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军事学术》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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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岁月里，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我军指战员凭着手中的武器装备，艰苦卓绝，浴血奋战，创造和积累了十分丰富的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经验，形成了人民军队以劣胜优的优良传统。
我军的作战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以劣胜优的光荣斗争史。
历史在前进，战争在发展。
面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如何以劣胜优，保卫祖国，粉碎它的野心和图谋，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了。
今后，我们的武器装备虽然会不断地得到一些改善，但同敌人相较，长时间内仍将是敌优我劣。
这个客观实际，应当是我们准备战争和进行战争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以劣胜优，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大到军事理论，战略方针，小至战术动作，技术运用。
为了展开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初步提出一些问题，供同志们参考。
比如：以劣胜优，首先要树立必胜的信心。
信心足，智慧出。
没有信心的人，是不会想出什么对策来的。
那么，当前在信心问题上有些什么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以劣胜优，就要深知敌我。
只有通过敌我情况的具体分析，具体对比，才能看清敌人有什么长处和短处，我们自己有些什么长处和短处，找到各种情况下的胜敌之法。
我们的主要弱点，在于武器装备不如敌人，但我们的长处很多，所以就特别需要探讨怎样扬我之长，击敌之短，抑敌之长，补我之短，以弱胜强。
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持久的人民战争，是我军以劣胜优的法宝，也是我军的根本优势。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怎样更好地发挥这一优势，使凶恶的敌人陷入我全体军民的汪洋大海？
以劣胜优，对军队特别是对指挥员的军政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指挥员应该具备哪些必备的品德、知识和素养，才能适应以劣胜优的需要？
还有如何总结我们的历史经验，又在新的条件下怎样加以发展和创造？
当然，还有许多要研究的问题，例如战场建设等等，这需要大家结合战备和训练的实践，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并且不断深化自己的认识，逐个加以解决。
研究以劣胜优，最根本的要掌握两点。
一是要实事求是。
对敌人的长和短、优和劣，不夸大，不缩小，既反对不承认主义，又反对被敌人的优势所吓倒。
对我们自己，也应该是一是一，二是二，既看到不足，又看到长处。
总之，要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切不能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二是绝不要只当作一个口号去喊。
以劣胜优，是一个战略问题，是我们作战的指导思想，但又必须贯彻于各项具体战备工作之中，解决各方面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在战争问题上空谈是无用的。
应该是讲理论又讲实际，讲思想又讲措施，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既提高思想认识，又拿出具体办法，使我们的胜利确实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发扬以劣胜优的优良传统，解决未来反侵略战争中以劣胜优的问题，是全军同志的共同责任。
有战争经验的老同志责任重大，希望老同志积极参加这个研究，还可写一点自己的亲身体会，用生动的历史事例对部队和广大基层干部进行传统教育。
中青年同志更是责无旁贷，因为若干年后打仗，你们将肩负更重要的指挥任务，所以更应该抓紧时间，努力学习，勇于实践，创造新的经验，新的办法，把我军的以劣胜优的传统发扬光大，把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搞得更扎扎实实。
让大家都来研究如何以劣胜优。
（原载《军事学术》1981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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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4月10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瑞典首相费尔丁及其主要随行人员，双方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邓小平说，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对付霸权主义。
实现和平的手段，就是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争取更长时间的和平。
他说，目前，我们不要因为波兰问题、中东问题和波斯湾问题，而减少对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的注意。
我们应该把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第一线放在阿富汗和柬埔寨，给阿富汗和柬埔寨的抵抗力量以切实有效的支持。
费尔丁说，我们两国的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都希望和平，为了维护和平，有必要建立强大的防卫力量。
在交谈中，双方都表示希望两国在各方面加强合作，增加往来。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会见时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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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4月10日讯 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胡耀邦、赵紫阳等同志和首都各界人士约两千人今天前往北京医院，向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我国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沈雁冰（茅盾）同志的遗体告别。
陈云、陆定一同志，已于3月30日下午向沈雁冰同志遗体告别。
沈雁冰同志的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周围置放着长青松柏和鲜花。
今天向沈雁冰同志遗体告别的还有乌兰夫、方毅、耿飚、彭冲、王任重、宋任穷、胡乔木、廖承志、许德珩、胡厥文、习仲勋、杨尚昆、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江华、康克清、季方、周建人、胡子昂、荣毅仁、胡愈之、王昆仑、程子华、杨秀峰、周培源、钱昌照。
上午八时半至十一时半、下午三时至四时半，党和国家领导人，沈雁冰同志治丧委员会在京成员，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和北京市有关单位负责人，文学艺术界代表及沈雁冰同志生前友好，怀着沉痛心情，缓步走到沈雁冰同志遗体前静默致哀，向沈雁冰同志的亲属表示亲切慰问。
告别仪式后，沈雁冰同志的遗体由周培源、张执一、赵振清、林默涵、彭友今等同志护送去八宝山火化。
沈雁冰同志追悼大会定于4月1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作者：傅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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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冰同志去了！
尽管这是无法挽回的，但我还是感到他去得太早。
这些天来，我哀思如潮，写了一首《悼沈雁冰同志》的诗，仍感到难以尽诉衷情。
今天下午，我又看到了他，这位一代文学大师，我所敬仰的战友和同志，静静地躺着，但已不能和我交谈了。
面对他的遗容，我想到他临终前写给党中央的信，信中对党一片赤诚的语言，仿佛响在耳际，难忘的往事，历历在目。
回顾1925年左右，我们在巴黎的中共旅欧总支部寄给周恩来同志的信件、《赤光》杂志、工作报告，就是通过当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雁冰同志转交的。
因为周恩来同志1924年8月离开巴黎时曾交待说：“今后，支部的一切文件和刊物，务必及时寄给我一份，以为支部建设出主意。”
我们照办了，是通过雁冰办的。
在那风雨如磐、豺狼横行的年头，全部信件和材料都转到了，多么不容易啊！
我们非常感激这位没见过面的转信人。
1929年，我回到祖国，在中央军委做干部工作，住在上海。
我希望见见雁冰，可是他已东渡日本。
后来我奉命到鄂豫皖苏区工作，和我在一起的雁冰的弟弟沈泽民同志，向我谈过一些关于雁冰的经历和为人。
我了解到雁冰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是很早就加入党的老党员。
他回到上海后，在左联从事文学活动，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敬重。
1940年我在太行山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工作时，听说雁冰偕夫人及子女到了延安，打算留在解放区。
我们非常高兴，并且作好了准备，随时欢迎他到太行山根据地来，用他那支创作过大量著名作品的笔，写出反映八路军抗日斗争的作品。
可是他没有来，而是按照党的分配去了重庆，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从事进步文化工作去了。
直到1949年2月，雁冰辗转来到刚刚解放的北京，我才见到了他。
他风尘仆仆，虽然还未解除旅途的劳顿，却是精神勃勃，亲切和蔼，使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如故友重逢。
在这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他被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和文协（即现在作协）主席，以后又出任文化部长。
从那时起，我们同住北京，经常见面。
他重任在肩，工作繁忙，但对部队的文化工作还是很关心的。
每次见面，他都问及这方面的情况，发表很中肯的意见。
1959年，部队召开小说创作座谈会，雁冰同志亲自率领老作家老舍等到会进行辅导。
我感到，他非常忠诚于党的事业，热爱人民军队。
1979年11月，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我又见到了他。
经过十年浩劫，他苍老多了，身体不怎么好。
不过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情绪是相当高的。
谈话中，他对粉碎“四人帮”以来文艺战线上的繁荣景象，表示由衷的喜悦。
我知道他正在专心致志写回忆录，就和他谈到当年请他给周恩来同志转递信件材料的事，他还记得很清楚。
我们互相勉励，大难不死，要利用有生之年，为党多做一些工作。
在后来的“五四”老人座谈会和瞿秋白纪念会上，我又两次见到他，并听到了他富有卓见的讲话。
这次他住进北京医院时，我也正好住在另一个医院里，没法去探视他，只能在心里祝福他早日康复，继续率领我们的文艺大军，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方向前进。
没想到我的热切的盼望，得到的却是他长逝的噩耗！
雁冰同志去了。
我一次又一次读着他临终前写给党中央的那封信，陷入深思。
雁冰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于救国救民的革命活动。
他信仰马克思主义真理，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努力奋斗。
在他和党失去联系时，仍然不改变对党的坚定信念。
他的一生，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挚爱着、追求着我们的党，以能做一个共产党员为最大的荣耀。
党也了解他，恢复了他的党籍。
雁冰同志一心向党，至死不渝，给我们留下了崇高的风范。
他将永远鼓舞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奋勇前进。
我们一定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高度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
只有这样才能告慰雁冰同志的在天之灵。
敬爱的雁冰同志，安息吧！
作者：莫李陈杨先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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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多能炮手陈万福所在部队某团一炮连班长彭育文，熟练掌握八二迫击炮和八二无后座力炮的基本理论、火炮操作和实弹射击，学会了从班到连的指挥专业，被树为多能炮手标兵，荣立二等功。
彭育文1978年入伍，经过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使他深深感到，实战需要每个战士多学几手本领。
战后，他到师教导队集训，结业考核时，八二迫击炮和八二无后座力炮的十二个科目，他取得了十一个优秀，一个良好，总分名列第一。
去年担任班长后，他继续努力，对单独修正量、计算表的调制和目测距离等难度大的科目，有新的突破。
一次雾天射击，领导临时指定目标，彭育文迅速测定距离，果断指挥射击，五发五中。
在巩固技术和提高班长专业水平的同时，彭育文还努力学习连的指挥专业。
他先后学习了《炮兵射击教程》、《炮兵教学》、《军事地形学》等十几本业务书籍，对炮兵阵地选择、观察所位置、测量炮目距离、指挥员下达口令等三十多个专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写出了六万多字的学习笔记。
为了弄清不同土质、气温、弹种和风向对射击的影响，彭育文多次向炮兵科的参谋和多能炮手陈万福请教，还结合学习气象和土壤学知识进行研究，较好地掌握了各种情况下射弹散布与修正的规律。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刻苦钻研，彭育文比较熟练地掌握了连长指挥专业。
军、师、团领导先后六次在不同地形上，对他指挥全连迫击炮射击进行考核，每次都做到了指挥得当，处置情况果断，四次取得优秀成绩，射弹命中率达90％以上。
（莫李陈、杨先厚）
栏目：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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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里“黑旋风斗浪里白条”——陆上斗法，张顺被李逵“按将下去”；
水中较量，李逵又被张顺“浸得眼白”。
这两个好汉倘若一位是“水陆全能”，输赢就会立见分晓。
两军对阵，多一手本事就多一分主动，技艺上“缺腿”难免挨打。
实战需要人们多能，这个道理一再被证明。
实现一兵多能，做到艺高业精，也是从战略上考虑问题。
不是讲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吗？
不断把驾驭武器装备的能力提高到新的水平，在作战技能上高敌一着，一个人顶几个人用，也就在实际上缩小了武器装备上敌优我劣之间的差距，创造了以劣胜优的条件。
多能炮手标兵彭育文的事迹告诉我们：在现有条件下，进行技术战术上的探索大有可为，多能人才可以大量涌现。
作者：雷景荣孙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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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初，青海省军区有二十四名少数民族干部走上师、团领导岗位。
目前，这个省军区已做到每个军分区都有一至二名少数民族领导干部，每个少数民族居住的县人民武装部都有一至三名少数民族领导干部。
青海省是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省军区各级党委一直重视选拔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去年以来，省军区领导干部分别带领十三个工作组，深入到牧区的各个军分区和人武部，认真考察了解少数民族干部的情况。
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工作能力较弱，各级党委便采取措施，提高他们的领导水平。
每逢有学习机会，尽量多选送少数民族干部参加。
现在，担任师职领导的少数民族干部有75％在军队院校学习过，每个少数民族干部都参加过短期培训班和集训队。
省军区党委在选拔干部时，很注意大胆提拔年富力强、德才较好的少数民族干部。
天峻县人武部副政委、藏族干部华秀加，工作积极肯干，吃苦耐劳。
军区党委反复考察，认为华秀加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年富力强，积极上进，决定把他提升为军分区副政委，然后送他到政治学院学习。
经过培养，他的工作能力有较大提高，成为比较得力的领导干部。
（雷景荣、孙成斌）
作者：罗福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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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4日，烟威警备区某团守备一连十二班班长、共青团员董世福，在救火过程中，又从六米深的水井里救出七十八岁的包德升大娘，在当地传为佳话。
这天夜里两点多钟，靖海卫大队烈属包德升大娘的两间草房突然失火。
驻在附近的守备一连迅速赶来抢救。
班长董世福和几个同志爬上房顶，经过紧张抢救，隔断了蔓延的火舌。
接着，董世福又到村南水井挑水，但井台上的水桶掉到井里去了。
井里黑咕隆咚，他打开手电一照，看到水面上露着一个人头，有人落水了！
董世福顾不上多想，立即顺着井绳下到井里。
原来，落井的正是包德升大娘，她看房子着了火，赶紧跑到井边打水，心慌腿颤，一下子连人带桶掉进了井里。
这时，她已不省人事。
董世福不顾井水冰凉刺骨，蹬着井壁，全身浸到水里，用力把大娘抱出水面，又把井绳系在大娘腰里，让上面的战士拉了上去。
经过急救，大娘醒了过来。
她看着浑身湿透的董世福，又看到火也救灭了，感动得流下热泪。
（罗福良报道并摄影）
作者：邵万生刘盛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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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部队某部八连的十三名少数民族战士在连队这所革命熔炉里健康成长，去年以来，他们有两人立功，十一人受到嘉奖。
这十三名战士来自藏、苗等三个少数民族。
他们性格豪爽，吃苦精神强，但接受能力较差，有时容易冲动。
党支部针对他们的这些特点，进行培养教育工作，比如，上一堂政治课之后，他们组织骨干对少数民族战士进行个别辅导。
训练中，有些少数民族战士掌握不了动作要领，干部便手把手地教，发动骨干包干辅导。
少数民族战士看到自己工作能和其他同志并肩前进，心里十分高兴。
八连党支部对少数民族战士，既要求他们养成适应集体生活的习惯，自觉遵守各项规定和纪律，又注意尊重和照顾他们的风俗习惯，不搞“一刀切”。
他们对全连进行民族政策教育，介绍少数民族的风俗和生活习惯，讲清各民族战士都应互相尊重和爱护的道理。
并做出规定，凡是少数民族战士的同族老乡来队看望，按照本民族待客习惯提出一些要求，炊事班要给予方便。
八连的干部主动和少数民族战士交朋友，因人施教，增强了思想工作的效果。
四班有个少数民族战士，因干部对他的一次批评有出入，思想上产生了隔阂，指导员石帮德主动接近他，关心照顾他。
这个战士生病，石指导员到营部请来医生，又把自己的被子拿来给他盖，把自己的白糖送给他冲水喝。
这个少数民族战士看领导象亲兄弟一样待自己，很快丢掉了思想包袱，工作更加积极了。
（邵万生、刘盛福）
作者：端礼典于温
栏目：新事新风
2月28日，江苏省军区发出通报，表扬嘉奖南京警备区干部科长周日扬在干部工作中坚持原则，作风正派，不收礼物的先进事迹。
去年春天，一位在东北某部队工作的干部，因家庭有特殊困难，经双方党组织联系协商，调来南京。
他十分感激，特地登门给周日扬送来了一双东北出产的名牌毛皮鞋。
周日扬郑重地说：“调动工作是组织的决定，党的关怀，不是那个人的恩德。
要感谢，应该感谢党组织，好好干工作。”
一席话说得这位同志脸上热辣辣的，提着皮鞋出了门。
去年5月，一位从西北某部队调来的同志，晚上悄悄地把两瓶名酒、两斤高级糖送到周家。
过了两天，没想到礼物原封不动地摆在那位送礼同志家的桌子上。
周日扬常说，干部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请客送礼的不正之风万万沾不得。
去年年底，有个干部想调到家乡人武部去，几次申请未能如愿。
他信奉“没有‘敲门砖’，哪能办成事”这套关系学，带了十几斤海蜇头来“敲后门”。
周日扬一见便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调动不成是由于不符合规定，可不是因为没送礼来。
该办的事不送东西照办，违反原则的事，东西送得再多也不行。”
端礼典 于温
作者：黄家明徐生
栏目：新事新风
2月19日，从北京开往兰州的六十五次列车八号车厢里，坐着探家归队的空军某部老战士周艳平。
列车开到新乡站时，上来一位女青年，她把提包放在小周提包的旁边，在小周对面坐下了。
过了一会，这位女青年因要长途旅行，起身去找卧铺，慌忙中错拿了小周的提包。
车到郑州站，小周准备下车换乘开往襄樊的九十三次列车，才发现提包被错拿了。
回到部队，小周把情况向领导作了汇报，又和连里干部一起，把提包打开，看到里面装有几件色泽鲜艳的女式衣裤，还有十几元钱和布票、粮票、外语书等，比小周提包里的东西贵重多了。
翻开外语书一看，“兰州大学外语系倪艳华”一行字映入眼帘。
线索找到了，副指导员立即给兰州大学写信联系，查找倪艳华同学。
没过几天，倪艳华回了信，并把周艳平的提包寄了回来。
她在信中写道：“当我在车上发现拿错提包后，心里十分着急，赶紧到原来的车厢寻找，打听到有一位解放军同志也说提包搞错了，和我的提包一个样，已经下了车。
当听到‘解放军’三个字时，我就象吃了一颗定心丸，心想，提包会回来的……”3月1日那天，连里把提包寄给了倪艳华同学。
黄家明 徐生
作者：高凯明郑穗华
本报讯 广州部队某部防化排，去年有四名战士考入部队院校和专业教导队。
在这个令人欣喜的成绩里，有着排长马兆法热情帮助战士成才的辛劳。
排里几十名战士求知欲很强，但一些战士不能正确处理学习和工作的关系，上政治课时，有的在下边偷偷地作文化习题；
站岗执勤时，有的也带上数理化课本。
马兆法没有采取简单批评的方法，而是专门召集排务会，既热情鼓励大家发奋学习，立志成才，同时又讲清服役期间首先要尽好义务，把教育训练搞好，做一个合格战士的道理。
战士们听了很服气。
马兆法又帮助战士们按文化程度，组成三个业余学习小组，从连队工作的实际出发，安排各小组的学习时间和学习计划。
平时，马兆法也注意科学地安排工作，尽量多“挤”出时间让战士们学习好。
遇有公差勤务，如果是在操课时间，就让老兵去，避免新兵落了课，又占用他们的业余时间；
如果是在学习文化课时间，就让文化水平高的战士去。
马排长这样精心为大家创造学习条件，战士们立志成才的信心更强了。
马兆法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经常热心辅导战士学文化，而且很得法。
上防化专业课时，他启发大家运用化学知识解答问题，既掌握了专业技术，又提高了灵活运用基础知识的能力。
业余时间，他爱搞一些学习问答、数学竞赛、小测验等，活跃大家的思想，提高学习效果。
马兆法还是个热心保障战士学习的“好后勤”。
战士们自学缺辅导教材，他到书店联系买来自学丛书，并叫自己家里给寄来复习提纲。
他还主动与地方学校联系，组织战士们旁听。
四名战士准备参加部队院校招生考试，马兆法在生活上处处给予关怀，考生邓万法的母亲来队探亲，为了少占用小邓的时间，他细心照料。
四名考生很受感动，发奋学习，考试时都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在马兆法的帮助下，这个排还有六人成为技术能手，十五人由小学班升到了初中班，十人由初中班升到了高中班。
（高凯明、郑穗华）
作者：许肖江永红
栏目：练兵场人物素描
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只要给特务连副班长顾纯指一个爆破目标，他不用尺，用手臂一比，就可以准确报出目标的数据，“一比准”；
他不用计算盘算，不到一分钟就可以心算出所需炸药量，“一口清”；
粉状或磷片炸药取量，他不用秤或天平，用手就可以抓准，“一把准”。
不怪你不信，就连顾纯所在的南京部队某团团长臧友玉也说：“1964年大比武也没这个事，难道他长了电脑不成？”
3月14日下午，臧团长主持考顾纯。
先考爆破理论，出了四十三个题，顾纯题题对答如流。
接着考“一把准”，工兵参谋唐振山报了“二百克”的数字，只见顾纯一把抓起炸药，掂了掂就放到盘子里，接着又连续抓了三把。
唐参谋拿到天平上一秤，不多不少正好二百克。
大家又连续报了五个数字，顾纯除一次多了二克外，四次都一克不差。
轮到考测量，团首长们先后指了五个目标，顾纯一个一个用手一比，报出来数字和钢卷尺量的一样。
这时团长出了一个题：“一个钢筋混凝土坑道口，上部厚度三十厘米，两边厚度二十厘米，要用梯恩梯把它炸塌下来，需要多少药量。”
唐参谋有点懵了，因为爆破坑道口的公式运算要连乘四次，还有一个数要立方。
顾纯微闭双眼，不到一分钟，报出了十三点五公斤的答案。
唐参谋因为要临时从教材上找系数，这才刚刚开始摆弄计算盘哩！
干部们议论起来：“这个兵真象个‘小电脑’。”
说起电脑，顾纯去年6月在军教导队开始学爆破之后，老是想起电脑。
一本近三百页的《爆破教范》啃完了叫人头脑发胀。
好家伙，一共三百七十多个系数、公式，一百多个理论概念。
“要是有个电脑，把这些都储存起来，查起来不是方便多了吗？”
顾纯电脑想得多了，训练中就丢三拉四。
一次到野外测量爆破目标，他忘了带钢卷尺和计算盘。
有人说了他一句；
“迷迷瞪瞪的，脑袋干什么用的？”
“对呀！
长脑袋干什么的？
没有电脑，就不知道在自己的脑袋上挖挖潜力。”
顾纯没有生气。
他想起自己的手虎口一张是二十厘米。
测量目标别人用钢卷尺量，他就用手比，居然八九不离十。
别人用计算盘算，他就用心算，速度虽然慢，总还是算出来了。
这次训练回来，顾纯把自己身体的各个部分，特别是手上的每个关节都量了一遍，记住它们的长度。
见到什么物体都要用手比一比，量一量，再用钢卷尺校对。
“八一”会餐，他左手端着一盘橘子罐头，看见炊事员小夏拿着一个搪瓷杯在倒啤酒。
“先不要喝，让我看看杯子有多粗。”
他走上去就用右手量起来。
他注意力太集中，左手的盘子碰到另一个战友，橘子水淋了别人一身，顾纯竟说：“周长二十六厘米。”
那人火了：“心不在焉，疯疯癫癫的！”
大家大笑起来，他才发现惹了祸，赶紧赔礼道歉。
顾纯确实入迷了。
他天天晚上啃那本《爆破教范》。
他想：能不能编一份爆破综合表，把数以百计的概念、系数、公式都用字母和数字表达清楚呢？
说干就干，他动手摘编起来，三十多页，还是一钵浆糊！
“不行，得找窍门！”
顾纯向工兵教员请教，征求战友意见。
又花一个月时间，第二稿出来了，一本二十万字教范，被他缩成了三十一个表格，易懂，易查，易记。
顾纯很快就把它背得滚瓜烂熟。
记住了公式、系数，他立志用心算和计算盘比试比试。
爆破公式中有一个一点二五的常数，乘起来很麻烦。
一点二五不就是一又四分之一么，变成乘一加四分之一，岂不简单得多！
顾纯这样苦思苦算，把复杂的简化，在公式和系数上找规律。
四个月后，他的心算变得又快又准：对简单爆破的数据运算，他的心算速度超过用计算盘；
对复杂爆破的运算，别人要翻公式，找系数，然后再用计算盘算，速度也跟不上他。
钢卷尺、计算盘和秤是爆破训练三件宝，这最后的一杆秤能不能也不用呢？
去年10月顾纯又开始练用手取量粉状和磷片炸药，他找来一杆秤，抓一把炸药称一次，体会一次。
渐渐手里有一个谱：一大把是五十克，四指并拢抓一把三十克，三个指头捏一点是五克。
顾纯反复练了一个月，终于达到了取量炸药“一把准”。
军工兵处对顾纯进行了严格的考核后，批准他为“一级爆破技术能手”。
南京部队工程兵首长观看了顾纯的表演，兴奋地说：“这样的兵不说多，一个连有一两个，打起仗来作用就不小了。”
部队工程兵领导机关给他颁发了军事训练一等奖。
同志们都称他为特务连的“小电脑”。
许肖 江永红
作者：陈巍
作者：赵振邦
作者：张广桐/戴惠安
今年植树节，我们来到成都部队某团。
在竹木成林的营区，有一种从未见过的细高树苗格外引人注目：密密细叶酷似含羞草，顶尖上开着团团绒球状的小黄花，清香扑鼻。
一打听，原来这种树叫黑荆。
营管助理员冯纪仲告诉我们：黑荆属速生常绿乔木，几年就能长到十米以上。
脱落的树皮，是生产烤胶的主要原料，国际上号称“世界烤胶之王”。
每棵年产树皮十公斤以上，树种五公斤以上，这两项就价值六十元。
黑荆每年有五个月花期，是养蜂的蜜源。
十年后，每亩还能间伐出六立方米以上能做高级家具的木材。
说起这优良树种来营房“落户”的事，冯纪仲的谈兴更浓了。
过去，这个团植树二万多棵，但由于不懂得“择优”，除了三十亩果木树外，大都是经济价值不高的桉树、阔叶樟、青杠等。
去年，冯纪仲到四川省林木种籽公司拜师，选中了澳大利亚的黑荆，学名澳洲银合欢。
但当时我国引进不多，驻地是否适宜种植，还没有试验过。
冯纪仲回来，从县气象站跑到农业局，查资料，问数据，证实驻地的气温、土壤、雨量都适合黑荆生长。
于是，他买回了十斤黑荆树种。
如何播种催芽呢？
冯纪仲在地方同志的帮助下，到有关部门借阅了《中国林木资料》，一字一句地抄录了黑荆栽培的技术资料。
他按要求于去年春季播了种，果然长出了全苗。
现在，黑荆苗株已长到二至三米高，在营区移栽了四千六百棵，还支援了地方和兄弟部队二万八千棵。
冯纪仲积极搞绿化，已经有十多年了。
1970年，他向团党委提出了十年绿化规划，决心把本团的千亩营区绿化好，为后人造福。
此事得到团党委大力支持。
经过十年努力，这个规划基本实现了，全团改造了烂泥坑、臭水沟，植树两万多棵。
去年秋天，全团收苹果、梨、核桃、葡萄等干鲜水果五千多斤，干部战士都尝到了自己的劳动果实。
这些年，冯纪仲还边实践，边总结了一套育苗、以苗养林的经验。
去年，他们已有三十五亩苗圃，育苗三万多棵，除保证了本团绿化需要外，还供给外单位，卖树苗的收入抵销了全部开支尚有盈余，为营区造林筹集了资金。
现在，冯纪仲又制订出营区绿化和综合利用经济林木的第二个十年规划。
他知道自己已是一个老兵了，这个规划不见得能在他手上变成现实。
但他望着周围郁郁葱葱的林木，意味深长地对我们说：“那没什么，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
本报通讯员 张广桐
本报记者 戴惠安
作者：郭立新翁东峰
栏目：部队新闻集锦
这个站的机器设备大部分十分陈旧，经常发生故障，影响了有线电通信的顺畅。
在上级业务部门指导下，他们对站内所有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标准化整修。
通过整修，全站设备十二项技术指标平均九十九点一分，每部载波机都是标准机，整个机务站成了标准站。
设备达到标准化后，他们进一步做到勤保养，细维护，实行定人定机定时擦拭，坚持严格的预测预检制度，发现性能变化，及时分析解决，使机器随时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
（郭立新、翁东峰）
作者：张卫国
栏目：部队新闻集锦
本报讯 二月十四日，海军航空兵驻海南岛某团的随军飞行员家属，全部搬进宽敞舒适的新楼房。
这个团担负着附近领海的巡逻、防空作战任务。
不少飞行员家属跟随丈夫来到“天涯海角”落户，但住房狭小破旧，有的还是仓库改建的。
上级领导发现这一问题后，就拨款建造一栋每单元两房一厅的家属楼；
考虑到海南岛长夏无冬，室内设置了淋浴房，每套房间的前后两面还建了阳台。
飞行员和他们的家属搬进新居后，都表示要更加安心海岛，警惕地保卫祖国的海防。
（张卫国）
作者：周描坤
栏目：部队新闻集锦
作者：金海龙
栏目：部队新闻集锦
作者：高祥惠金福昌孙振宇
栏目：部队新闻集锦
在东海前哨的一个小岛上，驻守着某部四连。
这里原来吃水很困难，遇上几十天不下雨，岛上井水干涸，军民昼夜排队到“神仙洞”一滴一滴地接水吃。
干部战士自力更生，克服困难，顺着石沟筑坝蓄水，建成了两个小水库，解决了全岛吃水问题。
有了水，战士们养了鱼，还在光秃秃的小岛上填土种菜，种植树木花草。
每当春季来临，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犹如海上的花园。
高祥惠、金福昌、孙振宇摄
海岛上的“小天池”。
过去遇上几十天不下雨，岛上军民就在这里昼夜排队接水吃。
有了小水库，过年过节战士们还能吃上自养的鱼。
（照片）
作者：王愿坚
栏目：长征
敬爱的茅盾同志逝世了。
二十多年来，作为文学军队和军队文学行列里的一个兵，我一直生活在茅盾同志的关心和爱护之中。
在我心里，茅盾同志不只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中国文学的前驱和骄傲，而是整个文学的象征，是一个海，一面旗，一派春风……
我接触茅盾同志，是通过幼年就开始读到的那卷帙浩繁、深刻动人的作品；
然而，直接得到他的关怀和教诲，却是因了一篇很小的、小得几分钟就可以读完的小小说。
那是1958年，我在6月号的《人民文学》上读到了茅盾同志写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
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在这篇文章里，竟然谈论到我的短篇小说《七根火柴》。
当时，我刚刚踏上文学的门槛，根本不懂什么是小说，正象开始学步的孩子一样，胆怯地试探着、摸索着。
这篇不满两千字的小说，就是一次尝试。
然而，就这么一根火柴的微弱的光亮，也被这位文学巨匠看到了。
对于这篇小小的习作，茅盾同志竟然说了那么多的话，关于短，关于结构，关于人称、环境和人物，还有动作性……说得那么仔细，那么充满深情。
从这亲切的关怀里，我得到了多么大的鼓舞和力量呵！
当年的9月，茅盾同志又热情地称道了那部跟我多少有些关联的电影《党的女儿》，几乎是紧接着，在《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又谈到了《普通劳动者》和我的其它的短篇小说。
在热情鼓励的同时，他语重心长地说道：“作者要把正面的英雄人物写好，就必须熟悉他们，全心全意爱他们。”
这是何等深刻的艺术经验呵！
在那些日子里，如同嫩苗得到适时的灌溉，又象暗夜行军得到了向导的指引，我饱尝了前辈关怀的温暖和幸福。
我不只一次地想：要是能够见到茅盾同志，直接聆听他的教导，该多好！
不久，我就幸运地得到了这样的机会。
1959年初，我们编辑的革命回忆录汇编《星火燎原》第一卷出版了。
编辑部派我把书送给茅盾同志看看，并希望他从中选几篇作些介绍。
走进坐落在东四牌楼附近的那栋小楼，由于心情紧张或者是暖气太热，我已经满头是汗。
刚在会客室坐下，茅盾同志就从楼上慢慢下来了。
这是我第一次谒见这位我从小就仰慕的文学前辈，一霎间，一个背熟了的句子涌上心头：“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一时，竟忘了敬礼，连想好的话也不知哪里去了。
茅盾同志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情，便拉我坐在他身边，先扯了几句闲话，还幽默地数了数我肩章上的星星，然后才让我讲来意。
我向他汇报了征文的发起、规模和编稿的情况，他一边翻着书，一边注意地听着，不时缓缓点头。
我刚讲完，他就爽快地答应了。
没过多久，他这篇文章就在4月号的《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
这位曾经编辑过《中国一日》的大文学家，如今又热情洋溢地推荐了《星火燎原》，并且挑选了《潘虎》等三篇文稿进行了细致的艺术分析。
还记得文章的头一句是：“读《星火燎原》是会忘记睡觉的。”
在文章里，他以极大的热情赞扬了这部书，把《星火燎原》和《左传》、《史记》并列比较，并且说“毫无逊色”。
读着文章，回忆那次见面，我不再因为那次没有就自己的创作问题向他讨教而失悔，我开始明白：无论是品评初学写作者的作品，还是评价军事文学的成就，都表现了这位文学大家对党和人民军队的热爱，对革命文学事业的关怀。
茅盾同志对文学事业和文学后进的关心和爱护，不只是热情鼓励，更多的是细心的指导、严格的要求和热切的期望。
六十年代第一个春天里，在作家协会的茶座里，我又见到了茅盾同志。
大约是这一次，茅盾同志才把我这个青年军人和那几篇小说联在了一起。
他坐在我身边，又讲了许多鼓励的话，在离开我们桌子的时候，却回过身来，深情地嘱咐道：“多读点儿书。”
这是句平常的话，然而也是句令人难忘的话。
茅盾同志是了解我们的。
我们这茬子文学青年，由于年龄还小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部队，读书太少，底子太薄，而一个很少读书的文学工作者，是很难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的。
在这以后，他曾多少次向青年后辈谈到过读书、学习和不懈地加强修养的重要。
在1977年全国短篇小说座谈会上，他把李准、茹志鹃和我叫到身边，谈到了这个问题。
在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他把人民的奖励交给我们的时候，又谈到了这个问题。
“博览群书，学贯中西”，这是多么高的要求！
在这要求里，他对于青年后辈、对文学的未来，寄寓了多么深的情感和期望呵！
我记住了这深情的嘱咐和热切的期望，也怀着一个秘密的愿望：希望我这支火柴的微光能够在茅盾同志和文学前辈们的光辉照耀之下燃烧得更炽烈些；
希望有那么一天，能够带着生活、读书和写作的进益，再见到这位文学老人。
然而，敬爱的茅盾同志竟然匆匆和我们永别了！
茅盾是不朽的。
他那伟大的文学成就和博大的心灵，将久远地存留在我们伟大民族和祖国的历史上，存留在一代代文学青年的记忆里。
我谨向敬爱的茅盾同志献上一个军人的敬礼，并带着他给我的一切，继续学习和战斗在他留下的事业之中！
作者：纪学
栏目：长征
一代文豪茅盾同志逝世了！
他那封临终前写给党中央的信，在人们心中引起了深刻的反应。
这是一位终生追求党、热爱党的伟大人物最后的心声，是一种多年积藏的真挚而又深沉的感情的披露。
悲痛之余，人们不能不想，茅盾同志这封信，对于他自己，对于千千万万追求进步和光明的人，有着怎样的意义。
为了追踪这封信的轨迹，我访问了知情的同志，感谢他们告诉了我真实的情况。
3月14日上午，在北京医院的119号房间里，茅盾同志躺在病床上。
这时他的心力已经衰竭得很厉害；
严重缺氧，呼吸困难；
表示肾功能的化验单上写着三个“+”号；
烧也总是退不下来。
一切药物效果都不大。
入院以来身体衰弱得很快。
尽管人们没有将真实的病情告诉茅盾同志，但他自己已觉察到死神在向他逼近。
他挣扎着想坐起来。
他的儿子韦韬急忙走上前去，轻轻按住他，小声问他想做什么。
他喘嘘着说：“我要写信，给党中央写信。”
他儿子劝他说，你身体不行，不能起来，要说什么，我帮你记下来。
说着拿出了纸和笔。
茅盾略为沉思了一会，便口授了那封给党中央的信。
接着，他又口授了给中国作家协会的信，然后就闭上眼睛休息起来。
和煦的阳光从玻璃窗上辐射进屋内，照在这张苍老的布满老年斑的脸上，仿佛刚刚写完一部著作，刚毅而又恬静。
他这样向党提出请求，在很早以前曾经有过一次。
那是1931年5月，瞿秋白同志到上海避难时，住在茅盾家里。
茅盾对这位好友谈了自己和党失掉关系的经过，倾诉了希望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心愿。
秋白当即答应向党反映。
但是上级没有答复。
瞿秋白劝他安心从事创作，并说：“鲁迅先生也还不是党员么！”
也许还有不少同志不了解茅盾同志这段历史。
原来，早在1919年底，茅盾同志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外国传进来的关于马列主义的著作。
1920年10月，由早期共产党人李汉俊介绍，茅盾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员，是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
他在党的领导下，先是白天搞文学（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办事），晚上搞政治，后来就以主要精力从事党的工作。
1926年1月，他作为上海地区党的代表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后本打算回上海，一方面从事党的工作，一方面从事文学活动，可是却被留在按照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改组过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宣传部，作为代理部长毛泽东同志的助手，起草宣传大纲，处理函电等事务性工作。
1927年初，他又根据党中央的派遣，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工作。
同年4月，他又遵照党中央的决定，主编《汉口民国日报》，为党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蒋汪合流之后，我党力量被迫撤出武汉。
1927年7月23日，茅盾接到党的命令，去南昌参加“八一”起义。
乘船到达九江时，开往南昌的火车不通了，他被阻于牯岭，因突患腹泻，错过了起义时间。
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曾使他一时感到迷茫。
1927年8月中旬，他从牯岭回到上海，面临着南京政府的通缉令，就躲在自己家中，陪伴养病的妻子，写起小说《幻灭》来。
前后十个月，他没出过自家的大门，几乎与外界隔绝。
随后他又东渡日本，从此失掉了和党的联系。
但是，茅盾并没有改变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他虽然没有了组织关系，但仍追随着党的脚步前进，用他的笔配合党的行动。
1938年2月，茅盾到汉口，为党影响下的生活书店筹备《文艺阵地》的创刊工作。
1940年上半年，他在从新疆回上海料理母亲丧事的归途中，搭乘朱德同志的车队到达延安。
他本来要留在延安的，可是，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副主席提出，茅盾在重庆比在延安的作用更大，重庆更需要他。
当张闻天同志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立即表示：只要党认为需要，我马上去。
于是他把一女一儿留在延安，携带夫人孔德zhǐ于1940年底到达重庆，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从事进步文化活动。
1949年2月，茅盾转道大连、沈阳，来到刚刚解放的北京，参加筹备政协会议和第一次全国文代会。
他想在党的领导下，专心从事创作，几次向周恩来同志提出，不担负行政领导工作。
周恩来同志同意了。
可是后来情况有了变化，毛泽东同志找他谈话：“现在还得委屈你一下，请你来当文化部长。
你当，我们才放心。”
这使茅盾很感动，党没有把他当外人呵！
他当即答应了。
从此，他就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领导全国文化的工作中去，至于个人创作，只能抽暇写些文艺评论。
虽然他少写了不少作品，但毫无怨尤。
对于和党失掉联系的事，茅盾一直是抱憾在心的。
他在文章中不止一次地解剖过自己当时的思想，有时和家人说到此事时，也流露出愧疚，而且在党还处在艰苦的年头里，就提出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然而在全国解放初期，他的家人向他说到此事时，他说：在共产党领导打天下的时候，我虽然不是党员，也一起干了。
今天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在人民中有了荣誉，我现在不能去分享这个荣誉。
我就努力做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吧，在党的领导下，做好分配给我的工作。
所以，他一直没有向党提出自己入党的问题。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林彪、“四人帮”的胡作非为，使我们的党遭到了空前的大破坏。
始终执着地热爱党的茅盾非常心痛，他不止一次地说，这样搞，天怒人怨，党的损失太大了。
但他仍然对党的前途充满了信心，断定那帮人长不了，总有一天，党会清除他们，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
1976年上半年，在“四人帮”最猖獗的时刻，他担心看不到胜利的一天，就开始写回忆录。
他说，这些东西现在不能拿出去，将来是一定能够发表出来的，我要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
“四人帮”粉碎后，他虽然感到“风雷岁月催人老”，但精神奋发，心情愉快，更加抓紧回忆录的写作。
可惜，他到底还是没有写完。
十年浩劫使党的威信受到了损害，对此，茅盾深感不安。
去年5、6月间，茅盾因病住进医院，不少人来看他，谈话中，他知道现在有些人对党，对马列主义真理，对共产主义理想，对社会主义制度不那么信仰了，脸上流露出忧虑的神色。
一次，他和家人谈话时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为了找党，找马列主义，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连命都可以不要。
……过去，我一直没提我的组织问题，看来如今我得提了。”
当韦韬把给党中央的信重新抄写清楚，请茅盾同志亲笔签过名后，问他，你为什么在这时候提出入党呢？
茅盾同志说，我这是向党表示我对共产主义的理想至死不变，我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心愿至死不变。
我死了，如果被追认为党员，也不存在当党变为执政党以后分享荣誉的问题了。
……
当我知道这一切之后，又一次读着茅盾同志的信和党中央关于恢复他的党籍的决定，心潮更加不能平静。
当有的人失去共产主义理想，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对共产党的领导发生动摇的时候，从一颗历尽沧桑的心头，从一位即将告别人世的老前辈嘴里，发出这样的声音，怎么能不格外令人深思啊！
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沈雁冰同志 新华社记者 胡颖摄（照片）
栏目：长征
茅盾给臧克家的信（照片）
作者：董伟康
栏目：长征
0∶2，这是中国男子排球队和南朝鲜男子排球队比赛的前两局结果。
这时在电视机旁的球迷们再也坐不住了，有的已经摇头叹气，说：“中国队完了！”
可是，就在这叹息、悲观声中，中国队却越打越勇，越打越好，竟然连赢三局，反败为胜，夺得了胜利。
球赛结束了，一个问题在我脑海里萦绕：在0∶2落后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一种是破罐破摔，悲观失望，最后走到极端，认为自己不行，一点“争”的精神也没有了。
一种是不认输，不气馁，从挫折中找原因，总结教训，通过自己的“搏斗”，使局面转化，变失败为成功。
中国男排就是这样的一种精神面貌。
“搏”的精神，是很可贵的。
一个球队，有了这种精神，就能打出好的作风，增强胜利信心，改变落后局面。
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这个经验对我们各行各业都是有用的。
在革命与建设事业上，类似0∶2这样的逆境是会碰到的。
比如，由于长期“左”的错误思想的指导，我们没有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而是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违反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使我们的经济和其他先进国家比，落后了一大截。
面对这个局面应该怎么办？
有人整天唉声叹气，牢骚满腹，埋怨党犯了错误，有的甚至怀疑党还能不能领导大家搞四化。
这样的人被挫折吓住了，完全忘记了事物发展的规律。
列宁说：“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因为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
因此，人们对于客观的认识也不可能是直线的、一蹴而就的。
任何政党和它的领导人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受到认识上的局限和主客观条件的制约，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
问题是如何对待自己的错误，是文过饰非，知错不改，还是承认错误，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找出改正的方法？
如果是后者，那么就可能通过努力向胜利方向转化。
我国男排的胜利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党严肃地批判了“左”的错误，检查了工作中的失误，深入分析了产生错误的原因，现在又在摸清了“国情”的基础上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这样的转折关头，我们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继续前进的时候，有什么理由悲观失望呢！
我们要学习中国男排立足于“搏”的精神，用自己艰苦的劳动，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作者：《血沃中华》编剧方兰周毅如孙勃
栏目：长征
《血沃中华》是一部反映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烈士在狱中斗争的故事片。
在创作准备阶段，我们三人曾沿着方志敏烈士的足迹：走遍了赣东北的山山水水，访问了方志敏烈士的一些老战友和当年斗争的见证人三百余位，并得到一些博物馆、纪念馆、档案馆、图书馆的大力支持，收集并整理了近百万字的素材，弄清了许多过去没弄清的历史事实。
在创作过程中，我们按照重大的历史事件一定要真实的原则，尽可能地做到在重大事件都有史实根据的基础上，才进行必要的集中和艺术虚构。
《血沃中华》虽然实现了让广大群众从银幕上看到方志敏烈士形象的愿望，但是限于水平，我们未能将这个工作做得更好，为此惴惴不安。
同时也欢迎来自各方的意见和批评，以利于今后的提高和进步。
但是，最近有人发表文章说：《血沃中华》里蒋介石亲自到南昌劝方志敏投降的情节，“是没有根据的编造”，“既违反历史真实，又损伤方志敏的形象”。
对此，我们认为有加以说明的必要。
事实是，蒋介石亲自对方志敏劝降一事早有文字记载。
1958年工人出版社出版了方志敏烈士的妻子缪敏所著《方志敏战斗的一生》，其中第一百零六页载：
……没过几天，蒋介石由武汉坐着飞机来到南昌，他带着私人秘书到监狱来见志敏同志。
他向志敏说道：
“方先生，你很有才干，我希望你投效‘祖国’作事，我还要倚重你的。”
志敏同志毅然地回答他道：
“谢谢蒋先生，我的生命只有三十六岁，你赶快下令执行吧！”
蒋匪知道志敏同志是不可屈的，便下了“秘密处死”的命令。
195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方志敏的故事》一书中，与方志敏同狱的我党狱中党支部书记乔信明所著《回忆方志敏同志》一文说：
……听说蒋介石曾和他的私人秘书来和志敏同志谈判，顾祝同也曾以同学的名义想软化说降，可是这一切卑鄙意图，都被志敏同志击退了。
又据当年第一个见到方志敏在狱中的密写信件、我党中央特科在上海的吴奚如同志回忆说：
“1935年春，方志敏同志第一次托人带到上海，经内山书店转交党中央的报告书及给鲁迅先生的信件中，曾说到蒋介石召见过他，企图软化他，要他在报纸上登一脱离共产党的启事，蒋即给方志敏同志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职位，蒋介石这一阴谋，被方志敏同志当面拒绝。”
据上所述，《血沃中华》中有关蒋介石劝降方志敏，阴谋软化方志敏的情节，完全是有事实根据的。
方志敏在蒋介石面前表现得那么沉着镇定，坚贞不屈，这本是历史的真实，而决不是我们的“任意编造”。
此外，该文竟将影片中的婴儿与方兰等同起来，这真不知是从何说起。
对方兰遭遇的叙述也不符合事实，这里就不去说它了。
作者：孙逊
栏目：文化阅览室
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要求每一个作家和艺术家重视自己所写的作品的社会影响和教育作用，使文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但是，自“社会效果说”提出之后，曾引起某些曲解和疑虑。
有些同志甚至认为“社会效果说”会成为变相的禁止某些作品，担心这样下去文艺又会变成“道德说教”，并且认为：作家不是一个道德家，不应对文艺提出道德的要求，不应把社会上某些道德败坏归咎于文艺的影响和作用。
文艺作品不应成为“道德说教”，我们不应把社会的某些道德败坏现象都仅仅归咎于文艺。
但是，这决不等于说文艺就没有道德方面的影响和作用，文艺家也没有道德方面的责任和目的。
因为艺术虽然不是“道德说教”，但它是“人的一种道德的活动”，人民和社会理应对它提出道德方面的要求。
也许有同志会说，不是“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吗？
那么作为一个作家，只要他真实地反映了生活，那就完成了他的使命，何必还要提出道德方面的要求呢？
诚然，不真实的艺术是不可能有生命的，从这个意义来说，“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这一命题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是说“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而不是说“艺术的生命止于真实”。
对艺术来说，除了真实，还有着其它同样重要的价值观念，这便是：善与美。
早在我国古代，孔子对评价艺术作品就提出了“尽善尽美”的价值标准。
在西方，资产阶级则提出了真、善、美三个观念。
而这里的所谓“善”便是属于道德范畴的问题。
当然，我们今天说到真、善、美这三个观念，其内涵同古代和近代剥削阶级已有着本质的不同。
在艺术创作中，片面地只强调“真”而忽略了“善”与“美”，这同片面地理解了文艺的本质和职能是分不开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这样说过：“再现生活是艺术的一般性格的特点，是它的本质；
艺术作品常常还有另一个作用——说明生活；
它们常常还有一个作用：对生活现象下判断。”
“艺术的主要作用是再现现实中引起人的兴趣的事物。
但是，人既然对生活现象发生兴趣，就不能不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说出他对它们的判断；
诗人或艺术家不能不是一般的人，因此对于他所描写的事物，他不能（即使他希望这样做）不作出判断；
这种判断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就是艺术作品的新的作用，凭着这个，艺术成了人的一种道德的活动。”
这里，车尔尼雪夫斯基以他严密的论证，为我们全面理解文艺的本质、作用和目的，理解艺术何以会成为人的一种道德的活动提供了启示。
一部作品，只有努力做到了真、善、美的尽可能统一，只有具有高尚的情操和道德，才可能有永久的艺术魅力和生命。
否则，不仅假、丑、恶的东西要为人民所唾弃，就是真、丑、恶的作品也难为群众所接受。
那么，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艺术又要变成进行“道德说教”的工具呢？
当然不是。
因为所谓“道德说教”，它首先从根本上就取消了艺术反映生活的特点。
列·托尔斯泰说过：“从前，人们怕艺术作品中偶然会有一些使人腐化的作品，就索性禁止一切艺术作品。
可是现在，人们只不过怕失去艺术所给人的任何一种快乐，就袒护一切艺术。
我想，后一种错误比前一种错误严重得多，危害也更深。”
他讲的这两种错误在我们今天也同样存在着。
我们必须注意克服，使文艺更好地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摘自1981年3月12日《文汇报》 孙逊文）
作者：武仲平
栏目：文化阅览室
目前，世界上对风筝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有些国家兴起“风筝热”。
国外最早放风筝的日本，有千余年历史。
放风筝是日本人喜欢的活动之一。
日本每年风筝销售量达六百万个以上，除国产的外还要大批进口。
据1978年6月香港《大公报》报道：日本曾有人用一根线绳放起三千六百七十二只风筝。
当然，不只是风筝的规模和重量惊人，精制程度也很高，一些飞鸟常把鸟形的风筝误看成自己的同宗，并排飞翔。
有些风筝在空中可停留几小时之久。
每年2至4月，在泰国曼谷的蓝天上，可以见到泰国式的风筝：大的有六英尺高，象一只巨鸟，名叫猜拉朗康，代表男性，由一百二十人操纵。
小的只有三英尺高，象一颗大钻石，代表女性，仅有九人驾驭，不靠人力，单凭风势。
他们在举行风筝锦标赛，为争夺“泰王杯”和“泰后杯”，在空中比高低，争胜负，吸引了各地的风筝迷前来观战。
美国每年5月都要在波士顿举行风筝比赛大会。
英国人对放风筝的兴趣也很浓，在伦敦还专门成立了一个“风筝玩赏者”协会。
（摘自1981年3月24日《旅游报》 武仲平文）
作者：黄河
栏目：文化阅览室
报纸，在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的中国也是具有悠久历史的。
早在汉唐时代就出现过一种《邸报》。
汉朝各侯王在京师的办事处就叫做“邸”。
“邸”的主要任务就是把皇帝的诏令等通报给各自的藩王，象这一类的京师通讯，一律叫做《邸报》。
唐玄宗时代的《开元杂报》就是一种《邸报》，被称为世界历史上最早的报纸之一。
《开元杂报》是手写后再用木版雕刻印成单张，根据事物的繁简定页数的多少，每页十三行，每行十五字，字体系楷书，字大如铜钱，有界栏而无中缝。
《邸报》除了刻登皇帝的起居注外，还载有诏令、奏章、叙任、辞令、谒见、朝觐、赏罚、庙堂会议等内容，其发行并无定期。
到了元朝，《邸报》的内容发生了变化，除登载官方消息外，还刊登一些社会新闻。
明朝天启年间（公元1621—1628年）曾出现一种《京报》。
“京报”就是京师报的意思。
清朝废除了《邸报》这个名称，正式改为《京报》，其内容格式如故，不过由散张改为本装罢了。
当时东华门外设有京报房一所，报房由内阁领文件到宫内抄毕，然后雇用一些贫苦之人分写为底稿，用泥版印刷。
《京报》多者十余页，少者五至六页，每页八行，每行二十三字，没有书边或中行线；
以黄色纸为面，长约六寸，宽约三寸。
《京报》内容简略，包括三部分：（一）宫廷消息，包括重要的任命；
（二）上谕，即皇帝的命令和宫廷的重大事情；
（三）奏章，即京内外大员的奏议和报告。
应当说，《邸报》、《京报》就是我国现代报纸的雏型。
（摘自《百科知识》1981年第三期 黄河文）
作者：新华社/郑文礼乔全寿/李果
栏目：通讯
前些日子，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来到贾罕大队，了解到社员武世荣在三中全会后成了全村有名的“冒尖户”时，在座谈会上，详细地询问了武世荣的家庭收入情况。
武世荣今年四十七岁，家中七口人，其中四个劳力，去年包种了四亩八分花生、十四亩棉花，还到队里油坊榨油，给队里看西瓜，全年超产收入及油坊、瓜地分款，共计三千七百多元，加上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收入，全家共收入四千五百三十二元，人均六百四十七元。
霍士廉问武世荣：“那么多活，你怎么能干得过来？”
武世荣说：“包那四亩八分花生，里头有三亩是荒滩地，是我投标投来的。
当时有的人包三十元一亩，也有包五十元一亩，我包了八十元一亩，再没人和我争了。
开这三亩荒地时，我把孩子、老婆全动员到地里，我前边翻地，她们在后边拾草根、搬石头，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了五、六天，地就整好了。
这样种花生、务棉花、榨油、包看西瓜，白天加班，黑夜抽空干，几台戏连着唱，到头来样样都超了产。”
座谈会散了，霍士廉高兴地对武世荣说：“走，到你家里看看去。”
许多社员闻讯后也来到老武家门前。
武世荣家春节贴的对联仍然醒目耀眼，霍士廉仰头逐条念着：“三中全会政策好”，“家家户户气象新”，“丰衣足食”。
进到院里，看到北房门上也有一副对联：“责任到人耕耘精，联产联心产量增”，横幅是“劳动致富”。
霍士廉凝思了一阵，微笑着说：“写的好啊，很符合你家的实际情况。”
看完对联后，霍士廉又进了屋，看了房内的陈设，又转到院子里，看了猪圈、羊圈、鸡、兔及院子里核桃树，询问这些收入的情况。
接着又问：“你家钱多了怎么花？”
武世荣想了想说：“打算圈三孔砖窑，给女儿买辆自行车，买块手表，再添几件农具，买几件放粮食的大缸。”
霍士廉赞许地说：“你真是冒尖户，靠集体致富，靠劳动发家，这是正路，大胆地干吧！”
他又对在场的干部社员说：“不要怕社员富，过去一直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就是不讲小河水多大河溢，今后就要和武世荣一样，集体个人一齐富。”
在临别武世荣家时，霍士廉对大家说：“看来包产、投标都是个好办法，不要怕包产。
只要所有制不变，生产能上去，群众喜欢那种生产责任制，就可以实行那种生产责任制。”
霍士廉的话，群众听了感到心里热呼呼。
他们说：“省委书记下来，就象医生看脉，听群众心里话来了。”
也有人对党的政策有怀疑，现在省委书记到家里来，过去的怀疑消除了。
霍士廉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后，离开了武世荣的家，又推开了另一户社员的门……。
新华社通讯员 郑文礼 乔全寿
新华社记者 李果
作者：湖南慈利县籍战士王峰
栏目：家乡喜讯提倡文明之后……
我们家乡闹洞房，过去有许多不文明的游戏，最令人难堪的要数“摸草珠子”。
就是把一些“草珠子”灌进新娘衣服内，然后由新郎当着众人之面在新娘身上摸，直到其中一粒带有标记的“草珠子”摸出来为止。
记得1977年我回家结婚，闹洞房的人硬将我的手塞到爱人衣服内摸草珠子，羞得她趴在床上哭了起来，洞房之喜闹成了洞房之悲。
最近，我回家参加弟弟的婚礼，从上火车起就琢磨着如何阻止搞低级趣味的“摸草珠子”游戏。
闹洞房的那天，弟弟和弟媳两个单位及四邻的青年人几乎都来了，其中有几个是闹洞房“能手”，我爱人洞房之哭就是他们闹出来的。
可是，这次闹洞房却出乎我意料之外。
开始由两个单位的团支部负责同志介绍新郎新娘学习和工作情况，代表前来参加婚礼的人向新婚夫妇祝福；
接着便是新娘新郎介绍恋爱经过；
最后由前来参加婚礼的人打谜语给新娘猜，三分钟猜不出唱一支歌。
整个闹洞房过程笑语阵阵、喜气洋洋，既轻松又文明。
客人走了以后，我高兴地对弟弟说，今晚来的这些人真够斯文，没给你出什么难题。
弟弟说，最近许多单位团组织开展了讲文明活动，组织大家查了不文明表现，摆了不文明的危害，制定了青年人文明守则，“闹洞房要文明”就是其中一项，否则今天晚上我们这一关也不好过呀！
作者：江苏无锡市籍战士周新春
栏目：家乡喜讯提倡文明之后……
我最怕夏季探家，原因是我家住的那个大院卫生太差劲。
院内有两栋宿舍楼，两楼中间有一个施工时挖的大坑没有填平。
过去人们不管环境卫生，把垃圾、大小便往坑里倒，一到夏季坑水发黑，蚊蝇孳生，太阳一晒臭气熏天。
尽管夏季的无锡号称“小火炉”，但是我家面临臭水坑的窗户始终是紧闭着。
今年春季以来，尤其是开展“五讲”“四美”活动后，街道居委会积极响应号召，把美化环境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在上级有关部门支持下，我们大院的男女老少一齐动手，用了二十多天时间，填平了臭水坑。
一些热心的年轻人，还从二十多里外的太湖畔采来了白卵石，在臭水坑的遗址上砌了一个椭圆形大花园，种有花草的人家纷纷拿出花草，移植在花园里。
接着园林部门送来一些松柏、冬青、梧桐等树苗栽在四旁。
院里的退休老工人们主动担任了培植保养花草树木的任务。
为了保护这美好环境，大院里还制定了关于乱倒垃圾、脏水、破坏花草树木的处罚规定。
这样一来，美好的环境就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最近，我因公回到家乡，一踏进院门，只见那大花园里种满了各种花卉，沿花园四周是松柏和冬青树墙，顺着楼房是两排整齐的梧桐树。
真是树木与楼房交辉，鲜花与绿叶相映，芳香扑鼻，景色宜人。
我家那扇七八年没开过的窗户完全敞开，好象在向我招手。
作者：安徽和县籍战士许海
栏目：家乡喜讯提倡文明之后……
二大娘是我家邻居，脾气暴躁，爱动肝火，骂大街是她的家常便饭。
一次她家一只鸡被别人的小孩打断了腿，二大娘整整骂了一天，尽是些污言秽语，不堪入耳。
街坊邻居们背地里给她起了个外号叫“惹不起”。
可是，我这次回家探亲，看到的二大娘完全换了一个人，待人热情，说话和气。
巷子里同她年龄相仿的大娘们，有空时也愿主动上门与二大娘拉家常了。
看到这种情况，我便好奇地向父母打听。
爸爸高兴地告诉我，自从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以来，街道居委会利用各种形式向群众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对一些人和事还进行了重点教育，二大娘就是其中一个。
对此，二大娘触动很大。
通过摆事实，论危害，使她明白骂人是一种不文明的表现，不仅伤害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而且对教育后代讲文明、懂礼貌，培养社会主义一代新人也很不利。
二大娘毕竟是个心地质朴的人，一经醒悟过来，不但不再骂大街，而且还主动到一些被她骂过的人家赔礼道歉。
有一回，二大娘的小儿子同邻居李老贵的儿子打架，鼻子被打出了血，这要是过去，二大娘早就骂开了，可是她这次不但没有骂，还主动教育自己的孩子，又到老李家串门，疏通思想。
二大娘的转变，受到街坊邻居的热情赞扬，大家选她当居委会委员，专门负责调解吵架等民事纠纷。
街坊邻居们都说，二大娘过去“惹不起”，如今变成了“人人喜”。
新华社4月10日讯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我国城乡人民普遍需要的“三大件”，今年第一季度大幅度增产：自行车生产了三百五十八万辆，缝纫机二百零八万架，表六百二十二万八千只，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3.5％、22.5％、25.6％。
1980年，“三大件”的产量已经比上一年各增产了三成左右，但是仍然供不应求。
今年第一季度比去年同期增产较多的十种主要日用工业消费品，除“三大件”外，还有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化学纤维、呢绒、毛线、糖，它们分别增长了16％到91.3％。
为了解决人民的穿衣问题，纺织工业部门近几年努力发展化学纤维。
1977年到1980年，化纤产量增长了两倍多；
今年第一季度全国生产化学纤维十二万八千吨，又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5％。
随着农村形势越来越好，农村要求照相的人也越来越多。
据最近全国首次农村照相器材订货会议披露，今年农村所需照相器材的供应数量将是创纪录的。
据统计，只是在这次会上所签订的合同，供应农村的各种照相器材总值已经超过了一百万元。
合同规定供应的照相器材包括座机三百四十多部，外拍机七百八十多部，海鸥牌照相机二千部。
据称，在十年之内向农村供应这样多品种和数量的照相器材，在我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据新华社4月10日讯 国务院最近批转一项《关于加强风景名胜保护管理工作的报告》，要求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有关实施办法，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把风景名胜的保护管理工作做好。
这个报告是由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和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联合作出的。
报告指出，我国历史悠久，山河壮丽，风景名胜、文物古迹之多，为世界罕见。
搞好风景名胜的保护管理工作，对于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为四化建设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当前在风景名胜的保护工作中存在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风景名胜区没有划定范围，管理体制和管理机构不健全；
在风景名胜区内开山取石、毁林垦荒、滥伐树木、污染环境等现象仍未停止；
风景名胜区的维护、建设工作跟不上旅游事业发展的需要。
这个报告对于如何加强风景名胜的保护管理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
严禁任何人在风景名胜区内毁林、垦荒、狩猎、放牧、凿石、取土。
风景名胜区内污染严重的工厂要限期治理或迁出。
休养所、疗养院、饭店等单位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要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保护标准。
占用风景点和游览区的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要限期退出。
要发动群众保护风景资源，风景名胜区内可建立群众性的保护小组。
对保护风景名胜有功的要奖励，对损坏风景名胜的要处罚。
新华社4月10日讯 我国南方的一些江河相继进入汛期。
最近，福建的闽江、江西的赣江和湖南的湘江先后出现了洪水。
据中央防汛办公室提供的情况，10日，闽江的福州解放大桥水文站和赣江的南昌外洲水文站的水位，分别在警戒线以上一米多。
这两条江的洪水都比较大，闽江的水位已开始回落，赣江下游还在上涨。
湘江的水势也在回落。
3月以来，福建、江西、浙江、湖南等省连续降雨。
位于雨区中心的福建浦城和江西南城雨量均在五百毫米以上，浙江的金华雨量在三百毫米以上，这些地方3月份降雨达二十天左右。
由于雨水比较集中，致使一些江河水位上涨。
新华社4月10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官员9日说，苏联最近向波兰派遣了约一百架运输直升飞机、五十到一百架运输机，以及五百至一千名飞行员和技术人员。
美国官员说，这批飞机是在3日天黑时飞往苏联设有军事总部的波兰西南部的城市莱格尼查的。
令人不解的是，这批飞机是从捷克斯洛伐克，而不是直接从苏联飞来的。
官员们还说，这批飞机是可以用来进行攻击的那种直升飞机，如果苏联决定入侵波兰，可以用它来争夺重要机关和十字路口。
据报道，苏联空军昨天在波兰西南部举行了空中演习。
这次演习包括轰炸飞行和地面攻击。
大部分华沙条约组织的国家都派出了飞机，参加这次演习。
作者：徐进
作者：姬英
栏目：述评
4月4日，越南外交部长阮基石向日本《读卖新闻》记者谈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
这次谈话的引人注意之点是：阮基石没有说“柬埔寨局势不可逆转”之类的老套话，而提出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条件。
他说：“让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的唯一条件是，中国和印度支那国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阮基石可能是为了表明越南当局在撤出柬埔寨的问题上并非顽固不化，特意宣称：“以4月份的第一周为期，驻柬埔寨的越南顾问团将撤出柬埔寨。
撤出人员之多，同以往是无法相比的。”
当国际社会继续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并准备按照联大决议召开有关的国际会议时，越南外长第一次提出了撤军的“唯一条件”，这是不是说明越南当局的态度有所松动，柬埔寨问题的解决有了希望？
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越南当局违反联合国宪章，侵略和占领主权国家柬埔寨，这完全是非法的，理所当然应该无条件地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
越南当局在柬埔寨撤军问题上，不管提出任何条件，都是无理的，是对抗联大决议和违背世界人民愿望的行为。
其次，越南当局提出这个撤军条件有什么诚意呢？
今天，中国和印支三国之间的现实是，越南军队经常侵犯中国边境，并且在柬埔寨和老挝实行军事占领。
中国从来没有侵犯越、老、柬三国的意图，没有在这些国家建立任何基地，也没有留下一兵一卒。
中国被迫对越南的侵犯行动进行自卫还击之后，信守自己的诺言，早已于1979年3月17日把中国边防部队全部撤回本国境内。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现在要在中国和印支三国之间实现“互不侵犯”的原则，问题只是在于：越南当局停止侵略扩张，停止侵犯中国边境，并从柬埔寨和老挝撤出它的全部军队，恢复柬埔寨和老挝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况且，越南当局有何权利代表其他印支国家要求中国同它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如果说，河内一手策划的越南、老挝和韩桑林政权的“外长”会议提出过这样的要求，那么这完全是无效的。
韩桑林政权是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根本不予承认的伪政权，它根本没有资格代表柬埔寨。
再次，越南当局把它从柬埔寨撤军同中国扯在一道是毫无道理的。
它自己侵略一个邻国，却要它的另一个邻国同它以及它卵翼下的一个伪政权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它才撤军，这是什么逻辑？
这无非是一种手法，想把它侵略柬埔寨的责任加给中国，想把国际舆论对它的谴责转移到中国身上。
阮基石的谈话表明，越南当局丝毫没有从柬埔寨撤军的意图。
要了解他关于越南顾问团撤出柬埔寨的信息究竟有什么意义，人们不妨读一读英国《每日电讯报》4月8日发自曼谷的一则报道，它说：“越南在柬埔寨的占领军最近又增加了一个步兵师，使总兵力达到二十一万二千人。”
越南当局以后还会作出部分撤军的姿态或采取假撤军的行动。
可是，世界舆论也不是那么好欺骗的。
据新华社4月10日讯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柬埔寨国民军和游击队最近在戈公、贡布等省接连袭击越军据点。
戈公省国民军和游击队在4月6日袭击了梅杜河沿岸列村以西的一个越军营部，经过三十分钟的战斗，攻克并控制了这个据点，打死打伤越军二十九人，缴获子弹两千五百发和一批军事物资。
前一天，国民军和游击队在梅杜河东岸袭击了有一连越军驻守的一个据点，打死越军十四人，打伤二十五人，击毁六○迫击炮一门、枪六支和营房六座。
贡布省国民军特工队在4月3日袭击了韦连以东的一个越军据点，经过十分钟的战斗，歼敌二十三人。
新华社日内瓦4月9日电 援助非洲难民国际会议今天在日内瓦万国宫开幕。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主持了会议并致开幕词。
他说，这次会议有下列三个目标，即：引起国际社会注意非洲的难民形势；
动员更多的财源为援助非洲难民的计划提供捐款；
帮助收容国减轻由于难民的涌入所造成的经济负担。
瓦尔德海姆还要求国际社会对非洲难民的呼吁慷慨地作出反应。
非洲统一组织执行主席史蒂文斯代表非洲国家在发言中强调了非洲大陆难民问题的严重性。
他说，直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的援助不能满足难民和收容难民国家的需要。
他呼吁各国和各国际慈善组织增加援助，以便使非洲国家对付难民问题。
八十四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灿明也参加了会议。
据新华社日内瓦4月10日电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灿明今天代表中国政府在援助非洲难民的国际会议上宣布，中国将向非洲难民提供一百万美元的援助。
目前，全世界的难民人数已经超过了一千万。
张灿明指出，“制止扩张和战争政策，努力维护世界和平，是从根源上解决世界难民问题的途径。”
张灿明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目前中国的国民经济正在进行调整，经济能力很有限。
尽管如此，我们仍愿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薛永兴
栏目：西方百态
近年来，英国爆发了一场“狗官司”，一直打到英国的上议院。
这是怎么回事呢？
英国素有“爱犬之邦”的盛名。
据统计，英国共有五百五十万条狗，到处可以见到衣冠楚楚的绅士、贵妇、小姐牵着爱犬，在人行道上，在公园里优闲自得地漫步。
同时，狗也是一些孤独的老年人和妇女的忠实伙伴，现实社会使这些人感到世态炎凉，只有狗才最可信赖的。
然而，狗虽给少数人带来消闲解闷和某种安慰，但给整个社会却带来不少麻烦。
据英国邮电部门统计，每年至少有四千多名邮递员被狗咬伤。
清洁工人也是狗的主要攻击对象，不少人被狗咬得伤痕累累。
英国邮电部门曾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个防止邮递员被狗咬伤的宣传运动。
伦敦卫生和热带药物医学院教授伍德鲁夫经过几年的研究，还从狗的粪便里发现了一种小寄生虫的卵，如果小孩误入口中，就会得病，成为盲人。
伍德鲁夫教授说，英国每年有五十只眼睛因得此病而瞎掉。
鉴于这一严重情况，伍德鲁夫教授建议禁止狗进入公园。
不料，他立即遭到指责，狗的爱好者充满敌意地把他看作“社会公敌”。
《泰晤士报》甚至发表专栏文章，称他为“死商人”。
各地报纸、电台、电视台也纷纷评述，争论不休。
终于，这场“狗官司”打到了英国上议院，霎时间，尊严的上议院为狗展开一场唇枪舌剑般的辩论。
最后，伍德鲁夫的建议不仅未被采纳，反被谴责为“对个人自由的粗暴干涉”。
有的人还主张增加“动物福利”。
难怪一位清洁工人气愤地说：到底四条腿重要，还是两条腿重要！
（薛永兴）
作者：颜毅
栏目：西方百态
作者：董向
栏目：西方百态
美军中的徒口吃馅饼比赛（照片）
作者：宗河
栏目：西方百态
一提起为大洋所环抱的澳大利亚，人们往往就想到它拥有丰富的资源、无垠的牧场和迷人的景色。
可是，这个国家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
由于经济萧条，不少工厂倒闭，大批工人被解雇，全国失业率已达百分之六。
而政府的社会福利费用却一再削减，越来越多的人进入穷人的行列。
据澳大利亚天主教会最近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称，五年来，被列入“穷人”的人数已增加了三十万。
现在，全国有七分之一（约二百万人）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其比例之高为三十年代以来所仅见。
然而，对富翁们来说，澳大利亚确实是个“安乐岛”。
他们聚敛大量财富，在酒足饭饱之余，千方百计寻欢作乐。
据报道，澳大利亚共有六百多个以赛马作为赌博的赛马俱乐部、二万多匹注册的赛马，各种赌场更是不计其数。
去年，有钱人花在赌博上的钱，竟高达一百三十多亿美元，占全国个人消费总额的百分之十八。
两相对照，真是天壤之别！
难怪一名外国记者写道：“在五光十色的豪华酒店的阴影下，有着断墙残壁的贫民窟，这是多么不协调啊！”
（宗河）
栏目：国际简讯
欧洲共同体—中国贸易周闭幕
欧洲共同体决定向非洲难民提供紧急援助
洪都拉斯军队截获一批军火
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地区
捷共十六大闭幕
栏目：时事小测验
问答题：
1、泰国最近粉碎了一次军事政变。
苏联、越南对这一事件抱什么态度？
目的何在？
2、哪些事实说明苏联近年来不断加强有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
填空题：
3、美国政府为了同中东国家讨论如何对付苏联扩张，落实它在这一地区的战略部署，4日至8日派国务卿黑格访问了（ ）。
上期答案：
（1）今年，柬埔寨战场抗越斗争有明显的新变化：民柬武装力量立稳了脚跟，巩固了根据地；
扩大了游击区，开辟了新战场；
同一些爱国武装力量在战场上互相配合，共同抗越。
（2）苏联等四国最近举行的“联盟—81”联合演习，其目的是妄图以武力迫使波兰人民就范，是军事干涉波兰内政的一次预演。
（3）柬埔寨的旱季是指从每年的（9）月到第二年的（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