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华北大力播种向日葵
我国东北、华北地区大力播种向日葵。
今年全国计划春播向日葵面积为八百万亩左右，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五十。
据吉林、辽宁、内蒙古、宁夏、山西、河北等省、自治区统计，目前多数地区已播种结束，实播面积都超过计划。
（据新华社）

井冈山会师纪念碑落成
据新华社南昌05月06日电井冈山会师纪念碑最近在江西宁冈县砻市落成。
05月04日，中共江西省委、省人民政府、省军区在砻市隆重举行了落成典礼。
井冈山会师纪念馆也在同一天开放。
1928年05月04日，在宁冈砻市东边的草坪上，由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后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召开会师大会，建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党代表、朱德同志为军长、陈毅同志为政治部主任、王尔琢同志为参谋长的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
为了恢复曾经被林彪、“四人帮”一伙野心家篡改了的井冈山会师的历史面貌，让人民永远纪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历史功绩，1977年经党中央批准修建井冈山会师纪念碑。
华国锋同志为纪念碑题了字。
谭震林同志为井冈山会师纪念馆题了字。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俊秀等党政军和政协的领导同志，同当地军民四千多人，参加了纪念碑的落成典礼。
毛泽东同志的家乡韶山区以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各县代表，也参加了落成典礼。

利用外社外队有利条件打开发展生产的门路
吴江县推广联合经营副业做法
新华社南京电江苏省吴江县委在全县推广联合经营副业的做法，促进了副业生产的发展。
据统计，今年吴江县本地与本地或本地与外地联合经营副业的公社有十四个，主要项目有种菱、种黄草、河蚌育珠、养鱼、养鸭等。
其中，联合种菱一万七千多亩，种黄草两千多亩，养鱼一百一十七万多尾，养鸭五万多只，仅这四项副业的年产值预计可达二百万元以上。
吴江县联合经营副业生产，是在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这个县的黎里公社有两万多亩水面，去年，他们打算利用一部分水面种菱，但缺少资金和种菱技术。
邻近的浙江省吴兴县菱湖公社，是有名的“菱乡”，有种菱的技术和经验。
他们就与菱湖公社签订合同，由菱湖公社提供菱种并负责栽培，他们负责管理，联合种菱三千八百多亩，产鲜菱七万多担。
产品按比例分成，菱湖公社得五万担，增加收入近八万元；
黎里公社得两万一千多担，增加收入三万八千多元。
八都公社港口大队第7生产队养鸭有饲料和资金，但缺少管理经验，他们就与擅长养鸭的北长大队第5生产队联合经营，由北长五队出技术人员，负责饲养，他们自己购买鸭苗和供给饲料，联合养鸭一千只，收益分成时，港口七队得一千二百元，北长五队得五百一十元。
这两个单位的做法使县委得到启发：
经营副业即使资金和技术力量不足，只要善于利用外社外队的有利条件，联合经营，同样可以打开发展副业生产的门路。
在去年年底全县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县委总结推广了这两个典型经验，要求有条件的社队向他们学习，开展联合经营。
县农业、商业、供销等部门，也积极为社队副业生产的联营出谋献策，“搭桥铺路”。
社队自己更是积极主动，多方挂钩，争取联营，使今年全县副业生产的联合经营得到了发展。
这种办法在全县推广后，许多社队的资源得到了合理的利用，生产打开了出路，经济工作活了。
这个县东北部的十多个公社，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洼地适宜种植黄草。
过去，他们总觉得缺少资金和技术，难以发展生产，洼地一直没有很好利用。
今年，他们通过县供销部门与急需黄草的上海市嘉定县徐行公社挂钩，由徐行公社提供种子和肥料，并派出技术人员指导种植，他们出劳动力，种植了两千多亩黄草。
八都公社联星大队第1生产队也利用自己的二十亩水面，与吴县河蚌育珠闻名的黄埭公社银浜大队合作，联合育蚌一万多只，使副业生产增添了一个新的项目。

前往南斯拉夫参加铁托总统葬礼活动
华国锋同志率代表团抵贝尔格莱德
邓小平等领导人送行米亚托维奇等到机场欢迎
新华社北京05月06日电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南斯拉夫，参加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的葬礼活动。
代表团团员是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联部部长姬鹏飞，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周秋野（已在南斯拉夫）。
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彭真、乌兰夫、陈慕华、姚依林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到机场送行。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格里西奇也到机场送行。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05月06日电以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于06日下午四时五十三分乘专机抵达贝尔格莱德。
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贝尔格莱德机场时受到了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副主席茨·米亚托维奇、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米·米尼奇、联邦外交部部长助理沃·佩基奇和南斯拉夫驻华大使奥斯托伊奇等同志的热烈欢迎。
华主席走下飞机时同米亚托维奇副主席热烈握手、拥抱。
华主席检阅了仪仗队。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周秋野以及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到机场迎接代表团。
（附图片）

哈克总统、杜尔总统离京
据新华社北京05月06日电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将军和夫人以及随同来访的贵宾，结束了对我国的正式友好访问，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回国。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和夫人赵兰香，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等，到机场欢送。
据新华社北京05月06日电几内亚人民革命共和国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结束了对我国的正式访问，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贝尔格莱德参加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葬礼活动。
杜尔总统的夫人及其随行人员同机离开北京。
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等，到机场送行。
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失去了时间怎么办？
失去的时间有办法补回来吗？
有。
俗话说，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是不会倒回来走的。
那末较现实的方法是什么？
《汉书·食货志》载：
“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01月得四15日”；
三国时的董遇也提倡“夜者日之余”。
这是用加夜班的方法延长学习、工作时间。
当然，这不是唯一的方法。
有人提出：
“一个用‘分’计算时间的人，比一个用‘时’计算时间的人，时间多出五十九倍。”
这又是一种方法。
虽然时间是一个常数，但每个人对时间的利用却是一个变数。
用“分”、“秒”计时的人，往往争分夺秒，工作、学习效率就高，等于延长了时间。
用“时”“日”计时的人，往往把几十分钟、几个小时不当一回事，而让它白白流逝。
离下班、开饭时间还有二、三十分钟，有人就收工了；
办完一件事，一看表只有十几分钟了，于是就闲聊……这类现象司空见惯，该是多大的浪费呵！
至于那种“一杯水，一支烟，一张报纸看一天”的人，他们早已失去了“珍惜时间就是珍惜生命”的观念。
我们说失去的时间可以补回来，只适用于有志者。
吴鸿业

“挂帅”和挂名
“书记挂帅”有两种挂法。
去年我在江苏，见到一位市委书记亲自挂帅平反冤假错案。
他为了弄清一个上访人的问题，耐心地听上访人申诉，长达六小时；
看上访人的材料，连续用了十小时；
下去调查研究，跑了五个单位，开了六个座谈会；
还找上访人的亲属谈，找有关单位的领导做工作，用党的方针政策统一大家思想。
结果，不但妥善地处理了这位上访人的问题，而且推动了全市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这样的“书记挂帅”，人们是欢迎的。
也有另一种“挂帅”。
虽然由书记担任了什么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头，但是并不亲自动手，调查研究、解决问题。
有时候出面召开一次会议，以后再也不去过问了。
这样的“书记挂帅”实际上是“书记挂名”，意思不大。
这里也要提到一点：
书记是管全局的，工作一般都很忙。
每一件事都要“书记挂帅”，恐怕办不到。
与其搞个“书记挂名”，何不让党委中其他成员来实实在在地挂帅？
刘凤泰

沉冤昭雪伟绩重现
《刘少奇同志纪念展览》筹备就绪
本报讯通讯员苏东海、记者费大为报道：
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摄影家协会联合举办的《刘少奇同志纪念展览》，已基本筹备就绪，先进行内部预展，不久即可正式开放。
这个展览包括文物、照片等展品共计六百多件。
按照历史顺序，展示了刘少奇同志的伟大一生。
民主革命时期部分，展出了少奇同志领导安源罢工和在大革命高潮中领导工人运动的大量史料，以及领导五卅运动时，上海总工会的会议记录等。
这些真实史料，有力地揭穿了林彪、“四人帮”对刘少奇同志的污蔑，重现了他领导工人运动的光辉业绩。
展览还展出了刘少奇同志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著作，以及他在延安窑洞写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的珍贵照片等。
社会主义时期部分，展出了建国十七年来刘少奇同志担任党的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家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期间，参与党的各项领导工作，进行广泛的国事活动的大量图片、文献和文物。
他在党的八大作报告的文件、照片和文摘，陈列在展厅正面的长柜里，展示了他在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的历史意义。
展览的最后部分，展出了人民群众在林彪、“四人帮”的反动统治下冒着危险保存下来的刘少奇同志的照片和他的著作，特别是各种版本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人民群众要求中央给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大量信件。
整个展览起到了为刘少奇同志昭雪沉冤、重现伟绩的积极作用，形象化地恢复了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的名誉。

沉痛哀悼铁托总统逝世
首都各界群众前往南使馆吊唁
据新华社北京05月06日电数千首都的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和学生，从早上开始，陆续到南斯拉夫大使馆，吊唁铁托总统的逝世。
下午，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阿沛·阿旺晋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王首道、刘澜涛，前往吊唁，并向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奥斯托依奇的夫人和大使馆临时代办格里西奇亲切握手，表示慰问。
在吊唁的人群中还有中共中央和政府部门，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人民团体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负责人。

科学院奖励一批重大科技成果
中国科学院最近奖励了二百三十二项重大科技成果，其中五十六项授予一等奖，一百七十六项授予二等奖。
1979年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共作出一千五百余项科技成果，比1978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其中基础研究方面的成果占百分之十六点五，应用基础研究成果占百分之三十四点八，应用研究及推广研究方面的成果占百分之四十八点七。
（据新华社）

胡乔木、孙冶方说：
铁托最先认识社会主义不应一个模式
据新华社北京05月06日电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向本社记者发表谈话说，“铁托总统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的逝世，对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事业，对不结盟运动以及对世界的进步事业和共产主义运动，是巨大的损失。”
胡乔木同志曾于去年11月访问南斯拉夫。
他对铁托同志的不幸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胡乔木说，他认为铁托同志对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
“他和他的亲密战友们最先认识到社会主义不应该只有一个模式。
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南斯拉夫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工人自治制度。
工人自治思想的影响现在已经远远越出南斯拉夫的国界。”
胡乔木说：
“铁托的卓越领导使南斯拉夫由贫困落后变为繁荣昌盛，使南斯拉夫的不同民族保持团结友好，使南斯拉夫受到世界的广泛尊敬。
我和全中国人民一样对铁托总统的逝世感到极大的悲痛，同时深信中南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将不断得到发展，并在国际事务中起重要的作用。”
“铁托的精神和事业将影响到今后的许多年代。”
在六十年代就注意研究南斯拉夫的企业经营管理和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孙冶方，于1978年冬天去南斯拉夫实地考察了五个星期，遍访了南斯拉夫六个共和国（包括两个自治省）。
他说：
“通过这次访问，我比较具体地了解了南斯拉夫在铁托同志领导下，早从五十年代初，就开始大胆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摒弃当年从苏联引入的过分集中化的经济模式。
经过将近三十年的奋斗，开辟了一条符合南斯拉夫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这就是在依靠群众、发扬民主、健全法制的基础上，由劳动人民直接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
这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一个创举。”
他说，“南斯拉夫在铁托同志领导下，不为现成的教条所束缚，突破曾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框框，闯出一条新路。
这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要有极大的勇气。
他们这样做，也为其他国家人民按照各自的特点确定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孙冶方回忆在南斯拉夫访问期间感受至深的南斯拉夫同志的那种谦虚谨慎的态度，赞扬“在这方面铁托同志也堪称表率”。
孙冶方说，“只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才是无所畏惧的，只有勇气非凡、无比坚定，又深得人民群众拥护的人，才既能大胆地创新，又能正视现实存在的问题，而无往不胜。
铁托同志正是这样一个人。”

悼词表示南将坚持不渝地走铁托的道路遵循铁托的独立和不结盟政策
贝尔格莱德隆重举行铁托总统追悼会
拉·科利舍夫斯基主持追悼会，弗·巴卡里奇致悼词。
悼词表示南将坚持不渝地走铁托的道路，遵循铁托的独立和不结盟政策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05月06日电快讯：
今天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同志隆重举行了追悼会。
追悼会是在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主席拉·科利舍夫斯基主持下进行的。
在乐队演奏南斯拉夫国歌之后，参加追悼会的各界代表为铁托同志默哀一分钟。
出席追悼会的有：
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成员，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党政领导人，南斯拉夫人民军、老战士联合会的领导人，南斯拉夫宗教团体的代表，贝尔格莱德市代表团，铁托同志故乡库姆罗韦茨代表团以及铁托同志的家属。
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成员、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成员弗·巴卡里奇在追悼会上致悼词。
他高度赞扬了南斯拉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主义战士铁托同志战斗的一生，表示南斯拉夫将坚持不渝地走铁托的道路，遵循铁托的独立和不结盟政策。

遇事三问
有些单位在探讨改进作风、提高工作效率的时候，有人提出遇事“三问”，即：
能否取消？
能否合并？
能否代之以简单的办法？
我们有些单位，一年到头忙于发通报、印简报，向下级要各种报表、汇报，弄得文件成灾，下面同志叫苦不迭。
对于劳民伤财又无多大用处的文牍，我们何不问它个“能否取消”？
那怕是取消一部分也好。
许多地方和单位开会成风。
本来可以一竿子插到底的会，却层层开，本来可以合在一起开的会，却分门别类地开，结果牵扯了领导精力，使许多人泡在会上。
我们是否也应该问个“能否合并”？
烦琐哲学也是工作中常见的弊病。
比如一件事情，只要打个电话、口头讲一下就能解决的，也偏要写报告，层层报批。
对此，我们是否想过：
“能否代之以更简单的办法”？
钟志祥

万亩杉木林
河南省光山县认真落实林业政策，全县已建成十六个万亩杉木林基地，三个五千亩木本油料基地。
这是文殊公社的杉木林场一角。
张新政摄（新华社稿）

刻苦钻研技术力争农业高产
黑龙江八五二农场四分场七队队长、下乡知青陆为民立志务农，作出贡献，获新长征突击手光荣称号
新华社哈尔滨电新华社通讯员廖庆祯、宋恭谨，新华社记者王来喜报道：
黑龙江省八五二农场四分场七队队长、北京下乡知识青年陆为民，扎根边疆，刻苦钻研农业技术，为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
陆为民出身在高级干部家庭。
父亲是1936年入党的老干部。
1968年07月，陆为民来到了北大荒。
1972年，分配他搞农业技术工作。
他为了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找来青年自学丛书，专心致志地学习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
他还订阅了《农业科技通讯》、《国外科技动态》等杂志，并让父母寄来《农药手册》、《育种遗传》等几十本农业技术书籍。
场里发下《作物栽培学》、《肥料》、《土壤》等农业院校的讲义，他更是如获珍宝。
陆为民坚持早起晚睡，见缝插针，孜孜不倦地读着，记着。
仅仅两年功夫，他就利用业余时间把农业院校的专业课程读完了。
1978年初，全场对技术人员进行考试，他得了九十七分，全场第1。
陆为民虚心向老同志请教，在厚厚的笔记本上列了几十个栏目，对全队的土地进行调查，建立土地档案。
从1972年以来，他详尽地记载了历年农作物产量、品种差异、气候变化、施肥效果等数据，为队里总结生产经验，制订生产措施，提供了依据。
1978年03月，陆为民担任了副队长。
秋天，七队大豆丰收。
他来到晒场，组织职工冒着严寒，一遍又一遍地扬场出风，和粮食化验员一起严格检查大豆质量，努力提高大豆等级，使全队增加了收入。
1979年初，社会上刮起了一股知青返城风。
陆为民坚定地表示：
我不回城。
有人问他：
“你咋不想走呢？”
他充满感情地说：
“我来北大荒十年了，已经熟悉了农业生产。
在这里，我是个有用的人。
如果回城市，干啥都要从头学起。
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呢？！
”
陆为民的父亲一直鼓励他扎根北大荒。
他父亲在一封信中写道：
“当初给你起名叫为民，就是希望你处处从人民的利益出发，遇事多为人民着想，人民需要你在哪儿，你就在哪里干。
只要你从人民的事业出发，下定了决心不回城，我们做父母的坚决支持你在农场干下去。”
去年春节期间，陆为民回家探亲，父亲又再三叮嘱他：
要真心在边疆干下去，必须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思想上要有长期吃苦的准备；
二是要把家安在北大荒，找个农场姑娘恋爱结婚。
春节过后，陆为民高高兴兴地返回了农场。
春播前要实施化学除草，陆为民仔细翻阅有关技术资料，结合本队耕地土壤的特点，大胆减少了除草剂的施用量，不仅杀草效果好，还免除了药害，节省了费用。
他又针对连年出现的干旱，跟大伙一块分析队里的情况，学习外单位的增产经验，决定扩大小麦中晚熟品种的播种面积，以便躲过威胁性最大的“卡脖旱”。
这一招果然灵验，五千五百多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三百八十斤。
这一年，全队盈利二十多万元，粮豆总产、小麦亩产、利润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为了表彰陆为民立志务农的革命精神和在建设边疆中作出的贡献，共青团中央授予他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的光荣称号。
现在，陆为民已和一个本地姑娘建立了真挚的爱情。
他们决心共同战斗在北大荒，把一生献给祖国边疆，献给农业现代化的伟大事业。

发展林业的一种责任制
我们在赣东北采访过程中，了解到婺源县的大潋大队实行着一种深受群众欢迎、有利于林业发展的责任制。
大潋大队大约有一千多亩油茶林，从1962年起就分块包到各户管理。
按规定，老油茶林每年砍一次茅草，一亩记一至两个工；
新油茶林，从造林算起，五年内每年垦复一次，一亩记五个工。
各户管理油茶林所记的工，和农业工分一样纳入当年分配。
但各户要保证所管理的油茶林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成活率，达不到这个标准的适当扣减工分。
油茶树长起来后，谁砍一棵罚款五元。
油茶果成熟时，各生产队组织人力统一收摘。
大队、生产队负责检查，保证奖罚制度兑现。
实行这个办法以后，油茶山得到了比较好的垦复和培育管理。
但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有人批判这种作法，说是搞资本主义。
大队、生产队干部和大多数群众顶住了；
只有小潋生产队没有顶住，结果这个生产队的油茶山遭到了破坏。
其他各生产队的油茶林都长得郁郁葱葱，把一个个山头都覆盖起来了。
1978年冬油茶丰收，全大队集体榨茶油三万六千多斤，茶油收入占全大队农副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
去年不是大年，全大队也收了不少油茶子。
前年冬天，大潋大队新造油茶林时，又把山场分到各户包造包管，头年开垦播种，每亩记工四十个，工分分两年纳入分配，以后每年的管理工都纳入当年分配。
同时，这个大队还规定，新开的油茶林，头三年可以间种粮食、油料或豆类作物，收入归社员所有。
这样一来，社员们的积极性更高了，一个冬天，全大队造了八百五十亩新油茶林。
我们在江西一些地区采访，看到有很多荒山没有绿化，甚至有些村庄附近的小山头也是光秃秃的。
据一些基层干部说，主要原因是社员怕政策变，因而没有造林积极性。
有些地方把零星荒山划归社员种树，规定谁种谁有，社员都不种；
有的地方规定房前屋后可以适当扩大一点地盘给社员私人种树，有的社员也不敢种。
他们说，种树是十年、二十年才有收入的事，谁能担保这么久不发生变化！
大潋大队实行的这种责任制，就比较好地解决了群众怕造林得不到收益的顾虑，他们造林投的工，当年就可以分到东西。
这样做，群众不仅愿意造林、管林，而且主动承担起保护林木生长的责任，促进了林业生产的发展。
本报记者金凯王达智

如何夺取今年玉米丰收？
我国玉米播种面积近三亿亩，抓好玉米生产，对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重要意义。
玉米是高产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居所有作物的首位。
但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玉米，多为间套复种，平均亩产仅三百七十五斤，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我国各地玉米产量悬殊，高产社队玉米亩产七、八百斤，而低产区仅二、三百斤。
由此可见，玉米增产的潜力是很大的。
（一）抓好播种关，确保一次全苗。
多年来，我国主要玉米产区普遍存在缺苗断垄、密度不足的问题，每亩一般缺苗五、六百株。
玉米和稻、麦不同，是依靠单株大穗夺高产的，缺一株就少二至三两。
为此，首先要抓好播种关，确保每亩有适当苗数。
今年春季，北方春玉米区气温偏低，要根据土壤温度掌握适期早播；
套种玉米要重点抓好土壤墒情，确保出苗均匀；
夏播麦茬玉米，因农时紧张要防止农活粗糙，并注意选择早熟高产品种。
这些措施应结合贯彻生产责任制按地块落实到人。
如果这项工作抓得好，每亩平均多种二百株，就可以多增产玉米四、五十斤，全国就可以增产一百多亿斤玉米。
播种玉米要力求出苗整齐，做到一次全苗。
如果一次不全苗怎么办？
可采用营养钵育苗，在田头地边提早半个月育出一部分大苗。
移钵补苗，简而易行。
（二）选择优良杂交种。
玉米杂交种比普通品种增产百分之二十以上。
去年各地大抓种子繁育，杂交种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
如果今年杂交种面积扩大百分之十，按每亩增产七十斤计，即可增产二十亿斤。
各地选用杂交种时要注意因地制宜，避免遇到不良气候遭致严重减产。
从外地引种杂交种，一定要经过试验、示范。
（三）增施化肥，提高肥料利用率。
由于很多地方有“厚夏薄秋”和“玉米是粗粮”的片面认识，玉米施肥量普遍偏少，甚至无肥。
加以我国当前生产的氮肥大部分是碳氨，容易挥发，利用率不到百分之四十。
据测定，在夏季高温条件下，碳氨撒在地表，只要三天就损失百分之十。
用碳氨做基肥深施或追肥时开沟覆土，比撒在地表每斤碳氨可多收玉米一斤半以上。
麦茬玉米因有底肥，追肥应在拔节和抽穗前。
磷钾是玉米生长发育和高产不可缺少的两个要素，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增施磷钾肥。
（四）抓好病虫害防治工作。
玉米幼苗期主要是粘虫危害，后期主要是钻心虫危害，一般都要减产百分之十以上。
对病虫的危害，不能麻痹大意。
应加强预测预报工作，打好防治病虫害的主动仗。
（五）要充分估计今年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立足于抗灾夺丰收。
我国东北春玉米区常发生春秋低温冷害；
华北夏玉米区，间有“芽涝”和“秋涝”；
西南丘陵玉米产区，伏旱是最大威胁。
因此，做好抗灾夺丰收的思想和物质准备，在制订计划时要选择和搭配品种，采用适宜的间套复种形式以及相应的排灌措施。
怎样保证措施实现？
首先建议各玉米主要产区指定一位负责干部亲自抓，把玉米摆在夺取全年粮食丰收的关键位置，把上述增产关键措施贯彻到生产责任制中。
各地还要组织农业科学家在关键阶段进行考察，提出建议和措施。
其次，及早做好夺取玉米高产的各项物质准备，如调运种子、准备肥料和农药，检查农业机具等。
中国农业科学院佟屏亚

干热风——冬麦后期的天灾
干热风，群众把它叫“火风”、“火南风”。
它是冬麦生产后期，由干燥和高温综合影响的一种灾害性天气。
如连续三天左右有干热风，就会对小麦造成危害。
这种高温干燥天气，是黄、淮地区干热风的主要类型。
也有一种雨后暴热，使小麦“沤根”“腾死”的青干型干热风，它多发生在华北北部。
在苏北和皖北地区，常发生一种冷干型干热风。
这种干热风的气温不高，但有较大的西北或西南风。
小麦在灌浆到乳熟期，较为适宜的天气是：
气温在二十至二十二度，相对湿度在百分之六十至八十。
干热风却给小麦带来了高温和低湿，这就加剧了植株叶面的蒸腾，引起水份供求失调，招致受害。
干热风危害的轻重，除取决于它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外，还与下列因素有关：
第1，春季雨水过多，使小麦扎根浅，苗嫩弱，抗御灾害能力差。
第2，春季长期干旱，干热风危害也较重。
1972年，就是由于长期干旱，豫中、豫北干旱严重地区，冬麦枯熟的竟达百分之六十左右。
第3，雨后骤晴，接着出现高温低湿天气，危害也较重。
小麦生长后期，最怕雨后刮西南风的暴热天气。
第4，小麦播种期晚或生育期迟，干热风危害重。
干热风出现的日期，一般在05月上旬到06月中旬，尤以05月下旬到06月上旬最多。
今年华北的冬麦，由于播种后干旱，苗弱小，三、04月份又多阴雨，麦根浅，生育期推迟，后期如遇干热风，可能会造成较重危害。
对干热风的防御办法，在农业耕作措施上，可采用抗害品种、深耕间作、增施基肥、适时早播以及巧浇麦黄水等。
近年来，各地试验用化学药剂浸种或根外追肥，有一定效果。
如用氯化钙浸种、闷种，在灌浆到乳熟期喷洒草木灰水、石油助长剂、磷酸二氢钾和硼砂（硼酸）溶液等，用以提高植株光合作用，增强植株吸水力，促进籽粒灌浆、早熟，对避开或减轻干热风危害有一定作用。
欧阳兴

树林里飞出一群“机”
本报讯山东省平度县苏戈庄大队村西的河沿上，十四年前是一片黄沙，寸草不发。
经过广大干部群众坚持长期植树造林，现在，千亩荒滩全部绿化。
共栽植黑松四十万株，刺槐二万株，棉槐、腊条十万墩，板栗、苹果树一万多棵。
1971年以来，每年可砍十万多斤松柴，二万多斤棉槐、腊条，还收有大量果品；
去年，还采伐了四千多棵成材树。
他们还建起了小砖窑，成立了条编组。
利用自产松柴烧砖，用棉槐条加工成各种条制品出售。
林副业总收入每年都不少于三万元，去年，达到四万多元。
林副业的发展，改变了这个大队的贫困面貌，促进了农业机械化。
1970年前的无“机”队现在已有拖拉机、柴油机、播种机、扶垄机、脱粒机、粉碎机、铡草机、碾米机等各种配套农机二十多部，基本实现了耕地、播种、灌溉、运输、粮食加工、饲料粉碎机械化。
社员们高兴地说：
这是从树林里飞出的一群“机”。

毁林种田吃亏退耕走上正道
湖北罗田县归云山大队，是个山多、人多、田少的山区大队。
前些年，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大队党支部不顾山区特点，主观地提出所谓“向‘荒山’进军”的口号，大搞毁林“开荒”。
结果，不到几年工夫，将七千多亩用材林砍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使这个富裕大队，变成吃粮靠供应，油盐钱也难凑的穷大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使大队党支部对这段弯路开始有所认识，他们总结了前几年的教训，决定将各生产队准备秋播的二百亩坡地停止耕种还林，并规划逐步把已停耕的近三百亩毁林荒地，改种经济林；
同时，将社员房前屋后的空地全部退归社员所有，靠山吃山、养好山。
社员们高兴地说：
“这是通向富裕的正道道啊！”
蔡绪伦李建文

编后
在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进军中，农村青年是一支最有朝气、最富有进取精神的可贵力量。
我们在落实农村各项政策的时候，一定要把调动农村青年，包括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积极性，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要热情关怀农村男女青年的劳动和生活，包括学习、婚姻、文化娱乐生活等等，都要努力帮助他们去解决。
农村党团组织要善于按照青年的特点，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对青年们进行思想教育，鼓励他们立志务农，为改变农村面貌、实现四化作贡献。
建设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要依靠年青一代来完成。
我们必须把农村青年的教育工作，放到重要的日程上来，切实抓紧抓好。

草木灰水可防干热风对小麦的危害
河南省新乡县宋庄小麦土专家戚久旺
去年冬季冷的早，开春后又出现低温；
冬春积温少，气温不稳定，加上持续干旱，小麦成熟期可能推迟。
根据以上特点和以往的经验，05月份很可能出现严重干热风。
麦熟愈后推，受干热风威胁就愈大。
我们宋庄大队每年都给小麦喷洒草木灰水。
根据几年的对比测定结果表明，这样，能增加小麦叶片含水率，增强抗旱能力；
能增加小麦植株内的含钾量，加快小麦灌浆速度，促使早熟，躲开干热风的威胁。
由于喷洒草木灰水能增加千粒重两克左右，每亩还可增产小麦五十斤上下。
我们是在小麦起身拔节时期喷洒草木灰水。
办法是，每亩取草木灰四至六斤，加水一百斤左右，浸泡半天，滤去灰渣，取澄清液用喷雾器均匀喷洒到麦苗上就行了。
第1次喷洒后，间隔十天左右再喷洒一次即可。
如果有条件，在小麦扬花后，喷洒一次磷酸二氢钾或石油助长剂，对防御小麦干热风效果更为明显。

“财神爷”为啥撂挑子？
河北省青县小牛庄大队第1生产队有个钉马掌小组，去年在十一个月中，共为集体增加纯收入五千五百多元，被称为一队的“财神爷”。
可到了年底，“财神爷”却撂挑子不干了。
这是为啥呢？
事情是这样的。
去年02月，这个队有四个会钉马掌的社员，成立了一个钉马掌小组，同队里签订了经济合同，总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五归集体，百分之十五归个人，队里给每人每天记一个标准工。
五个月后，他们为集体增加收入二千四百五十多元，四人得款三百五十多元。
队里嫌他们收入多，竟修改了合同，规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归个人，记工不变。
过了不久，队里又改章程，要每人每天向生产队交五元钱买一个工（去年这个队劳动日值九角钱）。
这样，他们感到太不合理，就撂挑子了。
“财神爷”为啥撂挑子？
这个问题值得人们想一想。
现在，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要把农村经济搞活搞富，就要想方设法广开生产门路。
把能工巧匠组织起来，恢复和发展传统的手工业，便是很好的“门路”之一。
这既可以满足城乡市场的需要，又能够为集体和社员增加收入，对生产和生活都有利。
小牛庄大队第1生产队一个四人的钉马掌小组，组成不到一年，就为集体盈利五千五百多元，这个“门路”就开得好，群众因此称他们为“财神爷”。
对于一些具有一定技术的手艺人，签订合同，规定计酬的标准，很有必要。
关键是要体现多劳多得的政策，按他们的劳动技能和贡献大小，付给适当的报酬。
钉马掌这门活路，走村串乡，十分辛苦。
他们的劳动所得，稍高于队里的劳动日值，是合情合理的。
再就其收入来看，头五个月，每人每天虽比队里的同等劳力多得六角钱（按劳动日值九角计算），交给集体的却有四元多。
队里却嫌他们收入多，一再更改合同，压低报酬，以致钉马掌的社员多劳不能多得。
显然，这是平均主义撵走了“财神爷”。
这件事再次证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只有靠党的政策来保护和调动。
农村各级干部都应努力维护党的政策的严肃性，如果朝令夕改，必然失信于民，于生产不利。

雷湖大队加强青年教育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鼓舞青年艰苦创业改变家乡面貌
新华社武汉电湖北省江陵县雷湖大队党、团组织用本地的远景规划和艰苦奋斗传统教育青年，鼓舞青年们增强信心干四化，改变家乡面貌。
雷湖大队共有劳力一千三百多名，其中青年就有七百五十四名。
雷湖自然条件较差，田多劳力少，常闹水灾，活路重，收入低，文化生活单调，以前不少青年不安心务农。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大队党支部制订了到1985年的发展规划，团支部把规划绘成图片、幻灯片，编成节目在青年中广泛进行宣传教育。
有一部分青年对实现规划信心不大，团支部又引导青年开展“总结昨天，对比今天，展望明天”的讨论。
经过对比教育，青年们增强了信心。
但也有一些青年只想丰收，不想吃苦。
为此，大队党、团支部又用本大队艰苦创业的历史教育青年。
从1971年开始，组织四百多名青年，开进荒湖，在蒿草丛生的淤泥里奋战了四个冬春，垦田一千三百多亩。
在荒湖垦田的战斗中，涌现出一批象童国清那样甘为建设新农村吃苦挑重担的青年。
大队党、团支部就以这些艰苦创业的典型人物和事迹，举办展览，经常组织青年参观、学习。
许多青年看了这些事迹后，深有感触地说：
昨天的青年为我们的今天吃苦、流汗，我们也要为明天的青年着想，多吃苦，挑重担。
前几年跑出去的青年，近两年来有十多人又回到了大队。
雷湖大队党、团组织还切实关心青年的疾苦，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前些年，全大队有二百七十多名青年不识字，大队党支部就利用农闲季节，分期分批地把他们集中起来脱产学文化。
目前，已有二百一十多名青年摘掉了文盲帽子。
对五十八名还未摘掉文盲帽子的，又为他们办了文化学习班，笔墨纸张由大队开支，工分由生产队照记。
大队党、团支部还在各生产队办起了“青年之家”。
现在，青年们紧张劳动一天之后，晚上可以到“青年之家”里看书、唱歌、下棋。
雷湖大队的青年们在改变家乡面貌的斗争中成长很快。
去年全大队有三十四名青年入了团。
大队团支部被团中央命名为“新长征突击队”。

原建筑工程部部长、党组书记
刘秀峰同志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华国锋、李先念、陈云等同志送了花圈，彭真等同志参加了追悼会
新华社北京05月06日电原建筑工程部部长、党组书记刘秀峰同志追悼会，今日下午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
刘秀峰同志因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摧残迫害，于1971年03月2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二岁。
华国锋、李先念、陈云、聂荣臻、彭真、胡耀邦、乌兰夫、余秋里、万里、谷牧、宋任穷、胡乔木、姚依林、史良、薄一波、黄火青、王平、康克清、刘澜涛、李维汉，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建委、建材部、一机部、国家建工总局、国家城建总局、中共河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中共河北完县县委和县革委会送了花圈。
彭真、乌兰夫、万里、谷牧、宋任穷、胡乔木、姚依林、王平、康克清、刘澜涛同志参加了追悼会。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国务院有关部委、总局的负责人、刘秀峰同志的生前友好和亲属，以及有关单位的机关干部代表共五百多人。
追悼会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主持，国家建委副主任韩光致悼词。
悼词说，刘秀峰同志是我国基本建设战线上有重要贡献的领导人之一。
现在，党中央撤销了1965年“四清”中对刘秀峰同志所作的结论和错误处分。
推倒了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刘秀峰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悼词说，刘秀峰同志是河北省完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秀峰同志曾任保定市委党的第1支部书记、市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完（县）满（城）县委书记等职。
1928年，刘秀峰同志调顺直省委工作，1929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
他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坚持了长期的英勇斗争。
1935年刑满出狱后，任保定特委宣传部长、代理书记。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刘秀峰同志任平汉线省委组织部长，晋察冀区党委宣传部长、张家口市委书记兼卫戍司令部政委、冀中区党委书记兼军区副政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市长等职务。
全国解放以后，他历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长、副书记兼工业部长、华北行政委员会第1副主席。
1954年后，刘秀峰同志调任建筑工程部部长、党组书记，并被选为党的八大代表、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还担任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悼词说，刘秀峰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
刘秀峰同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为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
（附图片）
刘秀峰同志遗像新华社发

我在香港的七个月
吕芳
《浙江日报》编者按：
吕芳老师去年在香港住了七个月，亲自尝了尝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的滋味，终于不愿继续住下去，回到了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
吕芳同志的这篇文章，用耳闻目睹的事实，朴实无华的笔墨，记录了她在香港的生活经历，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真实情景。
这是一篇很生动、很有说服力、很有教育意义的文章。
我们相信，读了这篇文章，对于经历过新旧两种社会的老一辈人，对于生长在新社会、从未见过资本主义社会的新一代人，都是会有启发的。
我是一个中学教师。
我爱人是印尼华侨。
去年02月份，他申请出国治病，我陪他到了香港。
我在香港住了七个月，再也不愿继续住下去。
因为……
这里是另一个世界
我初到香港的时候，感到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
那里，到处是遮天蔽日的高层大楼，高的达五十几层，一般的也有二十几层；
立体交叉公路凌空而起，盘旋环绕在高层大楼之间；
数不清的大小汽车在公路上一辆接一辆，川流不息；
大街上，各种店铺鳞次栉比，橱窗里陈列的商品五光十色，琳琅满目；
来往的行人也大都衣冠楚楚，中小学生还穿着整齐的校服。
入夜以后，各个建筑群落上的千万支霓虹灯闪闪烁烁，发出奇异的光彩，使香港变成了一座不夜城。
当时我不由得想，这真是一个繁华的世界啊！
过了几天，我们在香港的亲戚请我们到一家餐厅吃饭。
在餐厅里，我发现所有的招待员，不是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就是五十岁开外的老妈妈。
她们都涂着唇膏，戴着项链，穿着高跟皮鞋和裹得紧紧的旗袍，看上去十分刺眼。
当时我心里一震：
这种打扮，同她们的年龄不是太不相称了吗！
在内地，这样年龄的女孩子正无忧无虑地读书；
这样年龄的老妈妈已经过退休生活。
而在这里，她们的青春和晚年却是如此黯淡。
我开始感到，香港这个繁华的世界，正象那耸入云霄的高层大楼一样，朝阳的一面富丽堂皇，阳光照不到的一面却是一大片灰暗的阴影地带。
高昂的生活费用
在香港，一个“打工”（普通工人）的日工资为二十五到三十元（港币，下同），加上加班工资，每月可收入一千元左右，相当于人民币三百多元。
照说，这样的收入不能算低，但许多家庭仍然过得很拮据，往往入不敷出。
这是因为香港生活费用高昂，收入多，开销也多。
内地有人看到香港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相当便宜，就以为那里的生活水平高得不得了。
其实，香港的某些高档消费品虽说价格低廉，但生活必需品却大都贵得要命。
拿食品类来说，包心菜三、四元一斤，青菜四、五元一斤，冻肉十二元一斤，排骨十八元一斤。
有一次我买了三只番茄，花了六元多。
这样看来，用不同的参照物来衡量香港的生活水平，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一个“打工”用半月工资可以买架电视机，但是用一天工资只能买五、六斤青菜。
人可以不看电视，青菜却是天天要吃的。
我的突出感觉是，在香港，买台电冰箱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是能往电冰箱里放些什么吃的东西。
当时我的电冰箱里多半是放些汽水。
在普通香港人的家庭账簿上，开支最大的要数房租。
十平方米的一个房间，月租金高达五、六百元。
仅此一项，就要占去一个“打工”月工资的半数。
大部分劳动群众的住房都十分狭小，只有十几平方米。
宽敞点的房子不是租不到，而是住不起。
我去过一个“打工”家。
她全家六口人，住房仅十一平方米。
一张双人床就占去了房间近一半面积；
还有张尼龙床，直顶到房门口，房间里空出来的一角，放着一台电冰箱，电冰箱上放着电视机。
电视机上放着电风扇。
我走进房间的时候，主人的小男孩正伏在床上做功课。
还有一个“打工”告诉我，前些年他们家租不起房子，只好拾些破铁皮，在别人家屋檐下搭一个睡觉的地方。
冬天，冷风呼呼地吹进去，大人睡在最外边，为孩子们挡风。
除房租外，香港其他方面的费用开支也是很大的。
当地实行强迫教育，中小学不收学费，但学生每学期要交近千元的书费，每年再做两套校服，还要花几百元。
不少家庭拿不出这笔钱，只得让子女早早停了学，去做童工。
有些学生白天上学，晚上找些零活干，以贴补家用。
至于上大学，那是大多数劳动人民子弟难以实现的梦想。
象香港大学这一类的高等学校，每月光学费就要几百元，讲义费还远远超出这个数目。
大批有才华而又学习成绩优异的青年人，因为付不起学费和讲义费，而被永远关在大学的大门之外。
为了装潢门面，当地也开设了一些公费医院，但医疗质量极低，经常发生医疗事故。
我弟媳告诉我说，她有一次去看病，挂的是第28号，可医生仅用二十四分钟就看到她了，而且没容她把病情讲完，已经把处方开好了。
由于对公费医院不信任，大多数人都到私人医生那里去看病。
私人医生收费极高。
我的一位邻居患感冒，私人医生给他开了几片安基吡啉，却收了一百元。
香港和澳门的不少人都设法到广州看病，虽说花点路费，但也划得来。
香港不但生活费用高，而且物价三天两头往上涨。
有一次，我打算买一只有盖的塑料水桶，头一天去问价钱是十六元，过了一天已是十七元五角。
更叫人啼笑皆非的是，有时候乘公共汽车出去，等回来的时候，车费已经涨价了。
世界性能源短缺发生以后，香港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物价更是扶摇直上，造成老百姓生活水平大大下降。
当局又火上浇油，从去年05月份起，对年收入在一万元以上的人征收千分之五的人头税，弄得老百姓叫苦连天。
艰难的谋生斗争
我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后，为了维持生计，去一家玩具厂做工。
我真没想到在香港做工是那样紧张。
一上班，就要象机器零件那样飞快地运转，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
到下班的时候，我总是精疲力尽。
而同厂的一些“打工”，为了养家活口，下班后还要到另外工厂再做一班。
有个女工，家里有四个孩子，丈夫是个摆馄饨摊儿的。
她经常是做完八小时的班，再加四小时的班，然后赶回家去帮助丈夫卖馄饨，直到第2天早上三点多钟，才能稍稍睡会儿。
而八点钟以前，又要赶到厂里上班。
为了不在工头面前露出疲倦的样子，她在上班前，总是先买一大杯浓浓的咖啡喝下去，借以刺激精神。
我既同情她，又为她担心，她这样下去，有多少日子好活呢！
“打工”是生不起病的。
一生病，便没有分文收入；
长期生病，连饭碗都保不住。
有的“打工”尽管患有严重的疾病，但为了保住饭碗，仍硬撑着工作下去。
我认识一家喷漆厂的一个青年“打工”。
他患有肺结核病，喷什么颜色的油漆，就咳出什么样的痰来。
我劝他找工头讲一声，调换个工种。
他苦笑着对我说：
“我是一直瞒着工头才能做到如今。
要是工头知道我有病，早就把我一脚踢出去了。”
许多“打工”都是从小做到死。
我做工的那家厂里，有十几个六、七十岁的老爷爷和老妈妈，每天也象小伙子大姑娘一样一刻不停地做活。
当他们快要做不动了的时候，也就快要结束自己悲惨的一生了。
而在老板看来，他们只不过是磨损得无法再用了的机器零件，换上一个新的就是。
谋生的艰难，迫使一些纯洁善良的人们走上了歧途。
我到厂里做工后发现，有几个青年女工，一下班就打扮得花枝招展，匆匆赶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后来其他女工告诉我，她们是做“飞女”、“捞女”（卖淫的意思）去了。
这使我回想起初到香港的时候，看到报纸上登有某某股份有限公司的广告，招聘年龄在十六岁到二十六岁的女子，工资预付，每小时几十元。
当时看不明白为什么报酬如此优厚。
亲戚告诉我说，这种股份有限公司，实际上是妓院。
一些生活贫困，走投无路的年轻女子，被迫到那里出卖肉体和灵魂。
去年05月份，越南难民大量涌入香港，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衣食无着的难民，做一天活只要十元钱。
于是，老板们纷纷解雇原有工人，雇用难民；
有的则大幅度降低原有工人的工资。
香港这个“自由世界”真是太“自由”了！
劳动群众有寻找工作的“自由”，老板们也有不雇用和任意解雇的“自由”，说到头，只有资产阶级剥削和压榨劳动群众的“自由”。
深刻的阶级差别
没有去香港之前，曾听说资本主义社会里有狗餐厅、狗医院，当时半信半疑。
到了香港以后，才知道当初听说的都不是虚传。
香港不但有狗餐厅、狗医院，不少老板还专门为狗雇了保姆，象照料婴儿一样地精心照料。
连狗都是如此地养尊处优，狗的主人们过的是什么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
许多老板穷奢极欲，挥金如土。
有的每月换一部小汽车，一餐饭吃掉几千元。
在豪华的别墅里有自己的游泳池，自己的高尔夫球场。
我曾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标题是《穷鬼见了害怕》，写一个大老板造一只浴缸，花了三十几万元。
这笔钱，足够一个“打工”过一辈子。
而有些穷人连老板们的狗也不如。
在高速公路的交叉处，经常可以看到蓬头垢面的流浪汉。
他们无依无靠，到处飘零，在包装纸上睡觉，在垃圾箱里拣衣服穿，拾东西吃，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最后命运。
有一次我在公园里遇到正在行乞的母女俩。
面容憔悴的妈妈拉着胡琴，十来岁的女儿唱着凄凄惨惨的小曲。
那小曲我十分耳熟，解放前上海街头的乞丐唱的就是那小曲。
一时间，我似乎又回到了解放前的上海。
这种深刻的阶级差别，是由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造成的。
香港和九龙之间，早先靠轮渡相通。
后来，在波涛汹涌的水面下开凿了海底隧道，大小机动车辆可以风驰电掣地对开。
但是，每行驶一趟都要付钱，因为这是老板的私人财产。
大大小小的老板们是资本的主人，广大劳动群众则是资本的奴隶。
香港的“上流社会”公开把人分为五等，“打工”是最末一等人，处在社会的最底层。
在我做工的那个厂里，老板从“打工”们身边走过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同他打招呼，因为否则会使老板觉得有失身份。
“打工”们在做活的时候，动作稍慢点或是聊几句天，就会立刻受到工头的训斥。
有一次，我亲眼看到工头踢翻了一个女工坐的凳子，恶狠狠地骂她“笨猪”。
香港“打工”的地位，同国内工人的地位是根本无法相比的。
回到故土的怀抱
在香港，我遇到不少内地去的人。
其中一些人日子过得很不如意。
同我一起在玩具厂做“打工”的，有内地去的教师、医生、药剂师等，大都是大学毕业生。
他们空有一纸大学文凭，而无法为自己找到一个稍微象样点的工作。
因为在香港找工作，虽然也靠实际技能，但主要靠背景，靠门路。
同厂的一个某师大化学系毕业生对我说：
“这里大学生有啥稀奇，上个月有个大学教授就在楼下烧炉子！”
有的人去香港的时候抱着美妙的梦想，但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原来的梦想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我认识一个福建姑娘，她由于羡慕香港的生活，与一个四十多岁的香港男人结了婚。
婚后，男方要她留在内地，但她执意要去香港。
去了以后才发现，男方在那边早就有老婆孩子了。
有不少出去的人感到后悔莫及，有的想再回到内地来。
有个偷渡过去的广东小青年对我说：
“我在这里受罪受够了，做工累得半死不活，还处处受人歧视。
我宁肯回去劳改两年，也要回去！”
后来听说，他真的回来了。
我在香港期间，靠亲戚的接济，生活上是完全过得去的，家里电视机、电冰箱等样样齐备。
但是资本主义世界形形色色的怪现象和乌烟瘴气，使我感到窒息。
我的亲戚曾劝我放弃在内地的工作，在香港定居。
我没有答应。
因为我不愿意离开哺育我长大成人的人民，不愿离开我所热爱的教育事业。
我还想到自己的两个孩子，他们如果生活在这人欲横流、弱肉强食的社会里，将来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于是，我带着两个孩子回来了。
（吕芳、傅铿的文章和徐星海的来信，分别载于03月25日和05月02日《浙江日报》）

我的前途在社会主义祖国
杭州大学学生傅铿
03月25日，我翻阅当天的《浙江日报》，三版上醒目的标题——《我在香港的七个月》吸引了我。
我关心这方面的报道，因为我有亲戚在香港，老父亲曾要我中断学业，去香港处理事务，并在那里谋个职业定居下来。
我对香港这个资本主义花花世界所知极少，贸然弃学外出，毕竟感到惊恐，谁知等待着我的是怎么样的前途呢？
《我在香港的七个月》最后一节中的几句话，久久萦绕在我的脑际：
“他们空有一纸大学文凭，而无法为自己找到一个稍微象样点的工作。”
“这里大学生有啥稀奇，上个月有个大学教授就在楼下烧炉子。”
大学教授、大学毕业生尚且如此落魄，我这个大学二年级的肄业生还能指望什么好前途？！
夜深人静，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思考着，思考着……
我有个高中时的同窗好友在香港当汽车司机。
少年时我俩对前途充满信心和希望，我们憧憬着祖国的未来和我们的前程，我们满怀信心地准备受完高等教育后，为国家为人民贡献青春。
但一场浩劫，打破了我们的理想。
高中毕业后，我俩在生活的海洋中挣扎了几年，我在家乡的一所中学当了教师，他到香港谋生去了。
他的前途怎么样呢？
诚然，他并不乏钱，去年年底他回内地探亲，招待我到广州一游，并送给我电视机和电子计算机。
但他还是孑然一身。
他在香港住的是五、六个平方米的小房间，却花去了他一半工资。
他讨不起老婆，至今三十出头了。
更可怕的是，如若生病，则只能投亲靠友。
我呢？
也三十出头了，有家有小，儿子已上小学。
我这个已做父亲的人，七八年考进了大学，带着工资又养家小又读书。
这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做到吗？
只有粉碎“四人帮”后，在社会主义祖国，我才有这样的前途。
我那同学羡慕我如愿以偿，要我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多读点书。
我俩谁有前途，不是一目了然吗？
事也十分凑巧，正在这时，我在香港的叔叔婶婶回来探亲。
婶婶给我讲起了堂弟弟的事。
堂弟弟在香港念完高中，留学加拿大高等学府，懂几国文字，也有满腹经纶，可回到香港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只得到处打杂，这里做几个月，那里干几天。
婶婶叹息地说：
“象你多好，定定心心读完大学，国家分配工作，前途有保证啊！”
是的，我的前途在社会主义祖国。
我来自教育战线，有八年的教师生活经历，大学毕业后，我将乐于回到海岛上继续当一名人民教师，为海岛的教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李瑞增、袁洪彬舍己救人
奋不顾身抢救遇险渔民
山东省寿光县羊角沟公社须网子队老船长李瑞增和青年渔民袁洪彬，在最近一次大海潮中奋勇抢救了五名遇险渔民。
今年04月05日两点五十一分，渤海海面上骤然刮起大风。
整个海面恶浪滔天。
羊角沟公社须网子队五十七岁的老船长李瑞增，与刚上船的青年渔民袁洪彬驶着一只小木帆船，在小清河入海口的海面上，跟大风潮搏斗了九个多小时，已经精疲力尽，正准备向避风的地方脱险时，发现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一只机轮船发生故障，船身已经大部分沉没，船上的四名渔民站在驾驶室顶上，顷刻就要被吞没在大海之中。
李瑞增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与袁洪彬一起奋力划向机轮船，终于把四位渔民救上船来。
接着，李瑞增又发现海浪中漂着一只小舢板，在急流中时出时没。
他用力把小舢板拉到自己的船跟前，船上果真有一个渔民冻僵了。
老李把他救出来以后，又把他抬进被窝里暖和着，一直到第2天上午八点钟，这个人才苏醒过来。
04月26日，羊角沟公社党委召开群众大会，作出向李瑞增、袁洪彬学习的决定，授予李瑞增“舍己救人老模范”的光荣称号，并发给李瑞增、袁洪彬奖品、奖金。
（据新华社）

解放后的祖国确实可爱
一位香港同胞的来信浙江日报社：
读了贵报刊登的吕芳老师写的《我在香港的七个月》和於梨华（美籍）写的《我的留美经历》两篇文章，颇有同感。
我是香港同胞，今年五十六岁，在香港定居，这次是我三十二年来第1次回家乡海盐县探亲。
在聚谈中，亲友们免不了问及我在香港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关于工作、工资、生活等方面的问题。
其实，要在香港找个工作是不容易的。
不管找什么样的工作，即使是找一个在饭馆里洗洗碗碟之类的工作，也往往要会讲广东话、福建话，甚至要会讲英语。
就拿教师来说，在那里担任小学教师也要会讲英语，中学教师更不用说了。
不会讲英语，即使你是大学毕业的，人家也不会要你。
还有当医生的，要在香港私人开业，首先得看你的学历，是否留过学，是否从英国皇家学院出来的，是不是香港大学或其它名牌大学毕业的，若不具备上述条件，任你医术再高明，也不能开业。
至于说到工资，听起来在那边的工资好象很高，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也在一千到一千五百元港币之间。
但是，挣这点工资很难讨得起老婆，因为那里的生活费用很高，租一间七、八个平方米的房子，就得去掉你月薪的三分之一以上，其它买副食品之类最基本的生活费用，也是高得吓人。
有一个内地青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一家工厂当技术员，他满以为香港工资高，就到了香港，可是，到了香港，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
他好不容易进了一家工厂当杂差，每月所得工资，只能糊口。
后来，他又回到内地的那家工厂来了。
在香港，就象我这样一个有一点资本的人，日子也并不好过啊！
我与人合伙开了一爿小厂，由于资金单薄，加上竞争厉害，我不得不日日夜夜为事务奔波，三十年来，我从来不午睡，不抽烟，不喝酒，连茶也不喝。
我在香港已二十多年不看电影了，有时难得在家里看看电视，也只是看看广告之类的东西。
这次回家探亲的第2天，正好碰上公社电影队放映电影，这是我二十多年来第1次看了电影。
即使象我这样惨淡经营，还是无法维持，工厂连年亏损，今年关闭了。
另外，香港的社会风气也很不好，凶杀、抢劫案几乎天天发生。
一天下午，我在大街上走，见到两个年轻人用胳膊夹住另一个青年的手抢手表，目睹者很多，但大家都不管。
在那里人情薄如纸，相互之间完全是钞票关系，即使是几十年同住在一幢楼里，也是互不招呼，同不相识一样。
当然，我并不是把香港这个地方说得一无是处。
但是，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
这次把香港同内地一比，许多东西就比出来了。
我感到，解放后的祖国确实好，确实可爱。
徐星海
04月25日于海盐家乡

中日两国人民的忠实女儿
——记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
茫茫四野弥黮暗，历历群星丽九天。
映雪终嫌光太远，照书还喜一灯妍。
这是郭沫若同志三十九年前题赠国际主义战士、世界语学者、日本作家绿川英子的一首七言绝句。
诗中洋溢着郭老对绿川英子的热情赞扬。
绿川英子这个名字对许多人来说是陌生的，但在文化界老一辈同志中却唤起亲切的回忆和对英雄战友的怀念。
她，一个出生在日本的妇女，把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她，经历艰险、穷困，坚韧不拔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最后病逝在中国的土地上。
让我们和她的战友一道，追忆她战斗的足迹吧。
1937年04月中旬，正是樱花盛开季节。
日本横滨码头嘈声沸腾，无数彩色的纸带，在远行人与送行者手中飘动。
只有一个少妇，孤单地站在一艘英国轮船的甲板上，两手空空，没有彩带，默默地向祖国告别。
这就是绿川英子——当时在日本叫长谷川照子。
船慢慢地开动了，五彩缤纷的纸带落花般地飘向海面，陆地远去了，祖国远去了，展现在她面前的是自由的海洋。
年仅二十五岁的绿川英子，将去大海的彼岸——中国，追寻她的丈夫，追寻真理和正义。
长谷川照子1912年生于日本山梨县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
1929年，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席卷日本、军国主义者加强思想控制时，在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的长谷川照子，开始接触为人类谋解放的进步事业，并爱上了世界语，参加了以著名进步作家秋田雨雀为理事长的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同盟的进步活动。
日本侵略我国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爆发，震动了长谷川照子，她表示强烈抗议，并因此被日本反动当局拘留，开除校籍。
后来，她来到东京，专门从事普及世界语和进行世界语的翻译与写作。
她非常珍视别在自己胸前的带有镰刀和铁锤图案的绿色的世界语协会的徽章，并为此而骄傲。
就在这个期间，长谷川照子结识了一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刘仁。
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和要求进步、追求革命，使他们情投意合。
1936年，中日战争爆发的前夜，他俩结婚了。
这在当时日本法西斯猖獗的情况下，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
1937年初，刘仁返回苦难的中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长谷川照子变卖了书籍和衣物，带了一架打字机和简单的行李，逃离白色恐怖中的日本。
踏上中国土地后，她用了绿川英子的姓名，上海是她生活的第1个地方。
她只身秘密来到中国不单是为了坚贞的爱情，而是抱着更高的理想：
为了正义，与中国人民一起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用世界语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服务。
在上海，绿川英子的心脏是同中国人民一起跳动的，她的热血是同中国人民一起沸腾的。
她毅然参加了上海各界人民抗日游行示威，她紧紧地挽着中国姐妹们的手，和她们一起高唱：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七·七”事变的战火蔓延到了上海。
“八·一三”对绿川英子来说是“惊心动魄的一天，是血染的日子”。
她目睹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也看到了中国军民奋起抗战、前仆后继的壮烈场面。
她在一篇《爱与憎》的文章中说：
我爱日本，因为那是我的祖国，在那儿生活着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对他们我有着无限亲切的怀念。
我爱中国，因为它是我新的家乡，这儿在我的周围有着许多善良和勤劳的同志。
我憎恨，我竭全力憎恨正在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军阀。
她向日本士兵们呼喊：
不要白白流掉你们的鲜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边！
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法西斯。
上海失陷后，绿川英子在郭沫若同志等的帮助下绕道香港、广州来到武汉，参加了中国电台对日播音。
“如今你站在麦克风前开始翻译、播音，
向你的同胞把真理预言。
你那尽管温柔的嗓音，
却足以制造雷鸣闪电。
你字字金玉献给仍有良知的心灵，
你的声音是不会白费的啊，
因为它定能将那些喝血入迷、制造痛苦的狼
心打得粉碎，撕得干净。”
这是一位东方世界语学者当时对在中国进行日语播音的绿川英子的礼赞。
绿川英子无情地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英雄事迹，象投枪、匕首一样，刺痛日本侵略者。
他们到处侦察这个日语如此流利的广播员到底是谁？
直到武汉陷落后，侵略者才弄清真相，日本东京一家报纸恶毒咒骂她是“娇声卖国贼”，绿川英子的亲属也因此受到株连。
绿川英子在《中国的胜利是全亚洲明天的关键》一文中回答说：
叫我叛徒，就让他去叫吧，我对此无所畏惧。
我倒是为那些不仅侵略别人领土，而且制造人间地狱的人们是我的同胞而感到羞耻！
武汉失守后，绿川英子来到了重庆，在郭沫若领导下的抗敌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
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重庆弥漫着腐烂和失败主义的气氛。
就在这个期间，绿川英子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接触了英勇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从漫天浓雾中看到光明和希望。
她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呼吁、鼓舞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法西斯的斗争。
她用世界语写了许多富有战斗性的作品：
《致全世界世界语者的信》、《在05月的首都》、《代用品时代——战时日本的风俗画》、《冬天到了，春天就不远了》、《日本大学生的侧面》、《她们在战斗中前进》等等。
这些作品，有些曾发表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半月刊上，有的还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后来都收入绿川英子的《暴风雨中的低语》这本书中。
同时，她开始写自传体作品《在战斗的中国》，计划把自己在中国的战斗经历，分成三部分来写。
可惜她只完成了第1部分。
紧张的战斗，艰苦的生活，使绿川英子病倒了，她脸庞上的两只“红苹果”失掉了。
但她很乐观，她写给在日本的母亲的信说：
“对不起，妈妈，你给我的两只红苹果我已经吃掉了。”
并写了一首长诗：
《失掉了的两只苹果》。
在这首诗中，她以火焰般的激情，表达了她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而战斗到底的决心。
这时候，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的名字已经为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人民所熟悉。
1941年07月27日，在重庆文化界人士的一次聚会上，绿川英子荣幸地见到了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笑着对绿川英子说：
“日本军国主义把你称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绿川英子听了很激动，她说：
“这对我是最大的鼓励，也是对我微不足道的工作的最高酬答。
我愿做中日两国人民忠实的女儿！”
1945年08月15日，绿川英子和中国人民一起迎来了抗战的伟大胜利，她是多么高兴啊！
但是，抗战八年时间里躲在峨嵋山的蒋介石，这时却要下山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了。
一场全面内战在发动中。
绿川英子，中国人民的忠实战友，离开雾都重庆，辗转来到了东北解放区，她同中国共产党人，同解放区军民一道投入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
1947年01月14日，同中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绿川英子由于人工流产手术感染，不幸逝世，结束了她仅只有三十五岁的年轻生命；
几个月以后，她的丈夫刘仁也病故，留下两个幼儿。
三十多年过去了。
绿川英子留下的两个幼儿——哥哥刘星，妹妹刘晓兰，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抚育下已长大成人了。
他们分别毕业于北京大学和唐山铁道学院，现在都已走上了工作岗位。
他们找自己妈妈在日本的亲戚找了很久、很久。
1977年08月15日，他们的书信终于送到了在日本的姨妈和舅舅——绿川英子的姐姐和弟弟的手里。
1978年08月18日，姨妈小泽由纪随日本《中国报道》之友访华团来北京与外甥、外甥女团聚。
一年以后，刘星和刘晓兰兄妹又来到了母亲的祖国，开始了梦寐以求的日本之行。
他们的舅舅看到孩子们长得这么大、这么好，非常感动。
他勉励外甥们继承妈妈的遗志，学好本领，为日中友好作出贡献。
日本新近拍摄的电视剧《望乡之星》，就是根据绿川英子的事迹编写的。
绿川英子——长谷川照子，中日两国人民的忠实女儿，将永远载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史册上，永远活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中。
新华社记者 李德润 王立文
（本报有删节）
（附图片）
长谷川照子和她的丈夫刘仁。
他俩曾一同在党领导的《反攻》半月刊工作，1945年又一同奔赴东北解放区工作。
刘仁同志已于1947年04月逝世。
新华社发

伟大的一生珍贵的友谊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
惊悉铁托总统逝世，感到深切的悲痛。
他的去世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人民的进步事业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领导人。
回忆起1955年至1958年，我担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的三年时间，同铁托总统见面、交谈的情景，不由得哀思滚滚。
那时，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任驻南大使，亲自向铁托总统呈递了国书。
此后，又同铁托总统有过较多的接触。
他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终生难忘的印象。
我深深感到他是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他走过的道路是十分曲折而又艰苦的，但是他刚直不阿，百折不挠，以钢铁般的意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最后一息。
铁托同志在建立一个团结、统一的党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南斯拉夫共产党自从1919年成立以后近二十年间，一直受到严重的派别干扰，工作开展不起来。
直到1937年铁托同志担任南共总书记后，他在反对党内派别斗争中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南共的工作才有了转机。
他在整顿党的斗争中坚持两条原则：
一是经济上独立自主；
一是政治上独立自主，即根据自己本国的情况制定党的方针、政策。
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了这个方针的正确性。
正因为有了一个团结的、统一的、有着正确方针的党，才为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铁托同志是举世闻名的抗击法西斯的英雄。
1941年德、意法西斯以强大的兵力侵占了南斯拉夫。
以铁托同志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迅速地号召并组织全国各族人民起来进行武装的反侵略战争。
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铁托同志以顽强的意志和高度的军事指挥艺术，领导全国人民给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在苏捷斯卡战役那一次反围剿中，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面对敌人几倍的兵力，其艰巨性不亚于我国红军的长征啊！
铁托同志在这次战役里受了伤，但他坚定地率领军队突破重围，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给反法西斯侵略战争带来了胜利的转折。
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南斯拉夫人民在铁托同志的领导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自己的国家，这在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中是屈指可数的。
南斯拉夫人民付出了占当时全国人口十分之一，即一百七十万人的生命，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的正义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同样是曲折的。
1948年，南斯拉夫上空乌云翻滚，来自外部的封锁使它几乎没有出路。
面对这个严重危机，铁托同志在全党一致的支持下，以大无畏的精神突破包围，为了求得民族的生存，南斯拉夫虽然同西方一些国家打通关系，但坚决维护自己的主权；
虽然同西方一些国家交往，但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8年，当南斯拉夫再次遭到围攻时，铁托同志领导全党、全国人民顶着狂风巨浪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昂首阔步地前进！
我在南斯拉夫担任大使的三年中间，深深地感到从铁托同志起到南斯拉夫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人民、对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怀有深厚的感情。
他们时常说：
“中国人民的胜利是自己打出来的！”
还说，“当我们遇到困难时就想到你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克服困难就有了力量”。
铁托同志对发展中南两国人民的友谊更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77年，铁托同志抱着“不去中国访问是我一生遗憾”的心情，以八十五岁的高龄毅然决然来到中国。
记得在欢迎他来到的那一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对他说，“我非常高兴看到你来北京访问”。
他回答说，“我这次能够来北京访问，同样感到非常高兴”。
这使我回忆起一个插曲，从这里也可看到铁托同志对中国人民的友情。
铁托同志非常喜欢打猎，冬季总要组织一次各国使节参加的大型打猎活动。
我每次都被安排在铁托同志的旁边。
铁托同志总是同我这个中国人民的使者谈笑风生。
1977年他来中国访问，还送我一支猎枪，原来他还记得二十多年前他同我一起打过猎！
这支猎枪是铁托同志对我国人民的深厚情谊的标志，我将永远珍视它。
敬爱的铁托同志和我们永别了！
他遗留下一个各族人民团结友爱的社会主义国家。
大家知道，南斯拉夫是个多民族的国家。
铁托同志十分重视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
在他的倡导下，在援助经济上比较不发达的民族方面，国家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
近年来，铁托同志又着重解决关于接班的问题。
他还遗留下全民防御体制，遗留下丰富的精神财富。
我们深信，南斯拉夫人民会更进一步团结起来，执行铁托同志的遗志，把社会主义自治的南斯拉夫建设得更加美好。

墨西哥新任驻华大使向邓副委员长递交国书
新华社北京05月06日电墨西哥新任驻中国大使维克托·曼萨尼利亚·沙费尔，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递交了国书。
递交国书时在场的有我国外交部副部长浦寿昌。
曼萨尼利亚大使是04月25日到达北京的。
（附图片）
墨西哥新任驻中国大使向邓颖超递交国书。
新华社记者 摄

安平生率友协代表团赴罗马尼亚等国访问
据新华社北京05月06日电以安平生为团长、谢邦定为副团长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今晚乘飞机离开北京，应邀前往罗马尼亚进行友好访问。
代表团在罗马尼亚访问结束后，还将到瑞士和马耳他两国继续进行友好访问。

宋任穷会见并宴请朝鲜劳动党友好参观团
新华社北京05月06日电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宋任穷今天晚上会见并宴请以洪成龙同志为团长的朝鲜劳动党友好参观团。
代表团是今天上午到达北京的。
宋任穷同志在宴会上讲话时赞扬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
他说，目前，朝鲜人民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和丰硕的劳动成果迎接朝鲜劳动党第6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提前完成全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而努力奋斗。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谈到朝鲜人民为争取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的神圣事业时，宋任穷同志说：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贯坚决支持朝鲜劳动党提出的正确主张，坚决支持朝鲜人民争取祖国统一的正义斗争。”
他指出，美国必须从南朝鲜撤走其全部侵略军队和军事装备，停止对朝鲜内政的干涉，朝鲜的统一必须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由朝鲜人民自己来解决。
洪成龙同志在讲话中说，朝中两党和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长期坚苦卓绝的斗争中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他说，目前，这一伟大的友谊在金日成同志和华国锋同志的关怀下，不断得到良好的发展。
洪成龙同志谈到了朝鲜人民为实现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而进行的不懈的斗争。
他感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这一斗争所给予的始终不渝的支持和声援。

感谢日本朋友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所作的贡献
邓副总理会见森本长老等日本朋友
新华社北京05月06日电邓小平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了以唐招提寺森本孝顺长老、朝日广播社社长原清、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宫川寅雄为首的日本“国宝鉴真和尚像中国展”访华团全体成员。
邓副总理感谢唐招提寺、朝日广播社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为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所给予的大力支持，感谢日本朋友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所作的贡献。
他说，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是个盛举，这说明中日两国友好关系源远流长。
他希望两国人民的友谊继续长远地传下去。
邓副总理1978年10月访日时曾参观唐招提寺，接受了森本长老提出的让鉴真大师像回国“探亲”的建议，并欢迎森本长老访问中国。
这次会见时，森本长老激动地对邓副总理说，感谢您的邀请使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夙愿得以实现。
他说，鉴真和尚像在一千二百多年后回国探亲又为日中文化交流点燃了一盏明灯，我将努力使这盏明灯永不熄灭，为日中友好继续作出努力。
原清说，通过鉴真和尚像回国巡展，使我感到又老又新的中国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是真诚的。
宫川寅雄追述了日中两国开展纪念鉴真大师活动十八年来的工作，表示要继续为日中友好作出努力。
参加会见的有欢迎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委员会主任委员赵朴初，欢迎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周而复、肖贤法、林林、王笑一等，以及日本国驻华大使馆公使加藤吉弥。
（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森本孝顺长老等日本朋友。
新华社记者 摄

日本友人举行答谢招待会
据新华社北京05月06日电日本奈良唐招提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朝日广播社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招待会。
朝日广播社社长原清、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宫川寅雄、唐招提寺森本孝顺长老先后讲了话。
他们对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的顺利进行表示非常满意，并感谢中国方面给予他们的热情欢迎。
森本孝顺长老代表日本朋友向大家举杯，祝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发展。
文化部副部长周而复代表欢迎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委员会致答词。
他表示要发扬鉴真大师的精神，把世代流传的中日友好关系推向新的高潮。
出席招待会的有：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刘澜涛，欢迎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委员会主任委员赵朴初，文化部部长黄镇等。
日本驻华使馆参赞伊藤忠一也出席了招待会。

邓颖超会见著名电影演员李丽华、葛兰
新华社北京05月06日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今天下午会见了著名电影演员李丽华、葛兰，以及爱国人士贾伯涛的女儿贾丽妮和丈夫郭子伟，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罗青长、文化部副部长王阑西、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夏衍参加了会见。

黄华外长赴泰国访问
新华社北京05月06日电应泰王国外交部长西提·沙卫西拉上将的邀请，外交部部长黄华于今天下午离开北京前往泰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泰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素德·沙里拉到机场送行。

对一种批评的反批评
郑汶
04月22日，上海《文汇报》用楷体字刊登一篇文章，题目叫《文艺与政治关系小议》（署名古里木）。
虽曰“小议”，但议的却不是小问题。
文章认为“文艺与政治是什么关系？”
是个“最起码的常识”，然而文艺界居然“戏剧性地”就这个早有定论的问题展开讨论，“众说纷纭”，以致“把人的脑袋瓜，嚷嚷成‘浆糊桶’了”。
我不准备在这里专门探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只想就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讨论，提几点看法，也算是对古里木同志所作批评的一种反批评吧。
近一个时期来，文艺界广泛展开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讨论。
这场讨论的由来，人们是很清楚的。
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全国第4次文代会的《祝辞》中郑重号召：
“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三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史中，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夏衍同志所作的第4次文代会《闭幕词》明确指出：
“在我们这次大会中接触到的必须研究的理论问题是很多的，例如：
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问题；
文艺是否从属于政治的问题；……我认为都有大胆地正视现实而又认真地、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的必要。”
林彪、“四人帮”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搞得十分混乱，文化大革命之前，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某些简单化、庸俗化的观点。
粉碎了“四人帮”，文艺界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以求拨乱反正，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很正常的。
这场讨论，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是在第4次文代会的号召下进行的。
尽管讨论还有待于深入，讨论中所出现的观点也未必都很正确，但讨论本身却是完全必要的。
把问题讨论清楚，有助于人们澄清思想，提高认识，有助于恢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小议》的作者认为，文艺要与政治保持“依存关系”也就是从属关系，说是各种人都主张文艺“非要为自己的政治观点服务不可”，断定天下“哪有不为政治服务的”文艺，等等。
这种观点当然也可以算是“百家”中的一家。
但它是否就符合客观实际，符合马克思主义，是否就是一种“科学常识”呢？
我看未必。
我们讨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并不是要否定文艺与政治的联系，取消文艺对于政治的促进作用，而是反对无限夸大政治对于文艺的作用，反对把文艺为政治服务绝对化、庸俗化。
过去曾经流行过一种观点，认为一切文艺都必须为政治服务，为政治服务就是文艺的全部任务。
这次讨论，正是针对这种观点提出来的。
为政治服务，这是文艺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并不是它的唯一职能。
既然文艺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那么它既要反映经济生活，也要反映政治生活和其他生活领域；
既然文艺会对生活产生反作用，那么它既会对经济，也会对政治和其他社会活动产生促进作用。
历史上有过不少政治性很强的优秀文艺作品，但也有一些不带政治色彩的文艺作品，同样为人民群众所欢迎。
难道因为它们不带什么政治色彩，就可以抹煞它们的价值，取消它们的存在么！
要求一切文艺都要反映一定的政治内容，都要为一定的政治斗争服务，难免要导致文艺主题、题材、内容、形式的狭隘化，导致文艺的僵化。
《小议》的作者对“众说纷纭”（其实他那篇文章也是“众说”中的一说）不满意。
这种态度是值得考虑的。
我们党号召“百家争鸣”。
要“争鸣”就免不了出现“众说纷纭”。
人多议论多，广泛开展争鸣，有助于明辨是非，认识真理。
这有什么坏处呢？
总要比搞“一言堂”好吧！
怎么能说是制造混乱，“把人的脑袋瓜，嚷嚷成‘浆糊桶’了”呢？
我觉得把人的思想搞糊涂的，恰恰不是目前开展的这场讨论（以及类似的对其他一些理论性问题的讨论），倒是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倒是那种僵化、半僵化的观点。
《小议》的作者在维护那种很值得怀疑的观点的同时，用了一些颇为刺耳的语言，对参加讨论的同志进行挖苦嘲讽。
什么象“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在那里“嚷嚷”呀，什么“避嫌”、“迂回曲折”呀，在他看来，有些人是不负责任地说大话，制造耸人听闻的东西。
他说有一些“在文艺方面很有些经验和声望的同志”，指的大概是提出要讨论这个问题的比较负责的老同志吧！
看来，这位古里木同志的脑袋瓜一点不象“浆糊桶”，而是很明确，清清楚楚地在批评提出问题和参加讨论问题的同志。
可惜的是事实并非这样。
绝大多数参加讨论的同志，都是抱着探索真理的严肃态度来发表意见的，态度也是认真的，有什么根据把他们的思想境界描绘得如此低下呢？
《小议》甚至说，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不同看法，反映出政治观点的不同，“如果政治思想上一致，双方还有什么好争的？”
作者大概不会认为他本人持的不是无产阶级政治观点吧！
那么和他持不同见解的，显然就是非无产阶级政治观点的“不同政见者”了。
你不同意“文艺从属于政治”，你不同意文艺统统要为政治服务，就是提倡为非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这种逻辑会引出什么样的结果，人们是不难预料的。
《小议》指责人们居然讨论起“最起码的常识”来，这就涉及到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于某些所谓“最起码的常识”，可不可以议论呢？
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即使是“最起码的常识”，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如果经过检验，证明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要坚持它、维护它，但也要根据实践的发展，使它进一步丰富起来，完善起来；
如果实践证明它是错误的，那么管它是“常识”还是“定论”，都要毫不含糊地打破它，推倒它。
总之，都是可以讨论的。
在中世纪，太阳围着地球转曾被人认为起码的常识，然而伽俐略、哥白尼却敢于议论它，否定它。
如果把所谓的“常识”、“定论”一概视为禁区，奉为神明，不敢用实践去检验它，不敢越雷池一步，“曾经圣人语，议论安敢到”，那还谈得上什么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呢？
邓小平同志在《祝辞》中还指出：
“当前，要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三年多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许多文艺工作者在党中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勇于解放思想，勇于探讨新情况、新问题，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人们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
对于确实出现的缺点错误，当然要努力去克服。
文艺界也正积极地采取措施解决前进过程中的问题。
但这是为了促使思想解放运动更健康地发展，决不意味着可以不要解放思想，甚至去否定思想解放运动的成绩。
我觉得，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讨论不但是必要的，而且还要进一步深入地讨论下去；
大量思想理论的是非，还有待于进一步澄清；
大量新情况新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地去研究。
这一切，都需要有一个继续解放思想、继续贯彻“双百”方针的良好气氛。
对于解放思想，只能促进，不能促退，气可鼓而不可泄，冷嘲热讽，更不是严肃认真的态度。
我感到，《文艺与政治关系小议》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所以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洞庭儿女前进的足迹
——简评中篇小说《湖边》
行人
周健明同志的中篇小说《湖边》（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细腻、朴实而又含蓄的白描淡彩之笔，给人们留下了生气盎然的印象。
作品生动地记载了洞庭儿女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前进、迟疑、排除阻碍、继续前进的历史足迹。
从题材上看，这部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并不新鲜。
但是，作者在处理这一题材时却给作品带来了新的生气。
第1，它没有去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过程，而是仅仅截取建社以后如何巩固合作社这样一段斗争最激烈最复杂的部分，进行深入肌理、细致入微的剖析和描写，给人留下较大的思考和想象的余地。
第2，作品在描述退社事件中的阶级关系时，把带头闹退社的人物确定为一个出身好、根子正的翻身农民，真实合理地剖析了他们的思想逻辑，展示了整个农村胜利前进的图景。
第3，作品在描述这场斗争时，从农村生活的各个领域去描述，写了老少几对人物的爱情故事，使人们透过合作化的奔腾洪波，看到了农村人民感情生活的涓涓细流，耳目为之一新。
在洞庭儿女前进的历史足迹中，走在前头的社会主义一代新人中，徐咏英就是突出的一个。
女社长徐咏英，作为一个农村姑娘，具有一般女性的精细、善良、温存、勤劳而又热情的柔美；
作为一个合作社的领导人，她又具有正派、原则性强、考虑问题全面、讲求实际和苦干实干的刚健之美。
作者赋予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可以说是柔中见刚。
在批评教育袁水生的错误思想行为时，她从爱护出发，言辞激烈地敲了水生几棒，又在处理社员退社时，通过细致入微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婉转亲切的批评帮助，成功地挽回危局，表现了坚定的立场和态度。
在一些坏人掀起退社风波和队长卜华等人盗粮杀人事件败露后，县里驻社干部吴祥以追究责任为名，对工作方法简单、思想保守的社支书大搞极左时，她又挺身而出，严格掌握政策界限，义正词严地批驳吴祥转嫁罪责的恶劣行径。
应该说这个人物是写得有一定个性的。
伴随着巩固合作社的激烈斗争，作品还成功地描述了老少几对时而欢乐、时而痛苦的爱情波澜。
在处理爱情的发展和波折上，这部作品自有独到之处，可以说是平中见奇。
女社长徐咏英和驻社干部吴祥已经有了一段交往，从各方面的条件看，应该说是条件相当的一对恋人。
但是事出意外，思想的分歧使他们疏远了，徐咏英爱上了一心为公、朴实直率的青年队长刘大瑾。
只要咏英的心灵窗子稍微向刘大瑾打开一点，两人的爱情就会得到圆满的结局。
但是作品又一次出现跌宕，在徐咏英就要捅破这种爱情的窗纸时，刘大瑾却和饲养员小菊儿手拉手地“人约黄昏后”了。
说到刘大瑾和小菊儿的爱情萌发，似乎是一种偶然的机遇。
徐咏英让刘大瑾从垦荒工地回来关照养猪场，本来是一件十分平淡而又自然的生活琐事，但是就在这个平淡无奇的猪崽接生的事情中，爱情之神却鬼使神差地给他们播下了爱情的种子。
写得很合理，很自然，也很奇巧。
这部作品触及的这个农业合作化的题材，对于作者来说，还是一个新的生活领域，因此作品不免还有些欠缺之处。
女社长徐咏英在作品的中心事件里，基本上是一个事后评判者，没有在退社风波中身临其境，显露出她的才干和作用，因而徐咏英在后面挽回残局，解决这个问题时，就使人感到缺乏足够的力量。
其次，徐咏英是合作化的带头人，作品在处理她的爱情问题时，还不敢深掘她内心深处的感情的蕴底，笔墨拘谨，不敢放开，因而使人有“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之感。

生动的历史文献
古灵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将陆续出版《星火燎原》选编。
《星火燎原》是1956年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中央军委决定发起“三十年征文”，由总政治部编辑的。
文化大革命前出版了八集，后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工作被迫中断。
这次选编，分为十集，共七百多篇文章，三百多万字，大都经过作者重新修改审定。
作者六百多人，近一半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
这些革命的老一辈满怀激情，不顾年老多病，在百忙中挤时间，就是为了要把毕生难忘的事写下来，把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传下去，教育青年，留传万代。
《星火燎原》它不是写一个人、几个人，而是写一个伟大的战斗集体；
它不是写一事、一段，而是有头有尾的全过程，是按历史顺序照年代编辑的史书。
选编一至四集为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五至七集为抗日战争，八至十集为第3次国内革命战争。
这套书对各地起义、各个革命根据地、各部分军队的活动都实事求是地给予反映；
并且注意把党的领袖、我军的领导人放在集体、组织、群众之中；
突出了党领导的伟大的武装斗争的革命实践，成千上万指战员集体的英雄事迹。
《星火燎原》选编的文章，有理论概括，有经验总结，有部队渊源，有战斗经过，有珍贵史料，有人物记略，有英雄特写；
内容丰富，大到革命道路、战略思想，小到个人轶闻、生活趣闻都有描述。
许多文章故事生动，情节曲折，感人肺腑，催人落泪。
老同志看看这套书，仿佛又回到烽火满天的战争年代，不忘过去，焕发青春；
年轻人读了会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一定要接过革命班，继续艰苦奋斗；
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将通过阅读《星火燎原》学习传统，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习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历史经验，加强我军现代化建设，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
《星火燎原》选编之一现已出版，共收六十六篇文章。
其他各集正在赶编，争取两、三年内陆续出齐。

着裘挥扇
翟葆艺
1930年夏，画家齐白石曾经翻穿皮马褂、手持白折扇拍一小照，并在白折扇上题辞曰：
挥扇可以消暑，着裘可以御寒，二者须日日防，任世人
笑我颠狂。
此照片曾陈列于北京海王村照相馆。
初见者莫不笑道：
哪有身穿皮袄扇扇子的？
但深思之，才悟出这是一幅讽刺旧社会世态炎凉的绝妙佳作：
己热时要防人趋炎附势；
己寒时要防人落井下石。
其实，何止是旧社会？
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十年动乱时期，借自己的升沉看周围一些人的嘴脸变化，大约许多人也会有同感的。
这里我不想多谈这些。
我想说的是，这个画面和题辞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
防止过热、过冷地走极端，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林彪、“四人帮”的十几年折腾，“走极端”这方面的教训够深的了。
他们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
好，就什么都好；
坏，就一无是处。
从极左到极右跳来跳去，把“烧饼”的两面都“烤煳”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这几年的拨乱反正，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恢复和发扬。
最近，邓力群同志在田家英同志追悼会上宣读的悼词，褒不掩过，评不掠美，情挚意深，真切感人，这是坚持实事求是地对人对事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然而，由于几千年封建传统意识和唯心史观的影响，由于长时期极左思潮、教条主义的毒害，一些同志在处理事情时，往往走极端的旧病又会复发。
比如，提倡思想解放，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区，是完全必要的，这方面确实取得了显著效果，推动了我们事业的发展。
但是也有少数人，一说解放思想，就忘记了四项基本原则，忘记了我们的国家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求没有任何限制，百无禁忌；
同时，也有另一种人，一看到我们前进道路上出了一点难于避免的问题，提出注意加强引导，马上又神气活现，要搞“算账”了，置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与组织路线于不顾，甚至同党的路线相违背，又想搞打着封建烙印的“一统”天下。
又如，在贯彻“双百”方针，领导文艺工作上，提出不要“横行干涉”，有的领导文艺的负责同志就撒手不管，放任自流；
一说要加强领导，就又多方限制，这也不能发表，那也不能演出，搞一刀切。
再如，提出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这是对的，但有的人连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也学了来；
但一提出要采取必要措施，避免这些“不良影响”，有的人又忙于去搞服装的“标准化”，甚至不许谈人体美，对艺术院校画模特儿也出现了种种非议。
真是热来时热得在蒸笼里坐，冷来时冷得在冰凌上卧，总不能保持正常的体温。
事物总是有它的两面，完全的纯是没有的，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和社会。
按照对立统一规律，除了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根本原因外，各种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交融、协调，也是促进事物发展的原因之一。
真理再向前跨进一步就是谬误。
走极端意味着从一个谬误跳到另一个谬误。
让我们从历史中记取惨痛的经验教训，学会用辩证法看问题，不折不扣地贯彻“双百”方针，再也不要搞不加分析的“一刀切”和跳来跳去的“极端化”了。
我们既要反对“左”的破坏，也要防止右的干扰。
这两种不同的片面性，都不利于“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都不利于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
“着裘挥扇”，在貌似“颠狂”里蕴藏着对立统一的深刻道理呵！

银幕上的“人间喜剧”
——浅谈卓别林的电影艺术
潘耀华
电影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1889年——1977年）的十几部影片正在我国陆续上映，这虽然只是卓别林所拍摄的八十多部影片中的一部分，但都是他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杰作，基本上可以体现卓别林影片的艺术成就。
这位艺术大师所拍摄的影片，大多是自编、自导、自演、自作曲的。
他的创作大体可分三个时期：
最初，他拍的都是无声短片，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使用的多为踢打、扔奶油蛋糕一类的闹剧手法，作品的社会意义不大。
不久，卓别林就摆脱了社会上世俗爱好的羁绊，进入了他创作的第2阶段。
这一时期作品的内容和风格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内容多为表现人们关心的社会问题，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与讽刺，艺术手法则更含蓄精炼。
他在一系列影片中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形象——头戴小圆帽，手持拐杖，身着又脏又破的礼服，足蹬过大的皮鞋的“绅士流浪汉”夏尔洛。
这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他善良、正直，既不安于贫困、饥饿、屈辱，又时时以过人的机智与灵巧保护着自己，不断给权势与暴力的代表以嘲弄。
夏尔洛很快就风靡五大洲，为全世界所熟知和喜爱。
《寻子遇仙记》、《淘金记》、《马戏团》、《城市之光》、《摩登时代》等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城市之光》和《摩登时代》标志着他第2个时期的成就。
拍摄《城市之光》时，有声电影已经出现了好几年，卓别林受到严峻的考验。
人们在议论：
卓别林是不是已经落伍？
他的艺术是不是已经面临末日？
但他毫不犹豫地坚持拍摄无声片。
他认为哑剧是一种比说话更高的技术，“我只要眉毛动一动，就比说五十个字更能表达感情”。
影片《城市之光》的上映，证明了卓别林默片的艺术魅力并没有衰减。
这部“以哑剧形式演出的喜剧浪漫史”，实际上是一出杂揉着喜剧成分的悲剧。
在这里，卓别林不但鞭挞了“高贵”的“上等人”，而且以极为巧妙的隐喻讽刺了整个社会。
表演的细致入微，思想的深沉蕴藉，使得这部影片取得了成功。
卓别林拍《摩登时代》时，经济危机的浪潮正席卷资本主义世界。
现代机械的广泛使用，把人也变成了机器，同时使更多的人陷于失业的困境。
卓别林大胆地揭露了在繁荣外衣下的社会真相，不论是题材的选取，情节的安排，无不反映了现实生活中敏感的问题。
这部影片一方面备受垄断资产者的攻击咒骂，在法西斯的德国和意大利竟被禁演；
另一方面，却受到各国人民，包括象夏尔洛一样的“小人物”的热烈欢迎。
《摩登时代》不仅是对有声片的挑战，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抗议。
在这一时期中还有一部影片需要注意，这就是卓别林1923年自编、自导和自己作曲的《巴黎一妇人》（但他在这部影片里没有扮演任何角色）。
这是他从短片、中片过渡到长片的第1次尝试。
卓别林曾经说：
“《公共舆论》（即《巴黎一妇人》）是我一生事业中最重要的一部影片。
在处理这样一种作品的时候，我表现了革命精神。
这部影片无论是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相信它在表演和动作处理上是有些创造性的。
人们在里面看不到复杂的情节。
只有刺心的痛苦，富有人情味的欢乐，以及幽默的表现”。
《巴黎一妇人》描写女主人公玛丽·圣克莱尔想离开她的小村子，同她所爱的男子让·米利特到巴黎去。
由于让的父亲突然去世，他不能立即动身，所以玛丽单独去了。
几年后，玛丽成了一个有钱的无赖皮埃尔·雷维尔的情妇。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玛丽与已成为画家的让又见面了。
他们准备结婚，但让的母亲不同意，玛丽只得又回到皮埃尔那里去，而让痛苦地自杀了。
玛丽本来很厌恶皮埃尔，在让自杀后她毅然和皮埃尔决裂，到乡下去同让的母亲一起生活了。
卓别林所以要选择这样的题材，就是要通过对现代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广阔而深刻的描写，用主人公与这一社会的冲突和最终的悲剧，来与另一些适应这一社会而取得成功的人做对比，写出一部新的“人间喜剧”。
从第2次世界大战起，卓别林的创作进入第3个时期。
形式上，他开始拍有声片，同时抛弃了夏尔洛的形象；
内容上，他开始以电影为武器，反映重大的政治内容和社会问题。
《大独裁者》、《凡尔杜先生》、《舞台生涯》、《一个国王在纽约》即属此类。
1940年，正当法西斯势力疯狂扩张，破坏着世界和平，而“自由世界”各国坚守“中立”的时候，卓别林怀着极大的义愤，丢开原来的创作计划拍摄了《大独裁者》。
他以新颖的手法，高超的演技，无情地揭露了希特勒的面目，目的是告诉全世界的人们：
世界需要“真正的民主和摆脱魔鬼般统治的自由，这种魔鬼般的统治正蔓延到全世界”。
这次他不得不拍有声片，因为要表现希特勒（在影片中叫兴格尔）的狂妄和歇斯底里，这就需要让观众听到他狂言乱语的声音。
《大独裁者》中既有直接的刻画（如希特勒煽动反犹太的狂热，犹太理发匠被错认成希特勒后的演说），也有巧妙而又易懂的隐喻（如希特勒贪婪地舞弄地球仪，希特勒猴子般地爬上帷幕，墨索里尼在希特勒雕像上划火柴），预示着法西斯丑类的可耻下场。
以电影艺术为武器向法西斯开炮，这在当时的世界影坛上是罕见的。
《凡尔杜先生》则是另一种手法。
在这部影片中卓别林第1次完全脱去那身闻名世界的流浪汉服装，而以一个风度潇洒的银行小职员凡尔杜的面目出现在银幕上。
卓别林为什么刻画这样一个人物？
直到影片结尾才由凡尔杜说出来。
他在走上断头台前对记者说：
“小规模的犯罪的确没有好报。
战争、冲突，这些都是生意。
谋杀一个人，你是凶犯；
谋杀一百万人，你就是英雄了。
杀人越多，越有道理。”
正是因为卓别林大胆说出了阶级压迫下这一简单而深刻的道理，所以招来不少人的猛烈攻击，但正直的人们却认为这部影片是卓别林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如从艺术角度看，应该说《舞台生涯》达到了他前所未有的水平。
在这里，悲与喜的结合，含蓄手法的运用等等，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卡弗欧是卓别林理想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难能可贵的品质：
真诚，善良，乐于助人，酷爱生活和艺术。
他在生活中挣扎了一世，终于悄然地死在舞台上了。
卡弗欧对残酷现实的态度已不同于当年的夏尔洛，他不再甘心随着生活的浊浪漂游，他要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他的格言是：
“要搏斗”。
为了突出《舞台生涯》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片头首先点题：
一小道斜射的灯光，同时写着两个主演的名字，预示着两位主人公的命运；
片名后接着是字幕：
“在迷人的舞台灯光下，当年老的下场时，年轻的登场。”
而影片的最后的一个镜头又与之相呼应。
一颗艺坛新星，年轻的特莱萨在舞台灯光的照耀下起舞、升腾，而卡弗欧恰在这时悄然死去，那停在侧幕边覆盖着白布单的尸体，便成了特莱萨轻盈舞姿的背景。
这种严密、巧妙的构思，不仅增强了影片的完整性，而且加重了故事的悲剧性。
1957年上映的《一个国王在纽约》，则是对“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讽刺与抨击。
卓别林亲身受到这个委员会的迫害，并因此不得不离开居住了几十年的美国而移居瑞士。
他把满腔的愤慨化作连珠炮般的冷嘲与热讽，对这种迫害做了淋漓尽致的揭露。
片头的字幕写道：
“现代生活中一件恼人的小事就是革命。”
但影片中被当做革命嫌疑分子传讯的却是被本国革命赶到美国来的国王。
卓别林扮演的国王沙多夫一下飞机，就发表了对美国的感想：
“我为你们温暖的友情和殷勤好客所感动。
这个宽宏大量的国家对从暴乱中来避难的人，已显示了它崇高的慷慨”。
与此同时，移民局的官员则毫不客气地抓过他的手在登记表上按了一个又一个指印。
这是多么绝妙而深刻的讽刺！
综观上面提到的这些影片，不难看出卓别林艺术发展道路的轮廓。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卓别林长达半个世纪的银幕生涯，几乎就是一部西方进步电影的发展史。
西方评论界说：
是卓别林首先摒弃了好莱坞那种打打闹闹博取廉价笑声的噱头；
改变了即兴创作的方法，开创了精心构思、细致刻画之风；
更重要的，是他首先把银幕与现实社会、与万千平民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他的无声片由于继承和发扬了英国哑剧的优良传统而独霸影坛；
他的有声片也由于哑剧的影响而具有台词简洁、主要靠高明的演技和丰富的表情表现人物内心等特色。
正因为卓别林努力反映普通人之所思、所忧、所喜、所恨，所以他的影片往往在喜剧的形式中充满了悲剧的内容，所揭示的生活由某一具体问题扩展到全社会，乃至涉及到整个人生。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全面地、真实地反映了十九世纪法国的社会面貌。
而从所表现的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面之广而言，卓别林的影片也堪称银幕上的“人间喜剧”了。
卓别林电影喜剧的艺术水平在世界上是有口皆碑的。
他惯于使用夸张的手法：
人物形象、动作（后期则包括语言）、情节，无处不包含着大胆夸张的成分。
但他并不追求脱离了主题的毫无意义的噱头，而是用夸张的表演表现十分丰富深沉的内心活动。
卓别林的这些杰作直到今天还可以给予我们很多教益和启示。
不仅我国电影工作者将从中吸取艺术养料，而且对于青年一代也还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附图片）
卓别林主演的《凡尔杜先生》中的一个镜头：
凡尔杜认识了一个有钱的寡妇，每周送鲜花给她，企图骗取她的爱情。

乔森潘主席的唁电
据新华社北京05月06日电据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政府总理乔森潘致电南斯拉夫国家领导人，对铁托总统不幸逝世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唁电说：
“铁托总统的逝世是南斯拉夫人民的巨大损失。
我们时代失去了一位闻名的英雄。
世界各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运动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领导人。
不结盟运动和不结盟原则失去了一位坚定而卓越的维护者。”
唁电说：
“铁托总统的逝世使我们柬埔寨人民失去了一位伟大、崇敬的战友。”
“柬埔寨人民和民主柬埔寨政府永远不会忘记，在我们柬埔寨民族和人民面临丧失国土和种族灭绝危难的极其悲惨的时刻，敬爱的铁托总统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毫不犹豫地站在我们柬埔寨民族和人民一边。
因此，铁托总统受到全体柬埔寨人民最深切的爱戴和感激。”

亚非拉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唁电
据新华社北京05月06日电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领导人05月04日、05日相继发出唁电或发表声明、谈话，对铁托总统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尼泊尔首相巴哈杜尔·塔帕在唁电中说，“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世界和平的战士”。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向报界发表谈话说，铁托总统“是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在唁电中说：
“他是关心民族独立和人民友谊的一位历史性代表人物。
这些品德使他成为不结盟运动的奠基人和最有能力的鼓动者之一。”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在唁电中说，铁托总统“在他的充满智慧的一生中走在争取南斯拉夫人民幸福未来的斗争的最前列”。
秘鲁总统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的唁电说，作为国务活动家，特别是作为不结盟运动的一位创始人，铁托元帅将在各国人民和政府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阿根廷总统魏地拉在唁电中说，铁托总统“在他所度过的漫长而艰难的岁月里，是现代世界历史上一位杰出的领导者”。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唁电中说，铁托总统为推翻德国法西斯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将永垂不朽。

南各界领导人向铁托总统遗体告别
贝尔格莱德数十万群众冒雨伫立街头含泪送灵车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05月05日电新华社记者报道：
铁托总统的遗体今天下午运抵贝尔格莱德时，数十万市民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冒雨列队街旁，肃穆致哀。
下午五时，从卢布尔雅那驶来的载运铁托总统遗体的专车抵达贝尔格莱德火车站。
贝尔格莱德共盟主席杜·格利戈里耶维奇在车站举行的仪式上致悼词说：
“我们向敬爱的铁托发出的最后誓言是：
我们坚决把他的宏伟的革命事业继承下去，坚决团结一致地沿着铁托开辟的道路前进！”
仪式结束时，车站上响起悲壮的歌声：
“铁托同志，我们向你宣誓，我们决不偏离你的道路……。”
接着，载运铁托遗体的灵车沿着贝尔格莱德市的主要大街徐徐驶向联邦议会大厦。
拥挤在街道两旁的市民深情地、悲痛地含泪目送灵车。
灵车到达联邦议会大厦以后，六名高级将领在哀乐声中把总统的灵柩安放在大厅中央。
灵柩上覆盖着南斯拉夫国旗，后面竖立着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的国旗。
南斯拉夫各界领导人向铁托遗体的告别仪式开始后，先由铁托总统的长子扎尔科和次子米沙以及铁托总统夫人约婉卡·布罗兹向铁托总统遗体告别、献花圈并守灵。
接着是南斯拉夫联邦党政军等各界最高领导人和各共和国、自治省领导人分别向铁托总统的遗体告别和献花圈，并一一同铁托的亲属握手。
今天向铁托总统遗体告别并献花圈的有：
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主席拉·科利舍夫斯基、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执行主席斯·多罗尼斯基、联邦议会主席德·马尔科维奇、联邦执委会主席韦·久拉诺维奇、联邦国防部长尼·留比契奇、社盟主席托·库尔托维奇、工会主席米·什皮利亚克等以及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主要领导人。
明天开始，各机关、企业的群众代表向铁托总统的遗体告别。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05月05日电新华社记者丁翔起报道：
铁托总统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顿时沉浸在一片沉痛、肃穆而镇定的气氛之中。
工人们听到广播后，自动集会默哀一分钟，接着齐唱《国际歌》和《铁托，我们向你宣誓》。
然后，工人们立即投入工作。
正在进行中的足球赛，自动中止，全场起立致哀。
入夜时分，数百人秩序井然地在《政治报》、《战斗报》门前排队等候提前出版的报纸；
几乎所有的商店橱窗都挂上了戴有黑纱的铁托照片；
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而悬挂的国旗和党旗顿时低低下垂；
街上听不到有喧哗，很多人肃静地、长久地围绕在电视机旁；
民防队员们立刻穿起了蓝色的制服，列队集合。
一位正在机床边工作的青年工人对记者说：
“我不能相信铁托同志死了，因为实际上，他所开创的事业还在活着、活着。”
一位妇女说：
“铁托是我们的，我们每个人都是铁托……”当晚贝尔格莱德电视台不停地播送全国各族人民对铁托总统去世的反应，一直到深夜一时左右。
（附图片）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郑共和国主席团成员（左四是科利舍夫斯基主席）在联邦议会大厦为铁托总统守灵。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庄严的诀别
本报记者黄炳钧朱克礼
05日下午五时，铁托的遗体从卢布尔雅那运到贝尔格莱德。
全世界再次看到，南斯拉夫人民是多么热爱铁托，对于他的逝世是多么悲痛。
卢布尔雅那阴雨绵绵，在铅灰色的天空上充满了哀伤的气氛。
还不到六点，人民已从四面八方涌向共和国议会大厦前面的广场，庄严的告别仪式在这里举行。
穿着礼服的六位将军从议会大厦抬出安放着铁托遗体的灵柩，在上面覆盖着一幅蓝白红三色、中间一颗红星的南斯拉夫国旗。
广场上聚集了那么多人，但却是一片寂静。
人们在回忆铁托多次来到这个城市的情景，回忆铁托为斯洛文尼亚的发展所作的巨大的贡献。
今年，卢布尔雅那人民同铁托一起度过了令人担忧的一百二十多个日日夜夜。
从这里发出的关于手术成功、健康状况好转的公告，曾经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过快慰和希望；
而每一次关于病情恶化和危急的消息，又引起人民严重的不安和关切。
当青年接力棒传到卢布尔雅那的时候，当全市劳动者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时候，都曾派代表给铁托同志送去鲜花和慰问信。
他们殷切地希望铁托能恢复健康，同时向他保证一定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走他开创的道路。
可是，终于发生了人们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
今天要送铁托走完他一生中最后一段路程。
当灵柩装进汽车开往车站时，肃静的人群中发出了抽泣声，进行实况转播的播音员的嗓音颤抖了、哽咽了。
机车汽笛长鸣，拖着装有铁托遗体的专列离开卢布尔雅那，开往萨格勒布。
萨格勒布同铁托的关系更为密切。
铁托的家乡库姆罗韦茨离此不远。
铁托早年在这里的工厂里当过五金工人，经受过工人罢工斗争的洗礼；
以后又在这里开展过建党和工会工作。
战后铁托对萨格勒布和克罗地亚的发展也是非常关心的。
因此，萨格勒布人怀着同亲人告别的心情，在车站前广场上参加送别仪式。
密密的人群，从高处都望不到尽头。
树丛间，一切有间隙的地方都站满了人。
克罗地亚领导人用一句歌词结束他的讲话，这句是：
“铁托同志，我们向你宣誓，决不偏离你的道路”。
于是，全场群众齐声唱这支歌，一致向铁托同志表达他们的决心。
火车在南斯拉夫秀丽的原野上奔驶。
沿途经过城市、企业、农村、居民点，人们列队肃立目送载运铁托遗体的列车，向他表示最后的敬意。
十七点正，列车徐徐开进贝尔格莱德车站。
数十万贝尔格莱德人在站前“友爱和团结”广场上等待铁托的遗体。
首都人民曾经多次夹道欢迎过铁托总统，但是这次的心情却极其沉重，因为这是最后一次，今后再也见不到他了。
人群中，再坚强的人，眼眶也湿润了，妇女和孩子更是悲伤得泣不成声，甚至，有人因过分悲痛而昏倒。
经过隆重而简朴的仪式，铁托遗体路经首都几条主要大街，送到联邦议会大厦。
安放铁托遗体的灵柩放在议会大厦的大厅里，周围放着他荣获的勋章和奖章，其中有许多国家授予他的最高勋章。
这是他一生功绩的记录。
铁托的儿子扎尔科和米沙以及铁托总统的妻子约婉卡分别献了花圈，联邦主席团、南共联盟中央等机构和六个共和国、联合自治省的领导人也送了花圈。
根据南社盟号召，其他单位不送花圈，而将钱捐给铁托助学金基金会，资助工人子弟上学。
从05日二十点起至08日晨八点，首都人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各族人民代表将日夜不断地走过铁托的灵柩，向他告别，08日中午，铁托将安葬在首都长期作为他官邸的戴迪涅区乌日策街十五号。
（附图片）
铁托总统遗体从卢布尔雅那运往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时，成千上万的群众冒雨夹道向铁托总统遗体告别。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铁托总统的灵车从贝尔格莱德火车站沿着主要大街，徐徐开往联邦议会大厦，数十万贝尔格莱德市民在大街两旁肃穆致哀。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李先念到南驻澳使馆吊唁铁托逝世
新华社堪培拉05月06日电正在这里进行访问的中国副总理李先念，今晚到南斯拉夫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对铁托总统逝世表示哀悼。
陪同李先念前往吊唁的有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外贸部副部长崔群和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林平。
李先念在铁托总统遗像前静默致哀，之后在吊唁簿上签字留念。

李副总理抵堪培拉受到热烈欢迎
同弗雷泽总理会谈中澳签订科技合作协定
新华社堪培拉05月06日电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随行人员，在澳大利亚社会保险部长玛格丽特·吉福伊尔的陪同下，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墨尔本抵达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
到机场迎接的有澳大利亚副总理兼贸易和资源部长道格拉斯·安东尼等政府官员。
今天下午，在议会大厦前面的草坪上举行了欢迎仪式。
弗雷泽总理陪同李先念走上检阅台。
乐队奏中、澳两国国歌。
李先念检阅了仪仗队。
随后，李先念到议会大厦会见了弗雷泽。
今天上午，中国和澳大利亚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在堪培拉的议会大厦签署。
随同李先念访问的章文晋副部长和澳大利亚外长皮科克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这项协定规定，双方将在平等、互利和互惠的基础上加强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合作。
据新华社堪培拉05月06日电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今天下午在议会大厦举行首次会谈。
在两个半小时的会谈中，双方讨论了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包括阿富汗问题、伊朗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
双方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是类似的。
今天晚上，弗雷泽总理和夫人在总理官邸设晚宴招待李先念和夫人林佳楣。
据新华社墨尔本05月05日电李先念副总理今天在墨尔本说，“我们有机会到澳大利亚进行访问，并能以维多利亚州作为起点，感到非常高兴”。
“中澳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而维多利亚州又是这种友谊的发祥地。”
李先念是在维多利亚州总理鲁珀特·哈默为他举行的午宴上讲这番话的。
下午，李先念会见了澳中理事会主席杰弗里·布莱尼和副主席费思棻及其成员。
晚上，澳中工商会和澳中商业合作委员会设宴招待了李先念一行。
昨晚，他们出席了华人团体招待会。
在墨尔本两天访问期间，李先念副总理在墨尔本进行了参观。
（附图片）
李先念副总理06日在堪培拉拜会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
新华社记者 摄（传真照片）

根舍要求西欧与美国团结对付苏联威胁
据新华社波恩05月05日电西德外长根舍05月04日在一次讲话中要求西欧与美国坚定地团结在一起，以对付苏联的威胁。
根舍在卡尔斯鲁厄举行的第26届西德—美国友谊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说，在阿富汗、伊朗等地发生危机的情况下，“欧洲必须采取一个明确的立场，并且作出明确的决定”。
这一立场在国际上有其重要性。
根舍说，苏联企图使欧洲与美国关系疏远的任何战略都注定要失败。
他说，最近苏联的一篇攻击西德的新闻评论（指苏联新闻社的一篇评论）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宣传正在变成威胁。
然而他说，“我们不会被吓倒。”
根舍说，苏联是否准备冒险扩大它的势力范围，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西方的立场。
他说，西德和美国的友谊是“我们的世界取得稳定的因素之一”。

简明新闻
阿希乔连任喀麦隆总统
在04月05日大选中连选为喀麦隆第5任总统的阿赫马杜·阿希乔，05日在国民议会宣誓就职。
1972年喀麦隆通过的宪法规定，联合共和国总统任期为五年，连选可以连任。
从1960年喀麦隆取得国家独立和成立共和国以来，阿希乔一直连任总统。
西班牙政府改组
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05月03日签署一项法令，根据阿道弗·苏亚雷斯首相改组内阁的建议，任命了六名新大臣。
内新成员03日上午向国王卡洛斯宣誓就职。
新任大臣中有内政大臣胡安·何塞·罗松，工业和能源大臣伊格纳西奥·巴扬·马里内及贸易和旅游大臣洛易斯·加米尔·卡萨雷斯。
据悉，此次改组主要是为了缓和西班牙的通货膨胀和就业问题。
北约军队在地中海举行演习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武装部队05日开始在地中海举行为期十二天的陆海空联合作战演习。
退出了北约一体化军事机构的法国也参加了这次演习。
这次演习的目的是加强北约各国对付对联盟南翼的侵略的协同作战能力。
尼加拉瓜国务委员会正式成立
尼加拉瓜国务委员会05月04日在首都马那瓜正式成立。
根据尼加拉瓜政府的有关法令规定，国务委员会是尼加拉瓜的立法和咨询机构。
据报道，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司令巴亚尔多·阿尔塞和多丽丝·特列斯当选为国务委员会的两位主席。
萨尔瓦多延长戒严状态
萨尔瓦多执政委员会05日宣布，萨尔瓦多戒严状态再延长三十天。
执政委员会发表的一项公报说，延长戒严状态的原因是，导致颁布有关法令的“政治暴力活动”仍然盛行。
印度去年罢工损失三千多万劳动日
据印度官方05月05日公布的资料，印度1979年由于工人罢工损失劳动日达三千七百一十万个，比上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创十年来最高数字。
据统计，1979年印度全国工业系统发生工业方面争端二千八百二十九起，涉及二百七十五万工人。
波兰决定裁减行政人员
波兰部长会议最近决定在国家机关和企业中裁减行政人员，压缩行政开支，以减轻今年波兰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
据报道，国家机关和企业的非生产人员今年将减少百分之五，即三万六千人，今年行政费用将削减百分之十。
（据新华社）

苏军在日本择捉岛设立师司令部
新华社东京05月04日电日本政府人士今天说，已证实苏军在日本择捉岛设立了师司令部，并继续加强在日本北方领土的军事力量。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位政府人士指出，苏军师司令部的设立进一步表明苏联企图把北方领土变为永久性基地。
他还指出，鄂霍次克海在05月以后一解冻，苏联军队围绕北方领土的活动将更加活跃。
报道说，苏联军队在北方领土的总兵力正在接近一个师（一万三千人）的规模，大体接近一万人。
这位政府人士说，预料苏联军队在年内将增强到一个师的规模。
驻扎在北方领土的苏联军队拥有坦克、装甲兵运输车、高射炮和地对空火箭等陆军师通常拥有的全部装备，此外还拥有师以上部队的装备如一百三十毫米加农炮、攻击型直升飞机等。
日本政府认为，“作为师级规模的装备，这是高水平的”。

苏联和东欧国家领导人的唁电
据新华社北京05月06日电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党和国家领导人最近分别向南斯拉夫领导人发出唁电，对铁托总统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托·日夫科夫在唁电中说，铁托总统“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反对法西斯和资本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取得胜利、为建立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建立了巨大的功绩。”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匈牙利政府在唁电中说，“南斯拉夫在铁托总统领导下，积极推动被压迫的各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铁托总统所建立的功绩永不磨灭。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昂纳克在唁电中说，“他的名字已成为不屈不挠地抵抗法西斯暴虐和帝国主义征服的象征。”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爱·盖莱克和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亨·雅布翁斯基在唁电中说，铁托总统的一生是“与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的建立和发展及其国际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政府在唁电中表示，“苏联将始终不渝地致力于在恪守最高级共同商定的原则和协议、互不干涉内政、平等和严格尊重主权的基础上”加强同南斯拉夫的友好关系。
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古·胡萨克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卢·什特劳加尔在唁电中说，铁托的名字将永远同南斯拉夫各民族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勇斗争联系在一起，并将永不磨灭地留在欧洲人民反对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史上。

英国军警攻占伊朗使馆救出人质
新华社伦敦05月05日电英国警察和特种空军部队今晚采取联合行动，攻占了伊朗驻英国大使馆，救出了被扣留的十九名人质。
据警方宣布，在这次行动中，劫持人质的五名武装人员有三名被打死，一名受伤，一名被抓获。
警方说，他们是在得知有两名人质被杀害，一名人质的尸体被扔出大使馆正门后，采取这次突击行动的。
英国内政大臣怀特洛对记者说：
“这次行动表明，我们英国人决不容忍恐怖主义行为。”

金日成主席的唁电
据新华社平壤05月06日电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05日致电南斯拉夫党政领导人，对铁托同志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唁电说：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同志是从青年时期就为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为了人民的自由与解放而忘我斗争的南斯拉夫人民的杰出的民族英雄，是我们时代的有威力的政治势力——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人之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唁电赞扬铁托同志引导南斯拉夫人民的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解放后开辟了以自治制为基础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建树了把南斯拉夫变成自主、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朽的业绩。
唁电赞扬铁托同志在巩固和发展南斯拉夫与朝鲜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般的友好合作关系方面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唁电说：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同志的逝世不仅是南斯拉夫人民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是不结盟国家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巨大损失。”

齐奥塞斯库总统的唁电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05月05日电罗共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尼·齐奥塞斯库05日致电南共联盟中央和联邦主席团，对铁托同志的逝世表示最诚挚的哀悼。
唁电说：
“铁托同志是国际共运和工运的卓越的革命战士，是当今世界的传奇人物。
他为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发展，为在共运和工运中建立以平等和尊重每个党的独立为基础的新型关系，以及在争取壮大民主进步力量，争取在世界上确立国家间新政策的斗争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唁电说：
“以铁托同志为首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当代国际生活中发挥了巨大影响，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复杂问题和为建立新的国家间关系进行了坚决斗争，为倡导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和尊重每个国家人民的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等原则，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铁托同志是不结盟国家运动的奠基人之一，是各国人民合作、安全与和平事业的一位坚定不移的战士。”

钢铁的人
——铁托同志生平片断（下）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坎坷道路上
以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杰出领袖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于南斯拉夫的具体实践，创立了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调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把落后的、贫穷的南斯拉夫建设成为一个各民族团结友爱的、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国家。
在铁托和南共联盟的倡导下，南斯拉夫建立了全民防御和社会自卫体系，准备随时击退任何外来侵略者。
“难道我们曾经有过不受包围的时候吗？……我们会突破包围的。”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南斯拉夫人民面对的是一片废墟。
铁托以坚强的意志说：
“对我们来说，最危险的是半途而废。
我们在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仅仅是个开端。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几乎是想象不到的，有极大的困难，你自己可以看到我们有什么办法去克服它们：
除了坚强的意志、高昂的士气和充沛的精力外，我们一无所有。
过去几个月内，我走遍全国。
利卡已经夷为平地，那里的村庄在战争中烧毁了十几次。
你走上一百多公里也看不见一所没有倒塌的房舍。
但另一方面，从人民中间发出多么大的力量啊！
各地的人都在要钉子，要木板。
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修建房屋和学校。
我走过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铁路，德国人几乎把这条全长四百五十公里的铁路全犁平了。
他们把枕木象一根根的火柴一样拆了下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全线通车了。
成千上万的人自愿地日以继夜地工作，直到第1列火车能够在我们国家的两个主要城市之间行驶。
这是我们人民的品质，这种品质将帮助我们克服甚至更大的艰难，为了国家将来的进步奠定稳固的基础。”
1946年末，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
1948年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受到外部很大的压力，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南共在这种巨大压力下举行“五大”。
铁托在“五大”报告中说：
他“深信真理和南共正义事业的胜利”，“号召党员警惕地维护党和人民群众的团结”。
代表大会最后一天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这是南共全党对铁托信任的一个严峻的考验。
一位当时的南共老党员这样描述：
投票是秘密的。
每一位代表都接到了代表提名委员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
候选人的名字都打印在一张纸上，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有权划掉任何名字，添上新的候选人，然后折好名单投入票箱。
到十点钟左右，代表们结束了投票。
二千三百二十三名代表投了票。
半夜得出了选举结果。
当选举委员会主席读到铁托的名字时，他宣布，铁托获得了二千三百一十八票，这意味着只有五位代表反对他。
掌声响彻了大厅，接着一片欢呼声，随即欢呼声又被即席编出的一首歌声淹没了：
“铁托同志，我们向你宣誓：
我们决不偏离你的道路。”
选举委员会主席试图继续宣读选举结果，但是，他的话声被代表们连续的歌声掩盖住了，他们后来唱完了《国际歌》才静下来。
接着，铁托走上讲台说道：
“同志们，我代表新选举出来的我们党的中央领导，最诚挚地感谢你们的信任。
因此，我们就肩负了一项严肃的责任。
然而，只有在你们的充分支持下，我们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我们的代表大会显示出的团结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无前例的，这种团结是我们党以更坚强的步伐前进，向着我们新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迈进的保证。
“同志们，我向你们发出警告，我们目前正处在困难的境遇和艰难的岁月里。
我们党正面临着一种严重的考验，但是只要我们保持高度的警惕，保持我们党的团结和坚定，只要我们不丧失勇气，我们必定会赢得胜利。”
在遭到国际方面的巨大压力下，铁托安之若素。
当时他的一位战友忧虑地说：
“现在我们四面被围了。”
铁托回答说：
“难道我们曾经有过不受包围的时候吗？
大战以前我们就受到包围，大战期间也是这样，甚至于现在我们还是这样。
我们会突破包围的。”
铁托还讲道：
“从一种角度来说，1938年的日子比1948年的日子对我更为艰难。
当时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并不存在，但是，1948年有了一个强大的、团结的党。
“对我来说，在这些灾难的日子里，我依靠的是，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南斯拉夫人民所取得的基本力量。
他们是一个团结的人民，他们对本身的力量和所做的一切都具有高度的认识。
此外，还有一个坚强的、具有丰富经验的党。”
“社会主义自治在我国正在成为完整的社会制度。”
在铁托领导下，南斯拉夫从1950年起，开始在经济部门实行“工人自治”，后来又把“自治”推广到社会各领域，经过不断改革和发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
在农业方面，反对强迫个体农民加入合作社，1955年解散了集体农庄式的合作社，允许农民根据完全自愿的原则组成合作社或同按自治原则建立的农工联合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联合。
铁托号召人民发展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贯彻执行代表团制。
他在1978年南共联盟第11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
“劳动人民和公民直接地参加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的自治民主的实质。
这一点我们首先是通过代表团制来实现的。
这一制度能使千百万人的积极性变成创造性的社会力量。”
1973年在铁托主持下拟定的《制定南共联盟十大立场和决议的行动纲领》中指出：
“过去的二十年尽管有许多物质问题、政治问题和外界压力的问题，自治已被确认为我国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和政治制度的基础。”
“现在还必须强调我国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也是一个‘过渡阶段’，即由资本主义经过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渡到（马克思的）‘自由生产者的联合’，也就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阶段。”
1974年，铁托在阐明社会主义自治时，在南共联盟十大上的讲话中指出：
“社会主义自治早在一百多年前，在巴黎公社第1次无产阶级革命中，就开始采取了初步的实际步骤，它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了理论根据。
社会主义自治在我国正在成为完整的社会制度。
我们已开始走向建立生产者自由联合体——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自治是实现各民族平等的先决条件。”
“我们要象一百年不发生战争那样劳动，要象明天可能爆发战争那样做好准备。”
南斯拉夫的“全民防御”体系的建立，是铁托为首的南共联盟总结了反对外来侵略的历史经验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措施。
铁托一再强调，南斯拉夫处在“风口上”，帝国主义不会让南“太平”，因此，必须搞全民防御，对“任何敌人都应成为刺猬”，“准备迎接战争”。
他还向人民发出警告：
“我们要象一百年不发生战争那样劳动，要象明天可能爆发战争那样做好准备。”
根据铁托为首的南共联盟中央提出的全民防御的战略思想，1969年颁布了体现这一思想的《国防法》和《兵役法》，以后又载入宪法。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响应铁托总统的号召，从上到下建立起一套严密的全民防御和社会自卫体系，人们生动地比喻说：
“南斯拉夫是一个铁刺猬，如有必要，对敌人就会张开它所有的针刺，每个城市、每个村庄、每所房屋、每个窗洞都会向敌人开枪。”
铁托在1951年发出钢铁誓言：
“我们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鲜血，但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决心再次用鲜血来浸透它，而它将仍然属于我们。
南斯拉夫决不会被征服，除非她的各族人民都已战死在疆场上。”
“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同人民割裂开来，而且总想被高高在上地供起来，那么他只会引起畏惧和憎恨。”
南斯拉夫的革命是在铁托的领导下进行的，因此他的名字就成了这个革命的象征。
但是在南斯拉夫并没有偶像崇拜，这是与铁托本人对于大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的看法有关。
1942年，有一次在南斯拉夫比哈奇镇举行的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会议大会的一次公众集会上，一位老人提议为铁托干杯，并谈到了他在战争中建立的功勋。
象这样建议为铁托干杯的事，这还是第1次。
铁托感到很惊讶，他站起来说道：
“我的每一项成就都归功于我们的党。
我本是一个无知的青年，党吸收了我，教育我，使我成人。
我的一切都得之于党。”
十年以后，1952年夏天铁托在和自己的同志谈论大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时说：
“一个有智慧的人是不会接受历史是大人物创造的理论的。
我的意见是，伟大人物只有在了解人民的需要和愿望并且同人民打成一片的条件下，才能创造历史并且在其中起巨大的作用。
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同人民割裂开来，而且总想被高高在上地供起来，那么他只会引起畏惧和憎恨。
我同意伟大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有时是很大的，因为相反的意见是无稽的而且是否定现实的。
但是伟大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是同当时人民的觉悟程度相适应的。
如果伟大人物能够完成人民希望他们去完成的业绩，那么伟大人物的作用由于它代表着人民的愿望而益加重要。
但是伟大人物从来不是历史的动力，人民才是历史的动力，是他们鼓舞着领袖，而领袖只不过是组织者和人民思想的系统整理者。”
“对我来说，我同人们谈话中直接听来的东西是最重要的。
这就说明，为什么我每年都要走遍全国。”
铁托是怎样进行日常工作的？
铁托的一位秘书介绍说：
八点后他很快就到办公室，开始读晨报，读得很仔细，特别是有关南斯拉夫的文章和新闻。
他特别对读者来信感兴趣，这些信件常常表露人民的情绪。
铁托也看南斯拉夫通讯社的所有新闻稿。
铁托读得很快，立即就抓住了最重要的事实。
看完报，铁托接着阅读信件，用蓝铅笔将如何处理的意见写在角上。
铁托看完报纸和信件后，就研究国家的问题。
他接见南斯拉夫国内的代表团和个人，一年之内要会见几千个南斯拉夫人。
铁托一年当中到各地旅行。
参加工会大会或退伍军人大会，或起义周年纪念会。
他还访问工厂、合作农场和造船厂等。
他往往冷不防地来到了，停两三个钟头，同许多人谈话。
他在谈话过程中，了解到很多国内情况和人民情绪。
铁托还答应很多外国人去访问他。
他认为从这些访问中，他听到了许多事情，了解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的意见。
铁托认为同人们直接谈话获得第一手材料是最重要的，他说：
“对我来说，我同人们谈话中直接听来的东西是最重要的。
这就说明，为什么我每年都要走遍全国。
我接见数以百计的人们，一年到头，世界各地的许多人来到南斯拉夫，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访问了我。
在同他们的谈话中，我了解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
“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我不能是一个‘铁托主义者’。”
在西方，人们常常认为，南斯拉夫自从1948年以来一直在创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路线，即所谓“铁托主义”。
当有人向铁托提出这个问题时，他立即回答说：
“‘铁托主义’作为一个单独的意识形态路线是不存在的。
把它称作一种意识形态，那是愚蠢的。
我并不是由于谦虚而这样说，这只是因为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没有补充任何东西。
我们只是按照我们的情况应用了这个理论。
由于没有任何新东西，因此没有新的意识形态。
如果‘铁托主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路线，那么我们就成为修正主义者了；
那样我们就抛弃马克思主义了。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我不能是一个‘铁托主义者’。
‘铁托主义’作为一个理论是不存在的。
我们设法寻找最正确、最人道和最适当的道路以便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我国所存在的是社会主义，不能称为‘铁托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作为引导我们走向我们力求达到的目标的一个手段来为我们服务的。
我们的道路不一定是一切人的道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能预见几千年以后的一切事情；
他们作出分析，提供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是他们不能规定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的道路。”
“如果把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一个人，那是对历史的不公。”
铁托八十三岁寿辰时，听到了许多同志对他的赞扬。
他说：
“我在听到对我的赞扬的时候感到很难过。
因为，如果把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一个人，那是对历史的不公。
我们大家一起集体创建了新的南斯拉夫。
领导这一斗争的是我们的党。
因此，我们大家都有同等功劳。”
1979年05月25日铁托在度过他的八十七岁生日时说：
“一个政治家度过八十七岁生日是罕见的。
但是看起来庆祝我退休的时机还没有到。
无论如何，我不工作不行。
只要我身体和精力能够的话，只要人民需要我的话，我将尽力而为。”
铁托同志与世长辞了，但他的教导将永远铭记在南斯拉夫人民的心中，正象南斯拉夫人民喜爱的歌曲中所唱述的：
铁托同志，我们向你宣誓：
我们决不偏离你的道路。……
啊，自由！
啊，自由！
你不是上帝的恩赐从天而降，
也不是哪一个救世主和神仙把你送到我们手上。
我们浴血奋斗才赢得今天的解放。
有多少革命先烈为你血洒战场。
啊，自由！
饥寒交迫的奴隶，亲手把你浇灌。
有多少家园遭破坏，承受了多少苦和难。
啊，自由！
你是我们用鲜血换来，浸透着我们的血汗。
啊，自由！
幸福的源泉。
谁要想从我们手里把你夺走，妄想，妄想，妄想！
（附图片）
1952年11月，铁托同志在南共六大会议上作报告。
（新华社发）
1968年，铁托同志在万加岛上的工作室内劳动。
（新华社发）
1953年，铁托同志在军事演习现场。
（新华社发）
铁托同志和伏伊伏丁那自治省拜尔亚奇村的居民在一起。
（新华社发）
铁托同志会见一位烈士的老妈妈，倾听她的谈话。
（新华社发）铁托同志在阅读。
（新华社发）

政策好社员勤气象新
多劳多得，调动了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湖南省宜章县一六公社廖家大队的干部社员，为了夺取早稻丰收，准奋了充足的肥料。
这是四队的社员欢欢喜喜往田里送肥。
田应坤摄
政策好，社员勤。
四川省武胜县礼安公社一大队的干部社员，把田边地角都充分利用起来，争取今年有一个更好的收成。
这是第5生产队的社员在秧田里劳动。
夏亚光、谢奇摄
河北省永年县讲武公社东李解大队加强对小麦的科学管理，五百亩小麦高产田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社员们正在给小麦喷洒磷酸二氢钾，促粒重、抗倒伏。
李炳祺摄河南省宁陵县石桥公社刘楼大队郑庄生产队社员，抓紧小麦中后期田间管理，力争小麦丰收。
这是他们在喷洒农药，防治粘虫。
赵自培 摄
内蒙古巴彦淖尔盟潮格旗巴音宝力格公社利用当地自然条件，扩大经营范围，办起了奶牛场、奶羊场、猪场、鸡场、兔场、良种场等十多个企业，畜、禽饲养量大幅度上升，出现了六畜兴旺的喜人景象，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
这是公社养鸡场的一角。
新华社记者白斯古郎 摄
湖北省广大茶区由于政策落实，茶农生产积极性高，今年春茶长势好，一片丰收景象。
这是咸宁县麻塘公社黑山茶场工人正在精收细摘春茶，决心向国家提供更多的优质茶。
新华社记者 刘心宁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