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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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思想解放，心情舒畅，创作热情高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出现了繁荣的局面，我军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品。
部队文艺创作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缺点和问题。
一方面“左”的错误思想影响需要进一步清除，另一方面也需要纠正存在着的某些追求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
两种倾向都是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
有的作品，如部队作家白桦同志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则不仅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甚至到了实际上否定爱国主义的程度。
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部作品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这对于加深我们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认识，提高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的自觉性，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都是有益的。
（一）
《苦恋》写了一个画家一生“苦恋”祖国，却遭到祖国“践踏”的悲剧。
故事从1976年夏天画家凌晨光被追捕、逃亡苇荡写起，往前追述了他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经历，往后写到他在雪原上冻饿而死的悲惨结局。
在旧中国，少年凌晨光家境贫寒，然而处处可以得到善心人的照拂，识才者的器重：彩绘艺人教他绘画着色；
科学家陈先生称他为朋友，陈先生的女儿娟娟赠他拴有同心结的木刻刀，为他唱“我们相爱在星光下”的歌子；
禅院长老把他画的玉兰裱成长卷，回赠他题款“凌晨光居士雅属”的条幅，写着屈原《离骚》诗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青年凌晨光被国民党抓壮丁，巧遇船家女绿娘搭救，彼此深情相爱。
他参加了“反饥饿！
反内战！
反迫害”的运动，被特务追捕，躲进轮船，到了国外。
在美洲的一个国家，他出了名成了家，享有“花园别墅”、“黑色轿车”、“黑人使女”和“有灯光调节的画室”，举办画展，博得了外国人的赞赏和尊敬。
在画廊，画家再次巧遇绿娘，终成眷属。
祖国解放了，画家夫妇抛弃国外的一切，双双返回祖国。
在轮船驶入祖国领海看到五星红旗时，绿娘生下了他们的女儿，取名“星星”。
然而，在社会主义祖国，画家仅仅有过短暂的欢乐，紧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浩劫。
与他们一家爱国心切相对照，着力渲染的是祖国如何不爱他们：全家被赶到昏暗的斗室，“没有窗户，没有阳光，没有空气”；
在画家生日那天，他被打得满身鞭痕。
女儿星星觉得在“这个国家”不能容身，决定跟男朋友弃国出走，凌晨光不同意。
此时女儿反问父亲：“您爱我们这个国家，苦苦地留恋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
凌晨光“无法回答”。
他被人追踪，带着“生活在社会主义祖国还要逃亡”这个百思不解的问号，藏身苇荡，啃生鱼，吃鼠粮，成为荒原野人。
剧终，雪停天晴，人们奔跑着寻找失踪的凌晨光，而画家生命之火已经燃尽，他用最后的一点力量，在白茫茫的雪地里爬出了“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问号上的那一个点就是“他已经冷却了的身体”。
一生了结了，他“眼睛没有闭”，“手尽量向天空伸去”。
这就是《苦恋》描绘的画家凌晨光的所谓“壮丽而艰难的道路”。
（二）
《苦恋》作者向人们宣告：这部作品的主题意义是爱，作品主人公对祖国的爱，也是作者对祖国的爱。
但是，作品的主题思想总是通过它的具体情节展示出来的，看过作品之后，我们不能不说它所描写和抒发的感情，并不是对祖国的“爱”，而是在“爱”的掩盖下，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怨恨。
爱国，爱国主义精神，从来不是抽象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不同的阶级社会里有着不同的内容。
今天，我们讲爱国，不只是热爱我们祖国的地大物博、山川秀丽、历史悠久和灿烂的文化传统，而是要热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十亿勤劳勇敢的人民，热爱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热爱党领导下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
这种爱国主义具有最广阔最深厚的社会基础，具有崭新的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内容，是历史上任何的爱国主义所不能比拟的；
它反映了人民和国家间的新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难道今天对祖国的爱，能够同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爱相对立吗？
但是，《苦恋》所反映的却不是这样。
它描绘的旧社会还有些情谊和温暖，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却处处是苦痛和悲剧；
旧社会爱国者被迫害还有人救援，在新中国爱国者不但仍被迫害而且走投无路；
在美洲的那个国家遍地“阳光灿烂”，社会主义祖国却是一团漆黑。
《苦恋》描写凌晨光如何爱国，正是为了反衬祖国如何不爱他。
在这部作品中，甚至连五星红旗也被泼上了污水。
画家的女儿在五星红旗下诞生，却无法在五星红旗下容身，弃国出走时交替出现的画面是“闪着金光”的五星红旗和“失声哭泣”的星星，还伴随着星星诞生时她父母对话的画外音：“起个名儿……”“就叫星星吧！”
五星红旗是社会主义祖国的庄严象征，竟被嘲弄到如此程度，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人，读到此处不能不感到一种无法容忍的屈辱。
《苦恋》违背历史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用如此强烈的对比，清楚地表达了作品的主题思想：新中国不如旧中国，共产党不如国民党，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祖国不仅毫无可爱之处，而且可憎可怕。
六十年来，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才根本改变自己的命运，在世界上站起来了。
我们党领导下的伟大的人民解放事业，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史册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
今天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历史的真理，人民的心声。
尽管建国以来，我们党的工作有过失误，几经挫折，特别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但建国三十年来的成绩仍然是巨大的。
借批评党曾经犯过的错误以否定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决不是歌颂爱国主义，而是对爱国主义的污辱。
《苦恋》通过艺术形象散布了一种背离社会主义祖国的情绪。
尽管作者曾说作品意在“表现中华民族的凝聚性和向心力”，然而，人们在作品里看到的恰恰是这种“凝聚性和向心力”如何遭到摧残。
作品通过画家女儿之口提出的“您爱我们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这句尖锐的问话，才是这部作品的真实主题。
整个剧情都在阐发着这个主题。
画家凌晨光“痴恋着祖国”，被摧残得家破人亡。
与画家在苇荡相遇的历史学家冯汉声放弃了国外的“最现代化的生活”，落得个一辈子对祖国的“单相思”。
与画家同船回国的诗人谢秋山夫妇，被逼得“夫南妻北”；
当诗人看到妻子云英的“死亡通知书”时，画外音里传来了妻子的咳嗽声和她在归国船上所说的话音：“就会好的，回到祖国就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所有这些，实际上成了对于祖国的控诉和诅咒，是散布一种对祖国怀疑和怨恨的情绪。
这种情绪同我国广大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热爱党的赤子之心，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最近报刊广泛介绍的原太原工学院副教授栾fú，1949年从台湾大学回到祖国大陆，尽管十年浩劫中受到迫害，但他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对祖国的灿烂前程，始终充满信心，百折不挠地把自己的全部心血献给了社会主义祖国，祖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这些年来，许多侨居海外的科技工作者，纷纷回国参加四化建设。
“不管祖国怎样贫穷、落后，她总是我的祖国；
就象我的母亲，不管她怎样穷，总是我的母亲。”
这是他们发自肺腑的共同语言。
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伟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今天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大团结的重要思想基础，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的巨大精神力量。
而浸透在《苦恋》这部作品里的离心情绪，却伤害了我们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的自信心，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利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四化事业。
（三）
作者说，这部作品是揭露和审判“四人帮”的。
可是，人们从作品中，却看不出哪些是“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也看不到党和人民对“四人帮”的斗争。
作者用大量的形象、隐喻、符号和语言，反复表现的是“神佛”对人的精神奴役，“太阳”下人的苦难命运，以及五星红旗飘扬的土地上发生的悲剧。
很明显，作品中的神佛、太阳，所影射的并不是“四人帮”；
而把一桩桩悲剧安排在五星红旗下，也决不是为了审判“四人帮”。
星星说的“这个国家”，就更没有道理说是指的“四人帮”了。
祖国和“四人帮”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同样，党和“四人帮”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一个对人民负责的作家怎能如此歪曲历史，把“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当作伟大祖国对自己儿女的冷酷无情，把十年浩劫的灾难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把党和“四人帮”等同起来加以鞭挞呢？
我们谁也没有忘记“四人帮”横行期间的苦难，是“四人帮”践踏了祖国和她的儿女，国家和人民一起受难，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国家遭受到极大的破坏。
但是，尽管林彪、“四人帮”篡夺了党和国家的一部分权力，我们的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他们进行的抵制和斗争始终没有停止。
最后也正是党领导人民起来粉碎了林彪、“四人帮”。
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的党和国家是同广大人民共命运的，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祖国是属于人民的。
粉碎“四人帮”以来，不少文艺作品正确地反映了这段历史，以鲜明的爱和恨，给人以启发、信心和力量，例如影片《巴山夜雨》就显示了广大人民跟林彪、“四人帮”是根本对立的。
《苦恋》却不是这样，它把党和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分离了开来，又把党和祖国同林彪、“四人帮”混淆在一起。
作品中诗人谢秋山朗诵的一首诗：“既然是同志、战友、同胞，何必要给我设下圈套？
既然你打算认我戴上镣铐，又何必面带微笑？
既然你准备从我背后插刀，又何必把我拥抱？
你们在我们嘴上贴满了封条，我们在自己的脑袋上挂满了问号！
……”明明白白地表明了作品要揭露和审判的并不是林彪、“四人帮”，而是我们的党、党的领袖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打着反对封建主义、反对现代迷信的旗帜，诋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这部作品的另一主题。
作者曾说：“中国现代封建主义比辛亥之前的封建主义还要厉害”。
《苦恋》拼凑的艺术形象，就是对这一概念的图解。
作者还曾就《苦恋》的创作意图，作过如下的告白：“祖国的象征绝不是历代帝王和当权者，绝不是！
相反，他们是践踏祖国母亲的人”。
这里的历代“当权者”一词虽然隐晦，但含义不难理解，这是包括我们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在内的。
《苦恋》这部作品中，描写造神、信神、群众被神愚弄的画面贯穿全篇，反复出现这样的对话：“为什么这个佛爷这么黑呀？”
“善男信女的香火把他熏黑了……”而且用北京大街上“满街都是挥动着语录本的人，一张张虔诚、天真而狂热的脸”来与之呼应。
禅院长老和少年凌晨光关于神佛、香火和庙堂的对话的中心意思是：庙堂制造了神佛，愚弄了善男信女，骗取了香火。
这种隐喻和暗示，所能产生的社会效果，只能是把人们对“四人帮”的仇恨引向党和党的领导人，引向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反对封建迷信，也反对现代迷信。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反对现代迷信就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关系的基本原理。
无产阶级政党和它的领袖是在人民革命斗争的长期考验中产生的，他们不是泥塑木雕的偶像，不是靠迷信制造出来的幻影，他们因为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为人民群众所拥护。
但领袖是人不是神。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建树了伟大的功勋，他晚年也犯了错误，这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不幸，虽然如此，他的功绩仍然是第一位的，错误只是第二位的。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千百万共产党员和亿万人民群众用血汗凝成的宝贵财富；
它的基本原则将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中国人民的精神武器，指导我们不断将革命推向前进。
全党讨论真理标准，破除现代迷信，是要求人们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观察处理问题从实际出发，摆脱“本本主义”和两个“凡是”的束缚；
但这不是要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恰恰是为了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苦恋》的作者把我们的党和党的领袖同“历代帝王”相提并论，把他们说成是“践踏祖国母亲的人”，把广大干部群众污蔑为“善男信女”，讲这种话，作这样的描写，实际上使自己滑到同党和人民对立的位置上去了。
（四）
《苦恋》一再出现天空中自由翱翔的人字雁群，一再唱出“我们飞翔着把人字写在天上”，人是“天地间最高尚的形象”的主题歌，用来和祖国大地上人的悲惨境遇作对照。
据说，这种构思“将促使人们思考：什么是人的尊严？
什么是人的价值？”
毛泽东同志说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我们民族、我们党有多少优秀儿女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前仆后继，为了人民的尊严而宁死不屈，他们在为社会进步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奋斗中，实现了人的价值。
我们尊重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但从不脱离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人而去空谈抽象的“人类之爱”。
旧社会，中国人民处于无权的地位，谈不上人的尊严和价值。
只有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人民才得以当家作主，知识分子才得以有所作为，海外侨胞才得以不被异国歧视。
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是人类最壮丽事业的探索者和实践者，是彻底的革命人道主义者。
但是《苦恋》这部作品又是怎么写的呢？
它把我们党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宗旨，歪曲为神的护国佑民，只是写在经书里，悬在天空中，可望而不可及的欺骗。
作品中一再用天上的人字雁群和人是“天地间最高尚的形象”的主题歌，来反衬地上的人的悲惨命运，指责我们的党践踏了人的尊严，抹杀了人的价值，制造了祖国大地上的人的悲剧。
作品中的人的颂歌，不但和两年前西单墙上的那些所谓争“人权”的论调相似，而且和一百多年前代表德国小市民利益、反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相似。
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观点作了透彻的分析：他们“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共产党宣言》）《苦恋》讴歌的“人”就是这样的，它并不代表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不过是作者按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概念虚构出来的，超脱中国社会现实的，用来责难党和社会主义的工具而已。
《苦恋》摘屈原《离骚》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卷首语，还用《离骚》中的另一诗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表现画家凌晨光不屈不挠的“求索”精神。
本来屈原对祖国的爱，表现在他对楚国的忠诚和对人民的同情，屈原的求索，突出表现在他立志改革，主张“国富强而法立”的进步思想。
而《苦恋》所鼓吹的“求索”，是怀疑党怀疑社会主义的“求索”，是突破四项基本原则框框的“求索”，是引导人背离祖国的“求索”。
这不是继承了屈原精神，而是对屈原精神的悖逆。
作品歪曲屈原精神却套用屈原故事，塑造了画家凌晨光的悲剧形象。
作品也正是用了这个类似两千多年前屈原自沉汨罗的古老悲剧作为高潮而结束的。
在茫茫的雪原上，在人字雁群消逝在天际时，画家用他的血肉之躯，在祖国母亲的胸膛上爬出了一个问号，在问号的那一个点上，终结了他“求索”的路程。
凌晨光虽然死了，一个“越来越大”的问号却摆到了人们面前。
作者用自己的话作了回答：这样的构思是“希望人们从这些破碎的心灵的血浆里看到惨痛的教训，丢掉对自命为祖国象征的那些人的幻想，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那么，谁是自命为祖国象征的那些人？
向谁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作品提出的问题，不能不使人得出这样的看法：它的锋芒是指向党，指向四项基本原则的。
（五）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立国之本。
它的内容是载入了我国宪法的。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应遵守，各条战线各项工作都应遵循，文艺工作不能例外。
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的出现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
如果容忍这种错误思潮自由泛滥，势必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造成危害，也就不可能顺利进行经济调整和四化建设，这是违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我们批评《苦恋》的错误倾向，目的正是为了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保卫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
双百方针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方针，指的是在文学艺术中各种形式和风格的自由竞赛，在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反对用行政的方式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
如果把它理解为可以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没有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那就会走到违背广大人民利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邪路上去。
因此，对于错误倾向开展说理的批评，进行必要的思想斗争，不但不会妨碍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而且有利于双百方针的正确贯彻。
如果掩盖错误，堵塞批评，回避斗争，则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利，对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不利，对犯错误的同志也不利。
我们希望通过对《苦恋》这部作品的批评，提高我军文艺工作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自觉性，也希望《苦恋》的作者能从这一错误中吸取教训，端正创作思想，在今后能写出有益于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的作品。
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就必须理直气壮地、始终不渝地同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进行斗争。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军贯彻执行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根本前提，也是我军各项工作包括文艺工作在内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我军每个干部战士，特别是共产党员，都要把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神圣的职责。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
每一个爱国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工作者，都应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想，正确贯彻双百方针，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和发展，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正确反映我们所处的新时代，促进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为四化的伟大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这样做，才无愧于哺育我们的党和人民，无愧于我们亲爱的社会主义祖国。
作者：程和平陈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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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平、陈乃文）
毛兴达（左）在辅导学员。
甘玉明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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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4月19日电 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最近指出，要把学习和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作为当前部队政治工作的中心，继续抓紧抓好。
他说，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在主要纠正“左”的错误思想影响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右的或其他错误思想的纠正。
韦国清是在南京部队某军进行了十多天的调查研究以后说这番话的。
在部队，他分别同军、师和团的领导干部座谈，又参加班排战士的学习讨论，了解部队贯彻落实中央工作会议和为贯彻中央工作会议而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取得的成效，并从部队的实际出发，对继续深入学好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提出了意见。
韦国清说，学习和贯彻落实中央工作会议精神，重点要抓好团以上领导干部，要以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为准进行工作。
各级党委在抓好自身学习的同时，要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和大量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对部队系统地进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并在教育中引导大家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
韦国清说，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这是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也有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
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会妨碍解放思想，认为强调解放思想就会脱离四项基本原则，这两种看法都是片面的。
过去的一个时期内，由于我们党存在着“左”的指导思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我们一些干部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有些干部对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理解，主要是受“左”的方面的影响。
我们军队对“左”的影响不能忽视。
在主要纠正“左”的错误思想影响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右的或其他错误思想的纠正。
不同地方，不同时间，不同问题，要按具体情况办。
纠正“左”的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
韦国清说，没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就失掉了精神支柱，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总政提出的“四有”、“三讲”、“两不怕”口号（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讲军容、讲礼貌、讲纪律，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并号召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结合军队的实际提出来的。
军队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大讲精神文明，使我军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
作者：袁臣赵国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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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连先作了四次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辅导，着重弄清社会主义的科学含义，讲清为什么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
然后派出调查小组到市计委、工厂、人民公社和社员家庭进行调查，了解了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情况，并发动大家把个人家庭三十多年的前后变化进行对照，算了一笔账。
解放初，全连没有一家有存款，有的家庭还拉了不少饥荒。
现在，全连干部战士不少家庭有了存款，还分别添置了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电视机、大衣柜、沙发和其他家用电器。
哈尔滨市入伍的战士仲四旗家，解放前十二口人，房无一间，靠父亲一人劳动为生，生活十分困苦。
解放初，政府安排了他家三个人就业，但由于人口多，仍欠款五百元。
现在哥哥、姐姐分家另过，家里四口人，都有工作，买了四块手表，两辆自行车，还有存款。
通过算账，大家看到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尽管走了一些弯路，但变化还是不小的，成绩还是很大的，这是一条广大劳动人民走向富裕的康庄大道。
与此同时，连队组织大家阅读了一些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料，对两种社会进行了对比，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没落本质。
既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为什么我们还遇到了那么多挫折？
七连引导干部战士具体分析，看到这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必然联系，主要是工作中的“左”的错误造成的。
只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些困难和错误是不难克服的。
许多同志用调查的事例说明了这一点。
驻地某市，过去有的工厂企业盲目上马，原料没来源，产品无销路，造成了大量亏损，国家年年补贴。
通过调整，一些工厂实行关停并转，很快扭转了被动局面，有的工厂产值一下增加了三四倍。
调整期间，对工人作了妥善安排。
八班长张晓锋说：如果在资本主义国家遇到这样的困难，是不可能象我们这样有组织、有计划地顺利解决的。
究竟哪种社会制度优越，这不是很清楚吗！
七连注意做好个人和家庭有实际困难的干部战士的思想教育工作。
他们一方面讲给低工资的干部、职工调级，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城镇人口实行副食品价格补贴，一些灾区减免税收，对军烈属优抚照顾，救济有困难的群众家庭等大量事实，使大家看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的生活受到高度重视，国家总是尽可能地帮助解决困难的，这是资本主义所不能比拟的。
同时，也向大家讲清，社会主义社会物质还没有极大的丰富，特别是我国当前还面临着一系列困难，人民群众生活改善只能是逐步的，不可能完全满足需要。
他们还组织了“国家有困难，我们怎么办”的讨论。
班长丁林说：我七岁时父母双亡，祖国就象母亲，把我这无依无靠的孤儿抚养成人。
现在母亲经过十年动乱的创伤，大病初愈，我们做儿女的要帮助她克服困难，尽快康复。
（袁臣、赵国忠）
作者：何开元
栏目：思考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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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同志在最近一次讲话中说：“你要嫌工作麻烦，你就别做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是解决麻烦的，共产党员就是要克服困难的。”
这话讲得多么中肯！
干革命，总会遇到一些麻烦事。
对待麻烦事，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满腔热情地接近它，积极认真地研究它，千方百计地解决它；
另一种是：一躲，二推、三拖。
麻烦事一来，先是躲，躲避不了就推，推不了就拖。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管是对群众中的疾苦、工作上的问题、国家建设方面的困难，都应当采取前一种态度。
这是共产党员对自己的起码要求，也是我们党在群众中有威望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记得有一篇文章提到，革命前辈任弼时同志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多用钱，三怕麻烦人。
但他对革命工作，是丝毫不怕麻烦的，直到病重的时候，还在夜以继日地考虑抗美援朝的大事。
我们从任弼时同志身上领悟到，对待“麻烦”，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自己的事，要尽量少麻烦别人，少麻烦领导；
对国家的事，要主动去解决，乐与麻烦作伴。
如果每一个革命者、共产党员都能这样做，那末，当前我们国家问题成堆、问题成山的现状，也就不难改变了。
（何开元）
作者：唐招增唐平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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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好事做了千百次，礼物一件也不收。
驻福建侨乡某守备团，遵守群众纪律，讲究精神文明，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赞扬。
今年春节前后，这个团两次出动一千二百多人次，到石狮镇打扫卫生、整修道路，还派出技术人员帮助镇上搞自来水工程的测量。
石狮镇领导多次向部队提出要给参加义务劳动的分队送三部收录两用机，部队说啥也不收，最后他们只好给每个单位赠送一面“拥政显本色，爱民谱新篇”的锦旗，以示谢意。
这个团的医务人员，去年以来走村串户，为侨乡群众巡诊治病二千多人次，患者亲属常常拿出一些礼品相送，他们总是这样回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心意我们收下了，礼物请你们拿回去。”
团直通信连驻在著名的姑嫂塔下，经常有许多华侨和港澳同胞来这里游览参观。
连队及时派出干部战士给侨胞送茶水、提行李、扶老携幼，同时教育大家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做到递烟不接，给糖不要，送礼不收，使侨胞很受感动。
通信连驻地的许多侨眷家里有电视机、录音机、电唱机，因为离城镇较远，维修很不方便，这个连的修理所技师陈建等同志利用业余时间，热情为他们义务检修。
一次，永宁大队一位侨眷的电视机坏了，陈技师花了三个多小时帮助修好了。
这位侨眷很高兴，要送给他一部袖珍电子计算器，陈技师婉言谢绝。
前不久，一位回国探亲的华侨听到这些事，感慨地说：见物不贪，送礼不收，这样的军队真好！
（唐招增、唐平岳）
栏目：编后
版面：头版
作者：蔡志培
版面：头版
作者：邱晓光
本报讯 3月20日，一个年近六旬、鬓发斑白的老战士走上某师礼堂的讲台。
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干部战士上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课。
他就是曾和张思德同志在一个团工作过的原某师副政委、离休干部郭成财。
郭成财是1940年入伍的老同志。
1943年曾和张思德同志一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
在长期的战斗生活中，他耳闻目睹了许多感人肺腑的事，记下了不少具有高尚品质的事迹。
部队进行精神文明的教育之后，郭成财心情很激动，他觉得作为一个受党培养多年的老战士，有责任把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讲给干部战士听，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的想法得到了部队党委的热情赞助与大力支持。
郭成财精心准备讲课内容。
他除回忆、整理材料之外，还几次到连队了解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掌握了回答问题的第一手材料。
为了事先听取干部战士的意见，提高讲课质量，他还在特务连试讲，然后按照大家的意见进一步整理修改。
他针对当前部分战士对我军的优良传统缺乏了解的情况，分别讲述了延安时期艰苦奋斗的精神，建国初期、六十年代初期艰苦创业、克服困难的精神。
他运用大量的事实、战例，细致地给干部战士描述了一个又一个场景，介绍了一个又一个人物。
他在讲解“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时，讲述了当年在安塞山中烧炭的艰苦岁月：那时中央警卫团负责为中央领导机关烧炭的任务，张思德经常早起晚睡，一个人利用休息时间上山砍柴，每逢出炭的关键时刻，他总是第一个冲进高温的炭窑。
他身居炭堆旁从不多烧一块炭，有时风大天冷，他还把棉衣让给同班战友穿。
他三十多岁还没有成家，却从不向组织提个人要求。
他每天默默地工作，默默做有利于他人的好事，早上给同志们打洗脸水，晚上给同志们烤鞋垫……。
郭成财用这些平凡而感人的小事，给干部战士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形象，使大家受到了一次生动的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
（邱晓光）
作者：胡洪威王瑞领
本报讯 全国战斗英雄郅顺义勉励隆化驻军某部指战员响应总政治部的号召，做“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硬骨头战士。
隆化是董存瑞烈士英勇牺牲的地方。
驻守在这里的某部指战员，都以能战斗在英雄献身的地方而感到光荣，多年来，他们坚持开展向董存瑞学习的活动，涌现了一批具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战士。
四月初，董存瑞的同班战友、某师副政委郅顺义因公来到隆化，这个部队就邀请他给指战员介绍董存瑞烈士的英勇事迹。
在董存瑞手托炸药包的塑像前，郅顺义对大家说：“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是我军的光荣传统，过去打仗我们靠“两不怕”精神，现在保卫祖国，保卫四化还要靠“两不怕”精神。
郅顺义还来到某部无线电连，亲切询问青年战士的成长进步情况。
当郅顺义听说台长李红喜发扬“两不怕”精神，取得训练好成绩，荣立三等功时，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向你学习，我们革命战士只有平时不怕艰难困苦，打起仗来才能不怕流血牺牲。”
郅顺义讲革命传统，使指战员受到深刻教育。
很多青年战士当场把老英雄的话记在日记本上，决心以董存瑞烈士为榜样，发扬“两不怕”的革命精神，为保卫祖国，保卫四化贡献青春。
这个部队还作出决定，采用多种形式，深入开展向董存瑞烈士学习的活动，把干部战士培养成“两不怕”的硬骨头战士。
（胡洪威、王瑞领）
栏目：编后
在开展学雷锋、学英模、努力做到“四有”、“三讲”、“两不怕”的活动中，战斗英雄郅顺义和张思德生前战友、离休干部郭成财到部队给年轻的干部战士讲传统。
他们的做法很好，尽到了一个老同志应尽的责任。
老同志跟着党戎马生活数十年，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较深刻的理解，亲眼看到过许多英模人物的英雄壮举和高尚行为，对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有深切感受。
这些，都是部队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的宝贵材料。
今天，我军许多年轻的干部战士，生在新社会，长在动乱中，对过去战争年代的情况不甚了解，对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也知之不多，体会不深，从而他们对建设高度精神文明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
我们的老同志有责任用自己的体会，给青年一代讲讲战争年代的艰苦斗争生活，讲讲当年部队在党的领导下发扬革命精神的生动事迹，激励大家继承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先锋。
各级党委和领导也要注意发挥老同志的作用，组织他们向部队讲传统，进行形象生动的教育，推动“四有”、“三讲”、“两不怕”活动深入开展。
作者：侯鲁梁
栏目：工作研究
最近听到一种说法：狠抓外军研究是对的，但外军研究与基础训练没有太大的关系，只要在下半年合成训练时抓好就行了。
因此，有的单位前一阶段外军研究很热烈，现在却出现了冷场的现象。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很需要端正认识。
战术技术基础训练符合实战，是使合成训练符合实战的前提，而要使基础训练符合实战就必须研究外军。
比如进行打坦克训练，就必须研究敌坦克的技术性能、战术运用及强点弱点；
进行防化技术训练，就必须研究敌原子化学武器的性能、使用原则及规律；
进行单兵战术训练，就必须研究敌攻防战斗的原则及特点；
进行伪装训练，就必须研究敌侦察手段及侦察器材的性能等等。
只有紧密地联系敌人的实际情况，才能知道基础训练应该练什么，如何练，练到什么程度，才能使基础训练有的放矢，针对性强。
由于敌技术装备和战术手段的变化，我军原来的基础训练中有些内容和方法已不符合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亟待改革。
拿步兵武器打飞机训练来说，敌人战术飞机的飞行速度已由过去的每秒几十米提高到二三百米，在步兵武器射程内停留的时间仅几秒钟。
不研究这种新的情况，仍按现行的方法组织训练显然不行。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增加识别训练和反映训练，加强集火训练；
应该改革取提前量的方法，力求简化计算过程，缩短射击准备时间。
所有这些改革，都必须在深入研究外军，熟知敌人的基础上进行。
在基础训练中研究外军，需要更多地研究敌人的单兵、单炮、单车、单机、单艇。
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很不够的。
比如，有的同志只了解敌坦克的战术技术性能，不了解敌坦克在不同的战术情况下可能如何行动，因此在打坦克基础训练中老是觉得没练头，练来练去还是老一套。
如果根据敌坦克的行动特点，进行各种不同战术情况下的打坦克训练，就能使训练打破旧框框，取得新成果。
再者，敌人的技术与战术、单一与合成也是个有机的整体，战术从技术而来，合成从单一而来。
认真研究敌人的单兵、单炮、单车，单机、单艇，就能够更深刻更具体地了解敌人，为研究敌人的合同战术打下基础，为下半年合成训练中的外军研究创造有利条件。
在基础训练中有针对性地研究外军，不仅能够学会如何对付敌人，而且能够从敌人的技术和战术训练方法中受到启示，进一步促进基础训练。
比如，有的单位进行坦克单车战术训练时，学习外军的规避战术，提高了坦克在战斗中的生存能力；
有的单位在指挥基础训练中，学习外军的先进指挥方法（统筹法、网络法等），大大提高了司令部工作效率；
有的单位学习外军基础训练的先进方法和经验，大大提高了训练效率。
全军都在研究如何以劣胜优。
敌优我劣主要表现在武器装备方面。
一般说来，在基础训练中有针对性地研究外军，必须重点研究敌武器装备的性能和战术运用。
这样，通过研究，便能认清敌究竟优在何处，我究竟劣在何处，从而拿出减杀敌之优势的手段和改变我之劣势的良策，真正把基础训练统一到以劣胜优方面来。
弄清楚在基础训练中加强外军研究不是无关紧要，不是无所作为的道理，那就应该扎扎实实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要正确认识外军研究与基础训练的关系，克服等待思想，迅速把外军研究提到议事日程，把外军研究计划和措施落到实处，改变外军研究冷场的现象。
要针对各种基础训练，如战斗射击训练、基础战术训练、三打三防训练、专业基础训练、指挥基本训练等，确定外军研究的内容，究竟应当研究什么需要明确。
研究的方向和内容明确了，外军研究才可能开展起来。
要结合基础训练探讨外军研究的新方法，象目前有的单位用兵对兵、将对将的方法研究外军，就很值得提倡。
作者：李辑
栏目：思想战线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优劣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三十年间，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较快。
从1945年到1973年，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美国为4.6％，日本为12.5％，西德为6％，法国为5.7％。
这样的增长率虽然一般还不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但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是少有的，而且由于它们原来的底子厚，因此，生产力就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弄清楚这些国家战后经济发展较快的原因，对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优劣的问题，是很重要的。
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较快的原因有哪些呢？
（一）科学技术有一个空前的突破，促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科学技术是在人们生产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
它的发展同社会生产方式有密切联系，但又有其自身的规律性。
它通常总是随着前代知识的积累，而逐渐加快发展的速度，并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出现重要的突破。
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基础科学领域内就产生了以狭义相对论、量子力学等为代表的伟大发现。
近三十年来，随着这些发现在生产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原子能、宇宙航行、喷气技术、电子技术，人工合成材料、激光技术便以空前的规模发展起来。
这些新兴部门的发展，又迅速冲击和扩展到其他部门，引起整个社会的生产技术革命，使社会劳动生产率得到普遍提高。
现在，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可以生产比过去多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产品。
这是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大发展的主要原因。
这种波及几乎全部生产部门的科技革命，是在广大人民特别是全世界的科学工作者和工农群众许多代人的努力之下，科学技术经过一个渐进发展过程和逐步积累之后形成的一次突破。
一些资产阶级政客把科学技术的这个突破鼓吹为资产阶级“对人类发展和社会繁荣的关心”的结果，这完全是瞎说。
（二）四、五百年来血腥剥削和掠夺的资本累积过程，为这些国家战后的科技革命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战前的1939年，英、美等国几种主导性工业生产部门的产量如下：（附表格）
这些国家战后的科技革命和生产发展，是在这个基础上前进的。
而这个基础的形成，从十五、十六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算起，经历了四、五百年血腥的和痛苦的发展过程。
十六世纪初开始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原始积累时期。
资产阶级为了造就资本主义发展的两大基本前提，即大批丧失任何生产资料的自由劳动者和组织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巨额货币财富，直接依靠最野蛮的暴力对广大农民小生产者进行剥夺。
特别是圈占农民的土地，把它们变成大牧场、大农场，由农业资本家经营，使农民成批流离失所，迫使他们成为资本的雇佣奴隶。
马克思指出：“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七八三页）同时，他们还进行了最野蛮的殖民掠夺，在亚洲、非洲、美洲抢劫黄金、白银，从事鸦片贸易，猪捕和贩运黑人。
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从非洲运到美洲做种植园奴隶的黑人估计达一千五百万人，血腥的奴隶贸易使非洲总共牺牲的人口估计达一亿。
整个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是资产阶级一堕地就写下的最黑暗，最无耻的一页。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从英国开始，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发生工业革命，机器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女工和童工大量使用，把一部分成年男工排斥在工厂之外，形成庞大的产业后备军。
这使资本家得以最大限度地压低在业工人的工资，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使广大工人常常处于精疲力竭的状态，严重损害工人的身心健康，缩短工人的寿命，工伤事故层出不穷。
对于工业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状况的极端恶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恩格斯在《乌培河谷来信》、《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都作了详尽的描述。
到了二十世纪初，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虽然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破坏日益强大的工人运动，以高工资收买一小撮工人贵族，但绝大部分工人的贫困状况并没有改变。
此后，各帝国主义垄断集团为了垄断超额利润，争霸世界，两次发动世界大战，驱迫劳动人民当炮灰，全世界死伤了九千七百万人口。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是在过去四、五百年间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用尸骨和血泪建立起来的生产力基础上取得的。
资本主义的这段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奴役、压榨、侵略、残杀、征服的血腥的历史。
对这段历史，我们有些青年同志不了解。
他们只看到眼前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就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羡慕心理，而没有看到这种“物质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我国劳动人民要发展生产力，决不能再去走这条血腥的苦难的道路。
在帝国主义已将世界瓜分完毕，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的客观政治形势下，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铲除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祸根，使我国劳动人民避免了资本主义发展必然要经历的长期的痛苦的过程，这是我国人民的大幸。
对这一点，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资产阶级政府加强了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了一些调整。
战后初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从一般的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
各国政府的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战前一般是10—20％，现在已达25—45％或更高水平。
没有国家的力量，耗资巨大的原子能工厂、复杂的宇宙航行技术、广泛的现代化公用设施、投资大而见效慢的基础工业、庞大的科学试验机构等等，要想建立起来，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1973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研究费中，国家提供的比重：美国是54％，西德是47.1％，法国是56.4％。
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投入四十多万人力，耗资三百亿美元，组织了二万多家大中小型公司和厂商参加。
这是私人垄断资本不可能做到的。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私人资本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局限性，从而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有一定推动作用。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国家大规模直接投资，实际上是把劳动人民的收入通过征收所得税等形式拿回来还给资本家。
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还采取发行公债，大搞财政赤字，维持高通货膨胀率等强制性的手段，扩大社会投资，刺激经济增长。
五十年代，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消费物价每年平均增长率在1.4—3.4％之间，六十年代上升到2.6—5.8％，到了七十年代，有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竟高达两位数字。
这些手段，在短期内确也收到了刺激经济增长，延缓危机到来的作用。
但是，这不过是使急性病变为慢性病，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积重难返。
近年来，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纷纷呼吁改变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做法。
除此以外，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还有一个重要手段，那就是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以刺激经济增长。
如美国，其整个工业的发展就是与战争和为战争服务的军事工业的发展分不开的。
凡有较大的战争，政府的军事订货增加，工业发展速度就加快。
侵朝战争中，美国工业增长率为6.9％，印支战争时期为5.2％，而在没有战争的1971—1976年间，其工业几乎停步不前。
战后的日本，更是靠美国侵朝、侵越战争中的加工订货发了横财，才有那么高的工业增长率。
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对自己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也作了一些改良性的调整。
例如有些国家（如日本、西德）的某些企业采取吸收工人参加管理等措施，诱使工人为企业取得更大利润卖力。
资产阶级采取了“把蛋糕做得大一点”的欺骗手段，从攫取的超额利润中，拿出一点点来，对工人的工资、福利作一些提高和改善，使得阶级矛盾在战后一段时间内比较缓和，社会比较安定。
这也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条件。
但是这些改良丝毫没有触动工人阶级被剥削、被统治这一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
这种调整在一定时期内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但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垂死阶段这一基本状态。
（四）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加强了对本国工人的剥削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
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的剩余价值率大为提高。
1947年美国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是146％，1975年提高到263％；
西德1950年工业中剩余价值率为204％，1974年提高到265％，日本的剩余价值率1951年为275％，1960年为421％，到1976年上升到431％。
这说明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实际是大大加重了。
另外，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开支主要是依靠税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个人所得税，而这项赋税主要落在劳动人民头上。
如战前的1938年，美国国家收入中，劳动人民负担的所得税和社会保险占21％；
战后，1977年，增长到74.4％。
目前，美国工人纳的税就占其收入的20％或更多。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还加强了国际剥削，大肆掠夺第三世界国家。
其重要手段之一，是资本输出。
1938年，美、英、德、法资本输出总额为390亿美元。
1976年，仅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私人直接投资就达377.5亿美元。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利润率一般要比国内高一倍以上。
1976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资本输出净额是十七亿美元，汇回的利润却达六十九亿美元，这还不算在国外再投资的部分。
截至1972年底，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石油私人直接投资总额为十八亿美元，同年赚取的纯利润即达二十四亿美元，利润率高达130％。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不等价交换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规模也超过战前。
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大宗原料、初级产品的价格被压低，而进口的制成品价格却不断上涨。
例如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命脉之一的石油，就曾被压低到九美分一桶。
而美国石油需要量的30％，日本的70％到90％，都要靠从发展中国家进口。
廉价石油，曾经是战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位比利时记者在谈到日本经济发展时，曾正确地指出：日本的经济增长“应归功于廉价的能源”。
据国外经济学者估计，1973年第三世界石油生产国联合提高石油价格之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每年大约达一千亿至一千五百亿美元。
近三十年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原因主要就是这些。
今后，资本主义经济很难持续、稳定地发展下去。
因为上面提到的种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因素，现在一部分已经消失，另一些因素在一定时期、一定限度内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深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由它所决定的其他各种矛盾。
随着这些矛盾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暂时繁荣必然转向自己的反面。
进入七十年代后，这种转变趋势已越来越明显了。
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专门来讲。
（李辑）
（第六讲完，全文待续）
作者：嘉陵
栏目：思想战线
从五十年代过来的人，每当谈起解放初期的创业精神，心里便充满了庄严、热烈的感情。
“创业艰难百战多”。
为了建立新中国，我们的先辈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了几十年。
新中国刚成立时，毛泽东同志曾豪迈地指出：“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六页）为了建设我们的新中国，全党、全国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克服困难，埋头苦干，勇于献身，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巨大胜利。
回顾解放初期的这种创业精神，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仍有着现实的教育意义。
创业精神，首先来自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
世世代代受奴役的中国人民一旦翻了身，成为国家的主人，爱国热忱就象火山一样迸发出来。
自从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爱国”这个词便有了新的含义——“爱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为了保卫新生的祖国，多少英雄儿女投入了抗美援朝的战斗，在战场上一把炒面一把雪，艰苦奋战，流血牺牲。
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等英雄的名字传遍全国城乡。
“向最可爱的人学习！”
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捐出几十年的积蓄，购买了“香玉号”飞机献给志愿军。
湖南一位少先队员坚持三年挑水卖钱捐献给国家，那时候，对青年们来说，祖国的召唤是最高的命令；
为国献身，是最大的光荣。
1955年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时，全国报名应征的青年超过了规定人数的十多倍。
创业精神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不怕困难，忘我劳动，勇于牺牲。
刚解放时，我们面临的是国民党留下的一副烂摊子。
但是，人们坚信：“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
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
著名劳动模范王崇伦一年完成了四年的生产任务。
纺织女工郝建秀，创造了新的工作方法。
“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大批复员转业军人，到北大荒、天山南北和云贵高原，兴办农场，开发油田。
而广州青年女工、共产党员向秀丽，则在工厂失火的危急时刻，奋不顾身地扑向烈火抢救国家财产，献出了生命。
创业精神又生动地体现在勤于学习上。
为了尽快改变知识不足的状况，以适应创业的需要，解放初期人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技术，扫盲运动搞得如火如荼。
“学习，学习，再学习”，就是那时的一个响亮的口号。
广州部队有一位志愿军特等荣誉军人张宏书，因负重伤被截掉四肢。
他在截脚后的第三天就坐着手推车，让护士推着他去上文化课。
不少人摘掉了文盲帽子，很快成为各行各业的能手。
凉山的彝族“娃子”上了大学，上海的包身工成了工程师，云南的促族姑娘当了拖拉机手，部队里“高玉宝式的战士”不断涌现。
现在，我们祖国比解放初期强大多了，为什么还要提倡创业精神？
是不是仅仅因为当前有些经济困难呢？
不。
发扬创业精神，决不仅是为了对付当前困难的权宜之计，而是为了保持我们向上进取、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我们共产党人要创的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业，这是需要多少代人的长期奋斗才能实现的。
列宁在谈到建设社会主义时说过：“解决这个任务绝不能靠一时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而需要在大量的日常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最持久、最顽强、最难得的英勇精神”（《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一二——一三页）。
我们这一代人既享受着前人创业的成果，又肩负着为后代继续创业的任务。
我们要在四化建设的各项日常工作中表现出最持久、最顽强的创业精神。
这样，我们将不仅能够顺利地克服当前存在的困难，而且定能创造出比前一个三十年更加伟大的成就。
作者：戴旭光李林
栏目：思想战线
现在在连队里，这类现象是常见的：你强调学习革命理论，有人就说“那些大道理不管用”；
你进行艰苦奋斗教育，有人就认为“这过时了”；
你提倡学习雷锋精神，有人就觉得“没哪个做得到”；
……看到这些现象，有的政工干部就唉声叹气：“现在的青年战士对政治教育不感兴趣，有一种‘抗药性’了。”
何谓抗药性？
医药学告诉人们：某些病菌或病毒在含有药物的人或动物的体内，能逐渐产生一种抵抗药物的能力，这就叫抗药性。
多少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舞文弄墨，摇唇鼓舌，颠倒黑白，假、大、空流行一时，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对那一套十分厌恶。
这就使得一些人对必要的政治教育也产生了反感。
这就是一些人所说的那种“抗药性”。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同志一方面对革命道理和必要的政治教育不感兴趣，有“抗药性”；
而另一方面，对一些毫无根据、荒诞无稽的小道传闻以及低级庸俗的胡言乱语，却常常是听起来津津有味，说起来滔滔不绝，有的甚至十分欣赏，产生“共鸣”，完全取消了思想“防线”。
这说明，一个人如若有了“抗药性”，他就会对各种不健康的思想病菌失去抵抗力和免疫力，容易为剥削阶级思想所腐蚀。
当前，我们正处在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革命队伍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思想问题。
随着我们对内放宽政策和对外进一步开放，资产阶级思想更有可能侵蚀我们的肌体。
在这种复杂情况下，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大任务，就是要经常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去教育和武装全军同志特别是青年战士，帮助他们树立革命的理想和高尚的情操，提高鉴别真善美与假恶丑，抵制形形色色剥削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让无产阶级的思想占领阵地。
而要做到这些，首先必须战胜或消除某些同志身上的“抗药性”。
但是，我们有的同志不去探讨形成“抗药性”的原因，只是一个劲地埋怨青年战士如何如何不听话，难教育，“不进油盐”等等。
应当说，正象真正的抗药性并非人体内固有的东西一样，人们对政治教育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抗药性”，也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受林彪、“四人帮”毒害而留下的一种创伤。
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象医生给患者治病那样，以强烈的责任感和极大的同情心，帮助他们把流毒清除。
任何埋怨、指摘都是不应该的。
应当看到，现在的战士善于学习，勤于思索，很少保守思想，能够通情达理。
许多事实证明，只要我们想办法把革命道理同他们脑子的实际联系好，变成他们需要的“油”和“盐”，他们是会乐于接受的。
还有的同志一遇到战士不接受教育，就误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不灵了，“再搞也是白搭”。
这就更不应该。
医学研究材料证明，产生抗药性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药物本身，而在于使用这些药物的方式方法上。
一些人对政治教育产生“抗药性”，主要原因也不在政治教育这项工作本身。
周恩来同志曾经指出：“政治工作之变为空谈，这决不是政治工作的本身错误，而是由于政治工作人员没有实行真正的革命的政治工作。”
（《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现在，我们一些政工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不够高，对许多问题讲不透彻，工作中简单化、公式化倾向比较普遍，对自己的工作对象缺乏研究，这是教育不易为人接受的主要原因。
对此，我们要充分认识。
消除“抗药性”当然并不容易。
关键的问题，是要下大力改变政治教育严重脱离实际的状况。
要深入实际，跟战士交朋友，摸准战士的思想脉搏。
在解决思想问题时，不忽视那些应该解决而又能够解决的实际问题；
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又把着眼点放在提高人的思想觉悟上，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提高人们的政治觉悟。
如同各类药品要保持经久不衰的效力必须不断更新一样，在新形势下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也必须勇于创新，对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进行必要的调整，充实和改进，使之切合新的实际。
这样做了，一些人身上的“抗药性”就会逐渐消除，而变为“免疫力”，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就会不断增强。
作者：高廷峰
栏目：思想战线
当前，不少单位在学习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过程中，注意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分析工作，解剖自己，找出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要求的差距。
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
正象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
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
要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运用得恰当，收到预期的效果，也不容易。
常见有少数单位，开展起批评来，有的是纠缠小事；
有的则一味追究个人的责任：有的言辞过激，动辄上纲上线；
有的动机不纯，个人意气用事。
因此，往往吵得脸红脖子粗，不欢而散。
甚至矛盾升级，闹出事故来。
这就有害于革命事业。
应当如何运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呢？
毛泽东同志指出：“团结——批评——团结”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公式。
就是说，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矛盾，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新的团结。
因此，开展批评，至少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
必须提倡和风细雨。
一些同志由于解决问题心切，批评人时态发生硬，不讲究言辞，不看场合，说出一些有伤感情和自尊心的话，这是不好的，应当避免。
万一说了怎么办呢？
听者应心胸开阔，不计较这些，从中吸取有益的成份。
我们每个同志都应该热情诚恳，以理服人，实事求是，耐心细致，体贴入微。
不能光凭愿望，不问效果。
要知道让病人吃不下药、治不了病的医生，不论他动机多好，是不受人欢迎的。
杜甫有诗云：“好雨知时节”，“润物细无声”。
我们的批评也应成为润人心田“细无声”的春雨才好。
切忌随意上纲拔高。
对于国内外阶级敌人，对于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抵制党中央领导的言行，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战士，都应该旗帜鲜明地站出来进行勇敢斗争，这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但对同志之间由于各自经历、理论和文化素养的不同，而带来的一些认识上的分歧，或因工作和生活中一些小事引起的感情上的不和，则应具体分析，通过说服教育、谈心交心等方法，加以解决，切忌随意上纲拔高。
有些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至今思想上“左”的东西没肃清，总觉得“事事联着纲和线”，遇到一些同志对某一事情暂时思想不通，或说了几句牢骚话，就神经紧张起来，诸如“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对什么什么的态度问题”之类的大帽子便顺手抛来，压得人家喘不过气来。
试想，架起了大炮，对准谁谁不心惊，人们有话不敢讲，怎么让大家弄通思想呢？
注意一视同仁。
有的同志在开展批评时，奉行着这么一种信条：对亲近的人尽量少说，对疏远的人惟恐罗列不全；
对上级轻描淡写，对基层抓住不放；
对老同志热情可掬，对新同志盛气凌人。
这都是不好的。
一个同志犯了错误，或有了缺点，不论他是谁，都应该一视同仁地给予批评和帮助。
倘若把“关系学”引进批评领域里，亲一部分人、疏一部分人，严一部分人、宽一部分人，不仅会助长一些人的错误，还妨碍另一些人的积极性，损害团结。
旧的矛盾没解决，又带来了新问题。
不要纠缠小事。
我们应该提倡大局方面的一致，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四项基本原则方面的问题等，态度一定要鲜明，要端正；
对那些小问题，特别是关系到个人的小问题，就不值得斤斤计较。
每个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如果一点点小毛病都计较起来，那是永远也纠缠不清的。
我们只有丢掉私心和个人利害，站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这个大局上考虑问题，指出错误，批评不足，帮助他人，这样的批评才能收到好效果。
作者：孙智林
栏目：思想战线
联想到有些同志对短的态度却不是这样。
他们有的有短不认短；
有的知短而护短；
有的对下级的短能无所顾忌地指出来，对上级的短则想方设法打掩护；
有的口头上请大家帮助揭短，一旦真的触动了自己的“要害”部位，那就受不了，甚至不客气了；
有的对众所周知的短尚可再三抖落，但对只有自己或个别人知道的短则“严守秘密”。
诸如此类，一句话，就是讳短、护短.就象阿Q忌讳头上的癞疮疤似的。
然而，短是讳不掉、护不住的。
只有鼓足勇气将它亮出来，加以克服，变短为长，才是好办法。
以纠正不正之风而论，倘若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有刘学同的胆量，对自己作风不正的问题认真清理一下，把有过的教训摆出来，把组织上给自己的处分挂出来，把领导和群众对自己的批评意见记下来，自觉接受监督和教育，何愁不正之风不能克服；
何愁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不能尽快地得到恢复和发扬！
作者：冯朗峰
栏目：星火小集
有的同志看到有的地方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发生了一些问题，便对政策本身产生了怀疑。
别人指出这样看问题容易出错，他还振振有词地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是我亲眼所见，还有错吗？”
的确，对一些事物，“眼见”往往比“耳听”更能接近实际。
但若说只要是“眼见”的便都是“实”，那就未必。
因为人的“见”法各有不同。
有人没有过细观察，走马观花；
有人没有选好看的位置，坐井观天；
有人看时戴上了墨镜，混淆黑白。
而以这种不“实”的“眼见”作为判断事物的依据，必然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即使某人在某地看到的现象是“实”的，但如果这些局部的“实”并不具有典型性、代表性，也就还不能准确地反映整个事物的真实面目。
所以，我们只有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透过大量现象去看本质，才能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
作者：张德印
栏目：星火小集
报载：罗舜初同志生前一贯反对吃请、受礼，但他逢年过节却要把家里的花生、瓜子、糖块、水果等，分送给保姆、炊事员、警卫员、司机和秘书。
还有，听说司机的爱人生小孩，钱不够用，他送去二百元；
得知一位退伍回乡的警卫员父母病了，他送了二百元……。
送礼，如果目的是有求于人，或者出于旧俗，都是不正之风。
罗舜初同志的这种“送礼”，却使我们看到了“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高尚品质。
这与其说是“送礼”，不如说是“送暖”——向群众、向同志送去领导上春风一般的温暖。
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当知县时，曾写诗说：“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在旧社会，这只能是极少数清官的一种善良的愿望。
真能做到与群众“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只有共产党的领导干部。
罗舜初同志就是我们党的许许多多好干部的一个代表。
作者：赖奕海谭忠民
栏目：天涯归来
编者按：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的繁华景象，他不羡慕；
面对舒适安逸的生活环境，他不留恋；
面对西方国家发达的科学技术，他不自卑，而是精心汲取。
总之，资本主义花花世界，不但不能使他对祖国的无限眷恋之情稍减，反而令他倍感祖国的可爱、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更加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
这是在邝石同志身上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从一个普通共产党人内心表达出来的坚定的革命信念。
如果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都有这样的精神和信念，我们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早就听说，广州灯泡厂厂长邝石同志，是一个“百万资财拴不住的好干部”。
不久前，我们怀着敬佩的心情前往访问。
跨洋渡海携母归
在简朴的会客室里，邝石同志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他赴美探亲的情况。
邝石的母亲、叔侄、堂兄弟等十多个亲人都在美国。
去年2月，组织上批准他到美国探望病重的母亲。
阔别多年的亲人相见，格外高兴。
他的叔父在旧金山开办一个牛奶公司，有一百多万元的资产，膝下没有子女，如今已经年愈花甲，便对邝石说：“你父亲临终前的唯一遗愿，就是委托我把你带到美国来，我也一直为自己的财产没人继承而担忧，如今你来就好了。”
邝石的母亲也劝说：“你就听叔叔的话，留在美国不要回去了。”
一个同乡兄弟也说：“我和美国移民局有关系，你定居的手续我包了。”
于是，邝石面临着严重的选择：是听亲人的话留下来呢，还是回祖国去？
他想，在美国，物质生活条件确实比我国目前优越。
祖国眼下虽然落后，但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富强起来！
我是个共产党员，怎能看着“母亲”受穷而离开她呢？
想到这里，他对叔叔说：“祖国需要我们回去建设，我怎呆得住啊！”
母亲听了，生气地说：“难道几亿人口的中国，少你一个搞不了建设？”
邝石理解母亲的心。
他平心静气地与她追忆起自己父亲的一生来。
邝石的父亲在旧金山虽然是个有名的做点心的师傅，但为了谋生，两次心脏手术后也不得不立即工作，终于劳累一生，葬身异国。
这些辛酸的往事，一幕幕地出现在母亲的眼前。
三十年前，邝石的父亲去世后，母亲就要带着正在读书的他去美国继承遗产。
当时，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熏陶的邝石，说什么也不愿离开祖国。
母亲哭哭啼啼，亲人连劝带骂，刚满十五岁的邝石只好与母亲随行。
到了香港，爱国热情又一次激励了邝石，他投书报社询问：“我该不该去美国？”
当地一家进步的报纸用公开信的形式鼓励他说：“可以去，但以后可以重回祖国参加建设。”
然而，对祖国的思念，使邝石还是独自返回了祖国。
三十年过去了，邝石仍是志矢不渝。
望着倔强的儿子，母亲感动了，说：“千丈大树，落叶归根。
要回，我们就一道回去！”
就这样，母亲不单没有留住儿子，而且同儿子一道回国了。
他山之石可攻玉
“在美国，你有些什么感受呢？”
我们问道。
他激动地说：“感受可多了，这次到美国我曾流了两次泪……。”
他说，第一次流泪是见到母亲的时候。
邝石清楚地记得，当年母亲离家赴美时，是个健壮的中年妇女。
但是，经过几十年海外生活的折磨，如今已成了半身不遂的老人了。
久别重逢，邝石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第二次流泪是他参观了美国的一些企业，接触了一些实业界人士之后。
邝石在美国逗留的四个月里，到过纽约、华盛顿、洛杉矶等地。
他看到了美国表面的繁华景象，也看到了失业的工人徘徊街头，看到许多不堪入目的颓废社会风尚。
当然，这个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高速度的办事效率，严密的企业管理制度，美国人民勤奋劳动的精神，也确令人难忘。
有一家比广州钢铁厂规模还大的炼钢厂，管理人员才二十人，工作搞得有条不紊，而自己所在的工厂虽然管理人员不少，工作却并没有做好。
一天晚上，邝石和一个农场主谈话，到了十点多钟，农场主匆匆告辞，说还要回到场部安排明天的工作。
邝石问她：“这么晚了，要赶一百多英里路，明天再去也可以吧？”
她却说：“不行呀，今晚不把工作安排好，明天三百多工人等排工，每人窝工五分钟，该损失多少啊！”
这个农场主的一席话，使邝石受到很大的震动。
资本家为了赚钱，是舍不得浪费一分一秒的。
而我们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不是应该比资本家更珍惜时间吗？
想到这里，联系到自己的工作姿态，他感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自己失职啊！
于是，泪水便夺眶而出。
从此，他再没有心思逛公园、遛马路了，而是利用等候办理母亲归国手续的机会，到同行企业去参观学习，找里手行家拜师取经。
他特意买了几十只各种类型的美国灯泡，还向一些老华侨要来一批关于灯泡生产的资料。
回国时，他把亲友馈赠的一批贵重礼物留下，却在行装中塞进了这些对祖国四化有用的“宝贝”。
为社会主义锦上添花
“厂长从美国回来了！”
这消息，使全厂的职工又惊又喜。
但是，更使人感到欣慰的是，他对工作比以前更负责，更深入了。
你看，在我们面前的这位厂长，双眼布满血丝，浑身油渍。
听同志们介绍说，他回到厂里，就忙着带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到外地参观学习经营管理的经验，回来后又一头扑到日光灯车间抓点。
他通过调查研究，和工人座谈，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终于在全厂逐步建立和健全了一些生产工艺操作规程、生产岗位责任制，有的车间还逐步把主要经济指标落实到班组和个人，初步改变了工厂过去那种效率低、浪费大等情况，使去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为历年之冠。
邝石同志对我们说：“到美国去了一趟，更使我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不把生产尽快抓上去，作为中华儿女，作为共产党员，心里实在不安。”
他的所作所为；
使我们看到一个共产党员的赤诚之心！
赖奕海 谭忠民
作者：彭迪
栏目：华盛顿通讯
里根总统这次被枪击，有人认为，就那个年轻的枪击者本人的情况来看，政治色彩不明显。
这与六十年代许多枪击事件同党派斗争以及反对越南战争和种族歧视等政治运动息息相联的情况相比，似乎有所不同。
如果真是这样，这次枪击事件的社会原因就更为突出了。
犯罪问题严重
近几年来，美国的经济问题，尤其是社会问题日趋严重，暴力犯罪问题发展到难于收拾的地步。
根据司法统计局新近发表的材料，美国去年受到偷窃、枪击，强奸、凶杀等祸害的家庭达二千四百万户之多，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三分之一。
这还不包括人们出门办公、访友，上学、买菜时经常遇到的街头袭击或拦路打劫。
过去一年多来，美国南部名城亚特兰大的黑人小孩，不断遭到暗杀，尸体惨不忍睹，父母痛哭失声，至今不仅没有破案，而且被残杀的小孩从十几名增加到二十三名（还有两名失踪的不包括在内）。
这次在首都又发生总统遇刺的事件，再度引起世界震惊。
美国人和外国人都在问，这是怎么回事？
有的美国人说，这是一个病态社会。
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干脆把它叫做“美国病”。
的确，犯罪问题虽然各国都有，但在美国有它许多独特之处，称之为“美国病”，不为过份。
例如，它的法律条文和司法管理制度，重点似乎不是放在防止或惩办罪犯，而是更多地为犯罪者考虑，其实际效果是给他们提供犯罪或再犯罪的条件。
美国宪法规定人人有权自备武器自卫。
像最轻便的杀人武器——手枪，散在个人手里的有五、六千万支之多，而且还在大量制造、进口和出售，是畅销利大的特种商品。
在美国，买这种杀人武器比买一个汉堡牛肉包还容易，不用出门，用写信的办法都能买到。
有的人明明犯了罪，但可以利用法律条文百般推挡掩盖，甚至援引某条宪法规定的权利，拒绝回答调查质问。
记者在国会司法委员会一次听证会上就亲眼看到一个黑社会头目反复援引宪法的某条规定，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会议只开了几分钟，毫无所获，只好宣布散会。
此外，按照美国法律的许多繁文缛节和复杂的司法程序，一个比较重要的案件，从起诉、审讯到定案、处理，少则一年半载，多则几年十几年。
许多案件因为法官不够用，排不上队，等于不了了之。
而犯法的人在定罪之前，在法律上都算好人，可以逍遥自在。
许多犯罪老手前案未了，新案又起，放了又捉，捉了又放，象家常便饭。
而且，即便定罪了的犯人，还有个监狱“供不应求”的问题。
据记者从主管监狱部门了解，美国联邦和州立监狱中现有三十多万人，比1973年增加了37％。
各地监狱都有人满之患。
许多监狱拒绝收容新的犯人。
因此，一些法院只好尽量少判处徒刑，或缩短服刑期。
大量被判刑的人由于没有监狱可关，继续逍遥法外。
病根浅析
以上所谈，就事论事，很少涉及这个“美国病”的病根。
如果再要全面深入分析，得另请专家、名医诊断。
记者浮光掠影，只能浅谈两点感想。
第一，美国是个经济发达国家，但社会很不公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黑人等少数民族的问题，尤为尖锐。
美国官方公布的统计也说明，大约每八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处在贫困线以下，这些穷困的人大多数又集中在各地的少数民族区。
这个统计数字，并不准确，因为还有许多穷人根本上不了统计册，当然作不包括大量收入不高而困难不少的一般居民，他们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同那些有钱有势的阔老们相比也是望尘莫及。
记者不久前去看了一个典型的老城市——美国的开国首都费城，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这个城市的市中心繁华美观，但被大片大片的残旧房屋四方八面层层包围。
这里的犯罪率也是全国闻名的。
其实，其他许多美国城市又何尝不是如此。
造成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
美国制度本身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维护这种社会两极分化。
它公开宣布的国策是强调个人或集团竞争，胜者为王，谁赚的钱多，谁就有权有势。
国家的法律也是竭力保护这些人的权益。
尽管西方有许多学说为这种制度辩护，也尽管美国各届政府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采取了某些失业救济、食品补贴等措施，让一些穷困的人不致饿死冻僵，但这个社会的基本规律还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只不过表现形式不那么原始而已。
这样的制度必然导致社会经常动荡和矛盾不时激化。
犯罪问题，如此严重，只不过是它的一种表现。
第二，更为严重的是，这个国家立国的社会哲学对社会本身带有相当大的破坏性。
例如，“自由”、“民主”本来是人民应享受的政治权利，而各国的情况不同，争取和实施的方法和内容也不会一样。
但是，在美国不仅把“个人自由”形容得十全十美，把别的国家提倡集体主义的办法贬得一文不值，并且从概念上把“个人自由”之类的东西加以神化，似乎可以压倒一切，不受各种社会条件和社会生活的制约。
但实际上，美国人受到的各种限制并不比其他国家少。
美国培养上等人材和官员的学校每年的学费就得缴四、五千美元，多数穷人把全家全年全部收入都摆上也够不上这个数，哪有上这种学校的自由。
美国许多重大的政治、经济、人事问题是在高级俱乐部、酒吧间的碰杯声中酝酿决定的，一般的人哪有这种自由来参与决策。
国会里讨论的每一条立法几乎都有一个限制和反限制的问题，不同利益集团，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意识形态经常都有这里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财权、政权、人权，扩大自己的自由，缩小别人的自由，哪有什么超越这一切之上的“个人自由”。
凡是吹得过分，不符合实际的东西，都要吹垮。
既然“个人自由”之类的概念已经被吹得神乎其神，那末，社会上那种个人利益至上，生活享受第一的思想在美国恶性流行，就毫不奇怪了。
这种损人利己的人生哲学必然要同人类社会中实际存在的各种制约关系发生冲突，以至幻想破灭。
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美国人特别是青年人心目中，什么高尚理想，什么集体福利，什么国家观念，什么家庭道德，什么别人的死活，统统都是扯淡。
这也可以叫做自食其果吧。
在美国，每抓住一个杀人犯，总是首先要问，这人是不是有精神病。
二十五岁的欣克利枪击总统，也有人首先怀疑他神经不正常。
这使我想起鲁迅的名著《狂人日记》，确实寓意深长。
究竟是这些人有精神病，还是美国这个社会有精神病，这倒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交中小题本报所加）
栏目：要闻简报
李先念会见英国客人
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19日下午在北京会见英国自由党领袖戴维·斯蒂尔一行。
这是英国自由党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我国。
在友好的交谈中，李先念对斯蒂尔一行来到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并向客人们介绍了我国的政治、经济情况。
李先念会见西哈努克亲王
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19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会见以后，李先念设宴款待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广播电视大学两年来成绩显著
在校学生人数最多的全国广播电视大学从1979年创办以来取得了显著成绩。
目前共有正式学员三十二万四千多人，其中全科生十六万八千多人，单科生十五万五千多人。
已经招收的七九、八○两届正式学员中，到去年暑假单科结业的已有九万多人。
截至本学年结束时为止，全国广播电视大学将为国家培养出相当于大专水平的理工科毕业生九万多名和数、理、化、英语等单科结业生十八万多人。
城乡商业服务网点发展迅速
我国城乡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网点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据有关部门统计，去年全国县城以上的城市，有国营、集体、个体以及非商业部门办的营业网点七十九万个，比1979年增加一点四倍。
农村的供销社，供销社分销店，代购代销店，合作店、组和个体商户，已达一百二十万五千多个，超过历史任何时期。
（均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诺维萨德4月19日电 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今天下午在第三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半决赛中，以五比○战胜了捷克斯洛伐克队，取得了男子团体赛的决赛权。
中国队今天下午由施之皓、蔡振华和谢赛克迎战捷队的德沃拉切克、奥洛夫斯基和潘斯基。
中国选手在比赛中打得积极主动，技术和战术都发挥得较好，在五盘的比赛中只失掉了一局。
据新华社诺维萨德4月18日电 第三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甲级队分组赛今天结束。
中国队和匈牙利队以七战七胜的相同成绩分别获得第一组和第二组的第一名，日本队和捷克斯洛伐克队以五胜二负的相同成绩分别获得这两个组的第二名，以上四个队取得了参加决前四名比赛的资格。
上届男团亚军中国队今天上午以五比○战胜英格兰队后，晚上又以五比一胜了分组赛中的最后一个对手、上届第三名日本队。
中国队在七场比赛中只输过四盘。
对日本队一仗，中国队由蔡振华、施之皓和谢赛克上场，迎战上届单打冠军小野诚治、五藤秀男和阿部博幸。
第一盘，蔡振华未能发挥发球抢攻的威力，以○比二负于小野。
此后，中国队连胜五盘。
第二盘，施之皓在对五藤的第二局中，双方曾打到二十平，小施沉住气，毫不手软，终以二十六比二十四结束战斗。
小施第四盘对小野的第二局中，接发球胜五分，发球抢攻又胜五分，一口气赢了十分，最后以二比一获胜。
蔡振华在第五盘迎战日本进攻型选手阿部时不断拉出节奏变化的弧圈球，使对方失误。
谢赛克在第三盘和第六盘比赛中先后击败阿部和五藤。
据新华社诺维萨德4月18日电第三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团体甲级队分组赛今天结束。
中国队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以七战七胜的相同成绩分别获得第一组和第二组的第一名，南朝鲜队和苏联队分别以五胜二负和六胜一负的成绩分列这两个组的第二名，以上四个队取得了参加决前四名比赛的资格。
明天将由中国队对苏联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对南朝鲜队进行半决赛，这两场比赛的优胜队将进行最后决赛，争夺本届锦标赛的女子团体世界冠军。
在第三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南斯拉夫人民对中国运动员十分友好，小观众纷纷要求中国运动员为他们签名留念。
新华社记者 曹玉泉摄（照片）
据新华社莫斯科4月18日电 苏联今年第一季度工业总产值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与去年同期和全年相比都显著下降；
一系列重要产品的产量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低于去年同期生产水平的重要产品有：煤、钢、成品轧材、钢管、汽车轮胎、石油设备、化工设备和备件、卡车和小轿车、肉、香肠、动物油和植物油，其中动物油和植物油的产量分别为去年第一季度的93％和92％。
栏目：世界各地
科威特经过多年的努力，兴建了四座海水淡化厂，日产淡化水达一亿零二百万加仑，已能完全满足居民用水的需要，从而结束了“淡水贵如油”的日子。
科威特是沙漠国家，境内没有河流和湖泊，年降雨量只有一至三十七毫米，十分缺少淡水，地下水也是咸的。
科威特蕴藏着近百亿吨的石油，却没有淡水，“淡水贵如油”这句话过去在科威特不只是个比喻，而是事实。
以前，人们为了喝到淡水，要用帆船从一百二十公里以外的阿拉伯河运来。
随着石油资源的开发，石油财富的增加，科威特在1953年建成第一座日产淡水一百万加仑的海水淡化厂。
由于科威特濒临海湾，有取之不尽的海水，又有丰富的天然气供给淡化厂作燃料，使科威特发展淡化水生产有着优越的条件。
后来又相继建立了三个海水淡化厂。
每生产一千加仑的淡化水的成本约三百费尔斯（约合人民币一元七角）。
现在，科威特人再不为饮食用水发愁了。
科威特在市区修建了三十一个锥形的水塔来贮存淡化水，每个水塔能贮水六十六万加仑。
这些水塔外型美观，别具一格，有的三个一组，有的六个或九个一组，远远看去，象一朵朵盛开的莲花。
在科威特每家每户房屋的平台上，都有几个方型的贮水箱或圆筒型的贮水罐，每户至少可贮备一千加仑的淡化水。
这是科威特为了增加贮水量采取的一种群众性的措施。
由于有了比较充足的淡化水源，科威特城市的绿化也大有起色，市区已修了不少如茵的草坪，种植了不少树木和花草。
图为科威特一海水淡化工厂外景。
新华社发（照片）
栏目：世界各地你知道吗？
全世界学生总数
报纸出版最多的国家
无线电广播听众达十亿
全世界有多少电影院
作者：付振
栏目：世界各地
日本丰田汽车工业公司从试制第一台丰田车起，至今已生产了3，000多万辆汽车，几乎平均每6秒钟就可生产一辆车。
但是，你可知道，在高超效率生产的背后，饱含着多少工人的劳累辛酸。
最近日本发表署名为lián田慧的文章指出，丰田的超效率生产的支柱，实际上就是劳动标准制和生产津贴。
公司规定每天的生产任务，强制工人完成。
当天生产指标未完成，传送带不会停止，工人也无法脱身。
至于生产和生活津贴，只是他们创造的价值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高强度的劳动造成工伤和职业病与日俱增。
据报道，去年1至9月，丰田汽车工业公司就发生了二百六十七起工伤事故。
而象腰痛病、颈肩臂痛并发症等职业病更难幸免。
有一工人，36岁入厂，干了8个月就得了颈肩臂痛并发症，公司还不让休息，结果病情加重了，于是公司要解雇他。
高强度的劳动，还使工人身心受到极大的损害。
他们被紧紧地拧在自动化的机器上，生活缺乏乐趣，不少人悲观厌世，以致走上自杀的道路。
去年一年，“丰田”公司就有20多人自杀。
连丰田的内部刊物也不得不承认，工人“在劳动量剧增的条件下，无论肉体和精神都愈益受到残酷压迫”。
（付振）
栏目：世界各地
这个农民叫卡瓦略，住在巴西南部的巴拉那州，他是六十年代初开始在自己的庄园里植树的，从没有一天中断过。
卡瓦略为了使别人也能爱护树木，他在自己庄园的大门口立了一块巨大的标语牌，上面醒目地写着：“爱护森林吧！
它和你休戚相关”。
（据新华社）
栏目：世界各地
埃及的西奈半岛上的贝都因人，长期生活在沙漠地区，骆驼就成了他们生活中离不开的无价之宝。
每逢节日，贝都因人都要举行骆驼赛跑。
人们总以为骆驼比较笨拙，岂知当骆驼疾跑时，其速度高达每小时60公里以上。
图为一场精采的骆驼赛跑正在激烈进行。
新华社发（照片）
栏目：世界各地
最近一期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道，经过多次研究，发现心脏病患者在服用一种名叫“蒂莫洛尔”的药物后死亡率明显下降。
临床经验证明，服用这种药物的病人死亡危险率下降了40％；
心脏病发作后被认为十分危急的病人在服用了这种药物以后，死亡率几乎减少了一半。
服用这种药物的病人心脏病复发的次数也有明显的减少。
由默克·夏普和多姆实验研究所发明的“蒂莫洛尔”已在一些欧洲国家里得到认可。
（据新华社）
栏目：世界各地
圣马力诺大议会3月18日选出了该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执政官。
圣马力诺的执政官有两名，是国家元首。
新选出的执政官之一玛丽亚·莱阿·佩迪尼·安杰利尼女士现年二十七岁。
是圣马力诺社会党领导机构成员兼该党大议会党团主席。
（据新华社）
栏目：世界各地
最近几年，苏联有三分之一的夫妇在新婚第一年就离婚了。
为了便于被抛弃了的妇女重新求偶，经当局批准，在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这三个加盟共和国的报纸和杂志上开辟了一个专栏——《孤独的心》，专登求婚广告，登一则广告，收费五卢布。
（据新华社）
作者：赵天云
栏目：世界各地
象的学校
弄蛇大学
干酪大学
葡萄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