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凌霄/熊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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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财出多门 坚持“一支笔批条”
武汉部队某军各项经费普遍节余
本报讯 1月10日，武汉部队某军财务处接到下属单位最后一份经费开支报告表后，满怀喜悦地在总结报告上写道，所属师团机关的经费开支，都有不同程度的节余，军机关的各项费用也普遍节余。
为什么这个军的经费开支掌握得这么好？
他们的一条重要经验是：改变财出多门现象，坚持“一支笔批条”。
过去，这个军的领导在经费开支尤其是特支费、“家底费”的开支上，存在随便批条子的现象，经费使用没有计划，开支过大。
去年，他们下决心改变这种现象，采取“一支笔批条”，即对党委掌握的特支费、“家底费”和机动费用，凡千元以上的开支，都要经常委讨论决定，然后由专管后勤的一位副军长批条承办。
千元以下的经费开支，也通过这位副军长审批，否则，财务部门不予拨款和报销。
坚持“一支笔批条”的执笔人郑副军长深知手中这支笔的分量。
他把《财务标准》、《经费开支范围》放在案头，有空就看，并且注意对实际情况作调查研究，作为批条的根据。
一时拿不准的，都先问问后勤再批条。
军的领导只有“一支笔批条”，有利于财务部门对经费开支实行监督。
去年军里举办团以上干部学习班，呈办的同志考虑到来参加学习的都是领导干部，时间又不长，就在报告中把伙食补助费增加了三角钱。
军里一位调来不久的副政委由于对有关规定不熟悉，当即表示同意。
财务部门知道这件事后，拿着财务标准向这位副政委作了解释，副政委立即取消了增加伙食补助的决定。
这个军的领导采取“一支笔批条”的措施，保证了财务制度的贯彻落实。
他们对每分钱开支都抠得很紧，去年全年没有用公款设过一次宴，特支费只用了10％。
去年3月，这个军后勤部两位领导离休，尽管后勤管钱管物，却没花公家一分钱，还是部长掏了腰包，其他领导从家里端来几个菜，凑在一起，热热闹闹地畅叙战友之情。
即使是在这个军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军长升调，离别时也只开了个很简朴的茶话会，上上下下，赞语一片。
（张凌霄、熊焰）
为党分忧 开源节流
第二地面炮兵学校给勤俭办事的同志记功
本报讯 1月18日，第二地面炮兵学校党委在总结去年工作时，决定给13名在节约工作中做出成绩的干部、战士、职工记三等功，鼓励全校人员继续发扬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勤俭办事，为党和国家分忧。
这次记功的有在保障教学工作中克勤克俭，坚持为革命节省每一分钱的同志，有坚持搞好农副业生产的先进个人，还有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努力克服困难的老同志。
战术教研室教员王力负责制作工程沙盘，从设计、材料筹集到把沙盘制成，因陋就简，精打细算，原计划开支1，500元的工程沙盘，仅用600元就完成了，质量完全符合教学要求。
二中队炊事员董公社为多给国家节省能源，与同志们一起，改灶20余次，使耗煤量由每人每天近二斤降至七两左右，不到一年节省七吨半煤。
他还坚持清扫面袋和米袋，日积月累，硬是从一条条面袋米袋中“抠”出粮食210多斤。
军务科战士贾合庄去年担任饲养员以来，把猪喂得膘肥体壮，去年杀猪15头，产肉3，100多斤。
管理科职工、水暖班长马长海，虽已57岁，却始终保持着一股革命加拚命的精神，公而忘私，坚守岗位，一年来带领水暖班拆除锅炉三台，改造锅炉两台，自制小锅炉两台，维修了院内所有地下管道，节省经费1万多元。
（胡元利）
一项“特殊禁令”
新年前夕，云南省军区党委在党代会上宣布一项“特殊禁令”，关了65辆小汽车的“禁闭”。
小汽车为什么要关“禁闭”呢？
原来，云南省军区所属单位有不少处于边疆和交通极为不便的地区，每逢一些领导干部到军区开会，就得乘坐小汽车往返。
会议期间又因吃住在招待所，开会要到七公里以外的军区礼堂去。
所以一遇军区有重大会议，就可以在昆明市街头看到数十辆小汽车排成车队来往的景象。
去年12月25日，军区招待所因为接待军区党代会代表又繁忙起来，军区领导数了数招待所门前排得满满的一院子小汽车，整整65辆。
他们算了算：一辆小汽车每天跑四趟，就是28公里，开六天会就得跑168公里，65辆小汽车加起来就是1万多公里，要花900多元的油料费。
“不行！
当前国民经济调整，国家困难不少，中央一再号召注意节约，不能让这900多元就这么‘跑’掉！”
于是，一项“特殊禁令”在党代会上公布了：各单位带来的小车一律停用，会议期间，从军区机关和直属队抽调九辆大交通车，供代表们往返乘坐。
这一声令下，为国家节约了700多元。
（杨保定）
精打细算有学问 钱少也能办好事
钦州军分区在一项施工中节约73万元
本报讯 广西钦州军分区在一项施工中，精打细算，不仅超额三分之一完成了原计划工程，还为国家节约了73万元。
搞施工，按惯例都要先搭工棚，但他们考虑到点多线长，每个点上的工棚都要花五、六千元。
他们与施工点附近生产队商量，征得同意，借用群众的空闲杂屋作工棚，在整个施工过程中没有修建一个工棚。
施工办公室的领导同志和工程技术人员也都带着背包行李，走到哪里就寄住在那里的闲杂房里，从未住过招待所。
一次，施工办公室17名同志到某施工点进行验收，天黑找宿，他们有旅店不住，硬是在生产队一间杂屋里，把稻草一铺，没花一分钱，过了一个夜晚。
某施工点需要大量沙石，由于山高路陡，运沙石花销很大。
他们看到山上有大量的花岗岩石头可以利用，就组织采石代替，既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又提高了工效。
他们还修旧利废，自编箩筐、畚箕，自铸钢钎、铁铲和锹等工具。
提高施工中的车辆运输率，是节约的一重要环节。
起初，他们在规定许可的范围内包了地方五台汽车，不管是否出车，每天都要付500多元的承包运输费。
后来，他们把包车计划改为临时租车。
运送物资，以往是从提货点运到仓库，再从仓库运到施工现场，这样一折腾，既增加了材料的损耗，又浪费了运输费。
这次施工，他们把中转改成直达运输，从提货点直接运到施工现场，仅运输费这一项就节约了37万多元。
（张跃明、邬建华）
栏目：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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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七日本报曾经发表社论，论述国民经济的调整离不开政治上的安定团结。
同样，国家的民主化改革，也只有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才能逐步实现。
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没有政治上的高度民主化，就不可能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始终是我们在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中所要达到的一个重要目标。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和重要步骤。
我们在各级领导机关中恢复和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体领导，反对和纠正个人专断的现象；
我们着手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改变权力过分集中，领导人兼职过多，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状况；
我们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着手干部制度的改革，推广由群众选举企业事业单位的基层领导人员的做法；
我们加强和健全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把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范围扩大到县一级，决定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设立常务委员会作为自己的常设机构；
我们改善党内选举和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制度，变等额选举为差额选举，使选举更能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我们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增加地方和基层的权力，扩大企业事业单位，包括农村生产队的自主权；
我们恢复和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工会等民主管理机构和监督机构，加强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我们发展和保障少数民族的民族区域自治权利，以及其他民主权利；
我们加强对群众来信来访的接待处理工作，发展报纸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人民对党政领导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
我们制定若干准则、规章，防止和纠正干部中的官僚主义、特殊化等不正之风；
我们加强立法和司法工作，制定了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在内的一批重要法律，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总的目的都是保证人民民主，扩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
党中央还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一个重要目的是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能够切实保证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和其他公民权利。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已经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修改宪法和制定民法、民事诉讼法及其他法律的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可以看出，三中全会以后短短两年多来，在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方面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我们的国家正在民主化的道路上稳步前进。
当然，我们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
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还远非完善，距离高度的民主还有一段很长的路。
但是，正象现代化要有一个过程一样，民主化也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首先，我们要实现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是要使人民真正有权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文化教育等等。
社会主义制度在实践中，社会主义民主同样在实践中，国际上也没有一个完全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民主模式可以照搬。
因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化，只能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切实总结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走出一条我们自己的道路。
这就要求我们自己去摸索、去创造，脚踏实地地向前迈进。
其次，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对我们的领导制度、工作制度、组织制度、管理体制进行多方面的改革。
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因为现行的制度和体制，一部分是建国初期在我们缺乏经验的情况下搬用了外国的办法，一部分是沿袭了我们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那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做法，不论哪种情况，都已实行多年，形成了习惯。
而且一些制度的改革，例如干部制度的改革、基层领导体制的改革等等，牵涉面广，问题复杂，不能简单从事。
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制定出切实的方案，并经过试验，有步骤地加以实行，才不致产生混乱。
第三，现行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一些具体制度中的弊端，往往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是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尚未肃清的表现。
我们国家封建主义的历史很长，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不可忽视。
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中的各种弊端，还必须在人们的思想中认真清除封建主义的遗毒。
这不是一个早上就可以完成的。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社会主义民主化要有一个过程。
这决不是说，我们国家的民主化改革可以停顿不前，而是说，民主化必须从实际出发，逐步实现，我们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还要克服种种阻力和困难，还要做大量切切实实的工作，包括思想工作、组织工作、立法工作等等，还要进行长时期的艰巨的努力。
尽管在民主化过程中存在许多困难，我们党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目前全国的工作以国民经济的调整为中心，有利于调整的经济改革要继续进行，政治方面的改革也要继续进行。
政治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只会更充分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搞好经济调整，搞好四化建设。
继续推进国家的民主化改革，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继续巩固并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动乱不能促进民主，不利于国家的民主化改革。
十年内乱不但没有把社会主义民主向前推进半步。
反而把本来不够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摧残殆尽。
我们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以能够有步骤地扩大人民民主，使民主逐步制度化、法律化，正是因为我们有了安定团结这样一个社会政治条件，广大群众对这一点有深刻的体会。
他们十分珍视并且坚决维护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
他们知道，如果破坏安定团结，这里闹乱子，那里闹乱子，那还能搞什么民主化改革？
有极少数人主张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办法，用“踢开党委闹民主”的办法，用请愿、串连、发宣言乃至罢工罢课一类的办法，去“争民主、争自由”。
他们实际上还是主张“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还是主张搞动乱。
须知，用“四大”这类办法搞民主化，无异于南其辕而北其辙。
这些人中间，有一部分是林彪、“四人帮”的残余势力，他们要继续搞动乱，那是不奇怪的。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人受“左”的思潮的影响，或者接受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或者这两种思想的影响兼而有之。
他们的情况虽然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不能正确理解发扬民主与加强党的领导、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辩证关系，而把两者对立起来，应当十分明确地指出，不要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或无政府状态。
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确实还不健全、不完善，我们的任务是使它健全起来、完善起来，而不是用资产阶级民主或无政府状态去取代。
如果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三十年之后反而去搞什么资产阶级民主，那便是搞历史的倒退。
无政府状态，就是江青所说的“无法无天”，广大群众吃够了这个苦头，对它早已深恶痛绝，不论是资产阶级民主还是无政府状态，都不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都是广大人民坚决拒绝的。
“踢开党委闹民主”，只能使我们国家再一次陷入动乱，破坏民主化进程，并使国民经济更难发展，人民生活更难改善。
今天谁要是在已经恢复了秩序的中国大地上再搞动乱，不管他用“民主”的名义或者其他什么动听的名义，都只会在广大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爱国人士中把自己孤立起来，并为他们所唾弃。
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人们思想活跃，这是好事；
但也会出现一些思想混乱，各种思潮都会出来表演一番，陈旧的事物还会以新的装潢出现。
例如绝对民主、绝对自由，本来是资产阶级思想武库中的陈旧货色，在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早就受到批判和摒弃。
实际生活也充分证明，世界上并没有不受任何限制的民主和自由。
绝对的个人自由，永远也不会有。
只消翻一下各个资本主义大国有关的法律，就可以看到都是有这样那样的界限和范围。
今天某些人却拣起资产阶级思想武库中的陈旧货色，当作什么新创造、新发明，大吹大擂，招摇过市。
如果我们的同志缺乏理论知识和历史知识，就有可能受到迷惑。
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这个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来观察和分析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提高我们的识别能力，善于透过种种蛊惑人心的口号看出问题的实质。
对于那种借口党有缺点错误企图根本摆脱党的领导的人，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抱着否定一切的态度的人，只要所谓的民主、自由而不要法制、纪律的人，对来之不易的社会政治安定不加珍惜、恣意损害的人，一定要提高警惕，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乃至必要的斗争。
决不能允许任何人借口什么民主、自由来损害公共利益和侵犯别人的权利。
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
我们的党在领导工作中有过缺点、犯过错误，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远没有达到应有的完善程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已经并正在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
正是我们的党中央，把实现高度民主作为新时期总任务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了大量的、有成效的工作。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确实在民主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进着。
只要我们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进行坚韧不拔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顺利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逐步实现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改革，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胜利地向前发展。
（新华社2月8日讯）
作者：张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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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欧春良/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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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13日，83234部队指挥连指导员李盼荣，在所在部队召开的政工会上，介绍自己具体分析战士思想情况，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体会，引起了许多同志的兴趣。
李盼荣读过有关心理学方面的书籍。
前年底，他担任指挥连指导员后，参考心理学知识，按照战士的心理活动规律做思想政治工作。
去年8月，五班战士杨可看到班里一个战士一时表现不好，就故意不理他，有时还显得对他很反感。
李盼荣通过观察了解，发现杨可存在着疏远后进战士就意味自己进步的心理。
他启发小杨说：“谁先进了，不妒忌，虚心地学，这是进步的表现；
谁掉队了，不幸灾乐祸，热情地去帮，也是进步的表现。”
这以后，杨可主动亲近班里那位较后进的战士，热情地进行帮助。
六班战士小鲁经常和班长吴家全顶嘴，还想方设法把班里新战士弄到一起给班长出难题。
李盼荣调查分析了小鲁的动机，原来他一度是全连出名的后进战士，近几个月来有进步，他希望别人改变对他的看法，就错误地把敢顶班长当作提高威信的办法。
李盼荣就找小鲁谈心，讲荣誉从集体来、力量从团结来的道理，帮助他认清只有好好配合班长工作，把全班工作搞好，争取集体荣誉，才有自己的荣誉。
小鲁认识了自己的缺点，当天晚上就找班长谈心，作了自我批评。
从此，小鲁果然处处注意配合班长工作了。
李盼荣还注意改进连队的政治教育。
他发现战士听课，一般在三、四十分钟以内注意力比较集中。
就注意运用这个特点，上课前，备课十分认真，尽量讲得引人入胜。
上课时间能短则短，尽量不超过40分钟。
时间长的时候，或是采取提问的方法，或是穿插一个个有益的故事，使大家保持注意力。
李盼荣任职一年多，帮助九名原来后进的战士有了很大进步，指挥连也跃入了先进行列。
（欧春良、王良）
作者：刘瑞年/刘从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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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江苏省徐州市1981年退伍军人的安置工作，到1月26日已基本结束，全市1，212名退伍军人仅用14天时间就分配到各个单位，较好地做到了领导满意，退伍军人满意，家长满意。
今年这个市的退伍军人数量比往年多，目前又处于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时期，给安置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中共徐州市委对此非常重视，先后四次召开会议，进行认真部署、检查落实安置工作。
市所属45个局级单位既体谅到国家的困难，又照顾到退伍军人的实际情况，采取了多种形式，想方设法尽量安置。
纺织工业局本来要安排一批本局职工的子女就业，当接受了安置退伍军人的任务后，他们把自己的子女暂时放到一边，优先安排好退伍军人。
邮电局和第二轻工业局对安置办公室分配的人员，不推拖，不挑拣，主动多承担任务，他们已安置的退伍军人数字超过了下达的任务。
认真执行《准则》，纠正不正之风，是这个市今年安置工作又快又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市委领导同志从我做起，模范地执行《准则》。
在整个安置工作中，没有一个市委领导走后门。
安置办公室的同志给自己“约法三章”：请吃不到，送礼不要，后门不搞。
办公室的同志们不徇私情，秉公办事的行动，使退伍军人和家长比较放心，改变了往年那种“办公室有人找，路上有人拦，家里有人等”的状况。
党和政府十分关怀退伍军人，退伍军人更加体谅国家的困难。
他们发扬革命军队的光荣传统，识大体，顾大局，不提过高要求，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坚决服从组织分配。
有位退伍女卫生员，本来要分配到条件较好的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当她听说有位病故军人的女儿需要照顾时，就主动让了出来。
煤矿是个比较艰苦的工作岗位，118名退伍军人以苦为乐，知难而上，愉快地奔向煤炭生产第一线。
（刘瑞年、刘从俭）
作者：代文
栏目：思考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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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载：某部二连饲养员李乾顺从去年4月开始，在完成好本职工作以后，每周抽两个下午到附近煤厂帮助送煤。
大街小巷闪现着他蹬三轮车的身姿，千百住户留下了他为人民服务的脚印。
这位战士称得上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位“孺子牛”。
他的行动告诉我们：做人民大众的“孺子牛”，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还要有一种革命的韧劲。
改变社会风气，不可能一蹴而就，要一点一滴做工作；
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朝朝夕夕都努力。
这里最需要的就是“孺子牛”的韧劲。
韧劲从哪里来？
来自无私，不计个人得失，才能坚持做好事；
来自无畏，吃得苦，受得累，不怕死，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把好事做到底。
让我们发扬“孺子牛”的韧劲，一辈子为人民做好事吧！
（代文）
作者：马春玉
版面：头版
作者：孔黔
在发扬民主、解放思想的革命洪流中，有些人趁机提出了一个所谓“反对官僚阶级”的口号。
他们声称，现在的中国出了一个“官僚阶级”，或叫“官僚主义者阶级”、“特权阶层”，而且这个“官僚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特权阶层”不在别处，就在领导我们国家的共产党里，就是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
他们把党的领导与官僚主义划等号，把领导干部与特权划等号。
于是，在他们口里，共产党不再是光荣的象征，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则成了产生官僚阶级的温床。
按他们的意思，批评和纠正极少数领导干部中的官僚主义、特殊化等不正之风，应当发展为反对所谓“官僚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特权阶层”，取消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这些听来颇为激进、革命的宏论，是否有道理，应该奉为发扬民主、解放思想的成果，加以接受呢？
应该明确地回答：它没有道理。
它根本不是什么发扬民主、解放思想的积极成果，而不过是一种老调重弹。
对它不能加以鼓励，只能给予批判。
说中国有个“官僚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或“特权阶层”，这个话我们并不陌生。
在十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帮”及其理论家们，不是也曾凭空杜撰出一个“党内资产阶级”的反动谬论吗？
他们以此为“根据”，要把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批革命干部统统打倒，以便他们篡党夺权，建立封建法西斯专政，曾经给我们全党和整个国家造成何等巨大的灾难呵！
今天，公然提出“反对官僚阶级”的人，除了有的是划不清思想界限，情绪偏激之外，确有极少数人，是唯恐天下不乱。
他们矛头所向，依然是要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取消中国共产党对我们国家的领导。
提出“反对官僚阶级”的人中，有人把我们党掌握着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对全国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本原因，而要克服它，就得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
这是从根本上混淆无产阶级政权国剥削阶级政权的不同性质，以迷惑视听。
一部有文字可查的人类文明史，都是剥削阶级统治被剥削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
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上，占据政权统治地位的力量，其中尽管不乏推动历史前进的杰出人物，但从阶级本质上说，都是高踞于人民群众头上的政治统治集团。
在那里，“官”与“民”是经常处于尖锐对立之中。
然而，在中国，自从三十一年前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夺得了全国政权，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成为这块土地上的领导者，上述那种情况就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过来。
我们党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除此之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共产党员“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
这就是说，不同阶级，不同性质的政权，不同的执政党，也就有根本不同类型的“官”。
怎么能够混为一谈呢？
不作阶级分析，不分青红皂白，认为凡是身居高位、称呼什么“长”、手里有权的“官”，便统统是“民”的统治者，是站在人民对立面的“官僚”、“特权者”，就要加以反对，甚至“铲除”，这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也不是什么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而是无政府主义，唯恐天下不乱。
人们应当同它划清界限。
说中国有个“官僚阶级”、大叫要铲除“特权阶层”的人，特别抓住我们党内某些人有官僚主义、特殊化等不正之风，作为自己的论据，迷惑一部分人。
不错，经过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浩劫，官僚主义、特殊化作风，在党的某些干部中确有所滋长，极少数的还相当严重，直接损害了党的形象。
陈云同志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这是语重心长，完全正确的。
人民群众以及我们党内的广大党员和干部，对党内某些干部中的这种不正之风提出批评，是完全有理由和应当的。
但是另有极少数人，把局部的东西夸大为整体，据此作出在我国已经出现一个“官僚阶级”或“官僚主义者阶级”、“特权阶层”的论断，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事实很明显，我们党绝非大多数干部，更不是全部都官僚化了，都在搞什么不正之风。
极少数人的所作所为，绝不能代表我们全党。
否则，就没有办法解释，几十年来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英勇牺牲，艰苦奋斗，取得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的，究竟是些什么人？
在当前这种困难成堆、问题成山的情况下，胸怀大局，勇挑重担，不分昼夜，为国操劳的，又都是些什么人？
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否定一切，把现实描绘得一片漆黑，“洪洞县里没好人”，不是政治上糊涂，就只能是别有用心。
还应该指出，官僚主义、特殊化作风，一般属于意识形态、精神世界的问题，虽然不免带有深刻的阶级烙印，却不能成为划分阶级的标准。
什么是阶级？
还是列宁说得好：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就是要消灭这种对他人劳动的无偿占有，而这项任务在我国不是依靠别人，正是依靠我们党的领导胜利完成了。
现在我们有些党员和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的某些不正之风，是应当坚决克服的，但是有什么理由断定他们都已经私人占有了生产资料，取得了在生产中的特殊地位，结成了什么“集团”，从而无偿地剥夺占有他人的劳动？
怎么能胡说，他们已经构成一个“官僚阶级”、“特权阶层”，还非得象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打翻在地不可？
我们一些干部中的不正之风，当然也有它产生滋长的社会、思想的根源，这就是：我们党长期处于执政的地位，一些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我国社会中残存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思想流毒，使等级观念、家长作风等得以蔓延；
我们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弊端。
但更应该看到的是，我们党对于上述这一切，一直是清醒的。
我们党对这些不正之风，总是同群众站在一起，想方设法加以改革、整顿。
即使当前的经济调整任务如此艰巨，问题如此复杂，困难又是这么大，党还是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包括采取许多措施，如颁布《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改变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在党报上公开进行批评，以至对错误严重者给予党纪处分，追究一些人的法律责任等等，以严肃党纪国法，整顿党的作风，这些，正是我们党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性质的生动体现，正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阶级政党的标志。
怎么能够允许把一个敢于为人民坚持好的，为人民改正错的，郑重的、负责任的党，同腐朽反动的旧政权的统治者相提并论，同“官僚阶级”划等号呢？
提出反对“官僚阶级”，宣称要铲除“特权阶层”的那些人，以反对官僚主义、特殊化为名，渲染夸大，甚至造谣诬蔑，极力丑化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丑化我们的党。
对此，我们决不能书生气十足，听之任之。
我们的国家在遭受长期巨大的破坏之后，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关头。
今日一切想为国家的中兴有所贡献的仁人志士、有为青年，可以大显身手的领域是十分广阔的。
但是，我们应当十分清醒地记取历史的教训，高度警惕沉渣泛起。
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冲破一切旧的思想牢笼，勇于思考、探索新问题、新道理，反对包括官僚主义、特殊化等在内的不正之风，无疑是十分可贵的精神，必须继续发扬。
可是只要采取严肃郑重的态度，也总得弄清楚，到底什么是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新思想，什么是要拉历史倒退的旧观念。
一定要切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不能离开党的领导。
因为这四项基本原则，是长期以来共产党人和先进的中国人从迂回曲折的道路中，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是引导中国社会胜利前进的崭新的思想。
正象毛泽东同志三十一年前所说：从鸦片战争失败起，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多次奋斗都失败了。
经过俄国十月革命，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一百多年来，早已被先驱者证明是走不通而抛弃了的东西，诸如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我们决不能再拣将回来，煞有介事地重新进行什么探索。
无数革命先烈用血的代价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找到的达到革命理想的航线，才是我们的无价之宝，应该加倍珍惜，努力实践，决不因为我们的事业遇到了一些曲折而有任何动摇。
作者：文德/军国
黑龙江省军区某部是新组建的部队。
长期以来，一直担负繁重的施工营建任务，一部分战士军容不整，举止不端，说话粗鲁，不懂礼貌，甚至把不讲文明礼貌当成是“时髦的风气”。
针对这些模糊认识，部队党委在新年后开始的文明礼貌教育中，首先由各级领导给部队上三大条令课和社会道德规范课，联系实际，解剖正反典型事例，引导干部战士分清荣辱香臭。
在此基础上，教育大家搞清文明礼貌与加强部队建设提高战斗力的关系，与提高国威军誉、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关系，与加强思想修养、促进个人成长进步的关系。
然后，发动部队自下而上地制定军人文明礼貌公约和落实公约的措施，最后归纳整理制定出全部队《军人文明礼貌公约》下发部队。
政治机关根据《军人文明礼貌公约》的内容，编写了诗歌和文艺节目，绘画了幻灯片、挂图等，进行生动活泼的宣传教育鼓动工作。
为了使部队讲文明礼貌形成风气，有的单位还把对军人文明礼貌的要求编成顺口溜。
如有的同志走路时惯于插手、袖手或背手，他们就编成顺口溜：“军人风纪有规定，禁止‘三手’记心中，怕冷请把手套戴，‘插、袖、背’手不文明，错了就要快纠正，防止别人纠察你。”
不少单位在宿舍、饭堂和营房门口都贴上“请注意军容风纪”等标语，随时随地提醒大家遵守《军人文明礼貌公约》。
部队还统一规定了“请问”、“谢谢”、“对不起”等礼貌用语。
这个部队自进行军人文明礼貌教育以来，作风纪律、文明礼貌有了较大的进步。
干部战士扶老携幼、拾金不昧、乘车让坐和帮助群众做好事等蔚然成风。
（文德、军国）
作者：李国俊赵干营阵玉先
栏目：排头兵
北京卫戍部队战士王玉振、王承海挺身而出，勇斗歹徒的精神，值得赞扬。
安定团结是实现四化的保证。
要实行安定团结，就要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坚决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
我们是人民子弟兵，尤其是城市卫戍部队，应该时刻关心人民的安危，积极主动地协同公安机关，狠狠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分子，维持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编者
请别误会！
这不是文学作品里描绘的奇特故事，而是现实生活里发生的真实事件。
去年11月28日傍晚，在首都宽阔的长安街上，当22路公共汽车驶进六部口站时，忽然，车门被挤开了，一个二十几岁的人从车上跳下来，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向马路北侧的北京市教育局门前飞跑。
“快，抓小偷，别让他跑了！”
汽车上有人大声喊着。
人们一听说刚刚下车的那个青年是小偷，便有几个人跟着追上去。
逃跑的人一看有人追来，慌忙绕过停在教育局门前的几辆大轿车，乘人不备，将偷来的钱包扔到车底下。
然后又迅速从车底下钻过去，拚命向马路上奔去，企图横穿马路逃脱。
忽然，一辆上海牌小轿车由西向东冲着他急驰而来。
“停下，危险，别跑啦！”
人群中有人在喊。
司机一看路上有人，躲闪不及，急忙刹车，车轮带着一声怪叫，在离小偷不远的地方停下了。
小偷被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被后面追赶的群众围在中间：“抓住他，他是小偷！”
“交给我们吧，他跑不了啦！”
说话的是一个身着蓝色衣服的青年人，说着便抓住了这个小偷的衣领，又一个青年从衣兜里掏出一副明晃晃的手铐，看上去挺麻利地把小偷铐上了，还大声喝道：“走！”
“公安局的同志来得可真巧！”
“人家是公安局的便衣，早就盯上他啦。”
围观的群众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正当那两个人带着小偷要走时，忽然旁边又响起了喊声：“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
这时，只见从人群中挤进来一个头戴皮棉帽、身穿蓝大衣的青年。
人们议论说：“怎么又来一个，是一伙的吧？”
“可能是个亡命之徒！”
人们为这两个公安人员捏着一把汗。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十三处的！”
两个自称公安人员的人理直气壮地回答着。
“请拿出证件来看看！”
后来的这个青年一步不让地紧逼着。
“你想找死啦，竟敢管到我们头上来，把他抓起来一块带走！”
说罢，那两个人便朝这个青年扑过来。
“谁敢动手！”
这个穿大衣的青年从容地从兜里掏出一个红袖章。
“这不是警卫战士的红袖章吗？”
一会出来两个公安，一会又来一个不穿军装的警卫战士。
人们惊讶了，议论纷纷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真把人闹懵了！”
那个身穿蓝衣服的公安一看后来的青年亮出了袖章，便哈哈地笑起来：“一样，一样，咱们是同行。”
“不对！”
警卫战士严厉地说，“你们不是公安局的，你们是滋扰闹事的不法分子！”
就在这时，正在执勤的警卫战士王承海赶来了，真假卫士才见分晓。
原来，拿袖章的是北京卫戍区某部四连战士王玉振。
去年，他两次抓获持刀持枪行凶犯，荣立三等功，《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都报道过他的事迹。
今天他又穿便衣出来执勤，突然发生小偷逃跑人们追堵的事情，王玉振急忙赶来，可小偷却被两个“公安”铐上手铐。
他心里不由一怔：怎么这么巧？
这两个人怎么这么面熟？
他猛然想起来了，他们经常在首都电影院门前炒卖票证，肯定不是好东西。
王玉振就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拦住他们的去路。
……
假公安一看露了马脚，拔腿就跑。
王玉振立即对王承海说：“把小偷交给我，你赶快追逃犯！”
王承海紧紧追上去，忽然又有几个歹徒一拥而上，妄图掩护同伙逃跑。
其中一个从身后拦腰抱住了王承海。
王承海猛一转身，将这个家伙的头死死挟在了腋下，痛得这个歹徒“哎哟”一声松开了双手，王承海顺势将他摔倒在地。
这时，王玉振也押着小偷赶上来，两人共同将这个罪犯扭送到派出所。
那两个逃走的冒充公安人员的歹徒，当晚就被我公安人员捉拿归案。
经过审问，真相大白：持手铐的罪犯叫章加钟，曾多次打架斗殴，持械行凶。
这次他们一伙商定了一个偷窃计划，先让惯偷栗福增乘22路公共汽车进行偷窃，章加钟率领同伙在六部口站接应，如果被人发现，先由章加钟和另一名歹徒冒充公安人员将栗带走，若遇公安人员，便由另外几个歹徒掩护逃跑，没料到，假卫士碰到真卫士，机关算尽反落网。
李国俊 赵干营
（陈玉先插图）（图片）
作者：钟守军
驻守在天山深处的乌鲁木齐部队某部“爱民模范连”的干部战士，经常为驻地各民族人民群众做好事，在公共汽车站，在商店，都能看到干部战士做好事的身影。
向买买提学维吾尔语。
帮助牧民转场。
在公共汽车站扶老携幼。
把肥料送到生产队。
本组图片为钟守军摄影（照片）
作者：海文
作者：陈老悃
本报讯 为表彰胡坤在第四届西贝柳斯国际小提琴比赛中获第五名，国防科委政治部文工团一月三十日召开了庆功授奖会。
会上，国防科委政治部副主任徐平宣读了国防科委政治部给胡坤记二等功并给他晋级的命令。
胡坤在会上表示，今后一定加倍勤学苦练，为祖国争取更大的荣誉。
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胡可代表总政治部文化部奖给胡坤一台录音机，并在讲话中强调：部队文艺工作一定要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双百”方针，努力培养有高度政治觉悟、有真才实学、受广大人民群众和部队指战员欢迎的文艺人材。
我军文艺工作者要树立雄心壮志，刻苦训练、勇攀艺术高峰，为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促进现代化革命军队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陈老悃）
作者：郝玉庆
栏目：思想战线
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同志在进行思想教育时，常常采取这样的算账方法。
比如：
你退伍不愿回农村，他就帮你算开了：一个小伙子回乡后，可以和家人一起喂几头猪，养一群羊，搞点短途贩运，或者开上个“夫妻饭店”，保你一年赚一两千元；
你感到“当兵吃亏”，他就列出一笔账：一个战士吃的、穿的、津贴费、医疗费、公杂费算下来，平均每月近40元，相当于一个二级工呢！
你不安心做炊事工作，他就找你谈话：常言说“一招鲜，吃遍天”嘛，炊事技术好歹是门专业，将来回地方也好找出路呀！
诸如此类的算账，看上去好象实实在在，很“关心”人，实际上言不及义，并没有真正解决思想问题。
怪不得战士们对此也很反感，他们说，这样算账，真是把人算“扁”了。
为了打通思想，激励斗志，提高干部战士的认识水平和觉悟程度，在思想教育中适当地算一些账是可行的。
我军思想政治工作也有这种传统作法。
战争年代，算一算广大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血泪账”，能够激励指战员杀敌立功的高昂斗志；
和平时期，算一算个人翻身解放的“幸福账”，能够激发干部战士热爱党、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赤诚之心。
但是，象前面提到的那些仅仅通过算个人得失账，来“打通”思想的作法，则是不足取的。
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在干提高干部战士的革命的政治觉悟，培养高尚的思想品德。
算账，应该为这个目的服务。
就是说，要通过算账，使我们的同志弄清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做到识大体，顾大局，自觉走出个人的小天小地，能为了国家的、集体的利益而约束甚至牺牲个人的利益。
如果算账是为了迎合某种私心和落后心理，填平眼前的“欲壑”，借此来安抚人心，让他们暂时不闹，这非但不能提高人们的觉悟，还会把我们的同志算得目光短浅，胸襟狭窄，变成贪近利而忘本，图小惠而丧志的利己主义者。
不是说要给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吗？
是的。
但是这种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不仅仅是个人的物质利益，而是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兼顾。
由于国家、集体的利益又是个人利益的源泉和保证，因此，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引导群众“看得见”国家、集体的利益。
况且，作为一个正在履行保卫祖国神圣义务的部队战士，他们的工作本身与个人眼前直接的物质利益不很紧密。
这就更需要教育大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阶级的利益、广大群众的利益而英勇献身，奋斗不懈。
如果我们离开国家的整体的根本利益，去引导群众算个人利益的账，甚至用“画饼充饥”的方法，去对个人的某些私欲许愿，这怎能帮助我们的战士树立远大理想和培养高尚情操呢？
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大搞空头政治，使得现今有些青年对抽象地讲革命道理比较反感，因此，做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多讲点实在的东西，这是对的。
但一定要有益于发扬积极因素，克服（至少不迎合、不助长）消极因素。
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例如某部三连为了解决一些战士的“当兵吃亏”的思想，他们把服兵役比做连队站岗，按一个人活70岁计算了一下：每个人为别人“站岗”只有8年，而别人为自己“站岗”却有67年。
这一算，使战士们的心胸豁然开朗，他们从一笔简单的账中真正领悟到了服役保国、人人有责的革命道理，从而自觉端正了服役态度。
这一笔账，算得就是很好的。
作者：关谨武
栏目：思想战线
某医院评定技术级别，有关领导划了一个杠杠：凡“文化大革命”前或建国以前进过军医大学的，一律定为×级或×级，否则一律定为×级或×级。
结果，有一位当年延安卫校毕业的老同志，虽然技术较高，医疗经验也很丰富，级别却定得比较低；
而另一位原国民党军医大学毕业的军医，技术一般，级别却定得比较高。
原因是后者比前者的学历长。
还有个部队规定，今后选拔进院校培养的青年干部，不是高中毕业的一律不要，相当高中文化程度的也不行。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正确地看待学历？
学历与能力是什么关系？
前些年，林彪、“四人帮”污蔑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把学历也搞臭了。
那时似乎学历越长，越不光彩。
粉碎“四人帮”后，通过拨乱反正，知识分子的地位提高了，学历的重要性也重新提了出来。
特别是目前我们部队开始向国防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进军，更需要大批有文化有知识的专业人才。
为此，在考察和使用干部时，除了要看他的实际工作能力外，还要注重看他的学历。
在一般情况下，学历和能力是成正比的。
学历越长，知识越丰富，能力也就比较强。
但是，什么事情都不能绝对化。
就象资历并不完全等于能力一样，学历也不能完全代表能力。
一个人工作能力的获得，有两条途径，一是在学校受教育，一是在工作岗位上学习、锻炼。
在校学习是打基础的阶段，对一个人的成长无疑起着重要作用；
但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真才实学，更重要的还是看能否把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实践证明，许多学历较短的人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后，经过发奋自学和刻苦锻炼，工作能力提高很快；
相反，也有些学生时代的“高材生”，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却无所事事，逐渐落伍；
不少学历相同的人，业务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大有高低之别。
如若不看到这些情况，仅仅以学历来衡量干部能力的强弱，势必造成滥用人材和埋没人材的不良后果。
还应当看到，现在部队里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属于十年动乱期间“被耽误了的”。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正在成为或即将成为部队建设的骨干。
如果在学历问题上搞“一刀切”，就把那些想通过刻苦自学，争取有所作为的人的希望之门堵死了，就会挫伤他们的上进心。
据报载，中国科学院1980年录取了193名研究生，其中有13人是中学或中专毕业生。
按照规定，报考研究生要正规大学毕业才有资格，而中国科学院却破了这个例。
此例一破，自学之门大开，就使许多未能进大学深造的青年感到有了奔头。
看来我们考察使用干部，也应当参考一下中国科学院的作法，既注重学历，又不把学历看得太死，要根据实际情况来一点灵活掌握！
作者：金陵张知启雄
栏目：思想战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档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记载着一个人的主要经历和历来的表现，可作为识别干部的一面历史镜子，有助于选拔和使用人才。
可是，它也有历史的局限性。
用之不当，有可能起相反的作用：贻误和埋没人才。
某些复杂的历史原因，常常造成某些历史的误会。
这些误会，使档案这面历史的镜子，把干部的历史影象照变了形。
比如，有些档案里称张三“一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而李四则“一贯右倾”，划入“三类”等等，就可能是被颠倒了的。
这种历史影象的颠倒，是历史是非的颠倒所造成的。
只有从当时的历史事实出发，对当时所作的是非结论来一个重新认识，才能恢复一个人真实的历史影象。
如果不问青红皂白，一味地唯档案是从，就又会造成差错。
当然，在正常的历史条件下，档案所录下的历史影象是真实的。
不过即使如此，档案也只能作为选拔人才的借鉴，不能完全以它为准。
因为每个人都处在不停的发展变化之中。
以往的优点可能现在已有变化，更突出了，或者削弱了，甚至不存在了；
昨天的错误和过失现在也可能更加严重，或者已经改正。
因此，如果我们把档案中的正确影象看得一成不变，也会把人看错。
特别是当前，新的历史使命需要我们选拔各种专业人才，以应四化建设之急用。
而我们以往的一些人事档案里，更多的是一个人在“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中的表现；
相反，对人们的理论修养、军事技术和其它专业知识以及管理水平、组织指挥才能等，却很少记载。
而这些，又恰恰是选拔四化建设人才的重要条件。
这说明，档案这面历史镜子的反射程度还很不全面，仅仅靠它来了解人才，远远不能适应四化建设的要求。
所以，一定要把现成的档案资料与现实表现紧密结合起来，既正确理解一个人在文字档案中留下的影象，更关注一个人在当前实践这个“活档案”中的形象。
弄清当前的表现，到群众中去进行认真负责的实地考察，在广阔的社会实践的“档案”里去举荐贤能，这是最重要的。
作者：陈人
栏目：思想战线思想通信
××同志：
你说你当前有个苦恼：坚持讲理想而被人讥为“唱高调”。
我觉得，正因为有人在反对“唱高调”的时候把革命理想也当作“高调”摈弃了，所以更有强调讲理想的必要。
唱高调，是“左”的产物。
指的是说得好听，做得差劲；
要求别人很高，自己并不实行；
哗众取宠，吹牛皮，故意提些根本办不到的指标，等等。
这种坏作风，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随处可见，今天也未完全绝迹。
人们听够了高调的喧嚷，受够了唱高调所带来的祸害，因而对它深恶痛绝，是很自然的。
但是，我们反对唱高调，为的是肃清“左”的流毒，发扬实事求是、言行一致的好作风，更加扎实地为实现我们的理想而奋斗；
决不是为了抛弃崇高的理想。
理想和高调决不是一回事。
理想，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奋斗目标；
高调，则是脱离客观实际，或不打算实行、或无实现可能的空谈，二者怎可同日而语？
再说，我们革命战士的理想或生活目标，本来就应该是高尚的，而不能是低级庸俗的。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
如果把这个“高”理解为觉悟高、风格高、业务水平高，而不是高人一等的地位和享受，那是完全正确的。
高尔基总结他的生活道路时说过：“我常常重复这一句话，一个人努力的目标越高，他的才力就发展得越快，对于社会就更有效果。”
我们强调讲理想，就是要提高我们“努力的目标”，摈弃那种追逐个人眼前私利的低级趣味。
对于我们共产党员来说，就是要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事业忘我奋斗的理想。
有了这个崇高理想，才会不断向上，克服各种困难，对社会对人民做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这种理想决不是高不可攀的“高调”。
只要努力去做，是可以做到的。
雷锋、吕士才们不是这样讲、这样做，而成为共产主义战士了么？
当然，要求人人都成为雷锋、吕士才，显然是不实际的；
但是提倡人人都向雷锋、吕士才们学习，做个有理想的人，是完全应该和可以做到的。
当然，一个人有没有革命理想，主要不是看他讲了多少豪言壮语，调门多高，而是看他实际做的怎样。
如果把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只当作口号讲，实际上却处处在为个人谋算，言行不一，这样“讲”法，再好的理想也有变成“高调”的危险。
所以，我们要与“唱高调”的作风划清界限，不但要有正确的理想，还要把理想变成行动。
我希望你听到别人的议论时不要光是苦恼，而要用以鞭策、提醒自己：我的理想是否正确？
我做的和讲的是否一致？
倘有想的不正确或言行不一之处，就应坚决改掉。
张闻天同志说过：“旧社会里的人，常常骂青年为‘理想太高’，这种骂法，我们认为是根本错误的。
这只是证明那些骂青年的人的无理想之可鄙而已。”
这类可鄙的人现在也还有的。
所以，我们要不怕别人议论讥笑。
倘若听了几句讥讽便动摇起来，甚至抛弃自己的理想，那只能证明我们的革命理想不够坚定。
总之，我的意思是，理想一定要讲，而且更要做；
唱高调的作风要反对，但不能把理想当作“高调”反，而是要坚持革命理想，以更加扎实地为理想奋斗的实际行动，去扫除“唱高调”的遗风。
有些讨厌讲理想的人，也还是有他的“理想”的，那“理想”便是“实惠”二字。
这当然不是什么“高调”，但也决不是我们革命战士所应该具有和钦仰的高尚情趣。
你说是吗？
陈人
作者：王进
栏目：思想战线星火小集
据报道，外国有一位企业家，每次开会都作“成本”核算，因此，会议既解决问题，又尽量俭省。
过去我们开会，有的领导同志还是算算账的。
例如一九四九年七月，在北京举行首届文代会，有七百余人参加，开了二十多天。
会议闭幕时，郭沫若同志宣布：“大会开支约合一百万斤小米，相当于三千至四千农民一年的生活费。”
其实，各级各类会议，都应进行“收支”核算。
事先要估算：会议能解决什么问题，要花多少钱，值不值得？
值得开多长时间，多大规模？
事后要搞“决算”，算一算确实解决了多少问题？
实际花了多少钱？
“收支”相较，是否划得来？
对造成浪费的会议，应给承办者以制裁。
这样，必将有助于我们克服没事开会、小会大开、短会长开、借会吃喝玩乐等坏风气！
作者：杜树人
栏目：思想战线星火小集
读史书，瞧古戏，常常看到封建社会里有些“清官”，乔装打扮到民间去“私访”，使下情得以了解，冤案得以平反，贪官得以惩治，颇受人民欢迎。
“私访”，这种历史遗风，是应该继承和发展的。
现在，我们有些领导同志到下面检查工作，常常是随员一群，浩浩荡荡，而且“人马未动，电话先行”。
于是，下面赶紧装潢粉饰，准备欢迎。
你检查哪方面的工作，他都包你满意，挑不出毛病来。
可是你一走，“外甥打灯笼——照旧（舅）”，工作毫无起色。
“官访”在一些地方存在的这种弊病，早已是众所周知。
所以，除了要大力纠正装潢粉饰的恶劣作风外，我们还可以提倡领导同志搞点“私访”。
这既能了解下情，又不致兴师动众，影响下面工作，岂不甚好！
作者：马文光杨玉文
栏目：思想战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们砸碎了精神枷锁，思想得到解放，呈现出一派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大家敢于讲真话，讲实话，各抒己见。
这是十分可喜的。
但在某些单位，也出现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爱发牢骚的同志多了起来。
喜怒哀乐，人之常情。
为某件事心中有些烦闷，偶尔发两句牢骚，发过之后也就心平气和，该干什么干什么，这倒也无可厚非。
问题是有些同志把发牢骚当成“家常便饭”，而且发牢骚的对象，又常常是党的现行方针政策，这就是一种很需要引起注意的歪风了。
一个人的认识是有限的，不管你怎么认真考虑，常常还会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你以为错的，不一定就是错；
你以为正确的，也不一定就正确。
以个人感觉为标准对待党的方针政策，凡不合自己心意的就发一通牢骚，自然很不妥当。
因为若是你的观点是错的，那就起了反宣传的作用，会扰乱视听，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妨害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即使你的牢骚中包含有正确的意见，也往往起不到什么好作用，因为不分场合地发牢骚，很容易在一部分群众中降低党利党的方针政策的威信，造成不良影响。
爱发牢骚的同志普遍存在一种糊涂观念，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的解放思想，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意见越出格，思想就越解放。
这是对解放思想的一个极大的歪曲。
这些同志忘记了党中央一再指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离开四则基本原则，就没有思想解放可言。
解放思想，是要求我们坚持实事求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拨乱反正，研究和解决在四化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使我们的主观和客观相符合，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许多重大方针政策，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都是实事求是的，实践已经证明，方向是正确的。
对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发牢骚，怎么还能美其名曰“思想解放”呢？
相反，这至少是思想很不解放的一种表现，是由于思想还被林彪、“四人帮”长期鼓吹的极左思想禁锢着，因而对我们党拨乱反正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采取的一系列新政策，总是不理解，看不惯。
这种状况若是任其发展下去，就难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因此，十分有害，应该引起我们足够重视。
对党的方针政策有不理解之处，有疑问，或者认为有问题，敢于和能够讲出来，这是好事。
我们决不反对。
通过正常的渠道，按照组织系统，就方针政策问题提出询问，发表意见或建议，这是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干部战士乃至每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和义务。
这样做，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是我们党一贯提倡和欢迎的。
但是，我们必须反对那种非组织的、不分场合、不看对象、不顾及后果的发牢骚、讲怪话的自由主义倾向。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愿爱发牢骚的同志，冲破不良习惯的罗网，振奋革命精神，抛弃那有害无益的自由主义，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话就说，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话非但坚决不讲，而且要进行抵制，要做宣传解释工作。
作者：刘钟声
栏目：理论之窗
财政赤字是财政预算或决算中，支出大于收入的差额。
这个差额，在帐务上是用红字标示的，所以人们叫它“赤字”。
我国财政出现了赤字，有时是动用历年财政结余弥补；
有时是向银行透支或向银行借款弥补；
有时采取冻结各单位在银行的存款来弥补。
这些都是不得已的办法，而且是有副作用和有限度的。
1979年，我国支出大于收入170.6亿元。
为弥补这个差额，我们动用了历年财政结余80.4亿元，向银行透支90.2亿元。
国家财政收支所以发生170多亿元的赤字，是因为配合国民经济的调整，采取了若干措施，如大幅度地提高了农副产品价格，减免了一部分农村税收；
安排劳动就业；
增加部分职工的工资和实行奖励制度；
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财权，增加了他们的机动财力；
增加了国防战备支出，以及按照规定对恢复名誉的干部和职工补发了工资等。
这些都是为了安定团结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非办不可的。
由于增加了消费支出，就要求压缩基本建设支出，做到财政收支平衡。
但在执行中，基建支出并没有按照预算压缩下来，基建战线仍然过长。
该增加的支出增加了，并且超过了预算，该减少的支出没有减少下来，所以年度执行结果发生了大量赤字。
1979年我国财政虽然出现赤字，但并未引起货币发行量的大量增加，没有给经济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这是因为：1、工农业生产形势好，轻纺工业增产，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幅度大，一般说来，供应较充分。
2、城乡人民在银行的储蓄大幅度增加。
3、进行体制改革后，使国家有部分财力转为地方和企业的机动力量，当年并没有花完，转化为银行存款，这部分资金对解决财政赤字起了缓冲作用。
但是，财政发生赤字，对经济生活终究是有影响的。
近年来某些商品价格有所上涨，就是这种影响的反映。
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争取在最近几年内消灭赤字，作到财政收支平衡，为顺利实现四化铺平道路。
（摘自1981年1月10日《工人日报》 刘钟声同志写的《答读者问》）
栏目：理论之窗
广西马列著作研究会于1980年年底召开年会，围绕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种意见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说法，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有三条，即消灭剥削，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
有了这三条，就能使社会主义既区别于资本主义，又区别于共产主义。
有的同志进一步指出，这三条中公有制是最根本的，坚持了公有制，劳动者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才可能实行按劳分配；
而真正做到了按劳分配，也就意味着消灭了剥削，因此，“消灭剥削”这一条也可以不要。
另一种看法是，要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进行全面考察。
消灭剥削、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三条，仅仅是经济上的特征，社会主义还有政治上的基本特征，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一种社会形态，应该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同时，无产阶级的解放，首先要争得政治上的民主。
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应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高度民主，高度文明。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从马列著作中概括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以高度社会化的大生产和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为物质基础，整个社会成员共同平等地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社会成员全部按平等的标准实行按劳分配，消灭了一切阶级，消灭了商品、货币……，而其中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消灭了一切阶级。
不同意这种意见的同志指出，“消灭了一切阶级”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志，而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志；
把“消灭了一切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最本质的特征，就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
（据1981年1月4日《光明日报》）
作者：黎纪
栏目：理论之窗
当前有人散布一种错误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僚主义是一种“不治之症”。
《新华日报》1980年12月2日发表钱根录同志的题为：《官僚主义是“顽症”但非“绝症”》的文章，反对上述错误观点，认为官僚主义这种顽症源于旧社会，会从我们的一些不完善的具体制度的空隙中生长起来。
只要我们兢兢业业，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凭借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能够克服官僚主义顽症。
根据是：
一、虽然官僚主义是一种顽症，但是它在新旧社会的处境是完全不同的。
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不可能也不需要克服官僚主义，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人民管理制”，它本身就是一种铲除官僚制残余的有效形式。
这是我们能够克服官僚主义的根本前提。
二、我们已从实践中认清了官僚主义现象的症结所在。
过去，我们只看到它是旧社会的遗留的一面，而没有从我们现行的各项制度中寻求它存在的原因和克服的办法；
只注意进行思想教育，而没有从体制上入手加以改革。
所以成效不大。
现在我们认识到，不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同时改革国家管理制度、机关工作制度、干部制度等方面的弊端，克服官僚主义就是一句空话。
病根找到了，就可以对症下药，进行治疗。
三、更重要的是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正确的路线指引，这是彻底克服官僚主义的可靠保证。
党的思想路线指引我们冲破种种思想“禁区”，科学地认识官僚主义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克服的途径。
党的政治路线为彻底克服官僚主义创造了物质和精神的条件。
党的组织路线则具体地从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干部制度上消除产生官僚主义的缺陷和弊端。
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健全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严格实行监督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等等，都是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措施。
总之，官僚主义决非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不治之症”，它是可以克服的，并且正在克服之中。
克服官僚主义要有一个过程，既不能操之过急，以为可以一蹴而就，也不应因为治疗这个顽症是个长期任务，就误认为是不能治疗的“绝症”。
只要我们把当前已经开始的重大改革切切实实地坚持下去，我们一定能够达到克服官僚主义的目的。
（黎纪）
栏目：理论之窗
在北京市人口学会理论讨论会上，有的同志算了这样一笔账，建国30年来，我国共出生6亿多人口，除去死亡人数，净增4亿3千万。
按年、月、日、时、分平均计算：
每年平均出生2，000多万，净增1，400多万，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
每月平均出生166万多，净增119万多，相当于一个较大城市的人口；
每日平均出生达54，000多，净增39，000多，相当于一个军的人数；
每小时平均出生2，200多，净增1，600多，相当于一个团的人数；
每分钟平均出生38人，净增27人，接近于一个排的人数。
如果每人每年平均消费粮食500斤，每年净增的人口需粮70亿斤；
按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平均生产粮食2，000斤计算，每年需要350万个农民为这一年净增的人口生产粮食。
如果每人平均需要住房5平方米，每年需要为净增的人口新建住宅7，000万平方米。
如果每个孩子都上学，国家每年需要新建能够容纳学生1，000人的学校14，000多所。
在穿衣、交通、就业、卫生和文化生活等方面，国家每年需拿出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来满足新增人口的需要，困难越来越大。
现在全国30岁以下的人，达6亿3千万左右。
今后每年平均将有2，000多万人进入结婚生育年龄，如果不加控制，我国人口在20年后将会超过13亿，使国家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无法适应。
因此，必须在人口问题上采取坚决的措施，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少数民族地区例外），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住。
（据1980年10月30日《工人日报》）
据新华社2月8日讯 新华社记者顾迈南报道：我国广大科技人员和干部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近年来取得不少重要科研成果。
据国家科委成果局提供的材料，1979年至1980年经国家科委发明评选委员会评审，授予发明奖的重要科研成果就有148项。
据称，这些发明都是前人所没有的，技术上也是先进的。
近两年来，各地区、各部门都普遍重视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
绝大多数省、市、电治区和部门建立了科研成果管理机构或指定了专人管理。
据不完全统计，1979、1980两年，已有22个省、市，自治区、13个部门对重大科技成果进行了奖励，得奖的项目多达13，300多项。
有32个部门、6个省市申报的一批发明项目，获得了国家的发明奖励。
许多发明已在生产上长时间或较大范围内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果，提高了生产技术水平。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1980年上半年，上海市共取得较重要的科技成果1，278项，除理论性、阶段性成果和需要改进提高继续研制的项目外，可以推广应用的成果约有1，100余项，其中20％已在工农业生产上大规模推广应用，35％已小批量投产推广，合计平均推广率达66％。
事实表明，发展国民经济，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近几年，国家科委和有关地方党委共同组织攀枝花、包头、金川共生矿开展综合利用的科研工作，以及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制工作，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有关单位的科技人员对新材料的研制工作和太平洋特定海域的综合调查，为成功地发射运载火箭作出了贡献。
其他工业、交通方面也都取得许多重要研究成果，推广应用后都在生产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980年2月，国家科委向各地科委发出“因地、因时、因人制宜推广农业科技成果的建议”后，各省、市、自治区都注意了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工作。
据农业部统计，仅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畜牧业方面列入全国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重点推广项目就有656项。
经过一年的努力，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去年全国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已达到8，800万亩，比上年又扩大了1，200万亩。
在各项技术措施配合下，平均每亩可以增产100斤以上。
轻工、纺织方面，近年来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已投入工业应用的科研成果，轻工方面有279项，纺织方面有193项。
淀粉制糖是解决我国糖源不足的新途径。
去年以来，在糖化酶和葡萄糖异构酶的研究方面有了新的进展。
医药卫生方面，在长时间、大规模死因回顾调查的基础上，初步掌握了胃癌等14种恶性肿瘤的流行情况和分布规律，编写和绘制了《中国恶性肿瘤死亡调查研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
在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人工合成核糖核酸取得了重大进展，已经合成了具有41个核苷酸片断的核糖核酸半分子。
近年来，许多高等院校重视了科学研究工作，不仅为国家建设和自然科学理论的研究作了重要贡献，而且促进了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
我国科技战线取得的累累硕果，最重要的是依靠和发挥了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特别是大批中年科学技术人员，承上启下，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华社2月8日讯 外交部长黄华今天致电即将在新德里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向会议表示祝贺。
电报全文如下：
新德里
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
值此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召开和不结盟运动创立20周年之际，我谨向外长会议并向参加不结盟运动的各国表示祝贺。
20年来，不结盟运动坚持独立、自主、非集团的原则，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反对一切外来统治和霸权的正义立场，致力于捍卫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争取世界和平，成为国际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从而赢得了全世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同情与支持。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向重视不结盟运动，高度评价它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
我们衷心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排除干扰，团结合作，坚持不结盟运动的原则和宗旨，为进一步加强不结盟运动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作用作出成就。
预祝会议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黄华
1981年2月8日于北京
新华社伊斯兰堡2月8日电 阿富汗人民对印度允许喀布尔傀儡政权的代表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是不能接受的。
阿富汗伊斯兰党是在今天给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的一封信里表达这一立场的。
伊斯兰党在这封信里还表示，希望所有参加会议的代表不应该无视阿富汗成千上万被压迫的贫苦人民遭受到血腥镇压，而让那些犯下惨无人道野蛮罪行的人出席会议。
栏目：简明新闻
乔森潘说民柬游击队积极抗击越南侵略军
柬埔寨两支爱国武装部队联合抗击侵柬越军
一批外国记者采访民柬控制区
广播说，一月三十一日，法新社、西班牙埃菲社、加拿大电视台记者，应邀到民主柬埔寨控制区进行采访。
民主柬埔寨诗梳风——巴韦——蒙哥比里地区负责人尼冈在政府某工作点接待了他们。
日发表关于“北方领土日”的公报
英认为卡尔迈勒政府不是合法政府
老挝军队向泰国村庄开火
伊朗判处一美国记者徒刑并驱逐出境
据新华社墨尔本2月7日电 中国运动员王浩和冯大伟7日晚上在这里举行的一次国际游泳比赛中，赢得了一枚金牌、一枚银牌和一枚铜牌，并打破两项全国纪录。
来自加拿大、中国、新西兰、美国、西德和东道国澳大利亚的选手参加了这次男、女共17个项目的角逐。
加拿大选手夺得6枚金牌、新西兰4枚、西德3枚、美国2枚、澳大利亚和中国选手各获得1枚。
18岁的中国选手王浩今晚以1分零秒32的成绩夺得了男子100米仰泳的金牌。
他还获得了男子200米仰泳的铜牌，成绩是2分12秒44。
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比赛中，中国选手冯大伟以2分9秒52的成绩赢得了银牌，这个成绩打破了他自己去年9月在上海举行的全国游泳锦标赛中创造的2分11秒10的全国纪录。
作者：吴森辉朱广智
温州江心屿
浙江省温州江心屿，风景秀丽，享有瓯江蓬莱的美名。
岛上有分别建于唐、宋的东西两塔对峙，并有江心寺、湖心亭、淩波桥，文天祥公祠等名胜。
（新华社稿）
济南大明湖
大明湖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市区北部，为小清河上源，湖水清澈，风光绮丽，湖区有历下亭、汇泉寺、南丰祠、明湖居、小沧浪亭、辛稼轩纪念堂等名胜，是济南人民喜爱的游览休息的地方。
新华社记者 吴森辉摄
安阳珍珠泉
河南省安阳县有一潭池水，泉出平地，喷出一串串银珠，攸攸上翻，连续不绝，汇集成池。
池中有一方岸，岸旁有数株宋元古柏，其中一株乃双本一体，因此，珍珠泉又有“柏门珠沼”之称。
新华社记者 朱广智摄
宁安镜泊湖
镜泊湖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县境内，是在远古时期，由于火山爆发，熔岩堵截河流形成的堰塞湖。
南北长四十五公里，湖面最宽处六公里，湖面平均水位海拔三百五十米，为世界上少有的高山湖之一。
图为镜泊湖大孤山一带的秀丽景色。
新华社记者 刘向阳摄（照片）
作者：付延风
栏目：时事信箱
最近，有的读者给“时事信箱”写信，询问萨尔瓦多的动乱局势是怎么回事。
为帮助读者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发表这篇文章供参考。
新年以来，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境内，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
游击队同政府军、右翼势力的武装冲突日益加剧，长期动乱的萨尔瓦多面临着一场全面内战。
1月10日，反政府的游击队在全国分四条战线向政府军发起“总攻”。
战斗首先在首都圣萨尔瓦多及其郊区城镇打响。
接着，在第二大城市圣安娜、北部重镇阿瓦查潘、查拉特南戈、东部圣弗朗西斯科戈特拉以及南部要地乌苏卢坦等地发动了进攻。
游击队方面宣布，他们占领了首都郊外的十几座小镇，切断了首都通往东部地区的交通要道，控制了圣安娜、阿瓦查潘等地。
政府方面发表的公报则说，游击队的“总攻”已经完全被击退，政府军收复了圣安娜等城市。
在双方进行激烈战斗的时候，又传出了外国势力卷入萨尔瓦多事务的消息。
政府的公报说，14日有一支来自尼加拉瓜的、国籍不明的游击队试图在萨尔瓦多登陆，被政府军击溃；
而游击队的电台则谴责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空军轰炸北部游击队阵地。
在这同时，美国宣布恢复向萨尔瓦多提供5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
外国势力的干预，使萨尔瓦多的内战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了。
萨尔瓦多位于中美洲，面积2万1千多平方公里，人口450万。
半个世纪以来，萨尔瓦多的经济命脉和政治权力，一直被国内大家族、军人独裁势力和以美国为主的外国垄断资本所操纵，经济长期陷于困境，社会矛盾尖锐，占全国人口60％的农民挣扎在饥饿线上，工人失业率高达40％。
目前，全国有九分之一的人口逃亡国外谋生。
1979年10月，一批青年军官发动政变，推翻了军人独裁政府，组成由军人和文职人员参加的五人执政委员会掌管政权。
新政权打着“民主”、“人权”、“改革”的旗号，企图用有限的改良来缓和国内矛盾，稳定局势。
但是，新政权的社会基础脆弱，内部派别复杂，一年多来多次进行改组，一些主张社会改革的政界人士和军队中的“温和派”人物先后退出或者被排挤出新政权，军队中的“强硬派”占了明显的优势。
“强硬派”认为在进行任何改革之前，要首先消灭反政府的游击队，并从去冬开始，加紧了对游击队的军事镇压。
某些“强硬派”军人还同大家族、军人寡头豢养的右翼势力相勾结，从而使右翼势力的活动特别猖獗。
右翼势力在去年3月暗杀了萨尔瓦多著名进步人士罗梅罗大主教之后，11月又接连绑架和谋杀了民主革命阵线6名领导人。
据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统计，从1979年10月执政委员会上台到1980年底，萨尔瓦多有1万4千多人死于政治暴力和暗杀。
萨尔瓦多长期动乱不安，就是由于内外各种矛盾激化所酿成的。
然而，萨尔瓦多人民是不堪忍受宰割的。
早在三十年代初，民族英雄法拉本多·马蒂曾率领几万群众，举行过声势浩大的反独裁武装起义。
进入七十年代，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深入发展的影响下，萨尔瓦多相继出现了一些反政府的游击队。
但这些组织内部比较复杂，受各种思潮影响，各自为政。
近年来，这些群众武装组织不断总结经验，几支主要的游击队开始走向联合，组成了统一的军事和政治领导机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并联合16个工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成立了全国性的“民主革命广泛阵线”，宣布以夺取政权、建立革命民主政府为奋斗目标，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在斗争方式上，也改变了以零散暴力活动为主的作法。
这次在全国发动“总攻”，反映出游击队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
同时，民主革命广泛阵线还多次组织发动反政府的群众示威和罢工，使武装斗争同群众运动相结合。
目前，萨尔瓦多内战仍在进行。
美国为了稳住它在中美洲的地盘，防止苏联的渗透，继续支持现政权执政委员会，并试图撮合反对派同现政权搞联合政府，以缓和矛盾，稳定局势，但遭到右翼势力的抵制，游击队也不接受。
苏联及其帮凶古巴则利用美国的困境，极力插手和打入萨尔瓦多民族解放运动，企图加剧动乱，混水摸鱼。
世界舆论正密切注视着萨尔瓦多局势的发展。
本报讯 四川省军区离职休养干部、原总后勤部驻524厂军事总代表田国章同志，因病于1981年1月5日在重庆逝世。
田国章同志1933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终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