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映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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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中旬，驻西藏某汽车团召开庆功大会。
会上宣布了西藏军区后勤部给“西藏高原钢铁运输班”又一次记集体二等功的决定。
这个班进藏三十年来，以叫雪山低头、冰河让路的英雄气概，战胜无数艰险，征服重重困难，安全行车四百八十多万车公里。
战士们在完成艰巨的任务中，有着钢铁一样坚硬的性格，而对待同志对待人民却如春天般的温暖。
所以人们又把这个班称作西藏高原的“雷锋班”。
1980年4月，这个班随连队到昌都执行运输任务。
途经海拔四千七百多米的色霁拉山时，遇到大雪封山。
公路上积雪一米多厚，上百台地方车辆和兄弟部队车辆被大雪封在山上不能行驶。
夜晚，风大雪狂，气温下降到零下二十多度。
班里的战士王银和、荣安然和周素维等同志尽管冻得手脚发僵，嘴唇发紫，但他们看到一些地方群众和兄弟部队的同志没有带御寒物资，就主动把自己身上的皮大衣脱下来让给这些同志穿。
在大家一天多未吃东西、又饿又渴的情况下，这个班的同志在山坡上用圆锹刨开积雪，拣来柴禾，用提水桶装上雪，烧出一桶桶开水，让大家喝，他们自己却悄悄地捧雪解渴。
高山缺氧，同志们都有高山反应。
这个班的同志为了尽快抢修公路，让车辆通行，他们昼夜不停地坚持掘雪开路。
他们和全连同志一道，挖出一条深一米多、长一百五十多米的冰雪胡同，接着又运来石块和沙土，铺垫路面。
他们还帮助地方和兄弟部队的驾驶员，将陷在冰雪坑里的汽车拉上公路，当地方车辆和兄弟部队的车辆全部安全通过了，他们才放心地开车前行。
一天，“西藏高原钢铁运输班”在青藏线回归途中，住宿在沱沱河兵站。
深夜，全班战士睡得正熟，兵站的同志忽然来推醒他们说，离兵站二十多公里处因下暴雨，山洪冲毁了公路，有一辆兄弟部队的汽车陷进了泥坑。
他们闻讯立即冒着大雨，带上工具，奔往现场。
暴雨打湿了衣服，他们不在乎；
在泥泞的道上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前进。
他们同兄弟部队的驾驶员一道，放水排洪，搬石垫路，接着又帮助修车，在泥水里拉车，一个个弄得象泥人，整整干了三个多小时，才把汽车弄出泥坑，开上公路。
兄弟部队的驾驶员很感动，对他们的帮助一再表示感谢。
在行车路上，这个班的同志处处表现出人民子弟兵热爱人民的高贵品质。
一次，他们从某哨卡即将返拉萨。
汽车刚发动，附近村庄的藏胞扶来一位老阿妈，说是要去拉萨治病，请求搭车。
他们热情地答应了。
共青团员、战士周湖平将老阿妈扶进驾驶室，一路把老人扶上扶下，每到一地主动为她安排吃饭、住宿，百般体贴关心。
老阿妈十分感动地说：“解放军同志真比我的亲儿子还要亲啊！”
又一次，班里执行运送民工的任务。
路上，有几名藏族民工有些晕车，几名副驾驶员发现后，就在停车休息时自己爬到顶篷车厢里，把驾驶室让给民工坐。
在车厢里，当几位副驾驶员看到有的民工衣衫单薄，就脱下皮大衣，披在民工身上。
夜晚在山上露营，班里的同志又让民工们睡到汽车顶篷里，自己却露宿在野地上。
民工们激动地说：解放军同志对我们这样好，我们更应该支持爱护自己的亲人啊！
何映森
版面：头版
据新华社3月22日讯 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和夫人玛丽亚·尼雷尔今天中午乘飞机抵达北京，对我国进行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
这是尼雷尔总统第四次访问中国，也是今年光临我国的第一位外国国家元首。
下午，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主持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综合新华社讯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二十二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宴会，热烈欢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和夫人一行。
赵紫阳和尼雷尔先后发表讲话，热情称颂中坦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赵紫阳说，中国和坦桑尼亚两国的友谊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的，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
他强调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非洲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原则立场。
赵紫阳说，霸权主义者到处扩张、侵略，把整个世界搅得很不安宁。
我们第三世界国家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展望八十年代国际形势的发展，严重的事实摆在面前，不能不令人忧虑和担心。
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
尼雷尔说，我每一次访问中国，你们都是把我作为朋友和朋友们的代表来接待的。
坦桑尼亚和中国之间有一点是永远不会变的，这就是坦桑尼亚和中国之间的友谊。
尼雷尔说，当坦桑尼亚最需要在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支持时，中国证明了它是我们的朋友。
是非洲解放运动的朋友。
他赞扬了中国财政援助的条件以及中国工人在修建坦赞铁路和其他工程项目中所做的大量工作。
今晚宴会厅里洋溢着热烈友好的气氛。
尼雷尔总统和夫人在北京同我国领导人和各部门负责人、各界人士亲切相聚，畅叙友情。
在欢快的迎宾曲声中，总统和夫人同各方面的中国朋友亲切见面，一一握手。
当总统见到刘少奇主席的夫人王光美时，向她热情致意。
1965年他第一次访问我国时，曾同刘少奇一起签署了中国坦桑尼亚友好条约，使两国友好关系取得了新发展。
许多在坦桑尼亚工作过的中国朋友纷纷向尼雷尔总统表达了良好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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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三月二十二日讯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同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次会谈。
会谈开始时，赵紫阳说，尼雷尔总统是中国人民尊敬的老朋友，曾三次不辞辛劳来中国访问，同我国老一辈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这次总统阁下又满怀着坦桑尼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来我国访问，同中国新领导人进行广泛接触和交谈，我相信，总统阁下这次来访对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必将作出新的贡献。
尼雷尔说，自从一九六五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以来，坦桑尼亚和中国间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我们在各方面，包括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都是很好的。
我这次来访的目的首先是重叙坦中友谊，其次是向在新领导人领导下的中国学习。
我们始终认为，中国的经验对我们是很重要，很实用的。
据外交部人士透露，会谈是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会谈中，赵紫阳就当前重大国际问题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观点。
作者：莫敬文王基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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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开训以来，广州部队某师做到了使连队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干部在位，机关干部三分之二下到连队，全师连队训练到课率普遍达到85％以上，为全年训练创造了良好开端。
这个师为了保证连队干部多数在位，从改进领导作风入手，采取了三条措施：
减会并会，让连队干部少往上跑，领导干部多往下跑。
师党委规定，机关召集下面干部开会，要由党委把关。
必须开的会，预先做好准备，并让直接能解决问题的人参加会，不要陪会。
二月下旬，师准备在某部训练先行连召开组织科学练兵的现场会，原计划要开一天半。
经过研究，只用了半天时间就达到了会议预期目的。
师的主要领导干部带领三分之二的机关干部下到连队，实行面对面的领导。
师长带领工作组在某团一连蹲点，摸索基础训练的经验；
政委和一位副政委跑面，重点了解和指导连队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
一位副师长和后勤部长，逐个检查连队的后勤情况。
这样，避免了让连队干部到机关汇报、写书面材料，使他们能集中精力抓训练。
多给连队一些机动权。
师党委规定，师团机关不要把连队统得过死，安排连队工作不搞“一刀切”。
团制订的月表，只提每月训练的任务、重点和要求，各连每周每日怎么安排，由连队从实际出发计划实施；
每月给连队一到两天的机动日；
每周的机动日，由连队自行安排。
领导干部下连指导工作，注意从实际出发，不搞瞎指挥。
据三月上旬检查，全师连队的训练形势较好，达到了军委提出的“四落实”的要求，往年常见的忙乱现象也不见了。
（莫敬文、王基宁）
作者：吴保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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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最近，济南部队某团干部在职训练第一阶段考核成绩揭晓：团长张洪林、政委刘书田现地使用地图并列第一名。
张洪林、刘书田为了在军事集训中不漏课，有时白天因急办的公事耽误了课，就在晚上补。
课上，认真听，细心记，课下，按时完成作业，还虚心向能者学习。
炮兵参谋杜德林对定点测距较内行，他俩便主动请杜参谋讲要领，教方法，做示范，直到学会练熟为止。
他俩还结成帮学对子，取长补短，相互促进。
功夫不负苦心人。
这两位领导干部在考核“确定目标点在图上的位置”和“用望远镜测角换算出目标”这两个课目时，考核成绩都超过了训练大纲规定的要求。
（吴保领）
作者：朱才
版面：头版
作者：任燕军徐建平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沈阳部队某团在修订今年干部训练计划中，强调从现有装备出发，把干部训练的重点，放在研究掌握本级组织指挥的最佳战术手段上。
他们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决定压缩某些课程的学习时间，拿出二分之一的干部训练时间用于学习本级组织指挥，研究掌握指挥最佳战术手段。
他们还提出了学习要求、标准和具体办法。
为保证这一训练的顺利进行，团里还专门成立了干部训练领导小组。
（任燕军、徐建平）
栏目：编后
版面：头版
同部队训练相比，干部训练是重点；
就干部训练来说，内容也要有重点。
不然，不分轻重缓急，各项科目齐头并进，到头来还是重点不“重”。
究竟哪些科目是干部训练的重点？
这需要从实际出发，因人制宜。
团以上干部与基层干部重点就不一定相同；
其他如步兵与特种兵干部、机关干部与部队干部、新任职干部与任职多年干部、担任不同作战任务的干部等等，训练重点都可以有所侧重。
经过训练，一些重点科目已经熟练掌握了，就可以转换重点，不要认准一样固定不变。
凡是重点科目，均应重点“投资”，注重训练的不断深化。
作者：于义其海
版面：头版
本报讯 从3月15日开始，济南部队一千五百多名指战员投入了山东省新泰县东周水库大坝抢险战斗，经过军民四天的奋战，险情已基本排除。
3月15日二时半，济南部队某团接到新泰县县长打来的电话，紧急通报东周水库大坝内侧由于质量问题，发生了长达五十多米的大滑坡，坝中心沙层外露，随时有决口的危险，要求部队给予支援。
东周水库是一个蓄水量很大的水库，一旦决口，周围六个县人民的生命财产将受到严重损失。
团长赵常华果断地命令司令部值班室，立即通知全团紧急集合，前去抢险，并指示边行动边向上级报告。
部队听到号令后，干部战士以最快的速度集合起来，赶往水库。
一营离水库有五里多，他们只用十七分钟就赶到了。
干部战士全力投入了抢险战斗。
大家从五百多米远的地方，扛着一百多斤重的大石块，一溜小跑填补滑坡，加固大坝。
有的同志肩膀上或背上磨破了，还是继续干。
济南部队领导机关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人前去协助部队搞好抢险工作。
某师师长、政委闻讯后赶到现场察看，具体解决抢险中遇到的问题。
附近的工程兵部队、空军航空兵部队等也先后赶到，同地方政府和当地工人、农民一起投入抢救。
当工地需要架浮桥时，某部舟桥连全力支援，以最快的速度架起了一百多米长的浮桥，保证抢险工作顺利进行。
经过军民四天的紧张战斗，终于保住了大坝。
（于义、其海）
作者：王兴功
栏目：思考笔谈
版面：头版
最近听到一段对话，颇有意思。
甲对某某走后门搞这搞那愤愤不平，乙却规劝道：“人家走后门，你别生气；
自己有机会，你别客气！”
这番话，值得一议。
当然，很少有人说这种态度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会持这种态度呢？
有的说：“生气没用。”
不见得。
不正之风能够刮来刮去，原因之一就是有人放行。
看到别人走后门，安之若素，岂不是对错误行为的默许！
如果人人心中装着兴国兴党之责，对不正之风，由义愤而出来制止，那末，一些人慑于舆论压力，至少不敢放开手脚干了。
“谁客气谁吃亏。”
于是一些跟着搞不正之风的人似乎也就理直气壮了。
其实这样干终究是要吃亏的。
那些发展到利用各种手段，侵吞国家财产、勒索别人财物的人不是正在被揭露出来，受到应得的惩处吗！
至于拉扯关系，老是占便宜的人且莫自以为得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们是要戳脊梁骨的。
这种态度是消极情绪的反映，有害无益。
我们应该以一种充满革命责任感的口号去取代它：“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王兴功）
作者：何荣林吴宗兴
栏目：一句话新闻
版面：头版
国防科技大学取得二十五项科研成果
本报讯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一九八○年取得二十五项科研成果，最近正进行科研成果的鉴定和奖励工作。
（何荣林、吴宗兴）
第三炮校自建球场为国家节约经费
本报讯 第三炮校一大队学员自己动手，利用星期天和早晚课余时间，修建十六个球场，活跃了课余生活，为国家节约经费近一万元。
（李斌）
助理员皮祖碧一条建议节约四万余元
本报讯 有线电通信技术学校助理员皮祖碧，在营建中，积极提合理化建议，去年为国家节约资金四万五千多元。
（刘经建）
解放军体育学院植树种花美化校园
本报讯 立春以来，解放军体育学院开展植树造林，美化校园的活动，种植白玉兰、黄兰、落叶沙、马尾松、芒果等近二千株以及大批花草。
（王鸣凤）
开设“建设精神文明”专题广播
本报讯 八四八八七部队广播室自三月一日开始，向所属部队播送“学英模，讲传统”和“遇事怎么办”等内容的“建设精神文明”专题广播。
（刘岭）
“三好家属”活动效果好
本报讯 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五五二三五部队家属工厂开展了争做努力学习生产的好职工、支持丈夫的好妻子、严格要求子女的好母亲的“三好家属”活动，效果良好。
（陈朴）
七三一五厂积极组织民用品生产
本报讯 南京部队七三一五厂在按时优质完成军工生产任务的同时，积极组织生产窗台式空气调节器、弹簧秤以及新型自行车密码锁等民用产品供应市场。
（沈郭）
作者：华东方赵险峰
边城丹东的元宝区，南临江，北靠山，风景秀丽。
但由于前些年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社会风气受到污染。
沈阳部队某舟桥团二连二排进驻这里执勤不久，就在农贸市场碰上一件事：一个不三不四的青年买一位老人的韭菜，拿了四把却只给了一角钱，老人与他说理，他反把老人一拳打倒在地。
战士们忙上前扶起老人，正准备去抓这个坏人，老人却摇头说：“算了吧，这些家伙惹不起，不然他们还会找我老头子算账的。”
这件事使战士们深深感到：不打击这些为非作歹的犯罪分子，建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一句空话。
他们走遍各个工厂的保卫科、街道派出所、居民委员会，深入了解各种犯罪分子的活动情况，摸清了这些家伙活动的规律，掌握了同他们斗争的主动权。
一个深夜，七班长金德贵带领两名战士巡逻时，发现一位刚下夜班的女工，被一个歹徒抢去手表，打昏在地。
小金命令两个战士抢救受伤的女工，自己去追，终于在一个木材场机智地把罪犯抓获。
去年二排协同地方公安局机关共捕获各种犯罪分子九人，破案四起，制止聚众斗殴事件十一起，处理各种治安问题六十多起，使这个街区的发案率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为了同群众一道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二排并不满足于完成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他们象雷锋一样，一点一滴为人民做好事。
他们说，多做一件好事，就是给建设精神文明添一块砖瓦。
他们走进一个又一个居民委员会，了解有几户孤寡老人，细心地记下他们的困难。
不久，干部战士便成了驻地附近孤寡老人家里的“常客”，买柴、劈柴、挑水、扫地等等，什么都干。
战士们在执勤当中，遇见行走不便的老人，就热情地上前搀扶；
看到重载的推车，便主动抢上几步，帮助推一把。
通往闹市区有一座铁桥，引桥长，坡度大，不论哪个巡逻组走到这里，都要把枪背好，帮助正在上坡的推车上坡。
这几乎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二排在出色完成执勤任务的同时，为群众做了千百件平凡的好事。
它象“随风潜入夜”的春雨，点点滴滴地滋润着人们的心灵。
二排和一些单身青年工人同住在一家工厂车间的楼上，战士们没来之前，楼道里、墙角下东一堆脏物，西一堆垃圾，无人过问。
二排住进之后，里里外外来了一个彻底的大扫除，以后天天打扫，保持清洁。
在他们的影响下，那些小青年也渐渐变得勤快了，主动清扫宿舍，有的还和战士一道打扫楼道。
几个月后，车间领导找到排长陶国长，感慨地说：“你们的影响可真大啊！
连小青年的单身宿舍也变样了。”
二排在一个职工食堂做饭。
炊事员王龙云，成了职工食堂一名编外炊事员。
他常常是先帮着把职工的饭菜做好，再忙自己的。
有段时间有几位炊事员因为调资问题情绪受影响，以致饭后饭锅菜盆没人收拾，地也没人打扫。
小王见了，就一声不响地把这些活包了下来。
工厂行政科的领导用他的事迹教育那几位炊事员，使他们很快又象从前一样积极了。
二排还有一段帮助一对母女和好的故事。
一次，副班长林明根带着两个战士执勤时，顺便帮一位老大娘把买的粮食送到家。
他们看到老人住的屋子又脏又乱，就帮着她清扫整理。
一位邻居见了，不由得脱口说道：“解放军真比亲女儿还亲啊！”
原来这位大娘的女儿嫌她年纪大了，和她分开过，平时什么也不管，连买粮、挑水也得大娘自己干。
林明根了解了这个情况，就和战友经常到大娘家帮助干活。
时间长了，大娘的女儿坐不住了，有一天终于红着脸走到战士们面前说：“你们这样照顾我母亲，叫我心里挺不好受，以后我一定向你们学习，好好侍候老人。”
街区的风气日益变得正派、文明了。
人们说，是解放军把文明之风带进了街区。
不久前，团党委给二排记了集体三等功。
华东方 赵险峰
作者：尹宪成李海
本报1月8日二版，报道了工程兵科研定型会议对一种新型水雷进行鉴定，决定定型生产，装备部队的消息。
这种新型漂浮水雷，是旅大警备区司令部工兵处在军内外有关科研单位的支持和协助下，经过六年的艰苦攻关研制成功的。
它的研制成功，加强了我军海岸防御作战的能力。
水雷，是海战的古老武器，它从诞生到现在，已有400多年历史。
早在明朝嘉靖年间，为了抗击倭寇来自海上的侵犯，我国就使用了一种用牛脬做雷壳，内装黑火药，以香火作引信，定时爆炸的漂雷，当时人们叫它为“水底龙王”。
200多年之后，世界各国也都开始重视对水雷的研制工作。
随着各国海军的不断发展，新型的水雷不断出现，成为现代海战中不可缺少的武器之一。
根据我国海岸线长以及近海作战的特点和要求，需要尽快研制出一种阻炸近海水域敌登陆舰艇的新型水雷，以适应反侵略战争需要。
1974年，旅大警备区司令部工兵处参谋周国政等组成的科研小组，在临时拼凑的试验室里，凭着几部简单仪器，开始研制新型水雷。
科研小组为了尽快搞出最佳设计方案，他们到处拜师求教，还查阅了古今中外100多种水雷资料，从中吸取有参考价值的东西。
1975年冬季，科研小组从某型反坦克地雷的研制工作中受到很大启发。
他们设想，如果参照这种反坦克地雷来研制漂浮水雷，既可在敌登陆前适时地布设在主要作战水域，又可以用来对付突然出现在没有设防的近岸海域的敌登陆、上陆工具。
他们越想越觉得这种水雷符合实战要求。
就这样，研制新型号漂浮水雷的新方案，迅速酝酿成熟了。
主攻方向确定了，科研小组的同志抖擞精神，投入紧张的研制工作。
周国政带领几名同志，在两年多的时间内，长时间吃住在某军工厂，向有关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请教，吸取研制水雷的宝贵经验。
无线电技师南海泉，1977、1978两年间，在设计漂浮水雷的引信电路时，他吃住在试验室，困了，裹着大衣躺在桌面上睡一会；
饿了，就啃口馒头，前后设计过七种电路，作了六种改进方案。
在地方有关科研单位的协助下，科研小组的同志经过100多次室内外试验，共测试了几千个数据，使这种特种引信的灵敏度、耐高温、抗干扰等主要性能达到了设计要求，闯过了这道难关。
在成绩面前，科研小组却在想着一个新问题：这种水雷能在大连海域正常工作，我们祖国的漫长的海岸线，气温海情千差万别，都能适应吗？
为了进行水雷适应性试验，盛夏，他们赶到赤日炎炎的南方搞水雷性能调试；
隆冬，他们返回白雪皑皑的北国作抗低温试验；
他们曾冒着东海七八级风浪驾船出航，进行水雷抗风浪试验；
又曾在渤海滩头安营扎寨，昼夜观察水雷的服役试验。
他们辗转南北，风餐露宿，不辞辛劳地观察水雷在不同海域的工作状态。
一次，科研小组的几名同志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搞水雷的锚定和服役试验，准备返航的时候天气骤变，海面刮起七八级大风，隔断了交通。
这时，他们随身携带的粮水已用光，只好到海边拾一些贝蛎煮熟充饥，晚上，笼上一堆篝火，互相偎依着在海滩上过夜。
水雷的布设、威力和抗风浪等项试验要冒很大的风险，稍有不慎就可能招致严重的后果，但这丝毫动摇不了他们的决心。
他们只有一个信念：不惜一切代价，定要把水雷搞成功，把它早日交到镇守海疆的指战员手里！
负责海上试验工作的参谋李传辉、顾健全等同志，为了索取各种精确的技术数据，经常顶着风浪出海。
一次，为了观察水雷的威力试验，他们在几天里连续出海二十几次，晕船反应使他们呕吐不止，但他们还是扶着船舷坚持观察。
还有一次，协助科研小组工作的战士孙万有、邱成相因试验没搞完推延了时间，返航时遇大雾迷失了方向，在六级风浪的海面上漂泊了一夜。
科研小组的同志历尽艰难险阻，在我国不同沿海地区和不同气候水文条件下，共进行了上千次大小试验，终于完成了水雷的威力、服役、布设、传隔爆和抗临爆、抗干扰等各种试验工作，为水雷的最后设计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数据。
冬去春来，2，200多个艰苦攻关的日日夜夜过去了，辛勤的劳动终于换来了丰硕的果实。
1980年12月，从首都传来科研设计定型会的佳音：经有关部门鉴定，这种新型漂浮水雷符合战术技术指标。
从“水底龙王”到新型漂浮水雷，是一个飞跃，它为我国水雷发展史又谱写了新的一页。
尹宪成 李海
栏目：编后
自然界中那富有生命力的蒲公英种子，象一顶顶美丽的降落伞，随着风无声地飘落在山谷里、原野上。
第二年，在种子落下的地方，便大片大片开出蒲公英花朵来。
植物的繁殖依赖种子的传播，而社会主义的高度精神文明不也需要许许多多富有生命力的“种子”吗！
二排的同志就象一把“种子”，他们用自己的高尚行动，影响和带动了街区社会风气的变化。
愿全军每一个指战员都做一颗传播美好理想和情操的“种子”，在祖国广大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出丰硕的精神文明之果！
作者：王新斌李乔
本报讯 今年初，南昌陆军学校十三队荣获该校授予的“军政训练先进单位”的锦旗。
这个队学员入校以来进行15次军政训练考核，总评成绩次次优秀；
96.7％的学员达到国家体育锻炼八项标准，50名同志受到各级奖励。
这个队的学员是1979年首批从地方高考入军校的青年学生，平均年龄只有17岁。
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城镇，缺乏艰苦环境的实际锻炼。
根据青年学员的这个特点，队党支部十分重视对他们进行艰苦奋斗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
一年来，他们先后组织学员参观“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和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
请老红军讲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
请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战功的学员报告英雄事迹，使学员们懂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我们每个战士应该具备的品质。
学员胡小怀个子矮小，单兵训练难度大，但他以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顽强地锻炼自己的革命毅力和吃苦精神，坚持训练，取得了优良成绩。
去年8月，全队学员到部队当兵锻炼，队里要求学员当好普通一兵。
当时正是盛夏，学员们和连队战士一样训练，一样执勤，脏活、累活抢着干，军政训练取得好成绩，80％以上的学员达到班长水平，受到部队同志的好评。
在平时的训练中，学员队还有意识地增加训练难度，锻炼学员的毅力和顽强的战斗作风。
这个队由于经常对学员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激发了学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学员傅利平一度患病，剧烈运动腿就疼痛，但他不因疾病降低训练难度和标准，始终坚持军事训练，15次考核10次优秀，5次良好。
学员王义宏今年寒假回家，一天深夜他家附近的县党校办公楼失火，他闻讯赶到，积极参加救火，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赞扬。
（王新斌、李乔）
作者：徐王吴秀远
本报讯 济南陆军学校领导实行刘伯承同志一再强调的“院校领导要单刀直入，一杆子插到底”的领导方法，每季度召开一次学员座谈会，直接听取学员对学校领导和机关的建议与批评，提高了工作效率。
去年第四季度，他们在三个大队先后召开了三次学员座谈会，每次都由校长李克林主持，其他校领导和有关部门领导参加。
战斗骨干学员在座谈会上提出，来校后对军政知识学得比较系统，但对如何管理好部队学得较少，缺乏实际锻炼的机会。
学校领导认真分析了这个意见，决定实行学员轮流担任正副班长的制度，每名学员担任正副班长各一个月。
到目前为止，已有三分之一的学员担任过正副班长，受到了锻炼。
对学员提出的一些生活上的问题，他们也予以重视，尽量解决。
一大队学员提出宿舍暖气不热。
校务部领导同营房处同志立即到一大队宿舍进行检查，找出暖气不热的原因，及时解决了这个问题。
（徐王、吴秀远）
作者：赵明艾善思
栏目：今日特种兵
看到这个题目，你也许会以为，本文是描述侦察兵在那莽莽幽深的林海雪原，智勇擒敌的惊险场面吧？
不。
这里介绍的是一种特殊的“侦察兵”——沈阳部队后勤部某部野战防疫战士的训练生活。
探“敌特行踪”
宁静的会议室里，响起一个清晰的江苏口音：“未来战争，敌人可能大规模使用生物细菌武器，而部队又经常转战山岳、丛林、沙漠、草原，指战员体力消耗增大，流行性传染病发病率会增高。
因此，我们必须掌握流行病学侦察的基本知识和生物细菌武器防护的本领，以保障部队作战。
现在，我来介绍流行病学的侦察方法……”。
他是传染科军医李双喜，正在给队员们上理论课。
虽然李双喜学的是传染科专业，可前一阵子对野战防疫知识并无底数。
为了熟知“敌特行踪”——流行病、疫病、细菌武器的种类和特点，他借来有关书籍，埋头“啃”起来。
白天，工作之余翻几页；
晚上，家务之暇读几章，用心钻研野战防疫知识，写出了《常见传染病分类和防治》、《流行病学侦察和分析方法》、《消毒、杀虫、灭菌方法》等八篇、近四万字的训练笔记，成了队里有名的“教官”。
看他笔记本上那一行行密密麻麻的小字，多象一个侦察兵在荒原旷野上追踪敌特的足迹呵！
习“刀枪剑戟”
山坡上，一个战士手举“风车”迎风站立。
那不是玩“风转”，是在练习使用气象仪，为侦察敌细菌武器染毒程度提供有关数据。
荒草中，一个同志点着一个个小罐罐，缕缕黄烟顿时弥漫草丛。
那不是“放火烧荒”，是在练习使用烟雾罐，去熏杀传播细菌的“昆虫”。
墙洞旁，一个医生正拿一个“花炮”，炮口嗤嗤地喷着焰火。
那不是放鞭炮，是在练习使用“灭鼠炮”，袭击毒疫的“地下碉堡”。
这几个“侦察兵”的习武镜头，多么别有特色，独具一格呀！
别看防疫战士的“刀枪剑戟”物轻件小，可要熟练掌握它并不容易。
就说“摩托喷雾器”吧，是防疫队的“重武器”。
防疫员葛福开始寻思，这玩艺一拉火就着，有啥练的？
谁知它并不好摆弄，启动这一关就把他卡住了。
结实耐磨的绳子，硬让他拉断了几根，还没有掌握迅速启动的技术。
葛福想，战时消菌灭毒，照我这个样子，细菌不在“枪口”下逃跑才怪呢！
以后，他虚心求教于汽车司机，学习发动机的有关知识，逐渐掌握了摩托喷雾器的“脾气”，练出一次启动成功的本领，而且还能排除几种常见故障。
现在，葛福和队里31名同志都达到能熟练使用五种灭菌“武器”，会配制九种消毒药剂。
烤“火眼金睛”
“轰！”
一颗“细菌弹”在地面爆炸，烟雾卷夹着带菌“昆虫”向四周蔓延。
一群白衣银盔的防疫战士迅速赶到，实施侦察。
受染地域插上红旗标志，防疫员启动摩托喷雾器进行药剂喷洒。
透过一片淡白色的药雾，人们的目光集中在两名采集细菌标本的同志身上。
护士唐立明、韩国文在演习中负责标本采集。
他俩目光锐利，判断正确，动作敏捷，符合战时要求。
同志们说，刚训练那阵儿，他俩可达不到这个标准。
第一次训练时，他俩随便地拿着镊子，从地上夹起几只“苍蝇”，装进小瓶，带出受染地域。
曾在抗美援朝战争时当过防疫员的医务处主任赵民烈看见后，告诉他们：标本采集，是现场侦察技术，是确定生物战剂污染范围的重要工作，必须炼就一双“火眼金睛”，会根据季节、场所、时间等条件，迅速识别出带菌昆虫、动物、植物和其它物品，快速准确地为检验人员提供细菌标本。
在老防疫员的具体指导下，唐立明和韩国文掌握了采集工具的使用方法和操作程序等一套技术。
你瞧，在这次战地演习中，他俩在草丛、地面认真搜寻，不一会儿，就侦察出那些“带菌物”，一个不拉地捉进了标本容器。
赵明 艾善思
作者：李苏贵/张跃明
对越自卫还击战后，这批英模单位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在各项任务中作出了显著成绩。
“守边御敌先进连”驻守在六个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上，干部战士白天巡逻执勤，晚上放哨潜伏，出色地完成了保卫边疆的光荣任务。
每当春耕夏收或逢年过节，他们都派出战斗小组扼守山头要地，保护边境群众的正常生产和生命安全，先后17次粉碎了越军的武装骚扰，连续两年荣立集体三等功。
某部“开路先锋英雄排”，干部战士为了巩固祖国边防，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提前完成了设置障碍、架线搭桥和埋雷排险的任务，全排干部战士19人次立功受奖，最近，上级给他们记了集体三等功。
（李苏贵、张跃明）
作者：唐洪才陆昆明
战士赛篮球，副指导员文中望当裁判。
瞧，指导员郭付申又在帮战士写家信。
司务长周海英手巧心肠热，他正帮战士缝被子。
为让饲养痛痛快快过个星期天，副连长张叔明替他喂猪。
唐洪才 陆昆明摄（照片）
作者：傅涛
栏目：思想战线
第二讲：为什么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必由之路
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这个问题是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来并且得到正确解决的。
这道路就是分两步走，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有人问：旧中国生产力水平低，资本主义并不发达，为什么不能先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而一定要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呢？
一个国家的革命走什么道路，不是由人们随心所欲，而是由它所处的时代，由它的国际国内客观条件决定的。
旧中国是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压在我国人民头上的不仅有帝国主义，而且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
无论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允许中国击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
从国际环境看，当时，一方面，整个旧世界已被各个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完毕，分为宗主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
任何一个被压迫民族或国家，要想摆脱帝国主义控制，建立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必然遭到帝国主义的压制。
另一方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起来，并宣布为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
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反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而属于新的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
当时在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首先，帝国主义不容许，其次，社会主义也不容许。
这就断绝了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决定了中国只能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从国内环境来说，官僚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相勾结，加深了中国的殖民地化，它们决不容许民族资本主义发展。
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根本不能担负起领导革命，夺取政权，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责任。
只有受外国资本、官僚资本以及民族资本奴役、在大工业中生长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有力量以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正确纲领，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战胜国内外的强大敌人，夺取革命的胜利。
我国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正是这样发展的。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就有许多仁人志士抱着使中国复兴的愿望，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他们有的试图搞改良主义，有的提倡“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许多人想按照欧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模式改造中国，但是都失败了。
以所谓“实业救国”为例，有不少人想用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来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相抗衡，结果前前后后搞了近百年，民族资本只占到全国工业、交通运输业全部固定资本的20％，中国绝大部分的经济命脉和财政金融，都被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所控制。
到解放前夕，民族工业更是濒临绝境，不仅化学、电气等部门的工厂纷纷倒闭，连中国民族资本赖以起家的纺织、面粉业也遭到扼杀，立足不住。
到1946年，全国民族资本的企业只剩下抗战时的五分之一。
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领导了数十年的民主革命，最终归于失败。
只有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彻底结束了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时代。
适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
中国人民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经过民主改革，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个胜利是伟大的。
有人认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超越了历史阶段。
他们认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低，生产力基础薄弱，应当先发展一段资本主义。
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
列宁在俄国革命过程中对这个问题早就作过明确的回答。
苏维埃俄国建国后不久，联共（布）党内的苏汉诺夫等人，曾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为理由，反对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明确指出：第一，既然特殊的形势已使俄国卷入了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俄国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利用这个机会，把极多数劳动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夺取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突破呢？
第二，俄国的生产力水平虽然低，但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赶上发达国家呢？
列宁的这个看法，对我们正确认识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颇有教益。
其实，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前，社会经济和生产力水平，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如工商业，除国家从外国资本、官僚买办阶级手中接收的许多铁路、矿山、银行和一些重工业以外，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已有十五万户，大、中、小商业四百多万户，全国产业工人超过四百万，手工业工人、店员等几千万。
现代工业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3.6％。
我们已经具备了转向社会主义的条件。
也只有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适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才能使我国的生产关系进一步适应生产力的要求，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从工商企业来看，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当时我们的国营企业，由于已经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工人当家作主，生产积极性高涨，劳动生产率有显著提高；
而在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内部，因为资本家剥削工人，压抑了工人的积极性，即使是私人企业中最为发达的纺织业，劳动生产率也只有国营企业的57％左右。
可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要求。
从广大农村看，土改后农民分得了土地，虽然有了生产积极性。
但如果我们不及时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就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个体农户也没有能力抵抗各种自然灾害。
组织起来，才有可能适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要求，更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适时进行“三大改造”是正确的。
但具体做法上也有些操之过急的地方。
如一些小工业、小商业和有特色的手工业，过多地合并到了国营企业中去，以致造成小商品的花色品种减少，商业网点缩小，对发展生产和方便人民生活，都带来不利。
对农业的改造有些地方违背了自愿的原则，还有急于向大集体过渡的倾向，等等。
但是，这终究是支流，不能因此否认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把经济搞活的方针、措施，如在农村，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方针，保障生产队的经营自主权；
在城市，鼓励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发展，并在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前提下，允许城乡一部分个体商业、手工业的存在，等等。
这些，都是为了纠正前些年的“左”的错误，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更好地适应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促进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
我国的四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
有人看到，我们国家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建设，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还远远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对社会主义的道路发生了怀疑。
有的青年甚至天真地认为，假如我们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也许经济建设会搞得更好、更快一些。
这是一种糊涂观念。
究竟应该怎样比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优劣？
如何看待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上的差距？
这些我们在以后几讲里还要详细谈。
这里先指出一点：持上述观点的同志，他们只看到了资本主义今天的经济繁荣的一面，却并不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和罪恶的发展史，这就难免得出错误的结论。
众所周知，各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都已有一、二百年以上的历史，它们的高度发达的经济和生产力水平，都是靠残酷压榨、剥削本国劳动人民，靠野蛮地掠夺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而发展起来的。
恩格斯的一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淋漓尽致地描述过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工人的非人生活和饱受的辛酸、苦难。
象中国这么一个贫穷的大国，如果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试想不经过上百年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以逐步地积累资本，不经过多次经济危机的破坏，就能很快地、舒舒服服、顺顺当当地把经济发展起来，那是无知的梦想。
我国人民决不能允许在经过长期斗争取得当家作主权利、建立了没有人剥削人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再回过头去走充满劳动人民血泪的资本主义道路！
应该看到，这些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之所以没有取得应有的成绩，主要是工作指导上的失误和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
但是，尽管如此，统观全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仍然是巨大的。
1949年全国解放时，我们从国民党手中接过来的是个经济崩溃、民不聊生的烂摊子。
许多帝国主义分子曾断言：中国将无法治愈战争造成的严重创伤，改变几百年的停滞状态。
但是，我们仅用两年时间，就使工农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
接着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赢得了高速度发展。
从1949——1978年，我国的重工业总产值比解放前增长90.6倍。
轻工业总产值增长19.8倍，农业总产值增长2.4倍。
工业固定资产增长了20几倍。
工农业生产总值，三十年平均每年增长9.5％。
我们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半个世纪甚至上百年才走完的路程，初步建立了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已拥有三十多万个工交企业。
所有这些，不仅使旧中国的经济发展黯然失色，连资本主义世界也是做不到的。
叶剑英同志在三十年国庆讲话中曾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无缘无故地在中国出现的，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亿万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所作出的决定性选择。”
中国人民只有沿着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才能建设起一个现代化的美好的新中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傅涛辑）
（第二讲完，全文待续）
作者：胡永球
栏目：思想战线
前几天我听两位同志在议论，一个说：“因为调整，我爱人那个工厂停了工，现在职工都参加学习，只能领到基本工资，奖金也没有了，这个办法有啥好处？”
另一个说：“我们家乡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后，左邻右舍劳力多，去年年底多得了五六百元，新房子也盖起来了，我家还倒欠集体二十多元，这个搞法我们这些人吃亏了。”
你一言我一语，旁听者也有附和的。
听了以后，心里总不平静。
看来，这两位同志讲的都是事实，但能不能由此认为实行经济调整和生产责任制的方针政策不好呢？
显然不能。
党的各项经济政集的制定或改变，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衡量一项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首先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不能把个人的得失作为依据。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0页）我们说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就因为它冲破了多年来指导思想上的“左”的束缚，从客观实际出发，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新局面；
工业上进行调整，正改变着比例失调的严重现象，为今后生产的稳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离开发展生产力这个基本出发点，不可能对党的政策有正确的理解。
党的方针政策又是从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出发制定的。
没有全局观点也不能正确理解党的政策。
有的同志说，既然政策正确，为什么我不能得到一样的好处呢？
这里就有一个如何看待全局和局部、一般和特殊的关系问题。
情况千差万别，制定政策只能从全局出发，而不能依据个别情况。
再好的政策，也只能首先满足大多数人的要求，不可能同时照顾到每个局部和个别情况。
比如生产责任制，使农村绝大多数有劳力的家庭都增加了收入，整个农村活起来了，这就是一个大进步。
尽管少数人收入还较低，但比过去的普遍贫穷总是好得多。
我们看政策，要看它是否对全局有利，对绝大多数人有利，不能以局部或少数人的一时得失为标准。
有的同志说，“我也知道现在的方针政策符合整体利益，是对头的，可是一想到自己吃了亏，心里就别扭。”
我们知道，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
党的方针政策既符合全国人民的整体利益，也就符合每个人的根本利益。
但是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时也会有矛盾的。
比如有些企业要关停并转，这对全局是有利的；
但关停企业的职工，收入却有所减少，这便是一种矛盾。
怎么对待呢？
显然只能以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愉快服从调整，而不是相反。
只要搞好了调整，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了，个人收入就会提高。
现在国家困难不少，但对关停企业职工的生活，仍千方百计尽力予以保障。
农村的情况也是这样。
生产责任制克服了平均主义，劳力多的富得快些，劳力少的收入相对少些，这只是得利多少、大小的不同，总的来说，是向共同富裕的方向发展的。
因此，由于自己一时得益相对少些就埋怨，是不妥当的。
有的同志一面承认政策正确，一面又因家庭收入无增或相对减少而感到“别扭”，这只是说明他对党的政策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对于以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还不够自觉。
在战争年代，为了整个战斗的胜利，常常需要一些同志在冲锋时打头阵或退却时作掩护。
这些同志明知有牺牲的危险，还是争着要去。
因为他们懂得整体的利益高于一切。
现在是搞四化建设，并不要求人们都准备牺牲，但是类似打头阵或作掩护的工作还是常有的，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的情况也是有的，因而还需要我们大力发扬以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精神。
作者：丛培德
栏目：思想战线
在对许多现实问题的议论中，常常可以看到几种不好的现象：颠倒是非者，妄加非议；
怕惹是非者，听之任之；
不明是非者，人云亦云；
调和是非者，乱和稀泥，致使一些明显的大是大非有所混淆，人们的思想有所混乱。
因此，很有必要提醒人们，在议论纷纷中明辨是非。
议论纷纷不好么？
当然好。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人们精神振奋，思想活跃，大量的好意见、好主张在议论纷纷中提出。
这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较之昔日那种万马齐喑的局面，实在不知要好多少倍。
在议论纷纷中，夹杂着一点消极的错误的议论，这也是难免的。
我们的古人就说过：“百家异说，则必或是或非”（《荀子·解蔽》）。
众说纷纭，必然有的正确，有的错误。
好比生长谷物花草的田园里，有些杂草并生，有什么值得奇怪？
问题是，既然人们的议论有是有非，就该要加以明辨。
在这点上，我们的古人也是颇有见地的。
《荀子·王制》中说：“是非不乱则国家治”。
就是说，正确和错误的界限不能不分辨清楚；
只有“是非不乱”，国家才能安定，天下才能大治。
可见，在议论纷纷中辨明是非，是重要的。
现在，有的同志一不学习，二不调查，就对党的方针、政策、路线评头品足，妄加非议，这无疑是错误的。
而有许多同志耳闻非议，象是根本没有听见，怕惹是非，不敢明辨，有的甚至人云亦云，传播非议。
这种态度当然同样是不对的。
明辨是非，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标准。
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拿什么标准来判断人们言行的是非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政策，重申了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
这些路线政策和四项原则，是总结我国三十多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的结晶，是我们判断人们言论行动的政治是非的正确尺度。
当前，我们就该拿着这一尺度去辨明是非，看看自己的、别人的言论是否符合三中全会精神，是否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对那些有利于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有利于四个“坚持”的议论，毫无疑义地应予以支持。
对那些不利于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不利于四个“坚持”的错误议论，则应旗帜鲜明地予以批评。
只有这样，才能在议论纷纷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至于弄得不知所从；
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使自己的思想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荀子·修身》讲：“是是、非非谓之知（智）”。
就是说，能肯定正确的东西，否定错误的东西，这就叫做智慧。
我们应当做这样的智者，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三中全会的正确方针政策，保证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作者：刘建能
栏目：思想战线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已经成为一个常用词了。
那么，能否说人们对“解放思想”这个概念的理解，都已经是十分明确，非常正确了呢？
许多事实说明，并不是这样。
前些时候，在一个连队，听到一场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
文书：“包产到户”能增产增收，我看可以搞。
三班长：我们家乡就搞了“包产到户”，听说并不是所有社员都增产增收了。
文书：与其大伙一样穷，不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三班长：那还是大伙共同富裕起来好。
文书：现在大家都富裕还办不到呀！
三班长：不见得！
我们家乡以前没有搞“包产到户”，有一阵子生产也搞得不坏。
为什么非搞“包产到户”不行！
文书：看问题不能太死心眼儿，还是要解放解放思想！
三班长：你说我不解放思想，我看你倒是思想解放过头了呢！
指导员：你们争论得有意思。
我看对思想认识要做具体分析，不能随便讲人家思想解放不解放，解放过头不过头。
可是，后来争论就停止了。
包括指导员在内，谁也没有能进行具体分析，做出一个恰当的结论。
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家对“解放思想”这个概念的含义并没有弄清楚。
概念是一种思维形式。
每一个概念都有两个方面：一是它的内涵，即通常所说的概念的含义，就是概念所反映对象的属性的总和；
一是它的外延，就是概念所反映的全部对象。
例如，“军队”这个概念的内涵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拥有大量的强力工具，按照严密的组织形式（如军、师、团……）组成的等等；
外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民族主义国家的军队等等。
“解放思想”这个概念，它的内涵是：人们的思想能够打破不符实际的种种束缚，适应情况的发展变化，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做到实事求是；
外延是：这样那样的一切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认识。
对“解放思想”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明确了，那就可以对“包产到户”的认识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事实上，在一些地区（这主要是农业生产长期落后的边远地区、山区和老灾区）实行“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从全局看来有利，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是必要的，如实地反映这种必要性的认识，是思想解放的一种表现；
而在另一些地区（这些地区生产搞得比较好，集体经济较巩固和积累较多）实行“包产到户”则是不必要、不妥当的，如实地反映这种“不必要”、“不妥当”的认识，也是思想解放的一种表现。
因为这两种认识，都是思想和实际相符合的。
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凡赞成“包产到户”的就是思想解放；
凡反对“包产到户”的都是思想不解放。
三班长对“包产到户”的认识，是否是思想不解放呢？
这就应当分析他家乡的具体情况，是属于前一类地区，还是后一类地区。
如果属于前一类地区，他反对实行“包产到户”，那当然是思想不解放的一种表现；
但如果属于后一类地区，他反对实行“包产到户”，那就不能说是思想不解放了。
弄清“解放思想”的内涵和外延，我们也就能断定三班长说文书“解放思想过头了”，这个说法是不妥当的。
因为思想解放既然是指思想和实际相符合，那就没有什么过头的问题。
怎么能说主观思想和客观实际相符合有过头的时候呢？
所谓“解放思想过头了”，无非是指一种思想不符合实际了，那么，这样的思想根本就不是“解放思想”的表现。
但是，这里还要说一点。
“解放思想”没有“过头”的问题，对“解放思想”的理解和应用，却有个对头不对头的问题。
解放思想，本来是要把思想从不切实际的框框中解放出来，使之符合实际。
有人却认为“解放思想”了，就可以不要切合实际的科学理论的指导，连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的指导都可以不要了。
结果，思想离开了早已为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真理，走向谬误。
这种对“解放思想”的理解和应用，显然是歪曲了“解放思想”。
作者：马厚寅
栏目：思想战线星火小集
颜回是孔子最忠实的门生，他在孔子面前总是服服帖帖，对孔子的说教深信不疑。
孔子虽然比较喜欢颜回，但却不喜欢他这种唯唯诺诺的毛病。
据《论语》记载，有一次，孔子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注：同悦）。”
意思是说：颜回不是能帮助我的人，他对于我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心悦诚服，从来不提出什么意见。
孔子的这段话，说明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言论全都是正确的；
他还希望学生能对他提些有帮助的意见。
认为象颜回那样迷信他，是不会对他有帮助的。
“于吾言无所不说”，“非助我者也”，这句话，今天对我们仍不失为一个忠告。
那些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以为谁总是顺着自己说谁就最好的同志，应当好好读读这段话。
作者：战士程道杰
栏目：思想战线星火小集
有人看到别人比自己进步快、成就大时，就有点嫉贤妒能，或者心灰意懒。
这都不好。
在我们社会里，每一个人的成就，都是整个社会的财富。
一个不甘心落后的人，只要虚心好学，博采众长，就可以把别人的成就当作自己的依傍和可承之师，迅速赶上甚至超过别人。
那些对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不正是由于擅长集思广益，吸取前人或他人的成果，继续前进，才比别人走得更远些吗？
清代学识深广、才华横溢的艺术家郑板桥曾经写道：“室藏美妇邻夸艳，君有奇才我不贫”。
我们的同志应当把别人的“奇才”当着自己的财富，并为此感到由衷的欣慰。
这样，就能尊重别人的成就，支持他人的事业，虚心向能人学习，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和才能。
作者：立红
报载，原财政部长吴波同志，长期住在五十年代初住的一个小四合院里，门窗油漆剥落，墙壁也有裂缝，请他搬家他不搬，给他修缮他不让。
甘肃省委书记杨植霖不为子女留私产，将2万多元存款捐赠内蒙大青山人民。
沈阳部队顾问组长罗舜初同志，出差回来，发现警卫员带回部队给的土特产，立即买票叫警卫员乘火车送回去。
他们的事迹都为人传颂。
周恩来同志说过：“坐着谈，何如起来行？”
当前，在纠正不正之风、克服特权思想方面，我们就应当提倡不停留在表态、议论上，而是扎扎实实地行动起来。
学习和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来，我们的广大干部表现是好的，不正之风得到明显纠正。
但是，也有一些领导干部至今只是把“纠正不正之风”当作“应付辞令”，挂在嘴上，写在纸上，不见行动。
因此有人称他们是“唱功好，做功差”。
这里面有种种原因，比如：对于一些不正当的利益不忍割爱；
不能立言践行，严格要求自己等等。
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对不正之风的危害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往往认为对领导干部来说“衣食住行之类的小事无关大局”，或者以为“战争年代吃了苦，现在理应多享点福”，因而对纠正不正之风缺乏紧迫感。
搞点特权，谋点私利，图点享受，看来是生活问题，但却绝不是“生活小事”。
我们的古人说：“以俭立名，以侈自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他们还能看到节俭与奢侈同事业的成败、国家的兴亡的密切关系。
他们是颇有眼力的。
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也有一些略有远见的君主由于注意清廉节俭，轻徭薄赋，取信于民，而使他们的朝代出现过或长或短的平安盛世。
这对我们现在仍然是有教益的。
领导干部保持清廉节俭之风，为四化建设艰苦奋斗不懈，革命事业就大有希望。
如果干部都利用职权，孜孜以求私利，四化大业是无望的。
不正之风还起着离间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的威信，挫伤群众积极性的恶劣作用。
现在，人们常常怀念过去的一种“老传统”。
对于这种“老传统”，彭德怀同志有一席话讲得很清楚。
一次，彭总和一些同志谈话。
开始时，人们离他老远地站着。
他说：“又不是城隍庙，二十四神，莫站那么远，靠近些，坐近些。”
大家坐定了，他就说：“这就好嘛，这才是老传统。”
的确，上下一条心，官兵一家人，站在一起分不清你我，只有在工作中、战场上才看得出，因为共产党的干部是“吃苦在前”、“冲锋在前”的。
所以那时党的威信高，干部号召力强。
搞特殊化、不正之风，必然使得一些领导干部离群众越来越远。
这样的领导者就不容易听到群众的呼声，不容易得到群众的高度信任。
陈云同志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这话是很深刻的。
那些至今仍对不正之风难舍难分的同志，应该猛醒，克服缺点，把《准则》付诸行动。
作者：阮国光黎宪华
3月20日晚，香港伊利沙伯体育馆沸腾了。
中国男子排球队经过近三个小时的苦战，以三比二击败了世界排球劲旅南朝鲜队，取得了代表亚洲参加11月在日本举行的世界杯排球赛决赛的资格。
当中国健儿在乐曲声中接过金光闪闪的奖杯时，灯火通明的体育馆回荡着热烈的掌声、欢呼声。
观众欢欣雀跃。
有的挥动双臂，有的把外衣抛向空中，表示无比激动的心情。
这的确是一场波澜起伏、动人心魄的争夺战，中国队由○比二的极端劣势转败为胜，胜利得来着实不易。
比赛时间之长、争夺之激烈，在洲际以上的国际比赛中少有。
这不仅是一场关键的球赛，而且是对运动员的意志、信心、拚搏的精神的巨大考验。
两强夺魁
中国队、日本队、南朝鲜队并称亚洲男排三强。
日本是东道国已获参加决赛资格。
亚洲代表将在中国与南朝鲜两队中产生。
南朝鲜队是1978年世界锦标赛第四名，实力雄厚，拥有世界著名二传手金浩哲和崛起新秀张允昌等。
这个队素有速度快、防守好，战术多变、跑动幅度大、交叉换位好等优点，运用“双快一游动”、“背快”、“短平快”等战术有独到之处。
中国队和南朝鲜队过去曾多次交锋，互有胜负。
为准备这次香港的比赛，双方厉兵秣马，都作了充分的准备。
南朝鲜队重新调整了阵容，从去年5月开始就以中国队为目标进行了强化训练，而中国队在赛前却碰别困难。
出发前，主力二传手沈富麟因病体力明显下降。
主攻手张友生也因病入院治疗，而未能随队。
另一名主攻手侯杰训练中脚部扭伤，被作为替补队员。
因此，只得临时调配阵容，影响了相互配合练习的时间。
先失两局
战幕揭开，第一局中国队求胜心切，影响了战术的发挥，他们集中进攻很少建树，而南朝鲜队在二传手金浩哲的组织下，利用拦网、快球、强攻、轻吊频频得分，中国队以五比十五失利。
第二局，南朝鲜队又首开纪录，中国队改变了打法，利用进攻时间的变化使对方拦网失误而多次得分，比分节节追赶，但未能抓住几个有利战机，结果以十二比十五再失一局。
场上比分○比二，形势对中国队十分险峻，气氛紧张。
不少观众在为中国队担心。
这时，一位观众向中国队教练递上了一张充满激情的字条，上面写着：“要为我们中国人争光！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同胞的鞭策和鼓励犹如一股暖流，教练戴廷斌、容植聪交换了意见，他们镇定自若，满怀信心调整了部署，勉励队员去迎接严峻的考验。
力挽狂澜
面临这种劣势，中国健儿没有气馁，他们怀着一颗为祖国争光的炽热红心和为祖国荣誉而“搏”的斗志，顽强地投入关键性第三局的战斗。
在总结前两局失利的基础上，中国队在战术上作了相应的变化，进攻由原来集中在三号位改为集中和拉开相结合，快攻和利用时间差相结合，防守则由区域盯人改为人盯人，打乱了对方的坚固防守，拦住了对方主攻手的凌厉扣杀，终于力挽狂澜，以十五比五扳回一局，出现了战局的转机。
观众情绪顿时高涨。
第四局中国队打法对路，士气高昂。
七比六领先之后，一直很顺手，以十五比七再胜一局。
灯光记分牌上亮起了二比二。
这时，观众的掌声如海潮起伏，许多观众站了起来。
转败为胜
最后决胜的第五局开始了。
比赛一开始双方争夺就十分激烈，往往经过多次发球权的更替还不能拿下一分。
场上多次出现平局。
观众情绪随着战局的起伏在变化。
这时中国队却打得冷静沉着，信心十足，越战越勇，攻防技术都发挥得较好，九比六之后，比分就渐渐拉开，汪嘉伟的快速扣杀，侯杰的网前拦击，曹平的开网强攻频频得手，最后终于以十五比九拿下这关键的一局，转败为胜。
在最后拦网一球落地时，观众纷纷起立，情绪达到最高潮。
巨大动力
在凯歌声中，请听听中国队员的心声吧！
他们在逆境中是怎么想的？
是什么动力鼓舞他们去争取胜利的？
被评为这次预赛最佳运动员的汪嘉伟说：“在零比二落后时，大家在场上只是想着要去‘搏’。
关键时刻不‘搏’就没有机会了。”
“把祖国的荣誉放在首位，就减轻了思想包袱，就有了动力。
为了祖国的荣誉，我们只想着去‘搏’，去拚！”
另一名中国队员侯杰说：“我在训练时脚部扭伤了，本来让我作替补队员，但我是一个老队员，各方面应该起老队员作用，所以当教练要我上场时，我就全力以赴。
这场比赛的胜利是集体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排球队领队孙志安说，“中国队经过顽强奋战，最后转败为胜。
尽管在比赛中暴露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但从运动员的作风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他说，“这次来港，只有十名队员，其中还有两名是病号，但大家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团结一致，一分一分地拚下来了。
这场比赛，对我们的临场经验、比赛的指挥，以至我们技术都是一次有益的考试。”
当然，中国男队取得了难得的胜利，但今后还有更多的硬仗要打。
他们表示，绝不能冲昏头脑。
在今后的训练中还要加强技术战术的训练和培养顽强的战斗作风，以争取在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比赛中取得良好的成绩。
新华社记者阮国光 黎宪华
栏目：编后
中国男子排球队经过近三小时的激烈奋战，力挫世界排坛劲旅南朝鲜队，同中国女子排球队一道，夺得了参加世界杯赛的资格。
胜利的消息传来，人们欢欣鼓舞，拍手称好。
中国队和南朝鲜队是亚洲排坛的两强，论技艺难分上下，各有所长。
中国队在先失两局的困难情况下，能够力挽狂澜，转败为胜，靠的是什么呢？
当然要靠高超的技艺和战术作基础，但在关键时刻，有一颗炽热的为祖国争光的心，有一股为祖国的荣誉敢于拚搏的顽强斗志，才能使他们的技艺得以很好的发挥。
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把祖国的荣誉放在首位，就有了动力。”
我国运动员正是有了这种精神，最近在一些国际比赛中不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我们为体育健儿们所取得的胜利而高兴，更为他们那种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为中华民族争气的进取精神所激励。
受到鼓舞的北京大学数千学生听到喜讯的当晚在校园里游行庆祝，喊出了“祖国万岁！”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的响亮口号。
“把祖国的荣誉放在首位”，“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这些话说得何等好啊！
这也表达了我军指战员的心声。
我们要向为国争光的体育健儿们学习，发扬我军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光荣传统，脚踏实地，克服困难，为我军建设和祖国四化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领队：
男子队：
教练员：
运动员：
女子队：
教练员：
运动员：
作者：黄本强
中国男子排球队六战六胜，夺得了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赛的冠军。
图为中国队队长胡进在领奖。
中国女子排球队三战三捷，获得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赛的冠军。
图为中国女队队长孙晋芳在领奖。
黄本强摄（传真照片、新华社稿）
据新华社3月22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今晚在这里说：“我们深信，只要中美双方正视世界局势的严峻现实，认真从战略全局出发处理两国关系，共同信守中美建交公报规定的原则，中美关系没有理由不会进一步向前发展。”
他是在欢迎今天下午到达北京的美国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和夫人贝蒂·福特及其随行人员的宴会上讲这番话的。
黄华在讲话时说：“中美建交两年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总的来说是令人满意的。
最近，美国领导人表示，美国新政府重视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并将以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各项原则作为发展中美关系的基础。
对此，我们表示欢迎。”
他指出，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也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黄华赞扬福特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曾为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发展中美关系作出了贡献。
福特先生在宴会上说：“我们十分钦佩和热爱中国人民。
我们认为，中国领导人在世界历史上能够发挥作用，并且已经发挥了作用。”
他说，1972年以来，中美两国关系年年有所增长，这对美国和中国都是有意义的。
“我认为，美中两国的友谊是牢固的，富有建设性的。
这不仅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利于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福特先生祝愿美中之间的这种友谊在今后的岁月里不断发展、扩大和兴旺。
今天下午，黄华同福特举行了会谈，双方就总的国际形势、重大国际问题和中美双边关系交换了看法。
福待先生1972年作为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第一次访问过中国。
1975年，他作为美国总统再次来访。
这次，是他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第三次访华。
新华社昆明3月22日电 云南边防武装警察部队积极帮助和保卫边境地区人民群众春耕生产。
入春以来，越南武装人员不断向我边境地区开枪开炮。
云南边防武装警察部队各级领导干部纷纷深入边境前沿，同群众一起研究武装保卫春耕生产的措施，派出小分队保护群众正常生产。
与此同时，他们还抽出人力，积极帮助当地进行抢耕抢种。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天保农场有数百亩田地位于边境附近，经常遭受越军轰击，守卫在这里的边防站，就派出武装小分队，用火力掩护农场工人抢种玉米。
他们还抽出了三十多名干警和工人一起整修田地，薅锄橡胶。
勐罕边防站在执勤任务繁重的情况下，组织了六个支农小组，分头到附近生产队，帮助群众耕种。
新华社3月21日讯 卢森堡公共力量、卫生、体育大臣埃米尔·克里普斯和夫人今天上午访问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某师，受到指战员们的热烈欢迎。
克里普斯大臣由师长张瑞德陪同检阅了坦克部队，并观看了这个部队的军事表演。
看了实弹射击后，克里普斯大臣赞扬坦克兵训练有素，军事技术很出色。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徐信，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沈少星，陪同克里普斯大臣和夫人访问了这个部队。
随同访问的有卢森堡大公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凯特尔和夫人。
克里普斯大臣和夫人将于近日离开北京去我国其它城市访问。
新华社曼谷3月21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及其一行，在结束了对泰国为期九天的正式友好访问之后，今天上午离开曼谷回国。
张廷发是在访问了乌汶和清迈之后于今天清晨回到曼谷的。
他在乌汶访问了泰国空军二十一大队的基地。
在清迈期间，张廷发参观了那里的名胜古迹、陶瓷厂、木雕厂、丝织厂。
昨天晚上，泰国空军司令帕年·干达叻设富有泰北民族特色的“康笃”晚宴为中国客人饯行。
他在讲话中说，张廷发一行的访问，不仅增进了两国空军之间的良好关系，而且有利于维护本地区的安宁，有利于反对侵略和威胁的斗争，有利于本地区各国人民之间真诚的相互往来。
据新华社3月22日讯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从3月10日到16日，柬埔寨国民军和游击队在柏威夏省歼灭越军一百四十余人。
10日夜间，国民军和游击队在君克汕县潜入特马昆村越军一个师的指挥部所在地，歼敌十五人。
他们在完成任务后，安全返回基地。
12日，这支部队又在这个县奥纳桥附近伏击越军，歼敌二十三人，其中打死连级军官一人。
13日，他们又在尊村通往奇埃村的路上伏击越军，歼敌二十五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
16日，驻守在这个县达庚桥据点的一连越军出来活动，遇到国民军和游击队的伏击。
国民军和游击队歼敌四十三人。
13日，国民军和游击队袭击恰普县罗布越军据点，歼敌二十八人，击毁C—25型收发报机一部。
据新华社曼谷3月21日电 据泰国情报人士透露，自1981年年初以来，入侵柬埔寨的越南士兵叛逃到泰国的人数增加。
这些叛逃到泰国的越南士兵大部分是来自越南南方。
他们对泰国军事当局表示，他们厌恶这场战争。
有的人说：“我们没有足够的食品，我们为什么要到柬埔寨来呢？”
据《远东经济评论》最近估计，从1980年6月以来，已有约五百名越南士兵逃到了泰国。
据新华社3月22日讯 沃思堡消息：中国运动员李月久，20日晚上在沃思堡举行的美国杯体操锦标赛男子六个单项的比赛中，夺得自由体操、单杠和跳马三项冠军和吊环、双杠亚军。
彭亚平获得鞍马比赛的第三名。
美国选手巴·康纳夺得鞍马和双杠冠军。
另一名美国选手哈通赢得吊环冠军，他还在鞍马比赛中同康纳并列冠军。
李月久的自由体操动作难度大、动作优美，赢得了九点八○的高分。
他在单杠和跳马两项中，是分别以九点七五分和九点七○分夺得冠军的。
他的双杠和吊环的成绩分别为九点七○分和九点五五分。
美国选手康纳在吊环比赛中的成绩也是九点五五分，因而和李月久并列亚军。
彭亚平在鞍马比赛中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选手乌·霍夫曼的成绩都是九点五○分，因而并列第三名。
康纳的鞍马和双杠成绩分别为九点七五分和九点八○分。
哈通的吊环成绩为九点六五分。
加拿大、日本、匈牙利、罗马尼亚、西德、瑞士、法国、保加利亚、巴西、墨西哥、挪威和意大利等国的选手也参加了这次锦标赛。
图为李月久在自由体操比赛中作空翻加转体三百六十度动作。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新华社曼谷3月22日电 由韩中生、刘汉茂、胡伯坤和王佐明组成的中国队，今天在泰国首都曼谷结束的第四届亚洲航空模型无线电遥控特技项目公开赛中，以四千零五十二分荣获团体赛冠军，泰国队以四千零十九分获得亚军。
在个人比赛中，泰国的巴沙功以二千五百零一分获得冠军，中国的韩中生和刘汉茂分别以二千四百三十八分和二千三百四十一分获得亚军和第三名。
亚洲航空模型公开赛每年举行一次，中国运动员是首次参加比赛。
本届比赛是从20日开始的。
来自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中国和泰国四个队的十五名选手参加了这次比赛。
据新华社东京3月21日电 参加在这里举行的1981年桑基斯特杯国际室内田径赛的两名中国运动员邹振先和郑达真，21日在同许多国家优秀选手的角逐中，分别夺得了三级跳远和女子跳高比赛的银牌。
参加这次比赛的有中国、法国、意大利、肯尼亚、巴拿马、瑞典、美国、苏联和东道国日本的共一百多名优秀选手。
在参加三级跳远比赛的八名选手中，美国的威·班克斯以十七米二○的成绩夺得冠军，邹振先以十六米四五的成绩取得第二名。
在女子跳高比赛中，瑞典的瑟·洛伦聪和中国选手郑达真都越过了一米八六的高度。
根据这次比赛规则，在同一高度内，按跳过的先后取名次。
因此，瑞典选手洛伦聪被排为第一名，郑达真名列第二。
新华社3月22日讯 伊朗部队和伊拉克部队自17日以来，一直在激烈交战。
伊拉克武装部队发表的战报说，在18日到21日的四天中，伊拉克部队分别在伊朗的吉兰、苏桑吉尔德和迈赫兰等地区，击退了伊朗部队的进攻，共打死伊朗士兵七百多人，击毁坦克十八辆，摧毁步兵阵地二十二个。
伊拉克部队则有五十三人死亡。
另据路透社从德黑兰报道，伊朗联合参谋部发表的战报说，伊朗部队自3月17日向伊拉克部队发动进攻以来，共打死打伤五百多伊拉克人，缴获坦克十六辆、装甲运兵车四辆、一个导弹发射架和其他军事装备。
这家通讯社还援引波斯通讯社的报道说，伊拉克部队在用导弹袭击伊朗的阿瓦士和提斯孚尔两市时，造成十六人伤亡，二十五幢房屋被击毁。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20日电 美国社会上的犯罪活动越来越严重。
设法对付犯罪分子已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提前出版的3月23日一期美国《时代》周刊报道，现在美国平均每二十四分钟就发生一起凶杀案，每十秒钟就有一家被盗，每七分钟就有一名妇女遭到强奸。
大城市是犯罪活动最猖獗的地方。
《时代》周刊列举的数字表明，与1979年相比，去年洛杉矶市的凶杀案增加了27％，武装抢劫案增加了20％，盗窃案增加了6％，强奸案增加了10％；
迈阿密市的凶杀案增加了60％，抢劫案增加了80％；
新奥尔良市的凶杀事件之多居全国首位，去年上半年被凶杀的人数达全市人口的十万分之二十三（全市总人口五十五万六千九百）；
纽约市去年遭凶杀的人数也达一千八百一十四人。
面对着越来越频繁的犯罪活动，司法当局显得很不得力。
据报道，去年，只有73％的杀人犯被司法机关捕获，其他罪犯被捕获的还不到60％。
尽管如此，许多城市的监狱还是有人满之患。
纽约州有两万多个牢房，全部装满了犯人，有些牢房还超出了容纳能力；
伊利诺斯州为了给新来的犯人腾牢房，只好把二百二十三名非暴力罪犯提前释放。
《时代》周刊援引的一个犯罪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指出：“对犯罪的担忧正在慢慢地使美国社会陷于瘫痪。”
休斯敦警察局长约翰逊说：“我们已经使自己委屈到同动物一样生活的地步。
我们在周围筑起了防盗栅栏，夜间得层层加锁，安装警铃，床边放一支装满子弹的手枪，然后才能设法休息一会儿。”
为了对付犯罪行为，人们不得不把自己武装起来，就象生活在前线一样。
许多人还学习徒手自卫的武术和射击。
文章说，有人认为，犯罪率高是由于司法力量不够强，建议改善司法系统。
但多数人认为，要想减少犯罪，首先就必须减少贫困、愚昧、种族主义、家庭破裂等社会弊病。
本报讯 旅大警备区离职休养干部、警备区司令部工兵处原处长何力斌同志，因病于1981年3月6日在大连逝世。
何力斌同志1933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终年七十岁。
作者：郝章印
栏目：加德满都通讯
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尼泊尔的旁博切寺里，一位身披袈裟的和尚，从柜里拿出一块珍藏多年的毛皮，皮上有着棕黑色的毛发。
他对游人展示说，瞧！
这就是“雪人”的头顶皮。
在尼泊尔的民间故事中，有大量关于智慧人战胜雪人的描述。
现在加德满都的旅馆和旅行社，也喜欢以“雪人”命名，招徕顾客。
近二十多年来，雪人的传闻，吸引着探险家、登山家和游客，来这里寻觅雪人的踪迹。
可是，关于雪人的传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尼泊尔报纸报道，1958年，美国登山队的一个队员，在喜马拉雅山南面一条小河旁，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雪人在吃青蛙；
1975年，来自波兰的一支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登山队，在该峰南面建立的大本营附近，发现了雪人的脚印。
据说，在这之前，附近村庄的一名舍尔巴人姑娘，来此放牧牦牛，遇到了雪人。
那个雪人身高约四、五尺，满头棕黑头发，张牙舞爪地把姑娘打翻在地，还杀死了她的牦牛。
1980年，一支荷兰旅行队在尼泊尔北面拉母当地区徒步旅行时，在海拔四千五百五十米的高处，发现一个奇特的脚印。
这个脚印长十八英寸，宽八点五英寸，据说是雪人的足迹。
荷兰队给这个巨型脚印照了相。
据说，雪人生活在海拔一千米以上到六千米雪线以下的山谷、林区，生活没有固定地点。
雪人爱独处，有时两个结伙。
据当地人说，雪人以食各种昆虫、植物根、野果和小动物为生。
雪人生活的地域很广，从不丹、锡金、尼泊尔到我国西藏和喀拉昆仑山一带，都有目击雪人的传闻。
然而，传闻毕竟是传闻，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目前世界上对雪人是否存在，有不同的看法。
西方一些探险家根据拍到的雪人足迹照片，推断雪人可能是类人猿或猿类人，或其他灵长目的一种——中国猿或古代巨猿的后裔。
据当地目击者提供的材料，可能有三种雪人存在：一、殊特雪人身高约七、八尺；
二、米切雪人身高约四、五尺；
三、特尔马雪人，身体矮小，不加害于人。
这些雪人满身长着棕黑色的毛发，头发很长，头部上宽下窄，面脸无毛，直立行走，受惊时也匍匐而行。
为了弄清雪人之谜，一些探险家、科学家，在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专门考察。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