南去，特别不主张打范石生。
因为，朱德同志在困难的时候得到过他的帮助。
我们二十八团也不愿到湘南去，主张到赣南就食。
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同志拍着桌子斥责杜修经说：“你这个娃娃，你懂什么。”
我说了一句赌气的话：“杜修经，如果我们失败了，我非用开水把你煮了不可！”
结果，联席会议作了不执行省委意见的决定。
会后，毛泽东同志以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名义，给湖南省委写了报告，重申了不去湘南的理由。
可是，杜修经和杨开明却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等人前去永新之际，违反永新联席会议的决议，竭力主张二十九团与二十八团会合后，开进湘南。
毛泽东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送信到酃县，指示部队不要去湘南，要打了酃县回宁冈。
但是，杜修经却利用二十九团的农民意识、地方观念和欲回家乡的思想，督促他们回湘南。
结果，造成了八月失败。
红军主力南进后，毛泽东同志率一部红军坚持了根据地斗争，打破了敌人夺取井冈山根据地的企图。
同时，又获悉南进部队受挫，遇到很大困难，乃决计率一营兵力往湘南寻找主力。
8月下旬，终于在桂东城与红军大队会合，并在城西唐屋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交换了分兵后的情况，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开进湘南的错误，决定重返井冈山。
1928年末，蒋桂战争爆发前夕，湘粤敌人对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会剿”，妄图一举歼灭红军。
为了粉碎敌人“会剿”，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于宁冈附近的柏路召开了著名的“柏路会议”。
这次会议除了传达党的“六大”文件和通过毛泽东同志写的关于红四军前委对中央的报告外，着重研究了粉碎三省敌人“会剿”的作战方针。
井冈山退敌以后，蒋桂战争爆发，反动派军队，投入军阀混战之中。
我军则乘敌混战之机，在赣南、闽西取得了开辟根据地的革命胜利。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于4月在瑞金接到中央2月来信，来信对革命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认为，我们的力量薄弱，工人的组织力和战斗力还未健全，农民则由于城市工作未能建立而得不到城市援助，许多苏维埃区域相继失败等等，要求“分编我们的武装力量，散入各农村去”，并“决定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来中央”。
这样，已经建立起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有被破坏的危险。
在这紧要的关头，毛泽东同志一方面以四军前委的名义上书中央，陈述自己的看法，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
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一方面坚持不离开根据地，不离开红军，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
这样，就又一次抵制了中央的错误路线。
如果当时按照中央的错误指示办，分散部队，朱、毛离开部队，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929年至1930年上半年，中国革命形势很好，农村革命根据地一块一块建立起来，红军和赤卫队武装不断发展和壮大。
但是，正当革命事业向前推进的时候，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领导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又提出了“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迎接“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口号。
这是与毛泽东同志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根本对立的。
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领导人在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碍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
在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又污蔑毛泽东同志是“站在农民的观点上来作土地革命”。
但是毛泽东同志仍然坚持建设农村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到了8月，第二次“左”倾路线发展到高潮，组织红军围攻长沙。
在红三军团首次攻占长沙后，一、三军团于8月中旬胜利会师，8月下旬在浏阳永和市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一方面军和总前委，毛泽东同志任书记。
并讨论了中央命令其第二次攻打长沙问题。
在围攻长沙时，朱德同志、毛泽东同志没有死打硬拚，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攻城不克时，果断地将两军团撤离长沙外围。
正如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文所写的那样：“1930年9月13日下午八点钟，朱德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生事业中最重大的步骤之一，这一步骤扭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次严重的危机。
他们推翻了李立三路线，亦即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政策，而命令部队从长沙撤退。”
随后，十三日总前委在株洲召开会议，初步总结了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作出以第一军团攻取吉安，三军团攻取峡江、新淦的决策。
在著名的峡江会议上，讨论了两个问题。
一、是不是继续攻打大城市和交通要道；
二、过不过赣江及诱敌深入，也就是说反“围剿”的战场摆在赣江以东革命根据地，还是赣江以西的罗霄山地区。
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我们不能以卵击石硬打南昌、九江，而是要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去关门打狗。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意见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
接着，毛泽东同志又主持召开了罗坊会议，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总结了两次打长沙的经验教训和根据地斗争的经验，使大家感到再也不能进攻中心城市了，从而纠正了第二次“左”倾路线打南昌、九江的军事冒险计划。
朱德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过：“毛主席的长处就是在事先就知道上海中央的命令行不通，长沙是不易打下的，准备好转弯的步骤。”
“长沙打不下，我们又实事求是、冷静地估计敌我力量，准备撤回江西。
但中央不准，有些干部也反对回江西，还要我们去打武汉，打九江。
红三军团大部分同志亦不同意撤回。
我们七弯八弯，弯了很久，才把部队带到了萍乡。”
1932年8月，王明路线打击和排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调他专做政府工作。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王明路线置敌强我弱的情况于不顾，实行主力对主力、碉堡对碉堡的正规战。
结果，不仅没有挡住敌人的进攻，反而使中央苏区的北方门户广昌陷落。
就在反“围剿”的严峻时刻，毛泽东同志来到了南线会昌。
当时我负责粤赣军区工作；
他对于中央苏区南线的反“围剿”，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我们一起制定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
他说，为了保存红军的主力，我们应该把主力拉下来，进行整顿，用少的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在地方党、政府的支持下，采取游击路线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牵着敌人的鼻子兜圈子，把肥的拖瘦，瘦的拖垮。
毛泽东同志还说，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
要爱护民力，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在我们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后，形势很快好转。
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指导而失败了，但我们都深深感到，毛泽东同志的办法是英明的，有他领导，我们就能打胜仗。
（三）
毛泽东同志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井冈山革命道路的光辉思想，很快就传播开来，深受革命同志的拥护。
她犹如星星之火，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航程，使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的中国，在迷茫中看到了光明。
远在苏联就读的刘伯承同志1929年看到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一文后，十分感慨地说：“它打开了我的眼界。
看来，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增加了我的信心”。
走井冈山的道路，学习井冈山的经验，成为那时一切从事武装斗争的革命者的心声。
1927年朱德、陈毅同志组织湘南年关暴动前夕，我在广东曲江的犁铺头找到了他们。
谈话中，朱德同志对井冈山怀有敬仰之情。
陈毅同志跟我讲，朱德同志早有找个地方落脚的打算。
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同志就深深认识到：我军应当到农村去，不应当去大城市。
陈毅同志对毛泽东同志开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是很感兴趣的。
在深入交谈时，他详细地询问了井冈山的风土人情，山势地形，物产粮秣，以及毛泽东同志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的情况。
他十分赞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
事隔不久，湘南暴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后，朱德同志毅然决定“找毛泽东去！”
他和陈毅同志率队上山，汇入了井冈山斗争的革命洪流。
平江起义后，彭德怀、滕代远同志鼓励大家“朝着革命的明灯前进”，果断地决定向井冈山进发。
彭德怀同志这个行动是有思想基础的。
早在1927年冬至1928年春，他就注意井冈山这个问题了。
他说：“我当时感觉……同现代化……的敌人作战，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
不实行耕者有其田，也就建立不起根据地。
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对毛润之的敬仰。”
平江起义后，在铜鼓举行的幽居会议上，他提出要以井冈山为旗帜，为榜样。
他认为，这不仅有号召作用，而且要在发展红军中成为统帅，使全军有头。
于是在12月初，他率领红五军主力登上井冈山。
以后，他在建设湘鄂赣根据地斗争中，传授井冈山和赣南建设根据地，以及红四军做群众工作、政治工作的经验，使湘鄂赣在“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上，出现了扩大和巩固的新局面。
在党的“六大”会议上，虽然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仍然认识不足，但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在决议案中却有一定的肯定。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说，关于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六大”又作了一次答复。
中国革命从此就有了理论基础。
革命的理论是革命运动的先导，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呈现出由低潮逐渐向高潮发展的态势。
井冈山斗争的成功经验，不断促进着其他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
正如周恩来同志曾经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同志“把队伍带到井冈山。
鄂豫皖、赣东北等地也都受到秋收起义的影响而搞起来了”〔《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
1928年冬，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鄂东特委提出了学习江西井冈山的办法来创造整个鄂豫皖边界地区武装割据根据地。
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计划。
这个计划是毛泽东同志创造的井冈山的革命根据地伟大范例直接影响的结果。
在赣东北，方志敏等同志在南昌起义以后，就同上级党失掉了联系，他们发动了弋阳、横峰起义之后，从当时形势出发，决定深入农村，开辟游击战争，有其特色。
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其为“方志敏式”的“工农武装割据”。
以后方志敏同志又“根据毛泽东同志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组织赣东北各级党组织，领导赣东北苏维埃的各项建设，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
〔《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
在湘鄂西地区，曾担任过红二军团政治委员的邓中夏同志，当得到毛泽东同志《井冈山的斗争》文件后，如饥似渴地阅读。
他在军团的《红星周报》上发表文章说：“要有革命根据地，巩固的向前发展”。
他提出要建立象东固那样的革命根据地。
纠正了有些地方在根据地建设上某些错误做法，如不象毛泽东同志那样做艰苦的根据地建设工作。
他还批评不抓根据地建设，热衷于打大仗，走州过府的军事行动，是“大军冒进，随得随丢政策，好似猢猴抓板栗，抓一个丢一个”。
1929年3月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起草的《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几个问题》中对贺龙同志作了重要指示，其中还介绍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并且要他们注意加强党和红军的建设。
贺龙同志总结了1928年湘鄂边初期武装斗争失败的教训，认识到照旧的一套打法不行，得知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斗争中总结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拍着大腿说：“我们有办法了！”
他在一次给中央的报告中，特别讲到军事作战原则，一定要以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原则作指导，他按照这些原则加以灵活运用连战皆捷，使根据地的军事斗争蓬勃发展起来。
邓小平、张云逸同志领导的左、右江根据地，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领导的陕北根据地，都是接受了井冈山道路的。
全国其它根据地也大致如此，尽管各根据地有自己的情况、自己的特点，但是，多是借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成功经验发展壮大起来的。
井冈山根据地成了传授“工农武装割据”学问的大学校。
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正规红军已发展到十万人左右，建立了大小十五块农村红色政权。
从星星之火，发展到了燎原之势。
后来，毛泽东同志完整系统的总结了这一期间革命斗争经验，回答农村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独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思想。
这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根据地为依托，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的三位一体的理论，也就是后来所概括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客观规律，它是放之中国各个根据地而皆准的真理。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完全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
（新华社6月11日讯）
作者：赵树峰张长贵高遐明
栏目：学军事
“小口小吃”，是对小型歼灭战的形象的比喻。
在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究竟是“大口大吃”，还是“小口小吃”？
我们认为应该是后者。
大家知道，战争是力量的竞赛，确定歼敌规模的大小，必须从战争的实际出发，量力而行。
只有对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和自然条件等进行全面的分析对比，才能找到确定歼敌规模的正确根据。
未来反侵略战争，我们面临的主要作战对象是一个超级军事大国，它的强点是武器技术装备的现代化程度高，有一定的大兵团作战经验；
弱点是战争的非正义性，机械化部队的巨大消耗同漫长的补给线形成尖锐矛盾，战略上面临两面作战的威胁和异国作战的重重困难，等等。
敌人的这些强点和弱点，决定了它要采取突然袭击的先发制人战略，迫我主力在不利条件下同它决战，以便实现它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
而我们进行的则是正义战争，我国地大人多，地形有利，并有长期经营的战场，有持久作战经验和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优良传统；
弱点是经济力量较弱，武器技术装备比较落后，对付集群坦克经验不足。
我们的这些强点和弱点，决定了我军必须采取积极防御的后发制人战略，同敌人打持久的人民战争。
因此，战争初期在敌锋芒正锐时，决不能同敌人进行以主力对主力的战略决战，而应以坚守防御的阵地战为主。
以主力对主力，采取大规模的战略决战大口吃掉敌人，不仅不现实，而且只会有利于敌而不利于我。
相反，在坚守防御的同时，积极开展中小规模的运动战和广泛的游击战，采取“小口小吃”、“削萝卜”等战法，在广大的地区和众多的战场上一次歼敌个把两个连或个把两个营，不断减杀敌人的优势，却是完全办得到的，并且是从被动中争取主动的良策。
战争初期“小口小吃”的战机必然很多。
根据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我将在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战略战役要地进行坚守防御，打上甘岭式和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式的战役，使每一个战略战役要地都象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敌人的主突方向和必经要道上。
这样，就能割裂敌人的战斗队形，迫使它由一路变多路，由集中变分散，由大群变小群，出现突出冒进、孤立分散、协同破坏和后援不济等不利态势，便于我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同时，敌人在占领一些地方、得了一些便宜之后，更会有恃无恐，轻举妄动，加之异国作战，地形民情不熟，极易造成指挥上的错误。
只要我们巧于调动敌人，善于捕捉战机，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定能叫敌人处处挨打，惶惶不可终日。
有的同志觉得，对于力量雄厚的敌人，“小口小吃”基本上不起作用，因此总想“大口大吃”。
我们认为，战争初期并非绝对不可能打一些规模较大的歼灭战，如果确有“大口大吃”的良机，自然不应放过；
但从各方面分析，“大口大吃”的条件和机会，恐怕是极其有限的，大量的还是要靠“小口小吃”。
对付强敌，切不可操之过急。
贪多必然嚼不烂，主观上想多消灭敌人，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小口小吃”真的不起作用吗？
我军在抗美援朝的战略防御阶段，用“零敲牛皮糖”的战法，自1952年8月至1953年7月，就毙伤敌近四万人之多。
可见“小口小吃”是大有可为的。
经验一再证明，击溃战，对于实力雄厚之敌是基本不起作用的，因为被击溃的敌人经过整顿仍可再战；
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重大影响，消灭它一个营就少一个营，消灭它一个团就少一个团。
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我们量力而行地打一系列小规模的歼灭战，用以剥夺敌人在许多局部的优势和主动，不仅可能，而且是非常必要的。
这样以攻助守，积小胜为大胜，就能通过战役战斗上的歼灭战，达到战略上消耗敌人的目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小口小吃”不仅是个作战规模问题，还体现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根本指导原则。
多打小型歼灭战，实行“小口小吃”，反映了我军在现代条件下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作战特点。
抗美援朝战争前期，我志愿军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包围一个整团都难以歼灭。
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为打落敌人的斗志和自信心，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这就给敌以很大打击了；
如果这样办不划，则还是要求每个军一次只歼灭敌一个整营为宜。
这个已经为实践所证明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同样适用未来的反侵略作战。
何况，未来反侵略战争同以往的战争将有许多不同，我们现在对敌人的研究还只是理论上的，对它的脾气还不摸底，因此战争初期更应慎重。
通过打一些中小规模的歼灭战，可以锻炼部队，吸取经验，摸清敌人脾气，学会现代战争的战法，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
经过这个过程，仗才会越打越精，部队才能适应打更大的歼灭战，从而最后战胜侵略者。
栏目：学军事谋略浅释
心者，将之所主也。
怒之令愤，挠之令乱，间之令疏，卑之令骄，则彼之心可夺也。
译文
浅释
战争中，指挥员思想意志和品德上的缺陷，常可成为对方“夺心”的缺口。
如勇多谋少，骄横轻敌，就容易轻举妄动，上对方“能而示之不能”的圈套；
性情暴躁，一触即跳，就容易感情冲动，经不住对方的“激将法”；
好大图功，刚愎自用，就容易贪图小利，中敌人的诱兵之计；
廉洁好名，过于自尊，就容易产生强烈的虚荣心，经不起敌方的污辱而失去理智；
贪财好色，性惰意怠，就容易斗志松懈，被敌人的糖衣炮弹所击中，等等。
因此，古今军事家都非常强调指挥员的思想品德修养和性格陶冶。
有的将领为了克服脾气暴躁的弱点，甚至专门把“制怒”的匾幅悬于厅堂，挂于卧室，时时慎思省悟，谨防由于忿怒而迸发出的肝火烧昏头脑。
夺其心，意在乱其谋。
指挥员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而指挥员的判断，又常常受到心理活动和认识习惯的制约，如先入为主、常见不疑、循规见常等。
认识习惯，也往往是对方“夺心”的攻击点。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发起了反攻作战。
战役第一阶段，担任穿插突击任务的西南方面军第二十六坦克军，突进到彼烈拉佐夫斯基附近后，发现德军开始向顿河撤退。
为了争取时间迅速断敌退路和防止德军龟缩，军长罗金少将决定利用夜暗，秘密地派一支坦克先遣队，穿插到位于敌防御纵深的卡拉奇城附近，抢占顿河上唯一剩下的一座桥梁。
按说，夜间秘密穿插，应当严格控制灯火，进行严密伪装，随时准备展开战斗队形。
罗金少将却一反常规，命令先遣部队成行军纵队，全部打开车灯，沿着奥斯特罗夫到卡拉奇的公路，穿越德军防御阵地，安然向渡河处开进。
车灯照得大地雪亮，坦克一辆紧接着一辆在德军眼皮底下行驶，如果这时德军实施两翼夹击，苏军这些坦克将全部成为德军反坦克火器的活靶子。
然而，德军指挥官看见这些坦克有条不紊，从容不迫，竟然连起码的侦察手段都没有采取，就断定是自己撤退的部队，于是乎大开绿灯，让这支苏军坦克部队没费一枪一弹，就大摇大摆地突入防御纵深数十公里，抢先夺占了顿河通道。
苏军这一似乎是冒险的穿插行动，可以说是灵活运用“夺心”计谋的成功。
即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作者：曹罗生
栏目：学军事
黄克诚同志不久前在中央纪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回忆说：一九三○年，立三路线来了，想集中红军的主力夺取武汉。
那时，红军的形势很好。
毛主席敏锐地看出了形势变化的苗头。
他判断军阀战争很快就要停了，蒋介石会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
这个问题当时只有他看出来了。
他就通过周以栗同志向红三军团做说服工作，不要冒险打南昌……
许多老同志回忆起毛主席当年领导中国工农武装斗争的历史篇章，无不钦佩他那独具慧眼的军事天才。
“远谋自有深韬略”。
军事慧眼，是指那些远谋深察、超常独到的战略眼光。
在军事斗争中，有没有这样的眼光是大不一样的。
楚汉相争时，项羽一生七十余战，从未败北，可是，由于他目光短浅，战略上失策，最后垓下一战，全军覆没。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也只能留作后人的感叹罢了。
军事慧眼，独到的创见，自然是与独立思考分不开的。
情况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指挥员要能透过战争的烟云看清胜利的航向，清醒冷静地思考、分析、判断情况是非常重要的。
既不被各种欺骗的假象所迷惑，又能够透过一些细小的苗头，看到斗争形势的变化，这就叫见睹于微形，预知未来之事。
“世人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
如果把这里的“世人”比作敌我双方的指挥员，那么，这里的“我”，也就是别具慧眼的军事天才了。
作者：董献华
单位：江苏睢宁县人武部
栏目：学军事
在阅读古代兵书时，常常会碰到“兵、卒、士”，“攻、击、伐、侵、袭”等词。
倘若你不注意，用现代语义去解释，就容易搞错古人的原意。
兵，最初多指战斗器械，如兵器、兵刃；
也有的把斩杀人叫做“兵之”。
后来演变成与“将”相对应的战斗人员，进而引申为泛指军队、军事，如精兵、兵法等。
卒，古代专指和骑兵、战车上的兵相对应的步兵，如步卒、走卒等。
后来演变成与战斗人员的“兵”有同等含义。
现代已不常用。
士，最早是指在战车上有“甲”防护的战斗人员，常称“甲士”。
攻，是攻打，一般指集团性的军事出击行动。
击，是“敲”和“打”的意思，也有杀、斩的含义。
一般指近距离接触的战斗行为，如：“宽则两军相攻，近则杖戟相击。”
伐、侵、袭，《左传》上说：“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
意思是，明火执仗地开战叫伐，偃旗息鼓地进攻叫侵，轻装急进、乘人不备的出击叫袭。
关于“伐”，还有一说，是指上对下的军事行为，如“讨伐叛逆”。
江苏睢宁县人武部 董献华
作者：孙方安
单位：高京主级陆军学校七队
栏目：学军事
“粉碎”与“抗击”，本是有着不同内涵的军事术语，然而某些军事文件或文章，却把它们混同起来了。
“粉碎”，是使之彻底地失败或毁灭。
如粉碎敌人的反冲击，是指在敌人实施反冲击的兵力较小，地形对我方有利，又具备足够的打击力量的情况下，予以彻底歼灭或打垮，使敌人不能再行组织力量反冲击，为向敌纵深扩大战果创造有利条件。
“抗击”，“抗”指抵挡、抵抗、抵御；
“击”指敲、打、攻打。
“抗击”是抵挡并进行反击的意思，是“抗”与“击”两种手段并用。
抗击敌人的反冲击，是指敌人实施反冲击的势头较猛，或我力量不足，地势又不利时，临时由进攻转入防御，依托阵地，以守势对攻势，并以积极行动的“击”，杀伤和消耗敌反冲击的有生力量，为后续梯队发展进攻创造有利条件。
弄清这两个军语的含义，有利于准确表达学术观点，战时能准确下达指令，正确理解和执行上级作战意图。
南京高级陆军学校七队 孙方安
作者：王洪跃/贾永
栏目：学军事
夜战，仍是我军未来反侵略作战必扬之“长”。
加强对电子夜视器材的研究，找出防“夜视”的措施，很有必要。
目前我军主要作战对象装备的夜视器材有：
夜间观察仪
夜间瞄准具
夜间驾驶仪
按作用原理，夜视器材可分“主动式”和“被动式”两种。
“主动式”是靠红外线照射目标，反射回来在荧光屏上成像。
“被动式”有通过温差测定目标的热相仪，还有通过电子放大自然光观察的微光夜视仪。
夜视器材虽然给我军夜间行动带来一定困难，但它改变不了“夜暗”这一客观环境，况且受地形、景物、天候、距离以及视界死角等限制。
只要掌握它的性能，抓住它的弱点，充分利用客观条件采取防“夜视”措施，是可以使它“视而不见”的。
例如微光夜视仪易发现反光物体，我们在夜间行动时，就应将枪刺、锹镐和腰带环等加以遮盖。
在无天光的暗夜，雾、雨、雪夜，以及目标小、不透空等情况下，夜视器材的效力将大大降低，有的根本就不起作用。
因此，夜间行动应注意利用有利于我的自然条件。
比如，利用地形时走低不走高，利用地物时选大不选小、选高不选低、选密不选疏、选暗不选明等。
此外，可用发烟器材造成烟尘迷盲，或用探照灯、照明弹突然直照，造成荧光屏上布满“霜斑”，使其无法辨认。
还可利用相应夜视器材探测其布设方位，予以摧毁或采取躲避措施。
在敌注意观察的方向上设置各种发光、反光或发热的假目标，也可使其产生错觉。
（王洪跃、贾永）
作者：曹祖泉
栏目：以劣胜优战例选议
1937年10月初，日寇突破晋北国民党军防线后，接着以五万之众，分三路南犯忻口、太原。
在苏龙口、刘家庄地区开展游击战的我八路军七六九团，发现敌机不断由滹沱河北岸的阳明堡机场起飞，轰炸忻口、太原。
经了解，阳明堡机场仅有日军警卫部队二百余人，大部配置在机场北端，只有一些简单的掩体和掩蔽部。
据此，我决定利用夜暗，以突然行动袭击机场。
七六九团的具体部署是：以善于夜战的第三营袭击机场；
以第一营钳制和袭击崞县之敌，阻敌增援；
以第二营为团预备队。
战斗打响之前，团又组织突击部队的指挥员，化装成老百姓到现地进一步侦察，详细了解敌机场的兵力部署、工事构筑、进出道路和飞机停放位置等情况，并针对战斗中敌可能采取的行动作了周密部署，进行了紧张的临战训练。
10月19日黄昏后，三营沿崎岖隐蔽的小道急进，渡过水流湍急的滹沱河，摸过敌岗哨和铁丝网，直插机场。
担任主攻任务的十一连距敌三十米时，敌人还蒙在鼓里。
十连接近敌警卫部队时被敌发觉，立即果断地先敌开火，以猛烈的火力将敌人压制有掩蔽部内。
在他们掩护下，十一连勇猛、敏捷地扑向敌机群，用手榴弹、燃烧弹和机关枪一阵猛打，机场上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激战一小时，我以伤亡三十余人的代价，取得了击毁敌机二十四架，毙、伤敌警卫部队一百余人的胜利。
夜战是我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杀手锏”。
夜战的特点是出奇制胜。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用一切可能的侦察手段摸清敌情，进而将侦察所得的材料加以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分析，形成正确的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和部署。
这正是夜袭阳明堡机场成功的关键所在。
夜暗便于部队秘密接近敌人，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但也给部队的指挥、联络和协同造成一些困难。
特别是现代条件下，夜视器材广泛运用于战场，给夜战带来许多新的情况和特点。
我们要在未来战争中充分发挥夜战的优势，不可不下功夫研究新情况，在继承传统战法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
（曹祖泉）
作者：锺岚
栏目：学军事
作者：薛连壁
栏目：外军瞭望
世界各国军队都把严格、正规的军事训练，作为平时提高战斗力的主要措施。
目前外军训练安排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
按年度安排训练。
按服役期安排训练。
按训练周期安排训练。
作者：王文昌
栏目：外军瞭望
苏军驻外高加索、土耳其斯坦、中亚、外贝加尔和远东等军区的摩托化步兵部队，平时主要进行山地战斗训练。
他们拥有地形极不相同的山地训练场和必需的训练器材。
系统的山地战斗训练在各训练中心进行。
主要科目有：
过独木桥训练。
通过山间小河训练。
爬山训练。
射击训练。
指挥训练。
车辆驾驶训练。
直升机驾驶训练。
（王文昌）
作者：袁kūn/李国桢
栏目：外军瞭望
1973年以来，卢旺达政府为了解决全国五百多万人民的吃饭问题，提出了“乌木刚达”（卢语意思是：为集体义务劳动，为集体添砖加瓦）的口号。
卢旺达军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成为一支义务劳动的主力军。
在一年一度的建军节阅兵式上，军队总是在高级指挥员的带领下，抬着劳动果实，接受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的检阅。
卢军参加义务劳动的主要做法：一是每星期六上午为全军法定的义务劳动时间，除执勤者外，上至国防部长，下至士兵，都必须参加义务劳动；
二是军队每周主动向政府部门请领劳动任务，然后组织完成；
三是参谋部和兵营都有自己的农场，它是部队的劳动和生产基地，部队除每星期六上午参加农场劳动外，还可根据需要随时组织士兵劳动。
此外，连队还种有“自留地”，收入全部归连队支配。
（袁焜、李国桢）
作者：张元林
栏目：外军瞭望
据外刊报道，西德已于去年秋季开始分期分批实行陆军第四代编制，以提高陆军的现代化水平和应战能力。
整个改编工作将于1985年以前结束。
改编后的野战陆军将出现以下变化：每军增编一个反坦克直升机团和一个防空导弹团。
师属防空营扩建为防空团，并装备“猎豹”式新型防空坦克。
为了加强步兵的战斗力，每师增编两个步兵营。
旅由原来的三十三个增至三十六个，所有旅均具有迅速投入防御战斗所需要的兵力。
旅下辖的战斗营由原来的三个增至四个，战斗连由九个增至十二个。
西德陆军在改编的同时，还将装备大量新式武器。
（张元林）
作者：戴跃先
栏目：外军瞭望
作者：王文昌
栏目：外军瞭望
美国空军正在试用一种用来布撒反坦克子母弹的、代号为LAD的新型低空布撒器（图二）。
使用方式是：运载飞机载着布撒器进行低空飞行，升到抛射高度后将布撒器射出；
然后布撒器按预定的飞行轨道飞行，不断将反坦克子母弹撒出。
这种布撒器可装近六百公斤的子母弹，布撒距离从一千五百米至一万米，适用于对付集群坦克的进攻。
（王文昌）
作者：姜绍崇
栏目：外军瞭望
作者：郭忠武
栏目：外军瞭望
美陆军把排的训练称为“信心”训练，内容和方法颇为独特。
教员必须由合格的突击队员和空降队员担任，先介绍适应训练的知识和大部分实际训练内容，目的是让士兵树立信心，培养毅力。
“信心”训练每期十二天。
第一天，军体训练和内容广泛的技术课目训练。
第二天，军事登山和武装越障训练。
第三天，如在夏季，进行战术小艇作战训练；
冬季则进行较高级的军事登山训练。
第四、五两天，集中复习徒步行军的基本知识——地形行军和常行军。
第六天，伪装技术训练，以及突袭、伏击和紧急行动等课目的训练。
第七天休整。
第八天，发布预先号令，排长们进行必要的演练和制定作战方案。
战地训练演习从第九天开始，用两天时间进行各种项目的演练。
第十一天，各排接到脱险演习的作战命令：担任射击队的士兵，在敌人堵截追击的情况下被迫返回己方前沿阵地。
演习是夜间在长十一公里、地形极其复杂的地段展开的。
最后一天进行讲评。
（郭忠武）
作者：华庥
有些美国人，其中不乏主张美国台湾关系升级、搞“两个中国”的人，正在通过各种途径兜售一种主张，即：美国既卖武器给中国，又卖武器给台湾，以卖武器给中国换取中国同意美国卖武器给台湾。
他们把这种“平衡”策略，美其名曰“灵活性”策略，得意地把这当做一着死棋走活的高招。
其实，这仍是一着死棋。
中国方面已经明确宣布：宁愿不要美国武器，也决不同意美国卖武器给台湾，干涉中国内政。
任何国家卖任何武器给台湾，都必将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应。
这是个原则问题。
中国人决不拿原则做交易。
美国一些高级官员最近一再表示，要重视中国的战略地位和作用，要发展同中国的战略关系，包括要打开一些过去尚未建立关系的领域。
这自然是良好的愿望。
中国舆论界充分注意到这种表示，并且加以赞许。
然而，发展这种战略关系，不能不解开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结子，即停止违背中美建交公报的原则去发展美国同台湾的超出民间关系的一切行为，当前来说，突出的是卖武器给台湾的问题。
其实，解开这个结子也不难，也用不着挖空心思寻找什么奥妙的奇招，只需按照中美建交公报的原则办事即可。
根据公报协议的原则，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只能在这个范围内同台湾保持民间的关系。
因此，美国停止向台湾当局出售武器，这才是正理。
可是，有些美国人却偏偏在寻找各种“偏方”、“灵丹妙药”。
开始，他们乞灵于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作为他们的“法律依据”。
中国舆论界早已指出，这个“法律依据”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如果某个外国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它有权把武器卖给反对美国联邦政府的某个州，难道美国人民不认为是干涉美国内政的荒谬行为吗？
他们又想在“防御性”武器上做文章，《与台湾关系法》中有条规定，美国可以向台湾提供“使其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
他们认为，只要强调是“防御性”的武器，中国就得同意。
这也是一种超级大国的逻辑。
用超级大国的眼光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由外力干涉被人为地分裂成两部分，是符合它的利益的，它是要维持这种分裂局面的。
事实上，卖武器给台湾当局，不论是“防御性”还是“进攻性”的，都将助长台湾当局的分裂倾向。
更何况，某种武器是很难判定其到底是防御性还是进攻性的。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
他们现在又抛出“平衡出售武器”的新招。
新招的设计者又犯了一个估计上的错误：他们以为，卖点“先进”武器给中国，（其实并不先进，真正先进的他们是不卖的），对中国具有无比的魅力，足以诱使中国放弃她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
他们估计错了。
说老实话，象中国这样十亿人口的大国，靠买外国武器来建立自己的防务能力，中国人根本没这样设想过。
引进一些外国的技术，有助于自力更生建设现代化的国防。
但是，外国不给先进技术，中国照样要实现国防现代化。
中国在封锁中发展了自己的核武器和导弹发射系统，就是明证。
有些稍稍“坦白”一点的、死抱强权政治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卖武器给台湾是符合美国自己的“安全利益”的。
他们把中国领土台湾当做自己的地盘。
这当然是早已过时的强权政治的理论。
如果当真从美国全局战略利益考虑，即使这种“美国安全利益”论也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已经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尽管台湾当局顽固地拒绝和谈，但包括台湾大多数人士和海外华侨在内的中国人是赞成的。
连美国也有不少人认为，台湾海峡并不存在紧张的局势。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武装台湾当局，岂不是有意制造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难道这不是对在远东和西太平洋地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和平的努力的一种抵消？
难道这不是发展中美战略关系的一种破坏因素？
奉劝那些在卖武器给台湾问题上动各种脑筋的美国人，丢掉幻想。
不论用什么奇招，这着死棋是走不活的。
（新华社）
作者：方华
栏目：国际风云瞭望
中东地区，战略地位重要，是世界著名的石油宝库，历来为帝国列强觊觎角逐的一个重要场所，当今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一个最危险的热点。
近来，以色列在这一地区的侵略扩张，以及苏联和美国为争霸中东采取的新步骤，更使地中海和波斯湾上空风云急骤，不时呈现“山雨欲来”之势。
黎巴嫩战乱再起
4月1日起，在地中海东岸的黎巴嫩再度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以色列军队乘机再次侵犯黎巴嫩南部领土并击落叙利亚飞机，叙随之在贝卡山谷部署苏制导弹，从而引起叙以对阵的“导弹危机”。
苏美围绕黎巴嫩局势在中东开展了新的角逐。
贝鲁特舆论指出，黎巴嫩已经成为两个超级大国“公开斗争的另一个场所”。
美国国务卿黑格指责苏联“策动在黎巴嫩的武装冲突”，是为了转移人们对波兰和阿富汗的注意力。
苏联和叙利亚则指控美国和以色列应对黎巴嫩局势的恶化负责。
双方都在中东展开紧张的外交活动，并向黎巴嫩海域调去了海军舰艇。
显然，自美埃以戴维营协议签订以来，被排斥在解决中东问题之外的苏联，这次乘机插手，是企图重返中东外交舞台。
黎巴嫩当前的局势再次表明，只有制止以色列的侵略挑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才能排除超级大国插手的机会，才能真正实现中东的和平与稳定。
苏联的战略攻势
近年来，苏联为争夺包括黎巴嫩在内的中东地区，接连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战略部署。
去年10月，苏联利用叙利亚与埃及誓不两立以及同伊拉克、约旦和沙特阿拉伯关系紧张之机，同叙签订带有军事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
从而在失去埃及和伊拉克日益离心的情况下，它又在中东“前线”（邻近以色列）地区取得一个新的立足点。
今年以来，莫斯科频繁开展“邀请外交”，为给“拒绝阵线”注入新的“活力”，以抗衡戴维营和谈进程，特邀利比亚国家元首卡扎菲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访苏共商大计；
它为了破坏沙特和约旦等温和的阿拉伯国家为敦促美、欧压以色列让步以解决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而进行的和谈努力，又先后邀请科威特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和约旦国王侯赛因访问了苏联。
包围海湾，卡住油源，控制通道，从而使西方不战而降，原是苏联中东战略的既定目标。
它从阿富汗到红海南端，到地中海南岸和东岸，筑起了一连串阵地，现在尤其注重其中的四个点。
在叙利亚（地处约旦和伊拉克北侧）、南也门（扼守红海口）、埃塞俄比亚（接近苏伊士运河入口）这三个点，苏联已分别立足和扎根，现正利用两伊战争拉拢伊朗，力图打开海湾后门，插足伊朗，进而把四个点连接起来，对整个中东地区形成多边压力。
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加深了阿拉伯国家的分歧，促使由二十二个成员国组成的阿拉伯联盟一分为三，实际形成了沙特、约旦和伊拉克等多数国家，叙利亚、利比亚等组成的“拒绝阵线”，和坚持戴维营道路的埃及这样三足鼎立的局面，从而使苏联有机可乘。
勃列日涅夫今年2月在苏共二十六大上又正式提出了召开有苏联参加的国际会议讨论中东问题的建议。
这就为苏联进一步插手中东制造了舆论和借口。
与此同时，它正加紧扩建其在南也门和埃塞俄比亚的军事基地和设施。
苏联在“和平”攻势掩盖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它在中东的军事实力地位，是造成黎巴嫩和中东局势紧张、动荡、不得安宁的主要根源。
这种种咄咄逼人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不能不引起有关国家和人民的普遍不安。
里根政府的新对策
面对苏联竭力谋求控制海湾和干预中东的行动部署，美国朝野各界越来越紧迫地感到，强调抗击苏联扩张是中东地区的当务之急，也是美国应当“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为此，里根政府在今年3月提出总额达六十九亿美元的1982年度安全援助计划中，70％以上将用于中东地区。
美国还宣布将在1982财政年度向埃及和以色列分别提供二十亿美元援助。
现在，美国已开始实行一项耗资二十亿美元的扩建埃及、阿曼、肯尼亚和索马里等国的军事设施，以及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岛等基地的庞大计划。
里根政府这些重大决策的战略目标是，改变美国在东西方抗衡中所处的不利地位，“迅速增加美国军事力量”，以对抗苏联的全球扩张。
里根政府同时感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单靠美国的力量不行，它除了需要西欧盟国的支持以外，尤其注意谋求同中东国家形成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一致”。
美国国务卿黑格不久前中东之行，虽然使美国同有关国家在抗击苏联威胁这个战略大局上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谅解，但是，里根政府继续采取偏袒纵容以色列、拒不同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中东和谈的立场，是美国中东政策的根本弱点，它不仅无法消除阿拉伯世界的强烈不满和疑虑，而且难免影响美阿联合共同对付苏联威胁战略的实施，从而给苏联以更多可乘之机。
现在，不少阿拉伯国家，都不接受里根政府把对付苏联威胁优先于解决阿以争端的设想，也不同意美国在它们的国土上设立军事基地和永久驻扎军队的要求。
阿盟秘书长卡利比强调：“世界上多数国家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认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
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正义呼声充分表明，美国不改变它一贯偏袒以色列和排斥巴勒斯坦的政策，就难以获得阿拉伯人的信任，莫斯科就有机可乘得以从中挑拨离间、兴风作浪。
这样，随着超级大国争夺的日益加剧，中东地区矛盾交错，不仅和平稳定的前景颇为暗淡，而且随时都可能形成具有爆炸性危险的局势。
在叙以“导弹危机”尚未解决，黎巴嫩局势不见缓和的情愿下，以色列又于6月7日悍然出动飞机，轰炸了伊拉克的核设施。
这种对一个主权国家的野蛮入侵，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再一次向人们敲响了警钟。
栏目：小辞典
戴维营会谈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一日，美国、埃及和以色列在美国举行会谈。
因为这次会谈是在华盛顿附近的总统别墅戴维营举行的，所以又叫戴维营会谈。
以这次会谈为基础，埃及与以色列于当年三月二十六日在美国白宫签订了埃以和平条约。
黎巴嫩的“导弹危机”
今年四月初，黎巴嫩再次发生武装冲突以后，以色列在四月下旬乘机再次侵入黎巴嫩南部。
四月二十八日，以色列在黎巴嫩上空击落了两架叙利亚飞机。
第二天，叙在黎境内部署了两种苏制导弹，以示对抗。
以色列立即指责叙利亚威胁了它的“安全”，要叙把导弹撤走。
叙利亚断然拒绝以色列的要求。
紧接着，以、叙双方在进行激烈的口头攻击的同时，加紧进行军事调动，引起了黎巴嫩危机的激化，这就是所说的“导弹危机”。
作者：张静兰王永来刘富
栏目：家乡喜讯
家禽生财
按咱东北人的话说：家里养只老母鸡，等于有个“聚宝盆”。
但是，真正靠饲养家禽生财，也只是在三中全会之后才谈得上。
前几年，林彪、“四人帮”推行的那个极左路线，连鸡也都倒了大霉，农民家里连根鸡毛都难得见到，“聚宝盆”也就根本谈不上了。
如今党中央连咱社员养鸡的事也摆到心里去了，不但彻底取消了对社员养鸡的一道道禁令，而且提高了禽蛋的收购价格。
大伙一看政府鼓励饲养家禽，都比着养起了鸡鸭。
庄上的汪大叔家养了六十多只鸡和鸭，每天可产四、五十个蛋，他家还不满足，说还要来个再发展。
我家呢，也不瞒大伙讲：比起汪大叔家要差一点，可是也养了二十五只鸡、六只鸭，三只大母鹅，每天能拣二十多个蛋，这笔收入可以说不是“聚宝盆”，也是“小银行”了，平时的油盐酱醋钱只要从鸡窝上顺手拿几个鸡蛋去一换就是了，多方便呀！
至于吃蛋那就更不在话下了，我家中腌的咸蛋就有满满一小缸，少说也有六、七百个。
上次我儿子从部队回来探亲，一到家我就做了一大碗蛋给他吃，孩子开始还舍不得吃，我说，吃吧，算你有口福，要是在前几年，妈妈到鸡腚里去抠也找不到抠的鸡呀！
几句话，把孩子说乐了，一碗蛋吃得干干净净。
战士李其文的母亲 张静兰
遇灾无忧
每到新春换桃符时，作为庄稼人来说，美好的愿望要算是能盼上一个风调雨顺的丰收年。
因为老天不帮忙，农民的日子就难熬。
但是靠天吃饭的情况现在开始变了，即使风不调雨不顺，农民的日子也不发愁。
为什么呢？
说来说去，还是咱庄稼人的话：有了好政策，天灾也不怕。
远的情况咱不了解，近的情况咱还可以数叨数叨。
咱们辽宁北票县去年是旱、虫、雹三灾并重，有的生产队几乎到了颗粒无收的地步，这灾情如果在两年前，人们不去讨饭也得勒紧裤带过日子。
可是，今年的情况，却是家家锅里不愁无米，户户灶下不愁无柴。
这一方面是政府给予了灾情补贴，但更主要的是政策放宽财路广了。
譬如说政府允许生产队劳力组织起来到盘锦去割芦苇，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事，那时尽管盘锦的芦苇长得有几丈高，就是烂在水滩上也不准去收割，谁割谁就是在搞资本主义。
现在队里的劳动力去将割下的芦苇直接交给县里收购站，一个劳动力每天能挣两三元钱，交六角钱给生产队，其余归自己，还有两斤大米补贴，如果超产，既加粮，又加钱，光这一项副业生产就把人心安定住了。
我的孩子清德在部队总是有点不放心家里，我就写信对他说：现在有三中全会的政策撑腰，天灾无虑，你就放心在部队干吧。
战士王清德的父亲 王永来
边地不废
种田人有这样一句俗话：“勤俭之家庆有余”，意思说只要勤俭，家里就不愁吃穿。
但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那几年，勤快人有劲无处使，真叫是逼着人们做懒汉，当穷光蛋。
譬如说吧，在我们黑龙江省北部，人们历来习惯于用房前屋后的空地种点蔬菜、黄烟和向日葵等作物，但是那几年叫嚷割资本主义尾巴，你再有闲功夫也不能去动一铲土，大家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些边边角角的地长“社会主义的草”。
现在政策一放宽，房前屋后变了样。
就说我家吧，房前的地块种上了蔬菜和向日葵，房后的地块种上了黄烟和土豆。
我常笑着对人家说：瞧，我的门前是向阳花，房后是丰收果。
去年，我家除了吃的蔬菜全是这地上长的外，还收到二百多斤黄烟，二百多斤葵花籽。
这些东西不用费多少劲，就是早晚去浇浇水，上点肥。
所以大家都说，政策一放宽，勤快人有劲可使了，边角块也变成寸金地了。
（本栏文稿由二四○医院熊广义整理）
战士刘俊峰的父亲 刘富
剪纸 杨兆群（图片）
据新华社郑州6月11日电 黄河防汛总指挥部最近在郑州召开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四省1981年黄河防汛工作会议，要求各地提高警惕，克服麻痹思想，认真做好防御大洪水的准备工作。
水利部门的科学工作者根据历史和有关科学资料分析，黄河正在进入丰水期，发生大洪水的可能性增加了。
历史经验证明，久旱必有大涝。
黄河从1969年以来，已经连续十二年偏枯，现在出现大洪水的可能性比过去大。
有的科学工作者还根据太阳黑子活动及日食对气象水文的影响，预告黄河近期有可能出现大洪水。
中共中央、国务院对黄河防洪工作十分重视，最近，国务院还批准增拨治黄经费，加强黄河下游防洪工程的建设。
千里黄河大堤经过多年培修加固，进一步增强了抗洪能力。
但是，由于河床不断淤积抬高，现有堤防工程还存在不少薄弱堤段和险点。
会议要求沿河各省立即动员起来，组织好以民兵为骨干、吸收有防汛抢险经验社员参加的群众性防汛队伍。
加强与当地驻军联系，搞好军民联防，确保黄河安全渡汛。
据新华社华沙6月11日电 波兰统一工人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经过两天发言和激烈争论后，于6月10日午夜结束。
会议着重讨论了波兰目前的形势、波党特别九大的筹备情况和苏共中央最近致波党中央的信件。
在两天的会议上，共有数十人发了言。
围绕领导方针和苏共中央的来信等问题，许多发言者摆明了自己的观点，展开了面对面的交锋，言词直截，气氛紧张。
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塔·格拉布斯基在发言中批评现领导已无能力使国家摆脱危机，要求改选政治局和撤销卡尼亚的党中央的第一书记的职务。
曾担任过波军总政主任的沃·萨夫楚克上将在发言中表示同意苏共中央信中有关对波兰局势的评价。
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卡·巴尔齐科夫斯基发言时，表示坚决支持卡尼亚和中央的路线。
负责工会事务的副总理拉科夫斯基在发言中强调指出，“解决紧张局势的唯一办法是协商、对话、政治手段。”
“我只赞成政治的解决办法。”
6月10日，在会议休息期间，中央政治局举行了会议。
全会重新开始后，卡尼亚向大会提出了政治局会议的结果。
他说，政治局决定向全会提出对信任投票问题进行表决的建议，最好是对政治局的每一个人都进行表决，并规定，凡得票不足50％者，不再继续在政治局里担任职务。
对这一建议，会议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与会者表示了信任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的观点和赞成有必要使党的领导统一、坚定、集体行动的观点。
中央委员维尔布兰以卡尼亚所属的“普沃茨克化工厂”党组织的名义，对卡尼亚表示了“完全的信任”。
部队的中央委员们对卡尼亚、雅鲁泽尔斯基也表示了完全的信赖。
在又一次休息过后，卡尼亚提出建议，对政治局的前一个建议作出表决。
表决结果否定了那个建议。
赞成对那个建议进行表决的共二十四票，反对的八十九票，有五人弃权。
接着，提案委员会主席巴尔齐科夫斯基以该委员会名义提出了十一中全会决议草案。
会议结束时，卡尼亚发表了讲话。
据新华社华沙6月10日电 波通社6月10日晚间全文播发了苏共中央6月5日致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
苏共中央在这封信中，粗暴干涉波兰的内政，指名攻击波兰现领导人对“敌人”奉行“退让和妥协政策”，呼吁波兰的“健康力量”“反击阶级敌人，同反革命势力展开斗争”。
这封信指名道姓地说：“我们想强调指出，在提到的所有问题上，斯·卡尼亚、沃·雅鲁泽尔斯基和其他波兰同志们都表示同意我们的观点，但事实上一切照旧，对退让和妥协政策没作任何修改。
阵地一个接一个交让出去。
尽管在波兰统一工人党最近几次中央全会的文件中也承认反革命威胁这一事实，实际上，迄今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同它进行斗争，而对反革命的组织者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指出来。”
信中说：“在最近时期里特别令人不安的问题是党本身内部的形势。
离代表大会还有一个月稍多一点时间了。
可是，选举运动却越来越带有社会主义敌对势力的特点……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敌人、修正主义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手腕，使一些经验丰富、献身于党的事业、德高望重的活动家被排挤出去。”
苏共中央的信威胁说，“更加使我们和其他兄弟党不安的是波兰反社会主义敌对势力的攻势已在威胁我们整个大家庭的利益，威胁大家庭的紧密关系、一体化和边界安全。
是的，威胁到我们的共同安全。”
这封信强调说，“时不待人。
党能够而且应该振奋起来，力挽事态的进程，并在波党‘九大’之前就把局势引上正轨。”
苏共中央在信的末尾重申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的报告中所宣称的话：“我们不会置社会主义的波兰、兄弟的波兰于灾难中而不顾，不会听其任人欺凌。”
栏目：国际简讯
阿富汗飞机侵犯巴基斯坦领空
美暂停向以色列提交四架军用飞机
巴尼萨德尔被解除伊朗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
作者：欧音
四、暗中盯梢
从那以后，阿尔内又干起了这行当。
他在维也纳同杰缅捷夫每次会面，都是他给杰缅捷夫情报，杰缅捷夫给他钱；
然后商定下次会面的时间和地点。
时间总是定在星期六下午五点，地址也总是在大众歌剧院外面左侧石阶旁。
每次会面前几天，阿尔内总是先给佩特罗夫寄一本《商业》周刊，将标有日期的那一页的一个角折下，以表明他能赴约。
然后当他从邮局收到一本美国商业杂志《幸福》月刊时，他就得到了杰缅捷夫也能赴约的暗号。
但在会面前的一、两天，他还得在奥斯陆的某个事先安排好的地方同克格勃人员碰头，以确定这次会面最后没有变化。
挪威保安机构的特工人员总是在暗中盯梢，一方面为了保护阿尔内；
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方式认出了一些苏联间谍并掌握了他们的行踪，以便抓到确凿的证据。
嗅觉灵敏的克格勃也发现了挪威特工人员的跟踪。
于是，阿尔内同杰缅捷夫的这种联系便发生了变化。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时间仍是五点钟，可是在大众歌剧院旁同阿尔内会面的不是杰缅捷夫了，来的是一个又矮又胖的家伙。
此人衣冠楚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就是设在维也纳的国际应用科学分析研究所工作的苏联科学家——伯罗采罗夫博士。
阿尔内事先不知道会面的人有变化。
伯罗采罗夫也没有对杰缅捷夫未能赴约的原因作出解释。
他同阿尔内一见面，便直截了当地说：“杰缅捷夫高升了，因为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不便再离开苏联了。”
接着，他领阿尔内进了一家饭馆。
伯罗采罗夫从阿尔内手中接过一些文件，并把这些文件交给停在门口等候的一辆小汽车里的一个人，让此人将文件迅速带走。
就这样，阿尔内同伯罗采罗夫进行了多次会面。
有一次，伯罗采罗夫曾答应为阿尔内随身带来会面的一份石油报告付一万美元，但当阿尔内把报告交给他时，他却拒绝付钱，并说：“等这报告经过检查之后才能付钱。
这是上司的指示……”当时，阿尔内火了，气冲冲地说：“这份报告是我自己掏腰包买来的，我不想充当克格勃的银行家。”
两人为此动了口角……
然而，他们还是经常保持接触，而且总是在维也纳大众歌剧院外相见后，照常去作长时间的散步。
走着走着，伯罗采罗夫不时地回头，看看是否有人在盯梢。
然后进一家饭馆吃饭，一吃便是几小时。
其间，伯罗采罗夫索取阿尔内随身带来的材料，并向他布置新的任务。
伯罗采罗夫实际上对同北海石油技术有关的一切东西都感兴趣，他想搞到国际石油公司在北海极困难的条件下进行活动的每个细节情况。
因为苏联除了在巴库有一些浅海油井外并无这方面的经验，偷西方的技术要比自己发展简单、省钱。
伯罗采罗夫对中国也十分感兴趣。
他常对阿尔内说：“中国是苏联最难对付的敌人。
我希望你设法同来挪威访问的中国代表团进行接触，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们活动的情况。”
他还问阿尔内是否能提供已发表的有关中国地质调查和石油勘探的报告。
（待续）
欧音编译
陈玉先插图（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