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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赴院部。8:30开会,由宦乡同志主持,先由陪同人员汇报美国代表团的沪、宁等地活动情况,然后传达中央最近对美政策的精神。10时美国社会科学代表团来,由宦乡同志、Frewilt团长先后致辞。下午所中田野队汇报,由浙江龙泉队蒋忠义同志、内蒙队杨虎同志报告。散会后,我去国际俱乐部,参加由宦乡同志主持的酒会,招待美国代表团。
1981年01月19日
《人民文学》编辑部一早就来电话,要我明日九点前就去新侨。
车子呢,他们只有一辆,担心周转不灵,意在要我向所里叫车。
我当然主动地承认了,随即叫小漪给所里挂电话,叫小刘来一趟。
于是继续运动。
不久,红医站又扎针来了。
扎针后又继续运动。
今晨的半点钟的运动,被打岔两次,分三段完成的。
而正待早餐,小刘来了,给徐达同志草草说了几句,让他将全国政协一次会议简报带走,并叮咛他明天派车送我前去新侨开会,同时转告大明,鲁研室,明天不必来找我了。
然而,刚准备写东西,林非同志偕同那位姓董的同志和小李来了。
董是找我为鲁研室出版的刊物约稿的,认为我必须写。
因为我既是所的负责人,鲁研室又是我的主任,能不写吗?这一来,当然又涉及所谓垄断问题。
在我反驳了一通个别人的胡说八道后,董非常气愤地说:“在一般大专院校教师中,在研究鲁迅问题上,李某已经成了一面旗帜,而我们则被认为是官方的代言人,那才丑呢!”
林非说:“他们属文物局管,其实也是官方!”
还有更气人的,董在上海组的稿子,那位瘟牛脑壳闻讯后,都抢手快把稿子拿走了。
因为一些人分不清两个鲁研室有何区别。
我问到是否约过茅公、组缃写稿?据说,士菁给茅公的媳妇写了信,尚无着落;组缃因病却推辞了。
我承允稍缓当面请茅公写稿。
我自己,也可试试,但得春节后才能动笔。
另外,我建议他们去约一约汪金丁。
同时,我还叮咛他们,一要顾全大局,不能因为他耍无赖我们也以眼还眼;二要既不应丝毫贬低鲁迅,但也不能将鲁迅神化。
等他们走后,我才想起,还有好些人,比如:戈宝权、荒煤、觉民都该约其撰稿。
陈涌想来他们已经约过了。
总之,我觉得我们倒应该趁这机会约一些同我们观点并不尽同,甚至相反的人,例如,至今犹然在两个口号问题持有异议的人写稿。
只有一条:不登有意破坏团结的文章!
1981年01月19日
昨天上午十时回到团结湖。
去舒群处为他送去《静静的顿河》。这是姜椿芳托我转的。也送了我一部。
《静静的顿河》是金人故译,如今又翻版了。这书是金人的家人送给我们的。
舒群的样子很惨淡,我看了很难过。他诉说几天来的气闷。沈阳的出版社乘飞机来了三个人,向他道歉,他的书原序又可发了,并说他也可以把出版社对他的不合理过程写出来一并发表,他为了表示宽大谢绝r。
他又听说在全国文联有某青年人提议他,丁玲、萧三、白朗、罗烽,张天翼等人应该“让路”退休。这是笑话,作家怎能退休呢?出版社受挫折、青年人的提议等全使他很生气。他说:
“一年间我写了八篇小说、四篇短文,有谁能和我相比呢?为什么有人提出要我退休,而无人批评这人呢?……”
我说:“这是言论自由嘛!有谁肯于打这不平呢?这种无理的提法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何必生这闲气呢?”
我只能劝他保重自己,多活两年,少生闲气。他因手术把肠子戳了一个洞,至今大便不正常。
他总是不能够较冷静地对待问题,容易激动,这是不正常、不健康生理影响心理的现象。我很担心他的身体条件恶化。
我吿知他,一个人只有贯彻个人的为人态度,而不要过多地计较对方。
T景唐(上海文艺出版社)、王相武(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汪健(女,《新闻战线》)来,带来了一本鲁迅纪录片稿要我看,共同照f相。我给了他们几本书。
夜间读《鹿鸣》(1981年第一期),有《访萧军》。作者为寒农、班澜、志云。
1981年01月19日
见到马少波,马说:曲社过去有成绩,昆曲的继承和整编,应该继续做下去。(1)培养后代。(2)团结业余爱好者。(3)有计划开展研究工作,史料方面、个人专家的昆曲历史、昆曲艺术发展历史、昆曲重点研究工作,如研究《牡丹亭》等等。
曲社关系不动——仍是剧协(马少波剧协副主席、剧协理事)领导。
朱家溍谈,故宫有千出昆曲戏。
白云生资料,戏研所保存。
栏目:人民日报社论
版面:头版
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全面分析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决定从今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的认真的调整。
这是一件大事,它牵动全局,影响到各条战线、各个地区的工作,影响到人民的生活。
广大干部和群众关心这件事,议论这件事,是理所当然的。
人们关心和议论的一个问题是:这次调整,是不是改变了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
今后还要不要坚持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
大家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
三中全会总的精神、总的指导方针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或者说,彻底纠正左倾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
有了三中全会,才有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我们党才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
有了三中全会,才有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才有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提出,才有一系列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才有一系列改革的实施。
两年多来我们在各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说明,坚决贯彻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我们才能胜利,才能前进。
现在为什么要对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的调整呢?
本来,三中全会就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我国国民经济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有待解决,我们必须认真地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为以后的发展奠定巩固的基础。
三中全会后不久,党中央和国务院又提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但是由于许多同志对于调整的重要性认识不一致,也不深刻,没有摆脱长时期来“左”的错误指导方针的束缚,过去两年执行这个方针不够得力,结果,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基本建设战线没有按计划缩短,其他方面可以削减的开支也没有完全削减,财政赤字有所增加,物价难以稳定。
整个国民经济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潜伏着一种不可忽视的危险。
如果我们不下大的决心,采取果断措施,对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该退的不退或不退够,我们就不能取得全局的稳定和主动,我们的经济就不能在切实可靠的基地上稳步前进,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现代化建设。
所以,这次调整,决不是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恰恰相反,是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正确方针、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是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贯彻。
如果要说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改掉我们工作中还存在的不符合三中全会精神的毛病,那就是下决心去掉不切实际的设想,去掉主观主义的高指标。
而这正是三中全会的路线要求我们必须做到的。
今后一段时间内,经济工作的重点是抓调整,改革还搞不搞?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着手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对于搞活经济、提高经济效果起了很好的作用,大大有利于经济形势的改善。
调整与改革,都是三中全会的精神,总的目标是一致的;
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有相辅相成的一面,又有互相矛盾的一面。
因此,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而不能妨碍调整。
我们要很好地巩固改革的成绩,总结已有的经验,分析和解决在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
凡是有利于经济调整的改革,都要继续进行;
与调整有矛盾的,则应推迟、缓办。
总的说来,在以调整为中心的一段时间内,改革的步骤要放慢一点,但这决不是在方向上有任何改变。
为了搞好这次国民经济的调整,必须加强党和国家集中统一的领导。
历史经验证明,克服困难,都要求集中,特别是要求中央集中统一。
但是,现在强调集中统一,决不是要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
我们说的集中统一,是在扭转国民经济被动状况的重大调整措施上要高度集中统一,要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并不是什么都要集中,不是又把什么都搞得死死的。
仍然要继续把经济搞活,发挥地方、企业、职工的积极性。
我们要反对和防止的是盲目性,是只顾本位利益、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破坏性的自发倾向。
至于地方、基层单位和群众的正当的积极性、主动性,不但不应反对,而且应当加以保护和鼓励。
在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都是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
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发扬民主。
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要继续做下去。
当前我们要在继续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同时,加强纪律,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对一切无纪律、无政府、违反和破坏法制的现象进行纠正和斗争。
这是完全必要的。
不如此,就不能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实现经济调整的艰巨任务就没有保证。
这并不是什么“收”。
我们不但要坚定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经济制度的改革,而且要坚定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包括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等等。
这些改革的总的目的,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
我们要继续坚持双百方针。
我们既要安定团结,又要生动活泼。
这些都是没有疑问的,怎么是“收”呢?
至于少数敌对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进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活动,我们从来就主张不能放纵他们,而是要予以及时的打击。
对于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反动言论,从来就没有什么“放”的问题,当然谈不上什么“收”。
搞好经济调整,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
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用很大的努力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使党风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但是还没有根本好转。
今后仍然要坚定不移地抓下去。
六十年代初期那次调整所以收效很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风好,党的威信高。
这次调整尽管物质条件比那时好得多,仍然存在许多困难,只有依靠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同心同德,克服困难,才能顺利解决。
某些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非常不利于恢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严重妨碍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因此,继续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坚决纠正各种脱离群众的不正之风,是不能有所松懈的。
综上所述,三中全会确立的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没有变。
不但上面提到的各项重大决策不会改变,其他如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坚持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等等,也不会改变。
既然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没有变,为什么有些人觉得“变”了或者认为要“变”呢?
这有种种原因。
一种情况是,有些同志对党的方针、政策没有认真学习,没有严肃对待。
他们既没有认真学习三中全会的文件,又不去深入领会当前的调整方针,而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
另一种情况是,有些同志思想上有形而上学。
三中全会总的精神是反对和纠正左倾错误,现在按照实际情况,在着重反“左”的同时,对确实出现的其他错误倾向加以纠正,这完全符合实事求是原则,有人却感到难以理解。
三中全会文件明明指出,要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
明明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有人偏要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对立起来,似乎强调必要的集中就是不要民主,强调法制就会妨碍民主。
不把这种种形而上学观点去掉,就不能正确理解党的方针、政策。
还有,情况变化了,认识发展了,政策也会作相应的调整和补充,使之更加完善。
这既是正常的又是必要的,决不是方向的改变。
有人却认为政策“变”了,这是不正确的。
当然,也有极少数人散布什么党的政策“变”了。
是别有用心,唯恐天下不乱。
对这种人,大家是应该提高警惕的。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实行的是一套符合实际的新的政策,它既不同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那一套,许多方面也不同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政策。
这一套合乎国情、顺乎民心,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方针、政策,党是不会改变的。
今天没有改变,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也不会改变。
我们不但不应改变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而且为了保证这次经济调整的顺利进行,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一切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全党同志、全国人民都有必要重温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便加深对这次调整的理解。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更应当好好考虑一下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看看有何经验,有何教训,认识有无距离,有没有不理解、甚至误解或抵触的地方。
认真总结一下这段时间的经验,对于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正确地、坚决地贯彻执行当前的调整方针,是大有益处的。
(新华社1月18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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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说,“事实是,1980年10月荷兰首相访华期间,不论是首相本人,还是荷兰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没有在任何场合以任何形式向中国方面谈过荷兰政府拟向台湾提供潜艇的事。”
他指出,“荷兰方面为了对自己的错误决定进行辩解,竟然采取这种手法,使人感到吃惊。”
作者:张广桐/戴惠安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成都部队某团七连干部,从关心爱护战士的根本态度出发,把批评当作打扫战士思想灰尘的工具,讲究方式方法,收到激励战士成长进步的良好效果。
最近,七连党支部被评为先进党支部。
连里有个战士,过去曾有小拿小摸的毛病。
连队干部在批评他的错误的过程中,注意了这样几个问题:首先从思想上加强教育,干部多次找他个别谈心,强调世界观改造的重要性。
连长郑天云除了帮助他认清损人利己的思想实质及其危害外,并鼓励他说:“把坏毛病改了,你照样能进步。”
其次,当这个战士承认了错误,主动交出了拿别人的钱,党支部代他还给失主后,还替他“保密”。
再就是,在他做了好事的情况下,及时公开表扬,鼓励他再接再厉。
就这样,这个战士的毛病彻底改掉了,思想不断进步,两次受到嘉奖。
“批评要抓住主要问题。
战士在哪件事上错了,就说哪件事,不能动辄翻老账,揭疮疤,伤人心。”
这是七连干部运用批评的武器帮助战士进步的又一条体会。
去年夏天,一个战士利用出差的机会,私自回家三天。
他以前还有过一些毛病,但已经批评改正。
这次问题发生后,他生怕新账老账一起算,在连队抬不起头。
他的顾虑干部也估计到了,确定只就这件事给予批评。
这个战士很感动,主动要求做检讨,不仅教育了本人,也教育了全连。
七连干部特别注意针对不同问题和不同人员采取不同的批评教育方法。
他们对小拿小摸、男女关系等问题一般不作公开点名批评。
对违反纪律、影响团结等问题,特别是对于那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为教育全连,抓住典型,在做好本人思想工作之后,也在全连进行必要的点名批评。
去年7月份,一个干部探家归队后,没有按时上班。
党支部召开干部会,对他进行批评帮助,并讲明类似问题在战士中也存在,要在军人大会上点名批评他。
他表示同意,并在军人大会上主动做了检讨。
战士看到干部稀拉一点也不行,就更加注意约束自己了。
在七连,战士也可以在一定的会议上指名道姓地批评干部,或向干部提意见。
干部批评战士,事实有出入,或者处理问题不当,也能做自我批评,向战士道歉。
七连由于能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连队原则空气浓,很好地克服了不良倾向,大家心情舒畅,官兵团结好,各项工作都很出色,多次受到上级通报表扬。
(本报通讯员 张广桐 本报记者 戴惠安)
作者:柴建国/吴义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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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6日,北京部队某军教导大队新选拔的21名教员,朝气蓬勃地奔向教学第一线,他们平均只有26岁,50%经过院校培养,每人都有一定的业务专长。
望着这支强有力的教学队伍,军领导同志兴奋地说:“名师出高徒,有这样一批好教员,不愁培养不出好干部。”
这个军党委把选拔优秀教员作为办好教导队重要的一环。
接到组建教导队的通知,几名军首长立即带领机关干部深入各部队摸底。
他们打破过去只从师团教导队选拔教员的框框,放开眼界,广开才路,既从师团教导队选拔,又从院校回来的干部中选,既从连队干部中选,又从机关干部中选。
并把教员的标准交给基层,发动群众推荐,欢迎“毛遂自荐”,切实发掘人才。
侦察处长到所属某团选拔教员,听一位副团长说他在石家庄高级步校学习期间,有一位学员是本军学员中拔尖的全优生,很有才华,院校几次留他当教员,经本人一再要求才回到部队,可惜忘记叫什么名字。
张处长当即到干部处细心查阅档案,终于找到了这名干部。
接着又到这个干部的所在单位考察,进一步掌握了这个同志更详细的情况,通过考核,完全合格,被选拔为教员。
师团领导很支持军里选拔优秀干部到教导队当教员。
某团训练先行连连长翟德文,讲课形象生动,组织训练有方,团里原打算让他当副营长。
接到选拔教员的通知后,觉得翟德文到教导大队更能发挥他的才华,便推荐他去当教员。
某团作训参谋李开英,去年被北京部队评为一级优秀教练员。
当教导大队选上他当教员时,团领导爽快地说:“只要教导大队需要,再好的干部也舍得放!”
(柴建国、吴义恒)
作者:王武/郭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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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兰州部队领导改变对部队训练任务统得太细太死的状况,要求所属各军、省军区根据各自的作战任务和战区特点,自行确定训练重点,制订年度训练计划。
去年下半年,兰州部队领导同志在深入部队调查中感到,统一确定训练任务和内容,对各部队统得过死,以致使担负不同作战任务的部队不能突出各自的训练重点,与实战要求不相适应。
兰州部队党委经过研究,决定改变以前的做法,要求部队在完成共同课目的前提下,从实际出发,自己确定训练重点,加强训练的针对性。
这个决定下达后,各部队十分欢迎,他们认真研究和制订与本部队担负的作战任务相适应的训练计划。
野战部队有的计划侧重进行沙漠戈壁地区坚守防御的训练;
有的则侧重于进行黄土高原地区的野战阵地防御训练。
守备边防部队准备在进行坚守防御训练的同时,拿出一定时间进行游击战课目的训练。
省军区所属部(分)队,根据各自的任务,分别提出了反空降训练、城市防卫训练、山地战卡口子训练等计划。
兰州部队领导机关为适应这种情况的变化,提出了改进对军事训练领导工作的意见。
他们根据各部队不同的训练重点分类指导,制订不同的考核、验收标准,以确保训练质量。
(王武、郭怀亮)
作者:旄整
版面:头版
作者:蔺毅淇/王文杰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春节前,大兴安岭深处的呼玛县,呈现一派军民团结的欢乐景象:地方和部队领导互相走访征求意见,妇女给部队送来精心缝制的鞋垫,银幕前军民并坐喜看新片,礼堂里鄂伦春族歌手纵情歌唱慰问解放军。
沈阳部队某边防团的驻地,是鄂伦春人聚居的地方。
团党委认真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自觉遵守鄂伦春族群众的风俗习惯,积极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建设家园。
每逢农忙季节,部队都派出大批人力物力支援社队。
团卫生队经常派出医务人员,走村串户,为鄂伦春族群众治病。
有一次,一个鄂伦春族妇女产后大出血,急需输血。
这个团有五个同志为产妇输了血。
去年7月,大兴安岭地区霪雨连绵,河水骤涨,严重威胁着鄂伦春族人民的生命财产。
团里当即组成防汛小组,机关连队出动了200多人,冒雨修堤,筑起了一道2,000米的大坝,挡住了洪水。
鄂伦春族人民也非常热爱子弟兵。
去年10月,有个连队有50多亩成熟的黄豆没来得及收割,驻地生产队出动三台拖拉机干了两天,把黄豆全部收割好,帮助拉到营房内。
上级机关给四连拨来一批木材,让连队添置营具,公社便从生产队挑选了六名木匠,起早贪黑给连队干了三个月,打了100多件营具。
(蔺毅淇、王文杰)
栏目:短评
版面:头版
成都部队某团七连正确开展批评收到良好效果的报道,建议连队的同志们读一读。
连队政治思想工作要以表扬为主,同时,对战士的缺点和错误,干部也应提出必要的批评。
这是对同志、对革命事业负责的表现。
但是,批评能不能收到推动进步、增强团结的效果,情况往往很不相同。
这就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使批评达到应有的目的?
“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规定了我们在同志中进行批评的出发点和要达到的目的。
任何时候,开展批评都要坚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分清是非,团结同志,帮助同志进步,共同把连队建设好,把革命工作搞好。
只有从这样的愿望出发,才能去讲究批评的方式方法,也才能达到批评的目的。
这就需要把事实弄清楚。
这是第一位的事。
是不是错了,该不该批评,完全决定于事实本身。
事实清楚,批评才准确,战士才信服。
这就需要注意批评的场合。
什么问题可以公开批评,什么问题适宜个别教育,要区别对待。
动不动就队前点名,不留余地,是不好的。
这就需要充分讲清道理。
错在哪里,怎么改正,都应当讲明讲透。
简单化不行,滥施惩罚更不行。
为了促进自己端正态度,改进批评的方式方法,有的同志是这样做的:想想过去干部是怎样团结教育自己的,看看现在自己是怎样对待战士的。
这样设身处地想问题很好,每个连队干部不妨都这样做。
作者:王基宁郑穗华
栏目:怎样当好指导员
去年8月,一班副班长黄金良嫌炊事班给他做的病号饭不合味,便自己动手重新做。
副连长批评他,他把碗一摔,吵了起来,扬言“不活了”。
连里及时采取措施,才避免发生事故。
正在住院治病的指导员兰忠厚听说这件事,感到十分意外:黄金良是个老战士,一贯表现还好,是党员发展对象,怎么突然闹翻了呢?
他想来想去,觉得黄金良的变化可能与部队入党、提干两项制度改革有关。
解决正确对待入党、提干的问题,正是连队思想工作的一个薄弱环节。
他躺不住了,终于提前出了院。
回到连队,他就到班排摸情况。
黄金良果然是看到自己入党的希望将要落空,对领导产生了怨气。
在支委会上,兰指导员检查了过去在战士入党问题上,思想工作软弱无力,许愿多,教育少,以致矛盾越来越突出。
他从分析黄金良事件的教训,提高大家的认识。
接着,兰忠厚几次找黄金良谈心,讲清入党的目的和严格控制党员发展数量的意义,用英雄模范人物正确对待入党的事迹启发、鼓励他不要泄气。
兰忠厚又领着黄金良到卫生所看病,亲自端上病号饭。
深切的道理,真挚的友爱,使黄金良恢复了自信心。
他哭着对指导员说:“请党支部放心,现在我不能入党,也一定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以后,小黄重新振作精神,学习、工作更加努力。
他向全连介绍了思想转变的体会,使大家受到了教育。
有一天,兰忠厚听几个战士议论说,现在农村经济搞活了,当兵一年丢了“凤凰”(自行车),两年丢了新房,三年丢了新娘。
兰忠厚批评了他们。
战士们说:你讲的大道理谁不懂?
可是“当兵吃亏”是明摆着呀!
这使兰忠厚很苦恼。
为什么不能说服战士呢?
细一琢磨,发现是自己对当兵尽义务的问题没有钻通,话没讲到点子上。
兰忠厚向机关干部请教,借来了一些资料,连续几个晚上,查看了世界上现行几种兵役制的资料,研究了我国宪法关于公民义务的规定,搜集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保卫祖国、抵御外来侵略的传统事例。
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他联系本连的思想实际,深入浅出地在全连讲了《光荣的义务兵》一课。
这一课讲得论据充足,说理比较透彻,针对性也强。
不少战士说:过去我们感到当兵吃亏,是因为只想“捞好处”,忘了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现在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觉得是吃什么亏了,而是自己做得还很不够。
兰忠厚注意阅读有关心理学的书籍,研究新情况下战士们的心理特征和思想变化,琢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点子。
一天,五班新战士朱振良收到父亲的来信说:现在队里实行生产包工,劳力紧张,你早日退伍回来当个帮手吧。
小朱看完信哭起来了。
以后,这样的信和电报渐渐多起来,直接影响着战士们的思想。
兰忠厚分析了这个新的情况,决定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运用家信家访做战士的思想工作。
他在连队开展了“百封家信活动”,发动干部和骨干给战士写家信,利用干部探家之便访问战士家庭,要求家长配合做好思想教育工作。
一封封信带去对战士亲人的深切问候,又带回了父母对儿子的殷切期望。
兰忠厚平时省吃俭用,买了一部收录机,上政治课时,讲台上忽然响起了优美的乐曲,战士们被吸引住了,接着又从收录机里传出朗诵战士朱振良父亲从粤东山区来信的声音:“良儿,最近生产队给我们家补贴了300个工分,还根据我们家劳力紧张的情况作了调整。
现在家里没什么困难了,当初我不该写信向你叫苦。
部队首长就是你的兄长,你要听他们的话,好好干,争取立功!”
一则则家乡喜讯,亲人叮嘱,使战士们深受鼓舞。
兰忠厚为了把思想政治工作搞得生动活泼,他利用担任辅导员的机会,发动小学生给连队战士写了100多封信,介绍他们的幸福生活,使战士们感受到为人民扛枪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他还组织战士举办科学文化知识讲座和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带领战士们走访转业退伍军人,了解他们运用在部队学到的知识改变家乡面貌的情况。
他发动全连定期评选“优秀义务兵”,给当选的战士戴花,照相,把喜报寄到家里。
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加上连队其他干部的共同努力,促使连队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去年,全连的教育训练和其它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好成绩,成为全师的先进连队。
王基宁 郑穗华文 陈玉先插图
作者:于长林
本报讯 济南部队空军司令员王子祥亲自抓外场航材的清仓查库工作,改进航材管理供应方法,取得成效。
在跟班飞行时,王司令员发现外场仓库的航材存放比较乱,没有专人保管,出入登记不全,人员交替时交接不清,因而航材积压、浪费现象严重,有的甚至锈蚀变质。
去年3月和5月,王司令员先后两次找航材处和外场处的领导同志研究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要求他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搞一个整顿计划。
业务部门抽调六个同志分成两个组,调查了五个场站的机场、库房的航材管理情况,针对存在问题草拟了改进外场航材供应管理的计划。
王司令员根据自己调查的情况,动笔作了修改审定,然后批转各部队执行。
计划要求各单位首先做好思想工作,清仓查库,亮出“家底”,按照实际需要该留用的留下,该上交的上交,需调整的调整,然后再建立改善管理供应的规章制度。
到去年10月,外场航材清查整理完毕,共清出各种航材五千多项计三万多件,价值206万多元。
除按外场存放标准留用的外,上交航材992项计6,500余件,价值41万元。
对一些奇缺器材进行了统一调整,解决了四架飞机所需的更换材料。
为了加强外场存放航材的管理,他们建立了必要的规章制度,给机务中队配发了专用航材存放箱,给机组配发了航材专用盒,使各类器材都有专用箱柜存放。
他们还给机务中队和各机窝盖了149个简易小棚屋,解决各种设备的存放问题,防止了多年来一些器材因日晒雨淋造成的锈蚀损坏现象。
(于长林)
作者:李永贵
作者:时高
本报讯 截至去年12月31日止,后勤部门拨给二炮司令部的油料指标结余了17,000多公斤。
与1979年相比,少耗汽油51,000多公斤,第一次改变了年年超耗的被动局面。
二炮司令部车管部门年年抓节油,但由于没有注意发动群众,调动用车部门节油的积极性,效果不大。
去年,他们注意把用车人的节油积极性也调动起来。
在认真贯彻执行《准则》,严格各项规章制度,大力开展节油技术革新的同时,实行了限额用车的新办法。
很多单位领导同志亲自把关,一方面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大家对节约用车的认识,另一方面,经常检查本单位的用车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由于有了管车和用车部门的两个积极性,行车公里大大减少。
去年年底统计,二炮首长用车比前年减少50%以上。
十几个处(室)除一个处因特殊情况车公里超额外,其它均有结余。
(时高)
作者:邢来钊/张拴欣
本报讯 北京部队后勤部某军需仓库被装修理所,自1970年以来坚持修旧利废,废品更生,使大批废旧物品继续为国防建设服务。
截至1980年12月底,十年来,他们共翻新、修旧、利废、制做各种被装物资630多万件,为国家节省新棉633万多斤,节省新布649万多米,创造价值2,600多万元。
部队每年交回的旧单衣和旧棉衣等物品,他们经过挑选、拆洗和缝补,做成棉、单工作服,代替新品发给部队。
他们又把收回的各种旧鞋子洗刷缝补,做成工作鞋,解决部队训练、施工部分战士鞋子不够穿的问题。
他们用旧轮胎作原料,做成经久耐用的马褡腰,节省了大批新皮革。
部队交回的旧雨衣,实在无法修补的就量材利用,分别做成披布、护脚和护腿。
翻拆旧军衣用不上的旧布片,大一点的做成补衣补丁或针线包(已经做了90多万个发到部队)。
那些碎布头、小布条或烂布片,实在无法再用了,他们就经过回弹或重织,制成更生新棉毯。
(邢来钊、张拴欣)
作者:王佑铭/方星明
本报讯 新年之际,武汉部队某师侦察分队因勤俭练兵搞得好,受到上级通报表扬。
去年,他们少花600余元,少打子弹6,400发,少耗汽油500升,而规定要训的射击、战术、摩托驾驶等18项课目,均取得优良成绩。
这个师侦察分队的干部们在组织实施训练时,象巧媳妇那样当家理财,一分钱一分钱的算,一两油一两油的省,一发弹一发弹的抠。
去年战术训练中,师侦察连研究一个新训课目,需制作反红外夜视仪的伪装衣和反雷达的角反射器,上级拨了350元的研制费。
连里干部算了算,要是靠买所需材料和请地方制作的话,这笔款还不够用。
他们发动群众从废料堆里找了八种代用材料,自己动手,只花了45元钱,就研制出了效果良好的反红外夜视仪的伪装衣和角反射器。
前些年,这个连的摩托驾驶训练,都是按先平地、后山地,先白天、后夜间的步骤进行。
去年,干部们一算帐,觉得这种费油费时的方法划不来,于是他们将平路、上下坡路、泥泞路、急转弯等路况和昼夜间各种交通信号等情况集中设在10公里地段内,路程虽短,但项目齐全,少跑了公里,多练了动作,节油500升,训练质量却比往年好。
怎样搞好新年度的勤俭练兵?
最近,这个师又专题进行了研究,制定了四条措施:一、对现有的各种堪用器材,能修则修,能补则补,发挥其最大潜力和作用;
二、少打体会弹,少耗试车油;
三、战术演练时,少打空炮弹,少放炸药包,不搞“以声夺人”;
四、加大军事理论学习、训练的比例,侦察部门召集排以上干部加强对本级战术组织指挥的理论学习,抓好对未来作战对象的编制装备及作战特点的研究,争取少花钱也要练好兵。
(王佑铭、方星明)
作者:李立同宋伟
某部农场财务股长刘学端是个坚持原则、不谋私利的好“管家”。
这次我们一到农场,就听到有关他的一些故事。
去年3月,农场附近的生产大队有个干部和农场一位领导同志联系搞些大米,当时这位领导同志写个条子让财务股给120斤。
购货发票开了,米也领走了,但钱和粮票一直没人来付。
刘学端想,可能买米的人想不了了之,办不到!
谁做的人情,我向谁要钱。
当他第三次向这位领导要大米钱、粮票的时候,对方不耐烦地说:“这点大米,好意思向人家要钱?
没有象你这样办事的。”
刘学端说:“怎么能拿公家东西做人情呢?
你不向他要,我就从你身上扣除。”
他的行动得到场党委的支持。
这位领导同志也觉得刘学端做得对,便向那位大队干部要回粮票和钱,交给了财务股。
去年12月的一天,某团一位股长找到刘学端说:“家属随军后,粮不够吃,给弄几十斤大米吧!”
他和气地回答说:“不行呀,部队已通知大米不准出售。”
那位老乡说:“何必那么死板,咱出钱出粮票,又不是白要。”
刘学端扳着指头说:“一个老乡买几十斤,全部队三、四十个老乡,就得几千斤大米,农场十几个干部哪个人没几个同乡,都要照顾可不得了啊!”
这位股长听刘学端讲得有道理,就走了。
有人说:农场家大业大,伸缩性大。
刘学端却想:领导把我放在管财这个重要位置上,咱办事决不能马马虎虎。
他无论支付、收入、结账,都严格坚持财务制度。
农场有几千亩芦苇,以往连队、机关人员来割芦苇时,到场部拿打好的草绳捆芦苇。
去年割苇子时有人又来拿,他制止了。
他向领导建议说,一捆草绳三、四元钱,用芦苇滩里的草捆也一样,能省一分钱就得省一分钱呀。
他的建议得到领导支持,从此没有人再来拿草绳捆了。
李立同 宋伟
作者:张思益
本报讯 福州部队某团党委积极引导未婚干部学习新《婚姻法》,121名未婚干部决定自觉坚持晚婚。
这个团的未婚干部都到了法定婚龄,其中80%的同志有恋爱对象。
新《婚姻法》生效后,有的同志产生了早当“乘龙快婿”的思想,开始与未婚妻商量结婚事宜。
也有的同志自己想晚婚,但由于受家庭“早结婚早生贵子”的思想影响,晚婚态度也不够坚决。
团党委针对这个情况引导大家学习理解新《婚姻法》,讲清法定婚龄是最低年龄,即不到这个年龄不应结婚,而不是说到了这个年龄就一定要结婚的道理,帮助大家弄懂坚持晚婚与减慢人口增长速度的关系。
他们还列举了本部队通信连技师罗俊美坚持晚婚的事例。
罗技师今年已经27岁,为了集中精力搞技术革新,接连三次写信说服未婚妻,推迟婚期,先后革新出五个技术项目,其中两项在上级机关展出,荣立二等功。
通过学习,使大家对晚婚的认识有了提高。
五连二排长孙永魁是个孤儿,今年24岁,未婚妻去年大学毕业分配了工作,未婚妻的母亲三番五次来信催他打报告结婚。
他在学习后写信同未婚妻商量,要以学习和工作为重,准备过两年再结婚。
目前这个团121名未婚干部纷纷写信到家里,劝说父母及未婚妻正确理解新《婚姻法》,做移风易俗、坚持晚婚的模范。
(张思益)
作者:孙水堂
作者:张长工/姬初
本报讯 有线电通信技术学校,在本校教员尚未配齐的情况下,抽出教员到驻地举办的中学教师进修班讲课,深受群众赞扬。
这个学校驻地是靠近山区的偏僻农村,文化教育事业比较落后。
去年十月份,驻地区党委为了适应新办学校的需要,提高师资质量,打算举办中学数学教师进修班,但是缺乏教员。
他们想到有线电通信技术学校有不少大专院校毕业的教员,便来到这个学校求援。
学校立即从正在担任高等数学教学的教员中抽两名水平较高、教学经验比较丰富的教员去讲课。
经过两个多月的教学,到去年十二月底,进修班学完了陕西高等师范函授数学教材的代数和三角部分。
经考试,及格率达到百分之百,优良率达到百分之六十。
(张长工、姬初)
作者:李义张海赴
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千百万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人们。
某部副营长司珠林就是这样一个人。
司珠林1957年入伍以来,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先后荣立过一次二等功,五次三等功,提前晋级一次,被干部战士誉为大干四化的“老黄牛”。
去年,司珠林所在部队执行国防施工任务。
当时雨水多,坑道石质松软,塌方严重。
为了搞好抢险被复,连队昼夜三班倒,司珠林顶着干,两天没合眼。
第三天战士们硬把他拉出坑道,推进帐篷让他睡觉。
他刚躺下,猛然想起有一段险区,一骨碌爬起来又钻进了坑道。
砌坑道墙壁用的水泥砖没有运到指定地点,需要人扛,司珠林每次都扛两块,重一百多厅。
在他的带动下,两千多块水泥砖很快就扛完了。
在这七天七夜里,坑道发生过一百多次塌方,由于司珠林始终在现场指挥,无一人伤亡。
在这七天七夜里,司珠林睡觉时间很少,眼睛熬红了,嗓子哑了,嘴角烂了,身体瘦了。
为了让他休息,胡团长带车到山上,把他叫出坑道,说:“到团部开会。”
来到团部,胡团长指着床说:“老司,你先躺一会儿,开会时我来叫你。”
胡团长走后,司珠林才发觉是让他下山休息,推开房门,跑了十几里山路,又返回了坑道。
“丁字口”跨度大,塌方多,被称为“老虎口”。
司珠林到一个“丁字口”里去观察,他忽然听见头上响了两声,掉下两块石头,预感到大塌方就要来临,立即大喊一声:“快撤!
快撤!”
边喊边往外推身旁的副连长王运发。
王副连长和40多名民工安全脱险,司珠林却受了重伤。
十多年来,司珠林在执行施工任务中,20多次临危不惧抢救战友。
点炮,他最后出洞;
排烟,他最先进洞;
出现哑炮,他抢着去排;
遇险情,他最后撤退。
正象同志们所说的,“司副营长在危险时刻心中没有‘我’。”
司珠林不但是个实干家,而且还是个精通本职业务的内行。
施工中,无论工作多忙,时间多紧,他都坚持学习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
每接受一次施工任务,他都给自己订个学习计划。
把书带上山,利用倒班的间隙看上一、二页。
司珠林提升为副营长后,用心钻研炮兵阵地指挥业务,上级三次军事考核,他均取得了优秀成绩。
去年4月,部队到某地搞坑道被复,他借来一本有关坑道工程技术的书,带在身边,有空就学,不懂就问,很快掌握了坑道被复技术。
过去,他连图纸都看不明白,现在不但能识图、用图,而且还会绘图做计划,解决施工中的难点。
去年他为全团培训技术骨干一百多名。
打坑道防密门,倾斜度不能超过规定数。
而四连打的一个防密门,倾斜度超过了规定数。
司珠林想出个用外拉内推的办法,校正了过来。
经上级检验,这个防密门的精度良好。
李义 张海赴
作者:余勋国
栏目:思想战线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依靠什么来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对待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种意见认为,只有依靠物质利益的原则,别的都是空的。
一种意见认为,只能依靠思想政治工作,靠物质利益是不行的。
这两种看法都有片面性。
只有把物质利益原则和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才能充分调动人们的社会主义的劳动积极性。
物质利益的原则,就是列宁说的: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才能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
在我们今天来说,就是要使地方、企业、个人,都从本身的利益上关心其生产建设任务的完成情况和劳动成果。
超额完成任务的,可以多得到物质利益;
不能完成任务或造成损失的,要承担物质责任。
“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关心上面”(《列宁全集》第33卷第51页)。
这是我们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一项重要原则。
离开这个原则,吃“大锅饭”,刮“共产风”,决不可能调动广大群众的劳动积极性。
林彪、“四人帮”鼓吹“突出政治”,把物质利益原则诬蔑为“修正主义”,结果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这个沉痛教训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但是,单单依靠物质利益的原则,单单依靠把社会主义经济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关心上面,是不是就够了呢?
不是。
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强国,我们的长远目标是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
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
而社会主义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代表着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劳动者个人利益的源泉和保证。
要使广大群众认清这一点,并团结一致地为共同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就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有坚强的思想政治工作。
当然,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一般说来是一致的。
但由于这三者的物质利益是相对独立的,因此他们之间又存在着在根本利益一致前提下的矛盾。
比如有些事情,为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必须办,但办起来就会暂时影响到某些局部、某些个人的利益;
有的事情,从某个人或某个小团体当前情况考虑是可行的,但从国家全局的利益来看,目前就不可行,等等。
这些矛盾靠什么来解决、来调整呢?
这就要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提高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使大家识大体、顾大局,自觉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单纯关心个人眼前的利益,这些矛盾就无法正确处理和解决,会给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带来危害。
还应当看到,在我们国土上,还存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和外来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时刻会干扰、妨碍我们对一些正确的原则、制度的贯彻执行。
例如奖金制度,是贯彻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的一种具体形式。
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就有可能受到错误思想的影响,不顾整体利益,滥发奖金;
或为了多发奖金,采取抬高物价或变相涨价等手段,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所以,奖金制度也只有同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才能正确实施并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不然,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向钱看”、唯利是图等错误思想就会滋长,就会搞出一些歪门邪道来。
这样调动起来的积极性就不是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这里,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要使物质利益原则与思想政治工作紧密结合,需要两者之间的相互支持和补充。
一方面,要求思想政治工作不要离开人们的物质利益去观察和处理各种思想问题,对于那些应当解决而且可能解决的物质生活上的实际问题,政治工作一定要努力帮助解决,不应用一些不切实际的空话去推诿。
另一方面,在各项实际工作中处理物质利益问题时,又要力求做到与思想政治工作所要求的相一致。
比如我们在政治思想上提倡不计较个人利益、克己奉公,反对个人主义和各种不正之风。
我们领导上在解决人们的实际问题时,对那些真正克己奉公、作风正派的同志,决不能因为他们不叫苦、不伸手就不予注意,而恰恰要注意给以主动的照顾;
相反,对于那些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少得一点报酬的人,对于那些损人利己、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人,决不能因为他们能钻会闹而有丝毫迁就。
总之,我们用人要注意政治思想和劳动态度,干部政策要坚持德才兼备。
不然,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常常使投机取巧者占便宜,正派的老实的人吃亏。
那样,思想政治工作就不会有多大威力,物质利益的原则最终也不能得到正确贯彻执行,人们的社会主义的劳动积极性怎能调动起来呢?
作者:李志坚
栏目:思想战线
人有“七情”,自然就有“喜”与“忧”。
问题在于要喜得在理,忧得恰当。
倘若在不该喜的时候喜了,在不该忧的时候又忧起来,那就不好。
然而这样的事是常有的,例如:
1958年,我国农村生产资料公有化的水平迅速提高,春天是生产队所有,秋冬就变成公社所有,不少地区甚至办起了县联社。
大家都沉浸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欢乐中,着实大“喜”了一阵子。
不料,没“喜”多久,就开始饿肚皮。
原来“喜”错了。
后来,1961年,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某些地方从实际出发,还搞了点包产到户。
有的同志对生产关系上的这种“倒退”十分忧虑,以为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洪水猛兽就要扑来。
不料,没“忧”多久,扑来的却是一度成为稀罕物品的猪肉、鸡蛋、五香花生米等等,却是经济情况的日趋好转。
事实证明,又“忧”错了。
前一次“喜”错,后一次“忧”错,关键都是头脑中有“越大越公就越好”的“左”的框框,忘记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水平的真理。
可见,对一件事是“喜”是“忧”,都不可从自我的感觉出发,而必须有科学的分析做根据。
不然,就会喜错忧错!
当前,对待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的方针,也有一个该喜还是该忧的问题。
这次调整,要求在某些方面要坚决退够,比如基建战线要大大压缩,一些工程要下马;
一些生产条件不足的企业要“关、停、并、转”或减少生产;
行政费用要紧缩;
人民生活的改善也要量力而行。
这一来,很可能会使一些人泄气,觉得甚是可忧。
这份“忧”心,其实又是“忧”错了。
细想一下就会明白,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实行进一步的认真的调整,实在是值得欢欣鼓舞的喜事。
因为它正是为全国人民彻底解“忧”的。
追溯历史,解放以来,我们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留下的烂摊子上建设自己的国家,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是,由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长期急于求成,加上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浩劫,我国国民经济早就存在着严重的比例失调。
粉碎“四人帮”之后头两年对情况没有摸清,经济工作的步子仍然迈得过大,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继续有所发展。
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调整的方针,但是,由于认识的尚未一致,并没有真正落实。
基本建设总的规模并没有退下来,有些地方和企业反而还在那里盲目地上。
因此,国家预决算中出现了相当数量的赤字,物价相继上涨。
这种景况再不彻底改变,四化建设就无法进行,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在经济上得到的好处又要失掉,大好形势将再次受挫。
现在,党中央、国务院下了大决心,采取断然措施继续调整,以消除潜在的危险,为经济的健康发展打下基础。
看到这些,谁不是感到悬着的心开始实了呢?
何况,我们这次调整,是有退有进。
农业、轻工业和有关人民生活口用品的生产,能源、交通,以及科学教育卫生文化事业,还要尽可能地继续发展。
这怎么能说可忧而不是可喜呢?
更重要的是,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标志着我们的经济工作摆脱了“左”的轨道。
这是值得欣喜的大事。
多少年来,“左”的倾向把我们坑苦了。
民主革命时期,先是瞿秋白,接着李立三,跟着又是王明的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路线统治,搞得根据地十丢其九,白区力量丧失几尽。
从遵义会议开始,到延安整风,清算了“左”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局面就大变,十几年功夫就迎来了开国大典。
建国以来,经济工作上“左”的倾向也危害极深,一直没有克服。
现在彻底摆脱了“左”的束缚,一切从我国实际出发,我们的经济建设必将大有希望!
你说我们是该喜还是该忧呢?
打个比方,一个人当然最好不要生病,但既然已经生了病,现在确诊了,开始服用特效药了,比之于不知道有病,不吃药,还在那里瞎折腾,苦撑持,这种确诊和吃药难道不是令人欣慰的吗?
一艘在大海里航行的巨轮,最好是不停地顺利前进,但既然已经发现礁石在前,那么,倒一下车,躲开危险,这种倒车不该使人高兴吗?
世界上没有只进不退的事。
退,只要是为了更好地前进,这就是大好事。
当然,去掉忧心,喜迎调整,也不是要人们高枕无忧。
历史事实多次证明,整天喊莺歌燕舞,迟早会乐极生悲,招惹祸患。
因此,喜中有忧也是正常的。
我们应当忧什么呢?
回顾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苏维埃俄国在经济政策上曾实行大的退却。
列宁当时强调说:“实行退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进攻的时候,用不着维持纪律,大家自己就会向前飞奔;
但在退却的时候,就必须自觉地遵守纪律,更加百倍地需要纪律,因为在全军退却的时候,它不明白、也看不见退到哪里为止,所看到的只是退却,所以有时只要稍微有一点惊慌的言论,就会使大家逃跑。”
(《列宁选集》第4卷第630页)“这次必要的退却愈自觉,愈协调,成见愈少,那末,停止退却就会愈快,而我们胜利的前进运动就将愈稳固、愈迅速、愈壮阔。”
(同上,第581页)当前,我们调整中在某些方面实行的退却,同样“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要顺利排除这些困难,没有一点忧,看来还真不行呢!
其一,统一认识是不容易的。
我们应当充分想到这一点,认真学习,认真做好思想工作,保证大家同心同德,顾全大局。
其二,对于调整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新问题,应当有所预料,准备随时努力解决。
总之,要拿出切切实实的行动来为国分忧。
这对于我们在政治上保持同党中央的一致,昂扬斗志,从容镇静,胜利地达到我们所要实现的伟大目标,是绝对必要的。
作者:郑继续
栏目:思想战线
有人曾说过,人生是在希望之中度过的。
没有希望的人生,好象没有生机的枯木。
是的,人们总是带着各种各样的希望生活着的。
刚来到部队的青年,心里充满着种种希望:有的想在部队学一门技术;
有的想学画画写作;
有的想搞点发明创造;
还有的想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好报考军事院校;
……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想实现自己的某些正当愿望,这种打算并不消极。
但是,如何把希望化为现实呢?
在青年战友中,却存在一些不太恰当的想法。
我看到一位青年战士把19世纪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名著《基督山伯爵》中主人公爱德蒙·邓蒂斯说过的一段话摘抄下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的:‘等待’和‘希望’。”
且不去说等待和希望是否就能代替人类的一切智慧。
我要说的是“等待”万不能和“希望”携手合作。
希望,并不是神话中的那种“飞来之食”,可以在等待之中摄取。
许多有成就的人走过的道路证明,只有靠勤奋努力才能使希望通向现实。
倘若把希望之花栽进等待之盆,那就永远不会结成果实。
大仲马虽然写下了这样的话,但他自己的一生却是异常勤奋的。
若他把写小说的希望置于等待之中,就不可能写出《基督山伯爵》,成不了出色的作家。
有的同志说:“我就是想等一个理想的工作和学习环境”。
这就不好了。
对“理想环境”的等待,会误掉你的一生。
相反,只要自己艰苦奋斗,环境与希望之间总会逐渐趋于一致。
32岁的退伍战士王岭群刚到部队时,分配在通信连当兵,工作岗位不符合自己的文学爱好。
但他既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徘徊等待,而是不懈地努力。
他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200多种文学名著和哲学、历史、地理等书,作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还积累、整理了大量生活素材。
1970年后,他抓紧训练间隙创作发表了《查线》、《○号电话兵》等短篇小说。
1974年退伍后,他在农村一面积极参加生产和工作,一面继续坚持业余文学创作。
现在,他的长篇小说《南疆擒谍》已出两版,发行40万册。
他还被当选为作家协会河南省分会理事。
这说明,在不理想的环境中,只要我们去奋斗,照样可以做出好的成绩。
事实上,许多有志的青年都不是在“理想环境”中成长的。
环境好,固然能给工作学习带来很多方便,但也容易使人安于现状。
相反,环境差可能带来很多困难,但却更能锻炼意志和毅力,为实现美好希望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有人对我国近三年来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97名作家进行调查,发现他们大多数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发奋自学成才的,其中有48人还遭遇到较大的打击,他们的许多优秀作品都是发愤之作。
不少作家说:“坎坷的道路使我深入地接触社会,了解人民”,“造成我的毅力和奋斗精神”。
听听这些经验之谈,我们有什么理由抱怨自己缺乏好的环境呢?
青年战友们,让希望和勤奋挽起臂膀吧,这样才可能累累果实满枝头!
作者:翟琮
栏目:思想战线学习方法介绍
写读书笔记,可以增强记忆,积累知识,帮助自己更好地理解、领会书中的基本观点,也有助于提高分析、综合能力,是一种值得采用的学习方法。
笔记,或称为札记、随笔,内容可根据自己学习的不同需要而定,形式也是不拘体例、长短,没有十分固定的格式。
常见的笔记有以下几种:
(一)批注、评点式,即对书中的某一观点、某一章节或某句话,写出自己的简要想法、注解或评论。
这种笔记有助于增强记忆,加深对某些重要观点的理解。
(二)抄录式,即抄录书中有关资料、典故、名言警句、章节等等。
这种方式适用于积累各种资料。
但一定要有确定的目标,不能漫无边际地什么都抄录下来;
并要注意上下文联系,不能断章取义,歪曲原意。
(三)摘要、提要式。
把书中某一章节、观点、情节,经过分析、归纳,用自己的话把其要点、基本精神概括出来,类似常见的段落大意、内容提要。
这种笔记有助于人们思考,提高分析、综合、概括的能力,也有利加强记忆。
(四)分类、专题式。
为了学习某一门学科或专题,参考多种书籍、文章,把所需的内容分类记在不同的笔记本上,以备随时翻阅查找。
这适用于深入钻研某一课题,也是种常见的读书笔记形式。
(五)心得体会式。
就书中的内容引申开来,借题发挥,写出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见解、体会。
这类笔记要求有较多的个人创造或阐述,难度较大,但对学习提高有更大的帮助。
读书笔记有的写在笔记本上,有的就在书页上作眉批;
有的则记在活页卡片上,编排分类。
为了以后翻检、引用方便,无论何种笔记,摘记的材料都应注明作者、书名、日期、卷页等等。
写读书笔记并不难,但要长期坚持下去并非易事。
常见一些同志有时也作点笔记,但工作或杂事一多,就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有的则是随兴记来,庞杂无绪,此类笔记也用处不大。
我们应该对自己严格要求,养成持之以恒、一丝不苟的习惯,这样才能写出有价值的读书笔记,对学习有所裨益。
作者:吕臣明曹振兴
栏目:星火小集
新战士入伍,都存在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的一段距离。
但为啥有的人能较快地消灭这段距离,有的人却长时期不适应部队生活?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愿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人有些习惯一时不易改变,这不奇怪。
但是,一定的习惯都形成于一定的生活环境之中。
人们来到部队,换了个环境,这就为改变老百姓的生活习惯提供了客观条件。
只要主观上有意识地去改变,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适应部队的战斗生活。
高尔基说过:“‘习惯’是一个残酷的主宰,而旧生活的坚固的网,又完全是由习惯编织成的……许多人在没有明白必须把网绳撕开以前,一辈子都缠在这面网里。”
同志!
当你跨进部队大门以后,就应勇敢地撕开旧习惯编织成的“坚固的网”,使自己迅速成为一个合格的解放军战士吧!
作者:吕臣明
栏目:星火小集
在一次足球赛中出现一件奇事:巴西守门员席科踢了个高吊球,球在空中飞越八十米之后,竟直接射入对方球门,使球迷们欢呼若狂。
人们问席科是怎样踢进这个球的,他回答说:“那是碰巧踢进的!”
我们有个单位也有件奇事:本来这单位连年发生事故,去年上半年却突然什么事故也没出。
找原因,于是乎什么“党委重视”呀,“措施得力”呀,还有“工作经验”,应运而生。
其实,他们既没有吸取以往的教训,也没有什么措施,上半年没出事故亦属“碰巧”。
所以,到下半年,又来了接二连三的事故。
事物的发展总有其偶然性,碰巧的事是常有的。
在碰巧之后,我们应当采取诚实的研究态度,从偶然现象中揭露出隐藏的必然规律,用以指导今后的实践。
硬把碰巧的事说成自己正确安排的结果,以哗众取宠,怎能不碰壁呢?
作者:黎琮
栏目:理论之窗
我们党和国家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对民主和集中的关系的解释,有一个公式:“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对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个提法,前些时,报刊上有的文章认为是不科学的。
《辽宁日报》1980年12月11日发表胡宝琛的文章,不同意那种看法。
他认为,民主与集中总是相对而言的,二者缺一不可,是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关系。
不受民主制约的集中,就不叫集中,而叫独裁;
同样,脱离集中的民主,也就不叫民主,而是无政府主义。
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说明了民主与集中的制约关系。
胡宝琛的文章还指出:
第一,把民主集中制解释为选举或表决中的少数服从多数,很不全面,因为民主集中制除讲少数服从多数外,还讲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地方(全党)服从中央。
而且,把少数服从多数说成既是民主又是集中,也不妥当。
少数服从多数的前提当然是充分发扬民主,但就“服从”来说,讲的并不是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而是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
民主和集中虽然互相有联系,但也有区别,不能说成就是一回事。
第二,把集中指导民主的含义“不确定”,作为取消集中对民主的指导的一个理由,也不能成立。
因为,即便集中指导民主的含义真的“不确定”,那应该是使它确定,而不能把这种指导干脆取消。
其实,并不能说集中指导民主“不确定”,只能说它具有多种含义。
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集中指导民主本来就具有多种含义。
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就意味着“领导机关作出的决定”、“领导机关本身”都可以指导民主。
至于“领导干部,如第一把手”,在其职责范围内,在某些问题上,当然也要“指导民主”,不然还算什么领导?
胡宝琛的文章最后认为,在过去一段时期里,特别在“史无前例”期间,确实曾以集中指导民主的名义,破坏了民主集中制,践踏了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但问题不在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提法,而在于对这个提法的歪曲。
坚持民主集中制,确保党内外民主,并不是要取消集中对民主的指导,而是要使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在民主基础上进行集中,在集中的指导下充分发扬民主。
否则,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必然要导致否定党的领导,走向无政府主义。
(黎琮)
作者:陈铨
栏目:理论之窗
关于我国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三大改造”)是否过早的问题,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
《奋斗》杂志1980年第12期刊登了邢维礼同志的文章,认为“三大改造”不是过早,而是改造后的步子快了,超越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现摘转如下:
在学习经济理论,总结历史经验时,有的同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提倡发展个体经济,还可以搞中外合资经营,这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那么,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立即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不是更好吗?
我认为,我国民主革命胜利后,立即把它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决不是某个人主观设计的产物,这是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们党顺应了历史潮流,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不失时机地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这个革命,这也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
诚然,土地改革刚完成的时候,农民有强烈的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有想走发家致富道路的一面。
但当时广大农村生产条件落后,多数农民没有耕畜和生产工具,积累也十分微薄,大部分农民不仅不能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维持不了。
因此,又有着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迫切要求。
所以,民主革命胜利后,立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条件是成熟的。
我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上的教训,不在于民主革命胜利后应不应当进行这种改造,而在于改造后的步子迈急了、迈快了、迈大了,超越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我们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1955年以前,是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稳步发展的,因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但自从批“小脚女人”之后,步子过急。
1955年,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仅有14.2%,到1956年就猛增到96%,其中高级社占88%。
由于急躁冒进,从1956年起,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开始下降,牲畜也减少了。
至于1958年搞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大刮共产风,就更加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发展到公私合营,步骤都是稳妥和正确的。
值得总结的教训:一是后来步子快了一些;
二是把小业主和小商贩也当作资本主义工商业加以改造,混淆了界限,对发展生产和方便群众生活也带来损失。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步子也是快了一些,没有认识到保存一部分个体手工业,对增加产品花色品种,保持名牌产品质量,方便群众生活的积极作用。
从以上分析看,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尽管存在着一些不足,但民主革命胜利后,必须立即进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是不可否认的,也是不能动摇的。
(陈铨)
栏目:理论之窗
近年来,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它的内容和各部分内容之间的关系展开认真探讨,现将不同观点综述如下:
第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包括四部分:1、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总论,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运动中的共同规律。
2、历史辩证法,即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
3、自然辩证法,揭示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普遍形式和一般规律。
4、思维辩证法,揭示人类思维形式和规律的科学。
第二种意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理由是:经典作家认为自己的哲学体系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块整钢,不是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块钢铁焊接起来的,而是有机地熔化在一起的。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自身,就包含有历史唯物主义。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对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各部分的相互关系,又有不同的见解。
有的认为,辩证唯物论这个体系应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大部分是辩证的唯物论,分为唯物主义自然观、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主义认识论;
第二大部分是唯物的辩证法,分为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和思维辩证法。
这六个小部分按对象也可以合成三个分支,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
也有的主张,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辩证唯物主义总论;
第二层次,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在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的认识和思维这四个特殊领域的表现,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和逻辑学;
第三层次,是伦理学、美学、宗教学和哲学学等等,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支学科,这些学科除了哲学学以外,其他都可在条件成熟时,各自形成独立体系,从哲学中分化出去。
第三种意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应包括一个总论三个分论。
总论是辩证唯物论,三个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以人为中心,阐明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人的解放等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逻辑(两者是一致的,但又有区别,前者研究认识的全过程及其发展规律;
后者则着重研究认识发展的高级阶段,即思维的过程及其发展规律)。
此外,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包括唯物辩证法、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论、认识论以及辩证逻辑等五个部分。
(据《新华月报》文摘版1980年第11期)
作者:贾文友钟志祥
栏目:理论之窗
党的“七大”闭幕时,毛泽东同志倡导全党学习“愚公”精神,今天,搞四化建设还应当提倡再学习。
愚公眼光远大,信仰坚定。
他坚信山是不会增高的,挖一点就会少一点,而子子孙孙又是没有穷尽的。
愚公不愚,实有大志。
难道我们共产党员不应当象愚公那样,毫不动摇,坚定必胜的信心吗?
然而,有不少同志,比起愚公的信念相差远矣!
三十年之中,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受到一些挫折,他们就对社会主义制度发生了动摇;
看到党内出现了林彪、“四人帮”一类,就怀疑我们党是否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组织;
看到党内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就对整顿好党风党纪失去了信心;
看到四化建设中的某些困难,就对能否建成现代化强国打上了问号,真不知他们那“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跑到哪里去了。
愚公不怕吃亏,勤恳实干,为此很受智叟讥笑。
愚公不打自己的“小算盘”,却算了子孙后代的大账,虽然胡子一大把了,还是受苦受累地去挖山不止。
愚公的这种高尚的精神,正是目前一些党员所缺乏的。
共产党员必须大公无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
没有无数这样“痴”、“傻”、“呆”的当代愚公,就不会有今天的胜利。
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只有愿意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民的人,才有资格当党员。
对那些不肯艰苦奋斗,只想入党获利的党员,提倡学习愚公精神,正当其时。
(摘自《实践》1980年第9期,作者:贾文友钟志祥)
把优抚工作作为关系安定团结的大事来抓
浙江省表扬一批拥军优属做得好的单位和个人
浙江省最近表彰了43个拥军优属和复员退伍安置工作做得好的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
把拥军优属和复员退伍安置工作看作是关系安定团结的大事,加强领导,发动群众,坚持把这一工作做深做细做好,是这批先进单位的共同特点。
永康县八字墙公社,对100多户烈军属的工分补贴做到了全部落实,保证他们的生活不低于一般社员的水平。
临海县东鲁公社从1970年以来,每年都召开会议,倾听烈军属和复员退伍军人的意见和要求,年底坚持进行优抚工作大检查,并且建立了择优录用复员退伍军人的制度。
现在,这个公社已有70%以上的复员退伍军人被分别按照各人的技术专长,安排担任了拖拉机手、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和社办企业工人等。
受表彰的拥军优属先进人物丁好好,是吴兴县勤跃酱酒店的青年女营业员。
她以雷锋为榜样,从1978年起,主动担负了为军属孙梅生料理家务的任务。
街坊邻居夸她对待这一家人比亲人还亲。
孙梅生在部队的儿子特地写信给丁好好所在单位,表示要向她学习,为四化建设作出贡献。
淮滨县切实解决烈军属的实际困难
河南省淮滨县认真落实党的优抚政策,切实解决农村烈军属在生产中遇到的困难,使全县九千二百八十三户烈军属的平均生活水平不低于当地社员。
中共淮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从去年九月以来,抽调了二百五十四名干部,组成四十四个工作组,四次深入农村社队了解烈军属的生产和生活情况,认真落实优抚政策。
他们发现有些烈军属在生产和生活上存在着一些实际困难,有少数生产队对烈军属优待照顾不够,优待的工分和粮、款不落实。
针对这些问题,县委和县政府立即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普查,对照顾烈军属的优待工分和粮、款逐队逐户予以落实。
同时,各生产队还为缺少劳动力的烈军属代耕代收联产承包田;
有的生产队还减免了分给烈军属的责任田的上交任务。
淮滨县很多生产队还对年老体弱或失去劳动能力的烈军属和残废退伍军人,按照高于当地社员平均生活水平的标准,实行包养。
同时注意帮助他们解决好一些临时性的实际困难。
去年,全县为烈军属免费供应衣被五百一十四件,帮助修建房屋五百一十间,减免学费一千元,还拨专款四万元,扶持他们买猪、羊、兔和生产工具,发展副业生产。
这个县由于扎扎实实做了烈军属的优抚工作,不少军属纷纷给在部队服役的亲人写信,鼓励他们安心在部队服役,保卫四化建设。
这个县的民政部门还收到部队干部、战士来信三百多封,表示一定要做好本职工作,以实际行动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
内江地区五万户优抚对象去年普遍增收
记者在四川省内江地区农村采访,看到许多烈属、军属、残废军人等优抚对象家里粮满仓、猪满圈,男女老少,喜笑颜开。
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内江地区农村由于认真落实了优抚政策,5万多户优抚对象去年普遍增收。
内江地区在落实优抚政策中主要抓了以下三项工作:
一、优先安排优抚对象户的劳力在社队企业工作和从事养猪、养牛、养鱼、养蚕、看水、看山、编织等劳动,使他们有较稳定的工分收入。
少数实行责任到劳动力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给优抚对象户就近划定包产地块,并从劳力、肥料、种子、农具、农业技术等方面尽量给予方便和援助,保证他们能够完成和超额完成包产任务。
二、评定优待工分、优待粮,切实保证优抚对象的生活水平不低于当地社员。
去年,全地区农村每户优抚对象所得的优待工分,平均达到了1,200多分。
三、全区共计拨出近100万元资金,大力扶持优抚对象发展家庭副业,使每户一般都比前一年多养猪一至二头。
内江、简阳、乐至三县还由国家出钱购买树苗,无偿发给他们栽植,使每户平均多栽自留树20多株。
内江地区在去年粮、油、麻、茧获得增产的情况下,优抚对象的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
据统计,去年全地区优抚对象的吃粮水平,一般比1979年增长20—30%;
集体分配收入增加5%左右;
家庭副业收入增加20%到一倍。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帮助退伍军人解决住房困难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按照“自筹为主,群帮公助为辅”的原则,帮助退伍军人分期分批逐步解决住房困难。
1980年寒冬到来之前,全州已有2,100多户缺房的复员退伍军人住进了新房。
这个自治州地处湘鄂川黔边境山区,是革命老根据地。
近几年来,州县党政领导和民政部门干部深入土乡苗寨和部分汉族地区,到复员退伍军人家里逐户调查,制订了办法分期分批帮助他们解决住房困难,并优先解决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根据地和高寒山区复员、退伍军人无房或缺房的困难。
各县、社还采取“本人申请,群众评议、支部审查、公社批准”的办法,把优抚款落实到户。
区、社民政干部还到队里协助制定建房计划,具体解决建房所需要的屋场和木料。
对建房木材有困难的社队,国家还适当批拨部分木材给他们。
大庸县木材比较困难,州民政局与林业局联系,给他们拨了300立方米木材,为300多户复员退伍军人新修和整修房屋700多间。
湖南省湘阴县城关镇零售煤店职工十七年来坚持为烈军属、残废军人、离休老红军送煤上门,受到群众的赞扬。
新华社记者 刘玉生摄(照片)
栏目:祖国四方
各地农业银行和信用社认真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大力组织信用回笼,扩大吸收存款,积极发展农村信贷事业。
到去年年底,全国农业银行和信用社的各项存款,比上年末增加96亿元,增长30%。
其中储蓄存款总额,增加48亿元,增长48.8%,是建国31年来增长最多的一年。
在大力组织存款的同时,各地农村金融部门积极发放农贷,并根据有借有还、到期归还的原则,努力收回逾期到期贷款。
去年全国农业银行和信用社累计发放各项农贷309亿元,比上年增加115亿元,增长59.6%;
累计收回243亿元,比上年多收回73亿元,增长43.3%。
(据《中国财贸报》)
栏目:祖国四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各项农村政策落实得比较快,四川农副业生产出现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新局面。
据四川省统计局提供的一份材料说,8千万四川农民的购买力去年平均每人达到67元8角,近两年购买力的增长幅度等于1958年至1976年18年增长幅度的两倍多。
栏目:祖国四方
山东省认真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畜牧业生产获得全面发展。
一九八○年,全省生猪在继续稳定发展的基础上,质量显著提高,国家收购的毛猪平均每头重二百二十四斤,比上一年增加十九斤,仅增加重量一项就可多出肉两亿多斤,相当于增加二百斤的肥猪一百三十万头。
到去年年底,全省收购绵羊毛、羊绒、羊皮、兔毛的数量比上一年同期都增长百分之二十一以上。
栏目:祖国四方
据上海市经济领导部门最近公布,1980年上海工业总产值比1979年增长6%,而能源消耗仅增加1.82%;
每亿元工业产值消耗的能源(折合标准煤),从1979年的30,590吨减少到了29,380吨,下降了4%。
全市共节约电力3亿度、煤炭70万吨、燃料油12万吨。
这是上海在前几年对工业用电、燃料油、煤炭、成品油、城市煤气等主要能源实行定额供应的基础上,又采取了择优安排、定额包干、节约归己、起用加价等经济措施,以及加快节约能源的技术改造的结果。
栏目:祖国四方
内蒙古土默特左旗白庙子公社去年甜菜大丰收,全公社平均每人向国家交售甜菜达到3,185斤,折合每人贡献白糖444斤。
白庙子公社位于呼和浩特市西南30里,是一个甜菜基地,甜菜种植面积占全社总耕地的四分之一。
过去,这个公社的甜菜亩产量一直徘徊在千斤左右,去年实行了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大大激发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甜菜亩产量一下提高到3,631斤。
栏目:祖国四方
新疆大批马、牛、驴通过兰新铁路运销内地。
据悉,从1979年底开始就出现内地来新疆购驴买马热,到目前已有10个省区的150多个县买走了38,000多头大牲畜。
如今,不仅内地纷纷前来购买大牲畜,新疆本地农村也添车买马。
这种多年来少有的新形势,正在促进着新疆农牧区大牲畜的发展。
(本栏均据新华社)
栏目:祖国四方
四川通江县城内发现了一个长6,500多米、面积9万6千平方米的巨大岩洞,洞内景色奇美。
这个岩洞是在宕江河畔鸳鸯坪一带山峰中发现的,名叫中峰洞,有三个洞口,分上下两层和一条又宽又深的暗河。
据考察,这个岩洞属石灰岩层结构。
洞内道路纵横,变幻多端。
洞的上层计有五条大路,16条支巷,七个大厅和三个“公园”。
最长的一条大路400多米,最宽阔、平坦的一条大路可容三辆汽车并驾齐驱。
最大的大厅可容上万人。
在这些路、巷、厅内,有许多自然形成的石笋、石林、石花、石塔、石牛、飞天桥、碧水潭、流泉溪等。
三个由岩溶形成的“公园”,更是奇趣非凡。
作者:陈学思
栏目:祖国四方
新华社曼谷1月18日电 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儿子诺罗敦·诺林达拉邦王子1月13日在民主柬埔寨政府管辖区对《曼谷邮报》的记者说,只有民主柬埔寨武装力量才能把越南人赶走。
越南企图让柬埔寨人互相残杀,以便使他们能够占领我们的国家,因此,柬埔寨人民必须团结起来。
《曼谷邮报》今天刊登了诺林达拉邦的这次讲话。
诺林达拉邦去年年底回到柬埔寨,并参加了民主柬埔寨武装部队。
他宣誓为把他的国家从越南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斗争。
在谈到他的父亲在反对越南占领军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时,这位年轻的王子说:“我父亲为团结全国抗击侵略者作过很大的贡献。
我希望他参加联合阵线形式的民主柬埔寨政府,因为在这场解放战争中除了进行斗争别无出路。
这是我的衷心希望。”
在谈到过去两年来的感受时,他说,自从1979年越南入侵以来,他一直在进行抗击越南的斗争。
他在两年前离开金边后,住在巴黎并从事反对越南占领的宣传工作。
新华社布鲁塞尔1月16日电 比利时政府今天正式否认比利时要出售F—104飞机给台湾。
去年8月,美国《航空周刊》报道说,比利时空军准备向台湾出售F—104飞机。
比利时国防部当时即予以否认。
不久前,一家荷兰报纸又报道,比利时将出售飞机给台湾。
今天,比利时外交部发言人正式辟谣,他对新华社驻比利时记者说:“这一消息毫无根据。
比利时的政策是:军事物资只出售给它承认的国家。”
据新华社曼谷1月17日电 据泰国《民众之声报》和《中华日报》今天报道,泰国东部边界占他武里府府尹蓬那·赛沙旺昨天向泰国内政部报告说,越南和韩桑林部队近来开始在柬埔寨的拜林地区使用毒气,用以对付民柬部队和人民。
报道说,这种毒气会破坏人的神经和引起皮肤溃烂,它与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毒气相近似。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月16日电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图片”展览今天在贝尔格莱德革命博物馆开幕。
这次展览是由南斯拉夫人民革命博物馆和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联合举办的,它展出140幅反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史的照片和文献的复制件。
南斯拉夫政府部门的代表和各界知名人士200多人出席了开幕式。
这个展览会将展出半个月。
据新华社1月17日讯 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肖克今天上午在军事学院会见了由加拿大国防学院院长伦·维·约翰逊少将率领的加拿大国防学院代表团。
作者:万光
栏目:埃及通讯
1月11日漆黑的夜晚,在新开罗的巴尔米拉饭店门前,有两个人各自从所乘的小轿车上下来,匆匆走进饭店。
两人在饭店里碰面,其中一人偷偷地把情报文件交给了另一人。
他们刚走出饭店,就被埃及公安人员逮捕了。
被逮捕的两人中,一个是苏联驻开罗贸易官员尤里·马捷琴科;
另一个是埃及公职人员。
尤里从这个埃及人手里获得了情报文件。
那个苏联官员被捕后矢口抵赖。
埃及公安人员问他:你是怎样同那个埃及职员约会的?
他矛盾百出地说:“不是这样,我原来在街上走,我问他懂不懂俄文,他说懂,我就对他说,那么我们进来坐坐吧。”
埃及公安人员问他,从他裤袋里搜出来的文件是从那里弄来的?
他一会儿说:“这可能原来就在我的裤袋里。”
一会儿又说:“可能是我在桌子上发现的。”
实际上,这个埃及职员并不是这个苏联官员偶然碰上的什么普通埃及人,而是苏联情报机关收买的情报人员。
此人学过12年俄文。
他早在莫斯科时就被苏联情报机关物色上了。
埃及当局对此人审讯的结果证明,在开罗的苏联谍报人员要他搜集埃及“议会的情况”,“了解基辛格访问埃及的真正目的”以及埃及在支援阿富汗周前后会对苏联采取什么措施,……等等。
这个苏联官员当然不是在做正常的商务工作,而是在进行地地道道的间谍活动。
他的前任就是一个间谍,在被埃及当局发现赶走前,在库尔萨勒饭店,把那个“埃及职员”的间谍关系转给了尤里。
尤里做得更狡猾,他原来约定同那个人在哈尔纳塔饭店见面,后来又改变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逃脱埃及当局警惕的眼光,终于连人带赃落入了法网。
尤里在审讯中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埃及决定把尤里·马捷琴科和另一个也是进行间谍活动的此间苏联大使馆副武官孙佐夫,一并驱逐出境。
人们记忆犹新,埃及当局当场捕获苏联间谍的人证物证,这不是第一次。
1979年4月被埃及赶走的一名苏联情报官员,在爱资哈尔被逮捕时,手上就正拿着从一个埃及人那里得到的文件。
埃及总统萨达特在谈到这次苏联新的间谍案件时说,苏联人“同(埃及)人民接触是为了从事间谍活动和得到某些好处,也就是为了破坏(埃及)政权”。
(本报有删节)
栏目:简明新闻
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开幕
据科威特通讯社报道,第十二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十七日晚在沙特阿拉伯的塔伊夫开幕。
三十三个伊斯兰国家的外交部长(大臣)或代表出席了会议。
伊朗和利比亚的外长没有到会。
这次外长会议将讨论一月二十五日在沙特阿拉伯麦加开幕的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的议程。
日本外务省人士说目前不可能召开日苏事务级协商会议
日本外务省人士十七日指出,目前召开日苏事务级协商会议,修复日苏关系是不可能的。
日苏事务级协商会议,是一九七八年园田外相访苏时双方决定的,原定每年召开一次。
一九七九年五月在东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由于一九七九年底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日本冻结了原定去年五月在莫斯科举行的日苏事务级协商会议。
马里决定驱逐利比亚驻马里的全体外交官员
据法新社援引巴马科电台十六日广播说,马里政府十四日决定驱逐利比亚驻马里的全体外交官员。
(均据新华社)
栏目:世界各地
美国汽车工业严重危机的一年
据美国报刊报道,美国去年汽车的产量和销售量比前年分别下降了31%和25%。
去年是美国汽车工业发生严重危机的一年。
长期以来,美国汽车的年产量与其他国家相比一直占首位,但是,据日本汽车制造业协会透露,日本将生产约1,100万辆汽车,比美国去年汽车产量约多300万辆。
据《沃德汽车研究所汇报》去年12月24日的数字,美国去年小汽车产量从前年的8百48万5千2百37辆减少到6百37万5千5百零5辆,下降了24.9%。
卡车产量从2百99万8千7百77辆减少到1百59万7千6百17辆,下降了46.7%。
由于汽车产量和销售量大幅度下降,美国汽车工业企业亏损严重,大批经销商店倒团,大量工人被解雇。
据美国报刊报道,仅去年头9个月,美国汽车工业企业就亏损了37亿美元,从前年10月1日到去年10月1日,有1,643家汽车经销商店倒闭。
去年12月初,美国汽车工人的失业人数达19万。
汽车工业是美国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由于汽车工业陷入严重危机,使与汽车工业有关的钢铁等部门受到巨大影响。
巴西出现“自行车热”
在巴西城乡的马路或街道上,越来越多的人骑自行车上、下班或锻炼身体,出现了一股“自行车热”。
巴西去年已生产了200万辆自行车。
自行车已成为畅销商品和一种公认的交通工具。
目前,在全国约1亿2千万人口中已有1,400万辆自行车。
今后骑自行车的人还会大大增加,今年将是巴西的“自行车年”。
巴西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自行车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汽油和交通费猛涨;
二是人们认为骑自行车是一项极好的运动。
去年世界原油产量下降
1980年世界原油产量是3年来最低的一年。
据初步估算,去年世界原油产量比前年下降了5%,去年的平均日产量为5,960万桶,而前年的平均日产量为6,270万桶。
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去年石油产量下降了11%。
由于去年9月伊朗和伊拉克爆发了战争,这个组织的成员国10月份平均原油日产量为2,330万桶,这是1970年以来的最低的日产量。
(本栏均据新华社)
智利铜的储量丰富
据专家估计,智利铜储藏量为1亿零7百万吨,按目前的生产速度可以开采1百年。
智利是世界上主要产铜国之一。
目前每年的铜产量为1百万吨左右,出口铜的收入为15亿至18亿美元。
铜的储藏量在世界上是最多的,甚至超过美国(1亿吨)和苏联(4千万吨),而且铜的品位高。
技术革新的百花坛
国际科技
简易帐篷
多用途电动切菜机
“音乐牙刷”
整猪开膛生产线
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正在移向发射场地,预定它将在1981年3月飞向空间。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盲人射击瞄准装置
西柏林盲人射击俱乐部采用特殊的瞄准装置,使盲人能够练习射击并且打得很准。
这套附设在枪枝上的特殊装置,能把从该装置发向目标的光束,转换成声音信号,盲人射击者通过耳机收听到的不同信号校正射点,进一步提高命中率。
盲人米夏埃利斯在西柏林步枪俱乐部举行的盲人射击比赛中获冠军。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从主要为基本建设服务改变为同时为技术改造服务;
从只为国内改变为既为国内也为出口
一机系统厅局长、厂长会议强调
机械工业要调整服务方向改变生产结构
逐步从主要为重工业服务,改变为同时为轻工业、农业服务;
从主要为基本建设服务,改变为同时为技术改造服务;
从只为国内改变为既为国内也为出口
据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昨天闭幕的一机系统厅局长、厂长会议提出,在国民经济调整中,第1机械工业系统要下决心调整服务方向,改变生产结构,把调整与改革结合起来,使机械工业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出席会议的代表指出,长期以来,机械工业的生产结构很不合理,重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提供设备,而忽视为消费资料的生产提供设备;
重视为基本建设服务,而忽视为技术改造服务;
重视国内需要,而忽视出口需要。
现在,许多机电产品的加工能力相对过剩,而机械工业内部的工艺技术水平低,管理水平比较落后,这种状况与四化建设的要求极不适应。
在整个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机械工业一定要以调整为中心,把结构改革、工业改组和企业改造结合起来,使机械工业的状况有较大的改变。
代表们经过研究认为,在调整生产结构方面,机械工业要逐步从主要为重工业服务,改变为同时为轻工业、农业服务;
从主要为基本建设服务,改变为同时为技术改造服务;
从为国内生产机电产品,改变为既为国内也为出口生产机电产品,使机械工业能适应社会各方面需要,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会议认为,机械工业在调整中还要进行改组。
一方面对那些产品无销路、质量差、成本高、消耗大、亏损多的企业进行关停并转,同时按专业化协作的原则,将现有工厂企业组织成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以提高生产水平。
各工厂企业还应当围绕降低能源和原材料消耗、提高产品质量、治理三废等要求,有重点地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形成一批技术水平较高、有专长、有特色、能进行专业化大生产的新型企业。
从提高经济效益出发调整甘蔗供应
龙溪地区小糖厂让大糖厂吃饱
本报讯据《福建日报》报道:
龙溪地区在80—81年榨季中,按照“先大厂后小厂、先机制后半机制”的原则,合理调整甘蔗供应,以求得高糖高榨高质量的较好经济效果。
开榨前,龙溪地区召集有关糖厂和单位开会,分析大、中、小糖厂的不同经济效果。
漳州糖厂是建厂二十多年的大型糖厂,生产的白砂糖去年获得轻工部颁发的优质产品证书,被省轻工厅命名为信得过产品,万吨甘蔗利润36.6万元,列全国同行首位。
同样万吨甘蔗的税利,大厂是76万多元,中型厂59万元,小型厂45万元,小粉糖厂只有32万元,社队办的粉糖作坊,经济效果就更差了。
而漳州糖厂近年来供蔗量不足的情况很突出。
去年,龙溪地区经委和主管部门从茶铺的小粉糖厂、龙海糖厂、漳浦糖厂等调了5.5万吨甘蔗到漳州糖厂,比小厂自榨多创税利234万元,漳州糖厂增收48.3万元,几个甘蔗调出厂也分到了151.4万元的纯利。
通过算账和对比,大家认为确实应该发挥大厂效率高、质量好、经济效果好的优势,调整甘蔗供应。
小糖厂把甘蔗调整给大、中糖厂压榨,并签订了合同。
调整的甘蔗所得税利,大厂除扣除按企业自主权应留的利润分成外,其余利润返还小厂,税收归甘蔗调出县。
漳州糖厂和附近五家小糖厂签订合同后,增加了61,700吨甘蔗,将比各小厂自榨多产白糖239吨。
伊朗国务部长兼政府发言人宣布:
伊朗美国就人质问题达成最后协议
新华社德黑兰01月18日电伊朗负责美国人质问题的国务部长兼政府发言人纳巴维今天在这里宣布,伊朗政府同美国已就解决美国人质问题达成最后协议。
他说,伊朗政府通过阿尔及利亚收到美国政府的答复。
美国的答复包含有双方同意的各项内容。
他说,对伊朗政府来说,还有一些纯属细节的问题有待达成协议。
四川农民近两年购买力大幅度增长
等于1976年前十八年增长幅度的两倍多
新华社成都1月17日电四川省统计局提供一份材料说,八千万四川农民的购买力去年平均每人达到67.8元,近两年购买力增长幅度等于1958年至1976年18年增长幅度的两倍多。
1958年四川省农民购买力平均每人为31.23元,到1976年增长到39元,只增加了7.77元。
而1979年、1980年两年中,四川省农民购买力由46.6元增长到67.8元,增加了21.2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各项农村政策在全省落实得比较快,四川农副业生产出现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新局面。
去年仅国家收购农副产品付给农民的钱就达56亿元之多,比1976年增加了一倍以上。
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
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全面分析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决定从今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的认真的调整。
这是一件大事,它牵动全局,影响到各条战线、各个地区的工作,影响到人民的生活。
广大干部和群众关心这件事,议论这件事,是理所当然的。
人们关心和议论的一个问题是:
这次调整,是不是改变了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
今后还要不要坚持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
大家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
三中全会总的精神、总的指导方针就是: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或者说,彻底纠正左倾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
有了三中全会,才有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我们党才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
有了三中全会,才有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才有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提出,才有一系列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才有一系列改革的实施。
两年多来我们在各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说明,坚决贯彻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我们才能胜利,才能前进。
现在为什么要对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的调整呢?
本来,三中全会就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我国国民经济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有待解决,我们必须认真地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为以后的发展奠定巩固的基础。
三中全会后不久,党中央和国务院又提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但是由于许多同志对于调整的重要性认识不一致,也不深刻,没有摆脱长时期来“左”的错误指导方针的束缚,过去两年执行这个方针不够得力。
结果,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基本建设战线没有按计划缩短,其他方面可以削减的开支也没有完全削减,财政赤字有所增加,物价难以稳定。
整个国民经济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潜伏着一种不可忽视的危险。
如果我们不下大的决心,采取果断措施,对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该退的不退或不退够,我们就不能取得全局的稳定和主动,我们的经济就不能在切实可靠的基地上稳步前进,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现代化建设。
所以,这次调整,决不是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恰恰相反,是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正确方针、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是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贯彻。
如果要说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改掉我们工作中还存在的不符合三中全会精神的毛病,那就是下决心去掉不切实际的设想,去掉主观主义的高指标。
而这正是三中全会的路线要求我们必须做到的。
今后一段时间内,经济工作的重点是抓调整,改革还搞不搞?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着手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对于搞活经济、提高经济效果起了很好的作用,大大有利于经济形势的改善。
调整与改革,都是三中全会的精神,总的目标是一致的;
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有相辅相成的一面,又有互相矛盾的一面。
因此,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而不能妨碍调整。
我们要很好地巩固改革的成绩,总结已有的经验,分析和解决在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
凡是有利于经济调整的改革,都要继续进行;
与调整有矛盾的,则应推迟、缓办。
总的说来,在以调整为中心的一段时间内,改革的步骤要放慢一点,但这决不是在方向上有任何改变。
为了搞好这次国民经济的调整,必须加强党和国家集中统一的领导。
历史经验证明,克服困难,都要求集中,特别是要求中央集中统一。
但是,现在强调集中统一,决不是要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
我们说的集中统一,是在扭转国民经济被动状况的重大调整措施上要高度集中统一,要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并不是什么都要集中,不是又把什么都搞得死死的。
仍然要继续把经济搞活,发挥地方、企业、职工的积极性。
我们要反对和防止的是盲目性,是只顾本位利益、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破坏性的自发倾向。
至于地方、基层单位和群众的正当的积极性、主动性,不但不应反对,而且应当加以保护和鼓励。
在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都是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
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发扬民主。
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要继续做下去。
当前我们要在继续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同时,加强纪律,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对一切无纪律、无政府、违反和破坏法制的现象进行纠正和斗争。
这是完全必要的。
不如此,就不能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实现经济调整的艰巨任务就没有保证。
这并不是什么“收”。
我们不但要坚定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经济制度的改革,而且要坚定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包括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等等。
这些改革的总的目的,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
我们要继续坚持双百方针。
我们既要安定团结,又要生动活泼。
这些都是没有疑问的,怎么是“收”呢?
至于少数敌对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进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活动,我们从来就主张不能放纵他们,而是要予以及时的打击。
对于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反动言论,从来就没有什么“放”的问题,当然谈不上什么“收”。
搞好经济调整,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
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用很大的努力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使党风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但是还没有根本好转。
今后仍然要坚定不移地抓下去。
六十年代初期那次调整所以收效很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风好,党的威信高。
这次调整尽管物质条件比那时好得多,仍然存在许多困难,只有依靠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同心同德,克服困难,才能顺利解决。
某些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非常不利于恢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严重妨碍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因此,继续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坚决纠正各种脱离群众的不正之风,是不能有所松懈的。
综上所述,三中全会确立的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没有变。
不但上面提到的各项重大决策不会改变,其他如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坚持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等等,也不会改变。
既然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没有变,为什么有些人觉得“变”了或者认为要“变”呢?
这有种种原因。
一种情况是,有些同志对党的方针、政策没有认真学习,没有严肃对待。
他们既没有认真学习三中全会的文件,又不去深入领会当前的调整方针,而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
另一种情况是,有些同志思想上有形而上学。
三中全会总的精神是反对和纠正左倾错误,现在按照实际情况,在着重反“左”的同时,对确实出现的其他错误倾向加以纠正,这完全符合实事求是原则,有人却感到难以理解。
三中全会文件明明指出,要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
明明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有人偏要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对立起来,似乎强调必要的集中就是不要民主,强调法制就会妨碍民主。
不把这种种形而上学观点去掉,就不能正确理解党的方针、政策。
还有,情况变化了,认识发展了,政策也会作相应的调整和补充,使之更加完善。
这既是正常的又是必要的,决不是方向的改变。
有人却认为政策“变”了,这是不正确的。
当然,也有极少数人散布什么党的政策“变”了,是别有用心,唯恐天下不乱。
对这种人,大家是应该提高警惕的。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实行的是一套符合实际的新的政策,它既不同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那一套,许多方面也不同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政策。
这一套合乎国情、顺乎民心,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方针、政策,党是不会改变的。
今天没有改变,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也不会改变。
我们不但不应改变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而且为了保证这次经济调整的顺利进行,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一切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全党同志、全国人民都有必要重温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便加深对这次调整的理解。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更应当好好考虑一下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看看有何经验,有何教训,认识有无距离,有没有不理解、甚至误解或抵触的地方。
认真总结一下这段时间的经验,对于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正确地、坚决地贯彻执行当前的调整方针,是大有益处的。
尼勒克县去年农业大丰收,群众称赞生产责任制是:
打开农民致富大门的金钥匙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1月18日电新疆尼勒克县去年实行符合当地实际的生产责任制,生产一年大变样。
1979年,伊犁河谷风调雨顺,县县农业丰收,唯独尼勒克县减产,吃了五百多万斤回销粮。
1980年,天时不如去年,尼勒克县的农业反而获得了多年少见的丰收,粮食和油料均比1979年增产两成上下,其他各业都开始兴旺了起来,各族社员的收入大幅度增长。
人们说,各种切合实际的生产责任制是灵通的金钥匙,打开了农民致富的大门。
尼勒克县地处高寒山区,虽然土肥水好,但由于十年浩劫,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减产,人民生活贫困。
1979年冬天,这个县下决心改变“把大伙绑在一起受穷”的状况,因地制宜地推行“包产到组”、“包产到劳”、“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去年全县社社队队都增产,许多穷社穷队一年翻身,全县人均收入比1979年增加28%。
1979年,红旗公社有个人均收入只有五块钱的生产队,去年这个32户的生产队全队人均口粮在600斤以上,人均收入增到126元。
这个县实行各种生产责任制后,社员之间的收入虽然有差距,但悬殊并不很大。
再从富户和穷户收入的增长率来看,穷户收入增长的幅度比富户要大。
在边远的尼勒克县,记者发现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的农民无不欢迎机械化。
哈萨克族聚居的红10月公社一大队去年就买了三台拖拉机、一台收割机。
县农机公司去年大型农机具销售量比1975年增长近一倍。
我外交部发言人答新华社记者问
驳斥荷首相为向台湾出售潜艇的遁辞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荷兰首相范阿赫特关于荷兰曾非正式地向中国政府谈过向台湾出售潜艇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01月16日,范阿赫特在海牙就荷兰政府决定批准向台湾出售潜艇一事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在去年10月访华时,曾非正式地向中国政府谈过荷兰可能向台湾提供潜艇的事,而中国方面当时并未以惩罚性措施相威胁。
本社记者就此事向外交部进行了询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一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外交部发言人说,“事实是,1980年10月荷兰首相访华期间,不论是首相本人,还是荷兰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没有在任何场合以任何形式向中国方面谈过荷兰政府拟向台湾提供潜艇的事。”
他指出,“荷兰方面为了对自己的错误决定进行辩解,竟然采取这种手法,使人感到吃惊。”
牡丹江市制革厂十三名退休老工人从国家利益出发
谢绝高薪邀聘留厂当参谋带青工
新华社哈尔滨1月18日电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制革厂13名退休老工人,从国家利益出发,谢绝高工薪邀聘,留厂当参谋、带青工,受到了职工的赞扬。
这13名老工人是去年10月退休的。
听说他们都有30年以上的工龄,业务熟练,一些集体企业就想高薪邀聘他们去工作,但都被婉言谢绝了。
这十三名退休老工人说:
“我们虽然退休了,但我们的责任还没有尽到。
我们还要给年轻干部当参谋,帮助青年工人学技术,搞好传、帮、带。
我们不能考虑个人利益向钱看,要为祖国四化的远大目标多做点贡献。”
老工人说到做到。
退休老工人、原制革车间主任任启宙,看到主管生产的年轻的车间副主任许开东工作中有些困难,就帮他出主意,传授自己的经验。
去年10月以来,13名退休老工人共带了60名新入厂的青年工人,手把手地把技术传授给青年工人,目前这些青年工人有的已基本上能独立顶岗位操作了。
讨论将召开的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议程
第12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开幕
据新华社科威特01月17日电据科威特通讯社报道,第12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今晚在沙特阿拉伯的塔伊夫开幕。
三十三个伊斯兰国家的外交部长(大臣)或代表出席了会议。
伊朗和利比亚的外长没有到会。
这次外长会议将讨论01月25日在沙特阿拉伯麦加开幕的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的议程。
议程中的重点包括两伊战争、以色列并吞耶路撒冷和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
议程中还有中东局势和伊斯兰国家间经济合作的方式等问题。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沙特·伊本·费萨尔亲王主持开幕式并发表讲话说:
“我们要竭尽全力支持阿富汗穆斯林的斗争,直到苏联占领军撤出阿富汗,让阿富汗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时为止。”
业精于勤
——记北京市光华木材厂工程师李云
北京市光华木材厂活性炭车间副主任、化工工程师李云,是一位三十几岁的女同志。
她刻苦钻研,解决了活性炭生产中的一系列技术问题。
在十多年内,她改变了活性炭的生产工艺,消除了对环境的污染。
她勤于钻研,革新改造了粉末活性炭的后处理工序,改变了人工出料、炭末飞扬的局面;
她带领车间的同志自制了检测设备,检测了活性炭的多种结构,减少了有关单位活性炭的进口。……人们说,她是研究活性炭的行家。
李云是1961年北京化工学校的毕业生。
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报考了北京电视大学,学习化学。
在十年动乱中,她因家庭出身不好,经常受批判。
身处逆境仍不忘发愤攻读,当时,要学习没有书,她就通过弟弟到大学去借;
在厂里不能看,就利用星期天到图书馆看;
白天不让学,就在晚上偷偷地学。
李云想:
古往今来,生产上的大变化,很多是靠应用科学技术成果带来的。
知识,总有一天会需要的。
她硬是顶着压力,坚持学完了高等数学、机械制图等课程。
进入七十年代,她开始系统地钻研活性炭。
为此,她尽量挤出一切能够挤出的时间。
晚上孩子睡觉以后,一学就是两三个小时,几乎天天如此;
许多个星期天,她顾不上孩子和家务事,早晨六点钟就奔向北京图书馆,经常是第1个进馆,晚上最后一个出馆。
年复一年的刻苦学习,使李云的知识一天天丰富,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大大提高。
去年夏天,有一个化工企业需要一种含氯离子很低的活性炭。
李云夜以继日地指导工人进行试验,在几天里制成了目前我国含氯离子最低的活性炭,满足了用户的要求。
李云勤奋学习,作出了贡献,人民给了李云信任和荣誉:
她先后被评为厂和局的先进工作者,并获得了全国“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
本报记者何卓新
为让湖上流动捕捞渔户有房住
洪湖县造出了住家水泥船
湖北省洪湖县水泥制品厂设计制造了一种住家的水泥船,解决在湖上流动捕捞渔户居住问题。
百里洪湖有许多流动捕捞的渔户,常年生活在船上。
由于缺乏木料造大船,居住十分拥挤。
洪湖县水泥制品厂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及时组织设计人员下湖,广泛征求渔民的意见,他们根据水上生活特点和渔民的要求,反复进行研究设计,制造出一种适合于水上住家的水泥船。
这种船长约十二米,中部宽二米,全部用钢筋水泥制成,自重三吨,载重八吨。
船上有三个大舱,每个舱长二米,可以做客厅、卧室,另有二个小舱可做厨房和存放物品,船头舱可养鱼,船尾可以安放鸭笼,可供八口之家的渔户住,在湖上停泊十分平稳。
这种水泥船的价格比同样大小的木船便宜百分之三十,而且经久耐用,很受渔民欢迎。
仅洪湖公社太马湖渔场捕捞队就向该厂订购了三十只。
伍开华廖蔚贵
云南地质局第一地质大队采用投标办法
一项勘探工程节省四万多元
云南省地质局第一地质大队最近把一项磷矿勘探工程,交给六个探矿工程队投标。
经过竞争,八○九队承包了这项工程。
以前,地质队在完成一个矿区的普查工作以后,就出包给探矿工程队进行勘探。
由于探矿工程队是固定的,他们承包工程时往往多争勘探费,不去注意改善经营管理。
改用投标办法,让各探矿工程队之间开展竞争,谁能达到工程的设计要求,谁的要价最低,就包给谁干,这种做法有利于提高经济效果,减少浪费。
这次投标,由于几个队之间互相争夺,价格不断下跌,最后包给了单位成本最低的八○九队。
按照设计,这个磷矿区今年的钻探工作可为国家节省勘探费四万三千九百多元,比过去降低四分之一。
(据新华社)
从废渣中回收黄金白银
辽宁省华铜铜矿选矿厂生产过程中凝固在浮选管内壁和浮槽上边的沉积物,过去都是当作废渣扔掉了。
1979年,厂里经化验分析,发现里面含有黄金,便把这些废渣收集起来,送到冶炼厂处理。
到去年11月,一年多的时间,收集了759公斤沉积物,含有黄金177两,白银88两,铜67公斤。
(据新华社)
他在做暖人心的工作
——记芦岭煤矿采煤八区党支部书记姚永立
冬令时节,朔风凛冽。
记者来到安徽省淮北矿务局芦岭煤矿采煤八区的单身职工宿舍,向工人们探询这个采煤区由落后变先进的原因。
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四、五个青年工人一接触到这个话题,就夸起他们区的党支部书记姚永立来。
一个工人说:
“要说俺区的变化,这多亏姚永立同志思想工作做得到家。
他没有官架子,能体贴工人,大家在他的领导下干活儿顺心。”
另一个说:
“他处处关心工人,思想上教育,生活上照顾,大家咋能不好好干。”
他转身指着坐在旁边的一个年轻人说:
“呶,你看他身上这件新棉袄,就是前天姚永立同志看他还没有穿上棉衣,马上给他30元钱买的。”
这时,站在门口的一位抱小孩的工人凑上来说:
“要说姚永立同志关心工人的事,那可太多了。
我这小孩从老家到这里后患了肺炎,急需住医院治疗,也是他帮助联系、安排的。”
工人们的这些话,印证了淮北矿务局党委对姚永立等同志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赞语:
他们做了暖人心的工作。
姚永立是1979年04月来到新建的采煤八区的。
这个区的大部分人员来自原来的采煤八队。
采煤八队是芦岭煤矿有名的后进单位,工人绝大部分家在淮北农村,生活困难的多,因而思想压力很大。
曾经当过采煤工人的姚永立,对这些工人有深刻的了解。
他决定从帮助工人解决实际困难入手做好思想教育工作。
去年春天,一班长梁恒雪家里来信说,家中的房子快要倒了,急需盖屋搬家。
正当他为此事发愁的时候,姚永立知道了这事,主动前来找他,告诉他领导上已经批准他回家盖屋,并拿出为他借好的200元钱给他。
过了几天,姚永立又给梁恒雪去信,要他安心盖屋,把住房、厨房、厕所都建好了再回来上班,同时又从互助金里借了50元钱寄给他。
在煤矿上,婚姻问题常常成为影响工人思想情绪的一个重要因素。
姚永立一方面教育工人树立正确的恋爱观,一方面又热情地关心工人的婚姻问题,甚至自己出面当“红娘”,为工人介绍对象。
姚永立对思想落后的工人,总是坚持多从正面教育,积极引导他们,帮助他们进步。
青年工人陈学武,刚进矿时表现不错,但过了一段时间却走了下坡路,被人称为“打架大王”,因此受了处分。
小陈的女朋友听说他受了处分,要和他断绝关系。
姚永立亲自给女方写信,全面介绍小陈的情况,帮他挽回了将失去的爱情。
小陈深受感动,他说:
“组织上这样体贴我,我还讲啥?
只有好好干!”
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和人打过架,干起活来象一只小老虎。
在组织生产方面,姚永立和采煤区其他领导干部注意尽量按照每个工人的体质强弱和健康状况,有所区别地安排工种和生产任务,使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各尽其能。
因此,工人们干起活来心情舒畅,越干越有劲。
去年,这个采煤区提前一个半月完成全年原煤生产计划,采煤区的党支部被评为全矿的先进支部。
新华社记者
刘谓福
(本报有删节)
农药包装需要改进编辑同志:
最近,到农村去了一趟,感到农药包装需要改进。
现在农村一家一户,有的有自留地半亩,有的一亩多,这点地不仅种菜,还种水稻、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
因为地少,作物多,对农药的需要量多少不一,最多的一斤,少的半斤、几两。
而现在农药的包装起码是一斤,大都是两斤。
为此,社员只得几户买一大瓶来分,每年分数次。
就是生产队整瓶地买去,用药时也无法计量,只好凭眼力、手势,一倒了事。
这样,人们很难使农药达到有效药量和浓度,实现防虫灭病的目的。
广大社员群众盼望,能够把水剂农药由大瓶改为小瓶,无刻度改为有刻度,用后还能把农药瓶回收。
希有关部门给予重视,尽快加以解决。
曾大和
吉林建设银行试办基建贷款效果好
调动了建设单位的积极性加快了工程建设速度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从1979年试行基本建设贷款办法以来,慎重确定建设方案,合理安排工程项目,发放贷款,始终坚持贷给那些条件好、投资少、见效快、积累高、属急需短线产品的挖潜、革新、改造项目。
吉林市啤酒厂申请贷款210万元进行扩建,但计划中漏列了糖化部分的糊化锅和冷却器等项目,尚缺资金14万元。
要是在过去,就得追加投资计划,增加预算拨款支出。
该厂和建设银行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把列入1980年贷款计划中的大麦库项目推迟到1981年建设,腾出14万元资金用于糊化锅和冷却器的建设。
这样,既满足了生产需要,又减少了银行贷款。
实行贷款后,建设单位还同设计、施工、物资等单位签订经济合同,做到了设计、资金、设备、材料和施工力量的“五落实”,加快了建设速度,缩短了建设周期。
长春市第一针织厂1980年建设1,300平方米的染整厂房,如在前几年要用三年,这次实行贷款,同各方面签订了经济合同,只用五个月就建成了。
实行贷款的办法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果,到去年年底,全省发放了70个项目的贷款共8,636万元,当年建成投产的共计41个项目,其中有九个项目已回收贷款110万元,其余29个项目预计今年上半年也可建成投产。
姬建仁
四平市三家副食商店实行生猪自收、自宰、自销一条龙
减少经营亏损买主卖主满意
吉林省四平市三家副食商店实行生猪经营自收、自宰、自销一条龙,顾客欢迎,农民满意,商店由亏变盈。
吉林省食品公司负责人认为,四平市的这个办法是减少生猪经营亏损的一条途径,准备逐步创造条件在全省九个市推广。
四平市每年销售生猪75,000头,过去大多数是由周围各县收购站收购,县食品公司调入,运到副食商店销售要经过八道周转环节。
这期间,途中运输费,临时饲养费,屠宰加工费,冷藏保管费等都得计入成本。
因此,生猪经营费用大,造成连年亏损。
四平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认真总结了多年来经营生猪亏损的教训,决定在三家卖肉量较大的人民副食商店、六马路副食商店和烟酒公司农工商联合商店实行生猪购销一条龙的办法。
即:
由商店派人直接到郊区社队按户头制订预购计划进行收购,在近郊可以做到当天屠宰、扒皮、加工,并把生肉、熟食摆上柜台。
这样,取消了中间环节,平均每头猪减少费用近三十元。
从去年09月初到11月末,三家商店共经营生猪3,714头,盈利七万八千多元,平均每头盈利二十一元多。
采取生猪购销一条龙办法,商店掌握郊区社员生猪存栏底数,预约收购,排开上市,随购、随宰、随销,社员卖猪难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供应到市场上的全部是现宰现卖、剔骨扒皮的新鲜肉,还能供应猪血、头蹄下水等副产品以及多年断缺的红白血肠,群众十分欢迎。
(新华社)
山东省潍坊棉纺织厂,采用电子技术在络筒机上清除棉纱及化纤纱的疵点,使清纱效率由37.1%提高到87%,并提高了棉纱质量。
新华社记者吴增祥摄
广州按专业化原则调整机械工业
生产越搞越活机电产品出口增加
广州市机电局为了把机械行业搞活,对生产方向进行了调整,确定把国际市场有销路的小机床、小冲床、小刃具、小漆包线、电度表、蓄电池、镇流器、电风扇、冷冻机、保险柜、电梯、手动葫芦、铸铁管等13种机电产品,列为重点产品,并围绕这些产品调整机械工业结构。
广州市机电局按照专业化协作原则,联合一批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组织起机床、工具、标准件和铸锻四个企业性质的工业公司,围绕发展重点产品,在公司内部进行调整。
机床工业公司由八家机床厂组织起来,当时只有两家生产小机床和小冲床的工厂,因产品在国外打开了销路,生产任务“吃不了”,而其他六家工厂都“吃不饱”。
机床公司把小机床、小冲床的零配件扩散给其他几家机床厂生产,产量迅速提高,出口量增加。
广州市机电局还进行跨行业调整,把原来生产拖拉机配件的第8机械厂,划给了轻工局作为维修轻工企业设备的专业厂;
把生产柴油机的第3机械厂划给了缝纫机工业公司,经过改造和增添专用设备后,将形成年产20万台缝纫机的生产能力,产品大部分出口。
前不久,市机电局成立了机械进出口公司,积极向国外推销机电产品。
根据国外市场的需要,组织一批技术力量较强的骨干工厂,研制电冰箱、冷冻机等新产品,逐步做到向国外提供成套的机械设备。
此外,广州机械行业还在调整中开展了来料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业务,使一些机械厂生产越搞越活。
去年同1979年相比,机电产品出口数量增长40%,机电系统利润增长56%。
本报记者戚休
旅大501晶体管厂从废水里回收黄金
十年来,旅大501晶体管厂在生产可控硅时,把溶解在“王水”(注)里的微量黄金经化学处理、还原和过滤出来。
到今年01月初,共回收黄金2,288克,价值二万九千七百多元,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赞扬。
漆泽权王景林
注:
“王水”由一体积浓硝酸和三体积浓盐酸混合而成,具有非常强烈的腐蚀性,金、铂能溶于其中,可用来腐蚀黄金锑(金片)。
活性炭
活性炭是以果壳、煤、木屑等为原料,采用物理方法或化学方法,经过炭化、活化、精制等工序加工后制成的一种炭素物质,分为颗粒、粉状两大类。
活性炭因其发达的孔隙结构而具有很高的吸附能力。
在制药、制糖、味精、油脂等工业生产中,可对产品进行脱色、精制,达到净化、提纯的目的。
工厂排放的废气、废水,经过活性炭处理后,吸附掉绝大部分有害物质,可以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被污染的水源经过活性炭处理,可达到饮用标准。
粒状活性炭还具有很高的机械强度,在有机合成工业、科研和医疗卫生工作中有重要用途。
福州塑料行业回收利用边角料
改性聚乙烯泡沫塑料,是制作拖鞋和塑料凉鞋的重要材料。
但制鞋剩下的边角料数量很大,约占原料总数的三分之一。
由于这种材料不容易和新原料混合在一起,因此给边角料的回收利用带来很大困难。
有的工厂将边角料投到锅炉里烧掉,造成苯类物质和有害气体随风飘散,污染了空气。
为解决改性聚乙烯泡沫塑料边角料回收利用的技术问题,福州市二轻局和塑料工业公司在1979年组织了攻关小组,经过反复试验,找到了把边角料和新原料混合在一起的方法。
现在,福州市塑料行业开始回收利用这种边角料,到去年底回收利用四百多吨,节约原材料费用一百一十多万元。
(据新华社)
缺斤少两新法
向忠池
春节前夕是市场的大忙季节。
为了节省顾客排队的时间,方便群众,武汉一些副食品商店和副食品柜,都将黄花、木耳、京果、糕点等年货分成小包。
这种传统作法,历来颇受称道。
可是,也有令人恼火的事。
前几天,我就听到一位老妇抱怨说:
从汉口一家商店买了一包四斤重的粉条,回家一称,虽然分量不少,但包装纸又大又厚,重一两半;
长粉条中夹杂着一大把寸把长的碎头子,足有二两。
这实际上是变相的短斤少两,以次充好,克扣群众。
这就难怪买主有怨言了!
社会主义商业一定要做到买卖公平,千万不能干变相短斤少两的事,我们大家都应信守。
芜湖市联盟化肥厂利用闲置的厂房设备
进行技术改造生产短线产品
芜湖市联盟化肥厂是个小化肥厂,有两套年产三千吨合成氨的装置,分属两个车间。
第1车间由于设备陈旧,成本高,消耗大,每年亏损近六十万元,成了企业的一大“包袱”。
在调整中,这个厂果断地将第1车间停产,集中资金改造第2车间,使第2车间的生产能力达到年产6,000吨的水平。
这样,不仅发挥了设备效率,而且大量节约了能源。
但是,第1车间下马后,厂内劳动力过剩,厂房和设备闲置无用。
如何挽回这些损失?
许多职工都在想方设法。
不久,这个厂从有关方面获得了生产分散蓝染料的资料。
他们认真分析了本厂的有利条件,认为生产化肥和生产化工染料隔行不隔理,利用下马的厂房设备发展分散蓝染料,不仅可以减少损失,还可以向本省纺织行业提供高档染色剂。
于是,他们利用闲置的厂房和合成氨装置、冷冻机等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建成了一条分散蓝染料生产线。
据统计,改建这条生产线所花的资金,只相当于新建一条同等规模生产线的三分之一。
现在,新产品分散蓝已经试制出来,经有关部门鉴定,质量符合国家标准。
注:
分散蓝染料是一种高档的新型染料,主要用于涤纶、锦纶、氯纶等化学纤维织物的染色。
现在,全国这类产品也是短线。
(据新华社)
无论在服刑期间还是在刑满释放以及彻底平反后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心
上海《支部生活》刊登通讯和短评
赞扬徐景明对党有着坚定的信念
共产党员徐景明,因交友不慎而被错判徒刑。
无论在服刑期间,还是在刑满释放以及彻底平反后,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心
本报讯上海《支部生活》杂志1980年第5期刊登了长篇通讯《信念》,报道了上海有线电厂供应科科长、共产党员徐景明在政治上遭到不幸以后,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心,表现了共产党人对党的坚强信念和宽广胸怀。
《支部生活》为此发表了短评《珍贵的信念》。
1963年04月的一天,当时是车间党支部副书记的徐景明,以“反革命”罪被公安机关拘留了。
拘留的原因是:
他有个同学叛国投敌,在准备偷渡国境时被捕。
那个民族败类为了取得投靠外国主子的资本,收集了一些国内情报。
据罪犯招供,有些情报是徐景明提供的。
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一个共产党员,由于交友不慎,无意中谈了一些情况,突然变为“反革命”,被迫离开了党,离开了群众,离开了温暖的家。
一个严峻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面前:
我应当怎样来认识当前的现实,理解党的政策,决定自己的行动?
我决不能因为被错判而反党,我要相信党,要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不是反革命,我是个共产党员,我要接受党对我的这个特殊的严峻考验!
在青海劳动机床厂劳改期间,在没有老师、缺乏资料,还要从事繁重的劳动和忍受旁人的白眼和讽刺中,徐景明利用夜晚犯人住的房间通宵不熄灯这个条件,抓紧学习从家里寄来的技术书,开始了技术上的攀登。
到刑满释放、留场工作时,他这个原来仅有初中文化的人,技术水平已相当于六级工,能单独设计电路,完成复杂的技术革新项目。
青海劳动机床厂为长春第1汽车制造厂试制一台后桥壳专用机床,其中一只大齿轮需要高频淬火,功率要求达到327瓩。
厂里生产队长找到徐景明,要他参加攻关。
徐景明当时虽已经刑满释放,可是还戴着“反革命”帽子,这种属于“要害部门”的工作,他能干吗?
徐景明心想,在工作上决不能消沉,便欣然允诺了。
到了热处理车间,他一边参加劳动,一边整理资料,分析、计算、设计,经常干到深夜两三点钟,终于想出了一个分级连续淬火的办法。
这个主意得到领导的赞同后,他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连续奋战,就把这难关攻下了,为我国的汽车工业立了大功。
1977年秋,徐景明回到了上海。
徐景明案件的平反,既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又因为“四人帮”倒台不久,有些错误观念还牢固地影响着一些人,有的人还是把他看成是劳改过的。
徐景明想:
处于这样的历史条件,我不能苛求这些同志,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想,我是个党员,问题是自己够不够一个党员的标准。
一个人的名誉不是靠别人宣布出来的,而是靠自己的行动干出来的。
因此,他继续用自己的行动向大家剖白一颗共产党员的红心。
他回到上海有线电厂,开始在工具车间齐套库做转移工,三个月后调到机动科做电工,和同志们一起很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解决了一些技术难题。
他事事是那么舍得使劲,干得那么愉快。
他从来不向人们谈在青海的时候怎么样。
连他爱人问他,他也笑笑说:
“过去的事情,还提它做啥!”
1979年03月,徐景明担任了供应科长。
担任供应科长以后,业务不熟,没有经验怎么办?
他虚心向老同志求教,刻苦钻研,亲身实践,什么事都去干一干。
吊扇任务下来了,他两个半天坐着不挪窝,把四十几只零件一只一只地分析。
他深入市场,调查研究,摸清行情,反复比较,很快就把供应科的一套业务掌握了,而且得到了“徐精明”的雅名。
徐景明当了一年供应科长,他废寝忘食,和全科同志一起,在生产任务多变的情况下,改变了供应科被动的局面,成为全厂公认的先进部门。
最近,徐景明已被任命为该厂副厂长,担起了更重的担子。
《支部生活》在短评《珍贵的信念》中指出:
尽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也错怪过自己一些忠诚的儿女。
可是,单单看我们党培育出一大批有高度觉悟的共产党员,包括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战斗英雄,张志新、史云峰那样的无畏战士,也包括徐景明这样的能够忍辱负重的普通党员,就会觉得我们的党好,我们的党值得深深地爱。
在向四化进军的今天,不是有人“看破红尘”吗?
不是有人稍不如意就哇啦哇啦大骂社会主义吗?
不是有人伸手要这要那,总怪党亏待了他吗?
如此等等,说明这些同志头脑里缺少一样珍贵的东西——信念。
信念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具体地体现在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的行动上。
勇敢的珞巴族
在西藏东南部绵延起伏的喜马拉雅山南麓,有一块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森林茂密的地方,名为珞渝,这里居住着一个过去为人们不大熟悉的民族——珞巴族。
珞巴族在旧社会很少与外界接触,他们大多聚居在原始森林覆盖的高山峡谷之中,世代和大自然及野兽搏斗,养成了勇敢强悍、吃苦耐劳的民族性格。
珞巴族过去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除了农活,几乎人人都擅长狩猎。
珞巴族男子,从七八岁开始就跟着大人一起进入丛林,攀藤跳崖,操弓练射,到了成人年龄,便熟悉了狩猎环境,掌握了各种射杀野兽的本领。
珞巴族捕捉野兽的方法很多,最常使用的工具是弓箭和地箭。
他们会用当地出产的一种有毒的野生植物制成毒药,涂在箭镞上,射杀野兽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就是遇见象熊、豹、野牛等凶猛野物,也跑不出百米即可毙命。
珞巴人习惯于集体行猎,全村的壮年男子常常邀集一起进山围猎,猎获的野兽,按着珞巴人古老习俗要平均分配,即使获得最小的猎物,也要全村人分着吃。
当猎手们背着猎物走出森林,高高兴兴地回村时,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欢快地跑到村口列队迎接,那种兴高采烈的场面,就象是过节一样。
要是打到猛虎,珞巴人就要举行最隆重的仪式加以庆祝。
老人要向最先扑向猛虎的猎手奉献青稞酒和食物,祝福他平安吉祥,然后给他戴上用虎头皮制作的帽子,再插上虎须,作为光荣和勇猛的标记。
从此,这个人在部落里就会永远受人尊敬。
索文清
内蒙古电视台设立蒙古语组,每星期三晚上播放蒙古语节目,包括用蒙古语配音的故事影片,深受蒙古族电视观众的欢迎。
新华社记者杨慎和摄
巧夺天工的黎锦
聚居在美丽富饶的海南岛上的黎族,在历史上就以高超的棉纺技术著称。
早在战国时代,黎族祖先已懂得利用木棉花织成有文采的贡品“织贝”。
公元前一世纪汉武帝末年,琼崖产的广幅布成为封建统治者喜爱的征调物品。
棉纺技术是勤劳的黎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黎族利用木棉纺织历史悠久,独具匠心。
在纺、织、染、绣方面均有本民族的特色。
他们以织绣、织染、织花为主,刺绣较少。
但白沙黎族有一种两面加工的彩绣,其精工堪与苏州“双面绣”媲美。
染色多利用一些野生和家种植物作染料。
东方、昌江的黎族还创造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绞缬染”,先在经纱线上用细线扎成各种花纹,染色后拆开细线,显露出白色花纱,再织进彩色纬线,形成精致的图案花纹。
织物的纹饰,充分表现了黎族织工的丰富想象力。
他们运用简单的直线、平行线、方形、三角形、菱形等几何形花纹,把图案化了的人物、动植物表现出来,构思巧妙,丰富多采。
常用的图案花纹有青蛙、蛇、马、鹿、斑鸠、孔雀、竹、白藤、稻花、水、云、星等四十多种,其中通什一带的黎族多用动物纹;
五指山一带多用人物纹,象征人丁兴旺繁衍;
琼中一带多用甘工鸟纹,意为幸福的化身。
在色彩配合方面,运用明暗间色处理法,以形成色彩强烈对照的效果。
各地的黎锦风格多样,有的古朴大方;
有的华贵富丽;
有的和谐典雅。
保亭南部及陵水西北地区的黎族织造的“满地锦”,为黎族织花的上乘。
其织物多以金黄色为主调,缀以粉蓝、紫红、石绿,色泽灿若闪烁繁星,宛如宝石镶嵌,满地簇锦,使人叹为观止。
清代程秉钊曾用“黎锦光辉艳若云”的诗句加以赞美。
陈凤贤
张德贵拒收礼物
吉林省通化行署公安处副处长张德贵同志,以身作则,依法办事不受礼。
去年08月的一天清晨,因病住院的张德贵同志正在看报,一位中年妇女提着一兜罐头和高级点心走进病房,一进门便说:
“听说处长病了,这是俺的一点心意!”
张德贵很快就明白了她的来意,便耐心地对她说:
“我们从宽处理你儿子是按照法律办事,不要看成是个人的恩惠,要改变送礼的旧习惯。”
说完劝她把东西拿回去。
这位妇女把东西放在床头柜上,转身下楼了。
早饭后,张德贵同志给处里同志打了电话,要工作人员把东西退回去,并且讲明不受礼是公安人员的纪律。
第2天,送礼的妇女把东西拿回去了。
原来,那位妇女的儿子因有盗窃行为,公安处正研究如何处理他时,他的父亲正在办理退休手续,母亲为了让孩子接班,找到张德贵,要求由家长和单位共同进行帮助教育,使其改邪归正,她儿子也再三表示悔改。
根据国家法律和他违法程度,张德贵同治安科同志一起研究,决定从宽处理。
这位妇女就是为这事,趁张德贵有病之机送礼表示感谢的。
龚正祖
把“延安精神”、“八路作风”传下去
——读延安《解放日报》一篇报道的札记
曾文
1946年08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登载的《记魏县长》的报道。
文字不长,所记魏县长的优良作风,十分感人,至今读起来令人心情难以平静。
当魏县长初到任时,县府所在地宋家川因被敌人破坏,没有办公的房子,他和工人等一起搬砖、抬瓦、扛石头、挑土,建了21孔窑洞。
麦收时,魏县长发现一个战士家属麦子熟在地里,收不回来。
他去帮忙,直到把这个战士家的12亩麦子收割完,连饭都不吃一顿。
一次,黄河涨水,从上游冲下来许多石炭。
宋家川群众烧炭都得花钱到山西去买,他和一个小同志,下河捞炭,不到中午就捞了一千二百余斤。
群众见了纷纷下水捞炭,打捞了几十万斤,足供全县二年烧。
河水继续上涨,魏县长决定把县府米仓搬到安全的地方。
他和工作人员,拿口袋背,拿杠子抬。
他的身体不大好,但每次扛得很多,累得满头大汗,还不肯休息。
人们被感动了。
暑期教师讲习班的教员们,都自动来参加。
一位小学教员写了一首歌,有这样几句:
“街坊人,看见了,无不称赞;
当县长,背米包,从来稀罕;
如今的,首长们,百姓一般。”
时间过去三十四年多了,魏县长当年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吃苦在前、不图享受的精神和深入群众的作风,实在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在革命战争年代,象魏县长这样的领导干部,在解放区,比比皆是。
那时候,我们党处于被压迫、被围剿的地位,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动员人民群众,向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我们党的干部在艰苦的环境里,赤胆忠心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着,战斗着。
干部和群众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多少年的斗争实践,形成了一套任何别的政党不可能有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这就是当时备受称颂的“延安精神”和“八路作风”。
正是依靠这种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人民共和国。
今天,我们党正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我们要顺利地达到目标,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端正党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我们的许多经过战争考验的老干部,不愧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体现者。
全国解放以来,虽然地位变了,但是他们的革命精神始终没有变,一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为人民工作。
我们所有的干部和党员都应该向这些老同志学习,让“延安精神”和“八路作风”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振奋精神为人民作出新贡献
错划为右派的民盟成员改正后积极投身四化建设
本报讯
记者张连兴报道:
中国民主同盟各级组织,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因扩大化被错划成右派分子的成员,绝大多数已经得到改正。
复查改正的成员,欢欣鼓舞,精神振奋,积极投身于四化建设,为人民做出了新的贡献。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由于领导方面的某些原因,民盟有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五分之一的成员被划为右派分子,扩大化比较严重,使很大一批同志在政治、经济和生活上受了二十多年的委屈,长期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所长。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政策逐步落实,错划的盟员经过复查得到改正,工作和生活也都得到了适当的安排。
改正后的成员,一般都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没有任何埋怨情绪,顾大局,向前看,同心同德致力四化建设。
他们纷纷表示,党对于错划右派的复查改正,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复查改正后的民盟成员,许多人回到了领导工作岗位。
他们工作积极,勇挑重担,发挥了骨干作用。
我国有名的药理学专家罗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十年动乱中又受到摧残,被迫退休。
1978年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后,他恢复工作,担任了暨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后来又复查改正了他的错划右派问题。
他心情舒畅,大胆工作。
两年多来,积极为医学院的复办准备教材,聘请和培养教师,筹划附属医院,付出了心血,取得了成绩。
去年被选为广东省政协常委,晋升为一级教授。
在教育界,复查改正的成员多半是年逾古稀的老教授。
他们精神矍铄,壮心不已,抓紧时间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著书立说,培养人才。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友松,已经八十岁,双目失明。
复查改正后,他心情非常激动,让人搀扶着去参加复查改正座谈会。
现在,他在家里以口述的方式帮助青年教师自修英语。
另外,还带研究生做科学研究工作,并从事《英语教育词汇》的翻译。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戴家祥,专长经学、古文字学研究。
他八十高龄,带病工作,编写《金文字典》,还带了两个研究生。
著名的北京“六教授”,都是民盟成员,去年,他们全部得到改正。
健在的费孝通、黄药眠、钱伟长、陶大镛四教授,正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费孝通一生坎坷,所从事的专业几经挫折,但是,他对中国社会学的复兴仍充满热情和信心。
近年来,他为重建学科、培训研究人员和创立研究机构做了大量工作。
去年,他在美国参加了国际应用人类学年会,宣读了论文《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获国际应用人类学1980年度马林诺斯基奖。
钱伟长教授决心在有生之年做好三件事:
办好《应用数学和力学》刊物;
做好《应用数学进展》、《国际工程科学》两家有世界影响的外国杂志的编委工作,促进世界科学技术交流;
每年写一本书,把多年从事科学工作的经验和成果整理出来,留给后人。
1978年,他写完《变分法与有限元》(上册),这部五十一万字的著作现已出版。
接着,又完成《奇异摄动理论》、《穿甲力学》、《变分法与有限元》(下册)等书的写作,翻译了三十万字的《张量分析》,还发表了许多论文。
近年来,陶大镛教授写了近百万字的世界经济研究方面的论著。
最近,由他主编的《经济学集刊》已经出版。
黄药眠教授身患重病,仍不辞辛劳,积极为一些报刊撰写文章,为祖国的文艺理论研究工作做出新的贡献。
在错划右派的改正过程中,由民盟中央草拟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建议》(草案初稿)两份文件,也已经有关领导机关同意,恢复了名誉。
民盟成员心情舒畅,扬眉吐气。
他们在哲学、社会科学、文艺、科技、教育、体育等各条战线上,解放思想,努力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有些人已经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他们的工作得到各地党委的支持,受到人民群众的尊重。
很多人被选为各地区或部门的先进工作者。
有的成为全国劳动模范,有的人担任了领导工作,还有的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春风吹又生
谷嘉旺
近读消息二则,不禁情动于中。
其一,1月06日的人民日报上登了一则题为《宜都县枝城派出所民警工作细致热忱,欲寻短见的庞晓燕绝路逢生》的消息,说的是枝城派出所值勤同志发觉少女庞晓燕有寻短见的迹象,并可能被人拐骗时,立即把庞接到派出所问明情由后,安排到民警同志自己家里住下,象接待亲人一般,热情款待,促膝谈心,终于感化了她,使她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其二,1月10日的中国青年报以《北大学生新风可嘉》为题,报道了北京大学住在四十一楼三○四号房间的七名同学,因房间失火,生活和学习用品全被烧毁。
几天里,全校上千名学生和部分教职员工,自发地向受灾同学捐献了大量的钱、粮、物。
在“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之前,助人为乐在社会上蔚为风气。
素不相识的人之间相互帮助的事习以为常。
可在今天,它确实令人感动。
从这两件小事,人们又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同志式的同情和互助的关系。
十年浩劫中,“人情味”、“人性论”横遭鞭挞,“斗争哲学”渗透一切,“打,打,打”、“斗,斗,斗”的吼声,不绝于耳。
结果,多少本来是善良、纯洁的心灵,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埃,变得难以想象的麻木和冷漠。
要消除这种后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在去年这个严寒季节,北京龙潭湖上一学生掉入冰窟窿,竟有人袖手旁观,当解放军同志赶来救援时,甚至有人扯着嗓子怪声喊道:
“当兵的,快跑啊,入党的时候到了。”
这种事虽然只发生在个别人身上,也实在令人遗憾。
《庄子·外物》篇里说了一段“涸辙之鲋”的故事,古人即以涸辙之鲋尚需相濡以沫的道理,规劝有德性的人要同情、援助那些处于困境的人,何况我们今天处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人们!
然而,健康、崇高的道德情操决不会在一个向上的民族中泯灭。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上述二则消息,即为明证。
如果说,对失去的东西,往往更能使人认识它的价值与可贵;
那么,在重新得到它之后,不是应当格外小心地珍惜、保护它么!
我因此想到,我们是多么迫切需要在人与人之间精心培植同情、尊重、互助和友爱的新道德、新风尚。
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正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聂鲁华奋力抢救落水儿童
1980年12月13日下午,江苏省邳县三连庄小学的孩子们放学回家。
在一座大桥上,九岁的女学生石晓红为了避让来往的车辆,不慎失足掉入河中。
桥上的孩子们大声喊叫:
“快救人啊!”
在这紧急关头,民警聂鲁华骑着自行车路过这里,见此情景,他毫不犹豫,纵身跳进了刺骨的河水中,向落水的孩子游去。
聂鲁华将孩子举过头顶,奋力游向对岸,终于将小孩救了起来。
小聂见小孩面色苍白,呼吸微弱,当即拦了一辆汽车,将孩子一直送到医院,直到孩子脱险了,小聂才悄悄离去。
12月18日上午,为了表示对聂鲁华的感谢,运河公社、三连庄大队、学校的领导和被救孩子的父母亲,专程送来了锦旗。
刘恩启
中国能源研究会成立
本报讯中国能源研究会已于本月09日在北京正式成立。
作为学术性的群众团体,中国能源研究会将对我国的能源政策、能源经济、能源技术经济、能源系统工程、能源管理等领域进行各种形式的科学研究,开展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为我国有关部门制定各种能源政策、能源法规和规划等提出咨询意见。
同时,还要普及能源科技知识,发现、培养和推荐能源管理人才。
林汉雄被选为研究会的理事长,朱亚杰、吴京、吕应中、杨纪珂、徐士高、秦同洛为副理事长,并聘请了26位著名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担任顾问。
“会亲桥”
——敖江台湾渔民接待站记事
在东海前沿的敖江北口,有一座式样美观大方的四层楼,这就是浙江省人民政府建立的敖江台湾渔民接待站。
每到渔汛季节,接待站的工作人员不但热情接待遭到海难事故,或来港口避风、求医的台湾渔民,还千方百计帮助台湾渔民寻找在大陆的亲人,安排他们会面或帮助他们转递信件、照片。
因此,台湾渔民都亲切地称接待站为“会亲桥”。
接待站里有一张两位中年汉子和两位中年妇女的合影照片,它记录着一段动人的会亲故事:
那是一个金秋时节,一艘台湾渔船在三沙海区抛了锚,受到了当地政府的热情接待。
船上有一对亲兄弟,三十年前就离开了大陆。
当他们得知这儿离自己的家乡不远时,多么想见见大陆上的亲人啊!
在渔船起航的前一天,他们把会亲的愿望告诉了接待人员。
接待人员十分了解他们的心情,一心想帮助他们和亲人相会。
临时负责接待站工作的陈卫民和一位工作人员走村串户、访亲问友,忙了一天一夜,终于使分离了30年的兄弟姐妹见面了。
两位台湾渔民见到了分离30年的亲姐姐,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们捧起姐姐的手,紧紧地按在心口。
这个动人的会亲场面,当即被接待人员拍摄下了。
在敖江台湾渔民接待站里,这样的会亲故事真是数不尽数。
有一位台湾渔船的大副,在接待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不但见到了分离30年的亲女儿,还见到了从未见过面的女婿和外孙。
有一位大陆籍青年船员在台湾出生,大陆没有直系亲属。
接待站帮助他找到了两个舅舅,两个堂兄。
“会亲诉衷情,感谢架桥人。”
这是一位台湾渔民的留言。
“架桥人”指的是接待站站长宋淑锐。
那是盛夏的一天,宋淑锐发现一位自称“福建人”的台湾老船长,上岸后一直愁眉不展,沉默无语。
宋淑锐问他有什么心事,老船长不是摇摇头,就是摆摆手。
当台湾渔轮即将离开大陆时,老船长才悄悄地对宋淑锐说:
“我就是本地人啊!”
宋淑锐安慰他说:
“下次来,我们一定帮助你会到亲人。”
老船长叹了口气说:
“不用麻烦了,我离开家时,老母就体弱多病,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
台湾老船长走后,宋淑锐一直把这件事挂在心上。
他按照老船长提供的线索,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他在大陆的亲属。
八个月后,老船长驾驶的台湾渔船在海上遇难,被我大陆渔民救起。
他万万没有想到,上岸不到三天,接待站的工作人员领着他的母亲来相会了。
新华社记者吴东峰(本报有删节)
各地都应高度重视消防工作确保国家资财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依靠群众同火灾事故作斗争吕剑光副部长向记者发表谈话要求从五个方面加强工作
入冬以来,火灾增加,全国火灾损失在30万元以上的发生15起。
各地都应高度重视消防工作,确保国家资财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依靠群众同火灾事故作斗争
吕剑光副部长向记者发表谈话,要求从五个方面加强工作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入冬以来火灾有所增加,损失在30万元以上的大火灾全国发生了15起。
各部门、各单位都应当高度重视消防工作,防患于未然,依靠广大群众同火灾事故作斗争,切实保障国家资财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公安部副部长吕剑光为此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谈话。
吕剑光说,1980年全国火灾造成的损失约一亿八千万元,虽然比1979年约减少15%,但损失仍是严重的。
近几个月来,火灾更有增加的趋势。
今年1 月05日,江苏省江阴县红卫染织厂一场大火,被焚的涤棉、灯芯绒、色布等,损失达300万元。
去年12月31日,由广州开往贵阳的一节列车起火,车内的十九吨进口棉花全部被烧毁。
福建省建瓯县在去年底、今年初的几天时间内,接连发生三起火灾,造成152户、811人受灾,一人死亡,41万斤粮食被烧毁,损失二十四万多元。
在谈到火灾增加的原因时,吕剑光说,除了客观上冬春风大物燥,火源增多以外,主要还是一些单位对防火工作不重视。
黑龙江省北安农场管理局赵光糖厂供销科副科长白炳奇,违反仓库防火安全规定,去年11月在库房墙外用苫布、草帘搭设更夫房,又在房内设一大铁炉取暖,结果因烧火过多,烟筒烤着易燃物引起了火灾,损失折款七十九万多元。
白炳奇现已被拘留,当地公安部门准备提请检察机关追究其法律责任。
广东省汕头市木器厂一名保全工,由于刨床马达的铜铝混合线接头不良,加之超负荷运转,冒出的电火花落入铝末内而阴燃成灾,损失达119万元。
此外,也有坏人蓄意纵火破坏。
从公安机关来说,有些地方存在着消防机构不健全、监督不严,火灾发生后扑救不力等问题。
吕剑光认为,控制火灾的发展,最根本的是各单位要真正重视消防工作,开展群众性的防火安全大检查,一旦发现火险隐患就要立即采取措施予以消除。
同时,在各企业单位、生产单位中,要建立、健全必要的防火安全制度和消防安全责任制,把消防安全列为评奖、考核、升级和评选先进的一个条件。
要发挥企业专职消防队和义务消防队的作用,加强防火值班和巡逻制度。
当记者问到公安机关在当前的防火工作中,应当从哪些方面加强工作时,吕剑光说:
一是与有关部门配合,运用多种形式,宣传防火灭火常识,提高群众的防火警惕性。
二是对那些规模大、火灾危险性大、发生火灾后损失大的重点单位,要组织专门力量,逐个进行安全检查,消除火险隐患。
三是发动城镇街道和农村社队订立防火制度和公约,严格控制火源,因地制宜地改善防火条件。
四是进一步建立和健全消防监督机构,对于违反《消防监督条例》及其他消防规章制度的人,要分别情节轻重,追究行政或法律责任。
对于放火犯,应狠狠打击,不能手软。
五是抓紧公安消防队伍的冬训和执勤备战,提高灭火战术水平。
国务院环保办公室召开座谈会指出
加强环境教育要及早安排
据新华社天津01月18日电全国环境教育座谈会提供的材料说,我国目前已经有十六所大专院校设置了十八个环境保护专业,并且办起了两所中等专业学校。
到去年底止,全国还开办了各类环境保护训练班、学习班二百多期,培训了近一万人次。
国务院环境保护办公室新近在天津召开的这次座谈会指出,我国环境教育还处于开创阶段,仍然是薄弱环节,不适应四化建设需要。
座谈会认为,加强环境教育是当务之急,要及早动手,及早安排。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说,环境是大家共有的,保护改善环境,必须依靠群众。
环境教育应当是全民的教育,也是全程的教育,它包括学龄前教育、学校教育和业余教育。
当前,环境教育的重点是加强对在职干部、特别是各级环保部门领导干部的培训,使他们尽快掌握环境知识和管理技能,胜任本职工作。
座谈会指出,从现在起,环境教育要抓紧全面规划,搞好学校教育。
我国能源要在调整中求发展
国家科委召开第2次能源座谈会,代表争相献计献策
本报讯
记者陈祖甲报道:
最近在北京召开的第2次能源座谈会,就我国能源政策问题进行了热烈的学术讨论,认为我国能源必须在调整中求得发展。
由国家科委主持的这次座谈会,发挥了多学科、多兵种协同作战的特点。
近三百名能源科技工作者、能源管理工作者及能源经济、技术经济工作者,对全国及重点地区的能源状况作了评价,对我国能源资源开发速度和程度作了技术经济评价,对我国节能潜力、方向和必要条件作了技术经济评价,对全国和重点地区的能源需求作了预测和评价,为我国的能源在调整中求得发展献计献策。
关于煤油气电等常规能源的发展,代表们认为,应当综合布局,择优开发,把发展水电放在优先的地位,尤其是开发我国东南部缺电地区的水力资源发电,对解决我国能源较为有利。
对于我国的煤炭事业,应当使产供销统一起来,要加快山西煤炭基地的建设。
会议认为,忽视前期工作是长期来我国发展能源的一个通病,今后一定要改变。
在当前国家紧缩投资的情况下,更要注意扩大资源的勘探、数据搜集和技术经济论证工作。
农村能源、民用能源和新能源是会议代表十分关心并积极发表意见的一个题目。
李英杰——设计出多种服装款式畅销19个国家和地区
人民解放军某被服厂青年技术员李英杰,胸怀为四化多作贡献、多创外汇的志愿,刻苦自学,虚心求教,自1976年以来,他根据外商的要求,设计了84种款式的针织样品,都受到外商的欢迎。
工厂按照他的设计生产,履行了和外商的68个合同,生产了大批衬裙、汗衫、睡衣等,畅销到19个国家和地区,赚回三百四十六万多美元。
小李自1968年初中毕业进了被服厂,就迷上了做衣这一行。
他除了学好、干好考料(套裁前衣片拼版)这项本职工作以外,还自学衣服裁剪、设计,主动给人家做衣服。
为了更好地发挥小李的特长,1976年,厂里调他到厂外贸针织产品生产办公室当技术员,负责设计外销针织服装。
要在深山沟里设计出受外商欢迎的产品,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小李头一次设计的是尼龙衬裙,在屋里憋了四五天,也没找着门。
不会,就学,小李向厂里的老师傅请教,又到有关外贸部门,求他们帮助找师傅。
他认真研究国内、外服装设计理论,订阅了四种杂志,购买了大量中、外服装设计书籍,并坚持自学日语。
他还经常到北京图书馆借阅和翻印资料,图书馆的同志看他常常空着肚子排大队等着翻印资料,很受感动,主动挤时间照顾他。
小李积极参加各地举办的商品展销会、展览会,开阔眼界,博采众长。
去年他参加广交会,一次就画回三十多张服装设计草图。
他还把到大城市出差当成学习的好机会,留心观察各种新式服装款式。
为了了解外国朋友的服装特点,他常暗地随外国朋友一起游览,吃饭,买东西。
除此之外,平时小李还十分注意搜集和学习工艺品图案,培养和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
现在,李英杰服装设计造诣越来越深,不仅能够及时按照外商的要求设计出理想的服装款式,而且能够独立设计出外商欢迎的服装款式,使这个厂外贸针织品生产得到更大的发展。
高建中(附图片)
灾年不见灾
——陕西关中地区见闻
关中地区干部群众普遍反映:
去年的灾害若是发生在几年前,日子可难过了。
在那时,一套极左的东西把农村弄得三分灾,七分害,丰年还挨饿;
去年虽有七分灾,却只有三分害,庄户人家有吃有穿。
去年,陕西省关中地区因严重自然灾害农业减产。
受灾后的农村形势如何?
这是人们关心的问题。
最近,记者到这个地区访问,干部、群众普遍反映说:
去年的灾害若是发生在几年前,日子可难过了。
在那时,一套极左的东西把农村弄得三分灾,七分害,丰年还挨饿;
去年幸亏党的政策好,虽有七分灾,却只有三分害,庄户人家有吃有穿。
虽然粮棉减产,而油料大多增产,集体工副业和多种经营普遍有发展,社员分配收入大多增加
位于陕西省中部、渭河中下游的关中地区,包括渭南、咸阳、西安、宝鸡、铜川五个地、市的四十多个县、市,三千多万亩耕地,是我国西北部重要的粮棉集中产区。
去年,这里连续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
从小麦播种开始,干旱持续了二百四十多天;
秋粮又程度不同地遭到了暴雨、阴雨低温、病虫等灾害,造成全地区夏粮减产,秋粮歉收。
据统计,去年关中五个地、市夏粮总产量比1979年减产43%;
秋粮减产6.6%,棉花产量下降了9.2%。
新年前夕,记者访问了八百里秦川,赶集市,下农村,看庄稼,访农户,所见所闻,景象喜人:
大灾之年竟然不见灾。
记者路过渭南、泾阳、乾县、武功、岐山等县的县城和一些农村集镇时,见到市场繁荣兴旺,人如潮涌,商品丰富,交易频繁。
有关人员反映,灾年上市的农副产品的数量多于丰收的1979年,粮食价格同1979年相近,一斤玉米一角二、三,一斤小麦三角左右,猪肉价格还低于前一年。
记者从一些县、社得到的数字表明,去年虽然粮、棉减产,而油料大多增产,集体工副业和多种经营普遍有了新的发展,社员分配收入大多不比上年少,有的还有所增加。
秋收以后,有些社员在银行和信用社里的储蓄有所增加。
据陕西省财贸部门统计,截至去年11月底,关中几十个县农民储蓄存款比1979年同期增长75%;
农村社员购买高、中档商品的数量增多,五个地、市经销农村的缝纫机、自行车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22.7%和5.5%,手表销售量则增长了52.7%。
三中全会制订的农村政策发挥威力
一些老年人告诉记者,象去年那样的“双百日”大旱,只在1929年见过,那一年,关中一带渭河断流,赤地千里,庄稼无收,成千上万的人外出逃荒要饭,饿殍遍野。
而如今,在大灾之后,大多数社队还能象平常年景那样安居乐业,人心稳定,有吃有穿,全靠党的政策好。
记者在访问中看到,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在以下几个方面使广大农民得到了实惠:
一、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农业政策的第1年,关中地区的农业获得了丰收,多数农户被极左政策搞空了的家底开始得到恢复。
仅据武功县调查,1979年农业丰收后,各家从集体分配和自留地中得到的粮食,够吃一年半的有10%,够吃13个月到14个月的有40%。
前年的丰收,减轻了去年受灾减产后的困难。
而所以能够这样,又和党的让农民休养生息政策分不开。
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改变了对粮食高征购的做法,从而减轻了集体和农民的负担。
在推行极左政策的1976年,关中地区粮食总产量93.84亿斤,而征购任务占粮食总产的19.64%;
1979年全地区的粮食总产是108.45亿斤,征购任务连加价超购的,占粮食总产的16.27%;
去年因灾减产,这个地区的粮食征购任务又按灾情核减到占粮食总产量的11.9%。
这就使得农民手中有较多的粮食度过灾年。
二、集体的工副业和社员家庭副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因而虽然去年粮食减产,集体和农民的经济收入却大多有所增加。
据关中五个地、市统计,去年的油料比上一年增产9%,社队企业、畜牧、编织等多种经营的收入也普遍增长。
武功县商业部门截至去年11月底的统计,全县收购生猪62,300头,比上年同期增加了4,000头,每头肥猪的重量比上一年平均增加29.2斤,仅多收购的肥猪增重这一项,农村社队和社员就比上年增收现金217万元;
同时,全县编织业的收入又达480万元,比上年增加了150万元。
这两项多得的现金收入,就占到全县因受灾减产而减收的500万元农业产值的72%。
三、据调查,去年,这个地区农民从国家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中增加的现金收入,每人达四、五十元。
四、农村集市贸易的开放,活跃了经济,扩大了以丰补欠的物资交流,也是关中地区灾年不见灾的重要原因。
关中五个地、市四百六十多个农村集市贸易点,去年以来商品交易额普遍增长,上市的商品普遍增加,商品价格稳中有降。
1979年,岐山县农民平均每人从集市得到的收入17元,而去年增加到24 .5元。
武功县在去年夏粮减产后,安排了50万斤返销粮,至今尚未销出去,原因是市场上的粮价和国家返销粮的牌价差不多。
五、实行农业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的地区,农民还从超产奖励中增加了不少粮食和现金收入。
渭南地区去年在夏粮减产后,有70%的生产队实行了联产计酬责任制,其中半数以上联产到劳,这对这个地区去年夺得秋粮增产12.33%,起了重要作用。
关中地区广大干部群众从灾年不见灾的喜人形势中,进一步看到了党的政策的巨大威力。
一致认为,就象现在这样干下去,关中的形势肯定会一年更比一年好。
目前,天寒地冻的八百里秦川,冬季生产热气腾腾。
麦田冬灌,平田整地,棉田备耕,正在紧张地进行。
记者在泾阳、乾县、渭南、武功等地看到,今年的冬小麦普遍苗齐苗壮,好于往年。
然而,关中地区的各级干部也看到在前进的道路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
因此必须加强领导,加强管理,进一步贯彻和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结合年终分配,完善各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并且妥善解决好困难户生活方面的问题。
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
经济简讯
各地优质产品纷纷进入首都市场
新年伊始,在首都市场上,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各地各种优质名牌产品和土特产品。
现在,除上海、天津和江苏、浙江等老货源区增加了对首都的传统优质产品供应量外,过去北京难得见到的各地名牌日用品和土特产品也纷纷进入首都市场。
其中有荣获1980年国家银质奖章的黑龙江省完达山牌全脂奶粉、旅大市水晶牌晶质玻璃器皿,西安骆驼牌搪瓷制品、湖北沙市鸳鸯牌床单、广西的苎麻的确良纺织品、沈阳新颖的针织外衣等。
天津积极安排春节市场供应
天津市正积极组织货源,安排春节市场供应。
已经落实的投放商品总值比去年同期实际增长9.9%。
主要日用工业品(包括计划内、计划外投放)增加30%以上,猪肉、牛羊肉、鲜蛋等主要副食品增长16.9%,土产杂品增长61.17%。
大型工业品贸易中心在哈尔滨建成
我国东北第1个工业品大型贸易中心——哈尔滨工业品批发市场已经建成,于01月初对外营业。
这个面向全国各地工业企业和商业货站、零售商店的市场,主要用展销、联销、试销、代购代销及零批等经营方式,经营百货、文化用品、鞋帽、服装、糖茶烟酒及各类轻纺工业品。
黑龙江电力系统能源消耗大降
黑龙江省电力系统健全节能管理体系,加强科学管理,并抓紧进行节能技术改造,使能源消耗大幅度降低。
1980年,节约标准煤六万吨,节油五万吨。
山东省畜牧业全面发展
山东省畜牧业生产获得全面发展。
1980年,全省生猪在继续稳定发展的基础上,质量显著提高,国家收购的毛猪平均每头重224斤,比上一年增加19斤,仅增加重量一项就可多出肉两亿多斤,相当于增加200斤的肥猪130万头;
羊、兔和家禽年底存养量都比上一年同期增长16%以上,全省大牲畜长期下降局面已开始扭转,存养量比上一年增长;
到去年年底,全省收购绵羊毛、羊绒、羊皮、兔毛的数量比上一年同期都增长21%以上。
白庙子公社每人交售白糖四百多斤
内蒙古土默特左旗白庙子公社去年甜菜大丰收,全公社平均每人向国家交售甜菜达到3,185斤,折合每人贡献白糖444斤。
新疆大批马牛驴运销内地
新疆大批马、牛、驴通过兰新铁路运销内地。
从1979年底开始就出现内地来新疆购驴买马热,到目前已有十个省区的一百五十多个县买走了三万八千多头大牲畜。
往年七、八、九三个月才是新疆大牲畜的购销旺季,可是去年不仅旺季更旺,进入冰封雪盖的严冬仍不断有人从内地前来购买大牲畜。
落叶归根万木春
前年年底回北京定居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杨思泽(中),表示要为祖国的四化贡献微薄之力。
他原籍台北市,毕业于台湾省成功大学,1978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杨克莱分校核子工程系获得博士学位。
新华社记者杨武敏摄
也谈“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如何看待“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个提法?
《人民日报》1980年10月30日发表的文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提法是否科学?
》持否定态度。
这个意见值得商榷。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谈论民主和集中的关系的时候,虽然没有讲过“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样的话,但是,从来没有否认过民主要有集中指导。
马克思、恩格斯参加改组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既是民主的组织,又是集中统一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的民主并没有脱离集中的指导。
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过:
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
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是荒谬的。
所以,不能说“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提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原则,要求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这既体现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又体现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只承认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而不同时承认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集中制就不完整。
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活动中,要实现正确的领导,不可以没有民主。
没有民主,就不能有正确的集中,也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领导。
所以,“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一条,我们一定要坚持。
但是,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中,也不可以没有集中。
没有集中的指导,也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
我们要的民主,是在党领导下的民主。
拿选举来说,选谁不选谁,当然要由选举人决定,谁当选谁不当选,当然要按得票的多少。
但是,要使选举得以正常进行,就要制定选举法,要进行选民登记,酝酿候选人,具体组织选举。
近年来,我们把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扩大到县级,把等额选举改进为差额选举,以及为了搞好这次选举,各地首先进行广泛的宣传,并且先搞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全面推开。
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都是对民主的集中指导,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在过去的一个时期里,确实发生过民主集中制被破坏和歪曲的情况。
所以发生这种情况,问题不在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个提法本身,而在于根本无视民主。
我们应该对它作出科学的解释,赋予它确定的含义,而不应当废弃它。
“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有区别的,但不能说二者没有联系。
前者有个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后者也有个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
从群众中来本身就意味着多数人的意见一般比较正确,把集中起来的意见贯彻到群众中去,也要照顾到多数人的意见,即使集中的意见是正确的意见,但是群众的多数一时还不愿意那样做,就要做必要的耐心的等待,不能简单地按少数人的愿望去办,这里也要求有集中的指导。
所以,我认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提法不应否定。
赵炎
加强统计工作
岳平
准确的、及时的统计资料,是了解情况、决定政策、制定计划的依据,也是对经济发展趋势作出科学预测的依据。
应继续贯彻国务院1979年的有关决定,切实加强统计工作,充实统计人员,帮助解决统计部门的各种困难,在思想、组织、业务等方面加强领导。
加强统计工作,是保证国民经济调整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
当前,在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中,突出的问题仍然是基本建设战线太长。
解决这个问题,是国民经济调整的一个中心环节。
要作到这一点,国家计划机关必须掌握足够的准确的统计资料,才便于综观哪些项目是符合社会需要而又有条件上的,哪些项目虽是符合社会需要但目前无能为力的,哪些项目是不符合社会需要又超过国家可能条件的。
从而作出判断,采取措施,实实在在地把过长的基本建设战线坚决压缩下来。
我们国家,小生产习惯势力很大,缺乏统计传统,不了解统计工作对于管理好现代化大生产的作用,更不习惯、不善于运用统计这一重要手段来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
过去我们为什么多次盲目地追求高速度、高指标、高积累?
为什么国民经济比例长期严重失调?
为什么多次指导失误?
这是和不重视统计工作、不运用统计资料分不开的。
在我国当前国民经济的改革中,出现许多新情况:
扩大了地方、企业和社队的自主权;
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实行两级财政等等,经济搞活了。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加强统计工作,搞好综合平衡,就更显得必要了。
陈云同志早在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
“分权以后,平衡工作不是应该削弱,而是应该大大加强。”
那么,平衡工作靠什么来加强呢?
重要的一条就是靠及时的、准确的、全面的统计,靠发布有关的经济统计情报,去引导经济的发展。
国家领导机关,通过统计,对于经济的全貌和发展趋势,了如指掌,在处理生产布局、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的分配、劳动政策的制定、生态环境的改造以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安排等等问题时,就能对症下药、有的放矢,提出符合实际的指导性意见,指导国民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减少领导机关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避免国民经济陷入混乱状态。
从地方、企业和社队来说,通过统计就能了解整个经济发展的情况,从而准确地把握自己在全局中的地位,恰当地使用自己的资金和生产能力,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果,避免陷入盲目状态。
可见,统计工作是指导国民经济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只要统计搞好了,监督就比较容易搞,国家干预就比较好搞。
经济管理越灵活,统计工作越需要加强,统计情报越显得重要。
统计工作,是管理社会化大生产所必不可少的。
准确的、及时的统计资料,是了解情况,决定政策,制定和检查计划的依据,也是对经济发展趋势作出科学预测的依据。
它能对各种经济手段的效果进行科学的检验,对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变化作出灵敏的反映。
当今世界经济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统计工作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它们有一套统计机构、统计制度、统计法规和科学的统计方法,经常发布各种经济统计资料。
这是经济管理工作比较科学、经济效果较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目前,我国统计工作的基础太差,主要是有些重要统计数字不准和统计内容不全。
例如,1979年各地上报的耕地为14.9亿亩,比1957年的16.8亿亩减少1.9亿亩。
根据北京一个县和吉林一个县的实地航测结果,航测数分别比统计数多7.8%和25.8%。
如按7.8%计算,全国就多出1亿多亩。
这个数字比英国全国的耕地面积还多。
又如,有些地区和单位,上报工农业产品产量有虚报、瞒报现象;
反映基本建设成果,夸大新增生产能力;
填报物价指数,少报涨价商品的销售额和价格;
统计物资库存,以多报少,等等。
在统计内容方面,还有很大一块是空白。
就已建立的统计指标中,也不完善。
偏重于生产进度与总产值的统计,对经济效果和净产值的统计重视不够;
反映生产建设的多,反映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少;
反映实物量变化的多,反映价值量变化的少;
反映全民所有制情况的多,反映集体所有制和其他经济类型情况的少。
这样,就拿不出反映国民经济全貌的准确统计材料来。
我们的经济情况现在有三个不大清楚。
第1,钱怎么样用得更好,不太清楚。
如何用有限的投资,取得最好的经济效果?
怎样不花冤枉钱,不做赔本买卖?
第2,怎样广开门路,不大清楚。
农业、工业、商业各有多少门路?
我们的国家、各个地方、部门和企业有什么优势?
有什么劣势?
哪个门路有前途?
哪个门路没有前途?
第3,严重浪费的情况,也不清楚。
在基建中,在生产中,在流通中,在引进中,究竟都有哪些浪费?
浪费到何等程度?
由于情况不清,就给指导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带来了困难。
造成统计工作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十年动乱使统计机构被撤销,统计队伍遭解散,统计制度受破坏,大批统计资料失毁外,从思想上来说,主要是对统计工作存在错误认识。
这里仅指出两点。
一是“统计无用论”。
多年来,我们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左倾的,作计划、定指标,常常是凭主观意志,不顾客观条件,很少以统计资料为依据,统计工作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
有的认为,统计工作不过是加加减减的简单工作,或者认为是一种事务工作,有的甚至公开说,我就不看那个统计表。
领导经济工作不看统计资料,就如同指挥打仗不看军事地图一样,那就非搞瞎指挥不可。
现代化生产的国民经济是错综复杂的,要有各种精确的统计数字,才能把宏观经济的活动全貌反映出来。
因此,不仅要靠全面统计报表,而且必须采取抽样调查、典型调查、重点调查等方法,以取得全面的、系统的、准确的统计资料。
二是“留有余地论”。
有人认为,作计划要留有余地,搞统计也要留有余地。
这是把计划与统计混为一谈了。
计划是对未来发展情况的预计,统计是现实情况的数字反映,作计划要留有余地,是为了使计划得以实现,不致落空,陷于被动;
搞统计不存在这些问题,不容许留有余地。
如果统计工作搞起“留有余地”来,无异于说统计的数字可以“打埋伏”、搞瞒报,这就为弄虚作假开了绿灯。
此外,有的人随意修改统计数字,甚至不顾党纪国法,对如实统计或揭发他们弄虚作假的统计人员进行打击报复。
这些,都影响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影响统计工作发挥它的作用。
统计工作之所以对国家领导机关能起耳目作用,就在于它如实地反映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是成绩不虚张,是问题不隐瞒,一是一,二是二。
这才能使领导机关制定决策、采取措施符合实际。
如果统计数字失实,不仅没有用,而且会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危害。
如何加强我国的统计工作?
目前统计部门正在研究,他们设想总的方向是:
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思想上继续肃清左倾的影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业务上,统计部门要积极开展国民经济综合分析工作,对国民经济发展中一些重大问题和当前国民经济调整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要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以建立国民经济平衡体系为中心,改革统计制度,改革计算技术,准确地、及时地、全面地向各级领导机关和社会各方面提供统计资料,并充分发挥统计的检查和监督作用;
在组织上切实加强统计机构,充实统计人员,迅速建立起一个集中统一的强有力的统计系统,使统计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实现上述设想,需要从两方面着手。
第1,加强对统计工作的领导。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的工作重点一直没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领导工作的日程上,统计工作自然排不上号。
现在,各级领导都在抓经济工作,当然应对统计工作予以关心,给予支持。
各地普遍反映,现在统计工作量比“文化大革命”前成倍增加,但人员却比过去减少四分之一,基层统计力量显得更薄弱,统计任务与力量的矛盾相当突出。
因此,应继续贯彻国务院1979年的有关决定,切实加强统计工作,充实统计人员,帮助解决统计部门自身难以解决的各种困难,在思想、组织、业务等方面加强领导。
现在,有些地区、部门已经开始这样做了,统计部门的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统计工作有了新起色。
他们充分运用各种统计资料,作为指导国民经济调整改革的工具,经济工作就搞得比较好。
目前,就全国来看,象这种情况还是少数。
我们希望这种情况逐渐多起来。
第2,统计部门要加强自身建设,建立起一个科学的、完备的统计系统。
为此,需要改进统计体制,调整统计干部结构,加强统计干部培训,积极开展统计科研和统计教育工作,拟定统计法规,等等。
要做这些工作,特别需要加强统计部门的思想建设。
在我们的统计队伍中,绝大多数同志热爱统计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
但也有少数同志,由于各种原因,存在一些思想问题。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
“搞计划的香,抓物资的甜,管物价的讨人嫌,作统计的求人难”。
“计划摇头,会计点头,统计磕头。”
说明统计人员有求人家要数字报表的难处。
同时也反映了一些消极、畏难情绪。
这需要加以克服。
我们应该有做好统计工作的自豪感。
只要有经济工作,就缺少不了统计,统计工作具有广阔的前途。
我们应该为统计工作能在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中作出贡献而感到莫大的光荣。
指导建党建军的重要历史文献
——学习《中共中央给红军第4军前委的指示信》的一点体会
江国钦
在《指示信》中,周恩来同志向红四军明确提出要“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
《指示信》为开好古田会议起了直接的、重要的指导作用。
当前,学习《指示信》,深刻领会关于肃清非无产阶级意识、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这一无产阶级建党思想的原则,对于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29年0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4军前委的指示信》,即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所说的“中央09月来信”。
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同志,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期间,听取了红四军前委代表陈毅同志对部队情况的汇报以后,作了详细的指示。
这封信是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
《指示信》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明确地提出当时红军的基本任务是:
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
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
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
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批判了怀疑红军存在及其伟大作用的取消观念。
《指示信》把红四军的革命斗争置于全国革命斗争的全局之中,特别指出红四军的存在和斗争,“在全国政治局势中有极大影响”,“继续努力下去,将必然要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
《指示信》鲜明地体现了军事斗争必须服务于政治斗争的正确思想,指示红四军要“集中力量去实现党的政治口号以发动群众斗争”。
一再强调依靠群众,团结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发动群众斗争,这是红军克服一切困难和本身顺利发展的根本条件。
后来的中国革命斗争实践证明,《指示信》关于当时形势的分析、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战略策略的主张、关于红军基本任务的确定、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以及红四军发展前途的预见等,都是正确的。
这封信是指导建党建军的重要历史文献,它统一了红四军全体指战员的思想,增强了斗争信心。
在我军初创时期,周恩来非常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强调要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党员,教育部队,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
“使全党的同志团结在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之下一致奋斗”。
肃清非无产阶级意识问题,在我们党内是周恩来最早提出来的。
1928年6、7月间,我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上,周恩来作了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
这个提纲指出,由于党员成分的变化,“农民的意识将影响到党的组织路线上来”,并具体分析了十种“错误倾向和方法”,明确指出:
“这些错误的倾向和方法,有许多都是加强了党与群众关系脱离的危险”。
1928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为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发布了《告全体同志书》,其中第4部分(见《周恩来选集》第8—13页)是周恩来起草的,专门讲了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的问题,列举了“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个人的意气之争”、“小组织的倾向”、“雇佣革命的观念”、“消极怠工”等十种表现。
并指出:
“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的确还时时在破坏党的组织,妨碍党的工作。
全党的同志,应坚决地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根据党的“六大”的精神,在《指示信》中,周恩来又向红四军明确提出要“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
周恩来关于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学说的重要贡献。
在中央指示信以前,红四军经历了三湾改编和两年多革命战争的考验,虽然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人民军队的基础,但是,由于当时红四军建立不久,来源复杂,所以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来,如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和极端民主化等。
这些倾向曾一度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部队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情况。
这对于当时红四军执行党的政治任务十分不利。
1929年06月红四军党的第7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毛泽东想总结经验,加以纠正,但当时会上对怎样建立人民的军队有些不同的看法,认识不统一,未能达到预期的结果。
毛泽东没有当选为前委书记,以后即去闽西养病。
周恩来在听取陈毅的汇报后,指出了红四军“七大”存在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等缺点,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进行了分析,找出了产生的根源,指明了危害,提出了纠正的办法。
《指示信》中的这些内容,为加强红四军中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周恩来深刻地阐明了党内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根源。
首先,这同我们党当时所处的阶级斗争环境和党员成分有密切联系。
由于旧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长期受小资产阶级的包围,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思想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不断地侵蚀和影响着党的队伍。
同时党员的大多数也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有的还来自旧军队。
以红四军为例,据1929年05月统计,全军约4,000人,党员1,329人,其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70%。
《指示信》指出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的表现,大多是来源于小农经济的自私、狭隘、保守意识和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动摇性、狂热性,它们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性和组织纪律性是完全不相容的。
《指示信》还指出,党内存在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另一个原因是“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
当时由于高度分散的农村游击环境,部队久居深山穷谷之中,几与外界隔绝,书籍、报纸极为缺乏,行军作战频繁不断,很少有学习和训练的条件,再加上主观上抓得也不紧,因而党员的理论水平低,缺乏鉴别能力。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红四军党内外存在着非无产阶级意识,是客观环境的反映,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
问题在于怎样正确认识它,解决它。
《指示信》指出:
“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
这里所说的斗争态度,绝不是象后来各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采取的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无限上纲,乱批乱斗的方法,而是“教育的方法”,“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的方法,通过政治教育,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发动他们自觉向上”,“使之减少农民意识”。
在这里,周恩来提出了进行思想教育、开展党内斗争的正确的方针和原则,这一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后来逐步形成了我们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优良传统。
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指示信》还肯定了在红四军中行之有效的党委领导制度、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制度和民主制度。
指出红四军“党的组织系统可保存现在状态”,“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
规定当时政治工作的任务为“对内管理政治教育,对外作政治宣传以至管理地方政务,发动群众斗争,扶助群众组织等”。
并且把“巩固军队政治领导”作为政治委员的任务之一,把“厉行士兵政治教育”作为士兵委员会的职责之一,明文规定下来。
所有这些制度和思想,对于加强我党我军的建设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
《指示信》对开好古田会议起了直接的、重要的指导作用。
周恩来当时曾经指示陈毅马上返回闽西,说明中央军委的意见,把毛泽东请回来,召开一次会议,澄清思想,分清是非。
并说最好能有一个文字决议,使大家今后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
周恩来还要求红四军指战员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作斗争,实现红军所担负的任务。
这些指示具体明确,是对毛泽东的巨大支持。
《指示信》在红四军传达以后,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毛泽东正是根据周恩来在《指示信》中提出的基本思想,结合红四军的具体情况,在朱德、陈毅的协助下,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
正如这个决议中所指出的:
古田会议是“根据中央09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
但古田会议决议在很多方面又丰富和发展了《指示信》的内容。
因此《指示信》和古田会议决议都是我党历史上建军与建党方面最早、最重要的纲领性文献,对于我党我军的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学习《指示信》,深刻领会关于肃清非无产阶级意识、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这一无产阶级建党思想的重要原则,对于当前我们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搞好四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在,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封建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周恩来当年在分析了红四军存在的错误思想倾向以后,曾经严肃地指出:
“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
我们现在也可以说,对于当前四化建设中存在的消极的、错误的、有害的思想倾向如不认真地去做工作,加以克服,党的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我们应当象周恩来同志所要求的那样,“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从客观实际出发,认真地研究分析存在的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把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更好,把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提到更高的水平。
不要错打算盘
荷兰政府竟然批准一公司向台湾当局出售潜艇的决定,这是对我国内政的干涉,对中荷建交原则的违反。
珍惜中荷两国人民友谊的中国人民,不能不对此表示十分气愤。
荷兰政府强词夺理地辩解说,私营公司向台湾出售潜艇一事与政府无关。
“不包含政治方面的因素”。
难道事实真是这样吗?
请问,如果真的与政府无关,为什么荷兰政府要作出批准的决定呢?
又为什么需要由议会来讨论呢?
如果得不到政府批准,那家公司能够有权自己决定向台湾出售潜艇这种重要武器?
这不明明白白摆着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吗?
问题只是荷兰政府为了自身眼前的一些利益,而背弃国际信义,肆意破坏中荷两国的友好关系。
希望荷兰政府能以中荷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不要错打算盘,不要做这种鼠目寸光、因小失大的事。
河南陕县化肥厂丁光景
乔森潘在接见泰国记者时
要求柬抵抗力量联合抗越
新华社曼谷1月18日电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乔森潘1月13日在民柬控制区某驻地接见一批泰国记者时说:
“我们可以在以后讨论成立民族政府问题,但是,首先所有柬埔寨抵抗力量必须同意按照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抗击越南。”
这是泰国记者对民主柬埔寨的第1次访问。
今天《曼谷邮报》以显著地位刊登了乔森潘对记者的这一谈话。
在谈到组成更加广泛的柬埔寨抗击越南侵略者的联合阵线时,乔森潘说:
“问题在于如何使足够的力量联合起来把越南人赶出去和坚持战斗直到他们被迫离开柬埔寨并遵守联合国的决议。”
他说:
“我们愿作出改变,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的军队。
为使他们在战场上进行战斗就需要有正确的领导,这是十分清楚的。”
他说:
“关键是要有能力赶走越南人。
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立场。
我们正领导着斗争,而不是要紧抱着权力”。
另据乔森潘总理1月14日在接见《民族评论报》记者时指出,日本首相铃木善幸访问泰国是适时的。
他说,日本将为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东盟合作。
他认为,日本冻结对越南的经济援助将为迫使河内参加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产生一些作用。
民柬为培养医务人员而举办的医务训练班在上课。
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指出
要解决阿富汗问题必须使苏联撤军
苏联侵阿是为了进入海湾地区
新华社伊斯兰堡1月17日电据此间报纸报道,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昨天在卡塔尔国首都多哈说,要解决阿富汗问题,就需要从这个国家撤出苏联军队,并且恢复它的伊斯兰和不结盟的特征。
哈克对卡塔尔的巴基斯坦侨团代表们发表了以上讲话。
他还说,应该允许目前在巴基斯坦避难的150万阿富汗难民体面地、安全地回到他们的家园。
哈克在谈到巴基斯坦和印度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时说,巴基斯坦希望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印度建立良好关系,两国的友好关系能导致这个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和发展经济。
哈克在谈到国内问题时说,当苏联武装入侵邻国阿富汗的行动已造成严重局势的时候,干扰巴基斯坦内部的和平是不明智的。
哈克指出,多数巴基斯坦人同他一样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在巴基斯坦举行大选是不会达到有益的目的。
新华社科威特1月17日电
多哈消息:
正在卡塔尔进行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说,勃列日涅夫提出的所谓的海湾安全计划“旨在掩盖苏联向海湾水域渗透的企图”。
据科威特通讯社今天报道,齐亚在昨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再次指出,苏联入侵阿富汗是为了进入印度洋,进而由后门进入海湾地区。
他说,巴基斯坦有权向任何方面提出购买武器的要求而不需要同它结成军事联盟。
他否认巴基斯坦企图复活中央条约组织。
他指出:
“这个条约早已死亡了。”
齐亚在谈到他的国家决心取得核技术的问题时,批评一些大国企图阻止巴基斯坦实现这一目标。
他表示,巴基斯坦将努力发展核能力,用于国家的建设。
他在谈到同印度的关系时说,巴基斯坦决心同印度改善关系,但是不排除苏联为了一己私利动员印度来达到它的目的。
他表示希望,即将在沙特阿拉伯召开的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能采取积极的步骤帮助伊朗和伊拉克结束它们之间的战争。
应将中荷外交关系降格
荷兰政府违反两国外交关系升格的原则,坚持批准一公司向台湾出售潜艇,激起了我们对荷兰政府的极大义愤。
我国政府一贯坚持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
这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公认的,也是各国政府同中国建交的必要前提。
荷兰政府现在公然违背了它在1972年中荷外交关系升格联合公报中表示要尊重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的诺言。
特别是,在荷兰作出决定前后,中国政府就此表示过严正的立场,奉劝荷兰政府从中荷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大局出发,以中荷两国人民友谊为重,信守中荷联合公报的原则,不要做出损害两国友好关系的事来。
但是,荷兰当局始终不考虑两国友好合作的利益,干出了损害中荷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的事。
对于荷兰政府这种行为,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
既然荷兰政府已经破坏了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基础,我强烈要求我国政府采取措施,将两国外交关系的规格重新降下来。
江苏镇江市红旗运输队赵萌荃
编者按:
荷兰政府批准荷兰一家公司向台湾出售潜艇的错误决定,特别是它不顾我国政府的一再警告,坚持这种损害中荷两国友好关系的立场,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
读者纷纷来信来电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我国政府作出严肃处理,包括将中荷两国外交关系降格,以维护我国的民族尊严。
现再摘登读者来信来电如下:
必须维护我国民族尊严
看到消息说,荷兰政府不顾我国政府的多次抗议和警告,16日在内阁会议上悍然决定继续维持它批准荷兰一家公司向台湾出售潜艇的错误决定。
荷兰政府的行动,完全违背了1972年中荷两国签署的关于两国外交关系升格的联合公报,是对我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允许的。
我们坚决要求我国政府采取相应的行动,降低两国外交关系的规格,以便维护我国的民族尊严。
荷兰政府辩解说,卖潜艇给台湾是为了解决他们国内的经济困难。
这种借口是十分荒唐的。
我们相信,一贯坚持与中国人民友好的荷兰人民决不会赞成范阿赫特政府以此为口实,损害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荷兰议会辩论时,反对党议员就批评政府作出了“眼光短浅的、机会主义的和不负责任”的决定。
尽管荷兰政府坚持错误立场,荷兰一些议会人士仍然要求议会重开辩论。
我们愿和荷兰人民一起共同努力,制止范阿赫特政府的错误行动。
北京中学教师李全德罗真
支持荷兰人民的友好努力
荷兰政府在作出向台湾出售潜艇的决定时,以考虑经济困难为借口,进行辩护。
这完全是欺人之谈。
应该指出,向台湾出售潜艇,决非经济方面的买卖。
潜艇一不是发展生产的机器设备;
二不是用于生活方面的消费品,而是军事武器。
这是严重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问题。
因此它遭到了荷兰国内不少有责任感的人和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
我们支持荷兰人民继续努力,迫使荷兰政府改变这一严重损害两国人民利益,不利于当前反霸斗争大局的错误决定。
湖北省咸宁地区财贸学校张云
朝劳动党中央致函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同盟
号召青年艰苦奋斗搞好生产和建设
新华社平壤1月18日电
据朝鲜《劳动青年》报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最近在给朝鲜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同盟全体盟员和干部的贺信中号召朝鲜广大青年按照党的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搞好生产和建设。
贺信说,青年们要广泛开展青年突击队运动、学习科学技术运动和做好事运动。
青年们要为使国家的科学技术赶上世界水平,使社会主义祖国富强起来作出贡献。
贺信强调,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同盟组织要推动青少年学生努力学习,“使他们茁壮地成长为具有有用的知识、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和健康体质的有作为的革命人材。”
贺信要求这个组织的干部提高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做好对青年的教育工作,提高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同盟组织的战斗力。
这封贺信是在朝鲜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同盟成立35周年(1981年01月17日)前夕发出的。
泰国又发现一个天然气田
新华社曼谷1月17日电据泰国工业部宣布,最近,泰国在暹罗湾海底又发现一个新的天然气田,储藏量达两万亿立方英尺。
这个天然气田位于泰国南部宋卞的东北方140海里的地方。
目前,在这里已建成一口天然气井,日产量可达1,400万立方英尺。
这是泰国在暹罗湾海底发现的第2个大天然气田。
最大的一个天然气田的蕴藏量为35,000亿立方英尺。
简明新闻
医学研究国际讨论会闭幕
“医学研究及其对二十世纪末经济的影响”国际讨论会经过两天会议,16日在巴黎闭幕。
讨论会是由法国医学研究基金会组织的。
来自九个国家的一百五十多名医学家和经济学家参加了会议。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所长吴桓兴教授出席了会议。
会议听取了来自美国、英国、法国等国专家们的学术报告,并进行了讨论。
他们论述了医学研究同经济发展、人类健康、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及其影响。
印每年五十万人死于癌症
据印度官方17日宣布,印度每年约有50万人死于癌症。
印度现有三所癌症研究和治疗中心。
为了加强对这项疾病的防治工作,印度政府计划到1985年增设六所癌症研究和治疗中心,并在每个邦设立早期癌症检查中心。
(据新华社)
苏联出版介绍我古典和现代文学的著作
新华社莫斯科1月18日电近两年来,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等地的出版社出版了苏联汉学家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些论著,翻译出版了一些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
苏联科学出版社1979年和1980年出版的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著作有:
伊·斯·利谢维奇写的《古代与中世纪交替时期中国的文学思想》,鲍·利·里弗京的《从神话故事到小说》,基·伊·格雷金娜的《中世纪的中国短篇小说》,列·叶·别任的《谢灵运的生活和创作》,奥·勒·菲什曼的《17—18世纪中国的三位短篇小说家》等。
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了叶·阿·谢列勃里亚科夫的著作《10到11世纪的中国诗词》。
科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了列·叶·切尔卡斯基写的《1937—1949战争年代的中国诗歌》。
苏联的汉学家近两年还翻译了一些中国文学作品。
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沈复的《浮生六记》。
苏联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词选》和老舍的《赵子曰》。
基辅出版社出版了乌克兰文的《聊斋志异》。
苏联文学出版社正在准备出版鲁迅作品选集。
苏联宣传美国可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美国务卿召见苏联大使提出抗议
新华社华盛顿1月17日电
美国国务卿马斯基今天召见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抗议苏联正大肆宣传美国准备军事干涉伊朗。
这项声明指出,苏联的广播和电视以及苏联的报刊对美国所进行的指责“毫无根据”,它们“看来是企图影响人质问题谈判的结果”。
声明要求苏联立即停止这种恶意的宣传,并对这种宣传对于美苏关系和美国公众舆论所可能产生的严重而持久的影响提出了警告。
同一天,美国白宫新闻秘书鲍威尔也发表谈话,谴责苏联有意散布关于美国准备入侵伊朗的谣言,是妄图干涉美国同伊朗之间关于结束人质危机的谈判。
新华社莫斯科1月18日电
苏联新闻机构最近三天来突出地报道一些消息和发表评论,宣传美国即将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苏联中央电视台16日晚说,“华盛顿正在积极准备对伊朗进行武装侵略”。
17日,苏联各主要报纸都以“美国入侵伊朗的威胁”为题,刊登了塔斯社16日发自新德里和贝鲁特的关于美国准备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消息。
同一天,《真理报》就此发表评论说:
“五角大楼在人质问题谈判的掩护下,正在准备一场针对伊朗的新的‘恫吓’活动。”
并强调“这种危险的冒险行动能够随时付诸实施”。
18日,《真理报》再次发表述评,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新的危险阴谋”表示“严重担忧”。
苏联电台、电视台和各大报都播发、刊登了上述消息和评论。
此间西方观察家认为,苏联的这一宣传可能是企图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就人质问题达成任何解决办法。
苏联经济在多重苦难中喘息
国内外不利因素迫使苏联压缩增长指标
本报讯日本《经济学人》周刊不久前刊登了松井谦的一篇题为《在多重苦难中喘息的苏联经济》的文章指出,苏联经济越来越不景气,被迫把今年的增长指标压缩到最低限度,第11个五年计划不会有大的发展。
文章说,苏联经济的停滞和不景气越来越严重。
去年度的经济实际国民收入比上一年增长3.8%,工矿业生产增长4%,都没有完成指标(分别为4%和4.5%)。
由于经济增长缓慢,不得不把1981年的增长指标压缩到最低限度:
国民收入为3.4%,工矿业生产增长4.1%。
作者认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10个五年计划中工矿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6%,大大低于当初的计划(年平均6.2%),经济的不景气比预想的更为严重。
文章说,苏联经济为什么会处于这种长期的停滞状态呢?
许多研究苏联经济的专家和记者都指出了以下四点:
第1、沉重的军费负担。
苏联当局宣布,1981年国家预算中国防费支出为170.5亿卢布(216亿美元),比去年减少5,000万卢布。
事实上,同军事有关的支出有许多是包括在国防费以外的项目中,包括国防费以外的军费总支出占国民总产值的约15%。
第2、依赖西方的重化学工业路线未必就取得了成功。
苏联为了贯彻传统的生产资料优先和重化学工业的路线,曾企图引进和利用西方的资金和技术。
但是,重化学工业化路线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第3、农业基础脆弱。
由于对军事产业和重化学工业采取了优先投资的政策,对农业部门的投资减少,结果,农业基础更加脆弱,成了苏联经济的薄弱环节。
每当遇到天气不好时,谷物生产就难以增长,估计去年度的谷物生产也是个歉收年,为1.81亿吨,大大低于原订指标。
第4,是计划经济体系本身的非效率性和结构上的缺陷。
苏联当局为了提高计划经济的效率,六十年代中期开始采取计划分散方式和引进部分利润原则,在经济活动中发放奖金。
但是,经济改革仅停留在部分部门,并不彻底,竞争原理的运用只取得了有限的效果。
文章最后指出,苏联经济的不景气除上述四个重要因素互相影响外,还有外部要因的重压。
对七十年代出现的世界经济的惊涛骇浪,苏联僵死的经济体系是不能很好地适应的。
世界通货膨胀对苏联经济的影响犹如一柄“多刃剑”。
世界经济的惊涛以各种形式对苏联计划经济体系造成影响。
苏联依靠西方发展经济的战略具有脆弱性。
依靠西方发展重化学工业的路线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就造成严重问题。
还出现投资效果差,债务增加,容易受到经济制裁,妨碍经济的发展这样一些问题。
苏联对西方国家的债务1979年底为172亿美元,扣除对外资产后的纯债务也达102亿美元。
苏联经济要提高赚取外汇的能力,就需要提高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使产品能够在西方市场上销售出去。
但是,要使苏联的工业产品具有国际竞争能力并非容易,因为苏联还存在着僵硬的价格体系和劳动生产率低等许多问题。
还有经济制裁的问题。
苏联每当遇到粮食歉收时,就会用光仅有的一点外汇,有时甚至不得不出售黄金从美国进口大量谷物。
农业成了一个薄弱环节,因此,美国实行的对苏粮食禁运成了经济制裁的有效手段。
另一个使苏联当局感到头痛的问题是能否发挥经互会盟主的领导作用。
经互会国家脱离苏联的倾向在升级。
由于石油能源供应前景不妙,那种用稳定地供应原油的方法控制东欧国家的做法也不再行得通。
苏联间谍落网记
本报记者林皎明
01月11日,当千万开罗市民正在忙着工作、生产和学习的时候,新开罗“巴尔米拉”餐厅里进行了一场尖锐、紧张的反间谍“闪电战”。
餐厅门前先后开来两辆汽车。
苏联驻埃及大使馆商务处二等秘书尤里·马捷琴科下车,走进餐厅。
从另外一辆汽车里走出一名神色不安的埃及人,随着钻进了餐厅。
在一张不引人注意的餐桌旁,一份埃及政府文件的俄文译本偷偷地从这个埃及人手中转移到苏联外交官的口袋里。
就在这个时刻,埃及保安部门的官员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那份文件从马捷琴科的衣服口袋里被搜了出来。
马捷琴科狼狈之极,但是还要抵赖说:
“我在街上走,遇到这个埃及人会说俄语,我就请他进来坐坐。”
“那么,这份文件是从哪里来的?”
“——也许,它原来就在我的口袋里。……也许是,我在桌子上捡到的。”
马捷琴科语无伦次。
狡辩是徒劳的。
苏联外交官在埃及搞的间谍活动,早已被埃及有关当局觉察、跟踪,并在最后选定的这个时机,将苏联间谍当场逮捕,人赃俱获。
01月14日,埃及《金字塔报》报道了一条小消息,公布了苏联驻埃及大使馆商务处二等秘书尤里·马捷琴科进行破坏埃及政治、经济的间谍活动,1月12日被驱逐出境,与他同时被驱逐出境的还有苏联使馆的副武官孙佐夫。
他也被证明在埃及从事间谍活动。
这是埃及政府今年来反苏联间谍战重大的十分漂亮的一仗。
这场反间谍战的部分细节通过权威的埃及《10月》杂志向外界透露出来。
被苏联特务机关收买的这个埃及人,曾经学习过12年俄语。
早在莫斯科留学期间,他就被克格勃拉下了水,成为苏联在埃及的情报网的一个成员。
今年来,他一直在挂着外交官招牌的苏联间谍维克托·阿兹伯琴的领导下,坐探埃及人民议会。
不久,维克托的罪恶活动暴露,被埃及政府驱逐出境。
这样,马捷琴科就成了他的新上级。
马捷琴科先后指令这个埃及人为苏联搜集有关埃及尚未公布的经济法,基辛格访问埃及的真正意图,萨达特总统的内部指示,以及埃及访问以色列的议会代表团成员名单等情报。
为了掩盖他们的罪恶活动,这两个苏联间谍不断改变接头地点和时间。
但是,他们终究没能逃脱埃及人民的法网。
与此有关,早在1979年04月02日,苏联驻埃及的另外一名“外交官”皮尔菲津夫也在人赃俱在的情况下被埃及保安机关捕获。
这就是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埃及一直与苏联克格勃作战,一共揭露和逮捕了四名苏联间谍外交官,并把他们驱逐出埃及。
使人感到蹊跷的是,就在马捷琴科被捕的一天后,一个名叫哈尔罗夫的苏联人,也是苏联驻埃及使馆商务处的工作人员,走进开罗《金字塔报》大楼。
他要求“政治避难”。
哈尔罗夫59岁,个子不高,瘦瘦的,显得很憔悴。
他说,他再也无法忍受“精神高度紧张的生活”,他“宁愿死在任何国家,也不回苏联”。
有句谚语说,“如果跟狗熊跳舞的话,千万别把手中的斧子放下”。
人们可以肯定地说,埃及反对苏联颠覆破坏的反间谍战,就不会因为马捷琴科的被捕而结束。
苏联间谍在埃及的下场也就不会比马捷琴科更美妙。
(本报1月18日开罗专电)
萨尔瓦多政府宣称击退游击队总攻势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圣萨尔瓦多消息:
萨尔瓦多政府16日宣布,政府军已经击退了游击队从10日开始发动的总攻势。
但是,西方通讯社报道说,零星的战斗还在一些城市和农村地区进行。
政府方面说,政府军收复了被游击队占领三天的圣弗朗西斯科戈特拉市,目前控制着全国大多数地区。
但是在圣维森特、查拉特南戈和莫拉桑三省,游击队还是很活跃的。
游击队切断了通向首都圣萨尔瓦多的两条高速公路,首都同其他城市的通讯联络也遇到困难。
官方宣布,几天来,双方已有大约一千人在交战中丧生,其中大部分是游击队员。
萨尔瓦多政府发表的一项公报说,14日在萨尔瓦多登陆的、来自尼加拉瓜的一百名国籍不明的游击队员中,已有67人在同政府军作战中被打死。
公报还说,这些人看起来象是在尼加拉瓜接受训练的萨尔瓦多人,但是“我们不能排除这些人里有外国雇佣军的可能性”。
尼加拉瓜外交部15日就此事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一项抗议照会,指责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怀特关于尼加拉瓜要对游击队的登陆负责的讲话是有意使尼加拉瓜卷入萨尔瓦多战争中去。
照会还对美国恢复对萨尔瓦多的军援表示关注。
萨尔瓦多革命民主阵线对美国恢复对萨尔瓦多的军援一事深表遗憾。
该阵线的一位发言人认为,这可能是美国武装部队进行公开干涉的第1步。
这个阵线的一项声明说:
“美国由于违背不干涉原则而正在使萨尔瓦多的内战国际化。”
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怀特说,美国决定恢复军援是因为有迹象表明,反政府游击队拥有来自外国的先进武器。
另据报道,萨尔瓦多驻尼加拉瓜大使及其他外交官16日宣布辞职以参加反政府的总攻势。
阿富汗游击队频繁袭击苏军
新华社伊斯兰堡1月17日电阿富汗游击队新年以来在一些地区胜利地袭击了苏联侵略军和阿富汗政府军。
据今天来自白沙瓦的报道,穆斯林游击队最近袭击了设在昆都士省查尔达拉的苏军司令部,击毁一辆坦克和一辆军用卡车。
01月03日,游击队在同一地区炸毁了另一辆坦克和一辆油车。
与此同时,在昆都士省哈纳巴德县,游击队击毁了七辆苏联坦克和一辆军用卡车。
在1月04日,游击队和苏联军队在洛加尔省的巴拉基拉詹县进行了七个小时的激战,打死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72名。
穆斯林游击队在贾拉拉巴德—喀布尔公路上伏击一个苏联车队,击毁两辆坦克。
阿根廷报纸指责政府大量向苏出口农牧产品
本报讯据阿根廷《号角报》不久前的一篇文章认为,集中向苏出口农牧产品将给阿根廷带来严重后果。
文章说,由于美国对苏联实行粮食禁运,苏联需要向世界各地购进粮食。
阿根廷在1980年“以特别价格向苏联出口了农业初级产品和肉”,同时,去年还同苏联签订了一项总额为450万吨的协定,“以便向苏联供应玉米、高粱和大豆”。
不久前,又通过一笔70万吨的交易,阿根廷将其小麦收成的可供出口的剩余部分的20%投放到苏联,“从而加强了阿根廷把出口集中在苏联市场的现象”。
文章说,苏联在阿根廷出口中的比重,1979年还不到3.7%,而到1980年头五个月,陡然上升到24%。
去年,苏联吸收了阿根廷14亿到17亿美元的出口,而1981年的这一数量可能更大。
“不发展,就会灭亡!”
——土耳其共和国创始人凯末尔和他的改革
马细谱
为纪念土耳其共和国创始人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诞生100周年,土耳其决定从今年01月05日起为“阿塔图克年”。
凯末尔从1919年至1923年领导土耳其民族民主革命。
在土耳其,人们称他为“阿塔图克”,意即“土耳其工人之父”。
“不发展,就会灭亡!”
这是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它的创始人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主张变法革新,反对保守倒退的一句名言。
由于凯末尔革故鼎新,年轻的土耳其共和国才没有重蹈昔日奥斯曼帝国的覆辙,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羁绊,向现代文明社会前进。
本世纪二十年代,土耳其相继遭到意土战争、巴尔干战争和第1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国势日蹙,民生凋敝,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
紧接着,协约国又策划了对土耳其的武装占领和瓜分。
正当危急关头,被奥斯曼帝国誉为“常胜将军”的军团司令凯末尔,毅然辞去军职,来到安纳托利亚,踏上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征途。
他到达民族解放运动的基地后,迅速发动群众,召集会议,创建军队,成立民族解放组织,外抗强敌,内平叛乱。
在著名的萨卡里亚战役,凯末尔作为全军的总司令身先士卒,亲自指挥。
在22天的激战中,他的一根肋骨被流弹击断。
为了鼓舞军队斗志,他忍受剧痛,不下火线,裹着绷带继续指挥战斗。
他说“人民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用人民的鲜血换来的,我们都不能抛弃”。
经过四年艰苦斗争,终于赶跑了协约国军队,推翻了奥斯曼帝国六百多年的黑暗统治,建立了土耳其历史上的第1个共和国。
凯末尔当选为共和国第1任总统。
鉴于他的赫赫战功,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授予他以“胜利者”的称号,并晋升他为元帅。
后来,国民议会又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了“阿塔图克”的姓氏,意即“土耳其工人之父”。
凯末尔说过:
“没有创造力的民族,也就没有自由和独立”。
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他在立法、行政和风俗方面都进行了全面、大胆的改革。
他创建的党曾以六个箭头组成党徽,象征革命的六项基本指导原则,即共和制、民族主义、工业化、国家主义、人民性和革命性。
他废除了大国强加于土耳其的不平等条约,捍卫了土耳其的独立和统一。
他不顾封建宗教势力的顽固抵抗,果断地取消苏丹——哈里发制度,将末代苏丹瓦希德丁连同奥斯曼家族驱逐出境。
他颁布瑞士式的民法,禁止一夫多妻制,提倡男女平等;
改革穿长袍、戴红帽子的旧式亚洲服装。
他创办现代教育,改革文字,采用公历和世界通用假日。
他鼓励优先发展民族工业,建立国家银行,并在有利的条件下接受外国投资和贷款。
凯末尔本人不仅是热心的改革家,而且是模范的执行者。
为了贯彻执行改革计划,他作了一次全国旅行。
每到一处,都亲自宣讲改革的必要性,号召人们摒弃陈规旧俗和封建迷信。
他在一片欢呼声中保持着政治家的清醒头脑,拒绝了有人要拥戴他当苏丹或哈里发、受人顶礼膜拜的主张;
他到哪里巡视工作,就在哪里挂起黑板,亲自教授拉丁化新字母,推行文字改革。
人民亲切地把他称为土耳其的“首席教师”。
1938年11月,凯末尔在土耳其大地长眠了。
但是,他确立的建国原则和他立志改革的精神,却永远是土耳其民族可贵的财富,激励着人们前进。
今年01月05日,土耳其国家元首埃夫伦在大国民议会厅举行的“阿塔图克年”开始的仪式上高度赞扬了凯末尔和凯末尔主义,并庄严宣布:
“土耳其武装部队将执行其历史使命——恢复国家权力和法律的最高权威,不屈服于可能来自国内外的任何压力。”
(附图片)
凯末尔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教授拉丁化新字母。
“不该给我寄送礼物”
——读列宁的一封信
蔡兴文
列宁非常关心人民,热爱人民,同劳动人民息息相关,因此,他深受劳动人民的热爱和崇敬。
10月革命胜利后,特别是在生活上还很艰苦的那些年月,人民群众为了表达对列宁的心意,曾给列宁送去一些礼物,但列宁总是婉言谢绝了。
1922年11月03日,克林崔的斯托道尔斯克制呢厂的工人们给列宁写了一封信。
信上说,在无产阶级革命五周年到来之际,我们斯托道尔斯克制呢厂工人决定以你的名字为我们工厂命名。
借此机会,给你寄去我们生产的一点微薄的礼物。
礼物,是仅够做一件衣服的一块呢料。
列宁收到来信后,眉头紧蹙,立即作了回答:
“亲爱的同志们!
我衷心地感谢你们的贺信和礼物。
我可以秘密地告诉你们,不该给我寄送礼物。
请你们务必把这个秘密的请求更广泛地向全体工人说明。
顺致最良好的谢意、问候和祝愿。
你们的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这封信虽短,但语言十分恳切、中肯而含意深刻。
伟大列宁的纯朴作风和高尚品德,使每个读到这封信的人都会受到感动和启发。
人们不禁想起当时俄国作家左琴科写的一段给列宁“送鱼”的小故事:
有个渔人,从彼得格勒来,他一定要见列宁。
他手里拎着个大包,包里裹着一条熏鱼,这是他送给列宁的。
他心想: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你送点东西。
一条不大的熏鱼。
请你吃了保养保养身体吧!”
等到列宁跟他谈完公事后,临走时,他把鱼放到桌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你……打了一条小鱼,熏得挺好……”。
渔人发现列宁因此而突然不高兴,甚至眉头都皱起来。
渔人难为情了:
“请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下这礼物吧!”
但此刻,列宁却严厉地说:
“谢谢你,同志,可是我不能收你的鱼。
我国的孩子们都在挨饿,您不该把它送给我。”
说完,列宁伸手按了一下铃。
秘书进来了,列宁对他说:
“这么着吧!
把这条鱼拿去,送给幼儿园吧!”
列宁见渔人很窘,便亲切地伸过手来:
“同志,我代表孩子们谢谢你这礼物!”
人们知道,当列宁收到有艺术价值的艺术品而又不能退回时,他总是把它们转给博物馆;
收到有使用价值的礼物,列宁就请求送去作为救济物资或送给有关机关和组织。
以上,是列宁拒绝受礼点滴情况。
它使我们从中看到列宁的高尚品德。
伟大的列宁正是这样,随时随地以身作则,为我们革命者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高莽画(附图片)
琴韵依旧当年情
丁善德
我在心潮起伏中重访波兰。
我又看到那里友好的人民、象征不屈精神的城市,重又沉浸在中波人民友谊的旋律中。
去年09月,华沙时晴时阴的天空下,不管我们走到何方,无论是熟识的或不相识的波兰人,都不时地向我们投来亲切的目光。
那友好的微笑、热情的握手,都是那样令人难忘。
我们是前去参加第10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活动的。
肖邦的名字,随着铿锵、深沉的钢琴声传遍世界。
这位著名的波兰音乐家在一生创作的一百六十多首钢琴作品中,倾注了对祖国对人民的歌颂和热爱。
他的作品的独特风格,在世界音乐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
为了纪念这位爱国音乐家,波兰人民定期举办肖邦国际钢琴比赛。
肖邦赛在世界乐坛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少钢琴家正是由于在肖邦赛中获奖而成名。
1955年第5届肖邦赛中,我国钢琴家傅聪获得第3名和《马祖卡舞曲》最佳演奏奖。
1960年第6届比赛中,我国钢琴家李名强获得第4名。
正是那次比赛,我应波方邀请担任了评委,并访问了波兰的许多城市。
波兰人民对新中国的友好感情,给我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
这次我国又派七名选手前往华沙,参加第10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
在中断了二十年后重返肖邦赛乐坛,波兰人民一如当年,向我们伸出友好、热情的欢迎之手。
肖邦协会主席维托·韦朋高兴地对我说:
“从1960年以来,中国钢琴家就没有来过肖邦的祖国波兰了。
这次你们派出一支较大的队伍来参加肖邦赛,我们真是高兴,我们欢迎!”
每当年轻的中国选手演奏结束时,比赛大厅总是响彻热情的掌声。
波兰人民爱好音乐,在音乐上有很高的欣赏水平。
在那挤得满满的大厅里,不少听众带着鲜花来听演奏,把花束献给自己满意、喜爱的选手。
每次比赛结束,我国选手都收到热情的听众献上的美丽花束。
那热烈的掌声、美丽的花束,既表达了波兰人民对中国选手的赞美,更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深情。
比赛期间,波兰肖邦协会和大学生俱乐部特意邀请中国选手举行音乐会。
波兰唱片公司选编的两张录音唱片,其中一面全是中国选手的演奏。
这张唱片两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
四川选手刘忆凡的演奏赢得许多观众的鲜花。
一位年迈的波兰老太太激动地走到刘忆凡跟前,表达了她对这位18岁的中国选手的无限喜爱。
当不得不分手时,她询问了我们回国的时间。
我们离开波兰那天,这位慈祥的老人手捧两束鲜花来到火车站,把一束鲜花送给刘忆凡,另一束,送给刘忆凡的老师吴乐懿。
这鲜艳的花朵、依恋的目光、深情的话语,不正是波兰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一贯真挚感情吗?
1952年曾访问中国的波兰钢琴家莉迪亚·格雷赫托尔,现在虽已显老了,但二十多年的风霜,侵蚀不了她对中国人民的友情。
她回忆过去访问中国的日子,满怀深情地说:
“我对中国人民对我们的友好感情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但最使我难忘的,却是斯米强斯基教授的几句话:
“我们波兰人很喜欢你们中国人演奏的风格,因为你们理解的肖邦和我们一样。
你们的心和肖邦接近,也就和我们波兰人民的心接近。”
是啊,中波两国人民都有一颗热爱祖国,热爱独立、自由而又坚强不屈的心,正因此,肖邦用毕生心血谱写的不朽乐章,使我们心心相连!
从1960年到这次重访华沙,20年的光阴过去了,但我深深感到,中波两国人民的友谊一如当年。
波兰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已更深地刻在我们心里!
汪二可插图(附图片)
红绿灯下的儿童
质锐
和煦的阳光爱抚着银光闪闪的海滩,习习的凉风轻轻推动着过往的船帆……提起那不勒斯的名字,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它那秀丽的风光、驰名于世的优美民歌。
可是,一到这里,另外一些场面也会吸引你的注意:
在交叉路口的红绿灯下,一群群衣衫褴褛的儿童站在那里,好象颇为悠闲自得,但是,当红灯一亮,只见他们飞快地纷纷跑上马路,拿出抹布,为停下来的汽车揩擦玻璃。
绿灯将亮时,他们敏捷地向开车人伸出手来,得到一点零钱后,才又回到人行道上,依然若无其事地站着,等待下一次赚几个小钱的机会……
法庭,是庄严肃穆的地方。
开庭之前,法官刚进去,一个手托圆盘的七八岁儿童就不知从哪里钻出来:
“先生,请喝杯咖啡!”
边说边灵巧地从壶里给法官倒上了咖啡,得到报酬后连声道谢,就消失不见了。
在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人们经常看到这些手托圆盘的儿童。
只要有人,他们就钻进去,兜个小小的生意。
在那不勒斯,象这样的小小年纪就开始奔波赚钱的儿童,比比皆是。
他们什么都干:
工厂的童工、加油站的打杂、建筑工地的小工、商店的小伙计……那不勒斯是个童工充斥的城市。
有位意大利记者写道:
如果有一天该市的所有童工齐心罢工的话,不仅那不勒斯,而且坎巴尼亚区的工业就会一下子瘫痪。
那不勒斯是意大利最美的城市之一,但又是最贫穷的城市之一。
成人失业率很高,在这里,一些家庭常常是父亲找不到工作,工作的是小儿子或小女儿,由他们来承担维持家庭生计的重担。
因为雇用童工工资低,只相当于成年工人的五分之一甚至更低,这样对雇主更为有利。
大量童工取代了成人,就使成人失业率提高,又扩大了童工的队伍。
意大利法律规定,14岁以下的孩子是义务教育,但在这个城市,由于一般的家庭生活困难,14岁以下儿童不能入学的竟达27%。
他们绝大多数变成了童工,过早地尝受人世的辛酸。
由于意大利法律禁止雇用童工,这些为生计所迫而辍学的孩子就沦为“黑市劳工”了。
他们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如此之差,每天得工作十小时,又得不到任何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工伤事故经常发生。
仅1975年以来,那不勒斯就有108名儿童因在皮革厂长期接触有毒的胶粘剂而瘫痪。
童工一旦得病或伤残即被解雇。
小小的年纪,他们如何度过苦难的一生啊!
那不勒斯童工的遭遇,使他们感到自己是被社会抛弃的人,逐步形成一种敌视社会和他人的心理,因而不少人走上犯罪的道路。
用什么办法才能把这些沦为“黑市劳工”的孩子解救出来呢?
怎样才能带给他们一点幸福和欢乐呢?
人们以及当局都只能摇头叹息。
比如,要是强迫解雇童工的话,甚至连他们的家长都会反对。
因为童工的一点工资,往往是一个家庭不可缺少的经济来源啊!
于是,人们对此只能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了。
1946年,由著名的新现实主义电影剧作家柴伐梯尼和德·西卡编剧,由德·西卡导演,拍摄过一部轰动一时的影片《擦鞋童》,描写的正是那不勒斯儿童的可悲生活。
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大批那不勒斯儿童,仍然过着相差无几的生活。
这不正是那不勒斯美景中的一个令人凄怆的阴影吗?
金字塔墓穴之谜
吴富贵
金字塔是古代埃及国王的陵墓,是国王希图永远保存自己尸体和尊严的地方,至今已有近五千年历史。
多年来,金字塔墓穴所笼罩的神秘面纱,至今未为世人揭开。
金字塔所显示的耐人寻味的“魔力”,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例如:
“不论是谁骚扰了法老的安宁,死神之翼将在他的头上降临”,这是刻在法老库孚墓碑上的一句咒语。
世界上许多不信邪的人偏要闯进去,据说竟接连出现了“意外死亡”!
传说,1796年08月,拿破仑远征埃及。
他雄心勃勃,单独进入金字塔墓穴。
出来时,人们看到他张口结舌,面如土色。
“将军”,有人问,“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能说。”
拿破仑嗫嚅地答。
后来他在圣赫勒拿岛时,又有人问:
“将军,你在金字塔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好吧!
我讲。”
拿破仑说。
“不!”
随即他又犹豫起来:
“我不能说。
你们绝不会相信的。”
不久,他就死了。
这听来当然是无稽的。
但种种神秘的死亡却继续发生。
一位英国工业家吴尔进入墓穴参观,不久坐船回到英国后,竟发高烧死了。
一个名叫雷德的无线电学家,他是第1个把死法老的木乃伊周围的?
条布割断,给尸体照X光的人。
可是没过多久,他便日益虚弱,1924年回到英国就死了。
为人们所熟知的英国考古学家佛灵德尔·皮屈爵士,他在研究金字塔方面取得很多成就。
然而他很意外地又难以解释地于1942年07月28日由开罗返国途中死于耶路撒冷。
几乎同时,美国教授乔治·雷斯勒倒在金字塔里,最后死去。
这位美国教授曾在库孚金字塔东侧不远处发现了库孚之母希泰弗尔的珠宝满室的坟墓。
几年前,几十名进入墓穴的学童象闪电般中邪死去。
1974年10月,甘凯塞为《滚石》杂志采访金字塔时,在墓穴里呆了不过几分钟,出来后,就一病不起。
1979年还有一名妇女进入金字塔墓穴后随即死亡,经医生检查,证明是死于突发性心脏病。
这些死亡也许是偶然的巧合,或者是牵强附会,但是却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把它看作是一个难解的“谜”。
1962年11月03日,开罗大学生物学博士伊瑟汀·塔亚医生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
他宣称已经或者至少是他自己认为找出了法老咒语的根由。
长期以来,他检查过很多考古学家和博物馆职员的体格,发现很多人都感染上了一种细菌,导致他们的呼吸系统发炎,皮肤发生红斑,呼吸困难。
塔亚证明,在开罗大学微生物研究所里有很多危险的病菌,其中之一是曲霉属菌。
这种病菌可以在木乃伊的体内、在金字塔墓穴内生存三、四千年。
“这个发现”,塔亚博士宣称,“总算可以破除在古墓中工作的挖掘者因某种咒语而死去的迷信。
他们是感染了这种病菌而死的”。
同时,他认为抗生素能对付法老的咒语。
可是塔亚在电子显微镜下的发现,还不是解开咒语之谜的最后答案,因为很多进入金字塔墓穴后而死亡的,并不是由于感染呼吸道疾病。
有的科学家想从物理学方面来研究金字塔,研究它的形体可能引起的各种作用。
他们提出:
金字塔的形状是不是会吸引和聚集宇宙射线、磁性振荡或其他未知的能波?
是否对某些能源有电容器或透镜的集聚作用,而这种种放射性物质造成了致命的放射线?
可是对这些问题研究来研究去,至今未有肯定答案。
多少年来,金字塔之谜象一块磁铁,吸引着许多国家的科学家,促使他们进行着各种研究。
可是,金字塔墓穴之谜至今未被解开而埃及人又有种种传说,说金字塔可以显示出种种难以令人置信的“魔力”:
如有人牙痛红肿,只要在金字塔建筑中睡上一觉,第2天便痛止肿消;
如把水果蔬菜、肉类食物放在金字塔中,可以经久不变质;
把咖啡在其中存放24小时,其味比普通咖啡好得多……等等。
这些奇谈怪说,却成了一些科学家探索研究、争论不休的课题。
(附图片)
题图:
库孚国王像与金字塔段来和绘
灯谜一束△国外进口打字一回△宏观打常用语一大处着眼△邮路畅通打新词语一信得过△签到处打成语一人过留名△爱好旅游打成语一 喜出望外△天女散花打中药名一降香△鹰击长空打作家名一 张天翼△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打作家名一曲波△独生子女打剧目一无双传△胸无点墨打古书法家一怀素△请勿动武打文章体裁一应用文△能言善语打外交用语一会谈△张良荐贤打军事名词一引信△莫等闲白了少年头打《红楼梦》人名一惜春
(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业余灯谜研究组供稿)
灯谜的“体”和“格”
苗文
猜灯谜是新春佳节常见的娱乐活动。
灯谜和谜语不同。
谜语一般指事物谜,适合儿童猜;
灯谜是文义谜,适合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成年人猜。
灯谜的“体”是指运用不同的体裁,制成灯谜的方法;
而“格”是指某些灯谜特殊构成的方式。
凡谜必从属于某一个(几个)体,而不一定有格。
灯谜的体,基本上可以分为会意、增损、象形、分扣四大体。
灯谜的格最常用的是四大格,即秋千、卷帘、徐妃、求凰。
现简介如下:
一、灯谜的“体”:
1、会意体——指对谜面的文义进行领会、思索、推理从而联想出谜底来。
如:
“旷课”打现代学科名“未来学”。
即没有来学习之意。
2、增损体——它不考虑谜面文字的含义,仅从文字的笔划增减、离合等变化着手。
如:
“春”打话剧名二“三人行”“日出”。
即春字去掉“三人”,“日”就显“出”来了。
3、象形体——这是运用比喻的方法,把文字“象形”化。
如:
“一钩残月带三星”打一“心”字。
4、分扣体——它实际上是上述几种方法的合成。
要把谜面分解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分进行分析、解释。
如:
《鲁迅全集》打曲艺“山东快书”。
即:
鲁(山东),迅(快),全集(书)。
这种体的谜较难猜。
这几种体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一条灯谜具有二种以上的体都是极为常见的。
二、灯谜的“格”:
1、秋千格——谜底限定为两个字,倒过来读以解释谜面。
如:
“问苍茫大地”打地质名词“土质”。
倒读作“质土”,即质问土地之意。
2、卷帘格——谜底在三字以上,也是倒读以扣合谜面。
如:
“党内不以官衔互称”打成语“志同道合”。
即倒读为“合道同志”。
3、徐妃格——根据《南朝后妃传》中徐妃半面之妆的典故而取名,谜底要求是两个字以上的相同偏旁或部首,在解释谜底时必须除去相同的偏旁或部首,从而与谜面含义吻合。
如:
“漫天讨价”打常用词“哆嗦”,即作“多索”解。
4、求凰格——这一格很特别,它和对联差不多,谜面是上联,谜底是下联。
所不同的是必须在对出下联后,还要在前面或后面加上含有“成双作对”的附加字(词),如:
对、配、双、会、比、偶、朋、齐、合、相逢、相会等。
如:
“实弹”打京剧《对花枪》,其中“花枪”与“实弹”相对,“对”字是附加字。
爱与害
蓝桂良
四害一除,污泥洗去,科技专家这朵花重新“香”起来了,各单位注意发挥他们的应有作用,这本是拨乱反正的一件大好事。
但是,有一些单位领导却认为,只有给专家多安排兼职、多参加社会活动,才算是对专家的信任和重用,才算是“爱”,把兼职与重用看成是天平上的砝码。
结果,某些专家身兼多职,什么事都干不成了。
前华南工学院电子专家冯秉铨教授生前有八个大头衔,还有大量社会工作,忙得他有时只好买面包作午餐。
其实,这种认识和做法,对专家们不是爱,而是害。
专家是人,不是神,也不象孙悟空会分身法。
他每天也一样只有24小时。
在同一时间里,做一件工作,就不能做另一件工作。
一个科技专家在专业上有所建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外在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的内在因素。
唯条件不对,不讲条件也不对。
成就是时间加汗水的结晶。
没有足够时间这个外在条件作保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取得成果就是一句空话。
爱迪生一生有1,033项发明。
他为了发明成功,经常连续多日忙在实验室里,很少回家,在实验室的地板上、桌椅上睡觉,靠吃馅饼饱肚子。
牛顿经常几个星期连续在实验室里,不分昼夜地工作。
门捷列夫常常是接连几夜不眠地工作,他写《有机化学》一书时,两个月几乎没有离开过书桌……试想,如果他们都象我们现在有的科技专家那样:
虚多实少,身兼多职,昨天去开会,今天听报告,明天去审稿,上午作报告,下午去座谈,晚上又上电台,忙得不可开交,他们能够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成为大科学家吗?
我们爱专家要爱到点子上,就是要帮助他们多干出成果,为他们创造多发明、多发现、多解决新问题的条件。
人类不断前进,科学技术更是日新月异。
知识老化问题已摆在专家们的面前。
有人统计,近十年来,世界上的新发明、新发现,比过去二千年的总和还多。
一些发达国家在七十年代知识老化速度比四十年代快一倍。
美国有位经济学家调查了33家化学公司后认为,现在美国的“知识陈旧率”(知识老化速度)每年达5%,也就是说,一个专家如果不学习,有用知识每年减少5%,十年后还能剩下多少?
我国有位曾留学美国的教授,近年访问美国后,深感过去学过的知识大大不够用了,跟不上当前科技发展的需要。
因此,如果让那些专家们兼职过多,忙于社会活动,负担过重,不能集中时间和精力去钻研业务,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就有可能使得他们由内行渐渐变成外行,由专家变成非专家,岂不反倒害了他们吗?
干一件实事,比说一千句空话还好。
对专家们的爱护也要落到实处。
让专家们从兼职过多、会议过多、社会活动过多中解放出来,多干实事,这是爱护人才、开发人才、善用人才的最好的实际行动。
《茶馆》在西欧
〔西德〕乌韦·克劳特
对诙谐的对白和表演的迅速反应
同声传译的节奏要与汉语台词完全合拍,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速度要完全一致。
翻译的语调不能干巴巴的,没有感情;
有时需要配合演员所表达的感情,带上必要的感情色彩。
但是,在翻译时还必须注意,感情不能表达得太过火,否则就会出现同台上演员抢戏的现象。
总之,既不要没有感情,也不要感情色彩太浓,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得恰如其分。
经过两场的演出之后,我发现有些诙谐风趣的对话能在西德观众中引起反应,因此我就开始在这方面下功夫。
例如,第2幕中唐铁嘴和王利发有一段对话引起观众爆发出一阵笑声:
唐铁嘴:
听说后面改了公寓,租给我一间屋子,好不好?
王利发:
唐先生,你那点嗜好,在我这儿恐怕……
唐铁嘴:
我已经不吃大烟了!
王利发:
真的?
你可真要发财了!
唐铁嘴:
我改抽“白面”啦。
你看,哈德门烟是又长又松,(
掏出烟来表演)一顿就空出一大块,正好放“白面儿”。
大
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
这点福气还小吗?
观众对老舍的幽默感和演员的出色表演爆发出一阵阵欢笑。
象这样的地方还有第1幕中田春奎扮演的黄胖子向庞太监道喜的那段戏和第2幕中冯增祥和雷飞扮演的两个逃兵同刘麻子交涉买媳妇的那段戏。
为了把演员表达的含义传达给观众,在有的地方我自己也必须做点“表演”。
例如,在第3幕中当小刘麻子告诉王利发国民党的沈处长决定接管裕泰茶馆时,有这么几句对话:
小刘麻子:
王掌柜,好消息!
沈处长批准了我的计划!
王利发:
大喜!
大喜!
小刘麻子:
您也大喜,处长也批准修理这个茶馆!
我一说,处长说好!
他呀老把“好”说成“蒿”,特别有个洋味儿!
要成功地转达这一效果,关键在于发音。
于是我在翻译成德文时也采用了演员那样滑稽可笑的方法来发这个“蒿”字。
只有这样,观众才会有反应。
剧组的同志们同我开玩笑,称我是他们的“洋演员”。
确实,我必须“扮演”每一个角色。
虽然担任这项工作很辛苦,嘴里要不停地说,但我却感到趣味盎然,从不烦倦。
演出的城市不同观众的反映也略有不同。
普通戏迷和大学生,反应也不一样。
在萨尔布吕肯的一场演出过程中,观众突然纵声大笑,掌声如雷。
这使于是之感到十分惊诧,因为引起这阵喧哗的是他在第2幕中告诉两个特务为什么他的房客多半是大学生的这段话:
王利发:
这年月,作官的今天上任,明天
撤职,作买卖的今天开市,明天关门,
都不可靠!
只有学生有钱,能够按月
交房租,没钱就上不了大学啊!
您
看,是这么一笔账不是?
观众对这段话报以掌声,表示赞赏的原因是,那天晚上剧院里挤满了大学生。
在西方,这些大学生通常没多少钱,而且不少人每个月还要一拖再拖,迟迟不交房租。
⑦
荒野〔油画〕张亚军
试网
湖南新化县文化馆安敏
“试网啦!”
不知是谁一声喊,塘基上一下涌上来百十号人。
白发苍苍的老人,奶着胖娃的大嫂,粗犷豪壮的男子汉,穿开裆裤的细伢,全都打起飞脚聚拢来了!
站在塘基上,提着崭新鱼网的,不是老支书——如今的渔场场长吗?
他高兴得眉开眼笑,象是揽着个金娃娃。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他稳步走下塘基,挨近水边,用肩膀搭好网试了试,又放了下来。
众人心急得火烧火燎一般,他却慢腾腾地把眼光往塘基上扫。
一位聪明的大嫂明白他的意思,嚷嚷说:
“别看了,都来了,快撒吧!”
众人也扬手催促。
老支书乐了,这才又一次抓起了网,一定神,一用劲,凌空一撒,撒得又大又圆。
鱼网咔嚓一声罩落水里,溅起细细的水花,立时,水里一阵扑腾扑腾乱响,鱼儿披挂着网线窜出了水面。
塘基上顿时一片欢腾。
一个细伢被挤下塘基,滚到水边,四脚朝天,露出了光屁股;
可没有谁着急,那笑声反而更欢畅了!
鱼网沉重地提了上来。
太阳底下,顿时银光闪闪。
嘿!
还有好几条金丝鲤呢!
它们蹦着、跳着,你挤我撞,想冲破束缚,窜回水里。
围观的人群早已扑上去,七手八脚把它们一个个抓了出来,举得高高的,象欣赏什么奇珍异宝。
老支书望着这活蹦乱跳的鱼,望着手中被牵动的鱼网,望着这波光闪闪的渔场和欢天喜地的人群,眼里不由得涌出喜悦的泪花。
啊,渔场!
转回去几年,此时此刻,你还是一片汪洋,灌浆的稻子也被你浸成了一堆烂草!
那时,这里是一片水稻田。
稻田的左侧是条小河,直通不远处的大江。
右侧是山。
公路和铁路又分兵扼守在它的两头,与山和小河形成包围圈。
公路太低,每年洪水一到,江水从小河、公路上漫过,正在扬花或者抽穗的稻子,被凶猛的洪水一口吞下,真是年年洪水满垄,岁岁农家眼泪!
老支书和社员们思谋把这改成渔场,因地制宜,变水害为水利。
可是在那种年月里,答复是很明白的。
以粮为纲,大抓粮食,怎么能将现有稻田改成渔场?!
春风终于吹来了,老支书终于颤抖着激动的手挖出了渔场的第一锹泥巴。
他先组织社员给小河筑起两道墙,然后把这被洪水冲得百孔千疮的一片田垄,开挖成方块形的几十口水塘。
这里的泥巴都是糯米团,进不了推土机,全靠一捧捧,一筐筐往外挑啊!
捧吧,挑吧,这手里捧的再不是浸烂了的稻草和眼泪,而是一个个银光闪闪的希望!
这里的面貌终于焕然一新了。
水,按着人们的意愿,流进一方方水塘。
阳光下波光粼粼,鱼儿尾尾,老支书皱纹里不再藏着那么多忧愁。
他把支书的位置让给了身强力壮的人,自己坐镇渔场。
他要把二十几年被洪水肆意卷走了的稻谷,一粒一粒地从鱼鳞上换回来。
让社员们碗里有喷香的饭,桌上有油荤的菜,身上有崭新的衣,将来还要有高楼,有大厦!
“再来一网,老支书!”
正当他心里拌和着酸甜苦辣回味着这一切时,人群又欢呼起来。
“好,再来一网!”
老支书满脸的皱纹颤动起来,搭起了网。
崭新的网,又圆圆地扑进水中。
拉吧,快拉吧,拉上一网鱼,也拉上一网欢乐,一网笑声……
19810119B1[参]乔森潘向记者介绍参加抗越的诺林达拉邦
【法新社曼谷01月17日电】
泰国《民族评论报》今天说,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向记者介绍了一个他说是柬埔寨前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的儿子的人,说他新近参加了反对越南占领柬埔寨的游击斗争。
据说这个人是诺罗敦·诺林达拉邦王子。
在《民族评论报》记者昨天到乔森潘的丛林根据地采访这位红色高棉领导人时,诺林达拉邦被介绍给了记者。
据说,这个人说他是西哈努克亲王的二儿子。
亲王的这位二十六岁的“儿子”说,在1979年01月07日越南人率领的部队接管金边时,他正在莫斯科。
他说,在这次出兵推翻了已四年之久的红色高棉统治之后,他在北京会晤了他的父亲,后来到巴黎参加了流亡的柬埔寨人组成的一个反越运动。
他说,他在去年12月参加了红色高棉的“柬埔寨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他讲话时由被赶下台的政权的社会福利部长英蒂丽为他翻译。
他还说,他不想在这个阵线中取得什么“职位”,只是“为柬埔寨解放战争作出贡献”。
他说,他最近曾写信给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现在在北朝鲜首都平壤,但是迄今未收到回信。
他说,“除了同民主柬埔寨协力争取国家的团结外,我预计他不会发挥任何作用。”
现在正艰苦地发动一场深入宣传运动的红色高棉,一直努力让西哈努克来领导其打破河内对柬埔寨的控制的努力。
19810119B1[参]台报说林洋港不参加里根就职典礼但蒋彦士、阎振兴将参加
【台湾《中国时报》01月17日刊登该报驻美特派员的一则消息】
由参议员哈特菲尔德担任主席的国会就职委员会已明白表示:中华民国受邀者,是以个人以及著名美国人士贵宾的身分,应邀参加这项就职典礼,而不是以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的身分前来参加。
就职委员会人士说:中华民国受邀参加就职典礼的人士,将坐在保留给贵宾的好位置,距离华府外交使节团的坐席不远。
本报获悉,台湾省主席林洋港将不参加里根的就职典礼。
林洋港是中华民国最先受到邀请的五位特别来宾之一。
其余四人当中,蒋彦士和阎振兴已经在美,将会参加。
台北市议会议长林挺生和辜振甫,如无最后改变,也将参加。
此外,中华民国还有其他的个人和团体,应邀参加里根的就职典礼。
其中著名的有蒋一成。
19810119B1[参]外电评述《人民日报》01月17日社论
【美联社北京01月17日电】
(记者:
菲尔·布朗)中国的主要报纸今天在大力要求加强纪律,以解决经济和政治难题的同时,警告资本主义国家不要企图干涉中国的内政。
《人民日报》没有对这些企图作详细说明。
但是,这家报纸说,中国愈是对外开放,就愈是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加强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以便抵制资产阶级的影响。
中国曾经警告美国和其他国家不要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在台湾的反共的国民党中国政府。
然而,今天的社论谈的是在中国的“颓废”影响的危险。
北京各家大报均在头版转载了《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
这篇社论还敦促要对采用“四人帮”那一套“打、砸、抢”手法的残余的“造反”分子和新生的“坏”分子保持警惕。
社论说,不能允许这极少数人破坏中国“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局面”。
这篇社论是继中国最高领导人、党的副主席邓小平上个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要求加强纪律的重要讲话之后发表的一系列社论中的最新一篇。
在经济方面,中国正在为解决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和失业问题而斗争。
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被归咎于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此外还归咎于一些中国出不起钱的好高鹜远的基本建设项目。
在政治上,共产党承认,文化革命之后,它的威信下降了。
《人民日报》再次对一些抵制党的现行政策的党员发出了警告。
《人民日报》说,民主还需要发展,但也必须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
以保证调整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安定团结。
【合众国际社北京01月17日电】
(记者:
雷蒙德·威尔金森)中国今天说,这个国家会遇到经济和社会混乱,除非共产党的领导得到加强,并无情镇压企图推翻已确立的秩序的持不同政见者。
共产党报纸《人民日报》上的这一警告是迄今官方发出的最明白的信号,表明领导人决心进行镇压以设法重新确立控制。
【法新社北京01月17日电】
(记者:
德隆)中国领导正在为了中国的“政治安定和经济调整”而加紧思想控制。
官方的《人民日报》对那些“思想混乱”的知识分子和要求同外国扩大接触的持不同政见分子采取了比较强硬的立场。
该报强调说,“政治上的安定是经济调整的保证”。
共产党关报在一篇社论中重申,中国共产主义的四项“基本”原则应当放在首位。
这家报纸还谴责了那种认为这些原则妨碍“解放思想”的混乱思想。
这家报纸实际上是威胁要对存在这种“混乱思想”的知识分子加强思想控制。
这家共产党机关报在警告资本主义国家不要干涉它的内政——据观察家们说,这一警告是针对国内的——时加上了一个限定,即重申中国要继续学习“一切外国对我们有益的事物”。
共产党机关报敦促全党全国“坚决打击……各种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活动”。
在这些人中,这家报纸特别谴责了文化革命激进领导人的“死不改悔的残余势力”和“继承他们那一套的新生的坏分子”。
这家报纸特别谴责那些要求恢复在毛的文化革命期间实行的四大自由——其中包括贴大字报的自由——的人。
这些权利己于去年09月正式取消。
今天的社论对西方文化的批评多于最近中国报纸言论中的批评。
19810119B1[参]时事社自北京报道:《〈解放日报〉呼吁同破坏势力作斗争》
【时事社北京01月12日电】
题:《解放日报》呼吁同破坏势力作斗争
《解放日报》10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呼吁同破坏安定团结的势力做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说,“现在依然存在并且经常出现不安定的因素。
在上海以及其他地区最近出现了我们应该注意的动向。”
对于已出现的给社会造成不安的种种现象,表明了如此深刻的认识,这篇文章是第1次。
【法新社北京01月15日电】
今天据从上海到这里的旅客说,张贴在上海市委大楼外的一张市委布告中规定,同禁止“侮辱干部”一样,禁止“参加集会和发表公开演讲”。
19810119B1[参]法总统候选人密特朗将于下月访华
【法新社北京01月15日电】
题:中国:法国社会党第1书记即将访问
可靠人士01月15日获悉,法国社会党第1书记弗朗索瓦·密特朗下月将对北京进行访问。
然而,这一访问的准确日期还不知道。
观察家们指出,密特朗(他是他的党参加法国不久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候选人)的访问是北京实行的向西欧左派运动开放政策的整个步骤的一部分。
‘去年06月,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曾指出,密特朗如果愿意来中国,他会受到欢迎。
19810119B1[参]港刊文章:《亲王式政治手法又来了》
说西哈努克把他讲话的录音带送到泰柬边境以向国内传播
【香港《远东经济评论》01月02日一期刊登纳扬·昌达的一篇文章】
题:亲王式的政治手法又来了
(原文提要:西哈努克以录音讲话的方式给高棉人民传去信息,强调不结盟主张和中立立场)
尽管柬埔寨前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前不久宣布了他要退出政治斗争的「不可逆转的」决定,但是现在正在渐渐地返回政治舞台.这位亲王第1次以录音带的方式把他的信息传到了泰柬边界,以便秘密地传进他的国内散播。
这一行动对柬埔寨政局的影响可能比他以前的任何行动都更为重要。
本刊编辑部获得了西哈努克讲话的盒式录音带。
他通过巴黎的一位中间人把这一信息送到泰柬边界地区。
他的讲话驳斥了越南和韩桑林政府关于西哈努克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红色高棉和中国人的同谋的说法,并扼要地谈到了他为重建一个既不是北京的卫星国也不是河内的卫星国的中立的柬埔寨而作的努力。
西哈努克告诉本记者说,他「是应柬泰边境地区的同胞们」的请求,传送这个信息的。
西哈努克亲王把他讲话的盒式录音带送给泰柬边境上亲他的集团,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收到最大限度的影响,而又不致于被人认为他同正在柬埔寨抗越的红色高棉或是自由高棉集团是一伙的·
西哈努克在讲话中说明了为什么说责骂他同红色高棉勾结的越南和韩桑林统治集团本身就是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的战友的原因。
据西哈努克说,只是在1977年,当波尔布特「想把柬埔寨变成中国的卫星国时」,韩桑林集团才脱离波尔布特,与此同时,韩桑林决定「请求越南和苏联打进柬埔寨」。
他说,虽然他没有亲眼看到红色高棉当政时怎样进行大屠杀,但是,他看到强加给人民的苦难,1976年03月,他拒绝了红色高棉提出的要他继续担任挂名的国家元首的建议。
结果,他被软禁,和自己的孩子们分开了,据说,其中有一个现在在金边。
亲王告诉他的同胞们说,自1979年01月以来,即越南入侵以后,红色高棉释放他时,他曾不断地谴责「罪大恶极的、反国家和反人民的民主柬埔寨」,同时,他出于对同胞的关心,曾告诉过全世界,人民宁可要越南人的保护,以防止红色高棉卷土重来。
因此,他现在说,越南人说他是红色高棉的同谋是「无耻的欺骗」。
西哈努克还驳斥了说他同中国勾结的指责。
他指出,他批评中国支持红色高棉。
「由于我同北京之间有着非常严重的和长期的分歧,我躲到了」平壤。
西哈努克在他讲话的最后部分指责「卖国贼韩桑林和(副主席)宾索万」把威岛和暹逻湾的其他岛屿以及一些边境村庄出卖给了越南人。
这位亲王说,柬埔寨即将举行的选举,如果没有各政党的参加和国际上的监督,将是无效的和非法的。
但是,他没有号召人民抵制这次选举就结束了他的讲话。
19810119B1[参]荷外交大臣告中国驻荷代办说:荷将不取消向台湾出售潜艇的决定
【路透社海牙01月17日电】
荷兰外交部发言人说,荷兰外交大臣范德克劳今天对中国代办说,荷兰将不取消向台湾出售两艘潜艇的决定。
这位发言人说,范德克劳告诉这位中国官员说,内阁决心许可出口这两艘潜艇。
台湾当局表示高兴【合众国际社台北01月17日电】
一位政府发言人今天说,尽管中国对荷兰政府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不让荷兰向这个岛国出口两艘潜艇,但荷兰政府还是决定要出口,台湾对这一决定感到“高兴”。
外交部发言人刘达人说,“我们对荷兰政府表示钦佩,对它坚持向台湾出售两艘潜艇的原有决定表示高兴。”
这里的一位政治观察家说,荷兰坚持这笔买卖、毫不退让的立场应当是对即将上任的里根政府的一次教育,使它懂得,不能让北京左右美国对台湾的政策。
【美联社台北01月17日电】
一位台湾的高级经济官员今天敦促荷兰政府,在拟议中向台湾出售两艘潜艇的问题上,决不要屈服于北京的压力。
经济部长张光世在接见记者时说:“荷兰没有理睬大陆中国的威胁,这是好事情。”
19810119B2[参]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1981年01月16日)
品名芝加哥市场
(03月份近期货收盘价格)
(美元/蒲式耳)小麦5.02玉米3.78燕麦2.26大豆7.87豆油24.63品名纽约市场
(03月份近期货收盘价格)
(美分/磅)食糖26.65棉花92.77
19810119B2[参]在新加坡的公共汽车上
听说新加坡的公共汽车……我最近试坐了一次,果然有很多先进之处
听说新加坡的公共汽车秩序好,服务态度好,我尚无亲身经历。
最近,我到新加坡采访时试坐了一次,果然有很多先进之处。
我挑了市内公共汽车车次较少、乘客较拥挤的一二一路车。
夕阳的余辉照在马路旁的车站顶棚上,等车的大约有二十人。
秩序很好,人们自觉排队上车。
车上有十多个空位,先上先坐,没有抢位现象。
我最后一个上车,车箱内迎面处挂着一块牌子,上面用英、中文写着:“上车后往前站”。
我的眼睛往两边一扫,果然没有人堵在车门口上,倒是我还呆呆地站在离中间车门约一公尺处,犯规了。
于是,我迅速地往前走去。
新加坡的公共汽车的设计多样化。
一般是前后各一个车门。
但我乘的这辆车却只有开在中间的一个门,车门正对面的乘客座位旁有一个门锁着,上面写着“安全门”的红字,大概是有紧急事件才打开吧。
车上另一块较大的布告牌扑入我的眼帘:“本车只准坐四十一人,站十三人,三个小孩算两人”。
这引起我的好奇,用心一数:此时车上站着的乘客,连我共九人。
我指着这块牌子问正在车上忙着的华族女售票员:“这条规定能做到吗?
上下班时,人多了怎么办?”她笑着说:“一定要做到!
市内汽车多,站着的乘客一般不会超过十三人。
这个数字是调样后确定的。”我接着问:“如果超过怎么办?”她答:“警察发现了要警告司机和我。
再犯规时,要对我们两人罚款!”“啊,是这样!”我领悟地说。
我搜索车上有没有别的布告,发现还有两块。
一块写着“”严防扒手“四个大字,另一块是:”禁止在车上吸烟,违者罚款五百元“(本刊注:一新加坡元相当于我人民币七角)。
我来新加坡以来看到吸烟者甚少,办公室及公共场合又禁止吸烟。
我想,”烟民“们大概只有在家里才能自由地吞云吐雾了!
每个站都有人上下车。
空出来的位子往往两三分钟内没人坐。
青年人不坐,中年妇女走去生的多。
据说,如果有老人、孕妇或抱小孩子的上车,大家是争相让座的。
新加坡每年举行一次”尊贤敬老周“,看来有成效。
车门口处挂着一个废票箱。
我看见下车者都把废票往里扔。
有一个旅客忘记扔进去,我跟着他下车要看个究竟。
只见他下车后不是把票撕碎扔在地上,而是走了一段路,投入路边的废品箱里。
我问他:“为什么你们能够这样遵守纪律呢?”他说:“我曾因不遵守卫生规则而被罚款,因此牢牢记住了。
其实,从学校时代开始,我们就都养成爱卫生、守纪律的习惯了。”
夜色朦胧,我跑了一天也累了。
往那里去好呢?
忽然,我看见路边车站有一排坐凳,离它不远,在人行道的树下砌有三排水泥椅子。
在水泥椅坐下去后,默默感谢新加坡城市规划的设计:他们为乘客和行人想得多么周到啊!
据悉,新加坡市现在共拥有二千七百七十八辆公共汽车,行驶在二百零八条路线上。
它们有单层和双层车,按照市区、郊区、区间和长途等不同,而在车上涂着不同的颜色,以便乘客识别。
辛勤的司机和检票员除了执行行车任务外,还是检样和维护乘客规章和社会秩序的积极分子哩!
(杨木寄自新加坡)
19810119B2[参]英报文章:《俄国的卢布太多,而东西太少》
【英国《每日电讯报》01月07日报道】
题:俄国的卢布太多,而东西太少
俄国陷入困境的经济面临的问题之一是,有钱人太多了。
这就是说,消费品工业供不应求。
额外的购买力之大,从俄国人把大量钞票花在购买黑市商品上就可以看出,这种额外购买力来自苏联某些经济学家们称之为的“外快”。
这就是说,这些钱是“优厚的”奖金或猛增的工资的变种,就是专家们所说的许多工人干的活,实际上不配拿那么多的奖金或工资。
这也就是说,私下收入来自“干私活”,从事个体农业,进行投机活动和非法买卖。
由于这些“外快”卢布,苏联一些人发财了,而且国家的一些商品也因此而更加长期短缺。
可获得的现金额远远超过商店出售的商品量。
某些经济学家和共产党官员想制定一项法律,规定国家不给有“外快收入”的人免费医疗,而且规定他们必须支付房屋保险费。
收入来回莫斯科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加弗里尔·波波夫博士说,“有人认为,我们应当比现在更确切地了解每个社会成员的收入数额和来源”。
党的机关报《真理报》的读者写信给该报,要求制订一项对个人收入来源进行监督的法律,以监督“有欺诈行为”的人。
“干私活”有利可图
《真理报》最近报道说,有这样一些事例:“工程师干工人的工作,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隐瞒实情,因为他们认为提高他们的资历并没有多拿报酬,这样的事例并非少见。”
这家报纸直截了当地谈到人们对接受高等教育,特别是接受技术教育越来越不感兴趣。
官方统计材料说,苏联平均月工资为二百卢布(一百二十五英镑),但是,私下收入,往往使实际收入大大增加。
个人储蓄迅速增加,部分是因为人们买不到他们想买的东西。
消费品大多数苏联经济学家说,解决收入过多问题的第1步必须是增加高质量消费品的供应。
波波夫提出了回收货币的另外一些主张。
他问道:“为什么我们不考虑利用想买汽车的人的钱再建一座汽车厂,然后再用汽车来偿还‘股东,的股本呢?”
他还提出了合作建房的方案,并且在一级和二级旅行及旅馆价格之间划一条比较明确的界线。
19810119B2[参]西德《明镜》文章:《默克莱因谈北京经济的新秩序》(上)
中国正在进行新的经济改革的实验。
如这种改革成功,那就有可能赐与中国人一种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优越得多的经济制度。
中国领导的信条听起来对人民是友好的而且是现实的
【西德《明镜》周刊12月01日一期文章】
题:中国目前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副题:本刊编辑雷娜特·默克莱因谈北京经济的新秩序
北京领导人为了进行改革,正在征求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意见。
这种改革假如获得成功,就有可能赐与中国人一种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优越得多的经济制度。
因为毛的接班人试图在其国内慢慢地解决所有现存社会主义制度都感到烦恼、并使公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的那些内部矛盾:通过增加市场经济,减少计划经济;加强企业的自我负责制;根据供与求的相互作用逐渐重新“恰当地”确定价格。
而且,根据改革者的计划,社会主义在新中国仍然应该是占统治地位的,也就是说,生产资料原则上不应该属于个体的私人,而是属于人民或合作社。
最初描述怎样才能在经济上正确地(也就是说在不持续地浪费劳动和资本的情况下)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是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意大利人恩里科·巴罗内,写于一九○八年年
巴罗内当时就得出了类似于现在中国改革者所得出的结论。
巴罗内说,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用现有的手段取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果,那么它就必须承认包括在每一种合理的经济学中的——不管它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或是其他什么主义的——所有那些因素。
例如:当一种:商品比其他的商品相对来说短缺或
充裕的时候,就必须变动价格;消费品市场的自由竞争;不同质量劳动的不同报酬;关闭不赚钱的企业,也就是解雇劳动力;资本要有利息,因为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也不能无偿地分配给同样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因为否则会造成巨大浪费,并从而产生破坏繁荣的结果”(巴罗内语)。
因此,一个设计合理的社会主义,原则上必须象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发挥作用,因为逻辑和合理性(它是任何高效率经济的前提条件)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和无情的。
西方市场经济学家的论点同中国人的经验是完全相符的。
例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顾明对一位西方客人说,“根据我们的经验,所有直接由国家控制的企业都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不论在我们这里还是在您的国家都如此。”
“我们现在所寻找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无疑,转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成根据供与求的相互作用恰当地确定价格,转变成由利息操纵生产资料是很困难的——如果这么多年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在起作用的话。
因此,新的中国领导人只是想非常谨慎地和小步子地使经济体制变得灵活一些和提高效率。
领导着强有力的计划委员会的副总理姚依林对来
自西方的一位客人说,“中国目前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
中国的计划者在限定的局部地区内,在几千家企业中对各种不同的自由化设想进行试验,以便通过小规模的,因此也不会冒太大风险的试验寻找一条尽可能短的道路,以摆脱社会主义正统做法和求得进步。
在试验的范围内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多得到一些自主权的六千六百家企业(总共有四十万家企业)已有一点繁荣的景象。
在最近十二个月中出现的一些小型自由市场,显著改善了对居民在新鲜肉类、新鲜蔬菜和新鲜水果方面的供应。
已经有数十万家小型私人企业,大多数是服务行业,它们不需要配备大型生产资料;它们能够方便、灵活和迅速地供应居民希望得到而松垮的国营企业又不能提供的那些东西。
在所谓经济特区——在东南和南部有限的地区,例如在香港以北的深圳——笼罩着一种生气勃勃的气氛。
中国人不久前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在那里推行了“一项非常开放和自由化的政策”(主管投资的副总理谷牧语)。
那里在建设,在经营;那里的建设气氛和希望差不多象是在当时五十年代的西德。
然而,为什么北京操纵经济的人仍然执行谨慎的,首先只是有限地进行改革的政策呢?
毛遗留下来的这个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
在这个国家中,饥饿一直还是一种危险。
因此,在这个国家中每一项较重大的经济政策上的失误,甚至某些正确的、但操之过急的改革至少都有可能使某些集团的生存受到威胁。
中国是一个本不该这么穷的国家,但由于它正如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社会主义的所有国家一样,接受了苏联的一种管理经济的模式,这种模式完全没有可能最佳地利用经济资源。
中国公民的生活水平之所以未达到本来有可能达到的程度,也是因为多年来肆无忌惮地通过在社会政策上进行荒唐的试验,使世界上这个最大的民族心绪不安并且陷入混乱状态。
迄今为止,中国在承受着所谓“大跃进”和“文化革命”及其后患带来的后果。
毛及其追随者想通过这两场大规模试验造就共产主义的新人。
在这两场试验中仅仅第1次试验就使中国倒退了许多年。
这种代价不能仅仅用所耽误的经济增长的百分比来衡量。
文化革命即中国说的“那十年”,花的代价更大。
因为在这段期间有些学校,尤其是许多大学都关闭了,所以整整一代人,即现在将近三十岁至将近四十岁的人当中有许多没有受过或者只是受过不完全的培训。
此外,这次试验还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百分之十左右的文盲——这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前景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现在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来说明,在这两次试验之后对中国整个经济造成的结果用货币来衡量是怎样的。
现在的改革者是从这样的结果起步的。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生活水平在过去数十年中的增长速度以及今天的实际状况,要比一些邻国或也是由中国人经营和工作的那个独立的省份慢得多而且也低得多。
虽然饥荒不再存在,人的寿命相当高,为七十岁。
但是,消费的状况在大多情况下显然是很低的——低到以致最重要的基本食品,还有布匹不得不定量供应。
(上)
19810119B3[参]关于美著名作家米勒
美国著名作家亨利·米勒在今年06月初已经去世,他患的是血管栓塞,延及脑部。
米勒1891年12月出生于纽约市,是德国移民。
他曾说过:「我生活在纽约的街道,因而具有典型的美国匪徒精神。
」他的父亲是个德国裁缝,颇有钱。
望子成龙,要供他读大学,让他到康乃尔大学就读,可是米勒却同一个年纪比他大很多的女人夹款私奔。
米勒写的小说很多,自成一家,文笔古怪,他的整个文学生涯,往往出乎他的反对者和崇拜者的意外。
他曾结过五次婚,最后一任太太是个日本酒馆的舞娘,他是1967年七十五岁时跟这日本女人结婚的,但婚姻只维持了两年,以后十多年都过着独身生活。
他最著名的小说是《北回归线》。
他批评美国的文学是「现实而多产的」。
19810119B3[参]台湾研究用一种昆虫分泌物代替农药
【《香港时报》11月27日消息】
蔬菜喷洒农药,一直是消费者与菜农间纠缠不清的结,经过多年的研究实验,一种利用昆虫分泌物——性费洛蒙(SEXPHEROMONE)防治病虫害的方法,将逐渐替代农药,并可消除因使用农药所带来的环境污染。
从10月份起,台湾省农林厅已选定新竹、台中、台南三县,试验以性费洛蒙防治病虫害。
这是多年来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副所长周延鑫博士努力的成果。
性费洛蒙是什么?
周延鑫解释说,它是节肢动物所分泌的一种化学物质,具有可传递动物间消息的特性。
它最大的功能是可利用来诱虫,达到防治的目的。
大约十年前,周延鑫第1次提出有关小菜蛾性费洛蒙的研究时,震惊了国际生物界,随后日本积极跟进,目前正大力提倡。
周延鑫说,现在已研究成功斜纹夜盗蛾与小菜蛾的性费洛蒙人工合成技术,可经由人工合成大量制造,而推广应用于蔬菜专业区。
实地试验显示,将人工合成的雌性小菜蛾的性费洛蒙装置于诱虫器内,雄性“嗅”到后,自动跑入诱虫器内,可说是一种“爱情式的死亡”。
利用性费洛蒙与农药的比较如何?
这位年轻的生物学家分析,前者最大的优点是可避免农药污染及维护人体健康。
据农发会的统计,目前台湾农药的使用种类已达三百七十五种,每年使用的农药重量达三万一千多吨,在农作物的生产成本上占百分之六至十。
最值得忧虑的,有连续使用农药,导致一些生物产生抗药性,逼得农民不得不提高农药使用量,连带造成生产成本增加。
最可怕还是农药残留毒性对人类引起的毒害。
由于性费洛蒙不是直接洒在蔬菜上,因此绝不会产生污染问题;最有利的是成本低。
19810119B3[参]国际交流署报道:《污染威胁海味生产的增长》
【美国国际交流署华盛顿12月24日电】
题:污染威胁海味生产的增长
据全国海洋和大气层管理署署长说,如果能够扭转海洋污染的趋势,增加世界捕鱼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弗兰克作为美国全国海洋和大气层管理署的最高长官,对全国海上渔业处负有政策督导的责任。
下面是他的谈话:
问:鱼的消费一向是许多人食物的一个重要部分,尤其是在世界比较贫穷的国家。
这方面的前景怎么样?
答:如果更多食用非传统的鱼种,如果渔业养殖区的污染趋势得到扭转,扩大鱼消费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然而,鱼传统上产卵的沿海区域和河口湾地区越是发展,这些地区受污染就越是严重,鱼产量下降的风险就越大。
问:最近几年鱼产量增加了吗?
答:没有,世界鱼产量多少陷于停滞了。
栖息地的丧失只是限制鱼类生产的好几个因素之一。
大多数渔民捕捞高价品种的鱼,这些鱼有时捕捞过份了。
例如在六十年代,底栖鱼类鳕鱼和鲱鱼,就被捕捞过量。
结果这些鱼群的数量下降了。
美国正在努力制订二百海里区内的管理计划,这将使我们能够把这些鱼群数量增至能提供持久稳定产量的适当水平。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增加不那么受欢迎的品种的捕捞量。
问:污染有多严重,采取什么行动来消除污染?
答:在公海上,鱼不会靠近溢油。
但是,如果污染发生在对渔业极其重要的近海区——例如在河口湾地区内潮湿土壤一带,问题就严重了,因为这是鱼繁殖、产卵、也是幼鱼开始生活的地方。
鱼不能从这样的污染地方游走。
近海钻探石油日益增多,使这样的近海区更不适于鱼类栖息。
此外,从海上运油越来越多,增加了溢油的危险。
化学药品对鱼的危害比石油更严重,即使这些药品不是直接在海洋上使用。
例如聚氯联苯通过河流进入海洋。
其中一些化学药品不仅对鱼,而且对人也有毒,即使通过吃受污染的渔业产品而间接地吸收这些药品。
问:近年来是否越来越多地利用质量较次的鱼作为动物饲料?
答:大量的鱼用于非直接的人类消费。
例如,鱼油和鱼粉用作动物饲料。
19810119B3[参]查理王子写的童话
英国储君查理王子的处女作《卢尼加的老人》最近出版,这是他十一年前所写的童话故事,是用来娱乐两个弟弟的。
故事的背景是卢尼加,那是苏格兰的巴摩鲁古堡附近的一个湖。
王室的人通常在这儿渡假。
查理王子当时只有二十岁,是在皇家游艇上写的。
全书四十页,充满笑料。
去年在温莎堡曾展出该书的四页,吸引了出版商的注意,说服查理王子让他们出版,该书由“皇家学院”院长卡逊爵士插图。
19810119B3[参]研究豺狼心理的书——《狼魂》
过去人们对于豺狼的印象是极坏的,因为豺狼凶狠而且食人。
但最近有一位心理学家,四十三岁的福克斯著了一本书,名叫《狼魂》,对过去人们对狼的看法提出异议。
福克斯对狼很有研究,他不只养狼,还曾著有《狼的行为》、《狼和狗》等书,在近作《狼魂》中,他根据多年研究狼群的生活经验,用大量事实指出狼并不像人们想像那么凶狠。
狼是合群的动物,有一种社会感,狼只有在觅食时才杀生,平时它们是不随便互相杀戮的。
而且一群有一群的地盘,当一群狼走近另一群狼的地盘时,就发声长嗥,作为相互警告,以便维持和平。
这样就有一些两不管地区留下,鹿可以在这地区生长。
19810119B3[参]《科学美国人》中文版发行
《科学美国人》是美国著名科学普及杂志,在美国出版已有一百三十五年历史,现在该刊总印数达一百万册,用六国语言发行。
1979年中国与美国合作,由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编译出版中文版的《科学美国人》,中文刊名为《科学》,发行两万册;
1980年起,中文《科学》只比美国的《科学美国人》迟出四个月。
《科学》内容侧重基础理论,每期内容有:物理、数学、化学、天文学、生物科学、社会科学、医学、科学史等,此外还有三个固定专栏:科学与大众、数学游戏、业余科学家。
这份刊物重视了解和发现世界各国科学家、科学研究机构的科学新发现、新成就,以及科办界讨论、探索的重大问题。
这份刊物的读者对象主要是科技人员,对于一般读者则内容较深,文章也比较枯涩难懂。
19810119B3[参]科幻小说选编——《海的死亡》
这是一本科幻小说选集,收有西班牙、阿根廷、意大利、波兰、瑞典、美国、英国、丹麦和台湾的十一篇科幻小说、编译者张系国对科幻小说颇有研究,他还在每篇翻译后加上说明,阐述各种不同流派的科幻作品的特点。
19810119B3[参]纳布柯夫的《文学演讲集》
已故著名文学家纳布柯夫过去曾任教职,在五十年代,他在美国康尼尔大学教授文学。
在纳布柯夫未写《罗丽泰》之前,他是以教书为生的。
纳布柯夫的讲稿《文学演讲集》最近由波华斯编辑成书,共三百八十五页,这本文集包括讨论七本欧洲和英国古典小说,印有纳布柯夫的绘图、表格、平面图和评语眉批。
其中包括论述卡夫卡的《变形》、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史蒂文森的《鬼医》、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公园》、狄更斯的《黑屋》。
19810119B3[参]美出版战后中美外交关系的两部新著
今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两部论述现代中美外交关系的专著,年限都属第2次世界大战末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一段时期。
这段时期,内有国共相争,外则有美苏的抗衡,国际形势急激变幻,而中苏美的外交关系也愈形微妙,在中美近代外交关系史上说,是一段极不稳定的时期。
对于这段时期的中美关系,海外学术界虽作过不少探讨,但意见纷纭,不少内情仍有待究明。
因此,这两部专著的出版,值得注意。
当然这两书都是站在美国人的立场去作研究的。
里尔登—安德森著《从延安到大国》《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起源》一书,作者运用了大量未为人留意的材料,论述第2次世界大战末期到解放战争初期,在延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对外政策。
旨在通过对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研究,以论述在当时国际局势中的中美苏的三国外交关系。
《捉摸不定的年代:中美关系》,是一部探讨自1947年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逐渐取得优势起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四年间,中美两国不稳定的外交关系。
这是一部论文集,执笔者都是研究近代中美外交史的著名学者。
主题讨论自第2次大战结束后,当时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在外交关系上调整失败的过程,并进而讨论这段时期中美关系的失败,带给以后冷战时代的影响。
论文利用了刚开放的美国外交和军方的档案,资料相当丰富。
19810119B3[参]英作家续写“詹姆士·邦德”小说
自从1964年英国间谍小说作家弗林明去世之后,“詹姆士·邦德”小说从此绝响,弗林明曾从事谍报工作,最初是业余写写间谍小说,谁知一举成名,共完成了十四本“詹姆士·邦德”,使“詹姆士·邦德”成为西方世界家喻户晓的人物。
他去世时完成了第14本《金枪汉》的校稿,该书是他死后出版的。
最近英国作家格拉由弗林明的文艺执行人在英国作家中选出,担当起使“詹姆士·邦德”这个人物复活的任务,写三本“詹姆士·邦德”小说。
格拉幽居于爱尔兰的域克罗山,他每年写一本严肃作品,一本神秘作品或一本间谍小说,是个畅销小说作家。
他最近表示:“被邀把詹姆士·邦德复活,使这个间谍卷土重来,实在是一种挑战,但我将接受挑战。
并以此为乐。
要从六十年代将詹姆士。
邦德带到八十年代来,他将会有所改变,詹姆士·
邦德对妇女会尊重一些了,也不再酗酒猛喝伏特加马丁尼酒,烟也抽少一些,至少抽含焦油较少的香烟了。”
他写的第1本“詹姆士·邦德”小说仍挂着“007”的招牌,暂定名为《熔化》,已经完稿,定于明年04月出版。
格拉曾在第2次世界大战任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员。
后来成为专业作家。
19810119B3[参]香港出版于梨华作品集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从1980年起,出版一套于梨华的作品集,包括于梨华过去的一些旧作和新近发表的作品,其中有《梦回青河》、《也是秋天》、《归》、《雪地上的星星》、《白驹集》《焰》、《又见棕榈》、《会场现形记》、《考验》、《三人行》、《新中国的女性及其他》、《傅家的儿女们》、《谁在西双版纳》等,共十四集。
这套书包括了于梨华各个不同时期的作品,可供读者对她不同时期的观点与技巧作比较。
(本专栏选自香港《开卷》月刊)
19810119B4[参]南报评苏刊提出的关于苏阿关系正常化倡议
【南斯拉夫《政治报》01月16日报道】
(该报记者发自莫斯科)《新时代》杂志今天在一篇就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纪念日而撰写的文章中强调指出,「苏联始终不渝地致力于克服在六十年代初产生的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中的困难,致力于建立平等的合作」。
三十五年前,阿尔巴尼亚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国。
该杂志说,「苏联的出发点是,建立正常关系,既有益于我们两国,也有益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利益。
」
莫斯科向地拉那提出进行合作和苏阿关系正常化的建议,这不是第1次了。
苏联的类似倡议在过去十年里至少每年提出一次,通常都是在11月阿尔巴尼亚国庆节的时候。
新情况只是,苏联方面最近没提及两国二十年前关系恶化的原因,也没有指责阿尔巴尼亚方面是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
《新时代》强调指出,苏联人「过去和现在都始终为阿尔巴尼亚劳动者的成就而高兴,并对他们表现出友好的感情」。
苏联杂志提出,苏联努力向公众介绍「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英雄历史」,介绍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
杂志还说,搞阿尔巴尼亚语以及从事文学和历史研究的苏联科学家和专家,「定期在科学出版社发表研究文章」,用俄语翻译「进步的阿尔巴尼亚作家和诗人的作品」。
可以预料,苏联关于苏阿关系正常化的最新倡议还将提到最高一级,就是说,将在四十天以后的党代表大会上得到进一步肯定。
19810119B4[参]土耳其当局逮捕革命者左派组织大批成员
【法新社安卡拉01月11日电】
这里的土耳其安全部队今天说,他们已经逮捕了一个极左组织的二百○四名成员。
这个组织叫革命者左派组织,它有已经谋杀了二十五人、还在策划行刺另外三千人的嫌疑。
一项公告说,这种谋杀行动是要成为一场武装叛乱的开始的,而这种武装叛乱的目的则是要建立一个共产党的政府。
公告又说,这些“革命派”是在首都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三个月的调查期间查获的。
公告说,安全部队在安卡拉郊区的一个村子里发现了一份处死者的名单,它上面列有大约三千个人的名字。
警方说,每份材料都有未来受害者的照片,开有他的家庭与工作地址,汽车牌照上的号码,个人习惯以及常去的地方。
他们还没收了八辆车辆,近一百万土耳其镑四万六千西德马克,“军事档案”以及许多武器。
他们说,革命者左派组织是“土耳其人民解放阵线和土耳其人民革命党”的重建。
后者的领导人曾于七十年代初被捕而于1974年被赦免释放。
他们把土耳其分成十一个地区,每个地区为首的都是一名从首都派出的官员。
19810119B4[参]法新社报道坦桑国防部长因经济问题被捕
【法新社卢萨卡01月15日电】
据今天赞比亚首都收到的外交报道说,坦桑尼亚国防部长拉希迪·卡瓦瓦13日在达累斯萨拉姆被逮捕,并已被拘押起来。
这些未被证实的报道还说,与他一块被拘留的还有九名亚洲商业巨头,这表明前副总统可能与这些人有金融交易。
19810119B4[参]法新社说英国越来越多的人申请移居国外
《法新社伦敦01月08日电】
越来越多的英国人
离开联合王国移居国外,希望过更好的生活。
据人口普查局公布的统计数字,去年离去的人是1975年以来最多的。
申请到澳大利亚去的人非常之多。
新西兰也计划接受更多的移民。
它去年接受了来自英国的三千人。
熟练的技师和焊工是在新西兰需要的合格人材之列。
加拿大驻伦敦高级专员公署表明,1978年接受四千一百人,1980年接受八千七百人。
提出申请的总人数两年中从一万人增加到四万一千人。
但到中东和美国的人则少得多。
去年移居国外的英国人的总数比1979年增加了二万一千四百人,达到了近二十万九千人,而外国来的移民增加了八千九百人,达到约二十万三千人。
19810119B4[参]爱得华·卡德尔回忆录选择(五)
同时,斯大林所想的和所希望的肯定恰恰相反;他在会谈时表现出的粗卤和他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及其领导人的藐视态度,尽量少担风险,因为斯大林知道,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绝不会为了别人的利益牺牲最优秀的战士和全体人民在艰苦的人民解放斗争中流了许多血才赢得的一切。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斯大林多次在舒巴希奇不在场的时候对我说:“为什么你们对这个问题这么不安?
对这个国王,你们以后想什么时候废除就可以什么时候废除掉。”我对他说,我们的人民对解决这个问题的这种方式很难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疑也要受到很沉重的政治打击,同时这会加强反革命的反对派。
铁托和其他同志感到气忿
有时,斯大林会提出与会谈本身毫不相干的问题。
有一次他这样问我:“您是斯洛文尼亚人,难道不是么?”
我说是。
而斯大林说:“你们的知识分子很软弱。”
我对他说,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因为绝大多数斯洛文尼亚知识分子都参加了游击队,或者以其他的方式帮助游击队。
譬如,游击队有许多医生,可以满足我们游击队的一切需要。
我们有最好的画家、作曲家等,他们在人民解放军的连和营里拿着武器参加战斗。
回国后,当我向铁托和其他同志讲述同斯大林进行了怎样的会谈时,他们都感到气忿,但是,也都为会谈的内容感到担心。
很清楚,为实现铁托和舒巴希奇达成的协议而进行的内部斗争将是非常艰巨的,而在这方面不会得到苏联的大量援助,而我们恰恰对来自这一方面的帮助寄于最大的希望。
经过分析斯大林的作法,我们大家似乎都认为,斯大林这样做,也只是耍手腕,特别是就此同他争执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目前最好保持沉默。
我们相信,斯大林运用同西方大国斗争的种种手腕,还是希望帮助我们的。
当然,我们的这种结论,不仅是根据同斯大林的这次会谈得出的,而且也是以铁托以前同他的会谈为依据的。
本来,我们的关系,也包括经济关系,发展是比较正常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给这一进程制造任何麻烦。
(五)
19810119B4[参]经互会执委会召开第98次会议
【塔斯社莫斯科01月13日电】
经互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卢卡诺夫今天在这里主持经互会执委会第98次会议开幕时说,在过去的五年计划(一九七六——一九八○)中,经互会国家在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在新的五年里,经互会将要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更重要的任务。
出席为期三天的会议的,有下列执委会国家代表、政府副首脑:
保加利亚卢卡诺夫、匈牙利约瑟夫、越南黄晋发、民主德国魏斯、古巴布拉沃、蒙古泼勒杰、波兰雅盖尔斯基、罗马尼亚尼古列斯库、苏联塔雷津、捷克斯洛伐克罗赫利切克,还有南斯拉夫驻经互会常任代表格利戈里耶维奇。
【法新社莫斯科01月13日电】
一些了解情况的人士今天在这里说,苏联常驻经互会代表卡图谢夫已由塔雷津所接替。
塔雷津迄今是部长会议副主席。
19810119B4[参]英国一些政策分析家认为:里根政府和西欧盟国间互相有猜疑
【路透社伦敦01月16日电】
一些英国对外政策分析家今天说,由于里根政府和它的欧洲盟国之间互相有猜疑,这两者的关系可能会遇到麻烦。
他们说:“低估目前美国人的情绪中的飞扬跋扈和民族主义倾向是不明智的,这种倾向将在里根任总统期间充分反映出来。”
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在准备于里根01月20日就职时发表的一项调查报告中说,即将就职的美国政府如果说同其前一届政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它对欧洲人比前一届政府疑心更重。
由私人办的这家研究所说:“许多欧洲人认为里根在对外政策方面没有经验,而且是有名的鹰派。”
这项研究报告(它是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政策研究小组准备的,报告中对里根政府领导下可能出现的政策趋向作了估价)说,许多欧洲人“对往往只根据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来估价别的国家这种倾向感到不安”。
这个研究小组说,由于美国新政府和它的十五国北约联盟中的盟国之间互相有猜疑,这两者之间可能会在好几个方面出现重大分歧。
这项研究报告说:“这些相互猜疑造成了一种容易发生误解的可能性,因为人们往往不是根据政策本身来作出判断,而是根据他们认为可以说明决策者的‘软弱’或‘强硬’态度的迹象来作出判断的。”
这个研究小组说,有理由认为,苏联将发现同里根打交道比同卡特政府打交道容易些,但是在1981年,波兰的局势对东西方关系将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美欧在防务开支、缓和、部署美国核武器问题和中东问题上的分歧,有可能使美国重新想减少驻欧洲的军事力量。
这类政策性争端还可能使美国政府“在防务和对外政策方面更多地采取单方面行动,还会使它越来越不理会欧洲的看法和敏感情绪”。
19810119B4[参]香港《远东经济评论》文章:《尽管国内困难越来越多,越南军人还在干下去》
【香港《远东经济评论》12月19日一期文章】
题:尽管国内困难越来越多,越南军人还在干下去
多年来美国分析家们一直有争论、而现在在东盟国家首都正以极大兴趣进行研究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事情使河内开始感到疼痛?
有关这个问题的最新说法是:河内面临的困难堆积如山,它什么时候才会对柬埔寨发慈悲?
越南的经济形势,尤其是北方的经济形势,比最近能记得起来的任何时候都糟,这几乎是普遍的看法。
东盟各国驻河内大使向其政府发回的大量电报,记述了城市居民因物质上的困难而存在普遍的不快之感,和越来越能听到较低层干部抱怨艰苦的牢骚声,有些报告谈到一位军人在09月02日独立日那天竟以身殉的事例。
东盟某一国家的大使甚至向国内发回电报,说在河内的一些墙上第1次看到了乱写反对政府的字迹。
一直有消息说,越南政府征募新兵运动无人关心,并遭到反对。
据说,在食品短缺和痛苦没有可能解除引起的沮丧情绪日益增长的同时,贪污、偷窃和夜盗案也在增加。
注视着河内决心的动摇和软下来的迹象的那些人,很有兴趣地看了越南官方新闻机构最近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社论。
一位越南评论员秋香在党的官方报纸《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篇异常坦率的文章,11月初河内电台广播了这篇文章。
作者在文章中要求人民在面临困难的情况下不要“悲观,不要优柔寡断”,不要受中国宣传的影响。
从其它一些文章和社论中可以看出,越南共产党中有一些主要成员对越南卷入柬埔寨不热心。
雅加达、吉隆坡和曼谷的分析家们也看了同样的报道,也读了越南新闻机构的同一篇评论文章,但是他们似乎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实际上,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制定者们正在辩论,当前对河内实行的政治和经济孤立以及施加的军事压力给它造成了多大程度的损伤,是否可以指望这种做法会使河内的立场——柬埔寨形势是“不可逆转的”——软下来。
在雅加达和吉隆坡有少数人、在曼谷有多数人认为,过几年之后,越南人也许会采取一种比较和解的立场,但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一些有影响的分析家,却排除了河内会因经济上的困难而屈服的可能性。
尽管人们认为越南正经历一场严重的危机,但是普遍认为柬埔寨的形势对越南支持的韩桑林政权来说正在好转。
尽管对红色高棉向驻在柬埔寨的不能调动的越南大军发动雨季攻势进行了宣扬并做了种种预言,但是,除了几次伏击和屠杀了一列车平民之外,看来红色高棉游击队没有取得很大成果。
考虑到红色高棉(估计约有三万人)没有任何征募兵员的基地,而且他们一到柬埔寨境内的村子,村民就向越南人报告这一事实,西方分析家们认为游击队没有多大希望能取得很大进展。
【南通社曼谷01月06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在遭受几年严重歉收之后,越南去年获得了好收成。
尽管如此,还不能满足越南的需求,越南还必须进口一、二百万吨小麦。
前几天的国会会议上已在讨论的政府报告强调说,由于上一个五年计划未能实现,“因此粮食供应非常困难,特别是在城镇”。
鉴于这种情况,已经定量的粮食供应不得不进一步减少。
这种情况又带来了政治后果。
一些越南领导人说,“我们的市民中有些人”由于不了解基本粮食长期短缺的原因,以及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因此“产生了消极、动摇和怀疑的情绪,就象一艘在暴风雨中迷失方向的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