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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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举行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指出，我军在加强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必须大力发扬革命精神，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
这是政治工作的一项极为重要而又极为艰巨的任务。
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不但要有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而且要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的关系，等等。
我们这支军队从创立起，就在党的领导下，以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教育部队，武装头脑，规范行动，形成了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优良传统。
四十年代的延安精神，六十年代的雷锋精神，就是这种优良传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突出表现。
我军走过的几十年战斗里程充分证明，无产阶级革命精神，高度的精神文明，是我军赖以成长壮大的精神支柱和取得一切胜利的重要因素。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历史任务，对于发扬革命精神、建设精神文明的要求，比之过去任何时期不是减轻了，而是更高了，更迫切了。
要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水平低的大国实现四化，要解决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左”的错误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要医治好十年动乱在各方面造成的严重破坏，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给一代人精神上造成的创伤，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就需要进一步恢复和发扬我们党所一贯提倡的革命和拚命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的精神，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等等。
它包含着勇敢、智慧、勤奋和科学。
我们只有这样做，才能够适应发展了的新形势的需要，进行坚持不懈、坚韧不拔的努力，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把我军建成现代化的革命军队。
因此，我们的政治工作，应当教育部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振奋革命精神，发扬优良传统，努力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并取得切实的显著的成效。
我们从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我们批判“精神万能”的荒谬论点，同时也必须反对只讲物质文明不讲精神文明、只看到物不重视革命精神作用的片面认识。
这不仅对于全面地正确地认识我国的四化建设，而且对于全面地正确地认识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从来强调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道德、纪律，是建设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精神力量。
在我军的现代化建设上，我们一向肯定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作用，一向认为改善武器装备是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的必要，但我们也从来没有忽视精神的作用，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
过去我们一直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作战，今后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依靠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高度发展，然而，这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办到的。
这就要求我们，仍然要从立足现有武器装备、发挥政治上思想上的优势方面着眼，去考虑怎样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去建立我们夺取未来反侵略战争胜利的信心。
战争的胜负，不仅要看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要看人力和人心的对比。
古今中外，无一不是这样。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只讲物质条件，不讲精神条件。
即使将来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军的武器装备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也仍然不能放松精神文明的建设，不能忽视在部队中贯注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保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巩固我军的无产阶级斗志，使一切技术和战术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
这也就是我军在加强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始终强调革命化建设的原因所在。
物质生产的高度发展会有力地促进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反对任何贬低和否定建设物质文明重要性的论点，但是，不能认为只有有了高度的物质文明才能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不能认为物质文明搞上去了精神文明就会自然上去。
高度的物质文明，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要经过人们的艰苦奋斗才能逐步实现的。
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前程，要靠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苦干实干的创业精神。
人们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而主观世界的改造又可以反转过来促进、推动客观世界的改造。
不建设精神文明，不提倡革命精神，以为四化建设不经过有着社会主义觉悟的人们的努力实践就会获得成功，以为人的精神境界，不经过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会随着物质条件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变得高尚起来，都是不可思议的。
提倡革命精神，树立高尚风格，也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多么高的教育程度。
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怎么反而可以忽视精神文明的建设，忽视共产主义精神的宣传教育呢？
如果不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即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搞上去了，人们也不会有高尚的健康的文明的精神生活。
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物质文明的发展程度不能说不高，但是，在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却是极其腐朽和贫乏的，唯利是图，弱肉强食，以及凶杀、谋害、抢劫、诈骗、吸毒、卖淫等等随处可见。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怎么能容许这种邪恶的不文明的社会现象出现呢？
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正是防止资本主义精神垃圾污染我们社会的根本保证。
物质利益的原则要同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不能只讲物质利益，不讲思想觉悟，不讲思想政治工作。
我们在现阶段，既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尽可能地改善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又要强调忘我劳动的共产主义风格，每个人不是以旁观者而是以主人翁态度为四化多作贡献。
我们说要用“大道理”管“小道理”，就是提倡人们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用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开拓胸襟，用有强大生命力的革命口号激励斗志，用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指导行动，从而自觉地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以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以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
可是，有的人却片面强调个人物质利益，说什么在现阶段不应当提倡共产主义的思想和道德。
更有甚者，公然鼓吹“向钱看”。
这是不正确的。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社会阶段，社会主义阶段虽然实行不同于共产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但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它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既反对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不同阶段的制度和政策，又反对脱离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目标和理想，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从完整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中割裂出来。
实践也证明，只有坚持和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使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成为整个社会的风尚，才有利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巩固和发展，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和执行，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三者关系的调节。
至于鼓吹“向钱看”，一切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如果说是要人们不要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倒不如说是混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
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
以为在“向钱看”中才能看到“自己所希望的生活、理想和未来”，那实际是把自己放在了迷信金钱拜物教的资产阶级市侩的地位上。
我们的同志应当警惕这种错误思想把自己引向邪路。
建设精神文明，发扬革命精神，首先要看各级领导干部做得怎样，同时也要看广大群众做得怎样。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党都是通过干部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群众树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思想和作风，实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
干部的思想作风怎样，对广大群众和整个社会，都有很大的影响。
今天，我们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要恢复和提高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毫无疑问，每个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应当身体力行，通过自身的模范作用，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推广到群众中去。
但是，要使整个部队把我军的优良传统普遍地恢复和发扬起来，只靠一部分人的努力是不够的，得靠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
领导干部和群众是相互促进的。
干部做得好，对群众有示范作用、带头作用；
群众做得好，对干部以及群众自己同样有推动作用、监督作用。
我们全军的干部和战士，只要都自觉地从我做起，人人宣传，人人行动，人人坚持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和纪律，人人批判和抵制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就一定能进一步扶持正气，压倒歪风，使整个部队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事情十分清楚地表明，发扬革命精神，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意义是重大的，深远的。
它是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所绝对必须的，也是保证去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的重大方针的贯彻执行，完成这个关系全国人民伟大前途的艰巨任务所绝对必须的；
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不断提高战斗力，夺取未来反侵略战争胜利所绝对必须的。
我们每个有责任感的同志，无论是党员团员，无论是干部战士，在这方面都应当努力提高自觉，切实贯彻到行动上来！
作者：王安/刘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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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共中央新年茶话会“招待大家的只有清茶一杯”的会风，吹到了西北高原。
兰州部队后勤部最近召开的各单位后勤部长会议，也贯彻了这种勤俭节约的精神。
1月3日，兰州部队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长何光宇召集有关人员研究这次会议的工作安排时，一些同志议论说，党中央今年元旦只用一杯清茶开招待会，咱们应该学习这种好会风。
何光宇很赞成大家的意见，并当即规定：后勤部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以及驻兰州部队的代表，除留两人在招待所负责会议的日常事务外，其余一律不在招待所开设房间、吃会议灶；
挤出机关的会议室和办公室供开会、讨论用，不租用招待所的礼堂和会议室；
不租用小汽车，从机关挤出一辆大轿车接送代表开会；
与会人员访亲探友，公家不派车；
不搞烟茶招待；
文件袋用信封代替。
会议结束时，财会人员算了一笔账，这次八十来人参加的会议，同往常的同类会议相比，节约各项开支3，800多元。
（王安、刘深业）
作者：黄代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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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海军航空兵党委在传达和组织学习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中，加强领导，引导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通过学习和讨论，切实做到认清形势，领会精神，统一思想。
海军政治部转发了他们的经验。
这次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要求端正态度，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
开始，有的同志由于没有正确领会上级指示精神，只是一般地表态，不谈自己的思想认识。
海航党委认为，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既是对学习的总的要求，又是认识提高后所要达到的目的。
只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才是真正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解长泰在各部门学习汇报会上，都对这个问题专门作了强调，要求在党的会议上各抒己见，通过讨论统一思想。
党委中心组带头开展民主讨论，畅所欲言发表意见，同时还抽出一定时间与下级干部一起学习，面对面地加以指导。
海航党委还向各级领导发出指示，要求一方面要向对中央文件评头论足、消极抵制，甚至散布对抗性言论的行为作严肃批评和坚决斗争，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划清三个界限：各种意见在会上展开讨论与对中央文件评头论足的界限；
按组织系统发表个人的不同看法与散布对抗性言论的界限；
学习中反映出来的模糊认识与根本不认真学习、消极抵制的界限。
这样，绝大多数同志都消除了顾虑，能够积极投入学习讨论。
在敞开思想、畅所欲言的基础上，海航党委要求各级领导重视做好统一认识的工作，把大家的思想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有的同志对经济形势很好为什么还潜伏着危险认识不清，担心一调整又要耽误好多年。
针对这个问题，某师党委常委联系实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是形势很好并不等于不存在困难和问题，不能因此否定建国以来少有的好形势。
潜伏着危险虽然不好，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非一日之寒，贯彻调整方针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二是贯彻调整方针，某些局部和个人的利益可能暂时受到一些影响，要有所失，但从全局来看，得的多，不能见小不见大。
三是在调整中要退够，但退是为了站稳脚跟，更好地进，看起来好象是慢了，从长远看实际是快了。
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非摔跤不可，其结果只能更慢。
通过这样分析，大家既看到了形势很好的一面，又看到了潜伏着危险，调整势在必行的一面，认识比较统一了。
（黄代培）
作者：王立峰/张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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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济南部队某部舟桥连连长刘吉芳，忠于职守，带兵有方，任职三年连续三年都立三等功，所在的连队也两年受到军、师的通令嘉奖，一年荣立集体三等功。
刘吉芳是1978年由车管干部改行当连长的。
他一到任，就注意研究全连战士的思想、性格、爱好、长处和弱点，以及他们的家庭情况等，不到半年时间就基本掌握了全连战士的各方面情况。
情况明，工作就做得有针对性，深入细致。
1976年入伍的副班长宋学贞，工作中是有名的“老不累”，年年受嘉奖，缺点是不注意团结人，有时爱和别人吵嘴。
一次家里给小宋找了一个对象，对象常来信问他为什么还没有入党，后来甚至说他再不入党就断绝关系。
刘吉芳得知后没有给小宋许愿，讲些空道理，而是实事求是地跟他谈心说：“你的缺点是不注意团结人，如果你的这个缺点不改正，入党问题群众通不过，上级不会批准。”
谈话后，刘吉芳还帮助小宋给他的未婚妻写了一封信，介绍自己的表现和没有入党的原因。
小宋的未婚妻接到信后，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来信鼓励他好好工作，克服缺点，争取早日入党。
从此，小宋工作又有了劲头，年底被评为优秀义务兵。
近两年来，连队补入了一批城镇入伍的战士，刘吉芳在与他们接触中，发现他们虽然存在一些缺点，但自尊心很强，积极要求进步。
针对这个特点，他经常启发大家要善于自己管自己，自己严格要求自己。
这样，一些过去连队管不了的战士，现在自己管住自己了。
战士小宫比较自由散漫，有时不遵守纪律。
刘吉芳对他做了工作后，他想：“我也是个革命战士，非得让别人管着不行吗？”
不久前的一个星期天，他请假到十里外的防化连看望即将退伍的老乡，刘吉芳让他午饭前赶回来。
他归队时正下着大雪，老乡一再劝他等一会儿，但他仍冒着风雪提前十分钟返回连队。
战士们看到自己的进步，纷纷要求给刘吉芳记功。
（王立峰、张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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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2月20日讯 中共北京市委于2月12日至20日召开工作会议，强调要肃清“左”的影响，坚决落实中共中央书记处对北京工作方针的四项指示，按照首都的特点进行调整，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形势，尽快改变首都的面貌。
会议强调，中央书记处的四项指示是根据首都的特点，总结了历史经验提出来的，是党的三中全会确定的政治路线在北京的具体化。
要更好地贯彻执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就必须按照中央书记处的四项指示进行调整。
对此，不能有任何动摇和违背。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都必须在指导思想上来个根本的转变，逐步把首都建设转移到中央书记处四项指示的轨道上来。
中央书记处的四项指示，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
不论是政治思想建设还是环境美化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建设、经济建设，都同各行各业有密切关系，不能把某一项建设单纯看成某个部门的事情。
因此，全市人民要动员起来，密切配合，为改变首都面貌而努力。
从现在起，对首都的政治思想建设、环境美化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建设，都要摆到日常重要工作的位置上，在财力、物力使用上要尽可能地支持。
要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这是贯彻四项指示的首要任务。
会议指出，为保证经济调整的顺利进行，必须端正经济建设指导思想，肃清“左”的思想流毒和影响。
过去，在“左”的思想束缚下，没有根据首都的特点进行经济建设，存在着不适当地发展重工业、基本建设没有量力而行、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等问题。
“左”的思想不很好清理，全市的经济工作不可能有全局性根本的调整。
因此，肃清“左”的影响，是搞好经济进一步调整的关键。
会议认为，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落实中央书记处四项指示的根本保证，是加强党的领导，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要搞好各级党委自身的建设，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要积极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调整和充实各级领导班子。
要改进工作作风，提高领导艺术，各级领导干部要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走出办公室，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要切实搞好干部团结，以革命事业为重，顾全大局，团结起来，共同做好工作。
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在会上讲话时提出，要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场“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讨论。
通过讨论，来改变党风，改进领导，提高工作效率，使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更加牢固，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更加发扬光大。
市委第三书记贾庭三，市委常委刘导生也在会上讲了话。
作者：王端阳
栏目：思考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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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领导同志下基层检查工作，面对下级的过分“关心”和特殊照顾，再三谢绝，仍无济于事。
无奈，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也要关心我！”
是的，同上级应当关心下级一样，下级也应当关心上级。
这个关心主要是在政治思想上进行帮助，在工作上给予支持，在生活上适当照顾。
然而，现在有的同志对“关心”理解得很狭窄，一谈到“关心”，似乎就是吃喝。
领导一来，往往特殊招待一番。
看起来是对领导生活上的关心，实际上降低了领导在群众中的威信，在政治上起到了不好的影响，是帮了倒忙。
其实，说句直爽的话吧，有的同志这样做的时候，并不是真正出自对领导的关心，而往往是同自己的升迁进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值得注意一下的是，当他们慷国家之慨“关心”领导的时候，脑子里是不是也正在一个劲地想着“你（指领导）也要‘关心’我”呢？！
（王端阳）
作者：范田/高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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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石家庄陆军学校1980年年终总结授奖大会上，学校领导同志给25名教员颁发了“优秀教员”证书和证章。
这些优秀教员每人都有学术论文，授课单位的成绩均为优秀，是得到大家公认的好教员。
这个学校评选优秀教员活动是从1979年开始的。
去年，他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又重新制定了优秀教员的评比条件，突出规定了这样几条：热爱教学工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刻苦钻研教学业务，按《大纲》要求圆满完成教学任务，一年完成两篇以上对教学有指导意义的学术论文；
讲课方法灵活，通俗易懂，教学针对性强；
教学成绩显著，年终考核，本人和授课单位成绩均为优秀。
实践证明，这样评选优秀教员，是激励教员奋发向上、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过去，有的教员只满足于讲好课，不大重视学术研究，新的优秀教员评比条件规定了这方面的要求后，每个教员都很重视学术研究，去年全校写出几百篇学术论文，对搞好教学改革起了引路的作用。
过去，有的教员只重视教好，对学员学得怎样重视不够，学员的学习成绩列为优秀教员的评比条件以后，广大教员把教好和学好统一起来了，在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同时，还积极做好课外辅导和补课工作。
（范田、高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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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2月20日讯 《解放军画报》从1951年2月创刊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
今天，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史进前、华楠等，同画报社的全体工作人员一起纪念创刊三十周年。
在座谈中，张爱萍等同志勉励大家，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努力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中央关于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的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团结的重大方针，宣传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教育和鼓舞全军指战员，同心同德，为四化建设做出新贡献。
《解放军画报》已出版404期。
三十年来，它保持和发扬了我军摄影工作者的光荣传统，面向连队，面向战士，把为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服务、为巩固和提高我军战斗力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受到军内外读者的欢迎。
最近，全国几十位书画家为祝贺《解放军画报》创刊三十周年题字、作画。
作者：曾品禄姜绍春
1月24日凌晨，四川道孚发生强烈地震后，大地还在余震中颤抖着，通往道孚县城的公路上就响起了“唰唰”的脚步声。
急切的步伐，向着城镇居民稠密区，向着党政机关、学校、商店、银行和仓库，向着群众需要抢险的地方奔去，奔去！
这支抢险救灾的队伍，是本身也刚刚遭受严重地震灾害的四川省军区驻道孚县某部五连、机炮连的指战员组成的。
当强烈地震发生的时候，处在地震中心的五连、机炮连住房全部被震坍，几十名干部战士被压在废墟里，两名战士牺牲了，大部分同志都不同程度的受伤。
指战员们通过半小时的顽强自救互救，从险境中挣脱出来。
这里，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气温在摄氏零下五、六度，四处结着厚厚的冰凌，指战员们身上还只穿着衬衣衬裤，打着赤脚，没有一个人戴帽子。
“同志们，现在人民群众一定比我们更困难。
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一定要和群众一道，同命运共生存，抗住地震灾害……”团党委临时组成的救灾指挥部向指战员们作了坚定有力的动员。
动员令象黎明前的火把，照亮了指战员们的心，点燃了子弟兵爱人民、为人民的感情的火焰。
干部战士顾不得寻找御寒的衣服，就整队出发了。
43名仍然穿着衬衣衬裤打赤脚的同志跟上来了，负了轻伤的同志跟上来了，昏过去以后又苏醒过来的四名同志也跟上来了。
救灾队伍在夜幕中疾速前进！
但是，地震后的道孚县城四处无声无息，路上空无一人。
受灾的群众在哪里？
怎样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他们？
“同志们，大家喊老乡吧，把我们支援群众抗震救灾的消息告诉大家吧！”
于是，“老乡们，你们在哪里？
我们是抗震救灾的解放军！”
的呼喊声在大街小巷回荡着，它象划破苍穹的号角，给人以鼓舞和力量！
它饱含着子弟兵对人民群众深厚真挚的感情！
“金珠玛米来啦！”
“大军来啦！
我们有希望得救啦！”
脸上挂着泪水的藏族和汉族受灾群众，用不同的感激语言迎住救灾队伍，把最紧急的灾情告诉指战员。
灾情就是敌情！
在团政治委员宋良、副团长李大伦、参谋长孙维高的指挥下，救灾队伍迅速分成警卫、守护小组和十多个抢救小组。
“一组，粮食局！”
“二组，县委机关！”
“三组，旅馆！”
……随着口令的起落，救灾小组纷纷跑步奔向抢救地点，展开一场顽强的抢救人民群众生命的战斗。
在县粮食局震塌的土墙旁边，指战员们用双手刨开压在受伤群众身上的砖石土块，五名群众被救出来了；
在老街倒塌的房屋里，一根粗大的房梁被移动抬起，三个小孩和一名妇女也被救出来了；
在喇嘛寺庙里，一块两百斤重的土墙泥块，被战士抱开，藏族女青年得救了。
藏族战士泽翁郎加在倒塌的房屋下，听到了受伤群众发出的呻吟声，他不顾一切地抢救受灾群众。
为了搬掉上面的砖石土块，泽翁郎加双手受伤，右手掌被碎玻璃划了一寸长的口子，鲜血直流，但他全然不顾。
一根脸盆粗的房梁，双手搬不动。
泽翁郎加就跳到房梁下面用肩使劲往上顶，木头棱角深深压进他肩膀肌肉，顿时感到一阵阵难忍的疼痛。
可是听到下面发出的痛苦呻吟声，他咬着牙，把300多斤重的房梁顶起来。
泽翁郎加一边顶住房梁，一边伸出双手，将受伤的群众拉起来。
另一名藏族战士阿扎拉处，为了抢救两个孩子，他三次被掉下的砖头打中。
阿扎拉处忍着痛搬掉两尺多厚的砖土，抬起压断的木架，终于把两个孩子抢救出来，交给他们的母亲。
抢险救灾的指战员们知道，时间就是生命，每延长一分钟的时间，就会给群众增加一分危险和痛苦。
他们无不心急如焚，争分夺秒地投入抢险救灾的战斗。
五连一排长田忠秋，脚上只穿一双袜子，还一刻不停地奔跑抢救，从几个不同的地点抢救出九名藏汉族干部和群众。
当他听说三公里外的寨子里，有个藏族群众需要抢救时，又立即带着战士跑步出发。
一路上他的脚底不断被碎石和冻土扎破，跑步十分困难，但是，他却始终冲在大家的最前面。
抢救中，沉重的房梁刚一抬起，他就弓着腰钻进洞口，把受伤的藏族群众抱出来。
紧张的抢救工作和恶劣气候的影响，使指战员们的体力迅速下降。
受伤的干部战士也越来越多，有的战士在抢救群众时自己当场昏倒了。
当他们一醒过来，没有一个人停下来休息，而是哪里有情况，哪里有喊声，就冲到哪里去抢救。
昏倒了又苏醒过来的五连战士李忠亨，听到连长“赶快抢救下面的小孩”的喊声，象听到冲锋的号音，一跃而起，向倒塌的房屋冲去。
炮连战士彭志才刚苏醒过来，就忍着伤痛和头昏，歪歪斜斜地赶到抢救地点，用双手使劲刨土，搬砖石。
在现场指挥抢救的连长丁真一会儿指挥部队，一会儿俯下身子贴着耳朵听听下面孩子的动静。
他焦急地向孩子喊道：“小朋友，别着急，叔叔一定要把你救出来。
上面灰尘大，你闭上眼睛和嘴。”
这充满深情的呼喊和叮咛声，感动了所有的人。
亲眼目睹这一情景的群众，无不涌出激动的泪花。
被压在瓦砾堆下的孩子救出来了。
一个青年走上前来，一把握住彭志才的手说：“你们舍身忘死救我的亲人，比我的亲人还亲，解放军永远是我们的亲人。”
许多藏族群众和干部被及时地抢救出来了。
指战员们英勇顽强抢救群众生命的高尚品质，受到赴地震灾区的中央慰问团、四川省慰问团和甘孜藏族自治州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亲切鼓励和赞扬。
他们决心进一步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夺取抗震救灾的更大胜利。
曾品禄 姜绍春
三连指战员赶到10多公里外的麻孜公社特尔瓦生产队帮助藏族社员四朗修盖临时住房。
共产党员、五连一排长田忠秋从险境中接连救出十名群众；
在帮助群众重建家园时，他又扛起了大梁。
（照片）
栏目：编后
四川省军区驻道孚县某部干部战士在严重的地震灾害面前所表现出的英勇行为，又一次谱写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精神的赞歌。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我军宝贵的精神财富。
有了这种精神，我军在战场上克敌制胜，所向披靡；
有了这种精神，我军在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事业中，克服困难，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有人认为，现在是建设时期，再提这个口号似乎已经“过时”了。
这是不对的。
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有时还要付出牺牲，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保持和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试想，如果不提倡和发扬这种精神，在地震灾害面前，畏缩不前，遭受地震灾害严重威胁的群众的生命谁去抢救，国家和集体的财产谁去保护，怎么能很快取得抗震救灾的胜利，保障灾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是我党我军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实践，按照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总结出来的，这是一个既充满崇高的革命精神，又含有严密的科学态度的口号。
我们赞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我们要永远坚持这个革命口号。
作者：姜长岭
本报讯 86152部队从去年下半年起，着重抓了特支费的开支使用问题，严格了标准，健全了制度，堵塞了漏洞。
下半年特支费的开支，降到了近10年来同期的最低水平。
去年6月，这个部队纪委检查了特支费使用情况，发现机关业务会议太多，补助过高；
超标准接待上级机关工作组和地方来客，仅这两项，就占上半年特支费支出的83％以上。
他们将这些情况通报了所属部队，重申了中央纪委以及上级机关关于接待工作中的一些规定。
机关各个部门，结合本单位的工作特点，严格了招待客人的批准权限。
对上级机关来人或地方来的客人，一律按标准用餐、收费，改变了过去那种吃多少报多少的做法。
严格控制会议补助范围，取消了科、处召开的业务会议补助；
减少了直属机关人员在会议灶就餐的人数；
不准报销与会议关系不大的人员的伙食补助费。
纪委和财务部门还经常向部队党委汇报特支费的使用情况。
去年下半年的特支费开支比1979年同期减少了63％。
（姜长岭）
作者：许青松
本报讯 福州部队某师参谋长姜德成着眼提高司令部机关的合成指挥水平，对参谋训练方法进行了改革，收到较好的效果。
姜德成针对过去参谋基础训练偏重专业，忽视战术训练，致使司令机关指挥效率不高的状况，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大胆地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改革：一是变突出专业训练为注重全能训练。
在抓好参谋“六会”训练的基础上，打破专业界限，让作训参谋学习炮兵、通信、防化、工兵专业，熟悉炮兵火力计划的组成，通、工、化保障组织；
通、炮、工、化参谋学习作训业务，注重合成战斗原则，做到能主动协同保障。
二是扭转参谋只管写画，不问打法的偏向，加强谋略训练，锻炼提高参谋的合成战术组织指挥能力。
姜德成领导大家研究了《合成指挥手段》、《山地进攻航空兵与地面部队的协同》、《战斗各时节司令部工作》等课题。
在谋略训练中，让参谋在组织演习中唱“主角”，从分析判断情况、拟定作战预案到处置情况，让他们独立去做。
三是摒弃旧的工作方式，谋求新的指挥手段，比如简化战斗文书，简化指挥工作程序等。
（许青松）
作者：代常全
本报讯 35302部队党委改进领导作风，加强差旅费管理，严格财经制度，去年差旅费开支比1979年下降40％，减少开支23，400多元。
往年，这个部队差旅费实报实销，开支有些大手大脚。
如本来在当地可以买到的材料却派人到外地去买；
本来可以乘坐火车的却乘坐飞机等，使差旅费开支过多。
去年初，部队实行差旅费包干使用后，部队党委把管好用好差旅费提到了议事日程，专门召开司、政、后联合办公会议，制订具体管理措施，并向全体人员广泛宣传差旅费的有关规定，要求大家执行和监督。
后勤机关组织财会人员学习差旅费报销的有关规定，严格把好差旅费报销关。
他们还针对往年因公出差过多的情况，适当控制出差人数，做到能够就地解决的一律不到外地，能发函解决的一律不派人去，一人能完成任务的不派两人去。
去年仅因公出差费一项，就比1979年减少开支17，000多元。
（代常全）
作者：尚雄
去年12月，北京部队某师党委考虑到机关原有的三部电视机已有损坏，决定购买三部二十英寸彩色电视机，分发给司、政、后机关。
随后，便派人去北京购买。
决定作出后，党委许多成员经过再次慎重考虑，觉得这种做法与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中央有关精神不符。
目前国家有困难，财政上有赤字，我们应当顾全大局，可买可不买的东西坚决不买，可花可不花的钱坚决不花。
已有的三部12英寸黑白电视机，只要修一修仍可使用。
再买三部彩色电视机，是个浪费。
于是师党委取消了购买彩色电视机的决定，并迅速给那个赴京购买电视机的同志发了电报。
尚雄
作者：曹光雄王道平
本报讯 广州部队各军级单位重视组建教导队的工作。
他们从优秀的院校毕业学员中，从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立功并有实战经验的干部中，选调教导队的干部和教员，为办好教导队打下良好基础。
广州部队领导机关按照总部关于办好教导队的指示精神，要求各军级党委为教导队择优选配干部和教员，保证教学质量，真正把教导队办成培训干部的基地。
某团副团长邹绪宏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是中央军委授予“能攻善守英雄营”的营长，本人荣立一等功，并有组织训练的经验，这次被任命为某军教导队队长。
教导队的13名教员都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作战。
教员柳宝平原是某团二营长，在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过一等功，组织全营干部训练很有办法，军领导坚持把他调到教导队去。
各军级教导队还重视从院校毕业成绩优良的学员中选调教员。
某团副政委邹伯春是南京政治学校毕业的优等生。
军党委确定调他去教导队任政委，师、团领导从全局出发，没讲任何条件，愉快地服从了上级的决定。
当前，广州部队各军级教导队的干部和教员基本配备完毕，各级训练部门的同志反映：教导队的干部和教员这样精挑细选，我们有信心保质保量地完成中央军委规定的培训干部的任务。
（曹光雄、王道平）
作者：马如青
作者：韦成耀吴俊和施马杜
栏目：军营内外
我们部队一些连队不重视对营具、公物的管理，营区内、菜地里、猪圈角落以及水沟里，常见到有生锈的小锹、小镐，或断了柄的大铲、锄头、筐子和粪桶等生产用具。
上级下发的小铁车、小板车丢在外头雨淋日晒，谁也不去可怜它，真叫人痛心啊！
希望部队领导引起重视，教育大家都来关心连队这个“家”。
53510部队 韦成耀
1月23日早晨，潘家口水库大坝工地上，一片紧张繁忙的施工景象。
突然，拌和楼检修房不慎失火。
正在施工的干部战士和群众，纷纷赶到现场抢救。
检修房里还放着6个装满氧气的氧气瓶，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
有的同志几次想冲进去，但都被烈焰顶了回来。
正在这个时候，只见00614部队五连连长陈启康带领6名战士冲进了屋里，他们抬的抬，抱的抱，以最快的速度把6个烧得发烫的氧气瓶抢救了出来。
在场的群众看着他们，有的被烧破了棉帽和衣服，有的被烧伤了脸蛋，都以敬佩的心情，赞扬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吴俊和
来信照登：
在有些单位，干部战士结婚，都要请客送礼。
小则暖水瓶，大到被面、毛毯，还有的按参加人数收款送钱。
有的战士出手就是五、六元，一个月的津贴费光了。
其实，结婚者本人并不欢迎，因为人家送礼，自己要请客，花钱也不少。
干部战士在部队结婚，吃点喜糖，热闹一番，是可以的，搞请客送礼那一套就不好了。
有些同志要在部队结婚，建议这些同志不要再搞请客送礼了。
施马杜
作者：周玉厚
栏目：长征
不知为什么，副班长张斌近来似乎总是有点跟我过不去。
他入伍五年，当副班长也四个年头了，大家亲昵地称他为“老配角”。
我这个当班长的，前年还是他手下的“新兵蛋子”。
今年，我一跃成为他的班长，他依然对我不错，不仅积极配合我工作，给我出点子，还经常对我说：“大胆地管吧，有什么难办的事只管来找我。”
可是最近，我发现他有点儿变了，不象过去那样主动了，差不多每天都要违反作息制度，独自一个人呆在文化室里不知写什么。
这还不算，还一个劲在暗地里给我出难题，捅我的“漏子”。
就拿昨天训练中的事来说吧，他就搞得我狼狈不堪。
那是吃完早饭的时候，连长突然叫住我，要我立即把全班带到二○·五高地去，说上级首长要来看我们山地班进攻训练。
任务虽然来得突然，但我胸有成竹。
因为有战术思想、战术动作上，我们副班长算全团的一张“王牌”。
按一般情况，有这个老手带突击组，我带火力组在中间，还附带指挥一下三小组，要搞好一次班进攻演练，那是不成问题的，何况又还在地形比较熟悉的二○·五高地呢。
可就在我高高兴兴地回来，准备布置任务的时候，副班长却一反常态，愁眉苦脸地用右手按着胸口对我说：“我这个鬼胃又痛起来了，得去一下卫生所。”
他跟连长讲了一声，就溜了。
这不是故意让我作难吗？
他有胃病这我知道，可不迟不早，偏偏在这个时候发作？
是不是前天晚上指导员找他谈心，他知道了组织上已决定让他复员而闹开了情绪？
算了，没你这粒米，我照样能煮一锅饭！
一气之下，我带着队伍跑步走了。
等我刚刚在二○·五高地把全班部署好，副班长却又满头大汗地跑了上来，气喘吁吁地说：“我刚才不……不知道有任务。
这场班进攻训练我想还是应该参加……”我心想：他大概是想通了，要在复员之前再露一手吧。
但一想起刚才他那个态度，我不由得又来了火，话里有话地对他说：“你有病还是回去休息吧！”
其实，心里还是满想他参加的。
可连长就是不开窍，也帮我一个劲地劝他回去休息。
说方案已定好了，不好再换人了。
“不能换人，我去当个假设敌也行。”
连长只好让他到山顶碉堡里去给“敌人”当副官。
按原定计划，我把全班分成三个小组，以我平时惯用的战术向“敌人”发起了进攻。
开始进展比较顺利，战斗队形也保持得相当好。
我暗自得意：象这样打下去，再加上有“老配角”“配合”一下，今天这一仗一定打得很漂亮。
可事与愿违。
眼看很快就要取得胜利了，没料到副班长所在“敌”堡左前侧的大石头下，突然出现了一个重火力点。
这下可把我搞懵了：连长交代敌情时，只说碉堡里有敌人的重机枪一挺。
再说我在这块高地上搞了两年战术了，这个地方从来也没放过假设敌，真是胡来！
我只好急忙派出爆破组实施连续爆破，但都未成功。
于是我心一硬：一面指挥全班所有的自动火器一齐封住“敌人”的火舌，一面指挥第二爆破组偷偷从侧翼摸了上去，这才听拾了这股“顽敌”。
可是当我带着全班通过突破口直捣敌人的老巢时，身后又出现了“敌人”一个倒打暗火力点。
一眨眼工夫，我们腹背受敌，全班“伤亡”大半，我自己也“挂了彩”。
班里一下子乱了套。
就这样洋相百出，糊里糊涂地败下阵来。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又一个“敌人”窜将上来，几乎把我活捉了去。
我横目一看：呵——竟然是他！
气得我喉管要喷出火来，原来搞得自己这么狼狈不堪的，竟是张斌！
我到底有什么事得罪了他？
哪有象他这样做假设敌的？
我再也忍不住了，气呼呼地吼了一声：“你的病这下好了？”
他不以为然地笑着说：“我这都是为班里练出硬功夫，你别发火！”
什么为班里，说得好听！
这不明摆着跟我过不去吗？
战评时，首长表扬了张斌，虽然没批评我，可我的火气怎么也压不下来。
晚上熄灯号一响，我就倒在床上闷头睡了。
不知咋的，我越是想忘掉上午那桩窝囊事，它越是往我脑子里钻，真烦人！
都交第二班哨了，我还没睡着。
一咬牙，干脆坐了起来，想去找张斌讲个明白。
以往我和他之间心里有什么疙瘩是过不了夜的。
等我揭开蚊帐一看，他又耍了个“空城计”。
我估计他准又上文化室去了，便悄悄儿走过去，打窗口朝里一看，只见他正伏在桌子上，写写划划。
右脸颊上有个老大的花脚蚊子在叮，他也不拍打一下。
我轻轻地走到他身后，只见桌子上摆着那本剪贴的《外军资料》，以及本连自编的那本《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战例集》的油印小册子。
桌子的左角上还有一瓶“胃舒平”和一大叠稿纸。
头一页端端正正地写着一行仿宋体：“从自卫还击作战的经验，看班进攻和防御训练”。
再往下看，我不禁愣住了，那几行蝇头小楷分明写着：“班长杨宏湘同志留念，祝你为部队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战友：张斌赠”。
看到这，我觉得脸上、心里一阵阵发热……
他发现我来了，抬起头冲我笑了笑；
见我在发怔，又站起来主动握着我的手，深情地说：“我在部队的时间不会很长了，我的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今天上午……”听着这肺腑之言，内疚、感激、羞愧之情一齐涌上我的心头，我仿佛现在才认识他，激动地叫了一声：“副班长……”
陈玉先插图（图片）
作者：郭晨
栏目：长征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在斗室里细细咀嚼安徒生的童话《丑小鸭》。
那只“处处挨啄，被排挤，被讪笑”，“成了全体鸡鸭的一个嘲笑对象”的“丑小鸭”，一直没有泄气、沉沦，总是朝气蓬勃地生长着，不折不挠地奋斗着，他终于成了一只天鹅，“举起他的翅膀”，飞向了蓝天。
我为他庆幸，但也为他不平。
很显然，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它母亲和他的家族都没有尽到责任。
不知是哪只母天鹅生下一个蛋，就不负责任地丢下不管。
倒是那只母鸭不厌其烦地把他孵了出来，而且在他遭到嘲讽时，为他说好话。
鸭群说他丑，母鸭却为他辩护，把他“带到广大的世界里去”，鼓励他“拿出精神来”；
在他受到讪笑时，她为他唱赞歌，而且坚信“将来他自己总会有办法的”。
可是，大天鹅们哪里去了呢？
只是在“丑小鸭”已经变成了天鹅之后，才有“许多大天鹅在他周围游泳，用嘴来亲他”。
这种迟到的关怀和亲热。
在“丑小鸭”的成长过程中，实在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我不是在这里讲童话。
因为，我参加了中国人才学研究会筹备组和《人才》杂志编辑部联合召开的“文艺人才座谈会”，才对天鹅的责任问题有这样强烈的感受。
在这个会上，我看到了另一种“天鹅”——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他们对“丑小鸭”是非常尽责任的。
他们都是从“丑小鸭”走过来的，已经变成各种类型的“天鹅”了，现在又热心地培育新的“丑小鸭”——有的已经变成新“天鹅”了。
舞蹈家陈爱莲已经是舞坛的“天鹅”，她身边就坐着两位老师，在她还是“丑小鸭”的时候，不知为她花费了多少心血。
王昆也带了三个“天鹅”与“丑小鸭”兼而有之的独唱演员来，她们是远征、郑绪岚、朱明瑛。
王昆为这几个“丑小鸭”变成“天鹅”花的心血就更多了。
这位已是东方歌舞团团长的老歌唱家，甚至亲自为她们报幕，把这些年轻演员象特写镜头一样，推出在观众面前……
邓小平同志说过：“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就是对国家的贡献”。
我们的党历来是重视人才的，近60年来，我们党为国家为民族培养了许多各方面的人才。
参加“文艺人才座谈会”的“天鹅”们，对此都深有感受。
他们都是党发现和培养的。
所以，有个作家情真意切地说：“如果社会承认我是一个人才，我首先就要说，我是党的！”
他们是党的骄傲，同时，党又把培养更多人才的责任交给他们。
所以，他们的责任感才如此强烈，对培育“丑小鸭”才那样热心，对嫉贤妒能和文人相轻的旧意识的抨击才那样激烈。
当然，培养“丑小鸭”不仅仅是“天鹅”们的责任，而是全社会的责任。
但是，培育“丑小鸭”的责任，“天鹅”们理所当然应该多承担一点，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成才经验，也有更大的专业本领。
可欣慰的是我们国家的“天鹅”们不但愿意，而且乐于承担更多的责任。
愿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天鹅”们都多多地培养一些“丑小鸭”出来！
作者：文知
栏目：长征《周恩来选集》中的成语和典故
在《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里，周恩来同志记叙了彭湃、杨殷等同志被捕之后的忠贞表现。
他们已知必死，但“都是谈笑自如，杨殷同志曾笑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
“朝闻道，夕死可矣”一语，出自《论语》的《里仁》篇，是孔子对他的弟子说的话。
这里的“道”，指的是孔子推崇的圣人的政治主张和思想体系。
意思是说：如果早晨懂得了圣人的道理，即便晚上死去也是心甘情愿的。
彭湃同志和杨殷同志都是我党创建初期的党员，牺牲以前，都曾经担任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由于叛徒的出卖，他们和颜昌颐、邢士贞两同志一起，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分子的捕杀。
在狱中，他们面对敌人的屠刀，坚贞不屈，而且热情地向狱中同志、同监犯人以至看守人员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革命的光明前途。
杨殷同志借用《论语》中的这句话，表明自己对革命真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并随时准备为此献身的决心。
在这里，“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已被赋予了新的意思。
1965年，叶剑英同志为纪念王杰同志，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一朝闻道夕能死”。
诗中的“道”，就是指革命的真理，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可见，周恩来同志引用这句话，一方面是表示他对革命先烈的深情缅怀，同时也是号召我们学习先烈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和为此而奋斗不息、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
作者：傅茂贞
栏目：长征传统沧桑
1924年，叶挺同志在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出国，与党失掉了联系。
自“皖南事变”被捕入狱后，他便决心重新加入党的队伍。
1946年3月5日，叶挺同志获释出狱后的第二天，就致电党中央、毛主席，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在电报中说：“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
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
党中央于3月7日给他复电：“亲爱的叶挺同志：5日电悉。
欣闻出狱，万众欢腾。
你为中华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
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关于叶挺同志重新入党一事，新华日报记者于当年3月14日特地访问了他。
他说明了他所以要求加入共产党的原因。
他说：在失去自由的五年零两个月当中，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考虑既往的事情。
出狱后的第二天就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过五年多考虑的结果。
第一，我有许多朋友、部下都牺牲了，他们是为中国人民的幸福而牺牲的。
我对几次由于自己或别人的错误而遭受的损失，感到痛心。
他们的牺牲精神又给我很大的鼓励。
所以我觉得应该继续他们的精神，走他们未走完的道路。
今天如果专为个人生活着想，是对不起他们的。
第二，在我五年多的考虑中，我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能贡献其全部力量为中国人民工作，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使中国走向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的国家，也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人民走向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的局面。
在我失去自由的环境中更深刻地了解了这一点。
所以在我被囚禁期间，我就下了这个决心：如果我能重新获得自由，一定要继续牺牲了的同志们的精神，重新加入共产党，贡献我全部的力量，来为中国人民服务。
由此可见，叶挺同志要求重新加入共产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得出的结论。
今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要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
这就是叶挺同志重新入党给我们的启示。
作者：王嘉陵
栏目：长征文艺欣赏
作者：崔开西
栏目：长征文艺欣赏
这幅画是新时代千千万万个青年的缩影，同时又反转过来为千千万万个青年树立了榜样，在大家心目中投射了不灭的光芒。
作者：周鹤
栏目：长征
啊，边防
正是严寒的季节
冰雪，覆盖着蜷伏的山梁
金脯鸟啊
因寒冷而沉默忧伤
唯有不冻的泉水
欢欢喜喜
在巡逻战士的脚下
流啊，流啊
在冬天的雪原上
流着春天的歌唱——
一阵巡逻战士的足音
一线清清银泉的鸣响
穿过峡谷
穿过森林
穿过大地滚烫的胸膛
作者：胡永球
栏目：长征并非闲话
读了《并非闲话》专栏里《道是同情却无情》，很受启发，同时也联想到我经历的一件事：某连一位老战士有次在队列里逗人嘻笑，连长当场批评了他。
当时这个老战士面红耳赤，列队解散后还发牢骚，嫌连长“太不讲情面”了，是有意和他过不去。
这类事在生活中是不少的。
有的人在会上听到要好的同志指出自己的缺点、错误的时候，有的人在走后门、拉关系中碰钉子的时候，往往埋怨坚持原则的同志“抹脸无情”、“不懂人情”等等。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革命队伍里，到底怎样对待同志才叫有“情”？
我认为，就是要有建立在革命原则基础上的感情。
对同志（包括老乡、熟人、上下级）的感情，具体体现在帮助同志上。
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开展批评和启发自我批评，帮助同志克服缺点，纠正错误。
这个道理在平时往往不容易看出来，但是当一个人在组织和同志的帮助下克服了缺点取得明显进步，或者拒绝帮助、受人怂恿走上犯错误道路以后，就会深切感受到严是爱，宽是害。
前面提到的那位老战士，后来在连长和同志们帮助下，从队列里嘻笑现象举一反三，检查了作风稀拉、思想退坡的问题，从而严格要求自己，有了进步，并且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
他退伍前夕还感激地说：连首长对我真好，好就好在对我的缺点当面“敲”。
这个深刻体会充分说明：对错误缺点“抹脸无情”，才是对同志真正有感情。
下面，仿刘禹锡“道是无晴却有晴”的诗句，诌一首打油诗，算是本篇的结尾：
劝君不要怕批评，
虚心倾听挚友声。
虽说忠言常逆耳，
道是无情却有情。
作者：常青
栏目：长征
从书上，
我采下生命的歌谣，
采下春天的蓓蕾。
让炽热的心，
在理想的大海里遨游。
让甜蜜的梦，
在未来的世界中翻飞……
栏目：文化阅览室
据说“社会效果”这四个字已经成了一根棍子，引起了一些同志的深恶痛绝，甚至感到有必要做一个决议来取消这个名词。
其实，对于“社会效果”这四个字，实在大可以不必忌讳。
任何人搞创作，总想要有一定的效果。
这本来就是他的目的。
这一点本身并不是什么秘密，也不是什么坏事。
所以实际的争论并不在社会效果的有无，而在别的方面。
一种是认为对于社会效果可以不管不顾。
他只管说他想说的话，在社会上起什么效果，那是社会的事，与他无关，他也并不想负责任。
可是，这样的人，他的生活却一天也离不开社会。
他既然不打算对社会负责，又凭什么要求社会接受他这种不负责任的东西呢？
一个社会要发展、要前进，当然要拒绝那些会对这个社会有不利效果的东西。
于是来了第二个问题，究竟什么叫效果好，什么叫效果不好。
这是需要争论的。
因为确实有许多不同的标准。
既然讲社会效果，就要看对社会的利益如何，也就是要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标准。
至于什么是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是解决不了的。
也可能还有个别的人，干脆就是以能够激发群众对共产党的领导不满为效果好的。
这就明显地违反了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违反了我们的宪法。
“这是用政治干涉文艺”。
我们反对对文艺横加干涉，因为政治不可能解决艺术本身的规律问题。
但是，文艺又离不开政治。
事实上许多文艺作品都写了有关政治的内容，在社会上起着政治来，不让它反映。
文艺家又不可能不都是一个政治的人，他的政治倾向、政治主张，总要通过他的作品反映出来不反映是不可能的。
但是，既然如此，对于文艺作品的政治内容，政治效果这一部分，总应该让人从政治上来加以评论、判断，决定取舍吧。
如果连这样的事也不许做，那就是只许你干涉我，不许我干涉你，未免有点霸道了。
“作品还没有出版，电影还没有发行，甚至还没有拍出来，怎么知道社会效果好不好？
让实践检验嘛！”
我们说：人们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因为在人的主观和客观实际之间，只有这样一道由此及彼的桥梁，除此之外，并没有第二条通路。
要知道某一种主张，某一个作品，是不是符合人民的利益，也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
但是，这里说的实践，是人们的社会实践，并不是说每一个作品都要让所有的人看了，才能知道它的效果好坏。
炒菜的时候，把盐放得太多了，一尝咸得不能吃，你就决不会把它端出来待客。
虽然客人并没有尝到你的菜，但是你仍旧可以事先估计到菜如果端上去以后产生的效果。
有些作品拿出来，产生了作者事先没有想到的效果，这样的事也常常有。
人的经验有限，不能因为某一篇作品效果有点不好，就怀疑人家一定动机不纯。
但是，知道会产生这种现象，因而事先多找一些可能和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商量商量，不是更好吗？
（摘自1981年2月9日《北京日报》余心言文）
栏目：文化阅览室
今年1月29日《文汇报》发表曹治的文章，指出了影片《神女峰的迷雾》的一些不足之处。
文章说，影片是想通过揭露一个文物盗窃走私集团的活动，揭示十年动乱给青年一代心灵造成的创伤，探索一批青年堕落犯罪的根源。
这个立意，无疑是积极的、有现实意义的。
但是，影片在对这个严肃课题的回答上，恰恰是含混的。
“父子冲突”，是全片的重场戏，无疑是点主题的。
在银幕上，陶荣荣冲着他的父亲大声叫嚷：你们“每次训我，我听够了！”
“我不需要懂，人生就是为了享受！”
“我什么主义也不信仰！”
“什么理想、未来，都是假的”，“社会，人生，都是虚伪、撒谎、欺骗”，等等，而且还理直气壮、毫无愧色地宣称：“我没错！”
把自己堕落的原因，一古脑儿都推到社会的头上。
面对这种露骨的谬论，他的父亲——一位党的老干部，竟然理屈词穷，无言可答，公然承认“不能说服他”。
这样来展现并探讨青年犯罪的根源，妥当吗？
影片的意图，也许是为了反映林彪、“四人帮”对一部分青年毒害的严重性。
但是，这样不加分析、不作批判地暴露和渲染“堕落无罪”、“杀人有理”的谬论，在客观上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青年的堕落犯罪，应该加以分析。
这里，有外因，更有内因。
从根本上说，还是他们本人身上那些极端个人主义、享乐至上等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促成的。
即使是在十年动乱的岁月里，绝大部分青年尽管思想上有这样那样的苦恼，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人的尊严，并没有犯罪堕落。
难道陶荣荣的种种行径，以及他的杀人行为，完全是社会之过，用“我没错”就能辩解么？
文章说，影片对一些流氓犯罪活动的渲染，特别是陶荣荣“戳臂索钱”的那个镜头，也嫌自然主义了。
我们当然不同意这样的论点：社会上的犯罪活动，都应归罪于某些影片。
但是，青少年是电影的最大量最忠实的观众。
应该充分估计到某些渲染暴力的镜头对他们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
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那些凶杀的、色情的镜头，也往往会受到社会正直舆论的强烈谴责。
龚语在2月1日的《北京日报》上也谈到影剧效果和对青少年成长负责的问题。
他说，有的编导为了赶时髦，迎合一些人的低级趣味，而不顾影剧效果，强拉硬扯，加上一些流行歌曲、庸俗噱头、打斗场面，好象影剧中非得有酗酒、打斗、美女、跳舞，观众才欢迎似的。
还有的戏剧舞台上，黑话连篇，甚至大跳庸俗的扭摆舞，这是对青少年负责的表现吗？
现在正在对青少年进行文明礼貌教育，而舞台上的黑话、脏话以及一些低级动作，对青少年们会发生什么影响呢？
龚语说，当然这并不等于不许影剧表现腐化、堕落、犯罪的丑恶，而是要看如何表现得恰当。
有的没必要直接出现在舞台银幕上，可以放到幕后作为陪衬来表现。
我们的老一辈作家在这方面是有成功经验的。
曹禺的《日出》写妓女生活遭遇，但它并没有那些污秽恶浊的语言和动作，这不很值得借鉴吗？
作者：胡岚
栏目：文化阅览室
现在全世界究竟有多少个民族？
这是一个使人颇感兴趣的问题。
根据近年来各国社会学家的调查和统计，全世界大致有二千个大大小小的民族。
上亿人口的大民族有七个，即汉人、印度斯坦人、美利坚人、俄罗斯人、孟加拉人、日本人和巴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四十多亿的百分之四十多；
人口在一亿以下、千万以上的民族有五十五个约十五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八左右。
千万以下、百万以上的民族大约有七亿人，共一百九十五个民族。
百万以下、十万以上的民族有二百九十四个，约一亿人左右。
余下的一千多个小民族，人口约三千五百多万人。
有的小民族，人数多寡不一，多至一千人，小的只有数百人，甚至二、三十人。
（摘自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八日《北京晚报》胡岚文）
作者：新华社/胡涤非/杨善清
栏目：老兵新传
1980年12月的一天，井冈山下的湖南省茶陵县城到处喜气洋洋，热烈庆祝第八届县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在庄严的大会主席台上，坐着一位两鬓斑白的老人，他戴着一副黑边老花眼镜，身穿深黑色粗布衣裳，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了刚毅的神采。
他叫邓丹明，是30年前从延安回来的人。
邓丹明今年72岁，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入党。
在枪林弹雨中，他出生入死，屡建战功。
长征路上，他担任连指导员，曾在云南观音堂战斗中，率领全连战士七次冲锋，救出了身陷重围的团政委，而自己左腿负了伤。
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359旅718团6连连长，曾率领一个排，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把白求恩大夫安全地护送到五台山。
他由于英勇杀敌，被评为120师特等作战模范，受到贺龙的亲切接见。
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又一次不幸负伤。
由于身体不适，他由作战部队转到骡马店搞后勤。
大军南进时，部队让他作留守工作，将他的党组织关系转到延安县。
他的家乡——茶陵县解放的消息传来，他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强烈愿望，申请回乡务农。
1950年，邓丹明身穿一件灰布棉袄，脚踏一双厚实的北方布鞋，背着印有“延安”两个醒目大字的斗笠，回到了茶陵县大南乡。
当时，他是区里仅有的几个党员之一。
按照上级的意见，他先后培养发展一批年青党员，建立了基层支部。
大南乡党支部选举时，大家一致推选邓丹明任支部书记，可他执意不肯，坚持要选一个年轻的同志当支书。
最后，大家还是接受了他的建议，选他当了支部副书记。
1956年冬季的一天，邓丹明把支委们带到谢家冲，他说：“我们大南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水，现在土地入了社，人心齐了，应该修个水库。”
修水库，过去人们连想都不敢想，现在却成了现实。
大家干得很起劲，邓丹明付出的心血就更多了。
一天，在探测坝址时，他因翻山越岭，疲劳过度，引起脑震伤复发，昏倒在地。
大家把他抬到安静的地方休息，弄来姜汤、胡椒水给他喝。
过了一个多小时，他才慢慢苏醒过来。
可是他刚一清醒，又不顾一切地干起活来。
就这样，经过一个冬春的战斗，大家把谢家冲水库筑起来了。
1957年恰逢大旱，大冲四分之三的田未断水，还把一季稻改成双季稻，产量翻了一番。
从这以后，邓丹明和这里的干部群众一连修了好几座小水库，进行农业基本建设，山河面貌日益改观。
到1980年，这里粮食平均亩产由解放初期的二、三百斤提高到1，500多斤，社员的平均收入达160多元，群众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邓丹明刚从延安回到大南乡时，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从米箩里跳到糠箩里？”
他笑着说：“和乡亲们在一起，有什么不好？”
在十年浩劫的年月里，邓丹明也蒙受了不白之冤。
那些“头上长角”的人，以“你是老红军为什么不做官，是不是‘叛徒’”为由，批判、斗争过他，但他一直没有屈服。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在四化建设中，心情舒畅，老当益壮，说：“人过七十不算老，革命哪能有止境。”
前年冬天，邓丹明从县里参加劳模会回来，象一个获准上前线的战士一样，精神抖擞，和干部社员一起，上下奔忙，出主意，订规划，积极支持公社建桔园，帮助大队开展多种经营。
去年，他和两个老年社员一起种西瓜、管梨树，为集体增加副业收入400多元。
大家常劝他多休息一点，他却笑呵呵地说：“我年岁大了，为集体不能添斤，也要加两。”
邓丹明，这个有着49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尊敬和赞扬。
人们说，他人老心红，心里装着整个群众。
1979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日，天下着毛毛雨，邓丹明顶着凛冽的寒风，脚踏泥泞，挨家挨户地看望群众。
他询问人们：年货买了没有？
烧柴够不够？
还有什么困难？
群众赞扬说：“邓老保持和发扬了延安精神，真是我们的贴心人！”
新华社通讯员 胡涤非
新华社记者 杨善清（本报有删节）
正在举行的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透露，在十年动乱中遭受破坏的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正在恢复，并有了新的、稳步的发展。
建国以来，我国民族教育已经形成体系，不仅发展了中、小学教育、中等教育，而且适应少数民族地区革命和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创建了包括十所民族院校在内的一批高等学校，逐步发展了文、理、工、农、医、师范等科系。
这些学校在过去30年里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造就了一代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队伍。
仅全国十所民族学院，截至1979年共培养了各民族政治干部和专业干部97，000多人，其中不少人已担任领导职务。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短短几年中，民族教育事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据统计，1980年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中少数民族教师达46万多人，在校少数民族学生达970万人，学生人数比解放初期增长8.8倍。
其中，小学生增长7倍，中等学校学生增长45倍，大学生增长19倍。
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教材的编译出版工作，有很大发展。
全国已有7个省、自治区，设有民族文字教材编译出版机构，有的不仅编译出版中小学教材，而且开始编写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的部分民族文字教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干部、教育工作者进一步认清了“左”的错误对民族教育事业造成的危害，开始扭转“左”的错误的指导思想，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又迈出了新的步伐。
党中央发出关于西藏工作的指示之后，西藏和其他省、自治区对民族教育事业更加重视了，纷纷从实际出发，提出了恢复、调整、发展民族教育的规划和措施，现在都在付诸实施。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近两年来少数民族教师的政治地位有了提高，经济生活有了改善，尊师爱生的新风气在民族地区的学校里和社会上正在形成，少数民族教育工作者受到很大的鼓舞。
他们说：“党的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象春风一样，给民族教育工作带来蓬勃生机。
我国民族教育事业新的春天来到了。”
（据新华社）
栏目：要闻简报
全国乱砍滥伐森林的歪风基本停止
国务院1980年12月5日《关于坚决制止乱砍滥伐森林的紧急通知》发出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迅速采取了措施，宣传、贯彻国务院紧急通知，取得了显著成效。
现在全国乱砍滥伐森林的歪风已经基本停止下来，林区秩序恢复正常，出现了安定局面。
国务院通知发出后，各地把大量乱砍滥伐、乱购乱销的木材冻结起来。
各林区还清理出了涌入林区砍伐、收购、加工木材的人员，关闭了林区木竹自由市场。
各地增设了一批木材检查站。
一些地方还建立和健全了护林组织和护林制度，增加了一批护林人员。
各地普遍清理了破坏森林的案件，打击了一批犯罪分子。
团中央举办形势政策讲座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和共青团北京市委20日在政协礼堂联合举办了形势政策讲座，这是一系列讲座中的第一讲。
1，200多名团干部听取了国家计委有关负责同志关于我国经济调整问题的报告。
这次讲座恢复了团组织对团干部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的好传统。
讲座的指导思想是密切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以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主要内容，教育、引导团员青年正确认识形势，鼓舞青年振奋精神，同心同德，为搞好四化建设而奋斗。
山东省去年有八千五百多知识分子入党
去年，山东省有8，500多名知识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过去一年里，山东省一共吸收了40，000余名新党员，其中知识分子占21％，他们当中有大学教授、研究员、工程师、主治医师、翻译、演员、记者等。
我国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曾呈奎，华东石油学院教授朱亚杰，都在80年代第一年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均据新华社）
金日成主席主持朝劳动党政治局和中央人民委员会联席会议
呼吁为防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进行积极斗争
据新华社平壤2月20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今天发表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联席会议的新闻公报指出：“当前出现的形势空前迫切地要求不结盟国家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起来为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进行积极的斗争。”
新闻公报说，联席会议是在金日成主席的主持下于2月19日举行的。
会议听取了参加新德里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的朝鲜代表团的活动报告。
金日成同志在会上就不结盟运动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讲了话。
荷兰报纸批评政府向台湾出售潜艇的骗人做法
新华社海牙2月19日电 荷兰《自由人民报》今天发表文章，批评荷兰政府在向台湾出售潜艇问题上的骗人做法。
这家报纸说，荷兰内阁已于2月13日作出决定，不执行荷兰议会下院早些时候通过的否决荷兰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潜艇的决定的动议。
可是，“为了欺骗公众舆论”，荷兰政府私下商定，不向公众透露此事。
与此同时，荷兰首相范阿赫特还在2月1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这个问题将由一些部长们继续予以审议。”
据此间消息灵通人士说，荷兰政府实际上已经就批准向台湾出售潜艇一事作出了决定，并将很快致函议会予以说明。
作者：孙映康
六、曲折的变化
1980年1月28日，四名男人和其中两人的妻子，手持加拿大外交官员护照，风度翩翩地通过海关查验，顺利登上飞离德黑兰的大型客机，转道返回美国。
事后获悉，他们原是美国驻伊朗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一一·四”事件爆发那天，这些人不在美国使馆内，后来一直躲在加拿大驻伊朗大使馆避难。
据说，这六个美国人离境所需的伊朗外交部的签证和在加拿大提供的护照上加盖的批准印记，都是美国特工人员仿制的，而没有被伊朗边防海关人员看出任何破绽。
随后，加拿大总理克拉克，为了加拿大驻伊朗大使馆不致因此遭到报复，以在受冲突和破坏的伊朗无法开展正常外交活动为由，宣布关闭了大使馆，撤回全部工作人员。
卡特总统对此深表感激和高度赞扬。
六个美国人安全回到美国，使他们的亲属和所有美国人在失望中感到一点宽慰。
尤其引起人们希望的是：苏联侵占阿富汗之后，伊朗和美国都面对苏联南下进逼海湾造成的严重局势，两国领导人开始从新的角度考虑和对待人质问题。
美国从世界战略角度研讨了伊美关系，表示同意解除冻结伊朗在美国资产的命令，暂不对它实行经济制裁的要求。
伊朗政府也感到了对伊朗的“直接威胁来自北方”，霍梅尼还公开指责苏联是“恶魔似的超级大国”。
伊朗一些领导人也主张尽早和平解决人质问题，以稳定内部，使伊朗摆脱在国际上的不利处境。
伊美双方在新形势下产生的愿望和设想，为两国紧张关系的松动提供了条件。
但是，由于伊朗正逢总统选举和议员竞选，各派政治力量都想利用人质问题，扩大各自的势力和影响。
伊朗方面不时发出截然不同的讯息：一派积极为打开伊美关系僵局进行努力，另一派则扬言要审讯美国人质，甚至组织反美示威，以致联合国和许多国际组织为解决人质问题所进行的敦促和呼吁，统统无济于事。
到3月28日，伊美关系进一步恶化，伊斯兰共和党领导人、对人质问题一直持强硬态度的贝赫什蒂，提出了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的要求。
第二天，美国国务院每天通过电话同占领美国使馆的学生保持的联系也被切断了。
4月1日，卡特总统把这一天作为解决人质问题的最后期限，向伊朗发出逾期美国将采取行动的警告。
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的反应是，只要美方停止敌对宣传和行动，革命委员会就“同意把人质拿来由它照管和监护”。
卡特当即表示欢迎这一“积极步骤”，并决定现在将不采取“更多的制裁行动”。
事情似乎又产生了某种挽回的可能。
正在这时，霍梅尼却于同一天决定，人质继续由学生看管，“这个问题不得由任何人来解决，而应交……伊斯兰议会解决”。
4月7日，在得悉霍梅尼6日宣布他对人质问题的“决定性立场”不变的消息之后，卡特同他的高级顾问进行了长达七小时的磋商。
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伊朗驻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必须立即关闭，所有伊朗外交人员已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限他们在8日午夜之前离开美国。
与此同时，美国还采取了立即对伊朗实行正式经济制裁，禁止美国对伊朗的出口等措施。
卡特还进一步威胁说，如果上述措施不能导致人质迅速获释，美国还可能采取其他行动。
孙映康
栏目：时事小测验
问答题：
1、苏共26大将在本月23日举行。
从苏共25大到26大的五年间，苏联干了许多对外侵略扩张的罪恶勾当，你能举出哪些？
2、最近，柬埔寨人民联合抗越斗争出现什么新的动向？
填空题：
3、佩雷拉最近再次当选为佛得角共和国总统。
佛得角共和国是（）洲国家，位于（）洋中的（）群岛。
上期答案
（1）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阿曼、巴林。
（2）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的职能是为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简称不结盟国家会议）进行准备工作和就重大国际问题进行协商。
不结盟国家会议的宗旨是：主张执行独立自主、和平、中立的政策，拒绝同任何大国结盟，加强成员国的团结和协商，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
（3）见图示。
作者：董荣贵刘玉先徐邦
新广播电视中心台
山西省广播电视中心台高层部分已竣工交付使用。
在太原市新建的这个广播电视中心台总建筑面积为二万多平方米。
新华社记者 董荣贵摄
深圳水库
深圳水库，位于广东省深圳市东北的群山环抱之中，建于1959年，可蓄水3，000万立方米。
这里绿山碧水，林木葱茏，并新建了亭园和宾馆，已成为一个新的避暑游览胜地。
新华社记者 刘玉生摄
溪口新貌
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中山公园，山水相依，景色宜人，是当地劳动人民游览休息的地方。
新华社记者 徐邦摄
苗乡古城镇远
贵州省镇远县位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北部，潕水上游，明代设县，一向为黔东交通和物资集散中心。
这里盛产油桐、油茶，享有“油源之乡”的美名。
新建的湘黔铁路横贯境内，为全县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新华社记者 龙启云摄（照片）
据新华社华盛顿二月十八日电 美国总统里根今晚向国会提出了《一项经济复兴计划》，建议除增加军事费用外大力削减联邦政府的其它各项预算开支，并实行美国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减税措施，以便使美国经济摆脱目前的物价猛涨、生产停滞的严重困难局面。
新方案提出从去年十月一日开始的一九八一财政年度至一九八六财政年度期间内将使预算开支节省四千七百一十三亿美元，他建议，一九八二财政年度的开支将减少四百一十四亿美元。
在新计划中唯一得到增加的是军事预算，从一九八一到一九八六财政年度，军事预算将增加一千六百九十五亿美元，仅一九八二财政年度，国防开支将增加七十二亿美元，达到一千九百余亿美元。
里根在国会讲话时，专门谈到了增加国防开支的必要性，他说：“自一九七零年以来，苏联用于军事力量方面的费用比我们多三千亿美元。
由于这种大规模的军事建设，现在苏联人在战略核武器发射系统、战术飞机、潜艇、火炮和防空等方面已明显地在数量上处于领先地位。
允许这种不平衡局面继续下去，是对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威胁。
栏目：越南透视
近期以来，越南当局大谈什么“全党必须就形势取得一致的认识”，“挫败敌人的心理战和间谍战”是当前的“重大任务”。
《人民军队》杂志还说：“我国目前还有许多困难，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全排除暴乱的一切萌芽和可能”，“当前，（防御暴乱）这一任务更显得重要和紧张。”
越南当局的这些言论既流露了它们焦虑不安的心情，又表明了它们将对越南人民加紧镇压。
由于越南当局的严密封锁，或涂上“敌人心理战”的色彩加以歪曲，外界对于目前越南人民不满和反对越南当局的真实情况了解得不多。
但是，从越南报刊和西方记者透露的一些材料中可以看到越南面临的一些问题。
唾弃越南当局
越南人民通过亲身经历，深感越南当局投靠苏联、反华侵柬，给他们带来的是沉重负担和苦难，因此，许多人不再信任并且唾弃越南当局。
长征曾在去年5月19日纪念胡志明主席诞辰90周年的大会上惊呼：“目前人民生活中存在许多困难”，“因而产生了悲观、消极、动摇、怀疑，如同风浪中失去了指南针的船只。”
越南报刊多次透露，现在在越南社会上，有些人“以交头接耳、偷偷写信等方式”，“攻击党的路线、方针和领导人”，“既明目张胆又周密”。
有些人则“利用歌谣、‘新笑话’等易于传播的东西”，或者“用书写、印刷、寄材料、散传单的方法”，“向别人散布对路线、政策、制度的悲观、怀疑和不满的心理”，“使（人民）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失去信心”。
越南《人民报》在去年10月29日至30日的一篇文章中也承认，在一部分干部和党员中，“面对着经济和生活方面遇到的困难，一些人不知所措，甚至有人表现出惊慌失措、动摇，逐渐丧失信心和战斗意志。
在认识和执行路线和政策中有许多偏差。”
有的“成了心理战的传声筒”，“传播敌人的谣言和论调”。
西方一些记者根据他们采访中的亲身经历报道说，越南“正成为一片恐慌、仇恨和贫穷的土地”，特别是越南南方人民“生活惨淡，有的逃跑了，有的钻进丛林进行战斗，然而大多数人已失去了希望。”
“一个妇女说：‘谁也不喜欢越共。
’”“另一个妇女说：‘人人都想走。
’”“胡志明市当局多少已经承认，如果可以的话，该市至少有80％的人会选择流亡的道路。”
要求改变现行政策
目前，越南人民对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不知苦难的岁月何时到头。
他们普遍担心和不安的是：长期与中国为敌后果怎样？
同苏联搞在一起将会丧失自主，侵略柬埔寨和控制老挝会加重越南本身的负担等。
越南报刊也承认，在柬埔寨问题上，一些人“产生了怀疑、动摇和颠倒黑白的感觉和行动”。
西方记者报道，“越南政府征募新兵运动无人关心，并遭到反对。”
据悉，芹苴省去年征召新兵1万多人，但只有一半到达柬埔寨，其余的人都逃跑了。
有一个由1，200名越南南方人组成的新兵团，逃跑了9百人。
面对越军人开小差日趋严重的情况，去年越共青团中央第29次会议专门作出决议，要求团员“积极和坚决动员、说服开小差的军人自觉自愿返回部队”。
去年9月1日，即越南国庆的前一天，一个越南退伍军人在河内市大戏院广场用自己的鲜血在墙上书写：“反对派兵出国”，然后自焚。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在河内的一些墙上第一次看到了乱写反政府的字迹”。
在越南党内和干部中，许多人认为，“如果胡志明主席还活着，情况不会是这样。
黎笋走的道路错了。”
西方记者报道说：“驻在胡志明市的北方官员中，也有不少人强烈批评这次（对柬埔寨的）进攻。
甚至有的高级官员在熟悉的外国人面前仰天长叹：‘我国政府为什么干这种蠢事？
’”
武装反抗
越南国家代主席阮友寿在回答法新社记者的问题时证实，越南有“叛乱活动”。
越南通讯社在一篇文章中也承认：反政府力量“正在越南活动，暗杀官员，破坏工厂”，甚至“发动武装袭击”。
现在，从越南南部、中部到北部，从山区到一些城市，出现了武装反对越南当局的斗争。
据越南报纸透露，一些“阴谋暴乱”的人，“在胡志明市和顺化市设立了聚会地点和联络点，起草了煽动暴乱的各种材料”。
胡志明市出现了名叫“民族救亡阵线”的组织，这个组织“建立了储存武器的秘密据点，进行了建立战斗队的筹备工作”，以“等待时机、发动暴乱、夺取政权”。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报道，救亡阵线的游击队，在越柬边境地区多次袭击了越南政府军，并在迪石至河仙的河上，击沉3艘汽艇。
在芽庄和大叻出现了反政府的武装集团。
西原地区少数民族游击队的武装斗争，已经从西部山区一直延伸到东面沿海，遍及多乐、林同、嘉莱——昆嵩、顺海、富庄等省，他们已经控制了少数民族的许多乡村，并经常袭击政府军的驻地和交通运输线，还曾打死越南当局在这个地区的一些省长等高级官员。
据越南报纸最近透露，在越南北部的山区也出现了反对越南当局的武装斗争。
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些连队，同当地人民配合，反对越南当局镇压少数民族。
栏目：越南透视
越南当局在去年清洗了大批党员。
越南当局的这次清党，是通过“颁发党证”的方式进行的。
据越南通讯社的报道透露，去年越南当局在49％的全国基层党组织中进行了“颁发党证”的工作。
在这些基层党组织的近八十万党员中，有13％，即十万多名党员没有领到党证，其中有一万多名党员被清除出党，其余的“需要进行教育和考察”。
（本栏均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