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奋斗
王任重同志在团中央、团北京市委举行的纪念“五四”报告会上谈青年的崇高使命
据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共青团中央和共青团北京市委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报告会，纪念五四运动六十一周年。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任重在会上作了题为《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而奋斗》的报告。
首都各界青年和共青团干部一万人参加了报告会。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党中央、国务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北京市等有关方面和部门的负责同志，以及五四运动以来从事过青年工作和共青团工作的老同志，也应邀出席了报告会。
报告会由团中央第1书记韩英主持。
王任重同志在报告中首先代表党中央向青年同志们致热烈的节日祝贺。
王任重的报告分三个部分：
一，正确地认识形势。
二，青年要树立革命人生观。
三，全党全社会都来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王任重同志报告摘要见第3版）

全社会都要尊师爱生
尊师爱生是社会主义社会应有的公德，我们党历来就是这样主张的。
学生要尊敬教师，全社会都要尊敬教师；
教师要热爱学生，全社会都要热爱学生。
有些同志以为尊师爱生只是学校里的师生关系，这样的理解太狭窄了。
在整个社会造成尊师爱生的风气，才能够办好我们的教育事业，造就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新人。
我们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要用更大力量来办教育。
不办好教育，不能培养出足够数量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现代化是化不了的。
多年来，由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长期忽视教育事业。
我们过去搞计划，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不仅是经济中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而且经济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之间的比例也失调。
教育经费太少，不成比例。
学校培养的学生，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我们要用很大力量来扭转这种状况，增加教育经费的比例，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
但是，目前国家的财力、物力有限，各个地区经济发展也不平衡，有快有慢，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会存在不平衡的状况，要允许有先后缓急，允许参差不齐，完全一个水平是不可能的。
但无论如何，各地一定要想各种办法来办好教育，关怀教师。
即使在经济物质条件暂时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只要领导真正把这件事重视起来，许多问题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办好教育，关键在教师。
我们说学生今天是实现四化的后备队，明天就是四化建设的主力军，那么教师就是专门培养这支后备队、主力军的劳动者。
我们说青年、少年、儿童是国家的未来，那么教师则是专门塑造未来的新人的巨匠。
我们说要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那么教师就是人类历史创造的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者。
试想，哪一个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哪一个有文化的工人、农民，不曾受过教师的启发、诱导和指点，谁个身上不凝聚着教师辛勤劳动的心血？！
因此，尊师爱生，首先是尊师。
全社会人人都应该尊敬教师，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
有了这种社会风气，教师才能更好地教育学生，爱护学生，充分发挥在教学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列宁1923年在谈到俄国的教育问题时曾经指出：
“我们没有做主要的事情。
我们没有注意到或很少注意到提高人民教师地位的问题，而不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
他强调提出：
“应当把我国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未有过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的地位。”
请大家想一想，列宁是多么高度评价教师的作用啊！
列宁把提高教师地位看作是教育工作中应该做的一件“主要的事情”，今天对我们仍然很有教育意义。
尊师爱生，我国本来是有好传统的。
然而，林彪、“四人帮”十年横行，大反所谓“师道尊严”，使尊师爱生的社会风气遭到严重破坏。
粉碎“四人帮”以来，情况已大有好转，但要造成全社会都尊师爱生的风气，还需作很大努力。
现在社会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轻视教师工作，特别是看不起小学教师。
他们认为教师待遇低，工资少，教师工作没有什么了不起。
这种思想十分错误。
目前教师的经济待遇，一般说来，确实偏低，这是不合理的。
党和国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正在着手有步骤地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工资待遇低而轻视教师工作，与金钱市侩哲学还有什么区别呢？
难道能以金钱为尺度，把劳动、把工作分成高低贵贱吗？
我们的教师虽然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比较艰苦，但识大体，顾大局，体谅国家困难，始终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努力搞好本职工作，表现了很高的觉悟。
这样真正的无名英雄，应该受到全社会最大的尊敬。
这里需要特别为广大小学教师说几句话。
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
没有好的小学教育，就没有好的中学教育；
没有好的中学教育，就没有高水平的大学教育。
广大小学教师担负着全民族最基础的教育任务。
他们的工作更辛苦，他们的生活困难也更多一些。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看不起他们，恰恰相反，应该更加尊敬他们，关怀他们。
尊敬教师，不仅对教师要有礼貌，更重要的是要尊重教师的劳动，支持教师的工作。
教师的劳动就是教育学生，造就人才。
因此，学生尊敬教师，就要认真听教师的指点，为四化勤奋学习，努力做到德智体全面发展。
家长尊敬教师，就要严格要求、积极帮助教师教育好自己的子女。
有些学生的家长，特别是有少数身为共产党员、国家干部的学生家长，不仅不同教师好好配合，对学生进行管教，反而纵容学生荒废学业、败坏道德和刁难教师等不良行为，这无论从做人的起码道德还是从党性修养上讲，都是不能容许的。
党和国家的各级负责同志，都应该从各个方面关怀教师，到学校和教师家里探望教师，同教师交朋友；
请教师们开开会，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
扎扎实实地为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为改善教师的生活、学习、工作条件办一些好事。
爱生的问题，也就是热爱和关怀青年、少年、儿童的问题，现在也还没有真正为全社会所重视。
有些人甚至还以其错误的思想和行为影响学生。
比如，有的学生家长，利用手中的权力走后门，把自己的孩子安排到条件比较好的单位工作。
孩子反过来，再到学校向老师和同学夸耀。
这样的家庭教育，这样的歪风邪气，怎能不在一些青少年学生中引起不满情绪？
怎能不使一部分青少年学生沾染上极端庸俗的作风？
这不是爱生，而是害生。
我们希望所有学生的家长，都要以正确的思想和态度来教育孩子。
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应该在这方面起模范作用，作爱生的模范，作尊师的模范。
现在，常常听到对少数青少年学生堕落犯罪的叹息、抱怨和斥责声。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大家都必须十分关切。
但是，光是叹息、抱怨和斥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们每个人都要问一问自己，你为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做了些什么？
提供了多少物质条件？
提供了多少精神食粮？
尽了哪些责任？
我们每个人都要从自己做起，多做一些有益于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事情。
战斗在各条战线的共产党员、社会各方面的人士、教育家、科学家、科普工作者、作家、音乐家、美术家，各种文化设施、宣传机关，如影院、剧院、报纸、电台、出版社，都要拿出最大的热情，努力为青少年学生创造和提供有益于他们健康成长的物质条件和精神食粮。
目前依然存在着国内外敌对分子同我们争夺青少年的斗争。
在青少年的思想领域里，社会主义的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思想必然去占领；
不为青少年提供进步的、健康的、为他们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腐朽的、反动的文化就必然侵蚀青少年一代。
这是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应该十分重视的。
胡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协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我们的新社会一定要创造和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就是人人都要热爱青年、少年和儿童，人人都要尊敬在各级学校里辛勤培养一代又一代新人的老师。”
让我们大家都来为造成尊师爱生的社会风气，为造就群星灿烂、光华闪烁的新一代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吧！

华总理会见哈克总统
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将军。
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华国锋总理同哈克总统就中巴关系、亚洲形势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进行了交谈。
在谈话中，双方表示要继续保持密切联系，进一步加强两国友好合作。
巴基斯坦财政部长吴拉姆·伊沙克·汗，外交顾问阿迦·夏希以及随同哈克总统来访的其他高级官员，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尤纳斯，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
我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副部长韩念龙，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徐以新等。

华总理同杜尔总统举行首次会谈
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几内亚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次会谈。
会谈在亲切、诚挚的气氛中进行。
在两个小时的会谈中，杜尔总统详尽地介绍了几内亚对二十年来的国际形势和对当前阿富汗问题、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伊朗问题、南部非洲问题的看法。
几内亚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城市规划、住房和地产部长哈吉·穆萨·迪亚基特，高教部长马马迪·凯塔，外交和合作部长阿卜杜拉耶·杜尔博士，新闻部长塞奈农·贝汉津，工业部长马马迪·卡巴，农业、水利、森林和区农牧场部长阿拉费·库鲁马，国际合作国务秘书马赛尔·科罗斯，几内亚驻中国大使达乌达·库鲁马等。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外交部副部长宫达非，外经部副部长李克，中国驻几内亚大使彭华等。

南京国际女子排球友好邀请赛开幕
新华社南京05月04日电1980年南京国际女子排球友好邀请赛今晚在五台山体育馆开幕。
参加这次比赛的有日本队、美国队和中国队。
我国今年全国女子排球甲级联赛的前三名八一队、上海队、江苏队也参加这次比赛。
出席开幕式的有江苏省省长惠浴宇、副省长宫维桢，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房震，中国排球协会主席张之槐等。
亚洲排球联合会中区副主席肯·贝纳切克和日本队领队栗田正男、美国队领队肯·里布曼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由邀请赛组织委员会秘书长姚琮主持，组织委员会主任吴镇致词。
他热烈欢迎各国排球健儿来南京参加这次邀请赛，希望通过这次比赛，发展各国运动员之间的友谊，交流经验，为促进世界女子排球运动水平的提高作出贡献。
开幕式后进行了体育表演。
比赛将于明天开始进行。

发展中日人民友谊的盛会
鉴真大师像在北京展出
邓颖超副委员长为开幕式剪彩
本报讯本报记者孙东民、徐宁报道，作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历史见证的鉴真大师像，05月04日上午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开始展出。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刘澜涛、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以及各界群众三千多人参加了开幕式。
从上午八时起，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门前一派节日景象。
高达十四米多的双幅红布标语上，“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热烈欢迎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的大字，在春日的阳光照耀下分外醒目。
当森本长老在欢迎委员会主任赵朴初等的陪同下来到博物馆门前时，近千名男女青年伴随着欢快的锣鼓，挥动起手中的花束，二百多名身穿鲜艳的少数民族服装的青年男女，跳起了优美的“各民族欢迎舞”，对远道而来的日本朋友表示了热诚的欢迎。
九时三十分，赵朴初主任宣布开幕剪彩仪式开始。
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日本朝日广播公司社长原清发表了热情的讲话，热烈祝贺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在京隆重开幕。
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加藤吉弥公使宣读了大平首相发来的贺电，大平首相对鉴真大师的功德作了很高的评价。
贺电说，如果一千二百年前鉴真和尚的到来，是打开两国友好之门。
我确信这次展出，将是向着未来打开新的友好之门。
邓颖超副委员长在热烈的掌声中为开幕式剪彩。
随后，在森本长老的陪同下步至鉴真大师坐像前。
一名少先队员手提花篮，请邓副委员长及森本长老为鉴真大师像供花。
邓副委员长愉快地从花篮里取出盛开的花朵，撒在像前盛有泉水的玻璃盘内。
盘内晶莹的“三泉水”，是长老特地从扬州大明寺的南方“天下第五泉”、镇江金山寺内的“天下第一泉”和北京玉泉山“天下第一泉”取来的泉水，让鉴真大师“品尝”祖国的甘泉水。
邓副委员长高兴地对森本长老说：
去年我们答应在北京见面的愿望今天实现了！
这次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是中日两国人民关注的事情，是一件盛大的喜事。
它增进了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唤起了两国人民对友好历史的回忆，将鼓舞我们今后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而努力。
她说，我作为奈良市的特别市民，请转达我对奈良市市长的祝愿，对奈良市市民的热烈祝贺。
森本长老表示，多年来的夙愿得以实现，非常激动，将留下终生难忘的美好的回忆。
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的确是盛大的喜事。
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正果法师，北京广济寺住持明真法师，今天一大早就来到博物馆门前。
他们高兴地说：
“是邓副总理、邓副委员长及日本各界人士成就了这件大事。
大师像回国巡展，不仅是我们佛教徒多年的愿望，也是全国人民的愿望。”
参加今天开幕式的，几乎包括了全国所有的少数民族的代表，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
鉴真大师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使者，也是我们各民族的光荣。
全国政协副主席班禅额尔德尼在今天的开幕式上，还特意把一条洁白的哈达献在鉴真大师的坐像前。
在这大喜的时刻，多年来为日中友好事业而奔走的日本朋友心情格外激动。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为唐招提寺绘制大障壁画的日本山水画巨匠东山魁夷先生高兴地对记者说：
“今天有幸参加这一盛大仪式，心中充溢着喜悦”。
东山先生这次访问中国是为唐招提寺绘制安放鉴真大师坐像的像龛上的门画构思主题来的。
开幕式结束后，前来瞻仰鉴真大师尊容的各界代表顺次进入展览大厅。
展览厅内的布置，表现出唐代的色彩，处处凝结着中日两国人民告慰鉴真大师的心意。
序厅内的标语塔的四周，印有精美的唐代流行的“宝相花”图案，塔上“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几个苍劲而秀丽的大字，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从唐代的园仁和尚集的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字组成的《圣教序》碑帖中选用的。
鉴真大师东渡日本时曾带去王羲之的真迹。
在奈良时代，不少日本文人竞相模仿过王羲之的字体。
厅内同时展出的，还有唐代的敦煌佛教艺术的图片，以及日本朋友带来的介绍奈良唐招提寺及鉴真大师业绩的彩色照片。
“为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和文化交流事业作不懈努力！”
在两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进入新时期的今天，鉴真大师和他的日本弟子荣睿、普照大师为两国友好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必将鼓舞两国人民为世代友好相处进行不懈努力！
（附图片）
邓副委员长为开幕式剪彩。
新华社记者摄

（右图左起）贺龙、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刘少奇同志1959年09月13日在第1届全运会上。

尊师爱生 为四化培养合格人才
北京景山学校举行建校二十周年庆祝大会
据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全国重点学校之一——十年一贯制的北京景山学校师生，今天举行建校二十周年庆祝大会，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出席大会并讲了话。
方毅同志说，北京景山学校是办得好的，搞了不少教学改革试验。
他说：
小学是基础，要培养大批优秀人才就要打好基础。
景山学校办得好，重要一条是贯彻了尊师爱生这个原则。
教师要安心做好工作，当教师是光荣的，社会上要造成尊敬老师的风气。
老师也要爱学生，循循善诱，培养学生成为有用人才。
景山学校要重视总结自己的经验，也要虚心学习其他学校的经验。
参加今天大会的，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陆定一，教育部、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有关单位负责人，以及一些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等。
学校党支部书记贺鸿琛和师生代表在会上讲话，回顾了景山学校建校后在教改试验方面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近三年来教改试验的情况和经验。
他们表示再接再厉，为四化培养合格人才打好基础。
会后，严济慈、谈镐生等科学家与景山学校应届高中毕业生见面，勉励学生们珍惜光阴，勤奋学习，培养以科学态度对待事业的品质和风格，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

最后消息：
铁托总统逝世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05月04日电据南通社报道，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于今天下午三点零五分（当地时间）在卢布尔雅那逝世。

各国必须对苏联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
邓副总理同哈克总统继续会谈
邓副总理分析了苏联企图争霸世界的全球战略。
各国必须对苏联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
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将军今天上午在这里继续举行了会谈。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在会谈中，邓小平副总理通过苏联蛮横侵占阿富汗的严重事件，详细分析了苏联企图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
邓小平指出，苏联全球战略的重点仍在欧洲。
它的南下政策直接服务于它的全球战略。
邓小平说，不从全球战略的眼光来看待阿富汗和柬埔寨的问题，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不会采取正确的态度和立场，不会制定出正确的政策。
发言人说，邓小平副总理认为，苏联决不会因为在阿富汗得手而停止它的南下步伐。
因此，各国必须对苏联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
邓小平说，我们的目标是争取和平，但和平要通过斗争来赢得。
发言人还说，邓小平副总理表示中国坚决支持巴基斯坦在阿富汗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
这位发言人说，在今天的会谈中，双方还谈到了中巴关系和其它一些问题。
会谈是在相互信任的气氛中进行的。

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
薄一波
“七七事变”前夕，国难当头，华北危急，我们党在华北地区的组织又遭到严重破坏。
刘少奇同志在这个紧要时刻，代表党中央，来到北方局主持工作。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大力纠正了党内“左”倾错误路线，领导各级党组织，发动广大群众，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发展统一战线，建立新军，胜利地进行了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
我们当年在少奇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永远也不能忘记在那一段艰苦斗争的岁月里，他为我们党和我们民族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一
刘少奇同志是在1936年春，受党中央的指派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来到天津，领导北方党的工作的。
当时，日本侵略军已越过山海关，威胁平津。
蒋介石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搞所谓“华北政权特殊化”。
在党的领导下，平津学生已发动“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标志着中国革命新时期的开始。
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得到广泛的响应。
我们党面临着领导一场伟大斗争的历史任务。
可是，华北地区的党组织，由于长期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损失严重，干部十分缺乏，无力进行领导。
少奇同志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我们在白区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而外，其他的东西是很少保存下来的，党的组织是一般没有保存下来，仅仅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若干城市与农村中的地方组织和数十个中下级干部。”
而有些保存下来的组织，还没有摆脱“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不顾主客观条件，号召和组织党员、群众，采取严重白色恐怖情况下所不允许的斗争方式，上街游行示威，举行飞行集会，冒险进攻。
1936年03月31日，北平学生举行了一次“抬棺游行”，参加游行的，都是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和很少数思想激进的青年。
这是先进分子脱离广大青年采取的冒险行动，遭到敌人的镇压。
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很不容易聚积起来的力量，不应有地消耗掉了。
少奇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并鉴于历史教训，认为扭转局面的关键，在于恢复和建设华北地区党的组织，把这个地区党的工作引上正确路线。
他明确指出：
“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此时还没有传达到白区来，华北党内还是被错误路线统治着。
这种错误路线（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1，一切斗争到底，原则上否定策略路线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条件下退却防御的必要性等等），是当时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主要障碍。
很明白，不坚决肃清党内的这种错误路线，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执行，就是不可能的。”
少奇同志以极大的努力，在华北地区党内彻底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
他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提出华北地区党的工作方针是：
坚持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准备自己，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层，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
这个正确的方针，当时受到一些同志的反对，而在北方局工作的彭真同志和林枫、徐冰同志，在北平市委工作的李葆华、黄敬同志，则表示坚决支持。
为了统一党内的认识，少奇同志在北方局的《火线报》上发表了关于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文章。
他写道：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不知道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暂时的让步，吸引他们与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
还说：
“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
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
少奇同志又用陶尚行、莫文华、胡服的笔名，在《自由评论》等报刊上发表《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和其他文章，阐述了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大多数党员、干部和进步群众，经过“左”倾错误路线不断失败的教训，看到少奇同志的文章，对党的正确主张，普遍表示拥护。
这些文章的迅速传播，使党的号召在华北地区更加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少奇同志领导北方局，用极大的力量，重建和加强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的党组织。
北平、天津两个市委很快就健全了；
河北省京东、津南、保属、直南等地区的党组织都恢复了；
山东省委、山西工委和河南工委也先后成立起来；
还根据中央交给的任务，派干部到华中、华南一些地区协助恢复党的组织。
一年多的时间里，华北地区的党员，发展到五千多名。
党领导下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了。
由华北的一些进步团体发起，又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以平、津为活动中心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很快扩展到全国的大中城市。
在华北地区，北平、天津和各省出现了大批宣传队、戏剧队、歌咏团和下乡工作队等等，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活跃起来。
党的正确主张，也影响到国民党军政系统的上层人物。
当时，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多次命令驻北平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撤退到保定。
宋犹豫不定。
少奇同志亲自起草了主张抗日救国的三条意见，通过二十九军的一位参谋处长作为自己的意见拿给宋看，宋认为很好，就没有执行撤退的命令。
那时候，北平的爱国学生还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少奇同志派人劝大家改喊“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
不久，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广大爱国官兵就转上了同情抗日救亡运动的立场。
从1936年春到“七七事变”，只有十几个月的时间，少奇同志果断地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使党组织恢复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加强了，群众发动起来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开展起来了，创造了党在
白区工作中前所未有的成绩。
党中央对北方局的这一段工作，评价很高。
当时，中央书记处在给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一封信上说：
“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在少奇同志来到北方局工作的时候，我和一些同志还被关在北平的国民党监狱里。
狱中的党支部，组织我们学习了1935年党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又学习了少奇同志的文章。
大家注视着华北和全国出现的新形势，看到了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经过艰苦斗争和多次挫折之后，重又展现出广阔天地和胜利曙光！
二
当时，摆在华北地区党组织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坚决执行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
在这一工作中，既要团结反日基本力量，又要通过谈判、协商和必要的妥协、让步，争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可能合作的分子。
于是，北方局把当时可能抽调的干部都陆续派往华北各省、市。
我和几位同志一起被派往山西。
1936年08月下旬，我刚从监狱出来，阎锡山的代表来见我，拿着阎的电报，邀我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
我过去一直做党的秘密工作，没有做过上层的统战工作，也不愿意同阎锡山打交道，所以婉言谢绝了。
过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北方局。
第2天，徐冰同志来告诉我：
“胡服同志说，机会难得，要去！”
又告诉我，少奇同志还指出：
不想去，大概还是认为我们不能同阎锡山合作抗日，只应当做基层群众工作，不应当搞上层工作，这也是对形势认识不足。
一定要看到，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大的变化，日本要灭亡中国，蒋介石继续搞不抵抗主义，阎锡山在动摇中。
当前，党的任务是，既要搞好基层群众工作，又要搞好上层统一战线。
阎锡山找你去，是个好机会；
找上门来，不去，就失掉了这个好机会。
09月，我来到太原，找到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并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包括一个同阎锡山历史渊源很深的老军阀，进行了四十多天的调查研究，对山西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深深地体会到少奇同志对形势的估计和提出搞好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要求，是非常正确的。
随后，我见了阎锡山，表示回山西帮助搞抗日救亡工作，还要同远方朋友商量商量。
阎锡山完全意识到我是要向党组织请示去的，表示理解。
我返回北平作了汇报，北方局分析了山西的情况和阎锡山的动态，研究了今后的行动方针。
阎锡山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封建统治者，是个地方实力派。
他在山西经营了二十多年，在“西北实业公司”的名义下，办了三十五家大企业，修了同蒲路，还有银行、钱庄之类。
他的家当和他的势力都在山西。
他总是要千方百计保住这些的。
当时，阎锡山处境十分困难，经济破产，民怨沸腾，统治摇摇欲坠。
日本侵略者向华北步步紧逼，山西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日军的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就成为主要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随着日军的进逼而激化。
与此同时，阎锡山还有同蒋介石的矛盾。
在反共这点上，虽然他们是一致的，但蒋介石一直想吃掉山西，一面暗地策动河东道独立，一面收买阎的高级军官，挖山西的墙脚。
在这种情况下，阎和蒋的矛盾也激化了。
这时，在阎看来，降日、迎蒋都不是好办法，抗日、拒蒋又没有力量，他不得不寻找暂时的同盟者，借用我党的力量。
1936年红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使阎锡山感到共产党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同时，他又看到共产党要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为联共可能还是一条出路。
在他的头脑里，联共和反共是并行不悖的，只是次序先后和分量轻重的问题。
于是，想出了一条计策，就是打起抗日的旗号，用上一批共产党员，仿照共产党的办法，采取某些暂时性的进步措施，扩充实力，去对付日本人和应付蒋介石，同时和共产党周旋，目的是保持他对山西的统治。
阎锡山说过：
“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
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
现在我只有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都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
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
尽管阎锡山有自己的打算，对抗战是动摇的、不彻底的，但是，他表示愿意抗战和同我们合作，这一点还是好的。
因此，北方局认为，应当从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积极地争取他、推动他抗日，并且通过合作来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
少奇同志提出对阎锡山的方针是：
与阎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戒备他来反对我们和群众；
要尽可能地通过阎的组织形式，例如“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去进行工作，但又不受他的框框的限制。
经过分析研究，北方局认为在山西大有可为，决定加派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同志同我一起，第1批去太原。
临行前，徐冰同志传达了少奇同志对我们的指示：
一、这次到山西去，首先要争取站稳脚根。
不要搞“左”倾冒险主义和空谈主义，不要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要怕到上层机关去和戴“官办团体”的帽子。
二、要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不能做“清客”，不要“抬轿子”，要争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领导权。
三、决定成立做山西统战工作的党的工作委员会，直接受北方局领导；
同时成立山西工委，由张友清同志负责。
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完全分开。
党的公开工作要为党组织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到了太原，我们就同阎锡山正式谈了一次。
我们提出：
第1，宣传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不应受到限制。
第2，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情，我们都做；
不利的事情，我们不做。
第3，在用人方面应给予方便，对于我们用的人，要保障安全。
当时阎锡山一一表示同意。
为了便于发动群众，我们的工作一开始，就接过了阎锡山的“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
这个组织，名义上阎锡山还是“会长”，实际上领导权很快转到我们手里。
我们把它适当加以改组，加强进步因素，扩大群众基础，通过它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我们按照少奇同志提出的要抓实权，做实际工作，反对空谈主义的方针，制定了牺盟会的行动纲领，迅速把工作开展起来，在工厂（包括兵工厂）、学校（包括军事学校）和农村，广泛发展牺盟会组织。
为了迅速培养干部，我们在“山西军政训练委员会”的名义下，办起了“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军政干部训练班”、“牺盟会特派员训练队”、“民政干部训练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等，把山西当地的和全国各地来到太原的成千上万进步青年吸收进来，加以培养训练。
这些训练单位，实际上成了我党的军事政治干部学校，造就了一大批骨干力量。
应当提到，经过培训的牺盟会特派员，都是比较优秀的党员，派往各县工作，同时担负着党组织交给的建党任务。
牺盟会工作的迅速开展，引起了顽固分子的惊慌。
阎锡山的亲信、十九军军长王靖国，带领反共团军官七、八十人，向阎锡山请愿，要求解散牺盟会，驱逐共产党。
阎锡山对他们说：
你们目光短浅，看不到前途。
在少奇同志提出的正确策略原则指导下，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
在阎锡山的眼里，我们是共产党员，但又不是共产党的正式代表，而是他请来帮助做抗日救亡工作的，用的是他的形式、他的口号，戴的是“山西帽子”，搞起来的组织还是他的。
而对我们来说，则是利用合法形式和“官办组织”积极开展工作，推动阎锡山抗日，壮大抗日救亡的力量。
三
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少奇同志和北方局先后来到太原，直接加强了对山西党的工作的领导。
少奇同志来到后，立刻向我们传达了1937年08月在陕北洛川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他指示我们不要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要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
他向我们指出：
一年来，你们在山西站住了脚，打开了局面。
但是，一定要看到，现在抗战开始了，全国的政治形势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过去是准备抗战，现在是实行抗战，而且要从单纯的军队抗战，过渡到全面的民族抗战。
因此，在我们的策略上应当有所改变。
要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放手发动群众。
“左”倾关门主义还是要反对的，但是主要的注意力应该放在防右上。
当形势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时候，要善于等待，不要冒险前进；
但当客观形势的发展，是来潮，是高涨，就不要再等待，就要大胆地前进。
现在，要按照洛川会议精神，努力使自己成为抗战的核心，不怕打破阎锡山的框框，要确实掌握领导权。
只有我们的力量壮大足以控制局面，合作才能持续下去。
他批评我们当时的做法还不够放手，还有包办群众运动的味道。
少奇同志后来还一再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反对迁就主义的“一切经过”。
他说过：
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
毛泽东同志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过：
刘少奇同志说的很对。
并且强调指出：
“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由于少奇同志的正确指导，使得山西的统战工作，在形势转变的关键时刻，没有迷失方向，并且很快开创了新的局面。
少奇同志还给牺盟总会的负责干部包括非党干部公开作了一次报告，分析了抗战开始后的形势，要求牺盟会大胆放手发动群众；
号召学生、知识分子脱下长衫子，换上短布衣，到农村去。
他还亲自起草了《山西农会章程》，用牺盟会的名义发布，使党和一切进步团体都能利用这个章程，合法地去发动农民群众。
在这期间，我多次听过少奇同志的讲话，深受教益。
山西的工作所以少走了一些弯路，这同少奇同志的及时帮助和指导是分不开的。
我们在思想上工作上都有过一些偏差，比如：
开始时，我有过不愿搞上层统战工作的关门主义思想；
局面初步打开后，我们又没有及时打破阎锡山的框框放手去开展工作，这都是经过少奇同志指出后才得到纠正的。
后来，他又纠正过我的一次“左”的行动。
当时国民党复兴社在太原办的《华闻晚报》，久为群众所不满，雁北失守时谎报军情，我就抓住这个机会让群众把它捣毁了。
少奇同志得知后，严肃批评我说：
这是违反统一战线原则的，群众的“左”并不可怕，也不难纠正；
但是，作为领导者，如果认为只有用这种“左”的指导方针、“左”的行动才能发动群众，那就是错误的。
少奇同志在太原还同阎锡山的代表梁化之见了面，谈了话。
他着重地向梁说了下面一段话：
牺盟会是共产党帮助发展起来的。
发展统一战线，是为了抗日救亡，为了中华民族，不是为私利，不应有谁挖谁的墙脚的问题。
我们之间是可以长期合作的。
在统一战线中，阎先生是会发展的，共产党当然也要发展，限制我们的发展那是不行的。
少奇同志明确、有力的谈话，缓和了阎锡山的疑虑，也大大方便了我们的工作。
1937年秋，雁北失守，太原深受威胁。
正在这个时候，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前线抗日。
这对山西以至整个华北地区抗日军民是个极大的鼓舞。
在党的领导下，以八路军为骨干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成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地方武装，使敌后根据地很快就建立和发展起来了。
八路军在挺进。
山西旧军在日本侵略者进攻面前，却一触即溃。
阎锡山虽然枪毙了他的军长李服膺，也未能阻止溃败之势。
这时，阎对旧军已逐渐失去信心。
于是，就来找我们帮他的忙。
根据党中央历来指示的精神，我对阎锡山说：
看起来仅仅依靠旧军是不行了，有必要赶快组织一支新军。
阎锡山也有组织新军的想法。
他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要我先搞一个团，试试看。
我当即向少奇同志报告了这件事，他说：
好，赶快去！
要抓枪杆子，一个团也要搞。
并决定由牛荫冠同志接替牺盟总会的领导工作。
一支实际上受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山西新军，很快就诞生了。
1937年08月01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1总队成立。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新军不断壮大。
决死队发展到四个纵队，工人武装自卫队从团发展到旅，又发展了三个政治保卫旅和一个暂编师，不算牺盟会在各地的游击队，有正式番号、列入正式建制的有五十个团，实际的兵员和武器数量都超过了当时的旧军。
少奇同志当时向华北地区党组织提出两条：
一是动员平津和华北各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去；
二是在三个月内扩大部队到十万。
当时党内也有少数同志反对这个方针，认为根本不应当提出让城市青年学生到农村去，认为扩大部队到十万，一来不可能，二来会破裂统一战线。
但是，少奇同志提出的这个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切合实际的，为了独立自主坚持华北敌后的抗战，必须这样做。
那时，周恩来同志正在山西，他在一封给中央的电报中明确表示：
“胡服提议三个月扩大到十万。
我赞成。”
并且具体部署，扩大部队时，把决死队和牺盟会游击队包括在内。
这个方针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同意。
后来华北抗战形势的发展，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09月下旬，在太原召开了第1次全省牺盟会代表大会。
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到会作了报告。
这个报告，实际上就是党中央对党在牺盟会工作的指示。
根据报告的精神，大会修改了牺盟会工作纲领，强调全民总动员，反对片面抗战；
把我党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结合山西抗战的新形势，写进牺盟会新的工作纲领中。
11月08日，太原失守。
第2年春天，日军从太原沿同蒲路向南进攻，攻占临汾，直进到黄河北岸的风陵渡。
山西主要交通干线和主要城市都已沦陷。
牺盟会和决死队在党的领导下，撤出城市和铁路线，退到两侧，留在敌后，配合八路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扩大根据地。
随着形势的发展，牺盟会逐步掌握了县政权。
在阎锡山的旧军队、旧政权溃败时，许多县的牺盟会同志根据党的指示，留在当地，坚持抗日斗争，有些人就接过了县长的职务。
山西全省有七个行政区，其中五个行政区是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领导的，这些行政区的县长都是由我们推荐经阎锡山直接任命的，县政权完全由我们掌握。
在其他行政区也有一些县政权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
全省一百零五个县，有七十个县长是共产党人。
1938年秋末冬初，少奇同志调离北方局。
在少奇同志领导下，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建立和发展了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我们有了群众基础，有了政权，有了新军，有了根据地，形成了一支新的强大力量。
那时人们把它叫做山西新派。
这支力量，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坚持华北抗战中，作出了重要的建树。
山西新派的成功，是少奇同志领导北方局，坚持和灵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取得的极大成功。
他在《六年敌后工作经验的报告》中指出：
“我们在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最初是和新派密切合作的形式下建立起来的。
没有山西的新派，以及新派如果不在旧派的进攻下胜利的打击旧派，那么我们在山西以至华北坚持抗战的困难，是要大得多的。
山西新派的成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也给了旧派投降敌人的企图以很大的打击。”
1940年03月，北方局在给中央的电报中，高度评价了牺盟会在我党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
“这一组织不仅是在山西的民众运动中曾起其领导作用，并且已进到政府与军队中间，开始了政治机构的改革，创立了新军，在推动山西进步与发展山西统一战线，坚持山西以至华北抗战上，曾起其光辉的作用。”
党中央对少奇同志领导党在山西的工作，给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扬。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中，指出：
“山西的群众斗争发展了，党的组织在许多地方也发展了。”
少奇同志在对山西工作的指导上也并不是没有任何失误的。
他后来在总结六年敌后工作时，就说到：
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在路线上虽然是正确的，但在个别的政策上及个别的工作上亦不能免除自己的错误与缺点。”
这种情况，我们是有过直接感受的。
例如，1938年初，北方局曾主张把中央关于“不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内组织秘密支部”的规定，不正确地搬到山西新军中来，一度要解散决死队中的党组织，造成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混乱。
好在这一失误很快就由他自己纠正了。
四
少奇同志在离开华北的时候对我们说过：
要经常想到现在同我们合作的是阎锡山。
我们既要积极争取他留在统一战线内，又要防备他在形势逆转时可能反水，要准备两手。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者，不能忘记！
少奇同志这些话，帮助我们经受了以后到来的考验。
临汾失守后，阎锡山退到吉县。
他想到自己经营了大半辈子的山西，大部地区已沦入敌手，旧军溃不成军；
新军是壮大了，但“它不是我们的”。
他意识到自己设计的、借共产党之力“复兴”山西的办法不灵了。
于是，他开始大踏步地走下坡路，策划收回新军，重整旧军。
1938年08月，在吉县召开的晋绥高级军政干部会议上，他说：
“抗战以来，我们抗光了，八路军扩大了，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今后还有我们立足之地吗？”
煽动他的军政官员起来“奋斗求生”，公开反共。
当时，一股反共投降的逆流，在全国范围内酝酿着、发展着。
1939年01月，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一整套反共政策。
“东方慕尼黑”在加紧密谋策划。
阎锡山很快嗅出来：
天要变了。
他说：
“天快下雨了，我们赶快准备‘雨伞’。”
阎锡山说的准备“雨伞”，就是要打击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山西的力量，首先是打击决死队和牺盟会，为他扫清投降道路上的障碍。
为了部署反共，1939年春，阎锡山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他的总部召开了晋绥高级军政干部会议。
在会上，他空喊“抗战到底”，同时喋喋不休地说：
不能到抗战胜利了，我们却不存在了。
他提出：
重庆军令部来电，规定文官不能兼任军职，要山西执行这个命令。
当时，我决死队第1、第2、第3纵队的政治委员，分别兼任第3、第6、第5行政专署的专员，不准文官兼任军职，这就是说要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解除我们的军权。
我们坚决不同意，僵持了三个月，没有结果。
各地牺盟会、决死队和有关专署，在党的指示下，接连打电报给阎锡山，要求让我们回去。
最后，阎锡山慑于新派的力量，不得不让我们回去了。
他夺回军权的阴谋终于未能得逞。
秋林会议后，党组织派雷任民同志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
汇报时，刘少奇同志要我们积极准备，坚决反击。
毛泽东同志说：
阎老西准备“雨伞”，你们也准备嘛！
又说：
天下大乱，到处为“王”。
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
彭德怀同志亲自到决死一纵队驻地，召开“军政党委员会”扩大会议，作了具体部署。
我们随即紧急动员，采取坚决措施，确掌新军和地方武装，确保抗日政权，准备自卫还击。
这一年，国民党对我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愈演愈烈，到处闹磨擦，闹惨案，年底达到了高潮。
在这第1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充当了蒋介石的急先锋。
12月初，他“命令”决死第2纵队向同蒲路日军驻地进攻，同时又让旧军十九军和六十一军紧跟背后“配合”，想两面夹击，消灭我二纵队。
二纵队负责人韩钧同志，给阎回电，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拒绝执行。
阎据此诬二纵队为“叛军”，下令公开“讨伐”。
在晋西南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我二纵队奋起自卫还击。
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山西新旧军冲突，也叫“12月政变”。
“12月政变”，是国民党顽固派在第1次反共高潮中发动的一次最大进攻。
战斗一打响，我决死二纵队坚决还击，其他新军部队纷纷打电报给阎锡山，一致表示坚决站在二纵队一边，“拥护阎司令长官严惩顽固反共的旧军官”。
我八路军严阵以待，象巨人一样站在那里，阎锡山也不得不顾忌这个威慑力量。
最后，决死队以胜利者的资格结束了这场战斗。
应当指出：
在这次事变中，个别新军部队没有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北方局关于反逆流斗争的指示，主要是没有坚决清除不可靠的旧军官，确实掌握好部队，因而遭受了比较大的损失。
决死队在自卫还击取得胜利之后，我驻晋西的决死队第2纵队和政治保卫队第207旅，转移到晋西北，与决死队第4纵队、工人武装自卫队、暂编第1师胜利会合。
我驻晋西南、晋南的政治保卫队第212旅、二一三旅，与驻阳城地区的决死三纵队一部，转移到太岳地区，与决死队第1纵队胜利会合。
新军各部队，后来分别加入了由贺龙、关向应同志领导的八路军一二○师和由刘伯承、邓小平同志领导的一二九师的战斗序列。
1940年01月，毛泽东同志派肖劲光和王若飞同志到秋林镇来同阎锡山谈判，迫使他答应旧军不再进攻新军，在同蒲路以西双方以汾离公路为界，划分了驻防地区。
可是，阎锡山还时常寻衅。
05月，周恩来同志写信给阎锡山，说山西发生的“新旧之争”，是“亲痛仇快”的事，“必有奸人播弄其间”，劝说他悬崖勒马，抗战到底。
后来，蒋介石发动第2次反共高潮时，阎锡山没有轻举妄动。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打退第2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说：
“上次反共高潮中反共最力的阎锡山，这一次就站在中间立场”。
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我们党同阎锡山的关系一直保持到抗战胜利。
刘少奇同志在总结山西的斗争时写道：
“我们没有白白的帮助阎锡山（实际上即帮助他的新派），我们在帮助阎锡山抗战的过程中，使山西的抗战坚持了，使山西的革命前进了，也使我们前进了。”
“总起来说，华北党在这个时期中所执行的路线，无疑问是正确的。
是灵活的执行了中央路线的。
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复杂的、紧急的转变关头，我们没有迷失自己的方向，没有在自己的工作中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而是在克服许多错误的意见之后，清楚的、确定的、及时的决定了自己应该前进的方向，并且是能干的动员了组织了全党全军及数百万群众朝着我们指定的方向前进了。”
刘少奇同志领导华北白区斗争的胜利实践，又一次证明他不愧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
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诽谤诬陷，终究遮不住少奇同志的革命的光辉。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愿，为刘少奇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这是我党实事求是光荣传统的又一伟大胜利。
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创造的宝贵经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毛泽东思想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指导和激励着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光荣而豪迈的事业，引向胜利的明天。

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而奋斗
——在“五四”青年节报告会上的讲话（摘要）
王任重
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青年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
下面，我想同大家谈三个问题，和同志们交换意见。
第1，正确地认识形势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国内的形势究竟怎么样？
这个问题，青年同志们都很关心。
我认为，讲形势最好的办法是摆事实。
不是有一句名言，叫做“事实胜于雄辩”吗？
我们先来看看，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中央采取了一些什么措施，带来了一些什么变化。
这些措施和变化，我把它概括成十件事：
第1件，结束了十年动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于“四人帮”帮派体系和极左路线的清算，整顿了各级组织的领导班子。
第2件，召开了党的十一大和五次中央全会，制定和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恢复、完善和发展了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使各项工作逐步纳入了正确发展的轨道。
第3件，公开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落实了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对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政策，对过去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的政策，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和对宗教界人士的政策。
第4件，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始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
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民主集中制得到了恢复和实施。
社会主义法制正在逐步健全。
第5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确定国内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使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全国出现了多年未有的安定团结搞四化的新局面。
第6件，根据国民经济中存在的比例失调的情况，及时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逐步实行经济体制的改革。
第7件，工农业生产稳步发展。
去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六千一百七十五亿元，比前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五。
第8件，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取得了新的成绩。
第9件，人民的生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有了改善。
第10件，整顿党风党纪，重视并加强了对青少年的教育。
整顿社会治安，巩固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
总之，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形势的发展比我们预想的好。
我们的国家已经从林彪、“四人帮”十年横行所造成的严重混乱状态，基本上转变成为有领导、有秩序、有前进的方向和目标、有胜利的条件和信心的局面。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巨大艰苦努力的结果，是来之不易的。
虽然在前进的过程中，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也不是所有的工作都叫人那么称心如意，但总的来说，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毕竟是成功地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根本转变，在这个转变中不但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摇摆，而且生产一直稳步上升。
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每一个懂得用辩证观点观察形势的青年，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并为这种巨大胜利而感到鼓舞。
目前，在某些青年中有这样的议论：
三年来的进步有是有，但步子太慢。
有的人甚至因此对实现四化信心不足。
希望治理国家的步子更快一些，希望大刀阔斧地解决一切问题，很快实现四化。
这种愿望是好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懂得，人们的主观愿望只有同客观实际相符合，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
脱离实际的愿望，只能是空想，是实现不了的，正如人不可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一样。
我们国家的建设速度，不能超越和脱离我国的客观实际。
我们搞四化，既要看到自己的优越条件，也要看到自己的不利因素，比如我们国家底子薄，人口多，而且是在经历十年浩劫的“大病初愈”后起步的。
在这种情况下，稳步前进可能得益更多，而急躁从事却可能重犯历史上我们犯过的盲目冒进的错误。
现在国内形势最令人可喜之处，不仅表现为经济发展的那些数字和百分比，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把四化建设的规划真正建立在一个实事求是的稳妥可靠的基础之上。
尽管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但祖国的航船已经驶入四化的航道，只要航向正确，又能在航行中逐渐修复动乱所造成的破损，今后的航速是一定可以加快的。
“风物长宜放眼量”。
我们要看到光辉的未来，坚定胜利的信心。
北京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青年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我们在八十年代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就是要正确地认识当前的形势，振奋革命精神，同心同德，为实现四化而努力奋斗。
对于北京的青年来说，搞四化建设，首先应当根据北京市的特点把首都建设好。
同志们知道，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我国进行国际交往的中心，是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向往的地方。
北京建设的好坏，反映着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祖国的面貌，对于全国的建设会有很大的影响。
中央书记处最近初步讨论了一次北京市的工作，对北京市的工作方针提出了四条建议。
这四条是：
（一）在社会治安、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方面，北京要成为全国的模范，在全世界也应当是最好的；
（二）改造北京市的环境，搞好绿化、卫生，利用有山有水有文物古迹的条件，把它建设成为优美、清洁、具有第一流水平的现代化城市；
（三）要使我们的首都成为全国文化科学技术最发达、教育程度最高的城市；
（四）经济要不断繁荣，人民生活要安定方便。
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正在参酌这些意见进行长远规划，争取做到三年一小变，五年一中变，十年至十五年有个大改变。
同志们，你们是四化的生力军，你们是新长征的突击队，在改变首都面貌的建设中，党中央和北京市委充分信赖你们，依靠你们，希望你们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才智和力量。
北京青年，在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革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曾经涌现了许许多多的英雄模范人物。
在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中，又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可以预计，在今后的首都建设中，一定会涌现出更多的新长征突击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青年，在革命和生产方面，在团结和学习方面，曾经是全国青年的模范，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赞扬。
社会主义时期的北京青年，也是生活和战斗在党中央身边，你们应当以当年的延安青年为榜样，在学习、工作、团结、文明等方面，成为全国青年的模范。
我们期待着青年同志们的捷报。
第2，青年要树立革命人生观
邓小平同志在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而奋斗是当代青年的最崇高的使命和荣誉。”
这是党中央的召唤，这是历史赋予这一代青年的重任。
担负崇高的历史使命，需要有为的一代青年。
这一代青年是怎样的一代呢？
现在，对这个问题有种种议论，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和回答。
我以为，简单地用一两句话来概括这一代青年的面貌是不适宜的。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任何有群众的地方，人总是有先进、中间、后进的区别。
我们需要的是具体地分析情况，以便从各类青年不同的觉悟水平、心理状态和现实表现出发做好我们的工作，而不是要去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结论。
按照唯物史观，人类总是一代胜过一代，后人超过前人的。
因此，我们党历来对青年寄予殷切的希望，包括这一代青年在内。
应该说，这一代青年主流是好的，是蓬勃向上的，是大有作为的。
不能只看到这一代青年遭受过的挫折，更要看到他们得到的锻炼。
一般说，他们保守思想较少，追求真理，思想活跃，愿意独立思考，不大轻信、盲从；
他们肯学习，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四化建设，希望生产有更快的发展、生活有更大的改善；
他们要求改革，不满足现状，对新生事物比较敏感，对坏人坏事敢于斗争。
当然，青年也有弱点。
他们没有经历过旧社会的苦难，不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缺乏两种社会制度对比的具体感受。
在社会上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下，有的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发生怀疑甚至动摇；
有的青年缺乏远大理想，精神不够振作，甚至搞极端个人主义；
还有极少数人追求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甚至违法乱纪。
我们一定要大力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帮助他们通过实践和切身体验，逐步树立革命人生观。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就是要遵循四项基本原则，密切结合四化建设的实际，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现代科学技术武装青年，引导他们顽强地坚毅地沿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前进。
在这里，我想向青年同志们提三点希望：
第1、要大大激发和唤起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崇高感情。
五四以来，我国的青年运动、学生运动有着光荣的爱国传统。
爱国主义是存在于我们人民中间、青年中间的一种极为普遍的感情，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现在，我们讲爱国主义，就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它是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目标为内容的。
前不久，我看到北京市龙潭中学遇静同学的一个讲话材料，题目叫《把青春献给祖国》，那是很感人的。
她是一个华侨学生，在全家遭受
“四人帮”的迫害，随父母留居香港一段时间之后，作出了这样的抉择：
我是祖国的女儿，是吸吮祖国的乳汁长大的。
做儿女的谁不盼望母亲富有、健壮呢？
但是因为母亲穷困，做儿女的就应该抛弃她吗？
不能，我们祖先没有这样做，我们的前辈没有这样做。
我虽然只是中国亿万青年的一分子，我的力量对于整个事业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通向祖国未来的大道上，做一颗铺路石子，也是尽到了儿女对母亲的一颗赤诚的心。
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学生，毅然抛弃较高的物质享受，只身回到社会主义祖国，并以能为祖国做一颗铺路石子作为“追求的目标”，作为“生活的情趣”，这不是难能可贵的吗？
她的话引起那么多青少年的共鸣和感动，绝不是偶然的。
应该说，这样的思想感情、精神境界，正是我们广大青年面貌的一个缩影和代表。
这种对祖国的赤诚和热爱，一定会成为我们广大青年工作、学习、生活的一种力量源泉，成为我国各族青年共同一致的语言和广泛团结的基础。
我们应该经常地用这种精神来激励和鞭策自己，努力用自己的劳动和创造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要吸取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积累的丰富知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
列宁对此曾经开了一个简单公式：
“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五五○页）这是非常正确的。
近几年，我们在这方面迈出了很大的步子，我们的事业已从中得到了益处，这必须充分肯定。
事实证明，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闭关自守，夜郎自大，是完全错误的。
但是，不加分析，来者不拒，也会造成有害的后果，至于个别人那种崇洋媚外，奴颜卑膝的心理和行为，则是可耻的堕落的。
打开眼界之后，重要的是要学会分析。
我们对那些有利于四化建设的东西，要采取“拿来主义”，并把学习和独创相结合，认真消化、吸收；
对那些不健康的、不符合我们国家利益和民族精神的东西，要拒绝、抵制；
对于那些腐朽的反动的“精神鸦片”，则要坚决反对和摒弃。
我们的立足点是自力更生，洋为中用。
我们的民族在历史上曾对人类作出过很大的贡献，现在也一定能够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我们的青年一定要有这样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第2、要用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来指引我们的行动，鼓舞我们前进。
青年人喜欢谈论理想、抱负，因为他们正在立志之年，处于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他们要确立生活目标，要寻找前进的动力，或者用青年们习惯的话来说，要有一个“精神支柱”。
这对于青年的成长，对于他们完成当前的任务，无疑是很重要的。
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人民和青年对林彪、“四人帮”无限夸大精神作用，完全否定物质利益，不顾人民死活那一套东西十分厌恶。
作为对这条极左路线的一种惩罚，少数人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出现了一种单纯追求个人眼前利益的利己主义倾向。
这种思想的存在有它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我们要加以分析，正确引导。
我们希望青年们向前看，希望少数站得不高、看得不远的同志从单纯追求个人眼前私利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树立起革命人生观，跟上时代的步伐。
这里还要强调，实现革命理想，要靠艰苦奋斗，要有求实精神。
共青团十届二中全会提了这么几句话，说实现四化“需要的不是坐而论道的政治空谈，而是脚踏实地的创业精神；
需要的不是评头品足、袖手旁观的观察员，而是身体力行、兢兢业业的实干家；
需要的不是怨天尤人的情绪，而是勇于献身的气概”。
我们的新一代应该有这样的理想、志气和行动。
清华大学的共青团员和青年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口号：
干四化“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这个口号已经在全国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并且在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我希望我们的共青团员、革命青年、爱国青年，我们的党员、干部，都要用这种精神从事自己的工作，脚踏实地地为四化奋斗。
现在有的青年认为，只有上大学才有前途，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
上大学，当然可以为青年实现远大理想提供更好的条件。
但是，通过孜孜不倦的业余学习和自学途径而在事业上、学术上得到成功的，在我国和外国，在过去和现在，不是都大有人在么？
有人认为，搞电子，搞空间技术，搞其他尖端，那是搞现代化，自己的岗位太平凡，谈不到什么远大理想。
这显然是不对的。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光明的前途对那些乐于为人民服务、勇于为革命事业献身的青年，是敞开着大门的。
第3、要注意加强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修养。
我希望每个团员、青年都要好好地进行自我修养，树立革命人生观，用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来要求和约束自己。
青年只有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具有高尚道德修养和文化教养的人，才能更好地肩负起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奋斗的伟大使命。
加强共产主义道德修养，必须坚决抵制资产阶级及其它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现在我们的社会，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作为阶级确实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尽管这种阶级斗争已经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了。
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和国外资产阶级同我们争夺青少年，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事实。
特别是在思想、文化和生活领域，资产阶级思想和种种旧意识形态，常常对缺乏生活经验和防御能力的青少年发生某些坏影响。
我们应当正视这个斗争，经常了解、研究不断发展变化的情况，根据青少年的特点，采取生动活泼的方法，帮助他们正确分析和认识社会，减少盲目性，增强免疫力。
在整个思想战线，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
“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在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还要继续批判，这是不成问题的。
但现在社会上确实出现了某些右的倾向，也要注意批判、纠正。
对全党来说，对青年来说，都要按照三中全会、五中全会的方针，继续解放思想，克服思想僵化和半僵化，本着实事求是和向前看的精神，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同时，还要警惕和批判那种企图摆脱党的领导，削弱马列主义领导地位的错误倾向。
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
周恩来同志1964年曾指出：
“在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文化战线上还有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但是最主要的任务是彻底反对资本主义，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
因此，我们思想战线上长期的任务就是“兴无灭资”，现在的青年一代就要搞这个工作。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
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要细致地加以鉴别和分析。
不能把资产阶级思想与生活上的不同兴趣爱好、学术上和艺术上的不同流派和风格、思想认识上的某些偏差和失误混为一谈。
对于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压服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说服的方法，采取群众互相帮助的方法。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搞片面性，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第3，全党全社会都来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我们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历来重视青少年工作，关心青少年成长。
加强对青少年工作的领导，培养造就一代新人，不仅关系到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长期巩固，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速度，而且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到我们民族的兴衰。
因此，把青少年培养教育好，是全党和整个社会的任务。
去年党中央关于加强青少年教育的文件中强调指出，每个共产党员、国家职工和人民群众，都要为培养教育好我们的下一代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
本着这一精神，各级党委积极加强了领导，采取措施，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办了不少实实在在的好事。
为了教育子孙后代，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在财力物力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要千方百计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必要的条件。
党委主要领导同志要过问这方面的工作，满腔热情地关心青年的切身利益，包括学习、就业、娱乐、伙食、住宅、婚姻恋爱、计划生育，都要操点心，使青年们真正做到学习愉快，工作愉快，生活愉快。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各方面和广大人民群众对青年一代的成长是极为关心的，积极性是很高的。
为了培养教育青少年，各有关部门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广大教育工作者，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努力履行着园丁的光荣职责；
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不少好作品、好歌曲、好电影、好戏剧；
宣传、出版、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也积极为青少年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不少退休的老干部、老工人、老教师以及街道的老妈妈，都为培养下一代付出了心血，作出了贡献。
这一切，都充分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这里，我谨向为热心教育新一代而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慰问和感谢！
青少年的培养教育，涉及社会各方面和千家万户，许多问题不是一、两个部门能够解决的。
一定要统筹兼顾，“综合治理”。
各级党委要进一步组织教育、宣传、文艺、政法、财政、劳动和各人民团体等通力合作，齐心协力，打好青少年教育的“总体战”，切实抓出更大的成果来。
在向四化进军的新长征中，共青团组织团结、带领全国各族青年，积极学四化，干四化，为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党希望共青团继续围绕四化建设这个中心，在积极宣传和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搞好现代化建没中起先锋作用。
同时，用丰富多彩的形式和方法，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独立活动，协助党做好各项工作，积极创造共青团工作万紫千红的新局面。
共青团干部是我们整个干部队伍中比较年轻的部分，是党的干部的后备军。
党中央的同志很关切你们，希望你们以及少先队辅导员、广大青少年工作者，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忠诚青少年教育事业。
要珍惜大好年华，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严格要求，把自己锻炼成为忠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有真才实学的实干家。
要同青年站在一起，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把广大青少年吸引到团、队组织的周围，为实现四化英勇奋斗。
同志们！
青少年一代，是党的希望，祖国的未来。
新中国靠你们来建设，四个现代化靠你们来完成。
党和人民殷切地期望着你们早日成材。
这是伟大的新时期对青少年一代提出的要求。
在充满希望、大有作为的八十年代，党和人民要求你们继承和发扬五四的光荣传统，树立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仰，振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奋发学习，努力工作，把自己锻炼成为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具有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的一代新人，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伟大的贡献！

一只鸭变成四只鸭
在农村社队致富的路上，潜江县和承德县两封来信所举的例子，给人一些启发。
这两个社队，根据自己的条件，脚踏实地，艰苦奋斗，能搞什么就搞什么，怎样搞收益快、收益大，就怎样搞。
他们不嫌弃“一只鸭”“两箱蜂”，充分发挥资源的潜力，充分发挥经营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这样，就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步步走上了富裕之路。
这种实干、巧干精神，很值得大家学习。
——编者
农村社队如何广开生产门路，尽快富裕起来？
我县浩口公社多种经营场是这样做的：
这个多种经营场过去单一经营鸭业，养鸭卖蛋，每年放养四五千只，收入不到五万元。
近几年来，他们从养鸭卖蛋发展为养鸭、养鹅、养蜂、养鸡，加工盐蛋、皮蛋、板鸭、羽毛和孵化家禽，开烧腊馆，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
去年年产值达到四十万零六千多元。
拿卖菜鸭来说吧，过去一只三斤重的活鸭，只卖一元五角来钱，现在加工成板鸭出口，每只值五元五角钱，比原先多收入四元。
加工板鸭剩下的鸭血、鸭心、鸭肝、鸭胗、鸭蹼、鸭翅等，过去大部分未很好利用。
去年11月，他们在公路车站开设烧腊馆，变废品为佳肴，门庭若市，生意兴隆，每只鸭子的鸭杂又可增加收入一元多。
过去鸭子羽毛作粗毛出售，平均一只鸭子的粗毛值二角四分钱。
现在他们将原毛加工成羽绒，又可增加收入一倍多。
这样，不算蛋品收入，光一只菜鸭经过加工出售，就比原先出售活鸭增加收入四倍以上。
一只鸭子等于四只鸭子的价值。
浩口公社党委从这个场的做法找到了一条致富的道路——农工商综合发展。
今春，他们成立了浩口人民公社农工商联合公司，逐步把全社十多个社办企业变成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
以农业和多种经营的原料办工业，以工业的产品办商业。
这不但改变了过去“烧香找原料，磕头销产品”的状况，而且可以在更多的领域里创造财富，增加收入。
这个公社丝毯厂生产的真丝挂毯，花色新，品种多，质量好，外销五十多个国家，但原料不足，生产满足不了出口的需要。
为了增加原料来源，今春全社又新栽桑树十三万株，养蚕三百张纸。
实行农工商联合经营，迅速打开了农副工业产品的销路，促进了农副工业生产的发展。
今年一02月与去年同期相比，全社企业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四，利润增长了百分之一百。
浩口公社实行农工商联合经营的初步实践，使人很开眼界。
我认为，他们的经验，可供其它地区的同志们参考。
湖北省潜江县委宣传部 毛道鹏

两箱蜜蜂带来的变化
相传从前有个婆婆，有三房儿媳妇。
一天，婆婆分给每人一个鸡蛋。
大儿媳妇煮煮吃了；
二儿媳妇换朵花戴在头上；
三儿媳妇留下来，孵成小鸡，鸡长大下蛋，蛋又孵鸡……一来二去，三儿媳妇的日子就兴旺起来了。
一个家庭过日子如此，经营集体的事业也是这个理。
我县双庙大队由穷变富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这个大队原本很穷。
1976年，南甲山林场培训养蜂员，他们听说后，就派孙洪斌去学习，因为不在人家训练范围之内，被打发了回来。
大队党支部书记对孙洪斌说：
“你带上粮食和钱，背上行李，自己找个社员家住下，除了学习之外，就帮着林场干活。”
孙洪斌重返南甲山林场。
林场领导看他决心很大，就收下了孙洪斌。
孙洪斌不怕苦不怕累，帮助林场干了不少的活，学业成绩也很好。
训练班结束时，林场奖给他两箱蜜蜂。
从此，孙洪斌也就当上了双庙大队的养蜂员。
很快，两箱变四箱，四箱变八箱，到1979年已发展成一百四十箱。
养蜂酿蜜，酿蜜卖钱。
现在已建成价值两万多元的两个养蜂场，去年收入一万来元。
这个大队已卖掉二十多头大牲畜，现在还有七十头骡马。
追本溯源，也是从两头小毛驴发展起来的。
他们靠两头小母驴发展驴骡，卖了驴骡买母马，马又生驹，八九年工夫，这个大队就骡马成群了。
大车拴了一辆又一辆，十辆务农，十辆跑运输，每年收入五万多元。
还有砖厂、烘炉、油坊、米面加工、木场、山林、果园等工副业摊子，都是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发展起来的。
现在全大队共有大小拖拉机、柴油机等机械一百四十多台（件）。
去年粮食总产达到一百七十多万斤，单产一千一百多斤。
每人平均口粮七百多斤、收入一百四十元。
河北省承德县委宣传部 宋文玉

卖蛋难
最近，我们在海安县农村听到不少社员反映卖蛋难。
他们说，有的基层购销店收购鲜蛋百般刁难，个小的不收，过大的也不收；
厚皮的不收，白皮的也不收；
蛋皮上有脏的不收，揩干净了又不收，如此等等。
墩头公社杜楼大队第5生产队社员顾竹萍，一次拿了四十四个鸡蛋去卖，只挑上了一半。
另一位社员，一次拿着三十七个鸡蛋去卖，只选上十五个。
他们着急地说：
党号召发展家庭副业，鸡蛋多了，又卖不掉，吃又舍不得，怎么办？
现在不少社员已不准备买小鸡了，有的还想把正在生蛋的鸡卖掉。
江苏省海安县宋坚保陈元忠

学会经济分析 提高经济效果
本报评论员
在农村里，人们经常议论“高产穷县”、“高产穷队”的问题。
为什么“高产”和“穷”字结了缘？
原因就是增产不能增收甚至减收。
这必然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要发展农业生产，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兖州县黄屯公社党委和黄冈县委对此开始有了认识，他们批判极左路线造成的混乱，发动群众开展经济分析活动，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这种做法值得提倡。
多年以来，有一种习惯的看法，讲一个单位或地区农业生产的好和差，几乎只是看产量指标，特别看粮食单产或总产指标。
“要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粮食上了‘纲’，到哪都吃香”等等论调，盛行一时。
当然，努力促使粮食和其它作物增产是对的，但是那种不计盈亏，不顾经济效果的做法，造成经营单打一，生产成本高，削弱了集体，苦了农民，这对发展生产是很不利的。
办事违背经济规律，必然要受到惩罚，一些地方对此付出了很大代价，我们必须引以为鉴。
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要向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并且还要逐步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没有一套科学的经营管理办法是不行的。
这就要求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要坚决抛弃过去那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指挥生产的老办法，对经济领域的问题，认真学习做好经济分析。
诸如集体所有的土地、山林、水面等自然资源，怎样才能充分利用，合理开发？
劳动力怎样合理安排、管理，以较少的劳动量获得较大的经济效果？
生产资金用到什么地方才能发挥最大效益？
农机、化肥、农药、水、电，怎样使用才经济合理，符合科学种田的要求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深入调查，掌握数据，分析对比，从中选择出花钱少、收效大的最优方案，加以实施和推广。
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方针，过去不顾经济效果的毛病，一定要改变过来。
由于极左路线的多年干扰破坏，有些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对于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工作已经很陌生了。
在新的形势下，有的同志感到很苦恼，老办法不行了，蛮办法不灵了，应该怎么办呢？
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
党中央号召农村干部“应该具备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经济科学知识，学会先进的农业管理方法，努力把自己变成一定岗位的专门家”。
通过开展经济分析活动，逐步掌握发展农业生产的特点和规律，这是学会农村经济工作的一项好办法。
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题目很多，各地应从实际出发，发挥自己的特长，有所创新。
总之，要在工作实践中加强学习，提高自己，训练群众，使大家都学会经营管理，学会经济核算，做到以最少的劳动和物资消耗，获得最佳的经济效果，促进农业全面发展，实现增产增收。

工具能修就不要买
我们大队干部每到农忙季节，就到各生产队清仓查库，对农机具普遍检查登记，组织木匠、铁匠检修。
今春给小麦施追肥时，需要氨水耧和化肥耧，买一个得花二十多元，各生产队就分别自己仿造。
全大队十四个生产队，就节省了二千八百多元。
与此同时，还修好喷雾器二十多部，喷粉机几十台，为集体节省了很多开支。
春耕大忙季节到了，大部分生产队已把农机具找了出来，正在修修补补。
但也有少数干部认为：
“要实现四化了，还修补旧的干什么！”
于是有新的就扔了旧的，能修的也不修了，还派专人到外地购买新的。
这是不对的。
任何时候都不应丢掉勤俭节约的好传统。
不注意节约，就难以实现四化；
即使将来实现了四化，也要爱惜人力和物力，才能用较少的钱办更多的事。
河南济源县河头大队
李善保

施化肥缺工具
春耕时节，需要给三麦追肥。
但在追施化肥时由于一般化肥耧不适用，只能靠人工一锨一锨地刨窝，进行穴追，劳动强度大，肥料下的也不均匀，工效太慢，往往贻误农时。
有的来不及追肥，就只好撒在麦田里，随即浇水，浪费很严重。
迫切希望有关工业部门能生产一些适用于追施固体化肥的工具。
山东省昌邑县魏青松

既要“摇钱”还要“聚宝”
目前，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都在大搞农业的同时，广开生财门路，工副业遍地开花，收入与日俱增。
社员们高兴地说：
咱们的
“摇钱树”晃起来了。
但也有的干部只知道多搞些多种经营，却不讲究经济核算。
我们公社有个大队，东拼西凑，好不容易办了个酒坊，由于管理得不好，开业几个月，就赔了一千多元。
俗话说：
“有了摇钱树，还得有聚宝盆”，开办工副业好比“摇钱树”，管理就是“聚宝盆”。
如果不重视加强经营管理，门路再广，财源再旺，也将是过路“财神”，这只手进，那只手出，甚至入不抵出。
所以干什么工作都不能盲目地干。
应当既要干，又要算；
既要开源，又要节流，要学会经济核算。
辽宁省辽中县朱家坊公社尹惠春

林场苗旺
福建省尤溪县建立和健全了林业生产责任制，全县社社队队都办起了林场或耕山队。
这是新桥公社妇女耕山队在管理衫树苗。
新华社记者 程曦 摄

看着麦苗长 发愁打麦时
俺大队两千多亩麦田，现已长得齐刷刷。
每年这个时候，社员们就开始发愁打麦的事了。
我们这儿犁、种、浇地、运输和磨面等都已机械化，就是愁打。
尤其是小麦，播种面积大，打麦时靠拖拉机带磙子突突突地扯圈转，晴天个把月，赶上阴雨连绵天，五六十天也难脱手。
麦秆上跺、翻晒、碾场，几经折腾，因为拖的时间太长，经常霉烂受损失。
大队为解决打麦难的问题，曾派人到东北农场联系，想弄个“康拜因”，但是落了空。
时至今日，农机产品日益增多，然而真正适用的打麦机械，仍然买不到手。
县里生产的小型脱粒机，又顶不了大用。
我们吃尽原始式劳动的苦头，吃饭睡觉也在想着从繁重的打麦中解脱出来。
建议有关部门想些办法，多生产一些实用的打麦机械，确保小麦丰产丰收，快打入仓。
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公社常韩大队
宋永祥

经营管理非抓不可
——黄冈县迅速发展农业集体经济的经验
面向长江、背靠大崎山的湖北黄冈县，有平原、丘陵和山区，生产条件良好，粮食亩产连续八年过千斤，皮棉十年超百斤。
但农民并不富，1977年以前的十二年，社员分配平均每年只增加七毛钱，山区、丘陵不少社队社员分配收入只有六七十元。
为什么“粮棉增了产，收入不见长”呢？
去年初春，县委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组织县社干部算经济帐，分析原因：
生产费用越来越高。
合作化时期，每年的生产费用占总收入百分之二十左右，以后几年也没超过百分之三十，文化大革命以来，平均每年高达百分之三十五以上，有的社队超过了一半。
经营单打一。
抓了田，忽视了山和水，全县四十二万亩山，多半有树不成林，平均一亩山一年收入只有块把多钱；
可利用的四万多亩水面，成鱼很少，许多塘堰荒废了。
社队企业经营亏损。
不仅不能支援农业，还要农业补贴。
1978年前的几年，全县社队企业每年要亏损一二百万元，不少企业是分空户。
缺乏经济核算。
一方面大手大脚，铺张浪费；
一方面支农产品质次价高，农民花钱不落好。
事实教育了人们：
经营管理，是迅速发展集体经济的关键，非抓不可。
但是，县委领导感到当前抓经营管理，有些方面还很不适应。
如一部分年轻干部过去没有摸过，有些干部虽有一定经验，但能适应新情况，懂得经济规律的人也不多。
还有一些同志思想上受极左路线影响较深，余悸未消，畏首畏尾，缺乏合作化时钻研经济工作那么一股子劲。
这就逼得县社领导下大气力来抓。
他们设立专门机构，配备专职干部，举办训练班，培训干部队伍；
同时，县社领导带领八百多名干部，下到农村开展经营管理工作。
抓经营管理，必然涉及现行管理体制、各项政策和社队自主权等一系列问题。
怎样才能抓得好一些？
领导干部要带头去实践
县委书记杨祖炎五上童坳调查研究，体会很深。
老杨第1次去童坳大队，是在去年元旦前后。
群众告诉他：
童坳一人平均只有半亩田，1967年以前，社员一边种田，一边搞加工，集体有一定的积累，每人分配收入达到九十多元。
可是，后来说我们搞工副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天天批，人都挤在“五分田里闹革命”，越闹越穷。
几个老农对他说：
田地里用不了那么多劳动力，出路还是在工副业和多种经营上。
老杨想：
社队没有自主权，种什么，怎么种，哪能搞，哪不能搞，上面都规定死了，这样不仅堵了财路，也堵了人的思路，把基层干部和农民经营本地山水田地的心窍堵住了。
老杨发动干部、社员出谋献策，重新订生产计划，分成三套人马，半数搞粮、棉、油生产，三分之一搞棕绳、织鱼网等企业，其余七十多人搞养鱼、养猪、种西瓜等多种经营，全部实行责任制，签订合同，按产计酬。
后来，老杨又几次到这个大队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年终结帐，总收入增长百分之五十一，积累增加一点八倍，社员分配水平达到一百三十一元。
过去农村批管、卡、压，把劳动管理上的责任制批掉了。
黄冈县也是一样，大排工，一窝蜂，劳动生产率很低。
总结过去的教训，全县百分之十一左右的核算单位采用了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酬。
但不久吹来一股风，对这种计酬办法议论纷纷，县委领导成员没有望风而退，而是到群众中及时帮助解决出现的问题。
如要求作业组只搞专业，不搞“小而全”；
作业组内实行定额管理，克服组内的平均主义等等。
堵城大队八队过去搞大排工，活路总做不出来，年年草荒，要雇外队社员帮助除草。
去年分了作业组，比着干，十多年第1次没有到外队请人灭草荒，粮棉大增产。
多年来农村中财务管理和物资管理混乱，铺张浪费严重，去年，他们狠抓民主理财，搞成本核算，全县农业各项费用开支占总收入的比例由上年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五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二。
应该有个深钻的劲头
十多年来，黄冈县每年农业增长幅度徘徊在百分之四上下。
去年全县农工副总收入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点八，公共积累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一点二，社员分配收入由一百零九元增加到一百五十三元（包括公社企业返还到队的工资）。
今年，他们提出新的要求：
要把全县的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起来，让寸土寸地、山山水水献出财富。
干部们说，这里面的学问深得很，单凭过去那些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简单规矩，是不行的，应该学会经营，用经济的观点管理农业。
县革委会副主任丁文南，去年分工抓社队企业和多种经营，他在一些单位试行合同制，有的包到组，小宗如养鱼、养猪包到人，抓了一年，效果很好。
老丁亲自总结了不同条件、不同项目的承包经验，在全县推广，有些已签订了合同。
这个县的堵城公社，去年社队狠抓解决吃“大锅饭”问题，实行各种责任制，生产大幅度上升，总收入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九，公共积累增加二百多万元，社员分配收入二百二十七元，成了黄冈县的“第一富户”。
干部社员尝到了搞好经营管理的甜头，现在钻研的劲头更足了。
公社党委书记沈地青，只上过三年夜校扫盲班。
他向有管理经验的专业干部请教。
最近，他写了几万字的学习笔记，有经济理论问题，有一些地方经营管理的经验。
老沈说：
再不把心思用到经营管理上，用到四化建设上，就没有资格当领导了。
本报通讯员 童庆云本报记者 江绍高

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果实现增产增收
兖州黄屯公社开展经济分析活动
本报讯
记者宋熙文报道：
山东省兖州县黄屯公社联系农业生产和预、决算分配，开展经济分析活动，提高了经营管理水平，收到了比较好的经济效果。
去年年初，这个公社的领导干部学习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总结了过去的经营管理工作。
1972年以来，这个公社的农业生产发展较快。
1978年，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九百二十三斤。
但是，社员的分配水平却很低，每人平均收入只有六十二元，还有百分之三十一点五的基本核算单位没有现金分配。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经营管理不善，农业生产成本过高。
公社的同志认识到，要提高社员分配收入，必须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做到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尽量减少人力、财力和物力浪费。
为此，他们决定开展经济分析活动，揭露矛盾，制订措施，提高经济效果。
黄屯公社通过经济分析发现，1976年至1978年，全公社总收入的平均年增长率是百分之六，多种经营收入的平均年增长率仅百分之三点六。
在同一期间内，杨厂大队多种经营的平均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二十七点二，总收入的平均年增长率则达到百分之二十二点八。
从这些数据中得到启发，公社党委进一步分析了全公社农、林、牧、副、渔五业的生产状况，看到了各业之间相互促进的内在关系。
于是，他们决定调整经营方针，合理安排人力、物力和财力，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做到一种二养三加工。
这样不仅使生产得到发展，经济效果也明显提高。
1979年和1978年相比，全公社多种经营收入增加了八十二万多元，粮食增产二百七十多万斤；
多种经营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四点六。
黄屯公社在开展经济分析活动中，注意引导干部、群众在增加生产的同时，努力减少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消耗，降低生产成本。
他们抓住各个生产环节，在耕耙、播种、浇水、施肥、打药、收获、运输等方面开展队与队比，组与组比，本单位现在的生产状况与过去的生产效果比，当前的生产实效与预定计划比，在比较中找出薄弱环节，采取改进措施。
黄金屯大队第3生产队通过分析比较，发现本队的棉花单产比第2生产队少十二斤，但平均每亩的农药费却比二队多二角钱，每亩棉田投工比二队多一点二个劳动工日。
原因是二队的生产责任制搞得好，棉田管理工作抓得紧，治虫做到了“一早二小三彻底”，比本队少打三遍农药。
去年，他们学习二队的棉田管理经验，仅农药一项，平均每亩棉花就比上一年少花一元四角钱，棉花单产还比上一年增加了四斤。
为了促进经济分析活动的正常开展，这个公社成立了经济分析领导小组，同时抽调一些对经营管理和财会工作比较熟练的人员组成工作班子，抓点跑面，巡回指导。
他们还组织生产队会计集中算账，以便于他们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余秋里会见加拿大原子能有限公司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今天下午会见了以罗斯·坎贝尔高级顾问为团长的加拿大原子能有限公司代表团。
会见时，余秋里向代表团详细地介绍了我国能源构成的特点和发展能源的方针、政策，并就进一步发展两国的经济合作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他希望中加两国的核能科技人员不断加深相互了解和交流经验。
加拿大驻中国大使明明德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王淦昌、姜圣阶、甘子玉等。
代表团是应中国核学会邀请前来访问，于04月26日到达北京的。

冯至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研究院推选为外籍院士
据新华社北京电冯至教授最近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研究院推选为该院外籍院士。
冯至教授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协副主席，是一位著名的诗人。

北京大学聘请陈省身教授为名誉教授
新华社北京04月30日电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陈省身，被北京大学聘请为名誉教授。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授聘仪式上，北京大学副校长王路宾向陈省身教授授予了北京大学名誉教授证书。
随后，陈省身教授向七百多名与会者作了题为《对中国数学的展望》的讲演。
陈省身教授应北大、南开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联合邀请，将进行为期七周的讲学。
听讲的有各校和研究机关的研究生、教师和学生。
教育部副部长高沂、清华大学副校长赵访熊以及正在中国科学院短期讲学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彼得森夫妇出席了授聘仪式。

史蒂文斯总统夫人离京赴南方访问
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塞拉利昂总统夫人丽贝卡·史蒂文斯一行，今天下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杭州、苏州和上海参观访问。
在京期间，史蒂文斯总统夫人同全国妇联举行了座谈，了解有关中国妇女工作的情况以及中国妇女地位的变化和在建设中发挥的作用。
总统夫人一行还参观了幼儿园，游览了长城、颐和园等。

华国锋总理同几内亚人民革命共和国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刘少山 摄

康克清会见杜尔总统夫人
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今天上午会见了几内亚总统杜尔的夫人安德烈·杜尔、杜尔总统的女儿及随同杜尔来访的其他几内亚女宾。
在全国妇联的会客厅前，康克清亲切地迎接杜尔夫人的到来，宾主一起合影留念。
在友好的交谈中，双方表示，两国妇女将不断加强友谊，来维护世界和平和妇女儿童的权利。
全国妇联副主席黄甘英和其他领导成员参加了会见。

日本登山队发现邬宗岳的遗体
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中国登山协会感谢日本登山队发现我国著名登山运动员邬宗岳的遗体。
日本登山队以加藤保男率领的突击组，05月02日在沿珠穆朗玛峰东北山脊攀登途中，大约海拔八千二百米处见到邬宗岳的遗体。
邬宗岳是1975年中国登山队在攀登珠穆朗玛峰过程中不幸遇难的突击队队长。
日本登山队员在从顶峰返回途中，为邬宗岳举行了追悼仪式，用碎石掩埋了遗体，并把情况通知了中国有关部门。

杜尔总统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
几内亚贵宾出席文艺晚会
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几内亚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今天上午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花圈的白色缎带上写着：
“向忠于伟大祖国并为人民革命胜利作出崇高牺牲的先烈们致敬”。
杜尔总统由我国外交部副部长宫达非陪同，检阅了伫立在纪念碑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持枪礼兵。
杜尔总统献花圈后，同他的夫人和随行人员在军乐团奏的致敬曲中肃立默哀。
随后，杜尔总统和夫人一行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主席遗容。
杜尔总统在毛主席坐像前献了花圈，花圈的缎带上写着：
“向为世界人民进步作出无可估量贡献的毛泽东主席致敬”。
今天下午，杜尔总统和夫人等几内亚贵宾由我国教育部副部长李琦涛陪同，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参观了《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
杜尔总统在参观结束时说，这个展览很有教育意义。
他在留言簿上题词说，我们向英勇的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人类革命进步事业拥护者的伟大、不朽的同志——周恩来同志的历史功绩表示衷心的敬仰。
他一生对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的神圣事业坚贞不渝，这将成为全体社会主义革命战士的一个真正楷模。
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杜尔总统和夫人今晚出席文艺晚会，观赏了音乐舞蹈节目。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文化部长黄镇等陪同几内亚贵宾一起观赏。
东方歌舞团的演员们今晚为几内亚贵宾演出了舞蹈、琵琶和笛子独奏、女声独唱等丰富多采的节目。
演员们表演的几内亚舞蹈“种桔子”和演唱的几内亚歌曲，受到观众的热烈鼓掌欢迎。
随同杜尔总统来访的几内亚贵宾，几内亚驻中国大使达乌达·库鲁马和夫人等应邀出席了晚会。
晚会是由文化部举办的。
演出结束后，杜尔总统和夫人走上舞台同演员们热情握手，感谢他们的美好情谊。
今天下午，杜尔总统和夫人由教育部副部长李琦涛陪同参观了故宫。

欢迎鉴真大师探亲
茅盾一代高僧幼便奇，鉴真十四即从师。
家学渊源四分律，生涯勤护水田衣。
两京寺院擅宏丽，楼台巧构有成规。
建筑神奇细端详，利人又复学岐黄。
广陵自古繁华地，师择此邦建道场。
善男信女万千辈，来自东西南北方。
顶礼焚香莲座下，悲田喜舍见慈祥。
遣唐使者频来往，云是扶桑日出乡。
象教自西而跨海，中华古国是桥梁。
鉴真投袂欣然起，携带门徒赴海市。
茫茫烟水罡风高，心向之邦何处是？
诚开金石动天神，海若前驱报大喜。
此时和尚已丧明，赖有广长舌代睹。
奈良京洛隔海洋，风送梵音与法鼓。
今日鉴真来探亲，扬州面貌已全新。
欢迎现代遣唐使，友谊花开04月春。
1980年01月19日

进一步加强领导开展夏季爱国卫生运动
钱信忠传达全国爱卫会精神。
他希望北京市在短期内使卫生面貌改观
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最近就动员起来，开展夏季爱国卫生运动发表广播讲话，传达了不久前召开的全国爱卫会办公室主任会议和中央爱卫会第4次全体委员会议的精神，要求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强对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导，围绕除害灭病这个中心，坚持“标本兼治，治本为主”的原则，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与疾病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搞好环境卫生和环境保护工作，支援四化建设。
钱信忠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四化建设的需要和季节的特点，着重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城市爱国卫生运动应该结合整顿市容、整顿社会秩序，认真执行各级人民政府颁布的有关城市卫生管理的规章制度，做到违法必究。
城市卫生基本建设要纳入城市建设规划，首先要解决城市污水排放，修建厕所和增设垃圾箱台、痰盂、果皮箱等卫生设施。
要加强环境卫生工作，组织好清扫队伍，保持大街小巷的清洁卫生。
环保部门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工矿企业要结合企业管理和文明生产，治理三废，防止污染水系，污染空气。
各级卫生防疫部门要认真做好环境监测工作。
各行各业都要把爱国卫生运动列入奖评条件，发动群众，搞好劳动卫生、环境卫生，坚持经常化、制度化。
二、农村爱国卫生运动应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村问题两个文件的精神，紧密结合农业生产，管好水、管好粪，改善环境卫生和饮水卫生，防止水源污染。
农业、水利、卫生部门要密切协作，进一步解决农民饮水问题。
要大力普及办沼气的科技知识和粪便无害化处理的有效办法，加快改厕所、改畜圈和大办沼气的步伐，改造环境，根除蚊蝇孳生地，消灭四害，防病保粮。
要加强疫情报告，控制夏季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要科学地使用农药，减少和消除农药的污染。
三、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管理条例》和食品卫生标准，搞好饮食食品卫生，保证人民身体健康。
饮食行业、饭店、食堂、食品加工厂要按照食品卫生管理条例的要求，切实搞好操作间、生产车间和个人卫生，完善必要的卫生设施，把好卫生质量关。
不符合卫生标准的产品不准出厂、出售。
不符合卫生要求的单位要坚决进行停业整顿。
要加强对出售食物的集市摊贩的卫生管理，严禁销售腐烂变质的食品。
商业、公安、卫生部门紧密配合，搞好监督检查和食品检验工作，防止食物中毒。
四、大力开展卫生宣传教育和卫生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把卫生知识交给广大群众，不断提高群众爱清洁、讲卫生的自觉性，恢复和发扬“以讲卫生为光荣，不讲卫生为耻辱”的优良传统和美德。
五、努力做好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工作，进一步改善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
钱信忠说，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搞好北京市的爱国卫生运动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光荣，国家的荣誉的一件大事。
他希望北京市力争在较短时期内使卫生面貌改观。

邓颖超会见日本藤田高敏夫妇
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今天下午会见了日本社会党众议员藤田高敏和夫人。
藤田高敏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多次访问中国。
会见时，邓颖超赞扬他为中日友好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藤田夫妇是应中日友协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访问，于05月02日到达北京的。
今天中午，中日友协副会长孙平化设便宴招待日本朋友。

阿拉伯联盟代表团离开北京
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伊拉克外交事务国务部长哈米德·阿勒万率领的阿拉伯联盟代表团圆满结束了对我国的访问，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
外交部副部长何英，阿拉伯国家驻华使节，到机场送行。
代表团访问期间，何英副部长同代表团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政治会谈。
05月02日，阿拉伯驻京使节为代表团访华举行了宴会，黄华外长等应邀出席。

陈慕华会见日本国厚生省大臣野吕恭一
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今天上午会见了日本国厚生省大臣野吕恭一一行。
在亲切友好的交谈中，宾主表示希望要进一步发展中日两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合作和交流。
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参加了会见，并于中午设宴欢迎日本客人。

陈慕华会见西班牙红十字会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今天上午会见了由恩里克·德拉玛塔会长率领的西班牙红十字会代表团。
会见时，陈慕华介绍了我国在印支难民问题上的立场、观点和采取的措施，并同客人就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中西两国人民、两国红十字会之间的友好关系问题进行了亲切交谈。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钱信忠、西班牙驻中国大使德拉莫莱纳会见时在座。
代表团是05月02日到达北京的。
昨天，钱信忠曾设宴欢迎他们。

万斯挂冠之后的美国政局
本报记者王飞
华盛顿近一周来的天气，乍暖还寒，阴云密布。
忽而雷声隆隆，风急雨骤；
忽而雨过天青，云缝中射出一线阳光。
而这些天来这里政治气候的剧烈变化，与此颇有相似之处。
04月25日黎明，人们从睡梦中醒来，突然从电视中获悉，美国“兰光”特种部队营救人质的行动已惨遭失败。
这个悲剧引起的震动还未平息，04月27日又传出了国务卿万斯因为反对这次行动而辞职的消息。
04月29日，卡特提名任命参议员马斯基为国务卿，接替万斯的遗缺。
围绕这些事件，白宫、国务院、五角大楼不断举行记者招待会，国内外种种反应象潮水般地涌来，以致各大电视台常常中断正常节目，临时插入“特别报道”。
卡特总统已两次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报告营救行动失败的经过，承担了失败的责任。
显然，卡特是在权衡各种选择之后，最后决定不采取布雷和海军封锁等风险较大的军事行动，而是使用突击部队抢救人质的办法。
他企图用这个办法，出奇制胜，一举成功。
美国报纸说，如果这个企图象卡特期望的那样实现了，卡特现在将是受到美国人热烈拥戴的英雄。
可是事与愿违，出师不利，营救行动失败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机毁人亡引起的冲击波还未平息，万斯辞职的消息又传开了。
万斯的辞职信是在营救行动开始前三天，即04月21日交给卡特的，直到28日才正式公布。
万斯在信中没有说明他反对营救计划的具体理由。
据报纸所引官方人士的透露，万斯认为，在目前情况下，通过外交谈判与非军事压力相结合的办法是使人质获释更为安全的道路，尽管这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有时还会遇到挫折。
他认为，抢救人质的军事行动，即使成功，也会在穆斯林世界引起强烈的反应，并引起盟国的不安，分散对苏联侵阿的注意力，并使伊朗倒向苏联。
不幸的是，万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
于是他决定挂冠而去。
万斯辞职的导火线是反对营救行动，但是，这里报纸普遍认为，万斯辞职是美国政府决策人中两种思想、两种政策主张长期斗争合乎逻辑的结果。
尽管官方当事人有时否认，但这里尽人皆知，这两种政策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万斯，主张对苏联实行缓和政策；
另一个是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主张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
实际上，近数月来，“万斯已日益孤立于政府政策的主流之外，决不只是伊朗问题”（《华盛顿邮报》）。
如果说，万斯在伊朗问题上，在局部的战术问题上，他的意见被证明是明智的话；
那么在全局的战略问题上，即在对付苏联扩张主义的政策上，他的意见便与政府中的主流派日益抵触了。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04月29日说：
“无可改变的事实是，对美国及其欧、亚盟国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苏联。
苏联领导在整个所谓缓和时期，从未停止过利用一切缺口，玩弄花招，使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降居劣势地位”；
“可能有人认为，万斯应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某些挫折负责”；
“事变发展的过程证明，他（布热津斯基）对苏联目标与意图的估计，比有些人的估计更为准确，这些人过分简单地相信，只要给苏联一点好处，它就会作出良好的反应”。
这家报纸强调，万斯的离去，“从短期说，可能对美国威信是个打击。
但从长期说，可能加速早该进行的重新估计”，“使华盛顿对苏联采取一种更强硬、更一贯的政策。
这一政策转变，可能影响未来的预选”。
《华盛顿明星报》也说，万斯的辞职，“及时地给总统以一种自由，解除了他执行双轨外交的可怕不利条件”。
卡特总统在营救行动失败与万斯辞职之后，处境相当困难。
但是，他已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挽回不利影响。
他多次发表电视演说，不断接见各方人士，大力为营救行动辩护，强调即使行动失败，也是值得一试。
卡特还决定走出玫瑰园，亲自参加竞选。
他还迅速采取行动，提名参议员马斯基为国务卿，接替万斯遗缺；
而没有采纳万斯的建议，任命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为国务卿。
马斯基任参议员达二十二年之久，以温和、稳健著称，在华盛顿政界与国会山，颇有影响。
他在重大政策问题上——巴拿马条约、埃以和约、美苏核条约等问题上支持过卡特。
尤其重要的是，他支持卡特的营救人质行动。
这里报纸认为，马斯基的任命，有助于消除西欧盟国对美国外交政策不可信赖的疑虑；
有助于改善政府与国会的关系，减轻国会在调查营救计划中对政府的严厉批判；
有助于医治政府内部由于万斯辞职而留下的政治伤痕。
美国公众在震惊之余，对卡特营救行动失败的初步反应是：
多数人主张在这困难的时刻，应当团结在总统的周围，支持营救的决定，至少在公开场合是如此。
不过，在私下里，很多人心情沉重，颇为沮丧。
《纽约时报》说，在目前的尘沙澄净之后，人们“对卡特的支持，有可能减退”。
共和党总统提名竞选人里根、布什表示支持营救的企图，但强调早应进行。
安德逊对时机提出了疑问。
民主党的肯尼迪则只对参加营救的人员表示敬意，对死者表示悼念，同时要求卡特同他就经济与外交问题进行辩论。
可以预料，由于营救失败引起的风波，不会就此平息。
有消息说，卡特在军事上与政治上的挫折，使他面临的困难增多，但还不至动摇他获得提名的可能性。
不过，里根无疑是这些挫折的受益者。
如果七、08月间两党代表大会之后，美国选民要在卡特与里根两人中作出抉择的话，那么，竞争将十分激烈，比数将相当接近，卡特总统能否蝉联，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他在今后数月中，在内政外交一系列敏感微妙问题上，能否理智地正确处理。
华盛顿的政治气候，今年将是风云变幻的一年，人们对此似不可漠然视之。

乔森潘总理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
揭露越南“和平”阴谋坚持战斗迫使越南撤军
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 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政府总理乔森潘今天在民主柬埔寨政府控制区某地接见新华社记者时说：
“越南在柬埔寨战场上遭到严重失败之后，正在玩弄‘两面策略’，即军事上死守，外交和政治上大搞欺骗阴谋活动。”
乔森潘是在柬埔寨西部丛林深处一座用竹子和茅草搭成的会客室里接见本社记者的。
乔森潘说：
“内外交困的越南正在寻找新的出路。
这种出路决不是为了恢复柬埔寨的和平和缓和印支局势，而是为了进一步控制柬埔寨，获得喘息的机会，巩固其在柬埔寨的地位，以便进一步向东南亚扩张，这是苏越一致的战略目标。
苏联侵略阿富汗，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
因此，苏联需要越南在东南亚同它配合，搞‘和平’阴谋。”
丛林的习习凉风吹动了乔森潘微白的头发。
他沉思了一会，接着说：
“如果越南真的要和平，它就应该按照第34届联大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决议办。
泰国总理炳·廷素拉暖访问东盟三国后重申了这一立场。
东盟现在的立场也是其一贯立场的继续。
他们的立场得到世界性的支持和赞扬。
只有按照联大这项决议办事，柬埔寨和东南亚才能恢复和平，否则，只能让越南长期占领柬埔寨，危害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在谈到有一种舆论认为越南可能有条件地从柬埔寨撤军的问题时，乔森潘说：
“越南不会轻易从柬埔寨撤军，正如苏联不会轻易从阿富汗撤军一样。
只有柬埔寨、阿富汗人民英勇斗争，世界各国人民加以支持配合，才能最终迫使苏越撤军。
越南现在虽然处境很困难，但仍然很顽固，每月还平均增兵一二千人。
只有东南亚各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一起揭露越南的军事侵略，并使它在外交上的阴谋破产，加上军事上的失败，才有可能迫使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
他说：
“在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支持下，我们一定坚持斗争，一定能战胜越南侵略者！”
在谈到柬埔寨难民问题时，乔森潘说：
“难民问题，必须与越南制造饥荒的政策联系起来看。
民主柬埔寨政府支持即将在日内瓦召开的有关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
由于越南发动侵柬战争，制造饥荒，大量柬埔寨人民没有饭吃，暂时居留在泰国，这样就需要国际救济。
因此，呼吁国际救济是必要的。
过去，国际救济机构给予柬埔寨人民许多援助，可是援助的物资有许多落在越南手里，柬埔寨人民却没有得到。
越南掠夺救济物资的行径，正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
国际救济物资应该真正送到饥饿和处于死亡边缘的难民手中。
他说：
“我们赞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主张，即柬埔寨难民问题必须从根源上解决。
难民和大饥荒的出现，根源在于二十五万越军侵占柬埔寨，进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并破坏生产活动和经济设施。
要解决难民问题，必须使越军撤退！”
谈到他最近访问中国的成果时，乔森潘总理对华国锋总理及中国其他领导人对他的亲切接待表示感谢，并祝他们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四化”的新长征中，在反对苏越大小霸权主义、争取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共同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陪同接见记者的有：
民主柬埔寨政府社会事务部长英蒂丽、总理府部长吉春、邮电交通部国务秘书春海和爱国民主人士梅曼。
（附图片）
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乔森潘，05月初在民柬政府控制区某地接见了新华社记者，纵谈民柬爱国军民抗越斗争的形势。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几内亚人民革命共和国
几内亚位于非洲西部，西濒大西洋，全国面积二十四万五千八百五十七平方公里。
人口五百五十万。
首都科纳克里。
几内亚是一个自然条件多样化的国家，全境分四个不同的自然区。
西部沿岸是大西洋狭长平原，气候湿热，河流纵横，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是主要的经济作物区。
由沿海平原逐步上升到西北部的福塔—贾隆高原，是西非的主要河流塞内加尔河、尼日尔河、冈比亚河的发源地，因此又有西非“河流之父”之称。
从贾隆高原向东倾斜，在几内亚的东部和东北部为一片海拔五百多米的高地，是主要产粮区。
东南部是丘陵地，为大片原始森林覆盖，连绵数百公里。
几内亚资源丰富，铁矿储藏量约一百五十六亿吨，特别是铝矾土，储藏量约有八十二亿吨，居世界第1位。
此外，还有金刚石矿和金矿，金刚石的产量占世界第3位。
几内亚有茂密的热带森林，盛产各种珍贵木材，如红木、黑檀木、花梨木等。
氧化铝、铁矿砂、香蕉、棕榈仁、咖啡是几内亚主要出口物资。
几内亚曾是法国殖民地。
几内亚人民为了摆脱殖民统治进行了长期英勇的斗争。
1958年10月02日，几内亚正式宣告独立。
1961年01月27日，塞古·杜尔当选为总统。
二十年来，几内亚人民在塞古·杜尔总统的领导下，为清除殖民主义势力，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几内亚政府没收了外国的银行、保险公司，开设了国家银行，成立了国营公路、海运和航空公司，创办了国营农场；
此外，还新建和扩建了砖瓦、罐头、榨油、电力等工业项目。
国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氧化铝年产量逐年增长，从六十年代的四十八万吨增加到1978年的七十万吨。
公路建设，独立后相当于殖民时期所建公路的七倍半。
在外交上，几内亚政府奉行中立不结盟政策，忠于非洲统一组织宪章。
几内亚于1959年10月04日同我国正式建交。
1960年09月，塞古·杜尔总统曾来华访问，中几两国签订了友好条约。
1964年01月，周恩来总理访问了几内亚共和国。
此后，两国间经常保持着友好交往。
这次塞古·杜尔总统再次访问我国，将进一步加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
刘建英（附图片）
中国援建的科纳克里的人民宫。
新华社记者刘东鳌 摄

十一天中九千多古巴难民逃到美国
据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消息：
这里的美国官员说，到05月03日为止的十一天中，已经有九千二百九十名古巴难民到达美国。
这些难民是自费租用在美国的古巴人的小船离开的，中途曾不断发生翻船事故，一些难民被淹死。
据报道，尽管基韦斯特和古巴之间的佛罗里达海峡一百五十公里宽的海面最近一直浪涛汹涌，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古巴难民乘小船冒险到这里来。
04月27日就有九只小船因遭到风暴侵袭而沉没，有四人死亡。
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最近谴责古巴当局迫使难民外流是一种“冷酷的行为”。

南朝鲜人民继续开展斗争
新华社平壤电近来，南朝鲜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斗争。
参加斗争的队伍，从学生发展到工人；
斗争的方式，从集会示威到暴动；
斗争的目标有改善生活条件，也有要求民主，反对当局维持“维新体制”。
这一斗争是从学生争取校园民主开始的。
从03月下旬以来，南朝鲜的汉城大学、成均馆大学、全罗南道大学和朝鲜大学等几十所大学和许多高等专科学校的青年学生陆续展开了要求校园民主的斗争。
他们通过集会、示威、静坐、绝食、表演讽刺剧等多种形式，提出了“保障校园自由”、“解散官办学生会”的口号，要求保障校园民主、废除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的制度，要求曾为“维新体制”效劳的校长、教授辞职。
各大学学生斗争的队伍少者数十人，多者数千人。
在学生斗争的猛烈冲击下，一些大学被迫停课，不少大学的校长、理事长和一些行迹恶劣的教授相继辞职。
近日来，学生们又提出解除去年10月26日朴正熙被打死后宣布的“戒严令”、停止“由政府主导的修改宪法”和现当权者交出政权等要求，矛头直接指向了南朝鲜当局。
学生斗争方兴未艾，工人斗争又相继兴起。
从04月21日至23日，南朝鲜江原道旌善郡舍北邑东元煤矿的七千多名工人和附近居民，要求提高工资、反击警察镇压工人的暴行，而举行了大规模的暴动。
工人们手持铁棍、镐头和警察进行激烈的搏斗。
工人们占领了矿务局办公楼，控制了警察和“乡土预备军”的武器库，封锁了通往矿区的全部路口。
由于工人们的坚决斗争，当局不得不全部接受工人的要求，斗争取得了胜利。
近几天来，京畿道仁川市东区的仁川炼铁公司、汉城市的日新炼钢公司、蔚山的东洋尼龙公司等企业的工人们也纷纷起来罢工、示威、静坐和冲击公司办公室，要求提高工资、恢复被非法解雇的工人的工作和御用工会头目辞职等。
仅25日和26日两天，南朝鲜各地就有二十个工厂、企业的工人展开了斗争，参加的人数有四千多人。
南朝鲜人民是有光荣斗争传统的。
1960年04月19日，从汉城、釜山、大邱、光州等大城市到偏僻的农村和渔岛，南朝鲜各地的青年学生、工人、农民和中小工商业者等几十万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起义，推翻了对内残酷压榨人民，对外卖国求荣的李承晚政权。
去年10月，釜山、马山等地的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又展开了英勇的斗争，锋芒直指朴正熙的法西斯独裁政权，使南朝鲜社会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和混乱。
这次南朝鲜人民的斗争，也将给南朝鲜当权者以沉重打击。

新加坡和孟加拉国决定不参加莫斯科奥运会
国际奥委会主席对莫斯科奥运会前景表示悲观
据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新加坡和孟加拉国政府昨晚宣布，两国决定不参加1980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
新加坡政府昨天发表的一份声明说：
“鉴于我们以前的立场，并考虑到亚洲、西欧和其它地区相当数量的国家已经决定不参加奥运会，新加坡决定也不参加奥运会。”
声明说：
“苏军继续侵占阿富汗已引起国际社会广泛的批评和谴责。
苏联在阿富汗的行动不仅威胁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且开创了把弱国变成掠夺成性的强国的猎物的先例。”
新加坡全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昨晚在一份声明中说，它已考虑了政府的决定，并相应地作出了不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的决定。
声明说，“因此它将既不派代表队参加奥运会，也不派任何代表参加与莫斯科奥运会有关的会议。”
另据报道，孟加拉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说，孟加拉国决定不参加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
新华社日内瓦05月04日电据瑞士《新画报》报道，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最近在一次谈话中对莫斯科奥运会前景表示悲观。
他说，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朗的紧张局势和世界形势的不断恶化，使我日益没有希望看到莫斯科运动会能正常举行”。
基拉宁说：
“我很希望这次运动会正常举行。
但是应该正视现实，许多西方运动队参加莫斯科运动会的可能性很小。”
“我们无能为力。
当一个国家的奥委会决定不参加运动会时，我们对它不能进行任何惩罚。
另外，即使（比如）大西洋联盟的所有国家都决定不去莫斯科，即使这次运动会因而丧失它的全部意义，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也不能取消它。
一旦同东道国签订了书面协议，便不能再改变主张了。”
他说：
“作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我要么去莫斯科……要么辞职。
但是作为一个人，我要抗议和抵制！”

民柬电台支持召开援柬国际会议
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的一篇评论说，柬埔寨人民支持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关于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讨论向柬埔寨人民提供援助问题的决定。
评论说，一年多来，越南侵略者把柬埔寨人民的田园、耕牛、生产工具等毁坏殆尽，全世界对柬埔寨人民的生存都非常担忧。
因此，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决定召开讨论援助柬埔寨人民的国际会议是完全正确的。
评论指出：
“这是柬埔寨人民、东盟国家以及其他倡议国和热爱和平与主持正义国家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一个巨大胜利。”
“即将召开的这次国际会议是对越南推行饥饿政策的沉重打击。”
评论说：
柬埔寨人民深信，即将召开的援助柬埔寨人民的国际会议必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援助国家根据自己的愿望来援助由于越南侵略战争而蒙受苦难的柬埔寨人民。
“柬埔寨人民吁请一切热爱和平与主持正义的各国人民提供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这些援助应该落到柬埔寨人民手里。
民主柬埔寨政府完全有能力与各人道主义组织合作，来分发这些援助物资。”

经受严峻考验的一年
——英国保守党执政一周年回顾
新华社记者杨翊
今年05月03日是撒切尔夫人领导的英国保守党上台执政的一周年。
一年来，保守党政府先后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施政纲领和预算法案，企图在若干年内扭转英国的局面，改善它的内外处境。
此间观察家认为，一年来的事实说明，这位欧洲历史上第1任女首相目标明确，态度坚定，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在计划实施中却也遇到不少困难，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
撒切尔夫人的对外政策得到议会和舆论的较多支持。
她决心加强欧洲共同体的建设，支持欧洲议会的直接选举，赞同扩大共同体。
她确认对英联邦和联合国承担的义务，促进了津巴布韦的和平与独立。
她还努力发展同第3世界及东欧的联系，重视同中国的友好合作。
一年来，保守党政府的外交是活跃的，撒切尔夫人和内阁成员不断出访西欧、美国、日本、东欧和亚非国家，大伦敦市更经常是外国首脑冠盖云集的地方。
撒切尔夫人由于对霸权主义的警惕，经常遭到苏联的辱骂，并扣以“铁夫人”或“吵吵闹闹的女人”等帽子。
但她仍坚持以实力求安全的政策。
她认为，缓和与防务不可分割，只有加强防务，才能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谈判。
面对日益增长的苏联威胁，英国政府决心在削减公共开支的同时，每年增加约百分之三的国防费用，大幅度提高官兵和警察的薪饷，采取切实手段，加强空海军力量，如空军向美国订购侦察远距离潜艇设施，生产新型空对空导弹，海军装备核深水炸弹等。
同时，保守党政府深知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对付强敌，因此十分重视增强北约的防务，积极赞助北约在西欧部署巡航导弹和潘兴Ⅱ式导弹，承担在英国本土部署一百六十架巡航导弹的义务，并支持北约用四十五亿美元修建机场和弹药库等。
在国际事务中，英国的反霸态度是明确的。
阿富汗事件后，英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撒切尔夫人还致电勃列日涅夫，谴责苏联的入侵，驳斥其谎言，并宣布不承认在侵略者卵翼下建立的阿富汗新政权。
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保守党政府抗议越南当局侵占柬埔寨和大量输出难民，断绝对越南的一切援助。
对于抵制莫斯科夏季奥运会，英国政府的态度也是坚决的。
当然，撒切尔夫人的外交活动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经济关系矛盾较多，英国迄今没有加入欧洲货币体系，它对共同体的财政负担问题更是长期难以解决，虽经多次磋商，仍未取得妥协的办法。
英美关系近来也不很协调，在伊朗、阿富汗等国际性事件中，显得通气不够，配合较差。
如果说保守党政府一年来在外交方面还是有所作为的话，那末内政方面，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情况却令人难以感到宽慰。
保守党上台时，针对英国经济的长期不景气，曾提出过五项任务，那就是：
决心控制通货膨胀，刺激生产发展，坚持“法治”，改善福利制度和加强防务，以振奋人心，繁荣经济。
本届政府的经济理论、方针和政策明确，魄力很大，它有一个中期规划，而以克服通货膨胀作为首要任务。
但执行结果却事与愿违，通货膨胀率不仅未能降低，反而由去年04月的百分之十点一猛增至今年03月的百分之十九点八，几乎涨了一倍，官方估计还将会继续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以上。
失业人数一年来由占就业人的百分之五点三递升到百分之六点三，增加了二十多万人。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缓慢，去年如剔除北海石油和天然气增产百分之五十这一特殊因素，工业生产还呈下降趋势。
对外贸易也出现三十二亿英镑的巨大逆差。
这种情况不断遭到反对党工党和全国职工大会的猛烈抨击。
工人罢工此伏彼起，1979年因罢工损失的劳动日达三千万个，大大超过往年，其中规模较大、持续较长的有去年08月机械工人和今年年初钢铁工人的全国性大罢工。
就是支持保守党的人士也对此忧心忡忡。
反映“伦敦城”（英金融中心）观点的《金融时报》说：
“现在愈来愈多的保守党支持者开始怀疑保守党的航向。”
代表大资本家利益的英国工业联合会对把英格兰银行最低贷款利率提高到百分之十七表示不满。
去年底九十名保守党议员也签名对政府提高利率表示遗憾。
看来，由于受到国内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国际市场的影响，保守党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措施要很快奏效并非易事。
过去的一年已经表明了改善英国经济的前景是何等的艰巨。
尽管如此，总的看来，保守党政府今天仍然是比较稳定的。
它在议会拥有四十三席的可靠多数，能有恃无恐地推行其主要政策。
其次，它内部基本上还是团结的，撒切尔夫人在党内享有较高威信，最近英国《卫报》举行的全国民意测验表明，有百分之五十三的人认为没有人比她更适合担任保守党政府的首相。

阿富汗学生反苏斗争在扩展
各地游击队频繁出击使敌遭到很大损失
新华社北京05月04日电 喀布尔消息：
喀布尔、坎大哈、贾拉拉巴德等地的学生05月03日继续坚持罢课，反苏斗争正向其他城市扩展。
消息说，05月02日，又有三百多名学生被捕，因为他们抗议当局“大规模地使用武力”，镇压反苏示威。
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在05月03日在喀布尔包围了一些中学和大学，苏联武装直升飞机在校园上空低飞。
但是学生们继续同苏、阿军队进行斗争，向他们投掷石块。
法新社05月03日发自白沙瓦的消息还说学生已号召举行总罢工，来抗议苏联侵略者的暴行。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05月04日电伊斯兰党发言人今天说，在阿富汗中部帕尔旺省哈尔邦德县的一次战斗中，游击队打死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共二百一十六人。
解放阿富汗伊斯兰联盟人士说，在库纳尔省的一次战斗中，游击队打死政府军二十人、俘虏十人。

中日交流话中医
王士福
我国著名的唐代高僧鉴真法师于公元七五三年东渡日本传法。
鉴真法师精于中医学，携带有大批中医典籍，并在日本行医治病，传授弟子。
当时，中医学在日本大为盛行，日本称中医为“汉医”。
实际上早在鉴真东渡以前，日本就通过派出遣隋使、遣唐使和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中国的医药学。
明治维新以前，中医在日本民间享有很高的信誉，历代也产生了很多高明的中医和有关中医的著作，并且还保有一些在中国早已亡佚的古医籍。
例如隋朝杨上善注释的《黄帝内经太素》这部重要的中医经典著作，在我国南宋、金、元年间即不多见，后又亡佚。
直到清光绪年间，杨惺吾才在日本仁和寺宫发现了这部著作的唐钞影写卷子本。
据考证，这个钞本写于日本仁和三年，即公元八八七年，距鉴真法师东渡日本百余年之后，这很可能为鉴真传于日本的。
千余年后我国已亡佚的医籍，由日本又传回我国，这可谓文化交流的佳话。
这本书现有人民出版社影印本，它对我们今天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尤其对学习和研究《黄帝内经》，将会产生重要的作用。
日本人丹波康赖著的《医心方》三十卷，选录了宋以前我国历代医家著作，分门别类加以著录，并标明了出处。
我国一些早已亡佚的古医书，有些内容还保存在《医心方》中，对我们今日校释、整理古医籍是很重要的参考资料。
日本人有关中医的各类著述，流传于我国的也不少，对我国中医学的发展和影响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如1936年世界书局出版的《皇汉医学丛书》，共收历代日本人所著中医书七十二部，其中丹波元简所著《素问识》是一部水平很高的巨著。
其他如《伤寒论辑义》、《金匮玉函要略辑义》等，都是学习中医经典著作的重要参考书。
再如多纪元胤著的《医籍考》和冈西为人著的《宋以前医籍考》，是中医书籍目录学的两部巨著，也是研究中医学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此外，二十年代初期日本人汤本求真著的《皇汉医学》，以现代医学的理论方法整理、解释我国汉代大医学家张仲景所著《伤寒论》，对当时我国中医学起过很大影响。
中医学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为了继承发扬中日两国的宝贵医学遗产，日本汉医学者和我国中医工作者应当加强学术交流，为创造东方新医学而共同努力。

归燕之谜
伊索寓言中说：
一燕不成夏。
确实，秘鲁伊奎特思的夏天，真是飞燕的天下。
傍晚，当圣·安娜教堂的钟敲了六下之后，千千万万只飞燕向着阿马斯广场飞去，遮天盖地，把晚霞也遮住了。
这种情景每年从04月起，持续到08月。
根据路易斯安娜国立大学的奥纳尔博士的观察，这批燕子是一种南燕，为紫燕的亲缘，来自玻利维亚、巴拉圭和阿根廷一带，到这里来是为了度夏。
秋季来临的时候又飞回去孵化小燕。
这批燕子七年前还只有约一万只，现在已增加到约七百万只，真能把一个城市笼罩起来。
但是令人感兴趣的还不是数量的激增，而是它们来到秘鲁之后表现出的一些奇特的现象。
比如，为什么这群燕子每天晚上总要飞到阿马斯广场来过夜，而不到附近茂密的森林里去呢？
在这城市的另一端，也有一个广场，相距只有一英里，那里树多，光线与环境都比阿马斯广场好，却连一只燕子也不落到那里？
为什么第2天早上又那么井然有序地飞回森林去？
另外，在不同的月份，太阳落山的时间都不一样，而它们却不早不晚都在教堂钟声响过六下之后飞出来，难道说与钟声有什么联系？
有人认为，可能是燕子本身感到在广场栖息比在森林里更安全，因为在森林里往往遭到猫头鹰和其他动物的袭击。
也有人认为与燕子本身的荷尔蒙变化有关，也许还同它们对地球磁场的反应有关。
还有人认为是习惯问题，因为这些燕子选中这地方后，长期以来不受侵袭，因此不轻易改变场所。
可是，说也奇怪，大约在一年多之前，人们曾试图赶跑这群燕子，在它们飞来之前把阿马斯广场上的树枝全部砍光。
傍晚六点刚过，随着钟声的余音，燕群准时飞回来了。
砍光的树丫上落不了多少燕子，大部分燕子乱飞乱撞，有的撞进行驶着的汽车里，有的飞进住户的楼房里，尽管死伤了上千只燕子，余下的还是不走，盘旋乱叫。
人们无奈，只好又在树上拴上树枝与结上一些绳子，让燕子在这里过夜……时至今日，这一奇特的现象依然是一个颇为费解的谜。
学鸣 文 金秋 画

永生〔钢笔画〕 高莽

没有汽车的威尼斯城
威尼斯是举世闻名的意大利“水城”。
悠久的历史，别具一格的风光，曾使拜伦、歌德、海明威等著名文人流连忘返。
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水城的固有魅力不仅不减当年，而且还因它没有别的城市那样穿梭来往的汽车，而使来访者感到别有情趣。
一个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城市而没有汽车穿行，简直难以叫人置信，然而却又是真的。
偌大的威尼斯没有一辆汽车，这虽然失去了汽车的方便，但也免除了汽车的喧嚣和拥挤。
来自车满为患的纽约、伦敦、巴黎或东京的游客，对此能不耳目一新？
因为，在威尼斯，除了乘船以外，在陆上，不论富的、穷的、上层、下层……人人都安步当车。
客人驾车来访，也必须把汽车停放在指定的郊外停车场上，然后徒步进城。
常年步行提高了威尼斯人的“走路艺术”。
威尼斯河道纵横，全市共有大小四百多座桥。
人们注意到，年轻的妈妈们竟能够推着婴儿车，从容自如地上下台阶、跨越桥梁。
据说，有些念念不忘历史旧账的男人走路，还有别的讲究。
比如，在圣马可广场，他们总要走佛罗里奥一边，因为他们听人讲过，十九世纪中叶奥地利占领威尼斯时，奥国军官总是走瓜德里咖啡馆那一边的。
梅禾禾

耶路撒冷今昔
安国章
神奇的传说，宗教的色彩，引人的胜迹，独特的情调……耶路撒冷是座令人神往的名城。
但是，战后扰攘不休的纷争，潜伏灾祸的因素，尤其使它成为世人注目的地方。
耶路撒冷是座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饱经沧桑的古城。
它座落在碧波荡漾的地中海东岸巴勒斯坦中部四座小山上。
青铜时代，它是阿拉伯耶布士人的一个堡垒。
公元前约一千年，犹太王国创始人大卫夺取了它，把它作为犹太王国的都城。
公元五八六年，耶路撒冷被巴比伦人摧毁。
之后，在波斯、希腊及罗马统治时期，它又获得了复兴。
耶路撒冷是有它的特殊风韵的。
全城分新城和老城，新城在西，是现代化都市；
老城在东，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圣地。
全市面积一百五十八平方公里，东部是西部的两倍。
全市人口二十七万五千，其中四分之三是犹太人，他们住在新城，而老城的居民大部分是阿拉伯人。
根据联合国1947年决议，耶路撒冷为国际城市，由联合国管辖。
但1948年，以色列侵占了新城，老城由阿拉伯人管辖。
到1967年，以色列进一步侵占了老城，并单方面决定把两部分合为一体，拆除了两区之间的保安墙和铁丝网等障碍物。
随后，又蛮横宣布耶路撒冷是它不可分割的永久首都。
世界上，多少虔诚的宗教徒对耶路撒冷顶礼膜拜，把它看作圣城。
城内，萨赫拉石地是三大宗教的重要圣地。
几个宗教对它都有不少传说和记载。
据说，犹太先知亚伯拉罕曾在这里准备杀子祭献耶和华神；
上帝“捏土造人”就在这里；
而穆斯林则认为穆罕默德
“登霄”同它有关。
对于伊斯兰教徒来说，耶路撒冷可称为继麦加和麦地那之后的第三圣地。
相传使者穆罕默德在麦加城遭到当地贵族反对时，安拉一夜之间把他送到这里，登上了第7重天，受到天启后，当夜赶回麦加，这就是有名的“夜行和登霄”。
从此，耶路撒冷成了穆斯林的圣地。
耶路撒冷有两座最宏伟的清真寺，一座是建于公元七○五年的阿克萨清真寺，另一座是萨赫莱清真寺，建成于公元六九一年。
由巨石垒成的飞马墙也是伊斯兰教的圣地之一。
据说穆罕默德夜晚到达耶路撒冷时曾将他的飞马停在这里，飞马墙即由此得名。
所罗门圣殿，据传原是犹太王国的国王大卫兴建的一座祭坛，后来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公元前九七三——九三三年）把它改建成一座寺庙，即所罗门圣殿。
至于希律庙，除了残缺的西墙外，已看不到任何痕迹。
西墙又名“哭墙”，由大石砌成，长一百五十英尺。
传说罗马人占领耶路撒冷时，许多犹太人常聚在那里哭泣，因此后人把它称为哭墙。
马赫德教堂座落在耶路撒冷南部十七公里的小镇伯利恒的马赫德山洞附近。
相传耶稣就在这里降生。
洞里有一块洁白的大理石，上面刻有一行拉丁文字：
童贞女玛利亚之子耶稣在此降生。
圣墓教堂也是基督教徒的圣地。
据说基督就是在这里被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并埋葬于此。
圣墓教堂也称复活教堂，传说基督死后三天从墓中复活，四十天后从这里升天。
正由于三大宗教的圣地聚集于耶路撒冷一身，为了争夺圣地，自古以来，不知发生过多少次残酷的征战。
仅在一○九六年至一二九一年间，就发生了七次十字军东征的战争。
虽然此城数次几乎被夷为平地，但都得到复兴。
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公认的宗教圣城。
可以说，耶路撒冷是世上罕见的屡遭破坏但又备受崇敬的一座美丽城市。
目前以色列仍非法占领着耶路撒冷全城，它的侵略行径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
阿拉伯各国人民，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民，为合理解决耶路撒冷问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当前仍在进行的埃及和以色列两国关于巴勒斯坦自治问题的会谈中，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也是主要的谈判议题之一。
（附图片）

萨特—进步人类的朋友
张英伦
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和作家让·保罗·萨特去世了。
虽然他生前从不接受来自官方的任何荣誉，但法国总统德斯坦仍以个人名义亲自向他的遗体告别，政府官员和各政党领袖也纷纷发表悼念他的讲话。
中国的电视观众已经看到，数万巴黎普通市民自发地拥上街头，为他送葬，场面是那样隆重，气氛是那样哀痛。
与此同时，发自五大洲的电讯纷纷向这位逝者表示敬意。
世界公众就是这样对萨特其人作出最好评价的。
萨特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进步人类的朋友。
中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类为失去一位朋友而深感惋惜。
萨特首先是以哲学家而闻名于世的。
四十年代初，他提出了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
简括地说，他认为人降生时并无既定的精神本质；
人通过选择自己的义务而获得自身的价值；
这种选择是绝对自由的。
萨特宣称他在不少问题上赞同马克思主义。
他的“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无疑含有一定的唯物主义的成分。
但他脱离社会和阶级谈论个人选择的
“绝对自由”，却显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存在主义哲学的确立正值饱受德国法西斯蹂躏的欧洲解放在望的时刻，它适应了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抽象自由的渴求，因而风靡一时；
在战后十年间，其影响波及整个西方世界的知识阶层。
萨特又是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他的文学才能是多面的。
以1945年为分界，前期的作品大都旨在阐发其存在主义哲学，后期的作品则偏重于发表其社会政治见解。
后期，他的主要建树在于戏剧，其中除《脏手》流露出某种偏见外，其他剧本的思想倾向都相当积极可取：
《死无葬身之地》暴露了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维希卖国政府对抵抗运动战士的残酷迫害；
《特洛亚妇女》谴责了非正义战争，特别是殖民战争；
《可尊敬的妓女》抨击了泛滥于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中国广大电影观众都熟悉并喜爱根据萨特的剧作《可尊敬的妓女》改编拍摄的同名影片，不难想见他的作品锋芒之尖锐、说理之雄辩和艺术之感人。
1964年，有关机关为表彰萨特的“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曾决定授予他以诺贝尔文学奖金。
尽管萨特谢绝了这一荣誉，但其文学成就毕竟已为举世所公认。
萨特不是那种幽居“象牙之塔”的书生。
他与社会政治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面对国内国际重大事件总是明确地“选择”自己的立场，确定自己的“义务”。
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他就应召入伍，走上前线。
他被俘后侥幸生还，又立即投身地下抵抗运动。
祖国解放后，他热情支持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人们经常可以在集会和游行中看到他的身影。
五十年代初，他曾谴责美帝发动侵朝战争。
他声援阿尔及利亚人民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
1968年苏联侵捷后，正在罗马休养的萨特愤怒地向全世界宣告：
“我认为这是十足的侵略，就是国际法条款中定为‘战争罪行’的那类侵略。”
历史一再表明，萨特作为社会活动家，经常都是站在正义事业一边，他是进步人类的当之无愧的朋友。
我们特别缅怀萨特对中国人民的热烈而诚挚的友情。
新中国成立后，萨特一直关注着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的各项事业的发展。
1955年秋天，他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中国之行。
在一个半月的参观访问中，萨特为中国大地的日新月异的变化而惊叹，更为中国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精神所激励。
这位思想锐敏、言词坦率的客人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我对中国的观感》一文中道出了他此行的最深切的感受：
“在中国，社会主义化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中国必须或者灭亡，或者走向社会主义；
它必须或者灭亡，或者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
然而，只要看一看你们如此欢乐的青年和儿童，就会理会出这个国家一定不会灭亡。”
他回国后又写了一系列文章宣传中国人民的成就，增进了法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
我们欣喜地看到，二十多年过去了，任凭风云变幻，萨特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始终不移。
记得同样是在《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文中，萨特曾站在未来的高度坦然地正视死亡：
“如果人类在我死后还活着，而且我还能清楚地知道人类朝着什么方向前进，那么，我个人的生死问题是无所谓的。”
今天，萨特去世了，但他会感到欣慰，因为中国人民在斗争，为了把祖国变成一个萨特曾为之祝愿过的“非常强大的国家”；
世界人民在斗争，为了铲除萨特曾与之斗争过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
人类将永远向着光明前进！
（附图片）
1970年10月，萨特在比扬古尔向雷诺汽车工厂的工人发表演说。

谒伦敦马克思墓
肇星您的不少邻居，都有十字架在头上高悬。
大凡迷途的灵魂，都千方百计升天。
唯有您，甘愿留在大地上，注视着历史的进展。
您从未追求永生，却永生在大众心间。
您那些富有的邻居，死后照样阔气。
墓碑上金字闪闪，粉饰着资本的劣迹。
唯有您，墓前朴素的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呼唤着万钧雷霆，开拓新的世纪。
作于伦敦旅次。
马克思诞辰一六二周年前夕改定。

卡尔·马克思〔木刻〕聂昌硕

喜赋二绝句赠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在美召开
吴组缃红楼一梦动寰球，世态风华各异流；
堪喜今朝共研讨，东西文化无鸿沟。
孰为美善孰为真，人类文明同世珍。
国际学人庆聚首，花香鸟语好争春。

地道口上的柜子
天津历史博物馆 王绪周
天津西郊梨园头、王姑娘庄一带的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早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就有天津的爱国学生在这里开展革命活动，当时的中共天津市委曾在这里建立了党组织。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这一带就成为我解放区工作人员进出城市的联络站。
我冀中军区领导下的津南支队也经常在这里活动，不断地给前来骚扰的日、伪军和罪恶昭著的汉奸以沉重的打击。
可是村子周围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很难隐蔽。
怎样保护子弟兵的安全呢？
于是当地群众就向冀中人民学习，在村里挖地道，搞起一整套既能打击敌人，又能保护自己的作战体系：
在敌人经常出没的道路周围民房墙壁的砖缝处搞好射击孔，在院内住的房里设置地道口，直通野外。
当少量敌人蹿来时，就将其消灭；
待敌人出动大队人马时，我军指战员就钻进地道迅速安全转移出去。
为了不使敌人发现地道口，群众千方百计将其伪装。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个柜子（见图），就是王姑娘庄的群众用来伪装地道口的。
这只柜子是由一个心灵手巧的老木工设计制作的，由表到里，看起来和一般农家用的碗柜没有什么两样，但柜子的底板则是活动的，一按动机关就可神奇地翻开，再一按，又复原了。
这只柜子曾多次掩护子弟兵安全转移。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只柜子由于伪装得十分巧妙，从未被敌人发现过，多次掩护了子弟兵，为人民立了大功。
（附图片）

炭子冲小路（外一首）
徐子芳小路上有他的脚印，小路上有他的汗珠；
小路，是一支洞箫，低奏他童年的牧歌。
昨夜，他回来了，春风细雨中从这条小路上走过……
遗像又挂起来了！
他的一张小照。
从十四年的屈辱里挺起，嘴角依然挂着微笑。
眼睛望着前方，把征途的目标搜索、寻找！
——这是启明的星光呵，似乎早把今天看到……他是属于光明的，光明是他生命的细胞；
我是光明大军的战士，今天在他面前报到！

致花明楼的乡亲
姜锋青深信太阳落土定会在东方升起，深信大江东去卷走的只是沉渣、污泥，深信阴霾驱尽北斗更加闪亮，深信暴风雪过后青松依然挺立！
花明楼的乡亲藏起金字门匾，深信祖国会欢迎您——敬爱的少奇同志！
难道不怕抄家、杀头的血腥暴力？
难道不怕株连九族的封建法纪？
难道不怕比兽类更野蛮的迫害？
难道不怕面刺黥字、身穿囚衣？
不！
为保存光明的火种何惧炙伤，纵然同火种一起焚化也要光照天地！
不通过黑夜的道路哪能看到晨曦？
不同邪恶决斗哪能维护正义？
不捍卫真理哪有革命的尊严？
不披肝沥血哪有蔑视妖魔的勇气？
纵然雪压花明楼也要顶破严冰，石在，火种就不断，难道这不是真理？！
终于啊花明楼柳暗花明迎春光，十一届五中全会传来了东风讯息，快挂起这金光闪耀的门匾吧，十二年，人民用泪水将它浇洗。
少奇同志，您回来看看您的故居吧，您会赞叹：
人民伟大、人民无敌！

要提倡正气 反对邪气
贾概之
03月01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魏克明同志的《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恢复名誉》一文。
文章据实痛驳了林彪、“四人帮”一伙诋毁《修养》的种种无耻谰言，也用四十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经验，证明《修养》一直是提倡正气，反对邪气的有力武器，使人读后衷心称快。
其实，尽管遭到了诋毁，《修养》的名誉，在十年大动乱前入党的广大党员心目中，在凡是阅读过《修养》的广大群众和干部心目中，一直是没有毁掉的。
这是由于《修养》同人们的斗争生活、党性锻炼、思想修养有着血肉难分的联系。
《修养》原是刘少奇同志1939年在延安马列学院的一篇演讲。
这演讲，当时是针对着王明路线在党内造成的种种歪风邪气，为着发扬党内的正气，正确引导党内开展思想斗争而作的。
刘少奇同志的演讲，立即得到了广大党员和干部的称赞，并应大家的要求整理出版。
出版前，毛泽东同志还在上面批了“提倡正气，反对邪气”等话。
从全国解放直到十年大动乱前，《修养》先后再版过二次，发行了几千万册。
它成了广大党员和所有追求思想进步的干部、青年的良师益友。
它教育了我们整整两代的共产党人，是每个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好教材。
怎能毁得掉呢？
十年浩劫中，尽管《修养》被污蔑为“黑书”，尽管林彪、“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们泼尽了污水，煽动广大党员和干部“赶快与《修养》彻底决裂”，却仍然无法使人们同《修养》“决裂”开来，因为《修养》是深深植根于每个共产党员党性土壤中的大树。
只要还保留有几分党性的人，就无法做到与《修养》“彻底决裂”。
当然，也的确曾有那么一小撮人同《修养》彻底决裂了，那是因为他们早就同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同共产党人的党性彻底决裂了的缘故。
四十年的实践检验，证明《修养》确是“提倡正气，反对邪气”之作。
在《修养》广为流传时，我们党内的正气就上升，邪气就下降。
延安整风时是如此，解放初期整党时是如此，1962年的严重困难时期也是如此。
反之，《修养》遭到污蔑、批判、禁止时，党内的邪气就弥漫，正气就瓦解。
林彪、“四人帮”大批《修养》的结果，是党的优良传统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
虽然经过了三年多的大力恢复，我们仍然感受到这种遗害，言来令人痛心。
刘少奇同志和他的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永存的。
每当人们念及刘少奇同志的时候，便不免要忆及《修养》，而每当人们翻阅《修养》的时候，又总不免怀念刘少奇同志。
而我们对刘少奇同志最好的怀念，应该是好好学习和努力运用《修养》这一良好的武器，积极地去提倡正气，反对邪气，为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进行英勇无畏的斗争！

闪光的金匾
萧重周
一场及时的春雨，把苍翠的群山洗刷得更绿了，湘江的水，扬起了欢笑的波涛……如今，花明楼又花开明艳，焕发出昔日的异彩！
花明楼的人们，含着激动和快乐的泪花，把一块辗转收藏多年的金匾搬出来，细心地擦拭干净，迈着庄重的步子，抬着它，端端正正地挂在炭子冲的大门上。
这是一块不大的金匾，“刘少奇同志旧居”几个鎏金字，在温暖而明亮的阳光照耀下，熠熠发光！
它凝聚着家乡人民的思念，镌刻着历史的荣辱！
人们清楚地记得，也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乡亲们在欢乐的锣鼓声中，将这块不大的金匾悬挂在炭子冲——这座半茅半瓦的房子大门上。
老人们捻着颔下飘拂的银须，轻点着拄手的拐杖说：
“挂得好啊！
这金匾，是我们花明楼的骄傲！”
中年人兴奋地说：
“他在中国国土上举足轻重，声名赫赫。
早该挂上匾了。”
金匾，高悬在炭子冲的大门上。
从此，荷锄出工的人们，开着铁牛的小伙子，背着挎包赶路的干部，打从这里过，都要亲切地望一眼这块闪光的金匾！
一个阴霾满天的日子，大卡车发出尖厉的叫声，载着一群“最最革命派”的“好汉”们来了。
柳条帽压到眉心，持着长枪短火，那气派，在花明楼人们的眼里，差点认为是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
来了，要砸的首先自然是那块闪光的金匾。
可是抬着头一看，糟呐！
白墙一块，哪有什么匾？
连影子也没看见。
“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一阵凶狠的吼声。
“不知道！”
被拷问的干部说。
“不知道！”
被询查的社员说。
“好汉”们问不着，那就动手搜！
家家搜过了，户户查遍了，但仍然没发现什么金匾！
人们轻松地吁了口气。
但金匾到底哪儿去了？
真是生了翅膀飞走了么？
没有！
金匾明明摆在炭子冲屋里。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人们看到这群“好汉”乱蜂似的下车时，就瞧出了来意，正是俗话所说的，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于是快手快脚地把匾取下来，情急智生，翻过边来搁在一户社员不显眼的厨房里，上面再堆放着砧板、刀子、菜筐、蔬菜，看去便成了一块厨用卧板；
卧板下，还把煤块木柴塞得满满的。
做得那么巧妙，任你鬼精灵，一时间也难识破其中的奥妙来！
到底是谁出的这个巧计呢？
是你？
是他？
是难以弄明白的。
反正一句话，是花明楼的人，是正直的中国人，把深藏在心底的怀念，化成了机巧和智慧，做了件符合人民心愿的事！
金匾，总算暂时保留下来了，可淋刮剥蚀金匾的冷雨厉风，却并没有立即停息！
于是，人们将这匾辗转而巧妙地珍藏着。
谁也没有跟谁立下同盟，遇到不断来探查金匾下落的人，不管是呲牙咧嘴的，或者满脸堆笑的，得到的同一的回答是三个字：
不知道！
这样做，显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花明楼的人，心里有一个信念：
那写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史上的光辉名字，正象锦绣大地上的高峰。
高峰不是也有被烟雾遮蔽本来面目的时候么？
然而，太阳一出来，烟雾消散，高峰依然会露出那巍巍屹立的雄姿。
太阳总会要出来的，金匾总有那么一天，在阳光下闪光！
人们的信念并没有错！
这块收藏了十多年的金匾，在1980年元月，当大家以跃进的步伐，开始跨入这个大有作为的年代的时候，终于又挂起来了。
那一天，人们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连夜把炭子冲的每个房间，每个角落，里里外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整理得熨熨帖帖。
一个通宵，房子的墙壁刷得整洁如新，窗子上不留半点尘灰。
上千的群众赶来了，大人、小孩都穿上自己最好的衣裳赶来了，队伍的最前列，就是这块金匾。
这块不大的写着“刘少奇同志旧居”的金匾，由几个公社书记抬着，在比第1次挂上时更响的锣鼓鞭炮声中，把它恭恭敬敬地挂在炭子冲的大门上……
金匾挂起来了！
金匾又挂起来了！
看，它在明亮的太阳光下闪闪发光！
它在喜悦的海洋上闪闪发光……（附图片）花明楼刘少奇同志旧居全景
湖南宁乡县委宣传部供稿